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霖[1]
1951年底，千阳县在国家工作人员中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三反”当时称增产节约运动。县长李骥德任主任，监委会主任康守志任副主任。
于阳县的“三反”运动刚开始只在县级机关干部中搞，把抓到的贪污分子称为“老虎”，批斗贪污分子称为“打老虎”。搞了一个阶段后召开干部大会，对税务局交代问题好的魏启祥宣布不给任何处分，给大家做榜样，再次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对一些不良的习气敢于批评和纠正。我当时在六区工作，开大会那天柿沟区委组织委员背着手枪来到会场，在主席台上说话有些傲慢，当即被参加会的于部哄下台。
1952年春节过后，正月初七八我被调回县委参加“三反”运动。每天的早中晚都要开会，听报告，学习报刊上的文章。虽然县上的领导多次讲，在“三反”运动中一定要给千部把伙食办好，似乎“三反”运动的斗争并不那么激烈。但随着运动的发展，当时的做法是“个个检查，人人过关”，口号是“大胆怀疑是正确的”，特别把经济单位和管经济的人列为重点，人人都要交代问题，县上还组织了积极分子，帮助县税务局和缉私等单位查找问题。县委宣传部、共青团等单位的领导，进驻问题大的单位协助工作。大会上领导讲：“证据放着，材料在我们手上拿着，看你交代不交代。”似乎每个人的问题他都掌握得很清楚，每个人都得老实交代问题，不然会场上也不时有人高声呼喊，要求你交代问题，当你的交代在别人看来不彻底或不认真时，就会对所谓有问题的人你推过来他推过去，俗称“揣核桃”，也有个别人还动手打人，对个别怀疑对象罚站。县委这个组的组长是县委办公室主任，因岐山县检举他为了给家中交公粮，拿了公家一百多斤米票，成了“老虎”，在全县大会上受批斗。运动进入紧张阶段，人人自危。在“三反”运动期间，我是原县委机关的团支部书记，因和县妇联副主任争唱“白毛女“歌，被人检举，领导说与资产阶级斗争是痛苦的，资产阶级把我们那么多同志拉下水，你们还幸灾乐祸唱歌子。于是把我们放在全体积极分子会上批斗后，打入“老虎”队。三天后，因我们表现好，又恢复了积极分子的资格。“三反”中把查出来的“老虎”包给积极分子，包做思想工作，包交代问题。
大约有两月左右，运动告一段落，县委这个组抓住“老虎”9人。县财政科于部尚守廉，由于经受不住心理上的压力和肉体上的折磨，自杀身亡；公安局一千部跳井自杀未遂。县税务局王学富、王积洲交代在缉私中分别贪污白洋1062个和1040个，大烟各十几片。县粮库的组长张登贵交代他贪污小麦3万多公斤。“老虎”被抓以后，就开始退赃，各单位抽了些能算账的人开始查账。我留在县委“追赃”组，到一些犯有错误的人员家中看，倾听群众的意见。当时干部是供给制，一月只发五六元的津贴费，有些人家庭还很贫困，但为了及时解脱自己，交代问题中有夸大现象，如王学富、王积洲交代在缉私中贪污的银圆堆起来有两丈一尺多高，县粮库组长交代他贪污的小麦比全县库存的还多，我们将这些情况向县委领导作了汇报。
县委书记刘立波，县长李骥德指出：”于部间题是一个严肃问题，一定要处理好。”县委派组织部长白留锁，监委会主任康守志对所谓的“老虎”逐入谈话，讲明政策，要求他们一定要实事求是说老实话，对说了错话的不追查责任。特别对自杀了的尚守廉的账认真查对，经查证，这个于部在解放战争中管米票、面账、草料账的工作，账上只差了80斤米票，给这个只有24岁工作了两年的千部成绩作了肯定。对王学富、王积洲和张登贵等人的问题予以落实，对交代间题不实的人全部予以纠正，对犯有贪污问题的人作了追赃处理。我记得县财政科干部胡长源为了退赔，把家里的小毛驴拉来了。“三反”运动结束后，干部该提拔的提拔，该重用的重用，人们都说：“参加了‘三反’运动胜读十年书。”
“三反”运动是一场反腐倡廉的政治运动，对于净化人们的心灵，提高思想觉悟，保证党的路线政策的贯彻执行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参加过“三反”运动的人，都时时提醒自己，不多吃多占，不接受别人的礼品，吃了群众的饭一定要付钱。这种清廉的作风我一直保持着。千阳的“三反”运动中，也出现了一些“大胆怀疑”，“人人过关”，甚至逼供的现象，但最后的落实把握住了党的实事求是的原则。
注释
[1]王霖，1928年3月生，1949年7月参加工作，1953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2年离休。曾任公社社长、党委副书记、县体委副主任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