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革命低潮时我加入共青团，1932年10月入党。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在党的领导下，投身于陕北的革命洪流，亲历了陕北红军游击队的创建、发展和艰难曲折的斗争。作为历史的见证人、知情人之一，我把自己在陕北红军游击队这段阅历整理出来，有义务告慰先烈，为后人保留史料。
1930年12月，“延川县共青团员高朗亭到榆林向特委请示工作，高向常应黎汇报说，延川折家坪有个反动民团，他想夺取民团的枪，建立革命武装。常说要高朗亭等些日子，见到刘志丹、谢子长后再决定行动。常并向我汇报了这一情况，我说应当找高朗亭详细了解一下情况，再做决定。常去找高时，谁知高竟负气走了。特委觉得这是件大事，立即召开常委会进行研究。后通过延川县委，派刘善忠帮助高计划此事。”（引自赵伯平《回忆1930至1932年陕北特委领导下的斗争》）常应黎即常黎夫同志。
刘善忠接受陕北特委书记赵伯平的指示，于1931年1月中旬，在延川县文安驿曹必明家与我会晤。原设想夺取郭驿沟地主民团的枪，因该民团调进延川县城集训而未成。于是共产党员刘善忠和我两人自己筹款买得两支手枪，我们又联合共产党员王保民、田汝霖和在安定（今子长）县瓦窑堡开过饭馆的杨秉权（非党的革命群众）等同志，就秘密带着这两支手枪来自卫，在横山、绥德、清涧、吴堡、延川、子长、延安、米脂等县农村进行秘密串联。1931年春陕北特委机关被迫转移到农村，联系人常立德、张玉明被捕，我们与特委的关系断绝；延川县党组织虽未遭破坏，也失掉了和上级组织的关系。但是延川县党、团组织，积极主张创建红军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其中最热诚积极的有曹必明（中共延川区委书记）、梁毓珍、杨育先、梁鼐斌、罗成德、梁毓风、刘子太等同志。延川县党，团组织形成了我们活动的指导中心。
我们秘密串联活动的经费主要从我家和田汝霖、王保民家供给。到1932年2月，形成了十七八个秘密联络站点和几十个秘密农会小组。我们运用这些联络组织，传送情报，掩护来往人员，宣传党的“六大”路线方针政策，保护农民群众的利益，深受群众欢迎。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我们初步掌握了基本社会情况，建立了可靠的群众基础，为以后的工作创造了条件。
1932年2月底向延川县党组织汇报了一年的工作情况，党委决定，可以组建红军游击队了，责成刘善忠、高朗亭负责，并积极寻找上级的组织关系，汇报请示将延川区委改建为县委，以便领导游击队。我们即在安定县井尔湾联络站作准备。王保民执笔以北平某大学生名义给清涧县淮宁湾民团团总邱树楷写了一封信，我们到距淮宁湾五华里的沐沟峪联络站，在康自威的协同下，进一步了解到雷珠山寨的近况，知道邱树楷团总不在山寨，最后决定了行动时间，按行动方案作了演习。
1932年3月12日，刘善忠、我和杨秉权等人，化装后到清涧县淮宁湾雷珠山寨子，缴了地主民团的六支步枪。13日在中共延川县委曹必明书记的领导下，在上田家川村，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延川游击队，刘善忠任队长，我任政委，杨森茂等十余名党、团员和十几名革命群众先后参加了游击队。游击队成立后，主要活动在延川、清涧、安定、绥德、延长、延安等县，打了绥、清边界留仙嘴白登高土豪，焚烧了他的契约账簿，筹得银币2400余元，宣传组织群众，还买到一支冲锋枪、一支步枪和弹药1000余发。
4月18日拂晓，中共延州县委领导延川游击队，在群众的配合下，袭击了延川县永坪镇的地主武装民团，活捉了永坪区长兼民团团总刘广汉（名建邦），焚烧了区公所的税捐档案，缴获步枪17支。在镇南畔的戏台上召开群众大会。这时，我们树起了预先准备好的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先锋队的军旗，宣布了西北先锋队的成立。刘善忠任司令员，我任政委，杨作栋任参谋长（后叛变被处死），刘益三任经理处长，并组建了党、团总支委员会，实际上是中共先锋队委员会，领导部队的作战训练、思想政治、党团建设等工作。书记党思恭（以后脱党）。先锋队下辖三个中队，第一中队队长杨秉权，第二中队队长党克明，第三中队队长康作桂。当时有70余人，装备30多支线膛枪，其余都是些冷兵器。先锋队利用永坪镇的延川县立第三高级小学的油印机，刻印了我们预先写好的《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先锋队成立宣言》《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先锋队告农民书》《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先锋队简明军律》各200余份，在镇上张贴宣传，还张贴了没收基督教会牧师吕仙笙和高利贷者刘光明财产的布告，宣布全区人民免交捐税。
先锋队在永坪镇紧张地活动了一天，傍晚准备集合出发，这时突然从东门楼上射来了一枪，接着四面都响起了枪声，向正在集合的游击队进行射击。原来是瓦窑堡驻敌骑兵团的两个连赶来，企图消灭刚刚诞生的先锋队。由于遭到突然袭击，部队被冲散了。我只身逃出永坪镇，来到田家川第五号联络站，同站长田得雨商量怎么集合队伍。田得雨说：“距永坪镇15华里处有座高山叫姐姐圪堆，上面有座真武庙，周围几十里的山上都能看到，何不把先锋队的军旗插在庙顶上，附近的游击队员看到红旗就会奔来集合。”我觉得这是个好办法。第二天中午，刘善忠来到上田家川。傍晚，先锋队掌旗员高文俊带着军旗赶到了，还有一些同志也在晚上陆续到达。20日拂晓，我们在姐姐圪堆山上，把军旗插在真武庙顶上，已到的队员在庙里边学习边休息。这一招真灵，失散了的队员望见军旗陆续奔上山来。到22日下午整队点名时，只有受伤被俘的杨桐未到（后来牺牲了），还增加了三位新战士。简单地总结经验教训，刘善忠检讨了他组织指挥方面的失误，部队向绥德县田庄方向进发。24日在安定县东区郝岔峪村宿营。下午尾追之敌二五六旅一个步兵营赶到了，敌人上了南山包围我们，我们则上北山，敌人见我队展开，就鸣枪后撤走了。
第二天拂晓前，部队到了绥德县的沐沟峪，联络站站长康自盛动员全村男女老少为游击队让房做饭，封锁消息，保护80多名指战员在这里秘密休整三天。4月底，先锋队绕清涧县城东店则沟镇南下回了延川县的青坪川、永坪川一带，这时已有100多人。部队计划兵分两路：刘善忠带几个精干分队，北上绥德，打算去田庄镇抓大地主田子厚的孙子做人质筹款，我带一路在延安东北和延川西南一带做群众工作，准备在此建立游击根据地。
刘善忠所带一路，去田庄抓地主人质未获，回到延川东北的华家坬，混进部队的几个哥老会分子在5月20日晚暗杀了刘善忠后逃跑投敌。第二天上午，我带队赶到铸铢原，收集了刘善忠所带的分队，并与尾追之敌清涧县民团150余人打了一仗，随即退出战场，我队无伤亡。当晚部队到延川城东的育龙渊村，全体指战员一致公推我任司令员兼政委。这时得到消息说，延长县北区农民集合1万人准备进县城抗粮、抗捐税，我们决定部队昼夜兼程赶到延长县境，支援农民斗争。在行军途中部队经费有困难，经理处长刘益三从自己家中拿出几十元银币，给群众支付粮食、柴、菜、油钱。部队到达延川县城北育福里村得到消息，进城的几千农民群众已撤出县城了，先锋队只得渡延河南下。6月2日晚，先锋队宿营在延长县安沟镇附近的二圪台村，不少人因走路太多脚热出汗，突然下水过河，脚出了毛病，行动困难，决定就地休息。次日凌晨三点钟左右，尾追之敌一个连和民团百余人向我发起进攻，因仓促应战，高中岳、高自立两同志阵亡，党克敏、罗文成、郝永祥、钱为人等四人被俘带进延长县城牺牲。我和经济员杨森茂受重伤。这天晚上，我们在梢沟宿营，几名队员正在给我调理伤口，有一个人突然闯进门来，我们缴了他的枪。经询问，他叫党益三，是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第二大队的一个中队长，他们的大队长是高岗，支队长是阎红彦，在总指挥刘志丹的率领下奔袭临镇未克，与部队失去联系，寻找大部队的，并告大队长高岗在这村南面的高山上。因为经理处长刘益三和几位共产党员在延安的省立第四中学读书时认识高岗，我便让党益三去南山上把高岗及其所带的分队请下山来。高岗动员我们同他一道去找刘丹志率领的部队，我同意了。这时先锋队把所辖的80来个人、近50支枪，编为两个中队，加上党益兰的一个中队，共三个中队。两个星期后，寻找刘志丹未果。我们决定经延安、甘泉之间通过保安（今志丹）去甘肃省宁县的盘克原地区，会合刘志丹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主力。我因伤口未愈，在延安城南35华里的红寺村休养，高岗和先锋队总支委员及参谋长杨作栋带领部队南下去盘克原方向。后来才知道，这支部队在安条岭一带遭到尾追之敌和堵击民团的夹击，高岗和他带的18个人分枪散伙。寻找刘志丹陕甘游击队的计划没有实现，先锋队只好又回到延川、安定、清涧间的游击根据地。这时的先锋队只剩下十几个人和十几支枪，杨作栋准备安家后，投降白军当官。部队亟须加以整顿。
1932年7月间，我伤愈归队，目睹先锋队的现状，报告请示延川县委，准备整顿部队。我们在上田家川第五号联络站，在田得雨站长、一中队长杨秉权和高文秀、田汝霖、高元亮、田霈霖等同志协助下，于7月26日晚，按预定计划将一批坏分子诱入队部，缴了他们的枪，处决了为首谋叛的杨作栋和高文清。开除了几个胁从分子。同时，召回了一些失散的指战员，进行思想教育，调整了组织，使这支部队迅速恢复了团结稳定的局面。
先锋队整顿后，积极宣传组织群众，打土豪斗地主，筹得银币1200元，重新在陕北地区活跃起来了。为了接受中共陕北特委的领导，搞好队伍建设和明确斗争方向，1932年7月28日，我到安定县井尔湾联络站，派先锋队经济员王保民化装去清涧县城，找到党员惠世温（即马万里）、惠金瑞、刘国梁、霍建德（后改名王俊）等同志，要他们协助与陕北特委联系。陕北特委得悉后，经联络站秘密通知先锋队派人去米脂县镇子湾联络站接洽。我和王保民化装到镇子湾。9月25日经杜世宏、高庆恩找到陕北特委书记赵伯平，宣传委员马明方，秘书长崔逢运。当时陕北特委急需工作经费，即派经济员王保民提前回部队，给特委奉献800元银币。在叶家岔（马明方家）我向特委汇报了延川游击队、西北先锋队组建以来的情况；阅读党的文件，学习毛泽东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油印文章；马明方辅导我学习这些文件与文章。这时，赵伯平、马明方决定我由共青团员转为正式共产党员。
1932年10月1日，“以中共陕北特委名义命名这支部队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九支队'，任命高朗亭为支队长，艾龙飞为政委。”（引自赵伯平《回忆1930至1932年陕北特委领导下的斗争》）张承忠、王保民为经济员。特委书记赵伯平还指示要艾龙飞到职后与中共延川县委取得联系，接通与特委的组织关系。红九支队的活动地区仍然在延川、安定、清涧、绥德、延安、延长等县，并指定延川县永坪区上田家川的第五号联络站为陕北特委与红九支队的联络点。陕北特委派共产党员马万里、贺吉祥、栾新春、高庆恩、杜修植等十几位同志参加红九支队，由马万里任红九支队委员会书记，艾龙飞、张承忠、景乐礼、王保民和我为委员。10月20日，在延川县高家圪塔，由毕维周代表特委，正式宣布红九支队成立，并授旗发关防。特委命令红九支队积极筹款，寻机打击敌人，壮大自己，巩固扩大游击根据地，组织群众进行斗争。
同时“指示九支队向杜甫川一带活动，以打土豪、分财物为主要任务，不搞土地革命，因为还无这样条件，他们接受了特委的指示，还给了特委一些钢洋做活动经费。第九支队不仅保存下来，而且成长壮大，最后加入陕北红军的主力部队。”（引自赵伯平《回忆1930至1932年陕北特委领导下的斗争》）
12月9日，红九支队到清涧县城东高杰村抓获大地主白明杨，筹得银币3400元，羊毛衣100套，蓝黑市布各15匹，关押30天后释放。随即组织了九名精干指战员，分三路，于1933年1月18日出发，第一路由政委艾龙飞带着杜修植、高庆恩解款1000元，第二路由队委书记马万里带着高明有、宜宝财解款500元，第三路由经济员张承忠带着高嘉德（以后叛变）、高力雄（当年秋被土匪打死了）解款500元，秘密武装护送给陕北特委共2000银元（艾龙飞送款后没有回队）。还相继缴了民团、土匪武器10余件，壮大了自己。还组织了一些秘密农会，从中发展了一些党、团员。红九支队的游击根据地进一步巩固了。
1932年11月，强世清、史法直等同志由陕甘游击队回到陕北老家。红九支队委员会先派我经过地下党组织成员刘昌汉去动员他们参加陕北游击队，强世清说回家养病，现在还不能参加战斗。史法直说他是回家结婚的，可以参加，还把自己带的一支枪交给了红九支队，并参加了一些作战活动。以后陕北特委巡视员毕维周又去动员，强世清才出来参加了红九支队。这时地下党组织的赵福祥、薛玉瑞给红九支队送来可靠情报：国民党安定县长刘述明于1933年2月9日（农历正月十五）由安定县城去瓦窑堡。毕维周和强世清合计，在刘必经之道——栾家坪进行伏击，并找到史法直和高嘉德等。他们带着机关枪一挺，自来得枪一支，手枪两支，埋伏在栾家坪秀延河桥的左侧。上午10时左右，刘述明骑着白马，后面跟着两个护兵，刚走上桥头，强世清便端起冲锋枪，一夹子弹射出去，刘述明一头栽倒在桥下的冰滩上丧命，两个护兵一个抢骑了县长的马逃掉了，一个被缴了枪，并把红九支队的布告张贴在大路旁和栾家坪的显眼地方，即迅速撤离。打死敌县长的消息很快传出，对敌军震动很大，敌军派出三路人马出城搜捕，折腾一番扫兴而归。
这期间我又负了伤，陕北特委批准毕维周的报告，任命强世清为九支队副队长。1933年4月下旬，陕北特委决定，把红九支队改称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强世清任支队长，李成荣任政委。我伤愈后调回特委另行分派工作。
此后红一支队在强世清领导下进行活动。强世清带了长短枪五支，20余名战士于5月10日南下寻找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第二团。红二十六军指派杨重远为政委，并补充了些枪械。强世清与杨重远率队于5月29日回到安定县谭家崄时与瓦窑堡敌军发生战斗，杨重远政委英勇殉职。
1933年7月23日，中共陕北特委在佳县高起家坬村召开第四次扩大会议。特委代书记马明方主持会议，我是作为红军游击队的代表参加会议的。马明方作了第三次扩大会议以来的工作报告，讨论了开展游击战争和创建陕北革命根据地等问题。大家认为，第一支队一年多的活动（从先锋队成立开始），证明陕北有开展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有利条件。会议决定：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组建工农红军，巩固扩大陕北第一支队和延安、延川、安定、清涧等根据地；在清绥地区组建第二支队，在神府地区组建第三支队；其他地区也要创造条件，尽快组建游击队和根据地。这次会议选举崔田夫为特委书记。
陕北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对于进一步创建陕北红军游击队，推动游击战争的开展和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具有重大意义。会议以后，尽管陕北特委机关遭到敌人的突然袭击，派去红一支队的王兆卿、毕维周等同志遭米脂县敌人杀害，但特委的主要领导人都很安全，文件档案亦无丢失，因而这次会议的决议得以贯彻执行。
1.创建第二支队。在第四次扩大会议期间，崔田民曾说，清涧县的共产党员王聚德、绥德县共产党员崔正冉两人，已经从冯玉祥部队中哗变的士兵手里得到自来得枪三支，这是创建游击队的好条件。会后，7月29日，我随同崔田夫、崔田民去清涧、绥德组建红二支队。我们经绥德县刘家湾联络站，沿无定河顺流而下，经铁茄坪、寺墕里到王家山找到了王聚德和哗变士兵罗永宽（已经王友贤、王聚德介绍加入了共产党）。
1933年8月5日，由崔田民主持，在王家山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二支队，罗永宽任支队长，我任政委，王聚德任经济员，队员有崔正冉等10余人。罗永宽因脚受伤，不能随队行动，秘密休养。第二支队主要由我带领活动。一面组织群众，宣传抗日救国，打土豪，抗捐租，一面寻机壮大自己。两个星期以后，在清涧县袁家沟遇到回家探亲的白雪山，我和王聚德立即主动请他介绍陕甘边红二十六军武装斗争的经验，白雪山讲了两个半夜，使我们很受启发。我们邀请白参加红二支队工作，他因患肺病，需要休养，谢绝了。
不久在中共铁茄坪区委领导下，红二支队召集地下党、团员20多人，由崔世俊（副区长）作向导，于中秋节夜晚抓获国民党绥德县薛家峁区区长、地主薛运通，缴获元宝四个（每个50两），没收一些财产，烧了契约账簿。我以红二支队的名义起草了一份布告，由崔世俊抄写两张贴出，将薛运通就地处决，四个元宝上缴陕北特委两个，剩下两个红二支队用它买了两支手枪，一支步枪和生活用品。
为了开辟神木、府谷地区的游击根据地，陕北特委决定调我和罗永宽去参加组建神府第三支队，调三支自来得枪给特委，拟组建特务队。红二支队只留下两支手枪和一支步枪。王聚德、崔正冉带领一些队员继续活动。
2.第三支队的建立。1933年9月，我和崔正冉、罗永宽带着三支自来得枪，交给陕北特委，崔正冉仍回红二支队工作，我和罗永宽去神府地区。我们化装沿黄河西岸北行，三天后在神木县贾家沟找到南区区委书记贾怀光。在这以前，神府地区已经由王兆相（在红二十六军原第二团任警卫班长）、马万里、李成兰组成了神府特务队，王兆相为队长，李成兰任政委。贾怀光见到我们后，即让贾汝胜作向导到高家堡的一个联络站找到王兆相、李成兰等同志。我们商定，先筹款，给陕北特委解决工作经费和游击队的筹建费。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特务队已筹集到现金数百元和部分物资，给陕北特委和神木南区区委送去部分经费，其余用来筹建三支队。这时特务队已发展到15人，9支枪，声势渐大。
1933年11月7日，在神木县尚家岊村（一说松树峰）将神府特务队改建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三支队。贾怀光代表特委宣布王兆相任支队长，马万里任政委，杨炳文为经济员；李成兰任第一队队长，温治国任第二队队长。
12月下旬，陕北特委派张毅忱到崔白家沟联络站，传达特委指示：调王兆相、马万里回陕北特委，组建特务队，任命高朗亭为第三支队队长，张毅忱为政委。此后不久，我因病休养，王兆相继任队长。1934年4月，张毅忱调回陕北特委又派到清涧二支队任政委。我病痊愈后回到陕北特委。
3.红一支队的恢复与陕北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1933年9月上旬，强世清带了三个分队，二次南下陕甘边在甘肃合水县古城川会合红二十六军第四团，一起进行作战活动。先后取得了旬邑张洪镇（国民党县党部、县政府、县民团部等机关所在地）和合水县城等两次战斗的胜利，人员装备得到充实。是年11月间又回到陕北。不久，在枣树坪、温家坡、关庄战斗连续失利，队长强世清，政委魏武，继任队长白德胜，政治指导员任志贞（女）等，先后牺牲。部队失去领导核心，干部战士战斗情绪低落。又与陕北特委失去联系，于11月28日与地方党支部负责人研究决定埋枪分散活动，红一支队遭到一次严重挫折。
1934年1月22日，中共中央北方代表派驻西北军事特派员谢子长回到陕北，与陕北特委接洽后，了解到红一支队的情况，严肃地批评了埋枪隐蔽后的错误，决定马上恢复红一支队。特委派红二支队白雪山、崔正冉、王聚德等同志护送谢子长到安定、延川地区恢复一支队的工作。经过一段努力，集中了分散人员和枪支，是年3月8日，在刘家圪
恢复了第一支队。李盛堂任支队长，谢绍安任副支队长，刘明山任经济委员，谢子长又任命贺晋年为红一支队政委。此后，红一支队在横山县的大庙山、冷窑子等地打了几次胜仗，队伍扩大到50多人，50多支枪，赤卫军、少先队也发展到五六千人，成了陕北游击队的一支劲旅。谢子长到安定后，把红一支队借给的十几支枪带回清涧红二支队，特委任命白雪山任红二支队队长，王怀德任政委。农历腊月初七（1月21日）那天傍晚，清涧县东区的土豪劣绅正在解家沟镇集会，争论着征收粮款的办法，红二支队在赤卫队配合下，突然闯入会场，抓了高潘等10个豪绅，并张贴了预先准备的布告，列举其罪行后一律砍头。其中一个被砍倒后昏倒在地，游击队走后他又苏醒逃跑了。这就是当时流传的红军在解家沟杀了九个半豪绅的故事。清涧东区、绥德南区的豪绅再也不敢派人逼租收税了，群众过了个平安的春节。群众扬眉吐气，还自动起来抓豪绅、斗地主，并配合红二支队袭击了店则沟镇的李成善民团，缴枪10余支。到3月间，红二支队开辟了清涧东区、绥德南区、延川东区的大块地区为游击根据地。
神府的红三支队，1月初接到群众报告：地方豪绅地主限春节前交齐1933年的租税，交不齐的就用铁链拉着游村示众，他们所到之处还要杀猪、宰羊来款待。有的农民已开始卖农具，甚至卖儿卖女了。地方党组织来信要求红三支队保护人民利益。队委派人四出侦察情况，于1月10日至25日，先后在佳县北区、神木东区、府谷南区，杀掉豪绅差役各三人，并以红三支队名义出示布告历数其罪行。真是杀一儆百，群众也过了个安稳春节，并且自己拿起刀斧棍棒，打土豪斗地主，分粮烧账。百日之内红三支队人数扩大了两倍，根据地也扩大了百余里。除沙峁镇和黄河边的盘塘镇还有国民党军和民团驻守外，所有农村小集镇，都成了人民的天下。
4.第四、五、六、七支队的建立。1934年1月间，陕北特委派马佩勋到吴堡县宋家川和佳县螅蜊峪一带，联络一些镖客组成“抗日义勇队”，薛俊山任队长，马佩勋任政委，当时仅有两支短枪，十几个人。2月初的一个晚上，义勇队配合地下党、团员，组织木头峪暴动成功，缴获步枪6支，银币200元，鸦片烟土100余两。2月15日，陕北特委委员高长久到达樊家圪坨，集合队伍，宣布义勇队改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四支队。薛俊山为队长，马佩勋为政委，我和刘子义（学名苗从谋）相继为政委，薛五栓为第一分队长，高亭为第二分队长。红四支队成立后，经过了三个星期的整顿、训练、改造，迅速扩大到五六十人，创建了吴堡、佳县、绥德三县交界的游击根据地。
接着，在绥德成立了五支队，在佳县成立了六支队，在府谷成立了七支队。
随着游击队的迅速发展壮大和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陕北特委于1934年4月在佳县南区神堂沟召开扩大会议，决定组建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以便统一指挥陕北各游击队。经过一段时间准备，7月8日在安定县阳道峁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谢子长兼总指挥，郭洪涛任政委，贺晋年任参谋长。总指挥部的成立，标志着陕北游击战争已进入一个历史新阶段。
从1934年3月起，陕北军阀井岳秀第八十六师纠集各地地主武装民团共1.5万余人，对陕北游击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围剿”，以连为单位驻守城镇，以班、排为作战单位四出捕杀抢劫。陕北红军游击队在总指挥部号召下投入了反“围剿”斗争。
7月10日，在清涧县花崖寺，由马明方主持，组建中共陕北特委机关特务队，队长高朗亭，政委马佩勋，担任机关警卫和筹款工作，还参加了石窑湾、张家圪台、河口等战斗。7月25日，八支队成立，主要活动在安定县城区、北区、西区、东区和米脂西区、清涧县北区一带。7月25日，西北军事特派员谢子长率红一、二、五支队和赤卫军200余人南下，与中国工农红军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刘志丹会晤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商讨发展壮大红军游击队，创建革命根据地，粉碎敌人“围剿”等大事。在南梁堡附近的阎家洼子联席会议上决定，谢子长兼任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政委，并派红四十二师第三团参加粉碎敌人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的斗争。
谢子长率红四十二师第三团（团长王世泰、政委黄罗斌）及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北上，于8月18日首战安定县景武塌告捷，全歼敌一个连；8月22日，再战绥德县张家圪台，全歼敌军两个排，击溃敌一个连；再战河口镇，击溃守敌一个连（敌逃跑），解放了河口镇。在河口战斗中，谢子长不幸胸部受伤。连续三次作战，歼敌近200人，缴获长短枪近200支；加上红二十六军骑兵团和红三团两次来援，陕甘边庆阳游击队来安定县游击根据地作战，陕北红军游击队和各级地下党委、革命群众做瓦解、兵变工作，共计歼敌近千人，缴获长短枪近900支。敌人随即收缩据点，改变以营连为单位作战，以团营为单位守据点，各据点都深挖沟、高筑寨、断山梁等，加强防御作战。
榆林国民党《上郡日报》1934年8月31日头版载：“近日陕北（延河以北）驻军多被‘赤匪’缴械俘虏，驻军虽全力剿除，惟‘匪’出没无常，时而结队千百，时而分散游击，难以应付。”敌人这样惊呼哀叹，畏惧不安，证明我们反击敌人第一次“围剿”的胜利。
粉碎敌人第一次“围剿”胜利后，谢子长忍着伤痛，领导陕北特委于1934年8月28日，在清涧县寺墕里村召开会议，通过马明方起草的《关于冲破“围剿”的决议案》（郭洪涛1965年在北京国家经委办公楼对我说的）。其主要内容：（1）陕北革命军民紧急行动起来，准备冲破敌人新的“围剿”，广泛开辟农村根据地，组织农会、赤卫军、少先队、游击队，积极开展游击战争；（2）建立人民民主政权，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解放劳动力，鼓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改善人民生活；（3）把陕北工农红军游击队第一、二、三支队扩编为陕北红军独立第一、二、三团，同时组建新的红一、二、三支队；（4）成立陕北红军游击队第九支队，支队长高朗亭，政委王文良，副支队长王保民，巩固扩大延川、清涧、安定交界地区的游击根据地，开辟扩展新的革命根据地，组建农会、赤卫队、少先队，寻机作战，壮大自己力量；（5）加强宣传动员工作，组织白军士兵、团丁哗变，参加红军游击队。
会后，中共陕北各级委员会和各游击队积极行动，以排山倒海之势，开辟村庄，创建扩大革命根据地。
各游击队编团后，战斗力相应增强，能与敌营级作战部队对抗，击溃或全歼敌连级部队。独立第一团编成后，多次与敌张云衢营、张建南营作战。1935年1月，团长贺晋年、政委马佩勋、参谋长路文昌带队寻机作战，到安定、延川县交界的柚儿沟村，适逢延川县民团总指挥高善亭率全县9股民团近300人，妄图寻找我红九支队决战，绕道延川城北、清涧、安定县边界，巡行一个星期不见红九支队踪影，由东向西南经永坪镇绕道回延川县城，当天高善亭民团驻青坪川脑鸦儿巷村。贺晋年、马佩勋、路文昌找到红九支队队长高朗亭、副支队长王保民协商，要在高善亭回城的青坪川路上伏击歼灭敌人。我们于19日12点行军，次日拂晓到达青坪川东口大掌里村。红九支队驻村西休息做饭，并立即派本村赤卫军队员张来顺西进侦察敌情，知情后返来汇报。独立一团驻村东，张来顺没有看见。高善亭民团20日拂晓由青坪川脑鸦儿巷村出发，途经贺家庄，恰好碰上张来顺。高善亭查问仔细，张来顺把红九支队的情况说了个翔实，但张来顺不知道独立一团也住在该村东边，自然不会说。高善亭误认为在这儿撞上了红九支队。他立即在贺家庄大路旁集合九股民团，大声嘶叫：“本总指挥这次出城，专找红九支队决战，今天高朗亭撞到本人的手掌上来了，我们一定要活捉高朗亭，今晚回县城，明天给兄弟们喝庆功酒，吃胜利筵席。”接着又说：“本总指挥要在王家圪坨村设埋伏。高鸣岐团总、郝德胜团总在王家圪坨南山埋伏，要隐蔽好，不得暴露。冯康年团总、郑德胜团总跟本人在王家圪坨村内利用宅院围墙埋伏。刘建邦（字广汉）团总带领你团在川道中间的龙王庙埋伏，所有团丁的枪，都瞄准骑枣红海流马的高朗亭，刘团总你认识高朗亭，他1932年在永坪镇缴过你的枪，你差点遇难，对高朗亭只能打伤，不能打死，一定要捉活的。郝国灵团总、梁似虎团总在王家圪坨北山埋伏，要隐蔽好，不得暴露。李兴团总、甄玉海团总作预备队，在王家圪坨村西隐蔽，随时准备增援各团总。以刘广汉团总开枪射击为发动作战信号，不准早开枪，队伍带开，立即埋伏。”（这段敌情是战后审俘和后来调查笔录整理的。）
20日上午8时，陕北红军独立一团和红九支队从大掌里出发，按昨晚行军序列，由东向西继续前进，尖兵到达官庄里时，该村赤卫队员向尖兵报告：“在一顿饭时前，有几百穿黑军衣的延川县民团，在王家圪坨南、北山上埋伏，川道大路旁龙王庙也有埋伏，咱们的游击队敢不敢前进？”尖兵汇报后，红九支队指挥员立即向后传口令，部队停止前进，就地休息。并与独立一团指挥员研究敌情、地形，定下决心，确定战术、作战时间、信号。独立一团选拔40名指战员组成奋勇突击队，由三连指导员李赤然任队长，攻占龙王庙后，迅速向王家圪坨村突击；独立一团一连跑步越过官庄村，登西山向王家圪坨北山进攻，得手后由北向南赶到王家圪坨村，二连跑步进入李家河村登山，向王家圪坨南山进攻，歼灭正面民团，并堵截敌人向南逃跑的路径；红九支队跑步插进敌右侧李家河、关家沟，到李家河南侧登山，协同二连歼灭王家圪坨南山民团，并堵截敌向南逃跑的路径；三连作预备队。各连队做宣传动员，战斗准备15分钟，听到冲锋号，即跑步冲向敌人。
临战准备完毕，红军游击队六支军号齐鸣冲锋战斗，各连指战员在茫茫雪原上，如猛虎扑群羊冲向敌埋伏场。奋勇突击队首先夺占龙王庙，活捉敌团总刘建邦，全歼其民团，继续向王家圪坨村冲击，敌民团依托村庄院围墙抵抗，被俘团丁10余人，高善亭带10余人向南山逃窜。与此同时，第一、二连也在北、南山向敌冲锋，埋伏在王家圪坨村之敌乱了阵，不敢抵抗，夺路南逃，第一连和奋勇突击队趁势追捕，正好被第二连和红九支队分段截割，各个歼灭。恰巧红九支队活捉了延川县民团总指挥高善亭和李兴、郝国灵团总，俘敌团丁30余名，缴获骑步枪30余支，自来得枪3支，子弹千余发。独立一团活捉了敌团总5名，俘团丁200余人，缴获自来得枪5支、骑步枪200余支，子弹近1万发。经查证只有高鸣岐团总1人潜逃，被我活捉8名团总，1名总指挥。
这次战斗，敌我兵力基本相等，装备敌优我劣，弹药敌多我少，敌民团先发现我军行军方向，预设埋伏，待机发起进攻作战。我军后发现敌埋伏，由行军纵队立即转换作战编队，仓促进人战斗。从我军发起冲锋号到战斗结束，历时五个小时，主要用于从山沟里、山洞里抓获团总，俘获团丁，火力交锋，战场搏斗，不到一小时。我军阵亡排长李芳春（一说是版子盖老王排长），一位战士负轻伤，以极少伤亡赢得最大的胜利。这是独立一团指挥员导演的一幕优秀短剧，全体指战员英勇奋斗的战果，振奋了我军士气，改善了武器装备。
此战对敌人震动很大，延川县的民团一蹶不振，再也组建不起那么大的力量了。延川县城敌驻军八十四师二五〇旅的两个营，只能孤守延川县城和永坪镇，不敢轻易出城镇捕杀和抢劫人民财产。
战后我革命根据地开辟村庄，组建农会、赤卫军、少先队、妇女联合会的工作，迅速由秘密转向公开，发展到延河北岸的拐峁（延安县属）、甘谷驿附近、延长县城附近，中间只有交口镇（延长县属）、盘龙镇（延安县属）两个民团寨子大据点。其余小股民团，有的起义，有的投降，有的逃进县城。在陕北特委的领导下，延川县、延水革命委员会也于此先后建立。
1935年1月30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在赤源县白庙岔成立。师长杨琪，政委张达志，参谋长朱子休。原独立第一团改为第一团，原独立第二团改为第二团，原独立五团改为第三团，指战员1250余人，轻重热兵器750余件，冷兵器500余件。运动寻机作战，发动群众工作于延河以北，无定河流域广大地区。
（臧运祜整理）
[1] 本文收入时编者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