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9月17日，中共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越过岷山。9月18日到达甘肃岷县以南的哈达铺[1]。在哈达铺，中共中央领导人从缴获的1935年7月29日和8月1日出版的天津《大公报》上获悉了陕北红军和根据地仍然存在的情况。
9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哈达铺召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了组织部工作和干部问题，决定按照9月12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2]的决定，将红一方面军改编为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林彪任副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辖第一、第二、第三纵队。
当天，毛泽东出席了陕甘支队团以上干部会议，并在会上做行动方针与任务的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民族的危机在一天天加深，我们必须继续行动，完成北上抗日的原定计划，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从现地到刘志丹创建的陕北根据地不过七八百里的路程，大家要振奋精神，继续北上。[3]
9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甘肃省通渭县榜罗镇召开常委会议，正式决定把中共中央和陕甘支队的落脚点放在陕北，在陕北保卫和扩大苏区。
9月28日，陕甘支队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做当前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共讲了五个问题：（一）日本侵略北方的严重性；（二）陕北根据地和红军状况；（三）北方可成为抗日新阵地的经济、政治条件；（四）避免同国民党军队作战，迅速到陕北集中；（五）严格整顿纪律，充分注意群众工作，宣传我军北上抗日的意义，注意扩充新战士。毛泽东在报告中号召全军突破长征的最后关口——固原、平凉封锁线，同陕北的同志会合。[4]
10月16日，毛泽东在甘肃环县木瓜城就陕甘支队行动部署致电彭德怀：“如追敌停顿，我军应在吴起镇[5]、金汤镇[6]集结休息一二天，查明保安、靖边情形，然后分路袭取之。即在吴起镇、保安、靖边地域休息整理扩大，并征集资料，解决冬衣问题，一面派人去苏区联络。”[7]
10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铁边城[8]以东的张湾子村召开常委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秦邦宪）以及王稼祥、林彪、聂荣臻、杨尚昆。会议讨论了陕甘支队入陕作战方针等问题。毛泽东在发言中特别要求：由司令部、政治部发一训令下去：第一，整顿部队，提高战斗力；第二，与群众建立很好的关系，扩大红军，组织游击队；第三，解决物质器材问题，衣服问题，自己解决，不要麻烦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六军。[9]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领陕甘支队第一纵队到达西北苏区的西靖边县吴起镇，进入西北革命根据地。
当天，毛泽东致电随陕甘支队第二、第三纵队行动的彭德怀：“吴起镇已是苏区边境，此地以东即有红色政权。保安城闻有红色部队，但吴起镇、金汤镇之间之金佛坪有地主武装百余守堡，拟派队消灭之。”[10]电报要彭德怀第二天到吴起镇商讨行动方针，第二、第三纵队交叶剑英、邓发指挥。[11]10月20日，毛泽东和彭德怀在吴起镇研究了敌情。毛泽东指示：打退追敌，不要把敌人带进根据地。[12]
10月21日，毛泽东和彭德怀指挥陕甘支队第一、第二纵队在吴起镇以西的头道川、二道川、三道川一线设伏，击溃了尾追红军的东北军骑兵军和马鸿宾的第三十五师各一部共2000余人，取得了“切尾巴”战斗的胜利。“切尾巴”战斗共打死国民党军骑兵数百人，俘获200余人，缴获战马200余匹和一部分轻重机枪、迫击炮等。
10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吴起镇召开。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王稼祥和陕甘支队各纵队负责人。张闻天在发言中指出：长途行军中间所决定的任务已经最后完成。“一个历史时期已经完结，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了。”[13]毛泽东在做结论时指出：结束一年长途行军，开始了新的有后方的运动战，提高战斗力，扩大红军，解决物质问题，是目前部队的中心工作，要加强白区、白军工作和游击工作的配合。要尊重地方群众的意见，不要自高自大地压制他们。动员群众主要依靠地方工作，不依靠他们没有办法。[14]
吴起镇会议批准了榜罗镇会议的战略决策，宣告了中央红军长征结束。会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派遣担任陕甘支队白区工作部部长的贾拓夫作为先遣队寻找陕北红军主力部队及其负责人，李维汉同行。
在吴起镇期间，毛泽东会见了红十五军团前来联系的同志，并写信给徐海东、程子华，感谢在陕北坚持战斗的红十五军团的同志，并向全军团同志表示慰问。[15]
在吴起镇期间，毛泽东还会见了陕甘边区游击队第二路政治委员龚逢春和指挥员马福记。龚逢春向毛泽东汇报了西北根据地和红军的情况。龚逢春回忆说：“我汇报以后，毛主席指示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以后，要赤化西北。要我们做好赤化工作，要我们好好的争取群众，发动群众。此外，我还向毛主席汇报了当时陕北‘肃反’的情况和刘志丹被捕的问题，我向毛主席表示了我的意见，我认为刘志丹等同志不应逮捕，我说我的看法，刘志丹等同志不是反革命。毛主席非常关怀陕北的‘肃反’问题，毛主席亲切地向我说，中央红军和中央到了陕北以后，陕北的‘肃反’问题，刘志丹的问题，都可以得到正确的解决。使我得到了很大的鼓舞。”[16]
10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吴起镇召开常委会议，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以及王稼祥、彭德怀、李富春等参加了会议。会议讨论了部队工作、行动方针及常委分工问题。会议确定常委分工：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博古负责苏维埃工作，周恩来负责中央组织局和后方军事工作。[17]会议还决定了其他一些干部的任命：李维汉任组织部长，宣传部长无适当人选，先由吴亮平做工作[18]，王稼祥任红军政治部主任，刘少奇负责工会，凯丰（何克全）任少共书记，保卫局负责人由常委同志兼，王首道为副[19]。
10月30日，中共中央率领陕甘支队离开吴起镇，沿洛河川南下，经金鼎、石畔（均属今志丹县）等地，于11月2日到达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所在地甘泉下寺湾。
1935年11月3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甘泉下寺湾召开会议，听取了中共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和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关于西北苏区和红军的历史及现状的汇报。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王稼祥、刘少奇、凯丰、林伯渠、彭德怀、李维汉和李德。会后，中央政治局成员出席了当地群众举行的欢迎大会。毛泽东和彭德怀在欢迎大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当天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继续在下寺湾召开，讨论中央对外名义和组织分工等问题。会议决定，对外使用中共西北中央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的名义。会议决定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彭德怀，军委其他委员有王稼祥、林彪、程子华、徐海东、聂洪钧、郭洪涛。[20]
当天，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决定恢复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番号，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毛泽东，参谋长叶剑英，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红一方面军下辖第一军团和第十五军团，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第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
同一天，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以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张国焘的名义发出《关于成立西北办事处的布告》。布告指出：“为着统一和加强中国西北各省苏维埃运动的领导，使中国西北各省的苏维埃运动在更巩固的基础上更猛烈的发展起来，兹决定在陕甘晋苏区设立苏维埃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以下列同志组织之：博古，主席；林伯渠，财政部长；邓发，粮食部长；王观澜，土地部长；崔田民，国民经济部长；徐特立，教育部长；蔡树藩，司法内务部长；罗梓铭，工农检查局长；邓振询，劳动部长。”[21]次年7月，西北办事处增设外交部，负责对外联络、宣传、外交等事宜，由博古兼任外交部长。
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中央领导人分两路行动：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率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南下与第十五军团会合，粉碎敌人“围剿”；张闻天、博古、刘少奇、王稼祥、凯丰率中央机关北上，进驻瓦窑堡。
11月7日，张闻天、博古等率中央机关抵达瓦窑堡。
11月8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任命叶剑英为军委参谋长，张云逸为副参谋长；任命王稼祥为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为副主任。此后，军委供给部、卫生部、兵站部、动员武装部和军委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局相继成立。军委供给部部长兼政委叶季北，副部长白如冰。军委卫生部部长先后由黄克诚、姬鹏飞担任，政委先后由吕振球、刘惠农担任。军委兵站部部长兼政委杨立三。军委动员武装部部长戴季英。新兵训练处处长周士第，政委黎林。军委第一局局长由张云逸兼任。军委第二局局长曾希圣。军委第三局局长王诤。军委第四局长宋裕和。
同一天，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还决定成立后方办事处，周恩来兼任主任，副主任聂洪钧。
1935年11月10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在瓦窑堡正式成立。
下寺湾会议后，中共中央撤销了中共陕甘晋省委，对西北革命根据地所辖区域进行了重新划分，分设了陕北省、陕甘省和三边、神府、关中特区。
中共陕北省委书记郭洪涛。陕北省苏维埃政府主席仍由马明方担任，副主席霍维德。陕北省先后下辖神府特区、东地区办事处和关中特区，直辖吴堡、米（脂）西、绥德、清涧、靖边、定边、新城、赤源、横山、安定、秀延、子长、延川、延长、延水、安塞、赤安（志丹）、延安、甘洛、肤施、宜川（红宜）、富县及瓦窑堡市。省的治所设在瓦窑堡市。
中共陕甘省委书记朱理治，副书记李富春。陕甘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先后由王生玉、李生华、朱开铨担任，副主席朱开铨。陕甘省下辖关中特区及甘（泉）洛（川）、肤施、红泉、宜川、富县、中宜等县。省的治所先后设在甘泉下寺湾和富县北道德。1936年5月，陕甘省撤销，其辖区分别划入陕北省和陕甘宁省。
三边特区以定边、安边、靖边三县的苏区为辖区。谢唯俊任中共三边特委书记，慕生桂任副书记。1935年11月27日，三边特区所属的西靖边县警卫一连连长宗文耀等发动叛乱，三边特委书记谢唯俊等遇害，三边特区的组建工作中断。
神府特区以神木、府谷、佳县、榆林的苏区为辖区。1936年1月，中共神府特委成立，杨和亭、张秀山先后任书记。同年4月，神府特区抗日人民革命委员会成立。此后，又改称神府特区苏维埃政府，乔钟灵任主席，王聚英、刘兰亭、强晓初、王明月任副主席。神府特区苏维埃政府先后下辖神木、府谷、佳芦、榆林、佳北等县苏维埃政府。
关中特区以陕甘边南区的苏区为辖区，下辖淳耀、赤水、永红、新正、新宁县。中共关中特委成立于1936年1月，贾拓夫、汪锋、习仲勋先后任书记。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秦善秀，副主席习仲勋、张邦英。1936年3月，关中特区改由陕甘省领导。同年5月陕甘省撤销后，关中特区划归陕北省领导。
中共中央率领陕甘支队进入西北革命根据地，使西北革命地踏上了迅速发展壮大的新的历史阶段。
中共中央率领陕甘支队抵达西北革命根据地后，得知了陕北“肃反”和刘志丹等被关押的情况。毛泽东当即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解决。[22]
随后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下寺湾会议决定，组成在博古指导下审查错误“肃反”的五人党务委员会，其成员为董必武（主任）、王首道（红军保卫局长）、张云逸（代表军委）、李维汉（中央组织部部长）、郭洪涛（陕甘晋省委副书记）。王首道回忆说：“由于毛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等中央负责同志正忙于战役准备，毛主席和党中央决定派我和刘向三等同志到瓦窑堡去，接管陕甘边区保卫局的工作，先把事态控制下来，避免进一步恶化。毛主席在下寺湾的一次干部会上，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杀头不能像割韭菜那样，韭菜割了还可以长起来，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如果我们杀错了人，杀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为，大家要切记这一点，要慎重处理。”[23]
主持纠正错误“肃反”的博古做了大量工作。朱理治回忆说：“中央到了下寺湾以后，我就赶到那里，在一个会上谈了‘肃反’的错误，并和博古谈了一小时。他征求我对此事的处理意见，我说两方面都有错误，我们搞刘、高是错误，刘、高右倾并受右派利用也是错误。这样讲话使得后来中央对这问题没有很快搞好，我也要负一部分责任。”[24]
张闻天、博古等率中共中央机关于11月7日抵达瓦窑堡后，即着力解决纠正错误“肃反”问题。王首道回忆说：“当时，直接审理刘志丹同志案件的是戴季英，他当时任后方军事委员会主席兼陕甘边区保卫局的局长。我们一到瓦窑堡，他就拿出许多案卷来，作为刘志丹等同志是‘右派’、‘反革命’的‘证据’。我们按照毛主席‘要慎重处理’的方针，并不轻信这些案卷，立即进行调查访问。”[25]王首道写道：“在掌握了大量事实之后，我们就向戴季英提出：如果刘志丹他们这批干部都是反革命，那么这块革命根据地是怎样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这里的对敌斗争是怎样坚持下来的？这里的苏维埃政权又怎能建立和巩固下来呢？对于这些问题，他都答不上来，但他仍顽固地坚持有案卷、口供为据。我们仔细地翻阅了那些案卷，发觉其中所列举志丹同志的‘罪状’都是不能成立的。”[26]王首道回忆说：“我们还陆续提问了几个所谓‘犯人’，当他们知道我们是毛主席、党中央派来的时候，就敢讲真话了。经过再三审查，证明所谓‘口供’中，除极少数是坏人故意捏造事实、蓄谋破坏外，其余都是逼、供、信所造成的结果。”[27]
正在前方指挥作战的毛泽东也十分关注纠正错误“肃反”问题。11月18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彭德怀在富县张村驿致电张闻天、博古，请他们详细考察陕北苏区“肃反”中的问题，指出：“错捕有一批人，定系事实。”提出纠正“肃反”中的错误。[28]
11月26日，中共中央以西北中央局的名义做出关于《检查肃反工作的决定》，指出：中共陕甘晋省委个别领导人在肃反工作中“犯了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和‘疯狂病’的严重错误”，“以致在某些地方党内与部队内造成了严重的恶果，客观上帮助了反革命派”[29]。但是，这一《决定》也存在着严重的错误，如说“当时在地方党内及红色部队中进行严厉的肃反工作，是必要的”，“陕甘边区南区及二十六军部队中有些负责任的同志犯了右倾取消主义及对反革命派采取自由主义态度的错误，以致反革命得以进行有计划的活动”。[30]出现这些错误的原因，一是由于当时中共中央还没有提出和清算曾一度统治全党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二是由于在审查和纠正错误“肃反”时，主要着眼于尽快分清革命还是反革命，迅速释放刘志丹等一大批被捕的干部，对于中共陕甘边特委和红二十六军的政治路线问题未做调查研究。正因为如此，在错误“肃反”被纠正后，对原陕甘边党、政、军一些干部工作的分配仍存在着不公平和不适当的问题。
11月30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为刘志丹等平反。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博古、邓发、张浩（林育英）、朱理治、聂洪钧和党务委员会组成人员董必武、李维汉、王首道、张云逸、郭洪涛等。刘志丹、高岗、杨琪、杨森等被释放的干部也出席了会议。张闻天在宣布开会时指出：中央召开这次会议，是为了解决西北错误“肃反”问题，过去对刘志丹等同志的处理是一个冤案，应该纠正。[31]李维汉回忆说：在这次会议上，“王首道代表五人委员会宣布，刘志丹等同志是无罪的，党中央决定立即释放，并且分配工作。刘志丹讲了话，他说：这次‘肃反’是错误的，我们相信中央会弄清问题，正确处理的。我们也相信犯错误的同志会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团结在中央周围一道奋斗。会上，宣布了党中央对戴季英、聂洪钧的处分决定。他们以后也作了检讨”[32]。
李维汉回忆说：“由于‘左’倾路线没有清算，陕甘边苏区的地方干部和军队干部仍然戴着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所以对他们的工作分配，特别是对一些高级干部的工作分配，一般是不公正的。当时，中央决定对释放的干部的工作分配办法是：地方干部由陕北省委负责，军队干部由军委负责。”[33]
直罗镇战役结束后，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于11月27日率军委机关部分人员离开前线，12月8日回到瓦窑堡。同一天，毛泽东、彭德怀、刘志丹联名发表了《告陕甘苏区工农劳苦群众书》，号召陕甘苏区人民勇敢地当红军，到前方去，用一切力量来保护我们的土地和自由，保卫我们的苏维埃政权。
12月13日，毛泽东回到瓦窑堡。随后，毛泽东和周恩来接见了刘志丹，询问了他的健康状况。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你受委屈了！但对一个革命者来说，坐牢既是一种考验，又是一种休息。毛泽东接着又说：陕北这个地方，在历史上是有革命传统的，李自成、张献忠就是从这里闹起革命的。这地方虽穷，但穷则思变，穷就要闹革命嘛！这里群众基础好，地理条件好，搞革命是个好地方呀！刘志丹听了，喜悦万分。他向毛泽东和周恩来详细汇报了陕北的工作，并表示要跟着党中央坚持革命到底。
刘志丹获释后，被任命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后方办事处副主任兼瓦窑堡警备司令。
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错误“肃反”虽然得到了纠正，但仍遗留着一些问题。七年之后，中共中央于1942年12月12日做出《中央关于1935年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决定》正确分析了路线是非，指出刘志丹等人所坚持的政治路线和立场是正确的，朱理治等人所执行的路线是错误的。《决定》还指出：“中央及党务委员会1935年11月间的决议除对戴季英、聂洪钧两同志的处分保留有效外，应当取消。”[34]
此后的40多年间，关于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错误“肃反”问题，尤其是“肃反”的责任问题，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为此，中共中央于1983年4月指定李维汉、王首道、冯文彬、荣高棠、何载组成五人小组，会同原陕北根据地方面的代表郭洪涛、贺晋年、崔田民、李铁轮和陕甘边根据地方面的代表刘景范、张秀山、张策、张邦英，经过反复研究商讨，取得了一致意见，并同意结束这场争论。此后，中共中央发出〔1983〕28号文件，向全党印发了《五人小组对于解决西北历史争论问题的分析和方针》。中共中央指出：“对于西北（包括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在王明‘左’倾路线统治时期发生的错误肃反问题，我们应作两方面的分析，一方面指出其错误的严重危害，另一方面必须看到产生这种错误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思想根源，看到事情已经过去将近半个世纪，犯错误的同志也接受了教训，几十年来为党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不少成绩，不应再着重个人责任。五人小组《对于解决西北历史争论问题的分析和方针》，对这段历史进行了全面的分析，集中弄清路线是非，总结经验教训，旨在最终结束这种争论，中央认为这是很对的。中央希望30年代在陕北、陕甘边工作过的老同志都应根据‘十二大’的精神，以‘三大作风’为武器，重新学习和认识以往的史实，以五人小组对于解决西北历史争论问题的分析和方针为标准来统一认识，最终结束争论，更加团结一致。过去文件中有同这个文件相矛盾和不一致的地方，应以这个文件为准。”[35]
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引起了蒋介石的惊恐。国民党当局重新调整军事部署，妄图乘红军立足未稳之际，发动新的进攻。东北军第五十七军董英斌部的第一〇九师、一一一师、一〇六师和一〇八师由甘肃庆阳、合水沿葫芦河向富县推进，以构成沿葫芦河形成的东西封锁线；第六十七军王以哲部的第一一七师，沿洛川、富县大道北上，接应第五十七军东进，并救援甘泉、延安一线驻军，妄图打通洛川、富县与甘泉、延安之间的联系，构成沿洛河及其支流劳山河而形成的南北封锁线，进而以这两道封锁线为基点，将红军主力部队聚歼在洛河以西、葫芦河以北地区。
1935年10月28日，董英斌所部开始向东推进。11月1日占领了陕甘交界处的要隘太白镇，并在此构筑工事。第六十七军的一一七师于11月6日进驻富县县城后，按兵不动。
面对国民党军的重兵“围剿”，11月3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确定了“向南作战”与初冬解决“围剿”的总方针。11月4日，毛泽东和彭德怀率红一军团离开甘泉下寺湾，并于第二天到达象鼻子湾村。在象鼻子湾村，毛泽东向随行部队发表讲话，说：从江西瑞金算起，我们走了一年多时间。我们每人开动两只脚，走了两万五千里，这是从来未有过的真正的长征。毛泽东指出：今后，我们要和陕北红军、陕北人民团结一致，要做团结的模范，共同完成中国革命的伟大使命，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36]
11月7日，毛泽东和彭德怀前往甘泉道镇红十五军团军团部，会见徐海东、程子华、郭述申等，共同商定直罗镇战役计划，确定先行攻打张村驿。至此，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11月8日，红十五军团歼灭了张村驿一带的民团武装。此后，红十五军团又陆续歼灭了盘踞在富县北道德一带的国民党地方武装，为直罗镇战役的顺利进行扫清了障碍。
11月18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出席了在张村驿召开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做关于战略方针的报告，指出：大量消灭敌人，猛烈扩大苏区和扩大红军是三位一体的任务，战略方针是攻势防御；建议将红军主力集中南线，出中部、洛川，切断西安至肤施的交通，相机夺取中部县城，争取攻占甘泉、肤施。会议通过了毛泽东的报告。[37]
11月19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彭德怀率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到达张村驿以西的川口子村。发起直罗镇战役前，毛泽东和周恩来、彭德怀还带领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的干部，前往直罗镇地区，察看地形，研究具体部署。
直罗镇位于葫芦河南岸，北临葫芦河，并接柏山；南为高山，并有川子河川道，可通槐树庄和上畛子。全镇不足100户人家。镇子以东有一处古寨子，寨墙基本完好，易于固守。
在此之前的11月18日，东北军第五十七军以第一〇八师守备合水至太白镇一线，其余部队全力东进。当天下午，其先头部队第一〇九师在师长牛元峰的率领下，前进至直罗镇以西的黑水寺安家川一带。第五十七军军部及另外两个师则前进至黑水寺以西的张家湾一带。
11月20日，牛元峰率第一〇九师进占直罗镇。当天晚上，红一方面军将直罗镇包围。11月21日拂晓，红一方面军向直罗镇发起猛攻。激战至下午2时，第一〇九师大部被歼。牛元峰率残部退入直罗镇以东的寨子山固守。
董英斌和王以哲得到第一〇九师被围困于直罗镇的消息后。急令第五十七军的第一一一师、一〇六师向东推进，令第六十七军的第一一七师向西推进，企图东西对进，解救第一〇九师。
面对敌情的变化，红一方面军迅速调整作战部署。11月23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周恩来，要求红军以一部兵力继续围歼残敌，主力转为打援。红一方面军遂以少部兵力围困寨子山守敌，并阻击由富县县城向西推进的第一一七师，主力部队则沿葫芦河川道西进，迎击第五十七军的两个师。董英斌惧怕被歼，遂向太白镇方向退却。红军乘势追击，在张家湾歼灭了第一〇六师的第六一七团。
11月23日，困守寨子山的牛元峰待援无望，遂于当晚突围，沿葫芦河支流川子河向南逃窜。红十五军团乘胜追击。牛元峰在逃跑途中被其副官击毙。至24日晨，第一〇九师残部全部被歼。至此，直罗镇战役胜利结束。
直罗镇战役共歼灭东北军第五十七军第一〇九师全部及第一〇六师第六一七团，俘敌5300余名，毙敌1000余名，缴获步枪3500多支，缴获轻重机枪179挺和迫击炮8门，并缴获子弹22万余发和大量军用物资。
直罗镇战役的胜利，迫使东北军第五十七军退回陇东，第六十七军的第一一七师回防洛川。
一个月后，毛泽东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发表了题为《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讲话，对直罗镇战役给予了高度评价，毛泽东指出：“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着陕甘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38]
中共中央机关于1935年11月7日进驻瓦窑堡后，即着手组建直属中央领导的中共神府特委。11月25日，杨和亭被任命为中共神府特委书记，张绍全任神府特委宣传部长，张汉武任少共神府特委书记，谢绍安任神府红三团团长。
瓦窑堡会议后，杨和亭和谢绍安等启程前往神府苏区。途中，谢绍安不幸牺牲。1936年1月初，杨和亭等到达神府苏区后，即在神木罗家墕召开神府工委扩大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成立中共神府特委的决定及有关指示精神，并通报了红一方面军粉碎国民党军对西北根据地第三次军事“围剿”的喜讯，使大家情绪振奋，备受鼓舞。会议决定：军事上主动找敌人弱点打，优待俘虏；解散合并了的村庄，把赤卫军等群众组织迅速恢复起来；加强对国民党军和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清查反革命，搞好肃反工作。
中共神府特委成立后，领导神府苏区的广大军民，迅速投入到粉碎国民党军第三次军事“围剿”的斗争中。
国民党当局对神府苏区的第三次军事“围剿”，开始于1935年11月下旬，主要兵力是孙长胜部晋绥军骑兵旅，“围剿”的重点是神木南部和佳芦地区。
面对国民党军的疯狂“围剿”，神府红三团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主动寻机歼灭敌人。1936年1月，红三团在乔家迪击溃驻陈家坪的国民党军一个连，俘敌三四十人，缴获一批武器弹药和马匹。同年2月间，红三团又袭击了榆林县响水梁民团，歼敌30多人。随后，在佳芦县刘国忠村[39]附近，歼灭万镇民团20多人。
此后，中共神府特委接受了王兆相离队受训的申请，任命贺伟为红三团团长，毛凤翔仍任政委，贾如胜任参谋长。
1936年2月下旬，受中共中央的派遣，张秀山、邓万祥、刘明山、黄正明、白兴元、陈景堂等在米西游击队的护送下来到神府苏区。张秀山到达神府后，出任中共神府特委组织部长。张秀山还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将神府特委划归陕北省委领导的决定。中共神府特委还对红三团的领导进行了调整：刘明山任团长，毛凤翔任政委，贺伟任参谋长。随后，红三团于3月中旬在九坬村击溃驻沙峁的国民党军骑兵连，在毛谷川截获“反共义勇队”运送的一批军衣、弹药等。“进剿”神府苏区的国民党军队屡屡遭受袭扰，只得龟缩在据点里，不敢轻易出动。
3月20日，刘志丹、宋任穷率红二十八军北上，进入神木县境后，在桃柳沟歼敌一个排，并缴获一批物资。3月21日，红二十八军在红三团的配合下，又在杨实墕村歼灭了正在该村抢夺粮食的国民党军两个连，俘敌100多人。在红二十八军进军神府途中，第三团团长杨琪在3月9日的绥德岱王庙战斗中不幸头部中弹，壮烈牺牲，年仅41岁。
红二十八军进入神府地区后，接连获得两次战斗的胜利，使“进剿”神府苏区的国民党军闻风丧胆。驻防花石崖、太和寨、汉路子沟、龙尾峁、乔岔滩、安崖等据点的国民党军纷纷撤回高家堡和神木县城。3月24日，红二十八军包围了驻沙峁镇的晋绥军骑兵旅孙长胜部的三个连，准备聚而歼之。3月25日，驻守沙峁的国民党军乘隙而逃，沙峁镇获得解放。驻瓦罗、栏杆堡、石窑的国民党军闻讯后，也纷纷龟缩回府谷县城。至此，神府苏区基本得到恢复。国民党当局对神府苏区的第三次军事“围剿”被彻底粉碎。
1935年11月中旬，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所派代表张浩从苏联莫斯科回国，他取道蒙古，穿越沙漠草原，风餐露宿，徒步跋涉，来到中共中央所在地陕北瓦窑堡。张浩带来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内容，还带来了经反复背诵、默记在心的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联络的电报密码。
在此之后，西北革命根据地早期武装斗争的重要领导人阎红彦也于同年12月回到瓦窑堡。
阎红彦在上海中央局参加培训后，于1933年5月被上海中央局派到察哈尔参加抗日同盟军。同盟军失败后，阎红彦根据中共组织的安排，前往绥远、宁夏，在孙殿英部做兵运工作。1934年6月，阎红彦奉命前往天津中共河北省委军委工作。同年7月，被选为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代表，前往苏联莫斯科，后进入国际马列学院、苏联红军陆军大学学习政治和军事。1935年4月，阎红彦未及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即奉共产国际之命，送密电码回国。阎红彦回到陕北，中共中央因长征而中断的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得到恢复。1936年初，阎红彦出任陕北黄河游击师（沿河游击队）司令员。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瓦窑堡召开，史称“瓦窑堡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军事战略问题、全国的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方针问题。12月23日，毛泽东在会上做军事问题的报告。报告分为三个部分：一、关于战略方针；二、关于作战指挥上的基本原则；三、关于行动方针。毛泽东在谈到行动方针问题时指出：行动方针主要分三个步骤。第一步，在陕西的南北两线给进犯之敌以打击，巩固和发展陕北苏区，从政治上、军事上和组织上做好渡黄河去山西的准备。第二步，到山西去，准备击破阎锡山的晋绥军主力，开辟山西西部五县以至十几县的局面，扩大红军一万五千人，并保证必要时返回陕西所需要的物质条件。第三步，根据日军对绥远进攻的情形，适时由山西转向绥远，用小的游击战争与日军周旋。总的方针是与苏联取得联系。[40]
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
12月24日，毛泽东同周恩来致电彭德怀、杨尚昆、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左权，下达关于准备东征的行动计划，指出：中央讨论了战略方针、作战原则及行动计划，通过了军委的报告。关于行动方向，如东村时所定。要求以40天为期，完成渡黄河东征的准备工作。其中包括夺取甘泉、宜川两城，赤化宜川、洛川两县，给北面进攻着的敌人以打击，前线部队用极大努力扩红，后方完成5000人扩红计划，并在北线和南线分别组建红二十八、红二十九军。[41]
瓦窑堡会议后，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开始进行东征的准备工作。1935年12月30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以陕北独立第一、第二、第四团为基础组建了红二十八军，军长刘志丹，政委宋任穷，参谋长唐延杰，政治部主任伍晋南，下辖第二五〇团，团长黄光明，政委王再兴；第二五一团，团长于占彪，政委王学清；第二五二团，团长陈方仁，政委朱远清。全军共1200余人。
红二十九军组建于1936年1月，以陕甘红军第一团及中宜、宜川独立营和华池游击队为基础编成。萧劲光任军长，朱理治任政委，谢嵩任副军长兼参谋长，甘渭汉任政治部主任，周玉成任供给部主任。红二十九军成立时，辖两个团共8个连，兵力约850人。1936年5月后，谢嵩、萧劲光先后任军长，甘渭汉、朱理治先后任政委，刘幼安任政治部主任，姚军吾任供给部部长。当时，全军下辖第二五五团，团长叶英明，政委刘永源；第二五六团，团长徐国珍，政委李长〓；第二五七团，乔凤鸣、张韦祥先后任团长，刘昌、段达明先后任政委。到同年10月，红二十九军全军总兵力已达1500余人。
1936年1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讨论了东征的方针和准备工作。
1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常委会议，讨论行动方针和组织分工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做关于目前行动方针与计划的报告。报告说：我们向南、向西、向西北，文章不好做。向东的军事基本方针是稳打稳扎政策，背靠苏区建立根据地，争得渡黄河来往的自由。我们在陕北要扩大自己的力量，使它能担当保卫陕北的任务。山西的发展，对陕北有极大帮助，我们要下大决心到山西。政治局随军行动，陕北组织中央局。[42]会议决定：彭德怀、张浩到中央政治局工作；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张浩、凯丰随红军主力行动；周恩来、博古、邓发组成中央局，周恩来任书记，主持后方工作，王稼祥病愈后可参加会议。[43]
1月19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彭德怀签署《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为严守行动秘密，这项命令直至2月12日红一方面军主力东渡黄河前才予以公布。
1月26日，毛泽东离开瓦窑堡。此后，经延川冯家坪、文安驿和延长后段家河，于1月29日到达延长县城。
1月31日，毛泽东在延长县城主持召开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议，进一步讨论战略方针和东征战役问题。毛泽东在发言中反复说明：东征讨伐阎锡山，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对我们有利，指出：我们执行的是在发展中求巩固的方针，希望通过东征建立一块根据地，与陕北根据地连接，也解决红军的给养和扩大等问题。毛泽东在补充发言中说：一定要保证黄河各渡口在我手中，使我进退有据。[44]
在这次会议上，正式宣布组成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总司令彭德怀，总政治委员毛泽东，总参谋长叶剑英，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组织部长黄克诚，敌军工作部部长李涛，民运部长刘晓，宣传部长陆定一，后勤部长杨令三。
2月4日，毛泽东和彭德怀离开延长县城，经延川县境，前往清涧县袁家沟村。在此前后，张闻天由瓦窑堡启程，赶到清涧，与毛泽东等会合。
毛泽东在袁家沟视察渡口情况，督促渡河准备工作期间，适逢大雪。毛泽东诗兴勃发，挥毫写下了千古名篇《沁园春·雪》。
从2月20日20时起，红一方面军主力分别从绥德县沟口至清涧县河口等地强渡黄河，发起东征战役，一举突破了阎锡山部队的防线。
2月21日，毛泽东从清涧河口东渡黄河。
东征红军突破了阎锡山部队的防线后，势如破竹。至2月23日，东征红军全部控制了从辛关至三交镇之间的黄河东岸各渡口，并占领了包括三交、留誉、义牒在内的横宽50多公里，纵深35公里的地区。
东征战役开始后，阎红彦率陕北黄河游击师600多人，随红一方面军主力东渡黄河，参加东征，主要负责掌控黄河东岸各渡口。
3月1日，总司令彭德怀、总政治委员毛泽东发布《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指出：“一切爱国人士，革命仁人，不分新旧，不分派别，不分出身，凡属同情于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者，本军均愿与之联合，共同进行民族革命之伟大事业。”“本军主张停止一切内战，红军、白军联合起来，一致对日。”布告还指出：“有不明大义，媚外残民，甚至抵抗本军者，是自弃于国人，本军当以汉奸卖国贼论罪。”[45]
3月10日，东征红军向兑九峪（今兑镇）晋绥军发起攻击，将其第二、第三两个纵队击溃。至此，阎锡山组织的第一次反击被粉碎。
红军的东征行动遭到阎锡山晋绥军的顽强抵抗。3月24日，蒋介石委任陈诚为太原绥靖公署第一路总指挥，调集中央军10个师，号称20万人，分两路增援阎锡山部队。蒋介石还同时命令黄河以西的国民党军队与之配合，企图彻底消灭红军，摧毁西北革命根据地。3月26日，陈诚所部进至三交、留誉、石楼等城镇。
3月8日到3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先后在山西西部孝义县大麦郊、隰县石口和石楼县罗村、四江村连续召开会议[46]，讨论政治和军事战略方针等问题，并决定中共中央不再随东征红军行动。
3月31日拂晓，刘志丹、宋任穷率红二十八军强渡黄河，并一举攻克山西兴县罗峪口镇，歼敌一个营。次日，又攻克黑峪口镇，并扫除了罗峪口至黑峪口的黄河东岸封锁线。随后，红二十八军与红十五军团会合。
4月上旬，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以随红一方面军主力部队东征的陕北黄河游击师600多人为基础组建了红三十军。阎红彦任军长，蔡树藩任政委，杨森任参谋长，杜平任政治部主任。随后，红三十军被编入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锋军中路军，担负对北线晋绥军的牵制等任务。
4月13日傍晚，根据毛泽东、彭德怀的命令，红二十八军到达三交镇附近的留誉镇。
4月14日，刘志丹在指挥攻打三交镇的战斗中牺牲，年仅33岁。
4月23日，刘志丹的遗体被运回瓦窑堡，周恩来等亲视入殓。
4月24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南门外为刘志丹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和军委，博古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办事处分别致悼词。之后，刘志丹被安葬在瓦窑堡南门外刘家渠的山坡上。
为了纪念这位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中共中央于1936年6月决定将保安县改名志丹县。
刘志丹牺牲后，毛泽东为刘志丹题词：“我到陕北，只和刘志丹同志见过一面，就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他的英勇牺牲，出于意外，但他的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精神，永远留在党与人民中间，不会磨灭的。”毛泽东还题词：“群众领袖，民族英雄。”
刘志丹的英勇牺牲，是西北革命根据地乃至中国革命的重大损失。
刘志丹牺牲后不久，国民党中央军和晋绥军加强了对东征红军的堵击和进攻。1936年4月底，国民党军第十三军汤恩伯部进入陕北“围剿”西北根据地。第四师王万龄部守护宋家川至绥德公路交通，第八十九师王仲廉部集结在绥德城关附近。与此同时，阎锡山所部的一个师又一个旅，协同陕北井岳秀的第八十六师、高桂滋的第八十四师，采取堡垒政策，向西北根据地的东北部进攻。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也分别向西北根据地的南部和西南部进攻。宁夏马鸿逵、马鸿宾各一部则陈兵陕甘边界地区，防堵红军西进。
在此情况下，毛泽东、彭德怀于1936年4月28日致电周恩来、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叶剑英、杨尚昆，决定红一方面军主力西渡黄河。电报指出：方面军在山西已无作战的顺利条件，而在陕西、甘肃则产生了顺利条件，容许我们到那边活动，以执行扩大苏区，锻炼红军，培养干部等任务。另一方面，则粉碎卖国贼扰乱抗日后方计划，亦是当前的重要任务。[47]
从5月2日起，红一方面军主力开始西渡黄河，回师陕北。到5月5日，东征红军全部西渡，在延长、延川一带休整。在东征红军回师西渡时，红三十军参谋长杨森率两个连担任后卫。在完成掩护主力部队渡河的任务后，杨森在三交镇遭国民党军包围。突围战斗中，杨森壮烈牺牲在黄河岸边，年仅28岁。
5月2日晚，毛泽东从清水关西渡黄河，于5月4日到达杨家屹台村。5月5日，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的名义，起草了向全国各界发出的《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
在红军东征期间，神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于4月15日在神木杨家沟召开。会议选举产生了神府特区抗日人民革命委员会，主席乔钟灵，副主席王聚英、刘兰亭，秘书长刘长健。革委会下设内务部，部长刘秉章；土地部，部长王昌岐；财政部，部长高振业；粮食部，部长王刚；教育部，部长由刘长健兼任；国民经济部，部长杨士敬；裁判部，部长李秉章；保卫局，局长黄正明；工农检查局，局长党世元。神府特区抗日人民革命委员会还成立了银行，由高振业兼任经理，王玉亭任副经理。银行先后发行了一元、五角、二角、一角四种货币，先后采用白布及纸张印刷。
在此期间，神府红军临时总指挥部于4月中旬成立，郭宝珊任总指挥，刘明山任副总指挥，毛凤翔任政委。
1936年5月初，随红二十八军东征返回神府苏区的新三支队在神木阎家堡改编为红四团，团长王兆相，政委贺伟，下辖两个连，共160余人。
6月，神府红军临时总指挥部进行调整，王兆相任总指挥，刘明山任副总指挥，张秀山任政委。
红军东征期间，中国人民抗日红军陕甘独立师在甘肃环县曲子镇成立。姚喆任师长，李志民、黎林先后任政委，参谋长尹国赤，政治部主任周志刚，下辖四个团：第一团团长先后为汪租米、杨瑞森，政委张明科，副政委刘禄昌；第二团团长朱日亮，政委先后由吴某某（名字待考）、刘英、朱书田担任；第三团团长陈国栋，政委刘永培；第四团团长先后由黄克秀、罗德胜担任，政委刘培清。
在毛泽东、彭德怀的指挥下，红军东征战役历时75天，共消灭国民党军队7个团，俘敌4000余人，缴获各种枪支4000余支、炮20多门。东征期间，红军扩充新兵8000余人，并筹款30余万元。红军还在山西省的10多个县开展了群众工作，宣传了党的抗日主张，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建立了一些抗日游击队和游击区，为后来在山西开辟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1936年5月8日至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川县杨家圪台村召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全体成员和红一方面军各军团领导人。会议由张闻天主持。毛泽东在会上做《目前形势与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我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被许多人所接受。我们的任务，总的是建立全国人民的统一战线，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具体的政治任务，在目前是建立西北国防政府。[48]
会议还讨论了红军今后的行动方向和创办红军大学问题。
红军西渡黄河、回师陕北之际，西北革命根据地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形势。蒋介石拒不接受毛泽东、朱德于5月5日发出的《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着手成立以陈诚为总指挥的晋陕绥宁四省边区“剿共”总指挥部，指挥中央军、晋绥军和第八十六师、第八十四师向根据地腹部进逼。西北“剿总”所属的东北军与第十七路军也分别在南部和西南部进逼根据地。
面临着如此严峻的形势，红军若采取单纯防御政策，势必形成被动挨打的局面。毛泽东在5月8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做的报告中指出：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向，是要在陕南、甘肃、陕北、宁夏“四中选一”，因为“方向在一个时期中只能一个”[49]。毛泽东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对陕北、宁夏、陕南等行动方向进行分析之后指出：“甘肃是上述几条路的必由之路。地方虽不好，但有极重要的意义。”[50]
张闻天在做会议总结时指出：东征特别在政治方面得到大的胜利，现在则要以西北国防政府为主要一环。党的基本口号仍是“争取迅速对日作战”。“苏维埃红军要做抗日的火车头。”红军行动方向“要移向甘肃”，“将来还是要向东”。[51]
5月13日至15日，红一方面军团以上干部大会在延川县太相寺召开。会议总结了东征，部署了西征。毛泽东在5月13日所做的报告中指出：这次东征，打了胜仗，唤起了人民，扩大了红军，筹备了财物。当前的任务是扩大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西面的甘肃、宁夏地区是无堡垒地区，我军应到这一地区进行外线作战。[52]
5月18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副主席周恩来、彭德怀在太相寺发布西征战役命令，指出：“为着极力扩大西北抗日根据地并使之巩固，为着扩大抗日红军，为着更加接近外蒙和苏联，为着一切抗日力量有核心的团聚”，西北军委决定：以红一方面军第一、第十五军团和第八十一师、骑兵团组成西方野战军，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进行西征战役，向陕、甘、宁三省边界地区发动进攻；以红二十九军、红三十军等和陕北地方部队牵制蒋介石、阎锡山的西渡部队以及陕北、渭北敌人；以红二十八军准备出陕南，与陈先瑞等七十四师会合，活动于陕、鄂、豫三省，调动并吸引蒋介石主力于该方面，使我主力易于在西方取得胜利。[53]
5月19日和20日，西方野战军在彭德怀的指挥下，分为左路军和右路军，陆续离开太相寺及附近地区，开始西征。
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参谋长聂鹤亭，政治部主任刘晓。司令部下设：作战科（一科），科长聂鹤亭兼任；侦察科（二科），科长张经武；通信科（三科），科长海凤阁；管理科（四科），科长朱早观；机要科，科长黄有凤。政治部下设：秘书处，秘书长周桓；组织部，部长黄克城；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地方工作部，部长由刘晓兼任；统一战线部，部长李涛。
6月1日，毛泽东同周恩来致电彭德怀转杨至诚并告萧劲光、左权、徐海东等：为胜利进行野战军后方勤务工作，决定组成野战军后方勤务部，以杨至诚兼部长，统一指挥野战军兵站、供给、卫生诸机关。[54]后勤部政委李文楷，特派员曾仁文。后勤部下设：供给部，部长赵尔陆；卫生部，部长姜齐贤，政委刘惠农；兵站部，部长由杨至诚兼任，政委由李文楷兼任。
西征部队以红一军团为左路军，以红十五军团为右路军。6月10日，西方野战军决定，由红二十八军同红八十一师、骑兵团组成中路军（又称北路军），担负夺取安边、定边、堆子梁等地，巩固西北根据地西部的任务。西征部队三路大军紧密配合，互相支援，到7月底，先后占领了曲子、环县、宁条梁、定边、盐池、同心城、七营、豫旺等重要城镇，在陕甘宁边境地区开辟了纵横400余里的新根据地，并与陕甘老根据地连成一片。西征战役俘获人枪各2000余，缴获战马500余匹，给马鸿逵、马鸿宾等国民党军队以沉重打击。与此同时，红军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部队都得到很大发展。从8月开始，西方野战军在巩固新开辟的根据地的同时，继续发展胜利成果，并为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做积极准备。
西征战役开始后，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陕甘宁省委，李富春、刘景范先后任书记；左觉农、赵一民先后任秘书长；罗梓铭、蔡畅、陈时夫、李景膺先后任组织部长；李一氓、李富春（兼）、李华生先后任宣传部长；萧劲光、赖传珠、王世泰先后任军事部长；蔡畅任白区工作部长；秦力生任统战部长；李学蓉、白国英先后任妇女部长。
与此同时，陕甘宁省苏维埃政府也宣布成立，马锡五任主席，副主席朱开铨；秘书长杨培源；国民经济部长先后由张慕尧、赵耀先担任；土地部长由朱开铨兼任；裁判部长也由朱开铨兼任，副部长王光力；财政部长先后为杨玉亭、张慕尧；内务部长王子宜；粮食部长杨玉亭，副部长袁进贤；教育部长先后由王之匀、刘国声、廉洁担任；保卫局长先后为郑自兴、李握如。
陕甘宁省成立后，陕甘省撤销。原属陕甘省所辖的关中特区和甘洛、肤施、红泉、宜川等县划归陕北省，华池等县划归陕甘宁省。
西征战役开始后，关中红军司令部于5月下旬成立，司令员江华，政委贾拓夫，政治部主任张邦英，下辖两个团。同年6月底，关中红军司令部建制撤销。
1936年6月，中共陕北省委决定成立中共陕北省东地区特委，戴季英、白炳炘先后任书记。陕北省苏维埃政府东地区办事处同时成立，王海山任主任。陕北省东地区特委和办事处领导吴堡、绥德、清涧、延川、延长、宜川、红泉等县苏维埃政府，并领导中共佳县县委及绥清、吴堡中心县委。与此同时，陕北省东地区游击司令部也正式成立，司令员先后为黄罗斌、慕生忠、赵启民。
在粉碎了国民党当局的第三次军事“围剿”之后，神府苏区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
1936年8月1日，中国抗日人民红军独立第一师在神木花石崖正式成立，师长王兆相，张秀山、王宝珊先后任政委，李治洲、杨文谟先后任参谋长，秘书长王恩惠，政治部主任先后由王国昌、王恩惠担任或兼任，供给部长王海山。独立第一师成立时，下辖两个团和三个直属连，后发展到四个团；第一团，刘明山、贺伟先后任团长，邓万祥、陈景堂、许培仁先后任政委；第二团，团长贾兰枝，贺伟、白兴元先后任政委；第三团，团长刘明山，政委王佑；骑兵团，团长刘崇德，政委许发善。在独立第一师正式成立的同时，神府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撤销。
独立第一师组建后，主动出击，袭击了驻守孤山、吕岩家、建安等地的国民党军，并在栏杆堡附近击溃国民党军两个连。9月1日，独立一师在神木独立第三营配合下，穿插越过孤山一带，北上府谷哈拉寨，沿途消灭了木瓜、清水、哈拉寨三个民团，并在哈拉寨没收了一些劣绅的粮食棉布，一部分分给了当地贫苦群众，其余补充了军需。同时，独立第一师还释放了因骚扰红军被抓获的内蒙古准格尔旗骑兵营的一些士兵，通过这些士兵，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9月5日，独立第一师与神木独立第三营返回神府苏区。
从9月中旬起，国民党当局对神府苏区发起了第四次“围剿”。“围剿”部队以晋军第七十二师陈长捷部的四个团为主力，第八十六师井岳秀部的两个团、一个骑兵营及一些地方民团等配合，另调第八十六师的一个团到府谷，共计一万多兵力，以团为单位，密集推进，企图南北夹击，摧毁神府苏区。
为了粉碎国民党军的第四次军事“围剿”，10月1日，中共神府特委在阎家山召开会议，研究反“围剿”斗争。会议确定了“向南作战，先打晋军”的方针，并确定：独立一师打击外线敌人；独立营和游击队在内线各自为战，伺机袭击小股敌人及破坏敌人交通；动员苏区广大群众实行坚壁清野，围困敌人。
10月中旬，晋军陈长捷部进犯到万镇、花石崖、乔岔滩一带。独立第一师乘敌战线拉长、兵力分散的有利时机，乘隙进入敌后。10月19日，独立第一师首战泥河沟，歼灭晋军一个排。10月20日，独立第一师又在苏泥家设伏，歼灭晋军两个连。随后，独立第一师第一团在王寿梁连续破坏敌人交通，歼敌100多人，迫使晋军放弃了高新庄、衙院沟、任念功等据点。独立第一师第二团在万镇山上截击了国民党军一个运输队，缴获驮骡30多头和一批粮食。在内线作战的独立营和游击队在袭扰国民党军的同时，也伺机绕到敌后破坏交通，使进犯苏区之敌防不胜防。
11月初，晋军第二〇九旅段树华部进驻佳县通镇一带。府谷的国民党军第八十六师一个团因佳县封锁线被突破，也被迫退出神府苏区。独立第一师乘晋军陈长捷部退回山西之际，先后攻占了佳县以南的金明寺、井道沟、清泉寺等寨子，释放了一大批被监禁的群众。11月底，独立第一师在乔岔滩围点打援，消灭了乔岔滩民团和前来增援的高家堡国民党军。至此，国民党当局对神府苏区发起的第四次军事“围剿”以失败告终。
神府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不仅有力地策应了西方野战军的西征战役，也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进一步巩固做出了重要贡献。
1936年6月21日，由于军事形势的变化，中共中央机关离开瓦窑堡，向保安县方向前进。7月1日，博古率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机关到达保安城。
7月5日至7日，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在安塞县真武洞召开会议，研究了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及中央关于两广事变的策略等问题。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先后回到保安。此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于8月10日在保安召开会议，讨论国共两党关系和统一战线等问题。会议确定，以国民党和南京政府作为今后谈判的对手，并决定发表公开宣言和秘密文件。
8月11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等红一方面军和陕北红军将领，电报指出：“我二、四方面军前锋已抵哈达铺及西固附近，西岷大道被我切断，毛炳文、王均、鲁大昌惊慌异常，我三个方面军会合之势已成。这一空前的伟大胜利，将兴奋着全苏区全中国的广大群众和同情我们的武装部队，将震惊着我们的敌人。”[55]电报要求广泛宣传红二、四方面军北上胜利。
8月13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提出：红一方面军8月至9月中旬仍以训练生息为宜。同时求部分扩红，巩固现有根据地，形成强有力的中心力量。[56]电报指出：当红二、四方面军甘南任务完成，九十月间北上时，红一方面军便以军容整壮之姿态与之会合于固原、海原地区。[57]
为了策应红二、四方面军北上，西方野战军主力部队于8月31日由豫旺堡南北之线向西运动，迅速控制了中宁至固原大道，占领清水河两岸之线。随后，红一军团以第一师（欠第十三团）附骑兵第二团一部组成特别支队，在军团政委聂荣臻的率领下，经硝河城向南挺进，于9月14日占领将台堡。红十五军团以步兵、骑兵各一个团组成特别支队，向靖远挺进，也于9月14日占领打拉池。
为了接应红四方面军北上，9月30日，红一方面军以红一军团第二师附骑兵第二团主力为左纵队，经硝河城南进，同先期占领界石堡等地的特别支队靠拢；红十五军团则以第七十三师为右纵队，主力出郭城驿，先头部队独立支队于10月2日进占会宁城。
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指挥部抵达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一部会师。10月21日，红二方面军领导人贺龙、任弼时、关向应与红一方面军领导人左权、聂荣臻在甘肃静宁以北的平锋镇会面。10月22日和23日，红二方面军的第二、第六军团分别在将台堡、兴隆镇同红一方面军会师。至此，红二、四方面军完成了长征。红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红军实现了胜利会师。
为了庆祝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央军委于10月10日发出《为庆祝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通电》，指出：“正当日本帝国主义准备好了举行对于中国新的大规模的进攻，我有五千余年光荣历史的中华民族处在空前未有危急存亡地位的时候，我民族革命战争的先锋队第一、第二、第四三个方面军在甘肃境内会合了。”这一会合，证明“中国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与抗日联军是有了坚强的支柱了”，“全国同胞是有了团结御侮的核心了”，这在“国内政治关系上，将要起一个决定的作用”。[58]
红一、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后，周恩来于11月15日离开保安，代表中共中央前往河连湾迎接红二、四方面军领导人。18日，周恩来到达河连湾，见到了朱德、张国焘。19日，周恩来在洪德城与贺龙、关向应会面。随后，周恩来与朱德、张国焘、彭德怀、贺龙等精心部署红军主力部队隐蔽集结于山城堡附近地区。
11月20日，胡宗南所部第一军第七十八师侵占山城堡。11月21日，七十八师由山城堡继续向东攻击。彭德怀指挥红军各部发起猛烈进攻。经一昼夜激战，全歼国民党七十八师第二三二旅全部又两个团。山城堡战役的胜利，使得胡宗南所部全线后撤。国民党军队实际上停止了对西北革命根据地西部地区的进攻。山城堡战役被称为结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最后一仗”。
山城堡战役结束后，周恩来用大量的时间向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宣传党中央的政策。经过多方面的工作，张国焘于11月24日与周恩来、朱德、彭德怀、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及红一、二、四方面军团以上干部致函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信中写道：“在党中央及军委的坚决领导之下，在三个方面军全体指战员胜利会师一致团结一致努力之下，我们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59]
11月30日，周恩来和朱德、张国焘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12月6日，保安城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大会，毛泽东出席并发表了演讲。
12月7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转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关于扩大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贺龙、项英、林彪、王稼祥、徐向前、陈昌浩、刘伯承、关向应、叶剑英、陈毅、萧克、董振堂、徐海东、聂荣臻、郭洪涛、张云逸、王维舟组成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贺龙组成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张国焘为副主席；任命朱德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为总政治委员。同时，任命刘伯承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叶剑英为副总参谋长，王稼祥为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为副主任。
三大主力红军的胜利会师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组织的扩大，进一步巩固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内部的团结，为实现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光荣使命奠定了基础。
在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前后，中共中央和中共陕甘宁省委于1936年10月决定重建中共三边特委。张德生、贾拓夫、李维汉、罗梓铭先后任书记，下辖安边、定边和宁夏盐池县委以及绥远省的鄂托克[60]工委。[61]
1936年12月27日，根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以第八十一师为基础，加上陕北苏区地方部队一部400余人，重新组建红二十七军，编入红一方面军，贺晋年任军长，王平任政治委员，李寿轩任参谋长，李志民任政治部主任。红二十七军下辖第二四一团、第二四二团、第二四三团，全军共1100余人。
[1] 今属甘肃省宕昌县。
[2] 即俄界会议。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476页。
[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477页。
[5] 今吴起县城。
[6] 今属志丹县。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480页。
[8] 今属吴起县。
[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481页。
[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481页。
[1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481页。
[1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481页。
[13]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270页。
[1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482页。
[1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482页。
[16]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395页。
[1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483页。
[18] 后由张闻天兼任宣传部长。
[19]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271页。
[20] 1936年4月10日，叶剑英、聂荣臻、刘志丹被任命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21]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128页。
[2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484页。
[23]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404页。
[24]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433页。
[25]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404—405页。
[26]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406页。
[27]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406页。
[2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488页。
[29]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9页。
[30]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9页。
[31]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283—284页。
[32]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397页。
[33]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397页。
[34]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9页。
[35] 张宏志著：《西北革命根据地史》，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11月第1版，第328页。
[3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485页。
[3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488页。
[38]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50页。
[39] 今属神木县万镇乡。
[4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498页。
[4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499页。
[4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506页。
[4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506页。
[4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508—509页。
[4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518页。
[46] 史称晋西会议。
[4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538页。
[48] 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385页。
[49] 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385页。
[50] 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385页。
[51]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320页。
[52] 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541页。
[5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541页。
[5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547页。
[5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568页。
[5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569页。
[5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569—570页。
[58]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上卷，中央党史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375页。
[5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出出版社1998年2月第1版，第337页。
[60] 今属内蒙古自治区。
[61] 1937年5月，中共陕甘宁省委决定撤销三边特委，成立中共定边中心县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