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会，决定由高朗亭当队长，马万里要回特委，就由刘晓春当政委。贾怀光
1926年冬，神木南乡贾家沟村的贾怀忠在神木高小读书，假期回家领导本村农民建立了农民协会。大革命失败后，贾家沟农民协会的活动被迫停止。1927年9月，在绥德师范加入共产党的王兆卿回到神木，以南乡教育助理员的身份在农村进行秘密活动，宣传《中国向何处去》等文章，恢复了贾家沟农民协会，介绍我和贾令德等加入中国共产党，建立了贾家沟党支部[2]。与此同时，在榆林中学加入党的刘北垣、刘荣党等也在沙峁建立了党小组。冬天，贾家沟办起了冬学，我和贾令德负责。一方面组织青年学习文化，另一方面成立“抗捐抗租委员会”。抗捐抗租的名称引起了地主的反感，他们不给贫苦农民租种土地，我们就改为“抗捐减租会”。贾令德首先和自己的地主家庭展开斗争。这样调动了广大贫雇农抗捐减租斗争的积极性，为党组织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1928年9月28日（农历八月十五日）晚上，根据王兆卿的指示，乔钟灵、贾令德、刘北垣和我在贾家沟龙王庙秘密开会，重新组织了南乡党支部，我任支部书记，贾令德任组织委员，乔钟灵任宣传委员。党支部成立后，我们在附近村庄积极发展党员，教育党员严守组织纪律，提高党员政治觉悟。
1929年秋，神木南乡党、团员共有200名（当时党、团一个组织，不够入党年龄的就是团员）。贾家沟党支部实际上起着总支的作用。经常联系采林、呼家庄、王家沟、高家圪塄、阎家堡、王家坬、贺家川、沙峁、刘家坡、下刘家坡、沙头上等十几个分支部。这时王兆卿回来了解到党组织迅速发展的情况后，便建议陕北特委在神木南乡成立区委，得到了特委的同意。
1930年1月，陕北特委派毕维周和王兆卿在王家坬王兆卿家召开了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乔钟灵、刘北垣、杨文谟、王善继、贾令德、贾怀光等。王兆卿主持了会议，传达了上级党组织关于秘密搞地下工作的精神。
1930年夏，神木南乡区委在沙峁第三高等小学成立。书记贾怀智、组织委员贾怀光、宣传委员刘北垣、军事委员杨文谟。这时，府谷和高家堡两个党支部也属神木南乡区委领导。在区委领导下，三高学生成立了“学生自治会”。多数进步青年学生以自治会的名义公开进行革命活动。贾怀智自筹资金买了一架油印机，向各地印发宣传马列主义的有关文章。暑假，他在贾家沟以举办进修班为名，培养党、团员骨干。党的活动的迅速发展，使地主、绅士们大哗：“三高会赤化神木地区，颠覆国民党政权。”国民党伪县政府立即派遣刘长秀到三高任教，妄图侦探我党组织的活动情况。不久，我们发动学生罢课，撵走了刘长秀，这家伙回去报告说三高是“一窝共产党”，伪县政府恼羞成怒，索性封闭了三高。但是，他们丝毫没有抓住党组织的任何线索。这一年党的活动搞得很起劲，当时陕北党归北方局领导，北方局的文件经贾家沟交陕北特委。
1931年秋冬，被国民党逮捕的红二十四军干部梁子修、牛清明获释后，通过王璞和神木南乡区委取得了联系。王璞是神木南乡人，原来不是党员，红二十四军渡黄河来到神木后，他因宣传红军被国民党抓进监狱，在狱中由老梁介绍入了党。老梁和老牛到南乡区委住了半年，积极帮助区委开展工作。特别是老梁，他根据神府地区的政治形势，写了一本《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小册子，提出神木南区有开展武装斗争的条件。他还说“明年要让神木红旗飘”。他的观点得到陕北特委和南乡区委的一致同意。南乡区委在沙峁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了如何开展武装斗争的问题。会上，王善继提出，采林对岸的黄家坬设有山西省的地方盐务税卡，有步枪两三支，盐务人员每天早出晚归，而且不懂军事知识，建议夺取他们的枪支。与会同志一致同意王善继的建议，并决定以杨文谟和王善继为首，组织临时特务队，由采林村党支部协助行动。但未获成功。
腊月初，南乡区委在神木一区王家坬王兆卿家召开会议，寻找了黄家坬提枪没有成功的原因，决定继续开展武装斗争。当时会上提出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在元宵节时去提王桑塌豪绅、沙峁区助理员王雨亭家放的两支枪；另一种意见是筹款买枪。最后决定由王兆卿带领临时特务队员杨文谟、刘文郁、王大、刘斗威等，先打土豪以后再提枪。腊月二十三日，王兆卿率领临时特务队，到孟家墕打土豪，因为缺乏斗争经验，只拿着镰刀、斧头，所以没有取胜。至此，老梁、老牛和王兆卿相继离开神木。
1932年2月，陕北特委交通员和神木南乡区委取得联系后，在返回特委途中经西豆峪村时，被敌人逮捕押到盘塘，泄露了贾怀智等同志。区委获悉情况后，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由王宝珊带领李登万、王三格旦、王碰碰、刘斗威、刘二、贺万德、乔六十等，到菜园沟通天山去抢救交通员。由于敌人用了一个排的兵力往神木城押送交通员，王宝珊等未能动手。贾怀智当时还在神木城参加教育工作会议，我们派人通知他立即离开险境。在县城地下党员的掩护下，贾怀智化装后由南门安全逃出，去了北京。敌人在县城没有抓住贾怀智，又派出一个排在南乡搜捕区委其他负责人。刘北垣逃出，躲了一段时间后回来，当绅士作掩护。杨文谟投奔了陕甘游击队。
贾怀智、刘北垣、杨文谟走后，区委只剩下一两个人，工作虽然停顿了一段时间，但是大部分党、团员意志坚定，仍然积极地开展工作。杨家沟党支部书记杨恩本来问我：“到底怎么办？革命不革命？”我说：“当然还要革命！”7月，在贾家沟召开了党代会。参加会议的20多人代表30多个党支部。会上，选出了新的南乡区委成员。书记是我，组织委员杨恩本、宣传委员王善继、军事委员贾怀忠、青年委员李登万等。
在贾家沟召开的恢复南乡区委的会上，进一步提出：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继续开展武装斗争的口号。布置各支部想方设法筹集枪支和物色搞武装斗争的人员，积极建立党的武装组织。
9月，在采林召开的南乡区委扩大会议上，盘塘党支部汇报说，买到晋造手榴弹一颗，其他支部收集了刀、矛、土炮等武器。接着有人提出，利用山西兴县罗峪口土匪马旺全打击绅士贾怀德和榆林派来的收款李委员。这个建议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同意。于是我们就派王善继前往罗峪口和马旺全商谈。几天后，马旺全带两个人，持步枪和驳壳枪各一支，来到采林，满口称赞革命，并宣誓要革命到底。于是我们组织了特务队，由贺家川党支部书记贺万生带领去打贾怀德和李委员。队员除马旺全的人员外，还有王聚英、王六十三、王老五、王六十二和贾如胜等。
9月22日晚，特务队在贺家川收款李委员的住处，缴获了步枪3支、手枪1支、现款1000元、大烟土800两。贾怀德和李委员到别的村去了，没有抓住。不料马旺全为匪成性，见了钱和枪又起了歹心，劫持贺万生渡过黄河，住在黄家坬，大肆挥霍，胡作非为，不几天就暴露了。山西兴县驻敌逮捕了贺万生押送到神木城，在监狱里贺万生只承认自己是土匪，马旺全是他接过黄河的，这事与共产党无关。还说敌人先前抓的一些嫌疑犯根本不是共产党员，冤枉了那些人，结果敌人释放了嫌疑犯。贺万生保护了别人，自己英勇就义了。
12月底，刘家坬（也叫漫塌）党支部，党员白浩义带领的100多群众在马镇杀了府谷县派来的一个收款员，缴获手枪一支及其他财物。
自1932年2月陕北特委交通员被捕到1933年2月，陕北特委和南乡区委失去了联系。其间陕北特委曾先后三次派人来联络。第一次派崔田夫来，他在西豆峪就被敌人抓住了，幸经党员李含惠证明是他的同学才得以释放。第二次是1932年秋，马明方扮作收羊羔皮的来到了贾家沟，在学校找到贾令德打听贾怀国（记错了我的名字）。令德说没有此人，并问他和贾怀国是什么关系，马说是朋友，最后令德答应给他打问，马明方怕暴露就走了。第三次是1933年2月，王兆卿来到贾家沟，恰好碰上贾怀忠，贾把他引来。我向他汇报了党组织和武装斗争的情况，说党、团员共有400多名。兆卿听后很满意。说他们只知道贾怀智走了，不知道党组织还存在不存在，想不到已发展到这个样子。他还表扬了神府地区的武装斗争，并通知我4月去陕北特委开会，然后他就返回陕北特委去了。想不到这就是最后的诀别，后来他牺牲了。那时，我父亲对革命还不理解，经常骂我甚至打我，所以我没能去特委开会。
1933年初，陕北特委还派张达志到神木南乡，帮助整顿党的组织，并组织了临时特务队，决定夺取区助理员王雨亭家放的两支步枪。张达志先派侯赖去侦探藏枪的地方，不料此人给王雨亭泄露了消息，王提前把枪转移出去了。当张达志和队员们化装成收款的抓住王要枪时，王说要枪没有，要钱给一两百。这时王桑塌的一个坏人乘机纠集了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在外面乱扔石头乱喊叫，张达志和队员们只好撤走。
后来陕北特委又派来刘晓春（张毅忱）、老韩（韩生杰）、老常（雷合）、高家德等也积极帮助开展武装斗争。他们去龙尾峁夺土豪李能成的财物，包围了该村，准备晚上动手。李能成从暗道跑到高家堡去搬民团。团总康恭庵是地下党员，故意刁难他，提出要几百元出差费。李没有搬来民团却纠集了一些人。由于行动已经暴露，他们只好退回。
两次夺枪未成，南乡区委决定筹款。6月正是割洋烟季节。我们向党、团员募捐了一些大烟，共卖得170多元，通过高家堡地下党员买到一支手枪、四五板子弹。
几天后，高家堡党支部史仙洲派人送来情报，说绅士郝逸卿将派人往神木送一笔烟亩款，可以半路截获。我们派了老韩、老常、老高（家德）三位同志去。老高先去高家堡找党支部联系，商定在柏林堡行动。结果没有等老高回来，老韩、老常就在李家洞与送款员相遇，老韩开了一枪，送款员装死躺下，缴款700元。他俩撤离后，送款员大喊大叫，惊动了一些锄地的老百姓来追他们。送款员返回高家堡带领民团追到新寨子，将老韩、老常抓住，把他俩带到老庄杀害了，只有老高一人跑回来。
由于陕北特委派来的人较多，大部分住在贾家沟，时间长了，少不了别人要问根究底。为了确保安全，我们在白家川赁了两孔窑，开了个小客店，由杨恩本、李登万当店家。特委来的同志就住在小客店，四处活动。7月间，小客店暴露了。原因是店里做饭的杨恩本的三弟被敌人抓住拷问后泄露了杨恩本、李登万活动的秘密。敌人逮捕了杨、李二人，严加拷打，杨、李坚不吐实。李登万于11月被保出狱，杨恩本于次年正月被敌人杀害。
杨、李被捕后，南乡区委领导成员进行了调整和补充，书记贾怀光、组织委员王善继、宣传委员贾令德、军事委员贾怀忠、团委书记冯道。接着陕北特委派来的马万里和红二十六军回来的温治恭，又临时组织起特务队，在杨家沟打土豪，获得了几百两大烟，还有十颗元宝（元宝交给了陕北特委）。马万里、温治恭、王维章、贾怀礼、温三小带上大烟去太原买枪，结果大烟卖了，枪一时还买不到。马万里回陕北特委去讨论神府的武装斗争问题，温治恭返回神木；留下的贾怀礼、王维章和温三小买到一支手枪。他们想再搞些钱多买几支枪，结果只搞到一些衣服。在太原街上卖衣服时，被人家认出报告了敌人。王维章、温三小被抓去杀害，贾怀礼逃回。
9月间，马文瑞来神木南乡传达陕北特委高起家坬扩大会议精神，帮助神木开展游击战争。不久，王宗光、李成兰和李成荣也来到神木南乡，我们以王宗光为首又组织起临时特务队，队员有李成兰李成荣、王善继、王大（刘满南）、王六十三、王老五和王聚英等同志。10月18日，南乡区委在温家川山上的小村尚家岊正式成立了特务队。队长李成兰，政委是从红二十六军回来的王兆相，队员有贾兰枝、李成荣、高家德等七人，枪有四支。
一次，贾兰枝送信，不慎将身上带的区委成员名单失落了，敌人便来贾家沟抓我们。我跑脱了，贾怀忠和贾令德被敌人抓住，要带到盘塘驻地。他俩是学生出身，很会讲理，敌人辩不过他们；又加众人从旁劝说，花了些钱（我父亲花了30元），才把敌人打发走了。以后，敌人又来贾家沟抓贾令德和贾怀忠，他们两家又花了钱，贾怀忠还被敌人割了一只耳朵，才被保出。这样区委组织又瘫痪了，我和冯道为了暂避敌人搜捕，到了特务队。
在贾家沟，特务队镇压了反革命分子贾凤隆、贾正官之后，转移到阎家山一带，准备夺取高家堡民团的枪。我和李成兰去高家堡与康恭庵联系，康回来对我说：“你们不能住了，敌人知道你们进了城。”我和李成兰迅速离开了高家堡，住在松树峰。我们在这里积极进行活动，发动农民建立贫民团、雇农工会、赤卫队等组织。
几天后，我们在九五会遇到特委派来帮助开展武装斗争的马万里、马佩勋、张衡三人，他们还送来了三支驳壳枪，大大鼓舞了全体队员的斗志。我们返回松树峰，在1933年11月7日，根据陕北特委的指示，由南乡区委宣布将特务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三支队。队长王兆相，政委马万里，有队员二十几人，七八支枪。三支队以松树峰为根据地活动了一个来月后，转移到贺家川活动。
当时，我们开展革命斗争的口号是：取消苛捐杂税，打倒地主豪绅，分粮、分衣、吃大户。我们到处打击大地主，把粮食、布匹分给农民。我们的活动引起了敌人的恐慌和不安，神木国民党伪县长和驻军罗德新，一面诬蔑红军是“土匪”；一面率军驻在贾家阳崖“追剿”我们。因此起初有些群众不敢要地主的东西，我们就偷偷地把东西扔进群众家里去；加上我们到处宣传革命的道理，这样群众就渐渐地拥护起我们来了。开始，群众不敢叫我们在他们家里住。我们就住在党员家里，这样又容易暴露他们。王兆相说我们干脆住在地主家里，他们要给敌人报告就连他们自己也告下了。以后照他的办法做果然好些。
为了进一步打开局面，腊月我们在佳县沙坡西沟杀了收款的狗腿子。接着又在乔家辿等地杀了几个收款的。这一下形势大变。群众认为红军并不是“土匪”，而是为穷人闹革命的，他们不光拥护红军，而且自动起来收拾村里的坏人。这时，我们趁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每到一处就宣传革命道理，成立雇农会、贫农会，使游击斗争和群众斗争结合起来。在群众的掩护下，跟在我们后面“追剿”的敌人，连游击队的影子也找不到，更不知道红军究竟有多少，只听见到处打富济贫，就是一个也抓不住，只好垂头丧气地退回神木城内。
1934年2月，我离开了三支队，转入搞党组织的建设。不久，王兆相要请假回家把家往山西搬，我们在崔家圪开会，决定由高朗亭当队长，马万里要回特委，就由刘晓春当政委。
1934年3月16日（古历二月二日），陕北特委派来的高长久在白家沟主持成立了中共神木县委。县委书记贾怀光、组织委员贾令德、宣传委员乔钟灵、团委书记冯道、军事委员可能是王善继（记得不太准）。参加会议的还有崔明岭等。会议决定以窟野河为界，设东西两个区委。东区委书记王善继、组织委员王聚英、宣传委员王文俊、青年委员名字记不得了；西区委书记崔明岭、组织委员张耕牛、宣传委员白清胜、青年委员白明胜。一个月后，又将东西两个区委划分为四个区委：一区沙峁一带，书记王善继；二区马镇以东，书记王全旺；三区贺家川一带，书记崔明岭；四区太和寨一带，书记张智慧。这时候党、团员1000名左右，党支部100多个。
4月，陕北特委派来张晨钟（清涧人）任县委书记。这时，红三支队的负责人刘晓春和高朗亭被调回陕北特委，我任政委，王兆相任队长。
1934年4月15日，沙峁来了一些神木的警察。我们决定晚上去提警察的枪。派刘德（后叛变）带几个人去摸哨兵，约好摸了哨兵放一枪，我们就冲进院子消灭敌人。他们去了被哨兵发现，向哨兵开了一枪就走了。我们听到枪声，以为抓住了哨兵，就冲上去包围了警察的院子。我们没有好武器，子弹也不够，只是呐喊叫敌人缴枪。敌人不知我们的底细，也不敢往外冲。白明千爬在窑顶上喊：“缴枪不杀！”被敌人开枪打死。天大亮了，敌人还是负隅顽抗，我们觉得无法取胜，就撤退了。这次我们没能取胜，主要原因是我们没有和当地党组织及群众配合，附近的白家川、刘家坡都有支部，我们却没有通知他们，连赤卫队也没有动员。其次，我们只要扔一颗手榴弹就可以了，因为敌人已经动摇，有的已经从窑里跑出来，但当时我们还不知道手榴弹该怎么使用。
这年4月，杨文谟从西安回到神木杨家沟家中，开始做群众工作。后来特委恢复了他的党籍，任命为三支队政委，接替了我的职务。以后三支队连续提取了敌人二十几支枪，武器得到充实，战斗力也提高了。三支队所到之处，群众主动给站岗放哨，青年们纷纷要求参加游击队。三支队迅速壮大，勇敢地战斗在神府地区。
5月，张晨钟被陕北特委任命为特派员，我又被调回县委任书记。
我到县委后，抽调马尚前、刘银宝（化名牛犊）两人当巡视员。和张晨钟到一、二区视察工作，张晨钟当时不调查研究，错杀了一些不该杀的人，甚至把一区区委书记王善继也冤杀了（1952年平反）。
1932年到1933年间，随着党领导的打土豪分财物的斗争，在各地发生了穷苦农民自发起来打土豪的行动。敌人说他们是“土匪”，加以残酷镇压。当时由于我们认识模糊，不但没有加以积极引导，组织他们参加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也把他们当作“土匪”，有的也被错杀了。特别是1934年党提出一项笼统的规定，即自由行动者处死，结果一些失去土地迫于生计起而斗争的穷人被我们处决了。其中有的还是党员，如李登万、白浩义、温红则、呼之生等都是不应该杀而被杀的。这是十分沉痛的教训。
1934年冬，一位领导去府谷搞工作时，说收猪毛的都是阎锡山的探子，让我们抓住就杀。当时在马镇一带就杀了好些收猪毛的。同时，在形势比较好时发展党员不慎重。有个田英是西京寺和尚，是个因奸害死奸妇本夫的流氓，被吸收入党，并让他担任府谷三区区委书记。这年12月我去府谷工作，发现他把我们骑兵连的活动告知敌人，还给神府领导人写信告我们的状。他给敌人写的信被我们抓到手后，于1935年2月我回神木时将他杀了。有个李甫金，只因说他是工人，还未入党，就在1935年4月成立北县委时，派他当了县委书记，后来叛变了。还有个柴瑞，因为听说他在红二十六军干过，就宣布他入党，让他当骑兵连指导员，结果骑兵连叛变时，就是他带的头。
这段工作，我们虽然犯有上面的错误，但党领导的神木南乡根据地建设和武装斗争，依然方兴未艾，为扩大神府地区的革命斗争奠定了基础。
（横山党史办刘兆金、神木党史办史明智整理）
[1] 本文根据贾怀光生前所写的有关神府根据地的回忆材料综合整理而成，标题是编者加的。
[2] 一说在1928年中秋节贾家沟成立党支部前，该地无党的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