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邦英
赵伯平同志是一位久经考验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坚强的无产阶级战士和忠诚的共产主义者。
在他长期的革命斗争生涯中，曾担任过党内外许多重要的领导职务，为人民的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行了大量艰苦而卓有成效的工作，付出了很多心血，做出了重大贡献，立下了不朽的功绩。给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深刻印象。
赵伯平同志是陕西省蓝田县人。早在陕西省立第一中学读书时即参加了爱国学生运动。192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献身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时，正值北伐战争取得节节胜利的大革命高潮之际，全国各界人民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革命运动风起云涌，波澜壮阔，陕西也呈现出一派蓬勃发展的革命气象。他在党的指派下，去长安县引驾回镇任党支部书记，积极组织领导当地农民群众投入到这一轰轰烈烈的革命洪流中，做了许多宣传工作。
“四·一二”蒋介石在上海公然背叛革命，疯狂地逮捕、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拉开了反动势力向革命阵营发动猖狂进攻的序幕。7月，西安的革命形势急剧恶化，党、团组织遭到破坏，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被逮捕，陕西党的创始人史可轩、刘含初等同志先后惨遭敌人杀害，陕西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这时，赵伯平同志回到蓝田县任县委书记。在当时的情形下，党内有很多人对革命产生了悲观失望的情绪，有的消极动摇了，有的自动脱离了组织，个别的甚至投降了敌人。而赵伯平同志不但没有被敌人的嚣张气焰所吓倒，反而同其他坚定的党团员一道，在极端困难和危险的情况下，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坚持同敌人进行隐蔽斗争。随后，他又先后担任了中共蓝田县中心区区委书记、陕西省委巡视员等重要职务，进行农民运动，坚持秘密革命斗争。
1930年秋，赵伯平同志担任了中共陕北特委书记。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他与特委的其他同志一道，在十分困难和艰险的环境下，为发展陕北地区党的组织、宣传党的政策和主张、开展革命活动、扩大革命影响，做了许多艰苦的工作。曾和刘志丹、谢子长等同志一起，对如何在甘肃陇东等地国民党军队中进行兵运工作、组织革命兵变、建立革命武装以及培养党的军事干部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研究，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1931年8月，中共山西特委领导的晋西游击队在敌人的围剿下，大约有30多人渡过黄河转入陕北地区，受到赵伯平和陕北特委其他同志的接待。为了保存和发展这支革命武装力量，即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对游击队进行了妥善的安排和人员调整，并从当地的共产党员和贫苦农民中抽调了一部分人员予以补充，增强了战斗力。使这支革命武装迅速恢复发展到70多人，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先后在安定、安塞、保安、靖边等地打了许多胜仗。同年11月，这支游击队与当地的几股“保运”武装联合后向西行动，与刘志丹同志领导的在甘肃庆阳南梁等地区活动的游击队会合，成为以后在陕甘边革命武装斗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一支革命武装力量。
1933年初，赵伯平同志到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工作，不久任中心县委书记。当时我所在的耀县县委也归三原中心县委领导，他在已有的以三原心、武两区为中心的渭北红色革命根据地党组织和农民群众开展武装斗争的情况下，做了很多工作，对渭北革命根据地和武装斗争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同年5月，红二十六军兼红二团政委杜衡在其错误思想的指导下，擅自强令红二团南下渭南等地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省委在得知这一消息后，即派省委书记小章（即袁岳栋）到三原找到赵伯平同志，并一起参加了在三原县民教馆召开的批评杜衡错误的会议。决定由三原中心县委即派人前往高陵县劝阻红二团南下，但因时间关系未能如愿。红二团失败于终南山后，他又商同省委派黄子文同志前去联系，同时积极接应途经该地区的失散人员并注重进行思想政治工作，使他们顺利转回照金革命根据地。同时，鉴于红二十六军红二团南山失败的情况，他又建议省委将渭北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红四团，为增强当地的革命武装力量，鼓舞照金根据地人民群众的斗争精神做出了贡献。
同年7月21日，驻防在耀县的杨虎城骑兵团团长王泰吉同志率部在耀县举行起义，成立了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在此期间，他也做了许多工作。起义前他曾一度和习仲勋同志与当时驻在三原的王泰吉部队中的党员同志有过联系，在部队准备起义期间，王泰吉通过几个自己熟悉的党内同志及部队中自己的侄子、共产党员王振民同党取得联系，在争取陕西省委的领导中他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部队在起义后不几天，即进入渭北革命根据地。在他的组织领导下，根据地军民在三原县陵前镇召开了军民联欢大会，并对起义部队进行了慰劳。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的革命士气，扩大了革命影响。
1933年8月，赵伯平同志被敌逮捕在西安国民党监狱中度过了三年多的铁窗生活。1936年“双十二”事变后，随着国、共两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赵伯平同志获释出狱。他一出来即参加了重新组建的中共陕西省委的工作。历任中共陕西省委常委、省工委书记、关中地委书记等职，与贾拓夫等同志一起，在恢复和发展陕西党的组织、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白区党的秘密工作、执行党的长期荫蔽方针政策、培养当地党的干部等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后，赵伯平同志历任中共西安市委书记、第一书记，以后又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二书记、省长等领导职务。在党中央、西北局的领导下，他与方仲如等同志一起，为顺利接管西安市旧政权，恢复人民正常生活、整顿市容、镇压反革命、安定社会秩序、进行三反五反、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等，做了许多艰苦的工作。在其担任省长的领导职务后，对促进全省的工农业生产、兴修水利、发展文教卫生事业、加强党和人民政权建设、改善人民生活，做出了很大成绩。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工作期间，他积极工作，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做出了贡献。
赵伯平同志为人耿直，襟怀坦白，作风正派，廉洁奉公。他重视学习，思想敏捷，对事情有主见，不随声附和，马列主义水平较高，在重大历史转变时期和重大问题上，他总是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他工作认真负责，坚持真理，忍辱负重，顾全大局，密切联系群众，对党无限忠诚，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责任感。无论是因叛徒出卖，身陷囹圄；还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深受林彪、“四人帮”、康生等人的迫害，他都刚直不阿，坚决斗争。始终对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充满信心，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操和品德。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在思想上、政治上自觉地与党中央保持一致，拥护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离休后，他依然十分关心国家大事和党的建设事业，每当谈起过去革命斗争中的许多事情时，他总是神态严肃而又兴致勃勃。他还不遗余力的撰写革命回忆录，为党和人民留下了一些宝贵资料。
赵伯平同志的一生，是不平凡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他虽然已经离开了我们，但他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功绩和表现的优秀品德，将永远值得后人怀念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