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担任中共陕西省委、关中地委联络员的一段经历
张中涛[2]
从1941年冬到1948年秋，我在中共陕西省委、关中地委的领导下（1943年夏到1944年8月在中央党校学习和学习前在关中报社工作两个月除外），从事国民党统治区地下党的联络工作。
1941年秋，我由中共中央西北局民运部调到陕西省委（驻地在陕甘宁边区淳耀县境内的照金）统战部。当年12月省委搬驻马栏与中共关中分委同驻一起。1943年1月，省委与关中分委合并，建立关中地委。地委统战部实际上担负原陕西省委的全部工作。当时地下党组织针对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白色恐怖十分严重的局势，按照“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改变组织形式，撤掉县委、区委乃至支部等组织机构。采取单线、自然、多头、插花的组织形式。各县、区的主要领导骨干，均先后调回省委（关中地委）。省委设联络员负责和各地地下党组织联系，地委统战部调查研究室为联络员集中点。联络员的主要任务是：在常委直接领导下，向地下党组织传达地委指示、决定，部署工作，调查了解地下党工作情况和敌情、社情，向常委汇报。所有向下传达和向上反映汇报的一切，全靠脑子记忆，不准书写。我开始联络的工作点是西安、三原、富平部分中等学校教职员中的党组织及个别上层统战人士。1944年又增加联系临潼渭河以南地区的党组织（临潼党组织分为渭河南北两个地区管理）。
到国民党统治区执行联络任务，必须由边区境内出发，偷越敌军封锁线。所谓封锁线，是从1940年秋季起，国民党反动派沿陕甘宁边区周围派驻数十万正规军和保安团队、保甲特务组织，为包围边区建立的军事封锁线。在封锁线上建筑火力交错的碉堡群、壕沟。交通道口还架设铁丝网、鹿砦等，常年驻军把守，严禁边区军民穿越封锁线，违者拘捕。仅在靠近边境国民党统治区一侧的个别集镇，在逢集市日，当地守军才瞒着上级，允许边境附近村庄的农民上集市买卖东西。国统区部分长途贩运的商人，以贿赂守军，自然可以通行无阻。晚上，非法越境者也很难阻拦。我在担任联络员期间，就是利用上述机会，以合法的（化装）、非法的、秘密的各种身份，白天或夜晚单人行走，或和商人结伴而行，穿梭封锁线，往返10余次。走过7条不同的路线，其中从柳林经官庄通耀县，桂子砭到小坵，爷台山到方里的3条路是比较大的交通要道。另外两条——小坵东边香坡河、故贤村南边赵子河，都可钻敌人封锁线空子（敌人常派流动哨监视）通过。女王山经光明碉堡到铜川黄堡镇火车站，也是一条通道。我随一帮走私商人走过一次。
1945年春季，我奉命由马栏去临潼等地执行联络任务。从小坵镇过封锁线时，我化装成做小生意的农民，由国统区到边区境内探亲，走时通过淳耀县委统战部常驻边境搞统战工作的吴曰聪，找了一个向导王化文，我两人同行。过封锁哨卡时他主动应付盘查，并替我向敌哨兵作解释。敌带哨的发现我所述居住地离边境很远，引起怀疑。又由于我二人同行，便把我二人一同带到连部审问，王因住地离边境很近，情况又熟，盘问了几句，就放行。对我则交由连长继续审问。连长问：“你是上去的，还是下来的？”我回答说是下来的。连长再未谈别的，即吩咐下属说：“叫走吧！”他还自言自语地说：“要是上去的，我就有办法。”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至今未解其意。我刚走出连部大门，就见王化文在门外等候。他对我说，他正让人带话给他弟弟，让立即前来保释我。他弟弟是个年轻的保长，参加了国民党特务的组织，但内心却向着共产党。我和王一起到了北易村王的家里，受到一家人的热情接待。王的弟弟回来后说了许多致歉的话，又把国民党臭骂了一番。送我离开他家时，还一再叮咛，让以后再来，如果有什么事，由他负责。
最危险的一次是1945年夏季的一个夜晚，偷越封锁线出边区时，在平度村中敌埋伏，陷入包围圈，几乎被捕。
这次出边区，是通过常驻边境线上搞地下工作的张仲平，在故贤村找了熟悉封锁线情况的老乡给我带路，于深夜由靠边境线的故贤村翻越河沟，进入封锁线上靠近碉堡的七宝村。出了村后，我在一棵大柿树下静静地观察周围情况，借着朦胧的月光，看见碉堡上的哨兵在徘徊，我俩又猫着腰走了一阵，认为已脱离险境，便放松了警惕，上了大道。我同向导边走边说闲话，当走到离平度村不远的地方，忽然听到在后方有什么声音，猛回头一眺，发现好几个持枪的人急步追来。我把向导推了一把说：“后边有人追。”我俩撒腿就跑，刚一起步，右前方又有好几个持枪的向我们袭来。向导很机警，立即向左前方农田奔跑，我则沿着大道向前直奔，把围追的人甩在身后。只听到敌人指挥者大喊：“不要开枪，抓活的！”跑到一个村子附近，路经麦场，地势稍低，我失足摔倒在地。敌人紧在身后不停地喊：“抓活的！”我猛一跃身，挺起来又跑。到平度村城堡西北角，我一下跳进城壕，沿西边壕底向南跑，敌人在城壕上边跑，我在城壕下边跑，到城西南角，我从城壕内侧斜插而过，便把敌人甩在后面。到平度村南城门口时，我从城壕底向上爬行，脚下踩着一大堆煤灰，爬上去又溜下来，无法上去，便倒向壕外侧的楞坎，所幸被楞坎上的蒿草遮盖，我又将随身带的绿色毛毯盖在身上，这样穿的白色衣衫全被伪装得与草丛一色，躺在那里，听天由命。谁知当我从煤渣堆向城壕上爬时，发出沙沙响声，敌人认为我爬上城壕向前跑了。敌人向前追了一会不见目标，又怀疑我跑回平度村，便敲打城门，见无动静，只得返回，向来路搜去，我才化险为夷。
抗日战争时期，我10余次穿越封锁线，来往于城防森严的三原、临潼、西安。冒着生命危险，圆满地完成了省委（关中地委）交给的任务。
[1]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67-672页，有删节。
[2] 张中涛（1916-2003），陕西西安人。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新疆伊犁州党委第一副书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