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秉华[2]
抗日战争时期，我在中共陕西省委担任联络员，曾五次被派出联络渭南地下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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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1月，省委和关中分委合并，改称关中地委。研究室的干部少数留地委统战部，多数分配到各县。我被分配到地委保卫队任文化教员，后又调关中警备区司令部下属特务营任书记。
第三次派出。1944年5月中旬的一个晚上，营部通讯员送来营教导员江洪瀛的条子，让我立即赶回营部。我和通讯员急忙赶到时，江告诉我张德生来电话，要我明天到地委开会，准备派我出去。第二天到地委，参加会议的有20多个同志，记得有韩夏存、肖江洪、王力、杨克等。张德生作报告，一是讲当时形势。说驻守中原的国民党汤恩伯部队，在很短时间便失守了36个县，日寇已逼近潼关，党中央在延安召开群众大会，号召保卫大西北，保卫陕西，保卫陕甘宁边区；二是布置派出去的任务。向地下党传达形势，要求地下党做好两件事：一部分同志组织武装，准备打游击，进行武装斗争；一部分同志继续坚持隐蔽，长期埋伏，收集情报，从内部打击敌人。最后张德生强调这次任务很紧，要求明天就出发，必须三个星期赶回来，汇报外边情况，并由组织科长杨克和交通科长孙生贤具体安排。我仍到渭南，由关中保安分处柳林据点负责人张仲平设法送我出边境。
1944年5月底，我和张仲平正准备出发，地委统战部长汪锋赶来向我交代一项任务，说刚接到贺龙电报，三五八旅旅长张宗逊要求把他在渭南的侄儿张岱侠带进边区。汪锋嘱我到渭南看情况，如方便就带回来，如有困难就另派交通员去接。接受任务后，我和张仲平当天便到了柳林镇，张找了七八个在边区做盐巴生意的骡子客，其中有个叫老八的，他弟弟是边区部队的一个干部。张对老八说：“我有个朋友要到外边去为店里办些货，请你把他带出去。”第二天，我便和骡子客同行，到封锁线前，我牵着骡子，顺利通过了封锁线。
到渭南后，我先到下邽镇麦张村惠春霖家。惠当时任官底乡副乡长，乡长简安国是当地著名的恶霸头子，掌握不少武装，和惠私交甚密。我向惠传达了形势后，布置他一定要争取简安国，掌握他的武装，一旦日寇打进潼关，利用这支武装开展游击战争。我在惠家住了一天一夜，了解了近两年渭南的许多情况。第二天我到交斜镇找到当时区委委员谢宏恩，谢任交斜乡公所乡队副，管全乡各保武装。我向他说明来意后，由于我们未见过面，他上下打量着我，似乎不相信。我便向他解释，过去每次联系都是住区委书记贾景钰家，现贾早已进边区，贾的妻子张雪琴也认识我，这才使谢消除了怀疑。我们便商量今后开展武装斗争的问题，交斜镇属平原地带，但距大荔县沙窝很近，沙窝有起伏绵延的沙丘，便于隐蔽，要求他在沙窝地区交朋友拉关系，发展党的力量，一旦时局紧张时便把乡武装拉到沙窝坚持斗争。我又向他了解孝义镇拜志正的情况，谢是拜的学生。谢告诉我，拜现在家里，他的弟弟拜志修任国民党白水县县长。我便到拜志正家，布置他设法联络地方武装，在沙窝一带准备打游击。我又向他打听雷永寿的情况，雷是信义乡的区委书记，他说雷在他村里（程家庄村）当小学教员。我到雷永寿家里布置完地委的任务后，就和他商量汪锋交代的任务，让他通过田彦英（党员）去找张宗逊的弟弟张宗遇商量，待我转回来时把情况告我。然后我到渭南县城找到冯照荣，他当时的社会职业是襟湭乡副乡长，掌握有一定武装，我向他传达布置后，便到东原丰原乡找到蔺奉璧，蔺曾任过丰原乡乡长兼丰原小学校长，也掌握了一些武装，他和蔺文华的关系很好，蔺文华是土匪头子，很讲义气，也同情共产党，我每次去蔺奉璧家，蔺文华都要来为我们作警卫。我布置蔺奉璧一定要把蔺文华这部分武装抓起来，成为抗日的武装力量。我还让蔺奉璧考察丰原乡区委书记刘志儒，因刘曾被捕过，估计问题不大，因为他领导下的组织未遭破坏。然后我又分别到长稔乡找区委书记侯善邦和西原区委书记张守仁，向他们传达关中地委指示，马峪乡山沟多，党员多，力量强，乡长、保长、校长都是共产党员。1946年秋冬，豫鄂陕边区领导同志李先念、陈少敏等进边区都在这里住宿过。最后，我回到雷永寿家里，问他联系张岱侠进边区的事。雷说：已经办妥，张岱侠本人和家庭都愿意进边区。张岱侠的父亲张宗适是渭华暴动时牺牲的革命烈士，我决定这次把烈士遗孤安全带到他叔父张宗逊身边。张岱侠当时只有15岁左右，我让他化装成农民，教给他口供，我们都用了化名，假设了我们的关系、乡村名、有多少户人家、我们两家的家庭状况、因何原因准备去何处等，一路上，我边走边让他死记，又反复考问，直至他完全背熟，我才放了心。
1944年6月下旬，我们到了老八家，我和老八商量如何安全进边区，老八因为农忙离不开，他给我出了个主意，为我准备一担大蒜，让我担上大蒜，岱侠跟着，像走亲戚的样子。老八家距封锁线十七八里，早上起身，我们一口气赶到封锁线，国民党的哨兵盘查，我说：娃他爷爷病重，我们一道去看望病人。哨兵打量我们一番，又用枪条捅我的大蒜捆子，没有发现什么，才放行。天黑时，才赶到柳林张仲年的骡马店。交代张把担子还给老八。第二天又起程赶到马栏关中地委。汪锋打电报给张宗逊，接走了岱侠。后来我写了书面材料，并向张德生汇报这次外出的全部情况。
这次到渭南，由于事隔两年不摸底，我是走一家，问下一家，走一站了解下一站，谨慎前行，除少数情况不明的地区未去外，掌握了大部分党员的政治面貌，完成了组织交代的任务。
回到地委后，地委决定把我从特务营调到地委统战部工作。
第四次派出。1944年农历十月上旬，地委派我第四次去渭南，是地委统战部副部长王俊和负责组织工作的杨克给我具体布置的任务。主要任务是继续整顿恢复渭南地下组织。
这次去渭南，我除了又普遍联系了解第三次派出联系的党员外，还重点解决了以下几件事：
一、了解审查刘志儒被捕的详细情况。刘释放后在丰原乡官庄村小学教书，我直接到这个学校找到他。这所学校只有两名教师，他和刘俊孝都是党员，我去的当晚，他安排刘俊孝回家，我和刘志儒就住在学校里，我们促膝交谈，他告诉我当时被捕共有4人：刘志儒、姜行舟、雷家麟、马铭冀。情况是渭南国民党县党部在小学教师讲习班捕后送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刘志儒和其他三人均不认识，互不牵连。刘坚不承认是共产党员，只承认参加过国民党组织的抗敌后援会，宣传过抗日。由于国民党当局未掌握确凿证据，便让刘取保释放了。我分析刘是丰原区委书记，领导30多名党员，他被捕后，这个乡的党员没有一个被捕，组织未遭破坏，证明刘的陈述是真实可信的。根据地委交代，有些情况授权我可以作决定，于是我决定恢复刘志儒的区委书记职务，并布置他整顿支部，恢复组织，开展工作。
二、恢复了县委直接领导的三张镇特别支部。这个支部除支部书记李敬白是村里的小学教员外，其余五六人都是农民党员，1942年后转入“睡眠”状态。这次我找到李敬白，向他传达了形势，让其“叫醒”其他党员，恢复组织，广交朋友，农民党员可争取到乡公所当保丁等。当然一切活动仍需注意隐蔽。
三、恢复两名单线联系的上层党员关系。惠春林单线联系的李致祥，打入国民党中央社陕西分社做记者，王介民打入国民党陕西省政府建设厅任秘书主任，他们两人虽在西安，但组织关系仍在渭南，我布置惠立即去西安联系，经调查了解这几年两人均未发生问题，便恢复了他们的组织关系。
这次在渭南工作了一个多月，除赤水、固市两个地区外，全县组织基本恢复。同年农历十一月底回到地委，向地委做了详细书面汇报。
第五次派出。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党中央在延安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张德生、汪锋、王俊等都是七大代表，提前去了延安。不久，汪锋给杨克来信，意思是通知马生辉（权秉华）即赴延安，协助组织为在延安行政学院学习的渭南地下党员作甄别结论。看了信，我很快起程，步行3天到延安，住在西北局招待所。
在行政学院学习的有7个渭南地下党员和非党群众，常丹平（原固市中学党支部书记）、霍一禾（原固市中学党支部组织委员）、姜炳泰（渭南人、脱党）、李毓章（渭南人、脱党）、刘异青（党员）、贾景钰（交斜区委书记）、王春儒（固市中学党员、1940年停止党籍）。另外还有在党校学习的肖金、杨来祥、关押在边区保安处的苏萍（女）、在延安中央医院工作的郭聪勤（女），共有10多名渭南地下党员，都需要作结论。我的任务就是向组织一个一个提供情况，由组织部门写结论。
这时七大正在进行，毛主席在会上做了《论联合政府》的报告，张德生让我看了文件，让我从头到尾背熟，准备七大结束后，派我出去传达。我便半天到行政学院工作，半天背诵《论联合政府》，后来又增加七大闭幕词《愚公移山》，我都背熟了。6月下旬，张德生让我回到关中地委。不久，张和汪锋也回来了，向机关传达了七大精神，并准备派一批联络员外出传达，决定我去渭南。除传达七大精神外，继续恢复整顿组织。
1945年7月中旬，我到了渭南，由于通过封锁线已有经验，所以来往均未受阻，除分别传达了《论联合政府》和《愚公移山》外，还处理了几个问题。
一、整顿恢复了赤水区委。前几次到渭南，均未到赤水联系，原因是赤水出了叛徒未弄清情况。赤水曾先后有牛含珍、刘德兴、贾增东、张思孝等4名党员被捕，1943年2月下旬张中曾给我和王杰看过中央给地委拍来的一份电报，是国民党特务机关掌握渭南地下党的一份名单，其中有权秉华、王杰、姜行舟、雷裕民、姚碧池等20多人，名单中每个成员的社会职业、家庭住址，甚至面貌特征都有详细注明，非常具体。我和王杰看后，肯定党内出了叛徒（解放后，牛含珍定为反革命叛徒，其余3人也都回到农村）。而且，我们也看到国民党报纸公布的自首名单中有刘德兴和贾增东。这次，我先了解了赤水党的负责人姚碧池的情况，他没有被捕没有发生问题，现在正在集成小学教书。我到姚碧池家，了解赤水全部党员情况，哪些人消沉，哪些人找过组织关系，被捕的4个人在狱中的表现等。根据情况，我认为姚碧池仍可继任区委书记，便和他商量，他提出最好让吉志发同他一道工作，于是便决定姚任区书记，吉任副书记。我向他们两人传达了形势、工作方针和七大精神，研究了他们的分工。
二、重新建立了固市区委和交斜区委（包括孝义乡）。当时固市中学只有孙尚武1名党员，他在固市中学任图书馆管理员。另外固市桥村马小学校长左天恩和渭南民教馆干事张锡令也是党员，我分析无问题后，便召集他们3人在桥村马小学开会，传达地委布置的精神，决定张锡令任区委书记，孙尚武在固市中学学生中物色对象，发展党员，建立组织，并决定拜志正任交斜区委书记。
三、了解李凌云的详细情况。我从侧面了解到1943年李凌云释放后在长稔乡永庆寺小学任校长，由于他的党籍尚未恢复，杨克交代这次应弄清他被捕的全过程，我便直接到李凌云处，他告诉我，1942年被捕后，按照省委指示的精神，只承认渭华暴动时是共产党员，早已脱离关系，没有暴露组织。1943年因病，通过陕西省三青团组训干事翟文凤的关系，保外就医，后便回到华县家里。
最后找冯照荣，他是留在渭南的唯一县委成员，其他人都进了边区。当时他打入国民党渭潼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任稽查长，住在华阴庙。地委指示要冯设法打入军统，我赶到华阴庙正是日本投降的前一天晚上，我传达了七大精神和地委指示。他说稽查处的人大部分都是“兰训班”（国民党特务训练班）毕业的，这些人鬼得很，警惕性很高，打进去不容易，他们轻易不发展对象。后来，虽经努力，仍未打入。
1945年9月下旬我带了地下党员王毅回地委，详细做了汇报。根据我的汇报，10月上旬，地委专门研究李凌云的党籍问题，地委副书记汪锋主持会议，杨克、王杰和我都参加，决定恢复李的党籍。汪锋说：李凌云被捕未发生问题，可恢复党籍。
[1] 权秉华《五次巡视——在陕西省委做联络工作的回忆》（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33-748页）。标题是本书编者加的。
[2] 权秉华（1920-2014），陕西渭南人。时任关中警备区司令部下属特务营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西安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