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杰[2]
中共陕西省委机关驻照金坟滩时，我由省委干训队队长调任保卫队政治指导员。保卫队队长李彦（吴战彪）、副队长姓赵，战士不到百名，其基本任务是保卫省委机关。省委机关决定搬到马栏后，命保卫队抽人先去打窑洞，准备住的地方。1941年，省委机关陆续迁到马栏后，我们还打了一段时间的窑洞。
省委机关搬到马栏不久，就开始整顿“三风”。记得关中分委曾召开过一次党代会，是分委书记习仲勋作的报告和会议总结。
1942年底，省委和关中分委合并，建立关中地委。张德生任地委书记，张仲良任专员，文年生任军分区司令员，汪锋任地委统战部部长兼专署保安处长。原省委的许多工作，如组织、交通、军事等都归统战部，统战部的机构比较大，实际起着省委的作用。保卫队改编为警卫连，划归军分区领导。
当时，我奉调地委政策研究室工作，研究室分第一、第二研究室，我在第一研究室。王力、王国、刘邦显、卫平、张中铸、张军也曾在这里工作。那时，我和王力、王国住在一个窑洞，有人戏称“三王洞”。整风运动尚未结束，地委撤销了政策研究室，我被调到保安处警卫队当教员，王力调专署任秘书，王国调地委总务室，刘邦显去边区某县任乡文书。
保安处警卫队的任务是看守监狱。警卫队长是王天民，指导员姓薛，蓝田人。1943年上半年，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胡宗南企图进犯关中地区。在备战中，领导上决定处决一批犯人。先由保安处两个科长主持开会，研究提出处决名单，经批准后就处决了。被处决者多是青洪帮、哥老会和其他潜入边区的坏人，其中还有一个“二流子”。“抢救”运动期间，领导上召开民主大会征求意见时，我曾提出不该杀“二流子”的意见。
“抢救”运动开始于1943年9月间。先组织干部学习康生的讲话《抢救失足者》。在支部学习讨论中，我谈了对这讲话上估计陕甘宁边区有那么多特务的不同看法。我认为在这个人口不太多的地区，如果真有那么多特务，陕甘宁边区就存在不了。后来，组织上让我去整风训练班学习。训练班党支部书记王俊，副书记白天民、杨安仁。当时〇〇等人在延安马栏督导“抢救”运动，〇〇在大会上大讲特务大量潜入边区，“不革命就是反革命”等，对此我提出质疑。我说，毛主席讲“中国社会是两头小，中间大”。中间地带那么多人，难道他们都是反革命吗？在整风训练班，领导上提出我和王彰峰、梁益堂的关系问题（王、梁两人都是我在白区上学时的老师，他们都是好同志）。一天，我突然发觉有人跟踪，内心十分反感，随之就将跟踪者骂了一顿，嗣后再未见有人跟踪我。但给我开过两三次会，有人给我提了许多意见，都被我一一顶了回去。在这里，曾“抢救”了从蓝田来的一个年轻娃，说他的老师是自首分子，这娃必定有问题。一天晚上，开会围斗他，逼他坦白交待。这娃不知要坦白什么，吓得坐在那里直打战。会后，我和班长等人争论，我说自首分子不一定都是特务，并列举大革命时期这方面的一些例子与他们说理。质问他们，老师自首了，与学生有啥必然联系！他们无言以对。
当时，专署方面搞得更紧张，“抢救”了朱国杰、魏光波、苏史青、崔一民等人。苏史青被整得受不了时，喝了大烟寻死，幸被及时发觉而得救；魏光波被“抢救”得精神几乎失常；崔一民被整多日，含冤上吊自尽；还有王文和，从白区进来不久，被押在监狱冤死。当时我联想到苏区肃反错杀人的历史教训，认为“抢救”运动就是整那些来自白区的革命者，如果搞不好，自己也有被错杀的可能。与其被错杀，不如起来自卫，因此，有了“谁想把我整死，我就要打谁”豁出来的思想准备。也许是无把柄可抓，“抢救”运动中我幸未受到大的冲击。
“抢救”运动尚未结束，我幸调马栏西河坡的“德记店”，担任党支部书记。我到职时，该店的第一任党支部书记刘拓已调往延安。巩德芳是该店的经理，薛兴军是副经理。巩德芳是1942年整风中间，带了商洛一部分人（包括薛兴军）来到马栏。当时，陕西省委正在组织贯彻中央关于白区工作的16字方针，很重视从商洛来的这一支力量，主要着眼于积蓄力量，待时机到来之后，再派他们返回商洛开辟新局面。因此，决定投入一部分人力和财力，组织他们在马栏的西河坡修旧窑、打新窑，开设“德记店”，一方面招徕过往行商，做生意和搞农副业生产，做到自给自足；一方面对这支力量进行党的教育，并通过他们把那些在商洛站不住脚的人，陆续串联到马栏，接受教育，从政治上、思想上、军事素质上加以培养提高。继开设“德记店”之后，又在柳林开设了一个“德记分店”，主要是想扩大“德记店”的规模。分店和总店的人常来常往。
1943年，我还在整风训练班参加“抢救”运动的时候，一天，和从临潼来到马栏的谈国帆不期而遇，由于当时政治气氛紧张，且我正行进在队伍中，我俩只是互相用手势招呼，未及谈话就过去了。嗣后我知道临潼交口地区陆续有二三十人跟着谈国帆来到马栏。这也是一支地方非法武装力量，他们是在谈国帆的组织下，同当地大恶霸秦颂丞打了一仗而来的。不久，王志温、王清廉等也陆续来到马栏。这些人来到马栏，先是把他们组织起来搞生产。我在主持“德记店”党支部工作的同时，组织上叫我兼管这一摊子的事情。这时开荒种地，我备有两个镢头，一个放在来自临潼的这一摊子人的生产场地，一个放在“德记店”的生产场地。我轮换到这两个地方去参加劳动生产。
1944年初，领导上决定成立干训队，宣布谈国帆为队长，巩德芳为副队长，我继续担任党支部书记，事实上是将商洛和临潼来的这两支力量合并为一个干训队了。从此开始，就逐渐不提“德记店”，店址成为由管建勋主持的省委生产科，或称特殊招待所。曾接待过渭南县的一个大土匪头子王志平。王志温在这里还接待过李虎臣部下的一些人。
1944年春夏之交，河南抗日前线国民党三十八军方面有一批人来到马栏，带头的是沙夫、何征。其他还有薛高涛、李学白、王礼等。他们都是知识分子出身，接受新事物快。他们到后，领导上把秋宏从警三团调来，加强对这一批人的训练工作。这一批人在马栏学习了几个月后，毕业分配了工作。嗣后，又接待了从三十八军方面来的第二批学员。这批学员编队后，由杨振任队长，周云任指导员。
抗战胜利之前，发生了“淳化事件”。不久，赵伯经从西府带进来一批人，其中有陈三、赵杰等人。考虑到人越来越多，关中地委及时成立了教导团。团长赵伯经，副团长谈国帆，政委秋宏，我任副政委兼党总支书记。教导团的任务是：通过党的教育工作，串联和组织各方面的力量，发展反蒋反胡统一战线，发展党的组织，为开辟白区工作培养和储存军事人才。教导团成立后，把从白区来的搞枪杆子的各方面力量统一了起来，其中包括杨虎城的旧部。
回忆我在马栏的经历，印象很深的还是在“德记店”这一段。当时的陕西省委和后来的关中地委，它们在建立和领导“德记店”、“德记分店”以及后来由此发展起来的干训队、教导团的工作上，不仅十分重视，而且也是有远见的。在组织机构变迁的每个关键环节上，都经过仔细研究，按照当时形势的发展，及时做出正确的决策。如干训队刚组建起来，在开学典礼上，地委书记张德生亲临大会，给大家做了《为什么学？学什么？怎样学？》的报告。特别是对于“德记店”、干训队、教导团的领导班子的人选，都经过反复慎重研究后，才做出决定的。把秋宏从警三团调来加强教导团的领导，同样是省委征求了各方面的意见，反复研究而决定的。平时，领导上经常来检查指导我们的工作，我们几个领导干部也经常去汇报请示工作。那时，不论是派人出去或有人进来，我们几个负责干部都要到省委和后来的地委统战部去汇报请示。店内如果有了较大的分歧意见，经我们汇报后，地委负责同志往往亲临帮助解决。此外，当时保安工作部门也经常派人来店里，通过我了解和掌握这些人的政治思想动态，交换情况。
在“德记店”、干训队、教导团工作期间，我分工负责抓党的工作，主要是发展党员，建立组织。“德记店”里的人，主要是从白区进来的那些耍枪杆子的人。和这些人打交道，首先必须尊重他们，有事多同他们商量，经常与他们谈心。特别是对个别头头，如巩德芳、薛兴军更要做到推心置腹，肝胆相照。这样，相处时间长了，慢慢也就建立了感情，产生了信任感，他们也能给我说心里话，谈一些真实情况，党的工作也就便于开展了。那时从商洛来的这些人很不喜欢吃小米，我们就想办法让大家吃喜欢的玉米。
当时边区生活很苦，要存在下去就必须自己动手，搞生产、搞副业，改善生活和工作条件。我们组织大家开荒种地、打窑洞、打柴、割草喂牲口、生豆芽菜、吊挂面等，我也力争和大家一起参加劳动。在修建马栏河桥和马栏大礼堂工程中，我们上山抬木头、扛石料，两个工程用的木料和石料，大部分都是我们“德记店”的人从山上、沟道抬到施工现场的。从商洛来的这批人，很能吃苦，一个一个地完成了各种沉重的劳动任务。
抓政治文化学习，是我们“德记店”党支部的一项重要任务。主要学习《古田会议决议》《反对自由主义》《整风文献》《共产党人》杂志以及刘少奇、陈云的文章。开始，由我给大家作学习辅导，后来请外单位的人作辅导报告。对不识字或识字少的人，我们就组织互教互学，帮助他们识字、写字。
随着形势的发展，有一部分人从马栏到商洛，又从商洛到马栏，出出进进，他们要求学习，解决一些实践中提出来的问题。例如有的人出去打仗，缴获了敌保安团的重机枪或其他某些不熟悉的武器，不会使用，甚至有的人打机枪被枪膛里迸出来的弹壳打伤了脸皮等。为了满足大家的要求，提高大家的军事水平，我们开了一门军事课，既在课堂传授知识，也实地操作演习。军分区还借给我们实习武器弹药等。冯子明的儿子（记不起名字）应邀给大家讲授了爆破学，以及怎样制造炸药、地雷等。大家对军事课很感兴趣。通过上述学习和活动，提高了大家的思想认识，一般地懂得了为人民服务的问题，把大家在旧社会受压迫受剥削的私仇家恨，初步提高到阶级仇、民族恨上来。大家认识到，团结起来，反蒋反胡就是解决阶级仇、民族恨的根本途径。
在广泛深入的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同时，我们始终重视贯彻执行上级党委关于放手在这些人中间发展党员的指示。特别注意首先发展那些代表性人物入党，以带动更多的人积极争取入党。例如李世华、李念劳、蔡兴运、刘兆英等，都是党支部着意培养发展的党员。据陈效真、刘兆英等回忆，“德记店”前后接纳过60多名从商洛来的人，他们绝大多数苦大仇深，这些人在被派回商洛工作前，一般入了党，并且成为解放商洛的骨干分子。
总之，马栏“德记店”在培养和储存商洛地区的军事骨于力量方面，达到了省委当初开设“德记店”的预期目的。绝大多数人都为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这是当年中共陕西省委领导全省党的地下斗争史上光辉的一页。
[1]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51-757页。
[2] 王杰，陕西渭南人。时任关中地委训练队党支部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