赵伯平[2]
1942年7月，中央西北局送我到中央党校学习，主要学习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批判王明“左”倾机会主义[3]。学习结束，我参加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西北局就将我分配到延安抗日救国联合会任秘书长并兼抗联党组书记和文协主任。以后组织又让我做边区教育厅副厅长，直到1946年7月调我回中共陕西省工委接替汪锋任书记。
我任陕西省工委书记时，杨伯伦是副书记，组织部长王俊，宣传部长周芝轩，秘书长张中，统战部长吕剑人。省工委机关这时同关中地委都在马栏，我们吃住都由地委解决。
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3月19日，延安落入敌手。中央根据形势发展，决定陕西省工委同关中地委合并，地委书记兼军分区司令员高锦纯，我任地委副书记兼城市工作部部长[4]，负责国统区工作。不久，胡宗南一个旅进攻边区，被我关中警一旅击溃，消灭一个营，俘敌团长。以后高锦纯带关中警二旅向北转移，我接任关中地委书记和军分区政委，陈国栋任司令员，蒙定军任参谋长[5]；行政专员杨玉亭，副书记杨伯伦，组织部长张凤岐，宣传部长张剑英。后形势更紧张，张剑英、周芝轩向山西柳林屈家沟转移，张病逝途中，周病逝屈家沟。
解放战争时期关中地委主要活动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地委领导下的武装力量及活动。地委主要领导的武装力量有渭北游击总队（司令员谈国帆、政委张钟韬[6]）、西府游击总队（司令员赵伯经、政委吕剑人）、路东游击总队（司令员郭廷藩、政委张军）。此外还有沿河地委领导的游击队以及董策成率领起义的国民党保安六团。各县也有一些武装组织，有的以敌保甲的形式出现。各路游击队四处活动，利用各种形式打击敌人，扰敌后方，袭击其货物，搞得敌人不得安生。一次，西府游击总队下属的乾县支队，发现一架敌机，支队长苏智[7]用步枪射击，迫使敌机降落。
游击总队下面都有三五人组成的武工队，穿便衣，持短枪，经常单独活动，侦察敌情，抓俘虏，工作很有成绩。特别是渭北游击总队武工队活捉耀县专员严崇师以后影响很大。我军退出延安向北转移时，严崇师高兴得手舞足蹈，独自在耀县城墙上巡视，我3名武工队员化装成卖菜的混进城内，一个监视严的卫兵，两个上了城墙，还没等严崇师反应过来，就被活捉了。武工队员用枪逼着严崇师，令其下令让城内保安队缴械，并不准他们毁坏公署所有财物和公文。接着，渭北游击总队和王世泰率领的部队进了城，将严崇师押到西北野战军司令部，经过教育释放。后来，严曾帮助我们做过一些好事。
二、省工委、关中地委领导下的交通工作。陕西地下党的交通联络工作做得比较好，中央领导同志有较高评价。李先念曾多次讲“陕西地下党是个好党”，“在关中和在苏区一样”。
1946年10月，我接到中央一份电报，要求用十二分的把握将李先念同志安全接到马栏，然后再送到延安。那时，蒋介石已发动全面内战，为了消灭刚突围出来的中原解放军，在陕东地区实行疯狂的“围剿”，沿南山的主要峪口被封锁得水泄不通，渭河南北、边区周围都部署了几道防线。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保证李先念等同志安全通过封锁线到达边区，成为关中地委的主要任务。
李先念等同志从陕南动身时，在汪锋的安排下，化装成国民党军队的少将“高参”，中原军分区副政委任质斌扮成“书记官”，临潼县委书记尹省三[8]和省工委交通员任民扮成地方官吏。在地下党组织的周密安排下，经过与敌人巧妙周旋，将李先念同志安全接到了柳林。第二天又将李先念同志护送到马栏，住在我的隔壁。休息了两天后，我就让军锋[9]带领警卫战士把他们送到延安去了。此外，省工委（关中地委）还护送过郑位三、陈少敏等领导同志去延安。
三、地下情报工作。解放战争期间，省工委（关中地委）的情报工作有很大的成绩，多次受到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的表扬和嘉奖。我们情报来源较多，且准确及时。
1948年春，西北野战军包围了宜川，胡宗南急派刘勘二十九军从洛川出发前去救援。西野急需知道刘勘的情况，彭德怀司令员给我发来电报，限三天之内将敌人的番号、兵力、意图及武器装备搞清，电告西野。接电后，我立即在关中分区东边的界口动员党、政、军各部门了解这些情况。正当大家着急时，胡宗南第七补给区少校参谋、地下党员杨荫东通过中共西安市工委[10]吴伯畅派人星夜送来一份情报。我立即向彭总发报，告知刘勘率领两个整编师（师长王应尊、阎明）从洛川前去解宜川之围，同时向中央军委和西北局也发了电报。后来，彭总指挥西北野战军经过瓦子街战役，歼敌一个旅，击毙刘勘、阎明，攻克宜川县城，取得了重大的胜利。战后，西野在韩城武庄召开党委扩大会议，我和蒙定军参加了会议。会议主要总结解放战争以来的经验，分析了敌我形势。会上，彭总表扬了关中地委的情报工作，并传令嘉奖杨荫东同志。
在咸阳胡宗南部队任作战处长的马生晖也曾将敌人进攻关中分区的情报送给中共西安市工委，吴伯畅再转给关中地委，我们早已转移，使敌人扑了个空。
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中央派马明方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兼省人民政府主席，贾拓夫任中共西安市委书记兼市长，我任市委副书记。从此，我们结束了地下工作，开始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1] 摘自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印的《党史资料》1991年第9期。标题是本书编者加的。
[2] 赵伯平（1902-1993），陕西蓝田人。时任中共陕西省工委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劳动部部长，中共西安市委书记，陕西省委第二书记、陕西省省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全国政协常委等职。
[3] 应称王明“左”倾教条主义。
[4] 据《中国共产党陕西省组织史资料》（1925.10—1987.10），当时关中地委设国统区工作委员会，负责国统区工作，后期改为城工委。
[5] 据组织史资料，蒙定军当时未担任关中军分区参谋长，此说待考。
[6] 张钟韬，即张中涛，据组织史资料和张本人回忆，张当时未担任过渭北游击总队政委。
[7] 据历史文献记载和苏智回忆，苏智时任中共乾永工委书记兼宁太游击队政委，支队长为赵彦芳。
[8] 据查考，尹省三时任中共临潼县工委书记。
[9] 军锋，即杜军锋。
[10] 据查考，西安当时的地下党组织为中共西安工人工作委员会，西安市工委是1948年12月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