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克[2]
1938年冬，我被调到陕西省委机关驻地云阳镇，除了参加省委扩大会议，在干训班学习，到宣传部（任教育科长）工作短时间外，从1939年春到1946年冬，将近8年时间一直在陕西省委机关组织部门工作。省委机关曾几次变动，改换名称，迁移地址，同中共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特委合并改为中共关中地委，又同关中地委分开成立中共陕西省工委，我的职务先后为省委、省工委组织部组织（包括调查统计）科长、关中地委统战部组织干事（精兵简政时期），分管的国民党统治区秘密党的组织工作基本未变。现仅凭自己工作范围内所了解的有关党史情况，回忆如下。
整风审干，停止同各地党组织的联系
1942年，开展整风学习，以后提出整风结合审干，首先从延安开始，以后关中分区党政军民学机关也照上级的部署进行。整顿三风，学习文件，联系检查个人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收获很大，确实是一次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这是我们参加整风学习的同志都深有体会的。但在审干中，由于对国民党特务分子的混入做了严重的错误估计，认为大批内奸分子打入我们内部，说什么“其方法非常巧妙，其数量至足惊人”。于是召开大小会议，动员开展反特斗争。号召坦白，把整风审干转变成群众性的反特斗争。康生作紧急动员，号召广泛开展所谓“抢救失足者运动”，大搞逼、供、信，使大批从事党的秘密工作的干部受到审查，遭受迫害。陕西党的组织和大批干部也无例外地受到怀疑与审查，被认为是“红旗党”、“假共产党，真国民党”，把很多干部当作“特务”、“内奸”、“叛徒”、“自首变节分子”进行抢救和斗争。1943年下半年，关中分区的“抢救失足者运动”、“逼、供、信”的过火斗争，在延安派来的张克勤等“坦白示范团”的影响下达到了高峰，极大地混淆了敌我，造成许多冤假错案。省委和关中地委（1943年初，陕西省委已同关中分委合并，改称关中地委）对国统区地下党的工作，从1942年下半年起，逐渐停止派出干部联络员和交通员，到1943年就完全停止了联络工作，集中时间，在内部进行审干与“反特”斗争。
1943年下半年，毛主席指示停止开展“抢救失足者运动”，提出了审查干部的“九条方针”，中央发出了《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重申了“九条方针”，制定了防奸反特的正确路线，明确规定“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政策，避免了给党带来不可挽回的重大损失。1944年春，关中地委及时认真地贯彻执行了中央的政策、指示，给被审查受冤屈的同志甄别平反，召开大小干部会议，宣布平反决定，向这些同志赔礼道歉，并听取同志们的批评意见。地委书记张德生亲自参加会议，对发生扩大化的错误，承担了主要责任，做了自我批评，总结了经验教训，认为发生“抢救运动”错误的基本教训是：缺乏调查研究，主观主义思想和工作方法，不实事求是，缺乏区别对待，对思想问题与政治问题，敌我界限混淆不清，夸大敌情。同时也指出某些同志在甄别平反、纠正错误时的非组织活动是不对的，不利于我们吸取经验教训、团结对敌斗争。
在这期间，机关干部工作人员，都参加了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大生产运动，克服了经济上的极端困难，粉碎了国民党在经济上对我们的封锁。同时，通过对外经贸活动，也为开展国统区的工作创造了一定的有利条件。例如，经过外边商人搜集国民党出版的报纸杂志，了解社会情况，疏通边境被封锁的交通道路，让有统战关系的商人引导我们干部进出边区等。省委和关中地委在耀县柳林镇开设的商店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成绩卓著。
恢复同各地党组织的联系与开展武装斗争
从1944年下半年起，根据中央和西北局的指示，关中地委开始了解国统区地下党组织和党员的情况，了解陕西国统区的社会和群众情况，以及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情况，编印《陕情汇报》几十期，积极设法恢复同各地党组织和党员的联系。1945年党的七大以后，又加强了这一工作。
恢复地下党的联系，是积极而又非常审慎地进行的。由于从1942年下半年起先后中断了两三年时间的联系，发生变化的情况不明，也不易了解掌握可靠的情况，所以采取了很慎重的态度，积极进行这一工作。工作方式步骤一般是：第一，从边区找有关人员了解情况。大关中地区，尤其关中分区周围的一些县到边区做生意、探亲的人员不少，我们通过这些人了解到国统区很多情况。第二，从侧面了解地下党员的情况。对每个党员是否恢复联系，是否同其接头，都是先从侧面第三者处弄明其情况后（主要是发生过什么大的问题没有、政治表现如何、可靠与否等情况）才研究确定，决不贸然同其接头联系，以防发生问题。第三，恢复联系的方式，一般的有两种，一种是从边区选派合适的干部外出，到原来领导管理的地区同认识的发生过关系的党员接头，进一步了解新情况，确定哪些党员可恢复联系，这是主要的方式；另一种是派交通员外出，调有关党员干部到边区党委机关，详细了解本人与所领导的党组织情况，以及其他社会情况，经过认真地逐个研究，确定恢复联系的党员。这里还要说一下，省委一批地下党交通员，他们在传递文件，接送干部，传达具体指示等方面，闯过重重关卡与封锁线，多次化险为夷，完成了任务，为革命建立了功绩。此外，也有党员干部自行设法到边区找寻组织，汇报工作，恢复联系。到1946年9月底，我离开陕工委组织部时，先后恢复联系的党员共有1000多人，约占党员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1942年统计，共有联系的党员3360多人），除汉中、安康地区和大关中少数几个县以外，其他地方党组织都有了党员人数多少不等的恢复联系。首先恢复联系的党员，绝大部分为支部以上的干部党员、中上层社会职业的党员，以及地方武装中的党员，知识分子党员居多，农民、工人中党员较少。为了适应当时形势与工作任务的需要，在恢复联系的同时，组建了一部分地区工委和县工委，统一领导那里的工作，建立两个县以上地区工委的有：西府、东府、商洛、西安市、长柞、泾原、蒲白、富同、朝平等工委；建立县委或县工委的有：渭南、临潼、周至、户县、眉县、凤翔、韩城、澄城、合阳等县。这些地区工委和县委（工委）的领导干部，大部分是从边区选派的比较强的骨干担任主要职务（书记），同时也吸收了一部分隐蔽埋伏下来的干部参加领导班子。领导机构精干，人员少，一般为二三人，个别多的有四五人。仍继续贯彻执行隐蔽精干政策。
总之，抗日战争时期，中共陕西省委（关中地委）领导陕西国统区人民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为西北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在党的建设、统战、青年运动等许多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许多共产党员在斗争中坚贞不屈，英勇顽强，流血牺牲。他们的高尚品德和革命精神，可歌可泣，浩气长存，永垂青史。
[1] 节选自杨克《我所了解的抗日战争时期陕西省委地下斗争情况》（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40—660页），标题是本书编者加的。
[2] 杨克（1919-2016），陕西户县人，时任中共陕西省委组织部组织科科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