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汉中市委党史研究室
1951年底至1952年初，新中国诞生不久，为了实现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在进行抗美援朝、土地改革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同时和调整工商业工作结束之际，毛泽东和党中央作出了在全国开展“三反”、“五反”运动的批示和决定（即在全国主要是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普遍开展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和城市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资财、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悄报的活动）。南郑地委、专区领导认真学习、贯彻落实了毛泽东、党中央、西北局及陕西省委关于开展“三反”、“五反”运动的指示，结合汉中实际情况，开展了此项运动。首先，地委、专区领导剖析区情，提高认识，认为：南郑地区刚解放后，由于地县级机关和乡级政权组织中留用了一部分旧职人员，对他们在旧社会养成的贪污腐化恶习没有来得及改造和清理。各种剥削阶级思想、腐化思想还在猛烈地向新生政权侵袭；一部分革命老同志，忘掉了战争年代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优良作风，他们不曾被拿枪的敌人所征服，却在进入和平年代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所击中；还有一部分新同志，革命经历不长、经验不足，经不起严峻斗争的考验，受剥削阶级的拉拢、腐蚀、引诱，堕入贪污腐化泥坑，走上犯罪的道路。总之，在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和影响下，党和政府中一部分工作人员滋长了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倾向，有的甚至蜕化变质。例如，从南郑专区一级机关、单位来看，有贪污问题的党员58人。占党员总人数的27.6%，而且大都是负责干部。畜产公司共有30人，其中28人有贪污问题，领导成员都有贪污问题，合作办事处有5亿元左右的资产，被贪污盗窃铺张浪费弄光了。运输公司59个人有贪污问题（抄自汉中市档案馆1952年南郑专署秘书室永久卷第43卷）又如，据南郑县的调查，县一级机关干部和乡村干部中，虽然都经过反霸减租、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土地改革等一系列运动锻炼考验，但仍有38.5%的干部在工作态度、思想作风上存在着贪污腐化、敲诈勒索，铺张浪费、自私自利，敌我不分、丧失立场，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等问题。由此，地委专署领导深深感到：如不搞“三反”、“五反”运动，我们建立不久的各级政权组织就得不到巩固，党组织和基层政权组织就会变色，经济建设和其他工作根本不能很好进行。所以，地委、专署领导把“三反”、“五反”运动列入重要议事日程，进行了具体的安排部署。
全区的“三反”运动是分为三个层次开展的，即：专区一级机关、单位中开展的“三反”运动，县（市）一级机关及区乡脱产干部中开展的“三反”运动和农村（乡村）干部中开展的“三反”运动。
“五反”运动，重点在南郑市进行；城固、西乡等县也一般地开展了“五反”运动；其他县没有专搞“五反”运动，只作了传达和“五反”教育。
（一）专区一级开展“三反”运动情况
专区一级的“三反”运动包括南郑专区（今汉中市）机关的政法、军事、党民、财经、文教计5个系统及所属55个单位中进行的“三反”运动，参加“三反”运动的人数2299人，占专区一级总人数的93.6%。专区一级“三反”运动由1951年12月21日开始到1952年5月21日止，历时150天。大体经过了5个阶段，即思想动员、学习文件10天，民主检查30天，五次打虎战役50天，追赃、处理问题40天，思想建设20天。运动大体按照这5个阶段，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的进行。
第一阶段，思想动员、学习文件、安排部署。地委、专署于1951年12月21日召开了有专区一级机关、单位全体人员参加的“三反”动员大会，地委书记祁果在会上作了“三反”运动动员报告，号召大家积极行动起来，踊跃投入到“三反”的伟大革命斗争中去。接着，地委、专署领导研究决定，由副专员林茵如分管，专门抓“三反”工作；书记、专员亲自抓“三反”工作。1951年12月23日正式成立了“三反”运动领导机构“专区节约检查委员会”，下设若干办事机构；财经、文教、政法、党民、军事5个系统及所属单位也建立了“节约检查委员会分会”或“节约检查小组”，落实领导，明确任务，具体负责“三反”运动的开展。
地委“三反”运动动员大会之后，各系统，各单位再次进行了动员，组织干部职工认真学习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学习毛主席在政协会议第一届第五次委员会上的开幕词和《反对自由主义》、《批评与自我批评》等文章，学习祁果的报告。通过学习讨论，使大家认识到，“三反”运动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问题，如果不开展这场斗争，我们就不会有工业化、就不会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光明前景，新生的红色政权就有得而复失的可能。从而大大地提高了广大干部、职工及党内外群众对“三反”运动重要性、必要性的认识，为运动的全面开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第二阶段：发动群众，民主检查。“三反”运动是一场政策性很强的群众性政治斗争，要使运动轰轰烈烈扎扎实实地进行，没有坚实、牢固的群众基础和群众的觉悟是打不开运动局面的，所以做好宣传党的政策、充分发动群众工作至关重要。各系统、各部门、各单位从上到下，紧锣密鼓，动用各种宣传工具，采取多种宣传形式，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和发动群众，如：出板报、办墙报，组织宣传队、演讲团，利用传话筒等形式，走向大街，深入机关单位大院，宣传毛泽东的指示和党中央的《决定》；宣传”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和“检查贪污、浪费一般从解放后算起，过去已处理了的不再追究”的政策；大力组织张贴和散发”节约光荣、浪费可耻、贪污有罪”的标语、口号和传单；召开群众会、党团员会、妇女会和干部会等各种不同的会议，学习文件，统一认识，宣传政策，解除顾虑，宣传“三反”的重要意义，将“三反”运动推向各阶层人民群众，把广大干部、职工和群众充分发动起来，投身于伟大的革命斗争中来。
在宣传政策和发动群众的基础上，进行民主检查，号召广大干部、群众检举揭发机关单位内部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问题；同时动员有问题的人自觉进行对照检查、坦白交代。至1952年元月底，民主检查工作基本结束。查出浪费38亿元、贪污2亿2000多万元；查出贪污100万元以上的21人，500万元以上的1人，千万元以上的3人。
第三阶段，再次动员部署，发动群众，重整旗鼓，开展打“虎”斗争，把“三反”运动引向深入。运动开始阶段，由于部分领导思想上的右倾和官僚主义，对形势估计不足，使运动初期冷冷清清，平铺直叙，成效不大。在2月6日转来西北局和省委打“老虎”指令后，才引起地委、专署领导的高度重视。随后各系统、各单位领导在不同场合的会议上，针对自身存在“一等、二靠、三看”的右倾保守思想等问题作了深刻的检查认识。地委、专署领导研究认为：专区一级“三反”运动对贪污问题检查得极不彻底，决定再次动员发动，重整旗鼓，进行检举揭发，组织“打虎”战斗。1952年2月3日上午10时，专区在南郑市人民会场召开了专区一级机关、市一级机关及企事业单位共2000多名干部职工参加的大会，地委书记祁果在会上作报告，专员吴思宏就专区一级的“三反”运动作了专题报告。
会议总结了一月多来“三反”运动的情况和基本成绩，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如存在着右倾思想与官僚主义，在民主检查阶段之后，存在着“差不多了”的思想，认为“小单位没有老虎”，“单位制度严格没有贪污的机会”、怕本部门本单位反出了贪污分子面子上不好看，因而还有不少贪污、浪费问题没有挖出来，等等。
会上提出了要重整旗鼓，把“三反”运动引向深入，推向新阶段，并落实责任，要求“各单位一定要找到‘老虎’，如果找不到‘老虎’而以后出现‘老虎’，单位的负责同志与‘老虎’受同样处分或撤职”还就专区一级下一步的“三反”工作，提出了6条方针任务。
地委还从领导、人员、机构等方面加强“三反”运动的指导力量。充实和加强了“专区节约检查委员会办公室”。地委、专署领导亲上战场抓“三反”，并从地委机关抽调科长级干部14人，从各单位抽调科级于部20人，一般干部28人，组成“三反”检查小组，到单位深入调查研究，对其问题预做周密估计，做到心中有数。还巡回检查、指导各单位“三反”运动。各单位进一步地发动群众，充分发扬民主，大胆检举揭发机关单位内部的问题。把由上而下的检查和由下而上的检举揭发结合起来，把普遍检查和重点检查结合起来，把小会酝酿讨论和大会揭发控诉结合起来，领导为群众撑腰壮胆，及时公布揭发出来的贪污、浪费等问题（包括人员的姓名、所在单位，贪污、浪费数额，因官僚主义造成的危害等）。激发群众憎恨和仇视可恶行为，坚决与贪污、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作斗争。根据上级的指令，地委、专署这一阶段把“打虎”斗争作为重点来抓，计划大打5个战役，完成“打虎”斗争任务。从2月4日到3月5日，一连打了三个战役，（每10天一个战役），共打“虎”76只，其中财贸系统23只，文教系统7只。从3月6日到3月25日为第四战役，地委总结了前面战役的经验教训，地委、专署领导深入到掌握的重点单位指挥战斗，周密部署了下一步工作。打“虎”队同志每天战斗到深夜不肯休息，如运输公司的打“虎”队连续冒雨到十八里铺调查材料。打“虎”战斗中，首先根据掌握的线索和怀疑对象的历史、工作及社会关系确定“老虎”对象，然后在积极分子中进行酝酿讨论，拟定出围攻办法，再发动群众轮番作战，直到把问题弄清搞准才肯罢休，这段时间处理了千万元以下的中小贪污分子320多人；打“虎”62只，比前三次战役仅少14只。3月26日到4月4日为第五次战役，打“虎”21只，也是最后一次打扫战场。5次战役打“虎”159只，战果辉煌。
在打“虎”斗争中，讲究斗争策略，团结多数群众，孤立贪污分子。各单位紧紧依靠党团员和积极分子，团结中间力量，争取落后分子，扩大队伍，孤立、集中进攻顽固分子。注意迅速澄清与处理已经坦白的一般贪污分子的问题，争取他们转入反贪污斗争的行列；以贼捉贼，动员已坦白了的同伙检举揭发尚在顽抗的贪污分子，争取俘虏主动赎罪；由于他们是内行，对一些贪污分子比较了解，容易打中贪污分子的要害，如专区水电局的工头，畜产公司的司机，自己坦白后又揭发出别人不少问题，还注意做贪污分子家属的工作，以便形成强大的统一战线。对顽固贪污分子，攻心斗智为主，群众压力为辅；采用启发开导，指明出路，动员其坦白交代。在战前充分准备，找证据，搜集充分的材料，使顽抗贪污分子俯首就擒。如合作办事处给贪污分子学习天津刘青山的判决书，启发开导后，一晚上就有三个人自动坦白了自己的问题。运输公司贪污分子曾经打保票、赌咒不认账，后拿出材料证据，打下去了其气焰，为了防止贪污分子翻供，要求已挖出的贪污分子每人写个交代材料，内容包括贪污动机，贪污过程事实及同案人，本人还有什么顾虑等，并令其交出赃款赃证。
在打“虎”斗争中，分析研究贪污分子的心理活动及具体对象的个人特点，掌握贪污分子的活动规律，再对症下药。如专区文教系统在二战役中分析认为贪污分子有5点思想顾虑：一、怕丢面子。二、怕对不起朋友。三、怕开除党籍。四、怕退职丢掉饭碗。五、怕上千万元。工作队根据此进行了攻心战。水电局发现了两个规律：一是工程师贪污依靠监工员，监工员贪污依靠工头，工头剥削工人，偷工减料；二是哪个干部吃哪个工头，相对固定，一般不乱吃。该局根据此规律，深入虎穴七天擒“虎”7只。
第四阶段：定案、追赃，正确处理。在定案处理阶段总的是根据1952年3月政务院颁布的《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规定》进行办理。为了搞好定案工作，早在1952年2月6日，地委就制定下发了《关于在“三反”运动中有关贪污与浪费的界限及对贪污浪费的处理办法》共76条，并经省委批准对准确定案做了明确而具体的规定。地委要求各系统定案小组专负此责，不允许冤枉一个好人、漏掉一个坏人。防止不重视证据，不调查研究，单凭压力作战及定案的逼供现象。定案处理中，遵循“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对查证落实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等问题，按照问题性质严重程度、产生的后果和认罪态度，分别情况作了正确处理：除对绝大多数批评教育、写出守法公约、免于刑处外；对贪污数额较大，性质比较严重，且认罪态度恶劣的犯罪分子予以严厉惩处。1952年4月5日成立了机关人民法庭，审判一切应按法律手续处理的贪污分子。对需经法律手续判处的142人及时判处完结案，对37人因材料不确实暂难定案的在“三反”后继续查处。定案后及时追回赃款赃物，这一阶段共追回贪污赃款8.5亿多元，占应退赃款26.7亿元的 31.8%。
第五阶段：思想建设。这一阶段主要是进一步提高干部的阶级觉悟，克服官僚主义，巩固“三反”运动的成绩。做法是：每个干部写一个“三反”运动鉴定书，彻底交待思想上与帝国主义、国民党和地主资产阶级的关系，划清阶级界线；写出对“三反”运动的认识，对照检查自己工作思想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今后改进意见。经过领导审查，会议讨论，归入本人历史档案。领导上表扬一贯艰苦朴素、作风正派、“三反”中积极的同志，批评那些手脚不干净，缺点过多及作风不正派的干部。建立各种组织，建立健全各种规章制度，堵塞财务经济漏洞。
专区一级“三反”运动共查出大小贪污分子和有贪污行为者723人，其中贪污千万元以上者141人。百万元以上者166人，不足百万元者416人（内有不足10万元者177人）。其中被作为“老虎”的159只。共贪污受贿32亿元，浪费损失41.9亿元，合计73.9亿元。
（二）各县县一级“三反”运动情况
在专区机关、单位开展“三反”运动的同时，13个县（市）也开展了“三反”运动。各县县一级“三反”运动，从1952年元月份先后开始，在县一级机关、区乡干部中分作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从开始到1952年3月中旬，后来为了集中力量搞好土改和生产，“三反”工作暂时停止进行；第二阶段分别从6、7、8月份开始，用了20天至25天的时间搞完。然后再用20天左右时间搞完农村“三反”工作。1952年10月份全区基本结束“三反”运动。各县参加“三反”运动的县级干部25人，区级千部221人，乡级于部1379人，一般干部3391人，共计5022人。各县“三反”运动是结合“五反”工作和农村土改工作进行的。在地委、各县委的正确领导和统一指挥下，结合各自实际，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各县第一阶段的“三反”运动，主要在县级机关中展开。
各县第一阶段的“三反”运动 各县第一阶段“三反”运动主要在县级机关中进行，经过了学习动员、检举坦白等阶段，经过了“打虎”斗争的二至三个战役。
为了推动各县的“三反”工作，地委于1952年元月5日批转下发了西乡县“三反”工作的第一次报告。1952年2月1日，地委向各县市委、地一级机关单位，下发了《关于“三反”问题的通知》，要求县级“三反”斗争没搞彻底的地方还要重新布置斗争，待县级机关彻底解决问题后，再布置区乡“三反”斗争，同时明确由副专员林茵如代表地委处理县区乡“三反”中的问题。2月2日，地委又下发了“关于‘三反’斗争的指示”，就县区乡如何进行“三反”斗争提出了意见，即”在春节前后用15—20天时间，把县级机关单位人员中的问题基本搞清楚，彻底解决其问题，并初步弄清与掌握各区乡存在的问题，然后到区乡发动群众进行‘三反’斗争。县区土改和‘三反’工作结合进行，不能使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分子因土改工作忙，逃避、漏掉或轻轻混过去”。要求各县区委加强领导，成立“三反”专门机构“节约检查委员会”，抽出专人办公，检查指导“三反”工作。并要求各县区将“三反”工作进展情况向专区节约检查委员会每三天电话联系一次，每10天书面报告一次。2月3日，地委又下发了《在“三反”运动中有关贪污与浪费的界限及对贪污浪费的处理办法》共16条，为各县市正确处理“三反”中的问题作出了政策规定。1952年2月27日、3月2日、3月4日，地委先后向各县区、各单位通报转发了风县、城固县、南郑县、南郑市等“三反”第一、第二阶段工作及开展“打虎”斗争战役的进展情况，肯定和推广了其好的做法和经验。还针对各县实际，对其“三反”工作分别作出了指示和要求。1952年2月24日，地委下发通知，要求各县”于3月15日前将县级机关‘三反’工作大致作以结束，尚未搞清的问题，待土改后继续搞清”。于是，各县市于1952年3月中旬暂时停止了“三反”运动，集中精力进行土改和春耕工作。“三反”停止期间，对前一段揭发出来的问题进行了处理，还进行了追赃定案工作。
各县这一阶段的“三反”工作，时间短，收获大。只六七十天的紧张斗争，全区打“虎”211只，共查出大小贪污分子及有贪污行为者1522人，占参加“三反”运动的县一级机关干部3421人的44%多。贪污浪费损失达68亿多元。除洋县外，其他各县完成了这一阶段的任务。但是各县“三反”工作还不彻底，定案追赃、思想建设等工作需要下一步继续进行。
各县第二阶段的“三反”运动 1952年6月至8月根据各县不同情况，陆续进行了第二阶段的“三反”工作，第二阶段“三反”工作各县分别用了19—25天的时间，是在1952年3月中旬前掌握情况、取得经验，掌握材料、做好充分准备的基础上，通过召开“三干会”的形式，在县区乡三级于部中全面展开的。县一级机关干部春季“三反”第一阶段中未解决的问题，在这阶段“三反”运动中予以解决。为了搞好第二阶段的“三反”工作，地委千1952年6月份在风县先走一步，进行试点。7月12日地委批转、通报了风县做好前期工作、通过县区乡三级干部会议进行“三反”工作的总结报告，为全区开展第二阶段的“三反”工作提供了好的做法。各县这一阶段的“三反”工作一般经过四个步骤进行：
1. 做好动员学习，解除思想顾虑，做到心中有数。各县都以各代会（各界代表会）、乡农代会、区乡干部和积极分子训练班等各种不同形式做准备工作。领导作动员报告，组织学习讨论，讲明“三反”运动的意义政策，说明利害，消除顾虑。开始时，不少于部思想上存在种种顾虑，怕受处分，怕清除回家，怕丢人，有问题的怕坐牢。经过宣传动员，解除了顾虑，积极参加运动。再发动群众检举揭发，充分掌握材料。如宁强县这一阶段接到群众检举信200多件。各县还召开区书记区长参加的联席会议，校正、研究群众揭发的材料；再把贪污分子排队，做到领导心中有数。
2. 普遍民主检查，时间一般3 -5天。领导带头检查，然后大家逐人坦白检查，普遍交代问题。一般先着手乡于部和问题不大的区县干部。问题不大的、不够贪污分子的都在这一阶段弄清，问题重大的只提出疑问，有意识放过去留待第二阶段再搞。在此基础上，培养、充分使用、逐步扩大积极分子，将没有问题的和已交待清的人员组织、培养提高，以扩大力戳，更加孤立顽固贪污分子。
3. 进行重点检查批判，时间一般6—10天。以小组为单位，首先选择其中问题比较明显突出、思想顾虑不大、有一定认识者，加以启发开导，作为第一个重点检查、帮助，借以推动全组工作。然后又从各个重点检查人员中，选择问题交代比较彻底、启发性较大、有全面影响者，进一步启发开导后，组织大型坦白会。并随搞随定案，当场宣布处理结果。影响极大，效果较好。
在重点检查中，随时召开积极分子会，总结经验，分头反复向贪污分子讲解政策，说明利害，进行攻心战，使有问题人员亲眼看到对某些贪污分子的宽大处理，就主动交代清了自己的问题。对个别顽固分子，一般都经过县委书记、县长亲自个别谈话。如宁强县一个贪污分子经过县委书记、县长个别谈话4次，最后彻底交代了问题。对个别问题已很明显，并有充分证据，仍顽抗不坦白者，给以压力，摆问题、讲道理，使这些贪污分子在群众压力下，在人证物证面前，只有低头认罪。为了搞好定案处理、退脏工作，各县市组织了各种性质的小组，成立了人民法庭，通过这一阶段，基本上弄清了所有到会干部的问题。
4. 思想建设阶段，时间一般4 -5天。每个人写出书面思想总结，系统暴露问题，普遍交代清本人的四种关系。据不完全统计，儿个县交代出与地主有关系的22人，与奸商有关系的6人，与反革命分子有关系的3人；交代出国民党党员21人，三青团员32人，红帮42人，一贯道12人，特务分子4入，打骂群众的8人。还寻找思想上的敌人，进行思想批判，寻找根源，提出克服的办法。再交小组审查、批判。从而达到提高思想觉悟，划清阶级界线，纠正和克服官僚主义、个人主义和铺张浪费。然后，写出“三反”鉴定表，干部登记表等。最后总结“三反”工作，巩固“三反”成果，布置今后工作。
各县在这一阶段的“三反”运动中，共查出贪污干部2421人，其中百万元以下者1950人，百万元以上千万元以下者331人，千万元以上者65人。按贪污于部年龄分，其中老干部149人，新干部1951人，留用旧职人员321人，共查出贪污金额10.7亿元。浪费亦相当严重，据不完全统计，各县浪费金额为2亿4676万元。处理情况是：对1303人只批评教育，写出守法公约，免予处分；其他，撤职等行政处分377人，刑事处分48人。
（三）乡村“三反”运动情况
乡村“三反”运动主要指对乡村不脱离生产的干部开展的“三反”工作。有的县是1952年8月份进行的，有的县是秋收后进行的，各县从开始到结束，进行时间大约20天左右。各县农村“三反”工作都是结合土改复查、查田定产，先试点后铺开面上进行的。
早在1952年3月中旬，县市“三反”工作暂时停止进行的情况下，地委就进行了农村“三反”工作的试点和准备工作。地委副秘书长刘平西等4人于1952年4月到南郑县冷水区圣水乡调查研究并进行了农村“三反”试点，地委批转、下发了他们《关千乡村干部的贪污浪费现象和乡村存在主要问题的调查报告》，并要求各县在搞好生产的同时，注意和掌握这些情况，为今后乡村“三反”、查田定产等工作做好准备。7月4日，地委转发了省委《关于乡村“三反”遵守和注意的十二条规定》，明确了“三反”工作的重点和农村“三反”政策。9月4日，地委又批转、通报了南郑县委农村“三反”试点报告《回龙乡的“三反”是怎样进行的》，给各县开展农村“三反”工作提供了参考和方法。同时要求各县开展农村“三反”工作都要在试点的基础上再全面进行。根据省上关于乡村“三反”的政策规定，“农村‘三反’工作只在干部中进行，不在群众中进行，不提打虎口号……”。各县乡村“三反”工作的具体做法是：
1. 组建“三反”工作队伍。各县县级机关“三反”工作结束后，及时举办了农村“三反”于部培训班，为农村“三反”运动训练了一批领导骨干，加上各乡参加过县上“三反”工作的于部，组成了一支强大的农村“三反”工作队伍。
2. 做好宣传和思想发动工作。在县区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工作队员深入乡村，宣传政策发动群众。首先召开农民代表大会，认真讨论了开展运动的方法、步骤和有关事宜，然后村组召开干部会、党团员会、青年会、妇女会、互助组组长会等各种会议，传达上级指示精神，学习“三反”运动文件，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利用黑板报、墙报等各种宣传工具和读报组等形式进行大力宣传，使大家明确“三反”运动的目的、意义、范围、内容和方法。彻底揭露和严厉打击不法地主、反革命分子造谣惑众，离间干群关系、破坏“三反”运动的罪恶活动。解除各种思想顾虑，把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自觉地投入到这场伟大的革命斗争中来。
3. 全面检查，重在教育。检查的方式，一般先由千部在群众会上针对自身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检查，然后大家根据检查情况，抱着“治病救人”的态度，进行批评帮助，最后由本人表明改正的决心。不允许出现追、逼、轰、压和打骂、侮辱干部人格或乱呼口号等现象发生。上会检查，一般先乡后村，先领导于部、后一般干部。许多有问题的干部，通过检查和大家的批评帮助，认识了自己的错误，特别是经别人检举揭发或自己坦臼交代的贪污、浪费等问题，能够主动退出赃款赃物，表示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南郑县莲花乡老农刘国喜，在干部检查会上说：“我原来把‘三反’运动当着整干部的，经过这次运动我才知道是好事情，是把干部朝正路上引，我也有浪费，也需要检讨，回去后一定要带头把互助组办起来。”一些怕检查自己问题丢人的于部，通过现场教育，主动要求上会检查，并订出守法公约。没有问题的于部，也从中受到了启发教育。据统计，全区乡村千部和农民代表受到深刻教育的达90%以上，群众受教育面也超过50%。
全区乡村“三反”中，共查出贪污、窃取土改果实者1109人，其他作风不纯、违犯法纪者5616人。对大部分人员只批评教育、免于处分，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的只是极少数人。
（四）“三反”运动的教训
1. 对各单位抓贪污分子工作采取了分配任务指标的办法，部分县为了完成上级分给的任务指标，为了凑数，将解放前的贪污分子混在一起计算上，将贩卖烟毒亦计算为贪污，等等。这种做法和计算方法是错误的。
2. 个别地方捆、打、跪等刑讯逼供现象比较严重，违背政策的现象时有发生。如专区电厂，工作中用车轮战法和疲劳战法。勉县打虎队打了税务局千部方永秀。还打了邮电局报务员和局长，报务员回家后服毒自杀；农村“三反”中也发生过打骂老乡、老乡持刀自杀的事件。西乡、风县等县也有捆人、打人、跪砖等现象。给后面的追赃定案工作造成了被动和困难。
3. 个别地方使用撤职、逮捕的手段较为频繁和过分，做艰苦的群众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不够，造成了后面定案处理工作的被动。对工人身份贪污分子的从轻处理强调不够。
4. 组织处理工作抓得多，思想批判不够深刻，尤其对官僚主义批判比较肤浅。
5. 运动发展不平衡。单位和部门中有的进展快，反的彻底，效果显著；有的进展迟缓，没有起色，甚至有走过场现象。
1952年元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在城市中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南郑地委立即进行了传达贯彻和安排部署。地委根据上级关于“五反”主要在大中城市进行的政策精神，根据当时我区除南郑市外，绝大多数县城工商业比较薄弱或只有简单作坊的实际，决定专区“五反”运动重点在南郑市进行，小城市主要在城固县、西乡县进行。结合“三反”运动开展“五反”运动。
（一）
南郑专区的五反运动重点在南郑市进行，也首先在南郑市进行试点。南郑市的“五反”运动，在2月中旬以前，做了一般准备工作，从2月15日以后，试办了货栈、行商、木料、石灰、布绸百货、铁器等五个重点行业。3月21日在全市工商业16个行业中全面进行。南郑市参加五反的干部，省委派来22人，地委及各县调来12人，本市抽调105人，共计139人。编成16个小队，在市委统一领导下，分别在16个行业开展工作。月15日基本上结束。全市“五反”运动搞得比较扎实。
城固县、西乡县、宁强县等县于1952年2月至3月中旬结合“三反”运动一般的开展了“五反”运动，时间均一个半月左右。城固县1952年2月作出了《城固县在九个行业进行“五反”运动的步骤与时间要求》，短时间内，对工商户的揭发检举材料达150多件。西乡县1952年2月20日召开了有70多名工商户、店员参加的大会进行“五反”运动，短时间内收到检举材料10份。宁强县“五反”中将工商户划为五个小组，通过学习提高，检举揭发出“五毒”和利用双底木盆、罐子、空心车橡、空心鞋底及核桃壳等东西装烟土进行贩卖的勾当。勉县在县城64户工商户中开展了“五反”运动。
留坝、略阳、佛坪等县（小城大镇）“五反”运动没有作为重点，没有专搞“五反”运动，只作了传达，只进行了“五反”教育，清理了偷税漏税和解决突出违法问题。时间约有半月左右。
1952年3月15日，地委研究决定，“五反”运动除南郑市继续进行外，其他县均暂时停止。
（二）
南郑市和几个县的“五反”运动，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了解情况，宣传政策，发动工人和其他群众。组织工人、店员诉苦、检举，提高其阶级觉悟和思想认识，树立主人翁思想，整顿加强工会组织，组织工人战斗队。通过读报组、居民代表会等广泛宣传动员，造成强大的政治攻势。宣传政策，争取高级店员与资本家划清界限，鼓励其大胆检举。向工商业主宣布“五反”纪律，不得无故关门停业和解雇工人店员；并结合税收工作，查实工商业者生产经营情况和报实税金。给资本家反复交代政策，解除思想顾虑，启发其坦白交代问题。再将工商户大体上划为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严重违法户和完全违法户五类。经过这些工作，掌握了工商户的基本情况。
第二阶段：划清与审定前三类工商户。工作队与工人战斗队在掌握材料、心中有数的基础上，以行业为单位，召开劳资双方会议，公布前三类工商户的比例和条件。由资方自报，工会复审，工作队审定，即自报会议排出名单。在此基础上分别对待，对守法户和基本守法户，放手让其过关；对两半户有重点地挤一下送他们过关。以防止打击面过宽，争取多数，孤立少数。对未定案的后二类违法户，组织力量实行包围，工人战斗队继续调查，掌握材料。
第三阶段：主要解决少数严重违法户的问题。如南郑市严重违法户有100户左右。分散在进行“五反”的16个行业中。市上确定，市法院副院长、宣传部长、工会副主席等11人组成“五反”人民法庭，查证、审理这些户的问题。有的违法户主动要求落实间题，接受处分，立即退赃。
第四阶段：处理问题，整顿和健全基层组织。按照政务院1952年3月8日颁布的《北京市人民政府在“五反”运动中关于工商户分类处理的标准和办法》，处理落实工商户中的“五毒”问题。对毒品金银处罚的主要原则是：少数从宽，多数从严；过去从宽，现在从严；偶贩从宽，惯贩从严；金银从宽，烟毒从严。即：（1）毒品计算13期从1950年2月24日政务院颁布禁烟、禁毒法令起计算，以前概不追究；1950年贩过毒品，1951年未贩者从轻处理。（2）违法经营总额在2000万元以下，但能彻底坦白者，一概免于罚款，列入基本守法户。（3）对贩卖金银毒品总值在2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本人自动坦白，并能检举别人者，酌情罚款、不判刑，列入半守法半违法户。（4）连年屡贩大量毒品及黄金白银者，分别给以判刑罚禁，列入严重违法户。（5）凡制造料面，伪造金银，处以15%-40%的罚金，其悄节严重且拒不坦白者，依法另案办理，制造的原料及工具一律没收焚毁。（6）代买代卖代运的中间人，自动彻底坦白、并保证不再犯，交易额在2000万元以下者免追，2000万元以上者，分别处以罚金。（7）大烟每两折合30万元，料面每两400万元，黄金每两100万元，白洋l个1万元计算。
各阶段中的工作内容、策略方法各有不同，但发动工人群众，培养积极分子，结合生产经营，利用资本家家庭间的矛盾和资本家之间的矛盾，分化瓦解，最广泛地组织“五反”斗争统一战线，是在每个阶段都坚待的。最后整顿和健全基层组织，组织工商户订立爱国守法公约，发展生产。
（三）
各县市“五反”工作都取得了一定的收效。南郑市共有工商户3283户，“五反”中核定定案确定有守法户1004户，占35%；基本守法户1822户，占50.6%；半守法半违法户378户，占11.5%；严重违法户79户、占2.49%；没有完全违法户。“五反”中查出“五毒”总值82.34亿元，其中偷税漏税最为严重，占60.83%；其次是盗窃国家资财，占30%；盗骗国家财产达1亿元以上者就有17户。其余偷工减料、行贿、盗骗国家经济情报数目皆小，三类合计占9.17%。处理中，456户退补罚款12.158亿元。此外，还搞出大最的倒贩与伪造金银、毒品，其总值达486亿多元，超过五毒的6倍；处理中把2000万元以下的919户给予免罚，其余205户罚款2.36亿元。连同“五毒”，全市退补罚款15.3758亿元。西乡县工商界的“五反”运动，重点在茶行和中药行进行，两个行业查出“五毒“总值8363.45万元。勉县查出“五毒”及贩卖大烟、黄金数额在2000万元至1亿元的奸商计8户。宁强县有462户工商户，“五反”中划分为守法户81户，半守法半违法户342户，严重违法户33户，完全违法户6户；“五反”中检举出585件案件，其中偷税漏税250户，金额达2357.95万元；行贿受贿达2533万元；贩运毒品423户，金额达11.481万元；有4户制过鸦片烟（白面）6两多；有41户贩卖银子20.2两，银圆1887元（块）。奸商李长森一人贩毒品250余两。奸商郑国贤等4人行贿336.5万元，承包到工程后，在施工中偷工减料，造成建筑质量不过关，使国家蒙受2亿多元的巨大损失；洋县“五反”中揭露出大小贪污犯110多人，盗窃国家资财的30多人，行贿的17人，盗窃经济情报的4人，偷税漏税的60人；“五毒“总金额1.2922亿元，硬洋798元，补交偷税漏税款597.84万元。
（四）
1.“五反”运动的教训
（1）运动初期准备不充分，有些盲目性。运动是在“三反”的带动下开展的，事前没有经过调查研究，对工商户的违法情况未能掌握，待运动正式开始后才了解情况，使运动初期斗争扩大化。如：南郑市“五反”运动开始逮捕的19个奸商中，半守法半违法户占了14个。
（2）指导运动的力蜇不够。因“三反”“五反”运动同时开展，故地市县领导主要忙于“三反”运动，对“五反”运动照顾不过来。投入“五反”运动的千部数量也不够。因此，运动全面展开后，显得力晕不足。时间短，对有些问题还未彻底搞清和处理，如摊贩问题。
（3）某些政策不能及时明确，使一些间题不能适时地得到处理，如大烟问题未能适时明确地提出处理办法，使问题处理拖得比较晚。对上层资本家排队问题，事前注意不够，使工作中有盲目性，搞的不太准确。
（4）给各单位下达捉“老虎”的任务是不妥的。如南郑市在“五反”第一批工作中给五个行业下达了捉“老虎”任务（抓“五毒”分子指标），即：铁器业7只，木材石灰5只，布绸百货皮毛行8只，建筑业4只，街道居民中2只，一共要捉32只“老虎”。这样分指标的做法是形而上学的，脱离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2.“三反”“五反”的历史作用和社会影响
“三反”“五反”运动巩固了我党建立不久的各级新生政权，巩固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打击了资产阶级的违法活动，推动了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的改造事业，增强了广大干部群众防止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的能力，并在清除旧社会污毒方面，起了移风易俗的巨大作用。
在“三反”中，每个干部都接受了干部群众的检举和审查，因而党和政府的威信空前提高，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调动了群众的劳动积极性，使广大群众进一步团结在党和政府的周围，投身建设祖国。如果不进行“三反”“五反”，我们党和政府、国营企业，在资产阶级的“五毒”进攻下，就会有变质的危险，就会有更多的干部犯错误，甚至垮台，当时的经济建设任务根本不可能完成，建设新政权及巩固新政权也会遇到困难和危险。特别是“三反”运动，为保持和提倡共产党人和国家干部的廉洁作风，对当时从严治党，抵制和克服资产阶级对党的腐蚀，发挥了良好的作用。
（执笔：王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