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民党军队对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第一次“围剿”相继被粉碎，陕甘边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两块根据地之间仅相隔着安塞、肤施、甘泉三个县。而且这三个县还分别活动着中共陕甘边特委领导的安塞第四支队、甘泉第十五支队、延安第六支队和中共陕北特委领导的安塞第六支队、延安第十八支队等红军游击队。这些红军游击队机动灵活，对当地的国民党驻军、地方民团和地方政权不断袭击，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在这种情况下，将陕甘边和陕北两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统一两块革命根据地的领导，统一对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两支主力红军的指挥已势在必行。
1935年1月上旬，中共陕甘边特委书记惠子俊和陕甘边区军事委员会主席刘志丹，率领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第二团和第二路游击总指挥部第五、第六支队离开南梁，前往陕北根据地。刘志丹到达陕北根据地后，立即前往赤源县水晶沟，看望正在养伤的谢子长。两位出生入死、长期并肩作战的领导人交换了意见，决定将分别隶属于两个特委领导的两块根据地统一起来。刘志丹和谢子长还就建立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党政军的统一领导机构，以及组织第二次反“围剿”斗争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取得了一致意见。
2月5日，中共陕北特委和陕甘边特委在赤源县周家硷召开联席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崔田夫、刘志丹、郭洪涛、马明方、高岗、惠子俊等。谢子长因伤重没有出席。会议由刘志丹主持，白坚担任会议记录。郭洪涛回忆说：“会上，先研究了军事问题。大家认为，为彻底粉碎敌人的第二次‘围剿’，需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和游击队。在决定成立西北军委后，又产生了西北军委归谁领导的问题，于是又一致同意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统一陕北和陕甘边两个根据地党的领导。西北工委成立后，原陕北特委所领导的各县委由西北工委直接领导，陕甘边特委所属各县仍由陕甘边特委领导。”[1]
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由刘志丹任主席（一说谢子长），副主席高岗，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白坚，参谋长朱子休。
中共西北工委由惠子俊、崔田夫、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马明方、郭洪涛、张秀山、高岗等组成。惠子俊任书记（在惠子俊回陕甘边区传达联席会议精神期间由崔田夫代理书记），郭洪涛任秘书长兼组织部部长，高岗任宣传部长，白茜任妇女部长。
中共西北工委隶属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领导。
周家硷会议还讨论了粉碎国民党军第二次“围剿”问题和打通陕北、陕甘边根据地及与神府苏区的联系问题等。会议一致认为，集中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主力，打击深入安定、绥德、清涧、延川、延长之敌是安全正确的。会议决定撤销中共陕北特委，但仍保留共青团陕北特委，由慕纯农任书记，保留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
周家硷会议是西北革命根据地创建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会议做出的成立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决定，实现了党对陕甘边、陕北两块根据地的统一领导，也标志着西北革命根据地的正式形成。
中共西北工委成立后，驻原中共陕北特委所在地赤源县白庙岔。1935年4月，西北工委书记惠子俊返回陕北后，主持工委工作。崔田夫改任组织部长，郭洪涛任秘书长。在此前后，张秀山接替高岗担任宣传部长。
中共西北工委接收了中共陕北特委党校[2]，改为中共西北工委党校。中共西北工委党校校长先后为王士英、高长直。学校先后驻安定县的向沟岔、柳渠、高家砭，延川永坪和子长县瓦窑堡等地。1935年11月，西北工委党校并入中共中央党校。中共西北工委党校共招收了3期学员，每期100余人。学习内容是党的建设、苏维埃政权建设、游击战争、赤卫队工作和土地、婚姻、财政、粮食方面的政策和法令，以及工会、青年团、妇女会等群众团体工作的知识和经验。西北工委党校的教师大多由西北工委负责人兼任。杨和亭、李景波、蔡子伟等担负过党校的授课任务。党校学员学习期满后，大部分回原单位工作，少数学员被派往新区。
中共西北工委还接办了中共陕北特委的机关刊物《西北斗争》，作为西北工委的机关刊物。
中共西北工委成立后不久，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和领导者之一的谢子长因伤势严重恶化，于1935年2月21日在赤源县灯盏湾逝世，年仅38岁。
谢子长逝世后，为了防止国民党军乘危袭击，中共西北工委决定：不举行丧礼和追悼会。考虑到谢子长在西北根据地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为了避免影响根据地军民的斗争情绪，西北工委决定对谢子长逝世的消息严密封锁，对下级机关和老百姓绝对保密。谢子长的遗体由身边的战友和亲属秘密埋葬。
此后，为了纪念谢子长，中共西北工委决定改安定县为子长县。
为了粉碎国民党军队对西北根据地发动的第二次军事“围剿”，中共西北工委于1935年4月初向各级党部各级政府党团发出紧急通知。通知指出：“我们要具有充分的布尔什维克的警觉性，彻底的检查我们以往的一切缺点，百分之百的保证党的政策计划的执行，才能决定我们最后的胜利。”[3]中共西北工委要求各级党部及各级政府党团要广泛动员根据地人民群众，开展抗日示威运动，揭露国民党对日妥协的不抵抗政策；要组织突击队及游击小组向外发展，扩大苏区；普遍实行坚壁清野政策，巩固苏区；发展对外贸易，增加苏区收入；发动工农群众参加红军，扩大红军游击队。
在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下，西北根据地军民浴血奋战，到1935年7月初，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西北根据地发动的第二次军事“围剿”，使陕北根据地和陕甘边根据地完全连成一片。
1935年7月3日，中共西北工委迁驻延川县永坪镇。7月5日，受中共中央北方局派遣巡视西北根据地工作的朱理治来到永坪镇。7月21日，中共西北工委执委扩大会议在永坪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执委扩大会议决议案》，决定成立中共陕甘省委，并提出实现以下四项任务“来迎接新省委的正式成立”：“一、开展反对右倾取消主义的斗争，使陕甘党完全站在布尔什维克的道路上。二、要实际完成实足铁的两军红军（9000人数）。三、争取到数县巩固的苏维埃根据地。四、创造几个模范支部。”[4]决议案还提出：“巩固与扩大现有苏区与游击区域，彻底实行苏维埃民主制度，建立陕甘省苏维埃政府。”[5]由于种种原因，中共西北工委提出的建立陕甘省苏维埃政府的任务未能落实。
会议还做出了《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关于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对陕甘三次“围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
永坪会议之后，“左”的错误倾向对西北根据地的干扰和影响开始显现。朱理治在1945年7月10日的一次座谈会上发言指出：“我到陕北后，首先开了一个永坪会议，我传达了中（央）代（表）几万字的指示，内容是夸夸其谈。那时正是三次‘围剿’，做了一个反三次‘围剿’的决议案。以后我在文安驿会议上也报告过，讲了两三天。这些报告内容，是把中央代表的指示具体化了，并且有个别的发展。”[6]
从1935年2月到9月上旬，中共西北工委新组建了延长、红（甘）泉、宜川、延安、肤（施）甘（泉）、肤施、神木东、神木西、神木北、米（脂）西、子长、新正（宁）、靖边、淳耀等14个县委和安塞工委。西北根据地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在此期间，陕甘边区东区革命委员会于1935年4月成立，主席马文瑞，土地部长呼志禄，粮食部长奚玉山，财政部长许克昌，肃反委员会主任张彦福。陕甘边区东区革命委员会下辖红泉县和宜川县革命委员会。
在中共西北工委的领导下，西北根据地的共青团、工会、妇女会工作也有了很大的发展。
根据中共西北工委的决定，共青团陕北特委负责指导团陕甘边特委。到1935年9月，共青团陕北特委辖团陕甘边特委和18个团县委（工委）。
陕北省工会筹备委员会成立于1935年7月，高长久任主任。到同年9月，陕北省工会筹委会下辖延水、清涧、延安、安塞、延川、靖边六个县工会。
在中共西北工委妇女部的领导下，清涧、赤源、秀延、子长、延安、红泉等县建立了妇女会。绥德县妇女会的工作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周家硷会议结束之后，刘志丹于1935年2月7日在赤源县的冯家梢墕村，宣布了西北军委的组成机构和领导人员名单。西北军委除设立参谋部、政治部外，还成立了作战训练科，科长雷恩俊；情报侦察科，科长高朗亭；总务处，处长刘汉武；经理部，部长张成武，总会计王彩文；医疗卫生科，科长由高朗亭兼任。
2月18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动员令，号召根据地军民紧急动员起来，粉碎国民党军队的第二次军事“围剿”，命令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第一团和西北抗日义勇军北上，与红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大部组成主力兵团，重点打击深入陕北苏区中心地带的国民党军第八十四师高桂滋部。
在此之前，刚刚组建的红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继首战安定南沟岔获胜，歼灭国民党军第八十四师高桂滋部一个加强连后，又挥师东进，进入清涧县境内。2月13日，红八十四师在清涧县川口镇阎王砭歼敌两个排，击毙敌连长陈广春。在这次战斗中，配合红八十四师作战的陕北红军游击队新二支队支队长惠世良不幸牺牲。3月初，红八十四师在延川县贺家湾全歼向延川守敌护送军饷的一个连和部分地方民团共130余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及2000多块银洋。在三战三捷之后，红八十四师回师赤源县白庙岔待命。
为了粉碎国民党军队的第二次军事“围剿”，陕甘边区南区游击队总指挥部于1935年2月成立，总指挥陈国栋，政委张邦英，下辖富县游击队、中宜游击队、淳耀第六支队、淳耀第七支队、赤水第十二支队、正宁回民支队、正宁五支队、正宁八支队、新正特务队、宁县一支队、宁县三支队、新正独立二营等。
在此之后，陕北红军游击队为了整合力量，也于3月分编纵队。第一、第十支队合编为第一纵队，高步仁任纵队长，刘明山任政委；第四、第五、第六、第十四支队合编为第二纵队，由红八十四师第二团团长郭育仁兼任纵队长，第二团政委马万里兼任政委（后王再兴继任政委）；第八、第十三支队合编为第三纵队，陈世恩、牛刚、王子长先后任纵队长，惠艾深、黄振邦先后任政委。
同年3月初，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第二团在保安县白豹镇[7]歼灭国民党军骑兵一部，毙、俘、伤敌各数十名。
4月下旬，奉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第一团和西北抗日义勇军从陕甘边区北上陕北。北上途中，在横山县寺儿沟歼灭国民党军一个连。
同年4月，陕甘边区赤卫军总指挥部成立，刘金声任总指挥，王继之任副总指挥，下设三个赤卫军大队。
5月1日，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和红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在赤源县白庙岔胜利会师。西北地区两大红军主力部队的会师，极大地振奋了根据地军民的斗志。当时担任红八十四师第一团团长的贺晋年回忆说：“当日举行了万人联欢大会，周围几十里的赤卫军和群众都赶来参加，真是人山人海，群情激昂。刘志丹在会上讲了话，他分析了敌我形势，指出了第二次反‘围剿’的重点打击对象和作战方法。刘志丹特别强调两支红军会合后，一定要互相配合，搞好团结，互相学习，用枪杆子打出一个新局面。两支红军的代表也在会上表示了决心。”[8]
白庙岔会师后，刘志丹率两支红军组成的主力兵团隐蔽转移到安定县城和瓦窑堡之间的栾家坪一带，准备诱瓦窑堡之敌向安定县城开进，进而聚歼之，但未能成功。随后，刘志丹又率主力兵团转移到秀延县玉家湾一带集结。5月4日，西北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在玉家湾成立，刘志丹兼任总指挥，高岗兼任政委，白坚任政治部主任，范子文任秘书长。
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与红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的会师及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的成立，使数量有限的西北红军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拳头，加上红军有巩固的根据地，有广大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援和游击队的密切配合，为粉碎国民党军队的第二次军事“围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国民党当局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陕北革命根据地发动的第一次军事“围剿”相继被粉碎后，陕甘边和陕北红军以及根据地的日益发展壮大，引起了蒋介石的不安。1934年10月，蒋介石在侍从室主任杨永泰、豫鄂皖“剿总”副司令张学良等陪同下，先后在陕西、甘肃、宁夏等地进行了巡视。这是蒋介石的第一次西北之行。就在这次巡视中，蒋介石决定将驻防河南洛阳一带的国民党军第八十四师高桂滋部调往陕北，以加强对陕北根据地的“围剿”力量。同年12月下旬，高桂滋部全部调往陕北，师部驻绥德。
1935年3月，国民党军第八十四师政训处处长张德容在给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的报告中写道：“本师奉命开赴陕北迄今已历两月，对于民众之联络，匪情之侦察，以稍具端倪，感觉匪化之深刻，民众之懈慢，足使陕北危机日益严重。”[9]报告最后写道：“陕北匪情之严重，诚非少数时日而偶然形者。近周以来，陕北赤匪以我师之将移防，及川陕边境之紧张，更形活跃，互为呼应，扩大匪区，建立赤匪南北之根据地，以达打通国际路线企图。故陕北之情势实须增加中央有力之部队，分别推进，协同围剿，能在最短期间使匪区缩小，助民春耕。否则，养痈成患，良足深忧。”[10]
在此之前，由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的红二十五军于1934年12月进入陕西洛南县境，红四方面军也于1935年2月发起陕南战役，对此，蒋介石惊恐万分，在1935年2月23日发布命令，委任甘肃绥靖主任朱绍良为“剿匪”第三路总司令，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为第三路副司令并兼第一纵队司令官，总司令不在前敌时由副司令代行其职权。
国民党当局调集了井岳秀第八十六师、高桂滋第八十四师、马鸿宾第三十五师、杨步飞第六十一师、第十七路军第七军四十二师冯钦哉部共5个师26个团4万余人，以分区“清剿”、逐区蚕食的方式，妄图摧毁西北根据地。其具体部署如下：
以第三十五师附陇警备二旅第六团共七个团，分别进占曲子、庆阳、合水，布成新月形战线，向陕甘边区根据地中心腹地推进。
以第六十一师六个团，分别进驻旬邑、宁县、正宁一带，插入南梁、照金地区之间待机。
以第四十二师四个团，分别驻守宜君、中部、洛川、富县、甘泉等地，守备咸（阳）延（安）大道，作为战略警戒线。
以第八十六师的五一二团、五一三团、五一四团进攻神府苏区；该师五一五团、五一六团，由横山、靖边一线，前出大理河沿岸，构成第八十四师的右翼战线，战斗正面是陕北根据地的安（定）绥（德）清（涧）地区，师本部驻榆林城。
以第八十四师四个团，沿无定河展开于绥德、清涧一线，并进驻延川、延长、延安等县城。以一个团进驻瓦窑堡，并分兵一部，控制吴堡至绥德大道。师本部驻绥德城。
此外，以晋军第七十一师杨耀芳部陈兵于黄河东岸待机。其中一个旅于4月下旬西渡黄河，进驻吴堡县城宋家川。
国民党当局对西北根据地的第二次军事“围剿”，共布置了神府区、米佳吴区、安绥清区、南梁区和照金区五个“围剿”区域，其战略重心则是安绥清区。
到1935年2月初，国民党当局对西北根据地发动的第二次“围剿”的军事部署已基本完成。
1935年3月下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派驻陕北的参谋团共70余人，在团长毛侃率领下抵达绥德，对“围剿”西北根据地的各部队予以统一协调。
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后，领导与指挥根据地军民开展了第二次反“围剿”的斗争。
西北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首先在南梁地区展开。1935年2月，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师进占老爷岭、元城子、六寸原一线，红四十二师在游击队、赤卫军的配合下，奋勇抗击，先后进行了悦乐田崾岘、六寸原战斗，不断消灭国民党军的有生力量。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赤卫军总指挥朱志清、副总指挥梅生贵指挥二路游击区各游击队、赤卫军也四处出击，不断袭扰敌军。
六寸原战斗后，根据西北军委的命令，张秀山带领红四十二师第三团和西北抗日义勇军开赴陕北。4月上旬，习仲勋召集会议，分析了南梁地区的反“围剿”斗争形势，认为国民党军将对南梁地区进行更大规模的“围剿”。为避免遭受损失，在与敌军周旋数日后，习仲勋带领党政机关和保卫队100余人前往甘泉县洛河川一带。4月14日，马鸿宾部占领南梁地区的二将川、梨园堡和陕甘边苏维埃政府驻地寨子湾。
与此同时，陕北地区的反“围剿”斗争不断取得胜利。在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的领导与指挥下，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先后取得了保安县白豹镇战斗和横山县寺儿沟战斗的胜利，红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取得了清涧县阎王砭战斗和延川县贺家湾战斗的胜利，给“围剿”根据地的国民党军以沉重打击。
5月1日，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主力和红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主力在白庙岔会师，组成主力兵团。5月4日，西北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成立后，统一指挥两军作战。
5月7日，西北红军主力兵团首战安定县吴家寨子，歼灭国民党军第八十四师李少堂团的一个营，击毙营长郭子丰，俘敌450余名，缴获各种枪支500余支。战斗结束后，为了瓦解敌人，对被俘官兵进行了宣传教育，对有技术的机枪射手和医生，也做了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争取留下使用。随后，各部队进至玉家湾一带休整，召开了军民祝捷大会。西北工委委员崔田夫、马明方、张秀山、郭洪涛前来参加，刘志丹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
5月9日，刘志丹率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在清涧县城与安定县瓦窑堡之间的马家坪歼灭国民党军第八十四师第五〇〇团三营及团直属机炮连，击毙营长左象亨、连长王兆凤，俘敌副营长以下450余人，缴获长短枪450余支、轻机枪27挺、重机枪2挺、迫击炮2门以及单军服2000多套、医药和医疗器械8大驮及其他辎重一部。
吴家寨子和马家坪两战两捷，使高桂滋部受到沉重打击。高桂滋命令驻守安定县城和延川县永坪镇的部队集中到瓦窑堡。5月10日，西北红军占领了安定县城和延川县永坪镇。
5月20日，西北红军主力兵团从安定县城出发。5月25日，在绥德与清涧县交界处的张家圪台村歼灭国民党军第八十四师第四九九团一个连，击毙连长孔庆山，俘敌150余人，缴枪100余支。随后，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又在绥德西川三皇峁歼灭第八十四师一个连，击毙连长翟文启。
在取得张家圪台、三皇峁两次战斗的胜利后，刘志丹一面派部队佯攻绥德、米脂城，调动国民党军主力到北线集结，一面迅速派主力部队隐蔽南下，到达延长县大连沟集结，准备进攻延长县城。
5月30日，西北红军主力兵团攻克延长县城，俘国民党延长县县长董公绥、第八十四师直属骑兵连连长汪进河以下500余名，击毙延长县民团总指挥李明五，缴获各种枪500余支、战马170余匹、无线电台一部及大批军用物资。
延长城被攻克后，延川县城守敌第八十四师一个连如惊弓之鸟，于5月31日连夜逃往清涧县城。6月1日，西北红军主力部队一弹未发，占领了延川县城。
6月15日，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在延安县高桥镇[11]击溃国民党军一个连。率部增援高桥的国民党延安县民团总指挥李汉华被击毙。高桥战斗，共俘敌20余名，缴枪20多支。
6月19日，刘志丹率西北红军主力兵团进攻国民党安塞县政府所在地兴隆寨[12]。兴隆寨位于延河支流杏子河西岸，一面依山，三面环沟，地势险要，驻有民团200余人。贺晋年回忆说：“前总决定红二十六军第三团主攻，红二十七军第一团打延安援敌。那时，西北红军还没有炮兵，红三团就将地道挖到敌人碉堡底下，用一棺材炸药，准备让敌人坐‘土飞机’。正准备爆破，敌人在夜间悄悄地逃跑了。”[13]6月20日，红军进入兴隆寨，活捉了正在办理交接手续的卸任县长杨任之和新任县长蔺某以下官吏数十名，并缴获了安塞县政府的公文档案和大批物资。
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在攻打兴隆寨的同时，于6月17日包围了李家塌寨子。贺晋年回忆说：“李家塌是个耸立在山包上的寨子，东、西、南三面都被天然的大沟环绕，沟壁陡峭，很难攀登，南面是天然的断崖，人兽绝迹，东面坡度稍缓，敌人已把它削成了峭壁。东北面连山，敌人又挖了人工壕，与外界隔绝。东北角是全寨的制高点，它既可以控制全寨，又可以俯瞰寨外。这个北高南低的寨子，只有一个东门，开在陡峭的崖畔上，四面寨墙上布满了滚木礌石，地形十分险要。它是安塞县境内敌人最后一个据点，但却控制着陕甘边与陕北根据地互相往来的必经之路。寨子里麇集着全县的恶霸地主及其家属，守敌有200多名反动民团，寨内住有2000余人。他们经常外出抢劫群众财物，捕杀革命人员，破坏陕甘边与陕北苏区的联系，危害很大，群众恨之入骨。前总决定拔掉这个钉子，由红二十七军第一团担任主攻，红二十六军第三团阻击保安援敌，义勇军和红二十七军第二团在南山用火力支持红二十七军第一团，红二十七军第三团为预备队。”[14]
由于李家塌守敌恃险固守，红军多次进攻未能奏效。红军采用坑道作业，准备炸掉寨墙，但很快就被守敌发现。敌人在夜间加深了外壕，红军挖的坑道被外壕切断。敌人还不断向外壕扔手榴弹，将地道炸塌。贺晋年回忆说：“五天过去了，寨子还没有打下来。我们都有些着急，但又苦无良策。这时，刘志丹派通讯员把我叫去。志丹在寨子南面的山畔上用望远镜细心观察着，见我过来，把望远镜递给我，叫我顺他手指的方向看。他说：‘老贺，你看，对面的石崖上有个裂缝，能不能从这里扒上去？’我趴在志丹身边，用望远镜仔细观察着石崖及其周围的地形，略加思索后说：‘可以扒上去’。志丹指着寨子的南端说：‘这个方向是敌人的薄弱部位，扒上去后，出其不意，抢占寨子南角，然后向东门发展，使主力从东门进寨。打响后，义勇军和红二团可以用火力支持你们，封锁敌人将主力南调，等敌人发现我们的意图再调整部署，他就来不及了。’我兴奋地向志丹表示：‘老刘，你放心，这个敌人我包了。’志丹还建议从义勇军、红二团抽些人给我。我说：‘不用，这个任务红一团包了，保证今天拿下来。’”[15]随后，贺晋年亲自带领30多人的突击队，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滚木礌石，攀登上寨墙，并占领了寨子东门。贺吉祥、栾新春、李赤然率两个连的战士，迅速冲进东门，并占领了寨内的制高点。这一天，是6月22日。当天傍晚，攻克李家塌寨子的战斗结束。这次战斗，共毙、伤、俘敌数百人，缴枪200余支。第二天，被俘的国民党民团团总唐海鳌等被处决。至此，安塞县全境获得解放，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
6月26日，西北红军主力兵团攻克靖边县城，击毙国民党军第八十六师井岳秀部第二五六旅第二营营长屈志鹏，靖边县县长张志立在战斗中失踪。这次战斗，共毙、伤、俘敌500余名，缴获各种枪500余支、迫击炮6门。
西北红军主力兵团攻克靖边县城后，保安县守敌惊恐万分，弃城逃往安边。6月30日，西北红军占领了保安县城。
7月3日，中共西北工委、西北军委和陕北省苏维埃政府迁驻延川县永坪镇。7月初，刘志丹率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在绥德西川三皇峁，歼灭国民党军第八十四师高桂滋部一个工兵连，共100多人。7月17日，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又在老君殿高家塌[16]全歼高桂滋部一个营，击溃两个营，打伤团长艾捷三。
在西北红军主力兵团不断取得胜利的同时，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其余部队也在西线、南线频繁出击，连续获胜。4月下旬，红四十二师第二团在杨青川伏击国民党军骑兵连，取得胜利。5月中旬，第二团又先后歼灭了宁塞川五谷城镇民团，摧毁了张廷芝设在韩家坬的修械所，击溃了吴起镇民团。红四十二师骑兵团于5月中旬在屯石崾岘歼灭宜川县民团后，参加了攻占延长县城的战斗。随后，骑兵团挥师南下，歼灭了合阳县甘井民团，并在韩城县发动群众打土豪，筹款万余元。之后，骑兵团回师洛河川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所在地下寺湾。7月上旬，红四十二师第一团和骑兵团在富县羊泉会合后，南下中部县隆坊塬，消灭了杨相之民团，随后，在富县、洛川、宜君、中部一带，开辟游击区，并一度截断咸榆公路宜君至洛川一线，给敌人运输补给造成极大困难。7月中旬，红四十二师第一团和骑兵团再次南下白水、澄城、韩城一带，开展游击活动，给敌人以重创，并筹集了一部分军需款项和财物。之后，骑兵团返回下寺湾，红一团返回照金。
在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的领导下，西北根据地军民团结一心，经过五个多月的艰苦作战，歼灭了国民党正规军2300余人，反动民团和地主武装3000余人，缴获长短枪支5000余支、轻重机枪200余挺，并陆续攻占了安定、延长、延川、安塞、靖边、保安六座县城，使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国民党当局对西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军事“围剿”被彻底粉碎。
在西北根据地第二次反“围剿”斗争期间，新建立府谷、西靖边、定边、延安、延长、子长、肤（施）甘（泉）、红泉、赤川等工农民主政权。西北红军主力部队发展到3000多人。地方武装有新的发展，原陕北根据地区域新建了8个游击支队。原陕甘边根据地区域于6月成立了新编抗日义勇军，下辖宜川赤卫游击队、第一支队和第十支队，黑志德任司令员，赵正化任政委，杨开德任副司令员。同年7月，新编抗日义勇军改称宜川第十支队。随后，以宜川第十、第十一、第十三支队，延长第十八支队，延安第四支队，甘泉第六支队合编为陕甘边区红军第二路游击师，邵凤麟任司令员，杨凤岐任政委。第二路游击师后改称第四路游击师。至此，西北根据地共有40多支游击队，总兵力约3000多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扩大与主力红军、地方游击队的迅速壮大，为粉碎国民党军的军事“围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神府苏区是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民党当局对西北根据地发动的第二次军事“围剿”中，第八十六师井岳秀部以五一二团、五一三团、五一四团进攻神府苏区。其具体部署是：五一二团由府谷南进，五一三团由神木沿窟野河斜向东南，五一四团在万镇至通秦镇分别构成南北向两个对外正面，北向神木、府谷，南向米脂、佳县。井岳秀在神木设立了“剿共”司令部，由该师第二五八旅旅长刘润民担任总司令。井岳秀与阎锡山取得联系，由晋军在黄河东岸保德至临县一线布防封锁，形成合围之势。井岳秀在“围剿”神府苏区时，采取修堡筑点，合并村庄，编设保甲，胁迫自首的战术，企图逐村蚕食，最终消灭红军游击队，全部占领神府苏区。
在神府苏区取得第一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后，“左”倾错误严重地干扰和影响了当地的党组织，造成了严重的后果。王恩惠在1983年9月所写的《艰辛的革命历程》一文中指出：“在肃反政策上，错杀了许多好人。王兆相、张秀山的父亲被杀害，引起了红军干部、战士和地方干部及其家属的极大义愤。把从山西过来做生意的小商人当作阎锡山的侦探杀掉。对已经缴械投降的国民党军队的排长也杀了。陈家坪把一家地主杀光。”[17]王恩惠写道：“在干部政策上唯成分论。呼子威本来是个中农，又不识字，就因为会箍担水桶，便认为是工人，就当了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对上过高小、初中的同志都当作不可靠的知识分子加以排斥。”[18]王兆相回忆说：“有一阵子，连赤卫队，开辟村庄的工作队、小游击队，党支部都有捕人杀人的权利。往往因为说了一句错话，或者顶撞了哪位领导干部，就有可能被加上‘反革命’的罪名杀掉，因而错杀了一些无辜的人。”[19]
在“左”倾错误的严重干扰下，神府苏区军民开始了第二次反“围剿”斗争。
1935年3月22日至23日，中共神木县委在园条塔召开会议。会上，大多数人提出了袭击战斗力较弱的花石崖国民党军骑兵的方案。但是，这一方案却遭到主要负责人的否定，而坚持要集中全部红军，调动大批赤卫队，攻守国民党军设防坚固的新寨子。根据会议的决定，3月26日，在九五会村集结了红三团及游击队400多人，党政干部200多人和赤卫队员近2000人待命。由于攻打新寨子的消息被泄露，新寨子守敌加固了防守工事，并秘密增加了一个连的兵力。红军在对变化了的敌情毫不知晓的情况下，于3月29日拂晓向新寨子发起强攻。担任这次战斗总指挥的王兆相回忆说：“战斗打响之后，发现敌人早有准备，不仅增加了兵力，而且构筑了很多工事。敌人凭借工事顽抗，我方冲了几次都没有成功，刘鸿飞刚冲到村里就中弹阵亡了。整个部队由于红军和赤卫队混编在一起，指挥不灵，乱作一团，显然很难取胜。我又转念一想，如果敌人骑兵闻讯赶来增援，那我们就更危险了。于是急忙同几位领导同志研究，决定很快撤出战斗。果不其然，部队刚刚撤出几里地，敌骑兵就到了新寨子。”[20]
新寨子战斗失利，红三团参谋长刘鸿飞英勇牺牲，红军游击队和赤卫队伤亡百余人，使干部群众的情绪大受挫伤。
新寨子战斗后，“围剿”神府苏区的国民党军进犯到栏杆堡、瓦罗、马镇、合河、盘塘、沙峁镇一线，并沿这一线设立了40多个据点。以刘润民为总司令的“剿共”总司令部也由神木县城移驻沙峁镇。
4月20日，国民党军第八十六师二五八旅骑兵营邬青云部突袭神木贾家沟。共产党员、神木二区22岁的女巡视员黄云爱和两位弟媳刘金珍（18岁）、贺博芳（16岁）在帮助群众全部撤离村子后，才向山里奔跑，被国民党骑兵发现、追赶。黄云爱等将国民党军引向与群众隐蔽处相反的方向。当她们跑上山顶时，才发现前面是20多米悬崖峭壁的西沟辿。在疯狂追捕的国民党军即将逼近身边时，黄云爱、刘金珍、贺博芳三妯娌毅然纵身跳下悬崖，壮烈牺牲。
在神府苏区反“围剿”形势空前严峻的紧急关头，中共神木县委扩大会议于5月初在呼家庄召开。根据陕北特委特派员王达成的提议，会议决定取消特派员包揽一切的制度，决定成立中共神府工作委员会。会议推选王达成任神府工委书记，组织部长贾令德，宣传部长张晨钟。为便于领导神府苏区的反“围剿”斗争，会议决定将神木县委分为神木东、神木西、神木北三个县委。东县委书记王恩惠，西县委书记乔钟灵，北县委书记刘北垣。会议还决定派遣呼子文任府谷县委书记，带一批干部去府谷坚持工作。
这次会议还决定改编原流窜于甘肃、内蒙古一带，后进入神府地区，要求与红军“合作”的史文华部队为中国抗日义勇军陕甘骑兵第一师，任命史文华为师长，王兆相为政委。该师下辖两个团，贾怀光、刘世英分别任政委。会议还决定另外抽调16名红军干部担任该师各连政治指导员等职务。王兆相回忆说：“史部改编后，我们与史文华共同研究，对该部制定了四条纪律：（1）不能反对共产党、红军和苏维埃政府；（2）遵守苏区纪律；（3）不拿老百姓的东西，更不准调戏妇女，违者死罪；（4）没收地主财物，100元以上归公，贪污者一律严惩。”[21]
史文华部接受改编不久，在转入外线作战时，史文华异心又起，将王兆相等19人送回苏区，带着这支武装投靠了国民党第八十四师高桂滋部。
5月中旬，中共神府工委在白家沟召开扩大会议，决定趁刚刚进驻太和寨的国民党军一个加强营立足未稳之机进攻太和寨。5月29日，红三团在逼近太和寨阵地时，发现守敌早有戒备，遂转而突袭驻毛家坬的国民党军骑兵连，歼敌四五十人。毛家坬战斗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神府苏区军民的斗志，但反“围剿”的形势依然十分严峻。
6月19日，红三团在赤卫队配合下，向窟野河东岸国民党军腹地据点瓦窑渠发起进攻。由于守敌工事坚固，防守严密，进攻失利。红三团在撤出战斗途中，又遭到分别来自瓦罗、沙峁、石窑的三路敌军夹击，部队伤亡惨重。在瓦窑渠战斗中，红三团三连连长刘增荣和一连指导员马尚前英勇牺牲。
瓦窑渠战斗失利后的第二天晚上，红三团骑兵连指导员柴瑞率该连大部分战士叛变，红三团参谋长赵希贤也被裹胁在内。王兆相回忆说：“团领导和工委主要领导人研究决定暂且不管，待突围后再说。于是部队继续向西撤退，避开太和寨、陈家坪之敌，天亮时撤到敌人尚未占领的何家沟村。部队刚刚驻下，就接到赵希贤派人送来的信，说准备叛逃的骑兵连正在高念文村，要我们快去截击。于是，杨文谟政委亲自率领两个连快速赶到高念文，把骑兵连包围起来。骑兵连的战士多数是受蒙蔽的，真相一白，立刻倒戈。叛徒柴瑞当场被打死，其他人大部分回了红三团。”[22]
瓦窑渠战斗的失利和骑兵连叛逃事件的发生，使神府苏区反“围剿”斗争形势急转直下，苏区三分之二的区域被国民党军占领，十分之九的村庄被编了保甲。
6月下旬，中共神府工委在何家沟、任家山连续召开会议，决定把红军和地方干部缩编为200人左右，分为9个小分队，到各区自行游击；不带枪的红军战士全部遣散回家；红十一支队过黄河，在山西兴县一带活动。会后，王达成离开神府，经山西去找陕北特委汇报工作。这时的神府苏区除佳芦一带小部分地区尚能坚持斗争外，大部分地区已无法公开活动，被迫转入隐蔽斗争。
第二次反“围剿”斗争的失败，使神府苏区原有的23个区被国民党军占领了18个，各级党、团组织和群众团体大多遭到破坏。3800多名党、团员仅剩下400多名，500多名地方干部仅剩下100多名。许多共产党员、地方干部和革命群众被残酷杀害。
神府苏区第二次反“围剿”斗争的失败，教训是十分深刻的。王达成在1985年6月所写《我在神府地区工作的片断回忆》中说：“敌人的‘围剿’、封锁，割断了神府苏区与（陕北）特委的联系。我们当时根本得不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指示精神，对全国以及陕北的形势都不甚了解，一度甚至连敌人‘围剿’陕北苏区的情况也不能及时得到，只能间接看到或听到一些零星情况。当时，有些上级‘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文件和指示精神，在我们的思想上是有影响的。我们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的战斗接连失利，使革命遭受挫折，教训是沉痛的。”[23]
在西北革命根据地军民取得第二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之后，国民党当局再次调兵遣将，从1935年7月中旬起，发动了对西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军事“围剿”。
1935年6月中旬，国民党东北军第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率部由河北保定开进陕西潼关，后又开往甘肃天水，就任川陕甘边区“剿匪”司令。
在东北军第五十一军开进潼关后，担任武昌行营主任的张学良于7月22日飞抵西安，视察陕西和西北“剿匪”战况。7月27日，张学良在西安召开了“剿匪”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第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东北军第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第四十军军长庞炳勋，陕北“剿匪”前敌总指挥孙楚，第八十四师师长高桂滋，第三十八军军长兼十七师师长孙蔚如，第七军军长兼四十二师师长冯钦哉，新编第一军军长邓宝珊，北平军分会驻陕北参谋团主任毛侃等。第八十六师副师长李藩侯代表该师师长井岳秀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对西北革命根据地实行碉堡政策和“稳扎稳攻”的办法进行“围剿”。7月31日，张学良由西安飞返武昌。
为了粉碎国民党当局对西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军事“围剿”，1935年7月21日召开的中共西北工委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关于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对陕甘三次“围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决议指出：“虽然帝国主义、国民党准备进行更残酷与毒辣的对陕甘苏区与红军的三次‘围剿’，然而在广大群众的斗争，在全国红军游击队行动的呼应配合之下，却是我们一定能够争取战争胜利的最大保证。”[24]决议要求：“紧急的动员群众参加革命战争，召集群众的代表会议、群众大会、各群众团体的会议，讨论三次‘围剿’的意义及冲破的办法，号召群众，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的三次‘围剿’，‘打倒投降帝国主义的国民党’，‘武装保卫苏区，不让敌人蹂躏边区一寸土地’。在这些口号之下动员群众，发扬他们的积极性，领导赤少队配合红军游击战争，动员群众组织运输队、交通队、侦探队，动员妇女组织洗衣队、缝衣队、慰劳队，动员妇女老汉儿童放哨、送信，全苏区人民战斗的动员起来，为着革命战争前线上的胜利而斗争。”[25]决议还要求：“红军游击队在统一的军事计划及军委会的领导之下进行战争，配合地方暴动，消灭在苏区内的敌人支撑点，及开展敌人侧翼及后方的广大革命战争的阵线，运用红军的基本的运动战的策略，配合着阵地战坚决的进攻敌人，在敌人新的‘围剿’来布置之前，先行打碎。”[26]
为了粉碎敌人的第三次军事“围剿”，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决定首先打击东线孤立之敌，再打北线之敌，然后寻歼南线之敌。
8月11日，西北红军主力兵团攻克晋军第二〇六旅一个连驻守的吴堡县慕家塬寨子，全歼守敌；第二天，又击溃晋军增援慕家塬部队的四个连。晋军在“围剿”西北根据地时屡遭重创，阎锡山派出飞机助战。8月16日，北平军分会驻陕北参谋团主任毛侃从绥德密电杨虎城、邵力子，报告称：陕北红军游击队在吴堡县定仙墕南约20公里的洗马湾击落军用飞机一架，两名驾驶员被俘。
慕家塬战斗胜利后，刘志丹率西北红军主力兵团于8月20日进到吴堡县定仙墕一带，并命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第一团包围定仙墕，其余部队则隐蔽待命，准备打击增援之敌。
8月21日上午，增援定仙墕守军的晋军正太路护路军第三旅旅长马延寿亲自率领第三旅第六团向定仙墕逼近，企图与驻守定仙墕的该旅第五团的史泽波营会合。当敌人逼近红军预设的伏击圈后，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第三团和西北抗日义勇军，红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第一团、第二团发起攻击。经过三个小时激战，共击毙敌副团长齐汝瑛以下200余人，俘敌1800余名，缴获长短枪1900余支、轻重机枪数十挺、迫击炮两门和骡马数十匹。
定仙墕战斗采用围城打援的战术，首开西北红军一战歼敌一个整团、一个旅直属队又一个营的作战记录，是西北红军作战史上的一个辉煌战例。
此后，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又于9月11日奔袭横山县城，迫使国民党军第八十六师收缩兵力，从而减轻了国民党军对神府苏区的压力。
在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的领导下，西北根据地军民取得了粉碎国民党军第三次军事“围剿”斗争第一阶段的胜利，有力地策应了红二十五军进入西北根据地的行动。
神府苏区第二次反“围剿”斗争的失败，使神府地区的革命斗争进入低潮时期。在中共神府工委书记王达成走后，神府工委同陕北特委已完全中断联系。在此情况下，神府工委其他领导成员于1935年8月初在神木谢家沟召开前后方干部联席会议。会议认为神府苏区遭敌破坏严重，不易恢复，决定暂时取消神府工委和红三团的名义，解散府谷第七支队。会议决定派神府工委宣传部部长张晨钟去陕北特委汇报工作，请求指示，并决定派王兆相率红三团团部、张德超带红十一支队，同神府工委组织部长贾令德一起前往山西，开辟新的苏区。
会后，王兆相及红三团团部因故没有前往山西。而红十一支队在进入山西的一个多月时间中，因遭晋军重兵“追剿”，无法立足，只得返回神木。前往陕北特委汇报工作的张晨钟因国民党军封锁严密，也被迫返回神木。
在神府苏区面临严重困难的紧急关头，坚持在神府地区开展斗争的神府党政军负责人于9月7日在神木十区郑家坬召开了前后方干部联席会议。会议讨论了神府苏区近三个月以来的工作，总结了神府苏区的经验教训。会议认为，只有坚持党的正确领导，依靠苏区军民，才能战胜敌人新的军事“围剿”，恢复和巩固神府苏区。会议决定恢复中共神府工委和红三团。
9月12日，中共神府工委在王寿梁村正式恢复，书记张晨钟，组织部长毛凤翔，宣传部长乔钟灵，青年部长刘长亮。与此同时，红三团也恢复重建，团长王兆相，政委杨文谟，下辖三个连，共有一百二三十人。
当天晚上，驻太和寨国民党军中的地下党员李治洲等三人起义，加入红三团。此后不久，李治洲被任命为红三团参谋长。
中共神府工委和红三团恢复之际，西北军委的秘密指示信经山西辗转送到神府苏区。西北军委是在听取了王达成的汇报后，给神府苏区发出指示信的。王达成回忆说：“我于任家山会议后，6月初即离开神木，途经山西，两次找偷渡地点，路上行程约20多天，到达延川县永坪镇。”“我除了在（惠）子俊主持的工委会上汇报神府工作，并要求迅速支援神府外，还向刘志丹单独汇报过工作，并要求支援。”[27]8月初，由刘志丹起草了给神府的秘密指示信。西北军委在指示信中传达了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不断胜利和一定北上支援神府苏区的喜讯；同时，指示神府红军向佳县、米脂方向移动。这封指示信给在艰难困苦中坚持斗争的神府苏区军民以极大的鼓舞和振奋。王兆相回忆说：“（王寿梁）会议期间接到西北军委前委鼓励神府军民坚持斗争、迎接胜利的来信。在与陕北特委失掉联系一年多之后，第一次接到上级的指示，同志们异常兴奋，把指示信连读了几遍。”[28]
中共神府工委恢复后，实行集体领导，依靠人民群众，全力开展恢复和发展根据地的斗争。
9月11日，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奔袭横山县城，迫使国民党军第八十六师二五八旅刘润民部西调增防，傅作义部孙胜骑兵旅进驻神木沙峁镇一带，参加“围剿”神府苏区的第八十六师其余部队大多集中在佳芦区。为了策应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北上，中共神府工委指示红三团进入佳芦区并逐步向南移动。此时，杨文谟前往延川、安定一带向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汇报工作，中共神府工委任命毛凤翔接任红三团政委。9月下旬，红三团在申家里村击溃国民党军第八十六师邬青云骑兵营一个连。此后，红三团又连续重创邬青云骑兵营，使他们不敢再向根据地窜犯。
在指挥红三团转向外线作战的同时，中共神府工委还派出干部，到各地恢复党的基层组织和群众团体，坚决打击敌人利用劣绅和叛徒组成的“肃反会”。这些干部对同党组织和红军失去联系而情绪低落的人员，鼓励其坚定信心，继续斗争；对被迫向敌人自首而没有干坏事者则不予追究，愿意继续革命的则欢迎他们将功补过；已死心塌地为敌人“肃反会”效劳、捕杀革命人员和家属的叛徒则坚决予以镇压。
中共神府工委还指派刘长彦等人前往山西兴县、苛岚县、岚县之间的界河口地区开辟新区，建立了党组织，发展党员四五十名。
经过中共神府工委艰苦卓绝的努力，到1935年底，神府地区各地党的组织基本恢复，对敌斗争普遍开展，为粉碎国民党地方当局对神府苏区发动的第三次军事“围剿”奠定了基础。
1934年12月8日，中共鄂豫皖省委率红二十五军进入陕西省洛南县境内。在12月10日进行的庾家河战斗中，红二十五军歼敌800余名。当日，中共鄂豫皖省委改为中共鄂豫陕省委。红二十五军入陕后，先后攻克宁陕、佛坪、镇安、洛南四座县城。到1935年5月初，红二十五军发展到3700多人，地方游击师、抗捐军发展到2000多人，初步建成了包括鄂陕边区苏维埃政府和10个区、40个乡、314个村苏维埃政权，拥有近50万人口的鄂豫陕革命根据地。7月2日，红二十五军取得了袁家沟口大捷，将陕西警备第一旅大部歼灭。中共鄂豫陕省委在获悉中央红军已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于川西并准备继续北上的消息后，遂于7月15日晚上在长安县沣峪口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决定率领红二十五军西征北上，以配合主力红军在西北的行动。会议还决定中共鄂陕特委和豫陕特委及其领导的各地游击武装力量，继续坚持在鄂豫陕根据地。
7月16日，中共鄂豫陕省委率红二十五军主力部队沿秦岭西麓北行，继续长征。之后，红二十五军南越秦岭，佯攻汉中，又掉头向西北方向前进，进入甘肃境内，在天水一带北渡渭河，占领秦安，威逼静宁县城。8月17日，红二十五军沿西（安）兰（州）公路东进，攻克隆德县城。接着又翻越六盘山，直抵平凉城下。8月21日，红二十五军在由泾川县城以西翻越王母宫塬，徒涉汭河时，遭到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师一部1000余人的突然袭击。红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先在战斗中壮烈牺牲。红二十五军指战员化悲痛为力量，将这股敌人全部歼灭。
9月7日，红二十五军经过艰苦的长征，到达陕甘交界地区的豹子川[29]。中共鄂豫陕省委在豹子川举行会议，决定由红二十五军军长程子华改任军政委，副军长徐海东任军长。随后，部队继续向东前进，于9月9日来到保安县的永宁山。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和军事委员会主席刘景范听到这一消息后，立即派人前来永宁山，热情欢迎红二十五军，并迅速报告了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
9月11日（或12日），中共西北工委组织部为欢迎红二十五军进入西北根据地向各级党部负责人发出紧急通知，要求“抓住这千载一刻的机会，动员全体党员及全苏区的每个劳苦群众，欢迎红二十五军与陕甘红军的汇合，庆祝红二十五军北上的伟大胜利，举行各种形式的欢迎会与庆祝会”，并借此机会，“猛烈的扩大红军，以冲破摆在我们面前的三次‘围剿’”[30]。
9月15日，中共鄂豫陕省委率领红二十五军抵达中共西北工委、西北军委所在地延川县永坪镇。
9月16日，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指示，先期到达西北根据地的朱理治、聂洪钧与中共鄂豫陕省委代书记程子华组成中共北方局派驻西北代表团，朱理治任书记。
9月17日，中共中央北方局派驻西北代表团在永坪镇主持召开有中共西北工委、鄂豫陕省委和红二十五军、二十六军、二十七军领导人参加的联席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惠子俊、刘志丹、高岗、郭洪涛、崔田夫、马明方、张秀山等西北工委负责人和徐海东、戴季英、郭述申等鄂豫陕省委方面的负责人，共30余人。
会议决定撤销中共西北工委和鄂豫陕省委，成立中共陕甘晋省委。中共陕甘晋省委由马明方、王达成、白茜、朱理治、刘志丹、高长久、聂洪钧、徐海东、郭述申、郭洪涛、程子华、慕生忠、慕纯农、戴季英等组成，书记朱理治，副书记郭洪涛，秘书长李景波，组织部长王达成，宣传部长郭述申，白区工作部长慕生忠，妇女部长白茜。
会议决定改组西北军委。改组后的西北军委，聂洪钧任主席，范子文为秘书长，戴季英为参谋长，白如冰为供给部长。会议还决定将红二十五军、二十六军、二十七军组建为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军团政委程子华，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军团政治部主任高岗、副主任郭述申。红十五军团下辖三个师：七十五师由红二十五军改编而成；七十八师由红二十六军改编而成；八十一师由红二十七军改编而成。全军团总兵力7000余人。
9月22日，中共陕甘晋省委发出通知，要求省委各部、各党团、各级党部认真贯彻执行《省委一个半月工作计划》，并结合实际制订自己的一个半月工作计划，报告省委。《省委一个半月工作计划》提出的目前战略任务是：迎头打击敌人的新进攻，冲破敌人的“围剿”，迎接将在次年1月28日召开的陕甘晋省苏维埃代表大会；[31]在领导群众秋收运动与查田分地斗争的基础上，完成或超额完成扩红冲锋月运动的各项任务。
中共陕甘晋省委还成立了陕甘晋省苏维埃政府筹备委员会，确定于1936年1月28日召开陕甘晋省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陕甘晋省苏维埃政府。10月15日，陕甘晋省苏维埃政府筹备委员会颁布了《关于苏维埃选举法与苏维埃组织条例的决定》，统一西北根据地各级苏维埃政府的选举办法和组织机构的设置。其中规定：“省苏维埃各部委员会，因需要可以随时增加。就目前需要，现在应有的各部为：劳动部；土地部；教育部；粮食部；国民经济部；工农检查部；财政部；军事部；内务部；裁判部。”[32]并规定：“为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活动，设立政治保卫局，在各县设保卫分局。”[33]
中共陕甘晋省委隶属于中共中央北方局，下辖中共陕甘边区特委、神府工委、陕北一分区委员会（1935年9月成立），并直接领导赤源、秀延、子长、靖边、米西、延川、延长、延安等县委。1935年10月2日晚，驻守瓦窑堡的国民党第八十四师一部在赤卫军等地方游击队的重重包围之下，被迫弃城逃跑。随后，中共陕甘晋省委和陕北省苏维埃政府决定设立瓦窑堡市，辖五个区，并成立由崔田夫任书记的中共瓦窑堡市委和由崔田夫兼任主席的瓦窑堡市苏维埃政府。中共陕甘晋省委和陕北省苏维埃政府也于10月5日由延川县永坪镇迁驻瓦窑堡市。中共瓦窑堡市委直属陕甘晋省委领导。
1935年9月18日，是“九一八”事变四周年纪念日。这一天，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成立大会在永坪镇隆重举行。刘华清回忆说：“周围几十里的赤卫军和群众纷纷赶来参加，会场上横挂‘欢迎红二十五军’的标语，红旗招展，歌声嘹亮，人人兴高采烈。刘志丹同志和徐海东同志先后讲话，号召两军亲密团结，携手并肩，共同为粉碎敌人‘围剿’、巩固扩大陕北革命根据地和配合主力红军行动而战。”[34]
红十五军团成立后，军团设立司令部、政治部、经理处、卫生部、交通队和手枪团。军团下辖七十五师、七十八师和八十一师。七十五师师长张绍东，政委赵凌波，参谋长毕士悌，政治部主任周碧泉。下辖第二二三团，团长陈锦秀，政委常玉清；第二二四团[35]，团长韩先楚，政委王集成；第二二五团，团长郎献民，政委刘震。七十八师师长先后由杨森、田守尧担任，政委先后由张明先、张达志担任。下辖第二三二团，团长兼政委黄罗斌，副团长王富贵；第二三四团，团长郭宝珊，政委马佩勋；骑兵团，团长康健民，政委高锦纯。八十一师师长贺晋年，政委先后由张达志、崔田民担任，参谋长任浪花，政治部主任李赤然（李宗贵）。下辖第二四一团，团长刘明山，政委李赤然兼任；第二四三团，团长李仲英，政委王国昌。
红十五军团的成立，使红二十五军和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形成了一个强大的主力兵团，为粉碎国民党当局的第三次军事“围剿”和巩固、扩大西北革命根据地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一）劳山战役
随着红二十五军长征进入西北根据地和中央红军主力北上陕甘地区，蒋介石决定将东北军主力调入陕甘地区，进行军事“围剿”。9月13日，张学良由武昌乘飞机来到西安。在此前后，东北军除第五十三军（军长万福麟）主力留驻北平和河北外，其余第五十七军（军长董英斌）、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骑兵军（军长何柱国）及独立第一〇五师（师长刘多荃）、独立第一一五师（师长熊正平）先后开进西北地区，与早先进入陕甘地区的第五十一军会合，全力“围剿”西北革命根据地。10月2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特派蒋中正兼西北‘剿匪’总司令，张学良兼副司令。”[36]第二天出版的上海《中华日报》以《彻底肃清“匪患”，将在西安设立“剿匪”总司令部，俟组织就绪，蒋委员长亲往巡视，将来由张学良常驻指挥一切》为题，刊登了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成立的消息。同年11月1日，西北“剿总”在西安城内南院门正式成立。
在红二十五军抵达延川县永坪镇之前，东北军第六十七军进入陕北。该军军部驻洛川。9月13日，该军第一一〇师（师长何立中）进驻延安。该军第一二九师（师长周福成）除留一个营驻守甘泉外，余部于9月14日开进延安。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率军部特务营于9月15日也抵达延安。王以哲在延安完成部署后，即率军部特务营返回洛川。第六十七军的一〇七师驻洛川、富县一带。与此同时，东北军第五十七军的一〇〇师、一〇六师、一〇九师、一一七师由甘肃合水一带向西北根据地进犯。驻守陕北的井岳秀第八十六师、高桂滋第八十四师也蠢蠢欲动，企图与东北军夹击西北根据地和红军主力部队。
面对严峻的“围剿”形势，红十五军团认真分析了当前的形势，确定了战略行动方向。徐海东回忆说：“红十五军团成立的第二天，我们就商讨反‘围剿’的作战计划。”“我们在讨论作战对象的时候，有的同志提议先打驻米脂一带的井岳秀师，或者高桂滋师，出横山，与神木、府谷苏区打成一片，然后打出三边。经过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吃掉这两个部队，把握大一些。可是目前大兵压境，消灭这两个部队，对敌人的打击不重。还是先打东北军好，因为如果把东北军的主力搞垮一两个师，就会使陕北战局发生重大变化。”[37]徐海东回忆说，在经过分析敌情后，“我们决定：围攻甘泉，调动延安的敌人，拦路打它的埋伏”[38]。
9月下旬，红十五军团主力部队经过三天的急行军，由永坪前进到甘泉城西王家坪一带。徐海东和刘志丹前往延安与甘泉之间的大劳山、小劳山一带察看地形，确定在此设伏。9月28日，红十五军团第八十一师第二四三团突然包围了甘泉城。其他部队则按原定作战计划进入劳山一带，沿咸（阳）宋（家川）公路两侧山上设伏。
10月1日上午，东北军六十七军第一一〇师师长何立中率部由延安南下，增援甘泉。下午2时许，其先头部队进至劳山以南的白土坡。在两侧山坡地带预伏的红十五军团主力部队立即发起攻击。激战至晚上8时左右，战斗结束。
劳山战役全歼东北军第一一〇师师直全部、第六二八团全部和第六二九团一个营，共毙伤第一一〇师参谋长范驭州、团长杨德新以下1000余人，俘团长裴焕彩以下3700余人，缴获战马300余匹，山炮、迫击炮共28门，轻重机枪200余挺，长短枪5000余支，及无线电台4部和大量军用物资。何立中身受重伤，逃进甘泉城，后因伤重于10月7日毙命。
劳山战役是红十五军团成立后打的第一个大胜仗。劳山战役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西北根据地军民粉碎敌人军事“围剿”的斗志。
在取得劳山战役的胜利后，红十五军团第七十八师师长杨森率部前往富县城西的羊泉一带侦察敌情时，又歼灭了东北军第一〇七师六一九团的一个营。
（二）榆林桥战役
劳山之战的失利，使东北军损兵折将。为此，身兼西北“剿总”总司令之职的蒋介石于10月8日由四川成都飞抵西安，部署陕北“剿共”事宜。第二天，蒋介石与张学良联名发出“围剿”西北红军的电令，严令：“六十七军在肤施、甘泉、鄜县[39]、羊泉[40]一带地区筑碉，肃清附近股匪，置重点于鄜县，维持肤施、鄜县间交通。”[41]电令还要求杨虎城所部“以主力在宜川、洛川之线筑碉，置重点于洛川，防匪南窜”[42]。并要求杨虎城部“及井（岳秀）、高（桂滋）各师，速肃清附近股匪，俟主力军向东迂回时，即协同各友军，将刘（志丹）、徐（海东）各股匪聚而歼之”[43]。
10月11日，蒋介石由西安飞往河南洛阳。13日，蒋介石又飞往山西太原，并将在陕北前线参加“剿共”的第八十六师师长井岳秀、第八十四师师长高桂滋召至太原，与阎锡山一起，共同策划加强对西北根据地的“围剿”。
10月20日，东北军第六十七军第一〇七师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率部由富县县城进驻富县以北约12公里处的榆林桥，以执行“维持肤施、鄜县间交通”的任务。同时进入榆林桥的还有第一〇七师六二〇团的一个营。
榆林桥地处甘泉和富县之间的洛河东岸，咸（阳）宋（家川）公路由村中穿过。村子内建有堡寨，依山傍水，易守难攻。
榆林桥战役进行的较为顺利。刘华清回忆说：“10月24日晚，红十五军团在徐海东同志指挥下开始行动，以红七十五师由东向西担任主攻，并派一个营警戒由榆林桥通往洛川的公路；以红七十八师由西向东，先歼河西敌一个营，再会攻榆林桥；以红八十一师由北向南进攻，对敌形成三面包围，并派出两支部队分别占领了洛河南面的小山和北面高原的碉堡。次日拂晓开始强袭，敌人被压缩到街内后，利用窑洞进行顽抗，我军伤亡较大。后来由于战士的发现和创造，从房上的烟筒向里投掷爆炸物，才迅速地歼灭了敌人。”[44]
至10月25日下午，榆林桥守敌四个营全部被歼，第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以下1800余人被俘。
榆林桥战役是红十五军团在缺乏攻坚器材和经验的条件下取得的对敌设防据点攻坚战的胜利，对部队战斗力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
榆林桥战役的胜利，使驻守洛川、甘泉、延安之间的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各部陷入了首尾不能相顾的狼狈状态。这一战役的胜利，也极大地振奋了西北根据地军民战胜敌人的信心。
在西北革命根据地广大军民积极反击国民党当局第三次军事“围剿”的同时，“左”倾教条主义的执行者却在根据地内部实行错误的肃反，造成了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严重危机。
在1934年7月25日召开的南梁阎家洼子联席会议上，曾传达了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和中央驻北方代表给红二十六军的两封指示信。郭洪涛回忆说：“信中对红二十六军进行了错误的批评。例如指责红二十六军是‘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领导’、‘逃跑主义’、‘梢山主义’、‘枪杆子万能’、‘浓厚的土匪色彩’等等。这两封信宣读后，进行了讨论。会后，由四十二师龚逢春整理了记录，送给了中央驻北方代表。”[45]郭洪涛说：“我在会后，曾根据指示信的精神和整理的记录，写过一篇《红二十六军长期斗争的主要教训》（刊登在陕北特委机关刊物《西北斗争》上）。在这篇文章中，我错误地引用了上海临时中央局和中央驻北方代表对红二十六军的批评。”[46]
阎家洼子联席会议为西北根据地的错误肃反留下了隐患。
1935年7月5日，受中共中央北方局派遣巡视西北根据地工作的朱理治到达西北工委所在地延川县永坪镇。朱理治在1945年7月回忆说，他临行前，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指示说，“陕甘边二十六军的右倾很严重，陕甘边特委混进来张文华、蔡子伟两个右派，陕甘边及二十六军右倾机会主义受了这两个右派的影响。他要我到陕北后首先开展反右倾取消主义的斗争，在这个斗争中来暴露与孤立右派，然后再来镇压他们。同时给我看了一本鄂豫皖‘肃反’的小册子，名字叫《肃反》，里边有张国焘和陈昌浩写的文章，还有中央写的一篇序，说鄂豫皖‘肃反’是伟大的胜利。今天看来，这种估计是不正确的。”[47]朱理治说：“我到陕北后，首先开了一个永坪会议，我传达了中（央）代（表）几万字的指示，内容是夸夸其谈。那时正是三次‘围剿’，做了一个反三次‘围剿’的决议案。以后我在文安驿会议上也报告过，讲了两三天。这些报告内容，是把中央代表的指示信具体化了，并且有个别的发展。”[48]
1935年7月21日在延川县永坪镇召开的中共西北工委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执委扩大会议决议案》。决议案指出：“陕甘党过去没有充分的实行中（央）代（表）的正确指示，妨害了工作的进展。暗藏在党内以蔡志伟[49]为代表的右倾取消主义，与机会主义分子，他们的主张是实际对党的路线的消极怠工，轻视群众在革命中的作用，不信任群众革命的创造性，降低了党的政治任务。”[50]决议案指出：“这种右倾取消主义者，他们企图阻止党的正确路线的执行；这种右倾机会主义者，在事实上他们表明要取消阶级利益，他们是阶级的仇敌。所以陕甘党站在中央驻北方代表正确领导之下，动员全党同志一致的揭发这些右倾取消主义与机会主义的欺骗叛卖作用，只有坚决的斗争与驱逐取消右倾取消主义与机会主义的分子，陕甘党才能顺利的完成一切光荣的任务。”[51]
永坪会议后，黄子文、蔡子伟、张文华等先后被逮捕或软禁。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错误“肃反”开始逐步推开。
红二十五军进入西北革命根据地前，曾于1935年4月9日在蓝田九间房[52]与陕西警备第三旅发生激战。警三旅第七、第九两个团被击溃，担任该旅旅长的中共秘密党员张汉民被俘。和张汉民一起被俘的还有在警三旅工作的20多名共产党员。在审讯中，尽管张汉民等一再表明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但由于双方互不了解，缺乏信任，张汉民等被俘的共产党员仍然被红二十五军政治保卫局错误杀害。与此同时，奉上海中央局委派返回陕南，与杨虎城部队中的共产党员及红二十五军联系工作的汪锋也被红二十五军政治保卫局拘禁。同年9月，汪锋随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仍被错误关押。
关于张汉民等共产党员被错误杀害一事，郭述申回忆说：红二十五军“在陕南作战时消灭了杨虎城的警备二旅[53]，活捉了旅长张汉民。张是我党的秘密党员，陕西省委曾通知二十五军，张也派人给二十五军送过情报。但是，二十五军认为张是反动法西斯，他送情报是个阴谋，就把张杀了。俘虏的张部士兵中，还有一批党员，让他们站出来报告，结果也都杀掉了。汪锋同志去联系，也当反革命给抓起来了”[54]。
张汉民被错误杀害，成为西北革命根据地错误“肃反”的一个重要因素。郭述申说：“（红二十五军）处理张汉民以后，就认为陕西的党不可靠，有许多右派、取消派，也就是反革命。是抱着不信任的态度进的陕北。”[55]
中共中央北方局派驻西北代表团和中共陕甘晋省委相继成立后，西北根据地的错误“肃反”加快了实施的步伐。中共陕甘晋省委9月22日发出的《关于印发省委一个半月工作计划的通知》中明确提出：“颁布赤色戒严条例，动员政府、贫农团、工会与党及团，动员广大群众，严格执行阶级路线，进行肃反工作。并建立政治保卫局的工作系统，加紧肃反工作。”[56]
当时担任西北军委主席的聂洪钧在《刘志丹同志冤案的产生》一文中回忆说：“劳山战役后的第三天，收到省委的来信，说后方永坪镇已经逮捕了几个人，根据他们的口供，揭出刘志丹、高岗、杨森、习仲勋、刘景范等很多高级领导干部都是右派反革命，并有很大的阴谋活动准备。省委指令我们在前方立即逮捕刘、高等人。对于省委来信所言，我相信是有可能的，但以事关重大，未敢马上逮捕。随即和徐海东、郭述申商量，我们感到：既然省委来信，就该执行，但考虑事态严重，‘乱子’太大，不敢轻举。而且我们从缴获的敌人的文电中得知中央红军已经到达秦州，为避免万一弄错，最好还是请中央来到后解决。送出报告后，省委紧急来信，强调指出：刘、高等右派反革命问题，省委已有严密的考虑与决定，不日将派郭洪涛来前方传达，并协同解决。结果来的不是郭洪涛而是程子华。”[57]
当时担任红十五军团政委的程子华回忆说：“我从永坪去前方时，朱理治告我，调刘志丹到后方，指挥北线作战；高岗逮捕送后方。我到前方传达作战方针后，这样办了。在我到达前，前方部队已经开始‘肃反’，抓了一些人，干部战士很有意见。我感到情况严重，即令执行‘肃反’任务的朱仰新（原红二十五军侦察科长）停止捕人，并写信给朱理治，说明部队情况，要他们迅速派干部来前方。不久，郭洪涛、崔田民到前方，崔到部队工作。”[58]
10月9日（或10日），红十五军团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回到瓦窑堡后即遭到逮捕。在此前后，原红二十六军和中共陕甘边特委、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的一些负责人也遭到逮捕。当时担任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的习仲勋回忆说：“当时，蒋介石正在对陕甘边区进行第三次‘围剿’。于是出现了这样的一种怪现象：红军在前方打仗，抵抗蒋介石的进攻，不断地取得胜利，‘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却在后方先夺权，后抓人，把刘志丹同志等一大批干部扣押起来，红二十六军营以上的主要干部，陕甘边县以上的主要干部，几乎无一幸免。”[59]
“左”倾教条主义的执行者先后逮捕了刘志丹、高岗、习仲勋、杨森、张秀山、惠子俊、杨琪、刘景范、马文瑞、张仲良、黄罗斌、高锦纯、张策、郭宝珊、任浪花、张文舟、李启明、高朗亭、赵启民等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而在此前后，曾担任过中共陕甘边特委书记、中共赤淳工委书记的金理科被错杀于甘肃正宁县三嘉原，曾担任过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妇女委员会委员长的张景文在甘泉县下寺湾被错杀。据赵启民回忆，在此期间“还杀害了200多干部”[60]。
西北根据地的错误“肃反”是“左”倾教条主义的严重泛滥。朱理治回忆说：“肃反整个的过程是逼、供、信，主观主义达到了极点。”[61]
“左”倾教条主义执行者实施的错误“肃反”，使西北根据地党内、军内、根据地内处于恐怖状态，军心不稳，民心不安，以至发生“反水”叛乱事件。而国民党当局对西北根据地的“围剿”则日甚一日。习仲勋回忆说：“‘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的倒行逆施，引起了群众的极大疑虑和恐惧；地主、富农乘机挑拨煽动，反攻倒算，以致保安、安塞、定边、靖边等几个县的群众都‘反水’了。根据地陷入严重的危机。”[62]
在国民党当局对西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军事“围剿”加紧进行的紧急关头，根据地内部的错误“肃反”却有愈演愈烈之势。内忧外患，使西北革命根据地处在严重的危机之中。
[1]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246页。
[2] 中共陕北特委党校的前身是1934年秋在清涧二郎山开办的中共陕北特委干部训练班，王士英任班主任。训练班每期轮训学员20余人，学习时间10天左右。主要学习上级党组织关于政权建设、土地分配的指示和法令、游击战争的基本知识等。干部训练班共开办了4期，培训干部80余人。1935年1月，中共陕北特委干部训练班改为中共陕北特委党校，王士英任校长。
[3]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25—26页。
[4]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55页。
[5]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53页。
[6]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431页。
[7] 今属吴起县。
[8]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282页。
[9]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榆林地委党史研究室编：《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第665页。
[10]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榆林地委党史研究室编：《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第671页。
[11] 今属安塞县。
[12] 今安塞县沿河湾镇。
[13]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288页。
[14]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288页。
[15]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288—289页。
[16] 今属子洲县。
[17]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榆林地委党史办公室、中共神木县委党史办公室编：《神府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第1版，第118页。
[18]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榆林地委党史办公室、中共神木县委党史办公室编：《神府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第1版，第118页。
[19]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榆林地委党史办公室、中共神木县委党史办公室编：《神府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第1版，第160页。
[20] 中共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榆林地委党史办公室、中共神木县委党史办公室编：《神府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第1版，第163页。
[21]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榆林地委党史办公室、中共神木县委党史办公室编：《神府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第1版，第165页。
[22]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榆林地委党史办公室、中共神木县委党史办公室编：《神府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第1版，第169页。
[23]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榆林地委党史办公室、中共神木县委党史办公室编：《神府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第1版，第232—233页。
[24]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59页。
[25]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60页。
[26]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60页。
[27]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榆林地委党史办公室、中共神木县委党史办公室编：《神府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第1版，第238页。
[28]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榆林地委党史办公室、中共神木县委党史办公室编：《神府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第1版，第175页。
[29] 今属甘肃省华池县。
[30]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86—87页。
[31] 陕甘晋省苏维埃代表大会后因故未能召开。
[32]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118页。
[33]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119页。
[34]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360页。
[35] 榆林桥战役后，红十五军团第七十五师以该师第二二三团、第二二五团的两个特务连和陕北一个新兵营为基础，组建了该师第二二四团。
[36] 陈元方、史础农编著：《西安事变与第二次国共合作》，长城出版社、陕西旅游出版社1986年11月第1版，第68页。
[37]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351页。
[38]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351页。
[39] 今富县。
[40] 今属富县。
[41] 刘东社编：《西安事变资料丛编》第1辑，香港银河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第3页。
[42] 刘东社编：《西安事变资料丛编》第1辑，香港银河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第3页。
[43] 刘东社编：《西安事变资料丛编》第1辑，香港银河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第3页。
[44]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362—363页。
[45]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681—682页。
[46]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682页。
[47]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431页。
[48]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431页。
[49] 即蔡子伟。
[50]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54页。
[51]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54页。
[52] 今属柞水县。
[53] 应为警备三旅。
[54]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450页。
[55]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450页。
[56]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90页。
[57]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435—436页。
[58]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357页。
[59]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415—416页。
[60]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423页。
[61]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433页。
[62]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4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