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夏季，党派崔田民、崔世荣等在铁茄坪村发展党员，建立农村支部。崔世荣首先给我谈了入党条件和目的，介绍我入了党。不久，我介绍雷合、王正候、崔正富、崔正冉、崔正全、崔正杰、崔得权、崔文运、崔玉珍、韩生杰等十人入党，并正式成立了党、团支部。我任党支部书记，崔田民任团支部书记。党、团机关都设在铁茄坪小学。为了掩护党、团机关，我们成立了学校董事会，我和老秀才崔继民任会长，成员有崔玉德、崔正民、崔凤鸣，教员是崔田民、崔德才等。
1929年二月，在绥德召开党代表大会，县委书记周发源，委员霍维德、马明方、刘汉武。团县委书记马文瑞等参加了会议。会议研究决定成立南区委员会，任命刘汉武为区委书记，崔田夫为宣传委员，崔得权为组织委员，崔田民为团区委书记。三月，在区委的领导下，绥德发动南区62个村的群众，进行了要义仓粮的斗争。首先成立斗争委员会，崔田夫、崔正富、崔正岭、崔正冉、崔正杰、韩生杰等人为委员，领导这次斗争。起初海满坪村的方继盛、王国士领导本村的30多人向仓正要粮吃，刚吃了几天，仓正害怕，向区长薛运通报告，薛运通又向国民党当局报告说“共产党领导几百人到处抢粮，军队不来，就要造反了”。国民党当局遂派营长带兵一连，来到薛家峁镇。广大群众在区党委的领导下，不但没有被国民党军队的镇压所吓倒，反而更加英勇地开展斗争。要吃义仓粮的群众迅速由100多人猛增为1000多人，由其他几个仓正带领，来到薛家峁镇，向薛运通要义仓粮。营长见群众声势浩大，便问：“谁把你们领来的？”众答是仓正。又转问仓正：“你为何将这1000多人领来呢？”仓正答：“10年前，薛运通卖了62个村的义仓粮，现在灾荒太大，群众无法生活，几次向薛老总要粮，他不仅不给，而且还搬来军队，因此，要粮的群众就猛增到1000多人。”薛运通见势不妙，心想出来解围，被要粮的群众拉住就打，薛被迫答应给每人一斤粮，并允诺五天内还完粮。不到两小时，又来了600人要义仓粮，薛运通只好又答应每人增添一斤粮。斗争至止，我们经过研究，随即动员各村派三五人到绥德城去要粮。县长问道：“你们200人进城是谁带的头？”众答：“都是领头的。”县长要大家散开，此时几百人团结如一，蜂拥而上，吓得官兵也不敢打，只得用威胁的手段吓唬人们，后给了些盘费，群众方回去。
时隔五日，群众又汇集到薛家峁镇向薛要粮，薛偷跑到榆林坪村，人们赶到榆林坪村时，薛站在山顶上吼叫：“你们谁敢上来，我就拉着一块跳崖。”众人商议后，仍回到薛家峁去，又经过一番斗争，薛答应再给每人一斤粮。薛运通虽然暂时给群众让步了，但他根本不甘心，当晚又给县长报告说：“要粮者由几十人增加到几千人，一定有共产党的领导。”次日，县长到薛家峁镇，向薛运通了解“有无学生参加？”“是谁把这些人带来的？”薛回答没有学生，是仓正带来的。县长又问：“仓正中有无共产党？”薛说：“仓正中无共产党。”县长把六个仓正叫来质问，均答是方继盛、王国士领来的。县长叫方、王也参加研究，经再三询问，均答复为：群众为了活命，推举方、王和仓正数人领头，来要吃义仓粮的，未见有任何共产党的组织活动。县长查无下落，大发雷霆。质问薛运通，究竟谁是共产党，其组织又设在哪里。薛无可回答。最后，经商议，又答应每人暂给三斤粮。
经区委和支部讨论，听取了大多数群众的意见，当晚通知南区62个村的群众，按人领粮。各村的粮领完后不久，天连下大雨，旱情解除，要义仓粮的活动也就暂时停止了。
1929年以后，不但贫雇农和国民党政府、军阀、地主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就连中农和不少富农和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日趋恶化，每年打下来的粮食不够缴纳苛捐杂税，群众处于水深火热的悲惨境地。绥清党组织和南区党委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总结了南区62个村的群众要义仓粮的经验，组织铁茄坪、雷家崄一带的农民群众，抗拒国民党政府衙役征收捐税的活动，使县、区衙役在铁茄坪一带的征收行动受到很大的阻碍，不仅征不到钱粮，而且到处碰壁，连饭也不容易吃上。斗争胜利结束后，不久，刘汉武离开南区，我接任区委书记。
1929年六月，我们在五个村庄建立了党、团支部，发展了十多名党、团员，力量逐渐地强大起来。村头摊款时，我们进行了说理斗争，这次富人摊得多，穷苦人没有摊，发挥了党组织的领导作用。
1930年七八月间，特委在绥德合龙山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各地代表有刘耀三、崔田夫和常立德等，特委书记赵伯平主持了会议。会议传达了立三路线，关于一省和数省首先胜利的精神，提出党、团合并，进行暴动等问题。会后，在立三路线的影响下，有些党组织遭到破坏。我们南区党组织工作始终未停顿，党、团员发展到五六十人，领导着丁家沟、十里铺、马家坬、李家寨以及清涧小岔子等地党的工作。
1931年形势非常紧张。党、团组织连遭破坏，组织不太健全，没有县委，只有几个区委。有些知识分子开始动摇，离开革命队伍，不参加革命斗争了，如我村的崔汉丁、崔得权、崔世元、崔曙光等人不工作了。在这种情况下，党要站住脚，必须要有自己的武装，要暴动。
1932年春，绥德各地党支部和清涧党的组织都由我区委领导，我是书记，张承忠是组织委员，崔正冉是宣传委员。我们经常向群众宣传，不纳粮草税，不给衙门汉鞋脚钱，与国民党政府、地主老财进行斗争。我们深深地感到没有武器不行，于是派张承忠找高朗亭、刘善忠的游击队。结果刘善忠被哥老会分子打死，高朗亭去清涧找马万里（惠世温），后马万里来绥德南区委谈了情况。我们将这一情况报告陕北特委，特委便派艾龙飞前去改组九支队，艾担任政委。马万里、崔正冉、韩生杰等都去九支队工作。是年冬特委书记赵伯平调走后，由马明方代理特委书记，派张承忠去一支队，马万里到清涧搞游击队工作。
1933年六月，陕北特委在佳县高起家坬召开扩大会议。当时陕北有六个区委：绥清区委、安定（今子长）区委，负责人是赵福祥；神府区委，负责人是贾怀光；吴堡区委、佳县区委，负责人是张达志、高长久；米脂区委。各区委派人参加会议。绥清区委崔田夫、崔田民、唐洪澄参加了会议。陕北党、团特委参加会议的有马明方、毕维周、王兆卿、崔逢运、常学恭、马文瑞等人。大会由崔逢运作政治报告，马明方作特委工作报告。会议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决定在陕北开展游击战争，划分了三个游击区域，游击一支队、二支队、三支队分别活动于安定游击区、绥德游击区、神府游击区。会议决定成立贫农团、赤卫军等组织，发动群众进行斗争，提出分粮吃大户，不向地主纳粮款的口号。会议最后选举产生了党、团特委委员，除原来的七名委员外，又新增选四名委员：崔田夫、张达志、高长久、崔田民。当时有条原则，工农当书记，所以分工是：党特委书记崔田夫、马明方宣传、崔逢运组织兼秘书长、王兆卿军委、张达志农委、毕维周一支队政委，常学恭、高长久等为委员。团特委书记鲁贲（鲁学曾），马文瑞组织，崔田民宣传，候补委员赵福祥。
会后，马明方、马文瑞、常学恭、崔逢运、鲁贲留机关工作；崔田夫、崔田民、高朗亭去绥德工作；张达志、高长久在佳吴工作；王兆卿、毕维周去安定一支队工作。
王兆卿、毕维周去安定路过镇川堡时，董培义告密，王、毕等被国民党逮捕，一次枪毙六人。国民党军队又去特委机关姜兴庄逮捕马明方、马文瑞、常学恭等三人，经老大娘及时告诉，并进行掩护，三人安全离开姜兴庄。事件发生后，崔逢运、鲁贲两人去河北找北方局。我、马明方、马文瑞、张达志、高长久等同志在佳县召开了会议，决定特委机关搬到佳县，设在张达志、高长久的家中。会议研究决定：1.特委委员到各地继续传达扩大会议决议精神，整顿党的组织，发动群众进行斗争；2.去各地为特委活动经费；3.派马明方去安定整顿一支队，马文瑞去神府三支队工作，我去绥清二支队工作。我到绥德南区找到高朗亭的二支队，这时，铁茄坪、王家沟支部的九人，于八月十五日[2]去薛家峁镇杀了薛运通，搞到四个元宝，给特委送了两个，作为活动用费。不久，我回到特委机关，找到马明方、张达志、常学恭、高长久等，召开了会议，研究决定让常学恭去天津汇报工作，并准备成立特务队，由张达志负责，保护特委机关的安全（后因条件不成熟，未成立特务队），派高朗亭去神府三支队工作，我仍去绥清工作，马明方留住特委机关。
我到绥清的解家沟一带后，把一个大的支部分成三个：王家山村由王聚德负责，袁家沟村由白如冰负责，马家山村由唐洪澄负责，这些村都组织了赤卫军和贫农团。这时白如冰、张承忠回到清涧，谈到一支队失败后把枪埋了。我和白如冰、张承忠三人在袁家沟开了会，决定让张爱民、李向海等人去安定取枪，张承忠在王家山一带工作。不几日，张爱民他们带回一支队的九支枪，与白雪山、王聚德、张承忠等人，组织了赤卫军，于十二月初七[3]晚上去解家沟杀了九个半收款委员（一人未死）。从此，群众的斗争情绪更加高涨，自觉地要求参加红军游击队。不久，谢子长、王怀德、杨璞三人来到王家山、袁家沟一带，谢带四五支枪，又将原一支队的九支枪也送给谢，随后谢子长回安定恢复一支队去了。
1934年初，我和崔田民去特委，得知郭洪涛和李铁轮由天津派往陕北特委工作。特委召开了会议[4]，参加人有：崔田夫、马明方、马文瑞、崔田民、张达志、高长久、郭洪涛、李铁轮等八人。会议首先由郭洪涛作了政治报告，传达了上级的指示，批评陕北特委执行了“富农路线”，大家都不懂，总认为郭是上级派来的，也许是对的。会议决定成立安定、神府、佳吴县委，改组绥清县委，佳吴、横山成立游击支队。特委委员进行了分工，书记崔田夫、宣传马明方、组织郭洪涛、农委张达志。会议最后决定我到安定和谢子长共同研究讨论恢复党和支队的工作。马文瑞到三边（靖边、安边、定边）国民党军队做士兵工作，组织过去的党员进行兵变，并视察横山的工作。马明方、张达志、高长久、郭洪涛、李铁轮等在特委机关和佳县一带活动。
会后，马文瑞去三边工作，郭洪涛与崔田民一起去绥清改组县委，崔文运任书记、张爱民和王士英分别担任组织、宣传。二月初，派同志去吴堡调义勇军20多人到绥清帮助二支队，在店则沟镇提了民团10多支枪，随后义勇军返回吴堡，二支队仍在绥清活动。
1934年二月中旬，陕北特委召开会议[5]，出席人有：马明方、崔田民、张达志、高长久、郭洪涛、李铁轮、崔田夫七人。会议讨论了特委工作，决定将绥清、佳吴县委分设，佳县、吴堡和特委机关的工作由郭洪涛、马明方、李铁轮、张达志等同志负责，高长久去义勇军工作，并将义勇军改组成游击四支队。会后大家分头出去工作。三月，我到绥德成立县委，由崔文运、王廷宣、王士英、张爱民等人负责。与县委研究成立了五支队，这个支队的主要成员是王家沟支部的同志，有十多人，一支长枪。队长崔正冉，政委马万里。
清涧二支队和绥德五支队建立之后，在绥、清两县的活动开展得很活跃，不仅发展了党、团组织，壮大了游击队的力量，摧毁了农村的封建势力，建立了自己的村政权，也影响到了延川、延长等县。
我们力量的发展和壮大，使敌人极为恐惧，陕北土皇帝井岳秀派左协中部驻扎在薛家峁镇和留仙嘴的大地主白登高家等处，企图扑灭革命火焰，消灭共产党。
1934年四月初八[6]，绥德县委决定在黄家坡村开会。路经王家沟永心寺庙时，被敌人包围。我们鼓动赶庙会的群众闹着回家，借机突围出去。翌日晨，我和绥德县委的同志转移到义合镇宫元里村张存爱家和路沟村霍世杰家，讨论在义合镇一带发展党、团员和开展游击战争的问题。
初九晚上，左协中部队一连人来到赵家沟村，包围了我岳父赵荣贵家。匪徒们用枪托几下砸开大门，闯入窑内，翻箱倒柜，到处搜寻。一个匪徒用闪亮的刺刀对着我爱人赵应清喊道：“崔文宪（即崔田夫）在哪里？”赵应清说：“他每年揽工，今年出去受苦（即劳动），已走了几十天还没回来过。”匪军们根本不听，骂道：“崔文宪是土匪头子！有多少枪，藏在哪里？”她说：“我不知道。”匪军动手便打，恶狠狠地骂：“土匪的老婆，你不说就杀死你们！”赵应清说，“我什么都不知道！要杀要剐你们随便。”这时我那双目失明的苍发老母，上前苦苦哀求，被匪军一脚踢倒在地上。这样，赵应清和两个小孩就被匪军和我村的崔光登押到薛家峁镇。
母子三人被押到薛家峁镇后，区老总和匪军对他们软硬兼施，千方百计要探听我和其他革命者的消息，均未能得逞，折腾了十多天后，只好把他母子三人放了。不久，我去清涧工作，发现群众在一起劳动、一起吃饭，并烧毁契约账簿。我看不对头，去找马明方商量，马说这不成，要进行纠正。
四月底特委召开会议[7]，出席人马明方、崔田夫、郭洪涛等。主要议题是：一、特委批准了五支队的政委和支队长；二、特委机关迁到清涧，由马明方、崔田民、李铁轮负责成立清涧县革命委员会；三、由郭洪涛带一、二、五3个支队去红二十六军；四、决定我到安定工作。五月中旬我到安定后，建立了县委，书记李子厚、组织小刘、宣传刘昌汉。组织自卫军，配合游击支队，镇压反革命分子和收款委员，使革命工作全面铺开。这时，绥德县委书记崔文运，区委书记张绍修在园则沟进行工作时被捕。张绍修当场被杀，崔文运被捕后，敌人把他打得死去活来，用老虎凳和红烙铁等刑具，把他的骨头折断，皮肉烧烂，但他并没屈服，破口大骂敌人：“老子是共产党员，又是领导人，党员、红军多得很，老子就是不给你们说，你们这伙官僚军阀都要死在我们的手里！”临刑前，他高呼：“打倒国民党，共产党万岁！”这种忠勇无畏的共产党员的英雄气概，鼓舞着群众的斗争勇气，吓得敌人飞魄丧胆。
凶残的左协中部队，又把十几个村的贫农团、赤卫队员捉到薛家峁镇，把每个村的人先杀一个，尸体摆在贺家园子的路旁，赶着群众去看，并威吓地说：“谁再当贫农团和赤卫军，就和他们一样下场。”五月十三日[8]，国民党八十六师一个营来到王家沟村，进行了残酷的屠杀，王廷宣、王敬武二同志在这次残酷斗争中英勇就义了，王家沟游击队的一支枪也被敌人夺走了。任凭敌人何等的阴险和凶残，但是，革命的火焰是扑不灭的，革命的人民和坚强的共产党人是吓不倒，杀不绝的。在此紧急关头下，崔正冉、马万里继续领导五支队在绥德地区开展游击战争。
1934年六月，郭洪涛率二、五支队到安定和谢子长的一支队会合，成立了游击队总指挥部，谢子长任总指挥，郭洪涛任总政委，总共有队员100余人，枪60余支。七月中旬，在谢子长的指挥下，以一、二、五3个支队为主力，并由200多名地方赤卫队员配合，一举攻开了安定县城，营救出150余名被敌囚禁的革命者。之后，谢子长率队南下到南梁根据地。两军联席会议之后，挥师返回陕北根据地。在红二十六军三团的配合下，先后在景武塌、张家圪台、河口三地，三战三捷，胜利地粉碎了井岳秀发动的第一次反革命“围剿”。
与此同时，绥德县的党组织也积极领导广大革命群众，用各种方式，展开游击战争，粉碎敌人“围剿”。不久，枣林坪、定仙墕、义合镇一带都连成了一片，很多村子都组织了贫农团、赤卫队、少年队、妇女会，推翻了国民党村政权，建立了自己的红色政权。
我于六月由安定回到清涧，去特委找马明方。马说：“北方代表要你去天津汇报工作。”我俩商量后决定：一、向北方代表报告陕北工作情况；二、要干部；三、要求统一陕北和陕甘边领导；四、要陕北红军的番号。七月，我到天津后，给北方代表汇报了陕北情况，先后停留了一个多月。北方代表答复是：一、以后给陕北派20名做文化工作的干部；二、五人成立省委；三、陕北红军番号是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四、要求发动妇女参加革命活动。十月，我和黄汉一起回到陕北，传达了北方代表的指示精神。黄汉写信给刘志丹，让他来陕北统一两支红军。不久，黄汉回天津，又派来彭飞，带着北方代表指示，让成立陕北省苏维埃政府、西北工作委员会。成立了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师长杨琪、政委张达志。下辖三个团：红一团团长贺晋年、政委马佩勋；红二团政委马万里；红三团团长王兆相、政委杨文谟。这期间成立了陕北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马明方，副主席崔田民、霍维德。
[1] 本文是中共榆林地委党史研究室根据崔田夫1943年3月写的自述和1959年1月11日的谈话记录等材料节录整理的，文内的“月份”均系阴历。标题是编者加的。
[2] 阴历八月十五日，即公历1933年10月4日。
[3] 阴历十二月初七，即公历1934年1月21日。
[4] 指中共陕北特委在佳县南坬村召开的会议。
[5] 指中共陕北特委在佳县神堂沟召开的会议。
[6] 阴历四月初八，即公历1934年5月20日。
[7] 指中共陕北特委在佳县王家畔召开的游击区和游击队代表会议。
[8] 阴历五月十三日，即公历1934年6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