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共陕北特委领导下创建的。鼎盛时期，根据地辖有赤源、清涧、神木、佳县、吴堡、绥德、赤光[1]、秀延[2]、延水[3]九个苏维埃县治，形成神（木）府（谷）和绥（德）清（涧）两块苏区。神府苏区包括今神木和府谷县大部、佳县和榆林市榆阳区接合部的农村。绥清苏区包括今佳县、吴堡、绥德、清涧、子长、延川县大部，靖边、安塞、米脂县东部和横山、子洲县南部的农村。
早在大革命时期，陕北地区就建立了党团组织。1925年2月，经共青团中央批准，共青团陕北特别支部[4]在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成立，书记王懋廷，宣传委员田伯英，组织委员白明善。团陕北特支下辖绥德、榆林、瓦窑堡等地团组织，隶属共青团中央直接领导。
1925年10月，中共豫陕区委和共青团豫陕区委成立后，团绥德特支改由共青团豫陕区委领导，但仍同共青团中央保持联系。同年年底，团绥德特支改为团绥德地委，书记马瑞昌。共青团绥德地方执行委员会机关仍设在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初由豫陕区委领导，1926年2月改由共青团北方区委领导。1927年2月后，改由共青团陕甘区委领导。
陕北地区最早的中共组织是李子洲等人在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建立的中共绥德支部，田伯英任书记，李子洲曾代理书记。这一支部后来发展为中共绥德特别支部。
1926年6月，在中共绥德特支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共绥德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田伯英，组织委员蔡南轩，宣传委员赵少西。在此之前，由刘景象任书记的中共榆林特别支部成立，先后隶属中共绥德特支、中共绥德地委领导。1927年5月，中共榆林地方执行委员会在榆林特支的基础上正式成立，书记马云程，组织委员郭洪涛，宣传委员周家干。榆林地委隶属中共陕甘区委领导。
中共延安特别支部，成立于1926年春，书记呼延震东。特支机关设在延安陕西省立第四中学。先后辖安定、湫峪沟、蟠龙、延川、延长、宜川、甘泉七个支部。1927年4月，中共陕甘区委决定，撤销延安特支，设立中共延安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田伯英，宣传委员陈俞廷，组织委员易厚庵，隶属中共陕甘区委领导，下辖7个特支，3个直属支部，110多名党员。
1927年6月，冯玉祥追随蒋介石在辖区内实行“清党”反共。素有“陕北王”之称的陕北军阀井岳秀步其后尘，也开始在陕北地区“清党”反共，通缉在榆林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中共榆林地委书记马云程等党、团组织负责人被迫离开榆林中学，中共榆林地委停止活动。
1927年7月，中共陕西省委成立以后，根据中共五大决定，将中共绥德地委改为绥德县委，将中共延安地委改为肤施县委。共青团绥德地委、延安地委也分别改为共青团绥德县委和肤施县委。
同年8月4日，井岳秀下令查封了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聚集的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和延安陕西省立第四中学，大部分教师被遣送回乡，学生被迫离开学校，进步书籍被付之一炬。随后，井兵秀又强行解散了各地的农民协会。白色恐怖笼罩着陕北高原。
但是，革命的烈火是扑不灭的，共产党人是吓不倒的。1927年10月12日，在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下，共产党人唐澍、李象九、谢子长等发动了清涧起义，打响了西北地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清涧起义虽然最后失败了，但却有力地推动了陕北地区土地革命的蓬勃兴起。
在中共组织领导发动清涧起义前后，中共陕西省委和共青团陕西省委派遣冯文江、焦维炽等到陕北整顿恢复党、团组织。1927年10月，中共绥德县委、共青团绥德县委相继恢复，冯文江、焦维炽分别任书记。同月，中共佳县县委恢复，高光祖任书记。同年12月，中共米脂区委改为米脂县委，刘春园任书记，共青团米脂区委改为米脂县委，李馥花任书记。同月，中共府谷县委成立，严念祖任书记，柴培桂任副书记，同时，共青团府谷县委成立，柴培桂兼任书记。1928年3月，中共榆林县委成立，李文芳任书记，同时，共青团榆林县委成立，赵亚农任书记。
在陕北地区党、团组织相继恢复之际，共青团陕西省委于1927年11月28日做出决定，成立共青团陕北特委，焦维炽任书记。
1928年1月4日，中共陕西省委第三次全体会议在西安召开。会议决定派杜衡赴陕北，筹建中共陕北特委。4月中旬，中共陕北第一次代表大会在绥德县苗家坪南丰寨[5]召开。出席会议的有杜衡、焦维炽、杨国栋、冯文江、李文芳、张蜀卿、柴培桂、赵通儒、景仰山、师应三、苗仰实等十余人。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和陕西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精神，讨论通过了关于政治、组织、农民运动、青年运动以及《陕北政治形势与当前任务》等决议案。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共陕北特别委员会，书记杜衡，组织兼农运委员冯文江，军事委员杨国栋，宣传委员马瑞生（未到职），青年委员兼共青团陕北特委书记焦维炽，候补委员白明善、赵通儒。特委机关设在米脂县城。
中共陕北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和中共陕北特委的成立，为陕北地区土地革命战争的开展提供了组织保障，对陕北地区革命斗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在中共陕北特委成立前后，中共清涧区委于同年4月改建为中共清涧县委，师应三任书记。同时，共青团清涧区委也改为共青团清涧县委，王希勃任书记。中共清涧县委下辖四个区委。中共陕北特委成立后，在镇川[6]组建了中共镇川区委，由刘绍让、刘述湘负责。镇川区委直属陕北特委。同年5月，中共佳县县委改为佳县区委，由中共米脂县委领导。同年7月，共青团定边工作委员会成立，刘澜涛任书记。
中共陕北特委和共青团陕北特委成立后，领导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广大群众广泛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斗争。1928年5月，山东“济南惨案”发生之后，米脂县三民二中、东校和女校的学生举行集体游行，声援“济南惨案”中受伤的爱国民众。6月下旬，绥德县四十里铺上千名农民，在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的引导下，砸毁了国民党地方当局设在镇上的杂税局，清算了承包杂税的土豪勒索农民的账目。随后，绥德城区和近郊的3000多名农民包围县政府，要求减免赋税，救济灾民。绥德县政府被迫答应了农民的部分要求。同年夏季，以姜好光、贺达渊为负责人的米脂县农民协会成立后，领导农民进行吃大户、要义仓粮的斗争。同年7月，府谷农民在“不减租粮，不再种地”的口号下开展“交农”运动，进行抗租抗税斗争，取得了胜利。
在陕北地区群众斗争蓬勃发展的形势下，中共陕北特委决定在9月下旬召开中共陕北第二次代表大会，讨论中共陕西省委第三次扩大会议做出的《全陕总暴动计划决议案》等文件。9月28日，是农历的中秋节，会议尚未开始，前来米脂城内参加会议的杜衡、焦维炽、贾拓夫、李文芳等人即被国民党地方当局逮捕。事件发生后，中共陕北第二次代表大会被迫中止。贾拓夫、李文芳被捕后，被关押在米脂县城，半月后获释。杜衡、焦维炽被捕后，被押往榆林。同年12月始获释。
杜衡被捕后，中共陕北特委委员杨国栋、冯文江、赵通儒等在绥德苗家坪小学召开临时特委会议。会议决定，由杨国栋代理特委书记，贾拓夫代理共青团陕北特委书记，并决定将特委机关转移到清涧折家坪。中共陕北特委机关转移到清涧后，调白明善、霍世杰参加特委机关工作。
1929年2月，中共陕北特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在绥德西川张家岔[7]召开。参加会议的有20多人，会议传达了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和中共陕西省委第四次扩大会议精神。冯文江代表陕北特委向会议做特委工作报告。会议接受了中共六大会议决议，承认陕北革命形势暂时处于低潮，还不具备立即开展苏维埃运动的条件。会议认为，陕北特委的工作是进一步加强农民运动，巩固好学校阵地，并积极开展兵运工作，分派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到国民党地方部队中去，争取武装力量，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会议对代理特委书记杨国栋的错误思想进行了批评，但仍决定由其继续代理特委书记。会议决定增补白明善、霍世杰为特委委员、常委，选举谢子长为特委军事委员。会后，中共陕北特委机关迁往榆林。
张家岔会议以后，共青团陕北特委于同月在米脂县三民二中举行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健全共青团陕北特委组织，贾拓夫为书记，李文芳为组织委员，刘秉钧为宣传委员，常应黎（常黎夫）、赵觐龙为委员。会后，共青团陕北特委机关迁至榆林。
同年3月上旬，中共陕北特委部分委员在清涧县高杰村召开会议，强调继续发动群众，以“五抗”[8]为中心开展斗争。会议还决定利用一切机会，采取各种方法，用敌人的武装来武装自己。
同年4月，中共清涧、延长、延川、延安四县（区）委书记联席会议在清涧耙子山召开。会议进一步传达了中共六大会议精神，传达了陕西省委第四次扩大会议和陕北特委张家岔会议精神。会后，延长、延川、延安代表将“打倒蒋介石”“抗租、抗税、抗捐、抗粮、抗债”等口号写成标语，沿途张贴，进行宣传。
同年夏初，在中共党员李景林领导下，以张宗贤、张建材为首的绥德三皇峁[9]数百名盐工围困国民党地方当局设立的盐局，要求减轻盐税。
中共陕北特委的成立，统一了陕北各地党的组织，加强了党的领导。特委成立后，各委员即分赴陕北各县，进一步恢复和整顿党的组织，发动群众开展革命斗争。中共陕北特委还将一些共产党员知识分子和党的培养对象派往各地农村，担任小学教员，利用合法身份做掩护，从事秘密革命活动，组织秘密革命据点，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和革命群众团体。陕北农村的特定环境，使党组织和农民保持着天然联系，更加接近农民运动。尤其是张家岔会议的召开，为中共陕北特委领导开展土地革命斗争，并进一步创建陕北革命根据地，进行了必要的思想准备。
张家岔会议后，特委机关迁往榆林。代理特委书记杨国栋来到榆林后，其政治上右倾，军事上不积极开展兵运工作，生活上腐化的错误，得到进一步发展。对于杨国栋的这些错误，特委成员曾多次提出批评，但效果不大。杨国栋的错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陕北特委各项工作的开展。
1929年四五月间，中共陕北特委在榆林城北的红石峡召开第二次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刘志丹、马明方、刘澜涛、贾拓夫等30多人。红石峡是个石窟古寺，北靠沙漠，极为荒僻。会场在古寺的一个大岩洞内，岩洞的进口，在寺内的最低处，不易被人发觉。出口在古寺的顶部，易于向野外疏散，洞内可容纳三五十人。会议前一天，特委派人从井岳秀司令部附近到红石峡沿线，设了隐蔽岗哨，严密监视国民党军警的行动。特委要求出席会议的人员进行化装，分散进入红石峡。晚上8时多，出席会议的人员陆续进入会场。
红石峡会议决定撤销杨国栋中共陕北特委代理书记的职务，由刘志丹任陕北特委军委书记，主持特委工作。刘志丹在会议上发言提出，可以通过三种形势搞武装斗争，即可以有白色的（派人做争取国民党军队及民团的工作），可以有灰色的（派人做土匪武装的工作，收编“山大王”，改造哥老会），可以有红色的（组织建立工农武装）。刘志丹提出，在陕北当前形势下，武装斗争以搞“白色的”形式为主。与会人员经过充分讨论，接受了刘志丹提出的“三色”革命理论。
“三色”革命理论的提出，是刘志丹等共产党人根据西北地区早期武装斗争的实际提出的重要革命理论。这一理论的提出和实践，有力地推动了陕北地区乃至西北地区革命武装的创建和发展，是刘志丹等人对党的建军思想的杰出贡献。
红石峡会议结束后，兵运工作成为西北地区武装斗争的主要形式。根据中共陕西临时省委和中共陕北特委的安排，刘志丹、谢子长、高岗、习仲勋、张秀山、贺晋年、王世泰、焦维炽、张东皎、高鹏飞、杨林等大批共产党员相继进入陕西、甘肃、宁夏交界地区的国民党地方武装中开展兵运工作。
1929年8月23日，中共陕西临时省委在西安召开第二次常委会议，调整了临时省委成员，决定吉国桢为临时省委委员，并担任中共陕北特委书记。会议决定刘志丹不再担任临时省委候补常委[10]，去陕北开展兵运工作。
在此之前，中共陕西临时省委决定派苏士杰担任中共陕北特委军委书记。共青团陕西临时省委派遣张文华担任团陕北特委书记。吉国桢、张文华、苏士杰到达榆林后，分别改组了中共陕北特委和共青团陕北特委。
在党、团陕北特委相继改组后，中共中央于1929年10月10日和10月17日给临时省委发出指示信，专门就陕北工作做出具体指示。中共中央在10月10日的指示信中指出：“整个陕西的工作，或者以陕北比较好，但过〔去〕一直到现在和省委的关系不十分密切，所以陕北过去是经过顺直省委得到一些指导。省委应该与陕北建立起密切的关系，将党的一切政策很快传达下去，同时应帮助他建立起健全的中心城市的指导机关，并规定一具体的工作计划。”[11]中共中央在10月17日的指示信中指出：“据由陕来的同志报告，陕北在客观条件上有很多机会可以发动群众运动，扩大群众力量与党的力量。但是陕北党的指导不但不能发展群众运动与群众组织，而且过去已有的群众组织亦日渐脱离党的关系，对党发生非常不好的影响。”[12]指示信还明确指出了陕北特委应彻底纠正“不注意群众斗争”“党内教育工作不好”和特委原负责人生活腐化等错误。
1930年2月，担任榆林中学校长的共产党员马济川调任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校长，在榆林中学任教的陕北特委负责人吉国桢、苏士杰也前往绥德四师任教，中共陕北特委机关也随之迁往绥德。共青团陕北特委书记张文华则以榆林私立职业中学学生的身份继续留在榆林工作。
红石峡会议前后，中共陕北特委和所属的党组织领导党员、团员和广大群众，开展了一系列的斗争。
1928年6月，中共佳县区委组织农民成立“农民之友会”，开展抗租抗税。吴堡岔镇群众清算了吴堡县财政局长兼岔镇区区长薛百年的经济账目。这些斗争都取得了一定的胜利。在此之后，延川县马儿沟数百名农民前往县城，向县政府“交农”。安塞县的数千名农民则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三抗”[13]和“三要”[14]的运动。延川和安塞农民的斗争，迫使国民党地方当局做出了一定的让步。
同年12月，由赵觐龙、贾鸿儒、苗乐山等人组成的中共三边区委成立。三边区委直属陕北特委，下辖定边、安边两个地方支部和国民党驻军内的两个军队支部。次年1月，陕北特委调中共榆林县委书记胡颖民任三边区委书记，石作奇接任榆林县委书记。
1930年4月15日，中共陕西临时省委致函中共陕北特委，要求贯彻中共中央2月26日发出的第七十号通告精神。函件指出：党在陕北的中心策略是组织政治罢工，组织地方暴动，组织兵变，扩大红军，组织游击队伍，发动游击战争。4月16日，中共陕西临时省委发出第十号通告，要求各地通过5月的各种纪念活动，发动群众进行斗争，扩大党的影响，提高群众斗争的觉悟和勇气。在此前后，中共陕北特委部分成员和部分县委的负责人，于4月在绥德合龙山召开会议。杜衡代表临时省委参加了会议，并在会上做了关于职工运动、士兵运动、妇女运动等12条意见的讲话，要求在榆林开展“红五月”运动。根据会议决定，中共榆林县委领导榆林女子师范师生和市民，中共吴堡支部委员会领导吴堡宋家川高等小学师生和市民，于5月30日分别举行了集会游行，纪念“五卅惨案”五周年。
同年5月25日，中共陕西临时省委给陕北特委发出的指示信指出：“陕北党的组织并没有经过白色恐怖的摧残，党所领导及影响的群众组织历年来亦没有被统治阶级给以很大的打击而至瓦解消灭。在党的影响之下的确是有相当的群众，尤其在学生群众中，党的基础更是加强，树立了相当的威信。党的主观力量在全省范围内陕北要算最强大的了。”[15]指示信还指出了陕北党组织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明确指出：“陕北党的任务：是深入群众中去，坚决地发动群众并领导群众斗争，发展强固党的组织力量和群众组织的基础。这一工作是非常艰苦的。”[16]指示信要求：“陕北党的工作的发展，应以榆林、绥德、延安为中心区域，特委应当集中人力财力建立中心区域内的中心工作。要特别注意这些区域工作的指导与建立。党与群众的组织力量必须积极的在斗争中加强发展，纠正和平发展与不动的倾向。”[17]指示信还要求陕北特委加强在工人中发展党的组织，并发展工人、农民、城市贫民和士兵中的群众组织。
同年7月1日至8日，中共陕西临时省委第五次扩大会议在蓝田县巩村小学召开。会议决定改中共陕西临时省委为正式省委，省委书记杜衡，常委王林、吉国桢。7月9日，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全体会议，会议重点讨论了陕北工作，决定省委候补委员赵伯平担任中共陕北特委书记，张仰成为共青团陕北特委书记。[18]在赵伯平、张仰成未到职前，中共陕北特委工作由苏士杰、刘澜涛主持，共青团陕北特委工作由常应黎（常黎夫）主持。
会议通过了《对于陕北工作决议案》，要求陕北各级党组织积极开展秋收斗争、灾民斗争，组织兵变，开展游击战争。
9月14日，中共陕西省委通过了由杜衡起草的《陕西省委政治任务决议案草案》，认为“陕西新的革命高潮的客观条件是完全成熟了”，决定汇合各种势力的武装暴动，推翻军阀统治，建立陕西苏维埃政权。决议案草案要求在陕北、西安、渭南、华县、蓝田、陕南组织武装暴动，以配合党中央领导的夺取武汉的斗争，特别要以陕北为首先胜利之区，以促进全陕的革命高潮。
10月初，中共陕北特委第三次扩大会议在绥德合龙山召开。参加会议的有新任陕北特委书记赵伯平，中共中央北方局交通杨璞，中共中央北方局派来的孔祥祯，以及苏士杰、刘澜涛、张德生、白明善、李文芳、常应黎等20余人。会议传达了6月9日至11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和陕西省委第五次扩大会议精神，决定合并中共陕北特委、共青团陕北特委和工会、农会等组织，成立陕北总暴动行动委员会，书记赵伯平，军委书记孔祥祯，行动委员会总指挥谢子长、副总指挥刘志丹。
会议期间，国民党绥德县党部侦知了会议的讯息，与会人员迅即转移。刘澜涛、张德生在转移期间遭到逮捕（后经党组织营救获释）。部分与会人员转移到绥德义合镇继续开会，决定印发张贴反抗国民党、进行暴动的标语，并决定在神木驻军高志清部手枪连发动起义。
会后，中共陕北特委机关由绥德迁往榆林。
中共陕北特委第三次扩大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的影响在陕北地区达到了顶峰。
就在这次会议召开之前，中共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于9月24日至28日在上海召开。此次会议结束了“立三路线”的“左”倾错误。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共中央调整了一些省市党、团组织的隶属关系。10月17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向陕西省委发函通知，陕西省委归北方局领导。第二天，中共中央北方局指示陕北特委，陕北当前农民运动的中心策略是领导农民进行反捐抗债的斗争，开展游击战争，深入土地革命，在此基础上组织地方暴动，巩固苏维埃阵地。中共中央北方局并且通知，陕北特委直属北方局领导，与中共陕西省委发生横的关系。
同年12月，中共中央北方局特派员王林来到陕北，传达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和北方局指示，宣布停止执行“立三路线”，撤销陕北总暴动行动委员会，党、团陕北特委和工会、农会等群众组织恢复活动。
12月21日，中共河北省委发出通告，宣布中共中央北方局改为中共河北省委，陕北特委归河北省委领导。
在极其复杂的环境下，中共陕北特委坚定不移地领导着陕北各地的党、团组织和革命群众，坚持开展土地革命，多次排除“左”倾路线的干扰和国民党的破坏而不断取得胜利。这些胜利的取得，得益于特委多数同志始终保持着比较清醒的头脑，也得益于具有革命到底的决心和不向任何敌人屈服的陕北劳苦大众的鼎力支持。
红石峡会议后，陕北特委的工作重心转向农村和兵运工作。一批共产党员相继进入陕北及周围地区的国民党地方武装中从事兵运工作。
1929年夏季，刘志丹来到延安，召集中共组织负责人秘密开会。参加会议的有高岗、李馥华、冯世光、高鹏飞、刘希向、吴鸿宾、杜守智等。刘志丹传达了中共陕北特委关于开展武装斗争和兵运工作的决定，并指定了延安各县党组织的负责人。汇报会后，刘志丹又召集在延安从事兵运工作的负责人汇报会。当时的延安，由井岳秀部高双成旅驻守。在该旅张彩勤团担任营长的李含芳、担任连长的王之环，都是共产党员。王之环的爱人王彩云是党组织的联络员，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曾参加了这次汇报会的冯世光在《回忆党在延安的早期兵运活动》一文中写道：刘志丹在听取了兵运工作负责人的汇报后，“指示要在延安高双成军中搞一次兵暴，兵暴胜利后，将队伍拉到保安二家（将）川地区打游击。由李含芳负责组织兵暴”[19]。是年冬初，李含芳叛变告密，破坏了延安地区的兵运工作计划。王之环和他的爱人王彩云被捕，英勇就义。地下交通站被国民党军队查封，李馥华离开延安，高岗经西安转往甘肃，吴鸿宾前往西安做地下工作，杜守智叛变后离开延安。
1930年4月15日，中共陕西临时省委在给陕北特委的指示信中，将“组织政治罢工”“组织地方暴动”“组织兵变”“扩大红军”作为陕北党组织的中心策略。临时省委在指示信中要求：“兵变，更应由主观力量去组织、去造成，不要因客观压迫而才进行兵变。这一策略在陕北主客观上，都是最有可能，你们应毫不犹豫的努力推动这一工作。”[20]
5月25日，中共陕西临时省委在给陕北特委的指示信中要求：“士兵中应〔以〕士兵联合会为组织的中心，党应发展加强士兵联合会的组织，以这个群众组织领导士兵的日常斗争，在斗争中吸收广大的士兵群众，使成为有力的群众组织。”[21]当年7月9日，中共陕西省委全体会议通过了《对于陕北工作决议案》，明确要求：“开始建立士兵工作。绥（德）、米（脂）、清（涧）三地，目前尚无士兵支部的组织，党必须动员同志利用各种机会深入士兵群众中去，以建立党在士兵中的基础。”[22]决议案指出：“党在陕北士兵群众中及中心部队中已有很强的基础。目前党只有加紧士兵斗争的领导，士兵群众中扩大土地政纲与红军的宣传鼓动，以联系到秋收斗争，组织兵变形成适当的配合。对士兵群众自发的兵变，党必须坚决领导其投入乡村中去，深入土地革命，成为农村斗争的武装力量，更有力的发动秋收斗争。”[23]决议案要求：“在党的领导之下，由军官所发动的整个一部分的兵变（一营、一团、一旅），必须坚决的改编其部队，加强士兵群众中的政治宣传鼓动，加强士兵委员会的组织，加强士兵中的政治教育，扩大土地革命与红军的宣传，驱逐各级动摇犹豫的军官，必须要以兵士暴动为中心策略，有计划有组织并且与各种革命势力配合起来举行消灭军阀的暴动。”[24]
在中共陕西临时省委和陕北特委的领导下，陕北及陕甘交界地区的兵运工作有了很大的发展。根据曾担任中共陕北特委书记的吉国桢在1931年4月20日写给中共中央的书面报告，在国民党地方武装中的共产党员，“榆林八九十；延安二三十（井[25]的中心部队）；神府二三十（高志清部）；陕甘交界五六十（苏雨生部）”[26]。
在陕北地区兵运工作迅速发展的形势下，1930年10月召开的陕北特委绥德合龙山扩大会议做出决定，在神木驻军高志清部手枪连发动兵变。
高志清原是骑兵师师长，归井岳秀指挥，部队驻神木。1929年上半年，井岳秀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削弱异己的力量，借口高志清的骑兵师人员不足，将该师缩编为陕西警备骑兵旅，仍归井岳秀指挥。该旅下辖四个团和一个独立营。从1929年夏季起，中共陕北特委先后指派米脂、绥德、清涧等县的十多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青年进入高志清的骑兵旅补充营当兵，开展兵运工作。
1930年12月22日，中共军支负责人高学孔、常翔峰等在陕西警备骑兵旅高志清部手枪连领导发动了兵变。参加兵变的共产党员还有袁福禄和郭秉金。这次兵变一共拉出去四五十人，四五十匹马，枪支比较多。手枪连兵变后，由王自强任连长。部队行进到横山县纳泥河时，曾打出了“中国共产党陕北独立营”的旗帜。后因王自强反对，遂将这面旗帜收了起来。当兵变队伍途经安边时，被土匪张廷祥的部队打散。至此，神木手枪连兵变失败。
从1930年初起，中共陕北特委在井岳秀的直属部队中先后建立起一批中共军支，其中有在军官教育团中组建的支部（书记姜海龙）和在直属炮兵营中组建的支部（负责人张怀树）。同年秋，中共陕北特委又先后组建了直属工兵连支部（书记何格兰）和补充营支部（书记梁毓珍）。
1930年和1931年，在井岳秀直属部队中的中共军支曾两次筹划兵变，但均因条件不成熟而未能实施。
1932年9月初，中共军支决定在榆林井岳秀直属部队中组织武装起义。据参加了这次武装起义的孙师策在《忆1932年榆林武装起义与东山惨案》一文中回忆，武装起义计划由孙师策、边临雍带三个排，于9月15日农历中秋节拂晓前集结在第八十六师师部附近，以一个排收特务连的手枪，以一个排突入井岳秀内院，以一个排解决东院机枪连。同时又制订出破坏通讯计划和回头协歼支援实力计划，并由魏志仁、赵经昌率领一个排先收缴公安局枪后再占领军械库。起义的口号是“留兵不留官”，“打开仓库，分散给贫民”。起义由何格兰统一指挥。
起义前，由于叛徒出卖，何格兰等被捕。9月19日，何格兰、张怀树、杨德厚、赵经昌、魏志仁、边临雍等六名参与领导起义的共产党员在榆林城东山英勇就义，史称“东山惨案”。
在此前后，中共陕北特委还先后在吴堡、绥德、米脂、安定、横山等地组织发动了一些起义。这些起义规模较小，由于各种原因大都遭受失败。尽管如此，中共陕北特委领导的兵运工作仍然为陕北革命武装的建立和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积累了经验，锻炼了队伍，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军事和政治工作领导骨干。
1931年1月7日，中共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实际上由得到共产国际驻上海远东局代表米夫全力支持的王明所操纵。在六届四中全会前后，中共内部还出现了以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罗章龙为首的分裂主义者。罗章龙等在反对四中全会的名义下企图分裂党。1931年1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开除罗章龙中央委员及党籍的决议案》后，罗章龙等于1月31日擅自成立了中央非常委员会（即“第二中央”）。非常委员会到处散发文件，四处进行分裂党的活动。
在此情势下，中共河北临时省委出现了与罗章龙的“非常委员会”相呼应的“紧急会议筹备处”。同年2月，拥护六届四中全会的中共河北临时省委指派杨璞，“紧急会议筹备处”指派白明善，分别前来陕北，向中共陕北特委宣传各自的政治观点。中共陕北特委在榆林召开紧急会议，听取了杨璞和白明善的陈述。在听取陈述后，陕北特委领导感到事态复杂，决定不允许他们再向下级组织进行宣传。
这次紧急会议后，白明善因叛徒告密，在清涧县城被国民党地方当局逮捕，随后被押往榆林关押。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特派员宋志先和榆林县党部书记长孙士英亲自审问白明善，并使用酷刑进行逼供。但白明善坚贞不屈，被判处七年徒刑，并投入陕西省第三监狱。1932年1月21日，白明善英勇就义。在1945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白明善的名字被列入《死难烈士英名录》。
在中共河北省委和“紧急会议筹备处”都加紧宣传自己的政治观点的错综复杂的情况下，中共陕北特委为了进一步辨别是非，以王林、赵伯平、常应黎组成陕北代表团，于3月19日前往北平，向中共河北临时省委请示汇报工作。中共陕北特委工作由孔祥祯主持。
同年4月，共青团陕北特委为开展纪念“红五月”活动，发动榆林中学学生到处张贴标语。此举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警觉和大搜捕。中共榆林县委书记石作奇等14人被捕，榆林县党、团组织被迫停止活动。在此情况下，孔祥祯等被迫离开榆林。
陕北代表团在完成请示汇报任务后，王林留河北临时省委另行分配工作，赵伯平、常应黎和接替孔祥祯职务的张资平，于同年7月分两路返回陕北。赵伯平等经过组织整顿，总结经验教训，决定将党、团陕北特委机关转入农村。中共陕北特委机关迁至米脂县的姜兴庄村。此后，中共陕北特委要求各地党、团组织迅速转入农村，实现工作重点转移，以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并要求尽量少开会，党的指示采取办冬学等方式向党员传达。在中共陕北特委的领导下，佳县南坬村很快办起了冬书房。冬书房的开办，既保护了党员，也促进了革命活动的进一步开展。
根据共青团陕北特委1931年4月22日《关于陕北政治经济情况及团务工作的报告》，陕北各地有共青团支部45个，团员580余人。1932年12月13日，中共陕北特委报告，特委辖府谷县委、神木区委、米脂区委、佳县区委、吴堡区委、绥德南区委、绥德北区委、清涧区委、安定区委、横山特支、榆林特支、三边特支、三皇峁支部，共计1个县委，8个区委，3个特支，1个支部，756名党员。
中共陕北特委在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农村的同时，还开展了创建革命武装的斗争。
1931年初，中共陕北特委根据中共河北临时省委的指示，派遣阎红彦、白锡林等十余名共产党员东渡黄河，帮助中共山西特委建立红军游击队。5月上旬，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在山西吕梁山区的孝义县境内成立。拓克宽任大队长，黄子文任政委，阎红彦、吴岱峰任副大队长，阎红彦兼第一中队中队长，白锡林任第二中队中队长，杨重远任总支书记。从8月初起，晋西游击队遭到1万多名国民党军队的大规模“围剿”。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晋西游击队根据中共山西特委年初预定的应急方针，决定西渡黄河，前往陕北。9月2日，晋西游击队30名指战员渡过黄河，进入陕北。
晋西游击进入陕北后，在中共陕北特委的领导下，先后改造了杨琪、师储杰领导的保运武装，队伍发展到300余人。10月上旬，根据中共陕北特委指示精神，晋西游击队在安定县境内改编为陕北游击支队，支队长阎红彦，政委杨重远。
10月20日，陕北游击支队到达甘肃合水县林锦庙，与刘志丹领导的南梁游击队胜利会师。
在晋西游击队西渡黄河，进入陕北之后，红二十四军余部也于同年9月间，由山西河曲一带渡过黄河，进入陕北府谷地区。
红二十四军是在中共山西特委领导下组建的一支革命武装。
1930年秋，高桂滋部随冯玉祥参加中原大战失败后，退至山西平定，接受蒋介石改编，出任正太路护路军第一师师长。1931年6月下旬，在中共山西特委书记刘天章、特委军委书记谷雄一的领导下，担任高桂滋部营长的共产党员赫光在平定率七个连举行起义。7月3日，起义部队宣布成立红二十四军，军长赫光，政委谷雄一，副军长窦宗融，参谋长刘明德，政治部主任刘子祥，杨重远任中共军委书记，全军共1100余人。随后，起义部队转移至阜平县，成立了华北地区第一个苏维埃政权——阜平县苏维埃政府。
红二十四军的迅速发展和阜平县苏维埃政府的成立，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极大恐慌，他们调集重兵，对红二十四军和阜平县苏维埃政府进行大规模的“围剿”。在敌众我寡的形势下，红二十四军被打散。余部在继任军参谋长蒲子华率领下，于9月间由山西河曲强渡黄河，进入府谷县境内。红二十四军渡过黄河，在十里长滩与奉命堵截的段作山部展开激战，一举歼灭其两个连。同年10月，红二十四军余部在府谷县黄甫、清水、木瓜一带，与井岳秀部及傅作义部骑兵团激战后被打散。蒲子华被俘后，被押往榆林，英勇就义。
在红二十四军余部转战府谷期间，中共山西特委派来府谷与红二十四军进行联络的梁子修、刘清明不幸被捕。梁子修、刘清明获释后，帮助中共神木南乡区委组建了一支十余人的临时特务队，队长王宝珊。临时特务队在打击郭家墕土豪郭方成时，不幸失败。特务队三人被捕，其中一人被杀害。
关于红二十四军余部进入陕北后失败的原因，中共陕北特委在1932年3月15日给中共河北临时省委的第一号报告中这样写道：“二十四军自阜平失败后，即开始走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道路，到陕北后已形成了单纯的军事行动，灰色了政治面孔，与农民群众自觉的隔离起来。同时，山西特委新派梁、刘二同志及陕北所派的同志均没有赶上，因此到榆林北部即为井岳秀缴械。但遣散的士兵有二分之一打入井系各部队中，我们现在设法找寻关系。”[27]
晋西游击队与红二十四军余部在1931年9月间相继进入陕北，是陕北革命根据地创建史上的大事。但是，两支部队的结局却大不相同。晋西游击队进入陕北后，与中共陕北特委和安定县委迅速取得联系，得到多方支持，改编为陕北游击支队，并进入南梁地区，与刘志丹领导的南梁游击队胜利会师，后来成为陕甘边红军主力部队的骨干力量。而红二十四军强渡黄河、进入府谷后，却不能及时与当地党组织取得联系，加之没有牢固的群众基础，在国民党军的重兵堵截下，很快被打散，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沉痛的教训。红二十四军余部入陕后受挫，再次告诉我们：没有党的坚强领导，没有融洽的群众关系，没有可以依赖的革命根据地，革命武装是难以发展壮大的。
（一）淮宁湾夺枪
1932年1月，中共延川区委改为延川县委，书记曹必明，组织委员高明德，宣传委员呼世耀，交通委员罗成德，秘书梁乃斌。中共延川县委成立后，根据中共陕北特委指示，积极进行组建革命武装的斗争。
早在1931年1月，共青团员、延川学生高朗亭就前往榆林城，与共青团陕北特委取得联系。在中共陕北特委书记赵伯平等人的支持下，高朗亭开始进行创建革命武装的尝试。赵伯平在《中共陕北特委领导陕北人民革命斗争概述》一文中回忆说：“1930年12月12日后，延川县共青团员高朗亭到榆林向特委请示工作。高向常应黎汇报说，延川县折家坪有个反动民团，他想夺取民团的枪，建立革命武装。常说要高朗亭等些日子，见到刘志丹、谢子长后再决定行动。常并向我汇报了这一情况，我说应当找高朗亭详细了解一下情况，再做决定。常去找高时，谁知高竟负气走了，特委觉得这是件大事，立即召开常委会进行研究。后通过延川县委，派刘善忠帮助高计划此事。”[28]高朗亭在《陕北红军游击队的创建和发展见闻》一文中写道：“刘善忠接受陕北特委书记赵伯平的指示，于1931年1月中旬，在延川县文安驿曹必明家与我会晤。原设想夺取郭驿沟地主民团的枪，因该民团调进延川县城集训而未成。于是共产党员刘善忠和我两人自己筹款买得两支手枪。我们又联合共产党员王保民、田汝霖和在安定（今子长）县瓦窑堡开过饭馆的杨秉权（非党的革命群众）等同志，就秘密带着这两支手枪来自卫，在横山、绥德、清涧、吴堡、延川、子长、延安、米脂等县农村进行秘密联络。”[29]
在中共延川区委的领导下，经过刘善忠、高朗亭等人的秘密活动，在横山、绥德、清涧、米脂、吴堡、安定、延川等县建立了18个秘密联络站、点和数十个秘密农民协会，在延川县上田家村设立联络总站，称为五号联络站，田得雨任总站站长。
1932年2月底，刘善忠和高朗亭等向中共延川县委汇报了一年来的准备工作情况。延川县委决定，可以伺机发动起义，组建红军游击队，并责成刘善忠、高朗亭负责。高朗亭回忆说：“我们即在安定县井尔湾联络站作准备。王保民执笔以北平某大学生名义给清涧县淮宁湾民团团总邱树楷写了一封信，我们到距淮宁湾五华里的沐沟峪联络站。在康自威的协同下，进一步了解到雷珠山寨的近况，知道邱树楷团总不在山寨，最后决定了行动时间，按行动方案作了演习。”[30]
3月12日，刘善忠、高朗亭、杨秉权、高文清以慰问团丁为名，进入清涧县淮宁湾雷珠山寨子[31]，机智地缴获了邱树楷民团的六支步枪。淮宁湾夺枪胜利后，刘善忠、高朗亭等连夜返回延川。3月13日，在延川县上田家村，中共延川县委书记曹必明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延川游击队，刘善忠任队长，高朗亭任政委。中共延川县委抽调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杨森茂、高中岳、刘益三、杨桐、高列熊、高文俊等人和霍德胜、高向山、高明有、张红、师成录、呼老四、康作桂等青壮年群众，加入延川游击队。
（二）组建红军西北先锋队
延川游击队成立后，广泛活动于延川、延长、清涧、绥德、安定等县，打土豪，分粮食，发动群众进行革命斗争。游击队在绥德留仙嘴，将大土豪白登高的契约账簿一举焚烧，并筹得银元2400多块。游击队利用其中部分款项，买到一支冲锋枪、一支步枪和子弹1000余发，壮大了自己的力量。
1932年4月18日拂晓，延川游击队在当地群众的配合下，突袭延川县永坪镇民团，俘获了永坪区长兼民团团总刘广汉，焚烧了永坪区公所的税捐档案，并缴获步枪17支。随后，中共延川县委和延川游击队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先锋队，刘善忠任司令员，高朗亭任政委，杨作栋任参谋长，刘益三任经理处长。西北先锋队下辖三个中队，第一中队中队长杨秉权，第二中队中队长党克明，第三中队中队长康作桂。当时，西北先锋队共有70余人，有长短枪30余支。
红军西北先锋队成立后，利用永坪镇延川县立第三高级小学的油印机刻印了《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先锋队成立宣言》《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先锋队告农民书》《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先锋队简明军律》等各200多份，在永坪镇上广泛张贴。西北先锋队还在永坪镇张贴了宣布没收基督教会牧师吕仙笙和高利贷经营者刘光明财产的布告，并宣布永坪全区民众免交捐税。
当天傍晚，正当西北先锋队准备撤离永坪镇时，突然遭到来自安定县瓦窑堡镇驻军骑兵团两个连的袭击。西北先锋队猝不及防，队伍被冲散。随后，刘善忠、高朗亭等先后来到距永坪镇15华里的姐姐圪堆山，在山顶的真武庙里休息，并集合被打散的队伍。至4月22日下午，西北先锋队除一名受伤被俘的骨干队员杨桐（后牺牲）未到外，其余队员全部集合于姐姐圪堆山，并增加了3名新战士。
4月底起，刘善忠和高朗亭各带一部分指战员，分别向绥德、清涧和延安、延川一带开展游击活动。
5月20日晚，混进西北先锋队的哥老会骨干董凤清等在延川东北的华家坬暗杀了刘善忠，并随即逃跑投敌。第二天晚上，高朗亭被先锋队指战员公推为司令员兼政委。
6月初，西北先锋队在延长县安沟镇一带与高岗、党益三带领的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一部会合。西北先锋队和第五支队一部曾一度合编，准备前往陕甘边界地区投奔刘志丹。后因高朗亭伤势难以痊愈，无法远行，遂与高岗、党益三等分手。6月下旬，西北先锋队回到延川、清涧、安定一带的游击根据地。此时，部队实力严重受损，仅有十几个人和十几支枪。
7月中旬，在延安城南红寺村养伤痊愈的高朗亭回到延川，重新归队。7月26日晚，在上田家川五号联络总站，高朗亭在站长田得雨、一中队中队长杨秉权和高文秀、田汝霖、高元亮、田沛霖等先锋队指战员的协助下，对一批阴谋叛变投敌的坏分子进行了处理，处决了为首谋叛的先锋队参谋长杨文栋和高文清，开除了几名胁从谋叛的动摇分子。
此后，西北先锋队一些失散的指战员陆续归队。经过思想教育和组织整顿，西北先锋队迅速恢复了战斗力，部队内部也出现了团结稳定的新局面。9月25日，高朗亭在米脂县镇子湾联络站见到了中共陕北特委书记赵伯平、宣传委员马明方、秘书长崔逢运。高朗亭汇报了延川游击队和西北先锋队组建以来的情况。经赵伯平和马明方批准，高朗亭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
10月1日，中共陕北特委做出决定，将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先锋队改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九支队”，任命高朗亭为九支队队长，艾龙飞为政委，张承忠、王保民为经济员。关于为什么命名为“陕甘游击队第九支队”，陕北代表团在1932年12月13日给中共陕西省委的第三号报告中解释说：“因我们知道陕甘共有八个支队。”[32]陕北特委确定了九支队今后的具体工作：“甲、九支队目前的政治任务（解除豪绅地主的武装，武装工农劳苦群众，彻底执行土地革命，并创造陕北新苏区……）；乙、发动群众的抗粮抗款抗租税的斗争，在斗争中扩大游击队，坚决克服离开群众的单纯的军事行动和代替群众斗争的倾向；丙、在未发动以前先做一短期的准备工作（军事技术上的准备，群众中的宣传鼓励和组织工作，特委给派军事上政治上强的干部）；丁、收缴某团绅枪械后，即打红旗公开行动；戊、与第八支队发生密切关系与配合，并给八支队负购子弹药品的任务。”[33]九支队组建后，陕北特委将其活动范围划定在延川、安定、绥德、清涧、延安、延长等县，并指定延川县上田家川村的五号联络站为陕北特委与红九支队的联络点。陕北特委派共产党员马万里、贺吉祥、栾新春、高庆恩、杜修植等十余人参加红九支队，由马万里任红九支队委员会书记，高朗亭、艾龙飞、张承忠、景乐礼、王保民为委员。
1932年10月20日，中共陕北特委和延川县委在延川县高家圪垯召开群众大会。陕北特委巡视员毕维周代表特委宣布，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九支队正式成立，并颁发了队旗和关防。毕维周还代表特委，“命令红九支队积极筹款，寻机打击敌人，壮大自己，巩固扩大游击根据地，组织群众进行斗争”[34]。
红九支队组建后，在延川、清涧、绥德、安定、延长广泛开展游击活动，宣传共产党的土地革命政策，打击土豪劣绅和收税、收款的官吏。同年12月9日，红九支队在清涧县高杰村抓获大地主白明杨，筹到银元3400块，羊毛衣100多套，蓝、黑布各15匹。次年1月，红九支队将其中的2000块银元上缴陕北特委作为活动经费。此后，红九支队又相继缴获了地方反动民团和土匪武器10余件，进一步壮大了队伍。
1933年2月9日，是农历元宵节。红九支队在获得安定县长刘述明将由安定县城[35]前往瓦窑堡的情报后，在栾家坪秀延河桥东侧秘密设伏。当天上午10时左右，当刘述明带着两个护兵，骑马走上桥头后，被强世清击毙。两个护兵一个骑着县长的马逃跑了，一个被俘缴械。随后，强世清等将红九支队的布告张贴在大路旁和栾家坪村显眼的地方，迅速撤离。国民党安定县县长被红九支队击毙的消息传开后，在当地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1933年4月下旬，中共陕北特委决定将红九支队改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强世清任支队长，李成荣任政委。
刘善忠、高朗亭等在淮宁湾夺枪后先后组建的延川游击队和红军西北先锋队，是陕北地区最早建立的革命武装，在陕北红军和陕北革命根据地创建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高起家坬会议的决策
陕北代表团于1931年7月返回陕北后，中共河北临时省委长期未与陕北特委联系。在此情况下，鉴于陕北党组织原属中共陕西省委领导，陕北特委隶属关系变更后，又与陕西省委发生横的关系这一特殊情况，陕北特委决定向中共陕西省委汇报工作。1932年11月，由赵伯平、崔逢运、鲁学曾（鲁贲）组成陕北代表团，绕道山西前往西安，向中共陕西省委汇报工作，要求解决陕北党、团组织的归属问题。因中共陕西省委与陕北特委只发生横的关系，陕西省委帮助崔逢运、鲁学曾前往北平，与中共河北临时省委恢复了组织关系。陕西省委还决定调赵伯平担任中共三原中心县委书记。
1933年3月，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派遣孔原到达天津，主持党在北方地区的工作。中共陕北特委和共青团陕北特委归孔原领导。同年5月下旬，崔逢运、鲁学曾、毕维周先后返回陕北，传达上级指示。
7月23日，中共陕北特委在佳县高起家坬召开第四次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特委成员马明方、马文瑞、毕维周、王兆卿、常学恭、鲁学曾，交通崔逢运，游击队代表高朗亭，绥德代表崔田夫、崔田民、唐洪澄，府谷代表贾怀智，佳县代表张达志、高长久、张岗、高禄孝，其他方面代表王国昌、赵福祥等，共20多人。
会议传达了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对陕北工作的指示精神。马明方代表特委做工作报告，总结了陕北特委一年来的工作，分析了陕北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土地革命形势，明确提出大力发展游击战争，并决定加紧开辟安定、绥（德）清（涧）、神（木）府（谷）三个游击区域，扩大和建立红军游击队。会议通过陕北党的政治任务决议案、组织决议案、军事工作决议案。会议选举崔田夫、马明方、马文瑞、毕维周、王兆卿、张达志、崔田民、常学恭、鲁学曾、崔逢运、高长久11人为中共陕北特委委员，书记崔田夫，宣传委员马明方，组织委员毕维周，秘书长崔逢运，军委书记王兆卿，农委委员张达志。中共陕北特委决定，由鲁学曾任共青团陕北特委书记[36]，马文瑞为组织委员，崔田民为宣传委员，赵福祥为团陕北特委委员。会议还决定，毕维周去陕北红军游击队第一支队工作，并担任一支队政治委员。
高起家坬会议在陕北党的历史和陕北革命根据地创建史上具有极其重要和深远的意义，这次会议是陕北游击战争由组织准备转向全面发动，由秘密活动转向公开武装斗争的转折点。高起家坬会议后，中共陕北特委组织领导的革命武装得到迅速发展。
高起家坬会议结束后，中共陕北特委委员王兆卿、毕维周和崔明道、高禄孝，因奸细董培义出卖，于7月31日在镇川堡[37]被国民党军队逮捕。同时，国民党军队又在米脂县城逮捕了共产党员高庆恩（高寿）、王守义（王品肖）。国民党当局把王兆卿、毕维周等人关押在米脂县政府看守所，施以酷刑。但王兆卿，毕维周等大义凛然，坚贞不屈，始终没有供出中共组织和党员的名单。
王兆卿、毕维周等被捕后，中共陕北特委和米脂县党组织曾多次想方设法组织营救。8月3日，国民党驻军以将王兆卿等六人解押绥德团部为名，将他们押至米脂城南十里铺官家湾，枪杀在无定河畔。当地农民冒着生命危险，冲破刽子手刀枪的阻拦，抢回了毕维周、崔明道、高庆恩的遗体。王兆卿、高禄孝、王守义的遗体被凶残的刽子手无情地抛入无定河中。这起事件被称为“无定河惨案”。
无定河惨案发生后，中共陕北特委于8月中旬在佳县寨子沟召开紧急会议。与会者认为，王兆卿、毕维周等人虽然被敌人残酷杀害，但陕北党、团组织未受破坏，各地党、团员仍在积极活动。会议决定，为更好地贯彻高起家坬会议精神，坚定信心，搞好工作，决定派特委委员常学恭前往平津，向中央驻北方代表汇报工作。特委其他成员分别前往各地巡视，整顿组织，传达高起家坬会议精神。会议还决定加强保密工作，进一步改进斗争方式。
寨子沟紧急会议以后，中共陕北特委机关由佳县乌龙铺镇迁往南坬村。
1933年10月20日，中共陕北特委向中央驻北方代表报送了书面报告，汇报了无定河惨案的经过及高起家坬会议的内容。陕北特委还在报告中汇报了陕北各地党组织的状况与工作。根据这份书面报告，陕北特委下辖的党组织分别为神木区委、佳县区委、府谷区委、吴堡区委、绥德区委、清涧区委、榆林特支、横山支部、镇川支部、米脂支部、绥德西川[38]支部等，共有支部69个，共产党员1885名。
（二）南坬村会议和神堂沟会议
1933年12月11日，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指派李华生在北平召开陕北问题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郭洪涛、崔逢运、鲁学曾、常学恭、李铁轮、安建平、尤香斋等人。李华生传达了北方代表孔原对陕北问题的意见，通过了开展陕北游击战争的决议，要求陕北党、团特委抓住有利形势，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抗捐抗税、分粮吃大户的斗争，进一步发展武装力量，开展游击战争，创建陕北革命根据地。会上，李华生代表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宣布，中共陕北特委到北平汇报工作的常学恭、崔逢运、鲁学曾不再返回陕北，另行分配工作；派郭洪涛、李铁轮到陕北特委工作。
在这次座谈会之前，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奉上海临时中央局指示，于1933年11月委派谢子长为北方代表派驻西北军事特派员，回陕北领导军事工作。
谢子长在1932年12月被中共陕西省委常委、红二十六军政委兼第二团政委杜衡排挤出红二十六军，与阎红彦一起到上海中央局“受训”。1933年夏，谢子长被派往中共北方局工作。冯玉祥领导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成立后，谢子长被派往同盟军第十八师，协助担任师长的共产党员许权中指挥部队并做党的工作。抗日同盟军失败后，谢子长又到平津地区从事抗日救亡活动。
1934年1月，谢子长回到陕北清涧，在杨家沟与中共陕北特委接上关系。中共陕北特委随即指派白雪山、崔正冉、王聚德护送谢子长回到家乡安定西区。
1月底，中共陕北特委在佳县南坬村召开党、团特委联席会议。郭洪涛传达了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的指示。与会人员不同意北方代表关于陕北特委“右倾”、犯了“富农路线”错误、对开展武装斗争“消极怠工”的种种指责。会议同时决定：按照高起家坬会议精神，加强陕北红军游击队第一支队，发展二、三支队，新建四、五支队，开辟新的根据地；党团组织分设，自成体系；广泛建立各种群众组织。
南坬村会议后，中共陕北特委机关迁往佳县王家畔和吴堡樊家圪坨一带。
4月上旬，中共陕北特委在佳县神堂沟召开会议，再次抵制了中央驻北方代表所谓“陕北党犯了富农路线”等错误的指责。会议决定继续发展游击战争，在陕北创建一师红军，武装开辟村庄，使苏区连成一片；发动群众，分配土地，建立苏维埃政权。
为了贯彻神堂沟会议精神，中共陕北特委于5月初在佳县王家畔召开了游击区和游击队代表会议，检查了神堂沟会议决定的贯彻执行情况，并通过了《开展游击运动与创造陕北新红军与苏区的决议》。决议分为“陕北革命形势的发展与党在群众中的威信的增长”“陕北游击运动中形成的经验教训”“为创造陕北新的红军与苏维埃政府而斗争”“加强党的领导作用”四个部分。决议指出：“陕北自去年扩大会议[39]完成后，各地工作正由富农路线部分的转变到正确的中央路线上去。自去年在中央北方代表领导之下的陕北党团联席会议所通过陕北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以后，一般的陕北党已经和富农路线特别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脱离群众斗争的倾向做过极残酷的斗争，已经坚决地转变过去不正确的领导方式，坚决的执行中央路线，组织与发动和领导扩大的劳苦群众斗争，在群众中建立党的领导与威信。”[40]决议第四部分“加强党的领导作用”中指出：“完成创造陕北新的红军与苏区的光荣的历史任务，党的布尔什维克的领导，有决定的作用。巩固与严密的组织，开展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大胆提拔工人、雇农干部到特委和县委的领导机关来。党彻底的执行布尔什维克的国际路线和中央路线。”[41]
王家畔会议通过的《开展游击运动与创造陕北新红军与苏区的决议》，对陕北革命武装的发展壮大与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不可否认，这个决议的通过，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陕北特委已开始受到王明“左”倾错误的干扰和影响，接受了中央驻北方代表对陕北党组织的“左”的指责，并对陕北特委此后的工作产生了消极作用。
（三）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的受挫及恢复
1933年4月下旬，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九支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随后，红一支队在强世清、李成荣率领下南下陕甘边。5月10日，红一支队在中部上畛子一带与红二十六军第二团会合。红一支队将所带的马匹交给红二团，红二团为红一支队补充了枪械弹药。为了加强红一支队的领导，刘志丹派杨重远担任红一支队政委，马佩勋任副支队长，调李成荣去西安工作。
此后，红二团完成外线作战任务后，返回照金。红一支队则返回陕北。5月29日，红一支队在安定谭家硷被国民党瓦窑堡驻军张建南营包围。杨重远在指挥部队突围时壮烈牺牲。红一支队在强世清、马佩勋带领下，在安定西区、北区一带展开游击活动。到6月下旬，红一支队发展到80多人，下辖5个分队。
同年9月21日，红一支队除留下第一分队由队长白德胜、指导员任志贞带领，就地坚持斗争外，其余70多名指战员由强世清、马佩勋带领离开安定东沟，经保安县白沙川，南下陕甘边。9月下旬，红一支队在合水县固城川与陕甘边红军主力部队会合。随后，红一支队参加了攻打旬邑县政府所在地张洪镇的战斗。10月18日，红一支队与陕甘边红军主力部队攻克合水县城。红一支队在补充了一批武器弹药后，奉命返回陕北。魏武调任红一支队政委。副支队长马佩勋被派往吴堡县开展工作。
同年11月7日，红一支队回到安定。11月20日，红一支队在枣树坪战斗中失利。随后，在安定温家坡战斗中，红一支队再次失利，政委魏武在战斗中英勇牺牲。强世清受伤后，在养伤期间被叛徒出卖，于12月15日被捕。1934年3月4日，强世清在安定县城英勇就义，年仅22岁。
强世清负伤后，由一分队队长白德胜代理红一支队支队长。不久，红一支队再次被国民党军打散，白德胜被俘，其余队员埋枪分散隐蔽。白德胜的妻子任志贞奉命前往绥德田庄做地下工作，旋因叛徒出卖被捕。1934年2月13日，白德胜、任志贞夫妇在瓦窑堡南门外英勇就义。
1934年1月下旬，谢子长回到安定西区后，开始在国民党军队的“清剿”中恢复整顿红一支队。3月8日，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在安定刘家圪崂村恢复，李盛堂任支队长，刘志清任政委，谢绍安任副支队长。红一支队恢复时，仅有20多人。在谢子长的领导下，红一支队连续打了几个胜仗，摧毁了地方反动保甲，消灭了一些小股民团。同年6月，红一支队与陕甘边第二路游击总指挥部刘约三部联合作战，在窑子峁合歼灭国民党军一个营部又一个排，给敌人以很大震动。至此，红一支队已发展到50余人枪。此时，谢绍安任支队长，贺晋年任政委。
1934年9月18日，红一支队和红八支队在安定崖窑沟合编为红军陕北独立师第一团，贺晋年任团长，马佩勋任政委，路文昌任参谋长。同时，成立了新的红一支队和红八支队，红一支队支队长姬占庭，政委刘明山；红八支队支队长高志明，政委李盛堂。
（四）陕北游击队第二、三、四、五、六支队的建立
1933年7月召开的高起家坬会议，明确提出了扩大和建立红军游击队的任务。会后，陕北特委委员分赴各地，传达贯彻会议精神，指导基层组建红军游击队。
高起家坬会议结束后，中共陕北特委书记崔田夫和特委委员崔田民到绥德、清涧一带，准备创建红二支队，并选调高朗亭参加。当时，清涧县的共产党员王聚德和绥德县共产党崔正冉，已从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失败后来到陕北的罗永宽手中获得了三支驳壳枪。罗永宽也由王聚德、王有贤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此情况下，崔田夫、崔田民、高朗亭和中共绥德南区区委负责人决定，以现有的三支驳壳枪为基础，选调优秀党员和团员，建立第二支队。游击队员的选调由绥德南区区委负责，支队的组建工作由崔田民、高朗亭负责。7月29日，崔田民、高朗亭由绥德刘家湾村联络站来到清涧县王家山村，向王聚德和罗永宽传达了陕北特委组建红二支队的决定。王聚德、罗永宽表示坚决执行特委决定。随后，由绥德南区区委选调的游击队员陆续来到了王家山。
8月5日，崔田民代表中共陕北特委在清涧县王家山村正式宣布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二支队成立，支队长罗永宽，政委高朗亭，经济员王聚德。游击队员崔正冉、白光立、宜宝才、贺胜等，全支队共十余人。[42]
红二支队成立不久，首先镇压了恶贯满盈的绥德南区区长薛运通，没收了他的财产，并出示布告历数他的罪恶。1934年1月21日，红二支队在红一支队部分指战员的配合下，袭击清涧县解家沟据点，当场处决了豪绅、地主和收款员十人，其中一人因连砍几刀而未死，故称之为“九个半”。解家沟除害获胜，大长了当地革命群众的志气。绥德和清涧边界地区也因此迅速掀起了革命斗争的高潮。
1934年11月4日，中共陕北特委决定将红二支队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第二团。同时，陕北特委在清涧县小马家山组建了新二支队。
高起家坬会议结束后，中共陕北特委决定派特委委员马文瑞前往神府地区巡视工作，组建游击队，开展游击活动。马文瑞到神府后，找到区委负责人贾怀光、乔钟灵以及马万里、王兆相等人，确定成立游击队，由王兆相任队长，并立即行动起来。
从1932年1月到1933年8月，在20个月的时间内，中共神木区委先后十次组织夺枪、买枪，以牺牲九人的血的代价，换来了一支长枪和三支短枪。这四支枪，成为神木地区创建正式红军的重要条件。
1933年10月18日，神木特务队在神木尚家岊正式宣布成立，李成兰任队长，王兆相任政委，全队共七人，四支枪。11月7日，根据陕北特委的指示，神木特务队在松树峰改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三支队，王兆相任支队长，马万里任政委，全队共20余人。此后，高朗亭曾接任支队长，张毅忱、贾怀光、杨文谟先后接任政委。
红三支队成立后，在沙坡西沟、呼家庄、红交寺等地镇压土豪、收款员，声震神木、府谷、佳县。1934年9月，红三支队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第三团。
1933年12月30日，中共陕北特委派张达志、马佩勋等人在吴堡县樊家圪坨村组建了吴堡抗日义勇队，队长薛俊山，政委马佩勋。1934年2月6日，薛俊山、马佩勋等率领义勇队突袭佳县木头峪民团，处决了团总张东皎。2月15日，吴堡抗日义勇队在樊家圪坨正式改建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四支队。当时全队共20余人，8支枪，分为2个分队，后发展到60余人。红四支队成立后，活动于绥德、米脂、佳县、吴堡一带。红四支队曾再次攻打佳县木头峪获胜。1934年3月21日，红四支队和红二支队夜袭清涧县店则沟李成善民团，获得胜利，缴枪10余支。
红四支队成立后，薛俊山、郭育仁、宋平生先后任支队长，马佩勋、高长久、王国昌、崔世俊、慕生忠先后任政委。
1935年3月，红四支队与陕北红军第五团合编，组成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第三团。
1934年4月下旬，中共绥德县委报请陕北特委批准，在绥德南区王家沟游击队的基础上，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五支队，崔正冉任支队长，政委马万里，副支队长王海山。
红五支队成立后，配合红二支队开辟绥德、清涧和延川东区游击根据地，该支队主要活动在绥德县境内，使绥德南区成为绥德的中心苏区。红五支队人数最多时曾发展到近80人，分设3个中队。1935年3月，红五支队主力编入陕北游击队第二五纵队。其余30余名队员继续以红五支队名义开展斗争。
1934年5月，由中共佳县县委领导的佳县特务队成立，郭立人任队长，樊文德任政委。同年6月，根据中共陕北特委指示，佳县特务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六支队，支队长先后为郭立人、王世杰，政委樊文德，副支队长王士文。全队共20余人。红六支队主要活动在佳县南部和吴堡、米脂边界地区。同年冬，国民党第八十四师高桂滋部一个排起义，将13支步枪和1挺轻机枪交给红六支队。红六支队士气大振，部队迅速发展到近60人。
1935年2月，红六支队与红十五支队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第五团。此后，中共陕北特委重新组建了六支队。
随着红一支队的恢复和红二、三、四、五、六支队的相继建立，中共陕北特委领导各地党组织，不断扩大根据地。陕北各地党组织公开组织贫农会185个，建立赤卫队50多个，安定东区、西区及其他县共有120多个村庄成为公开的苏区。在这些地区普遍建立了妇女会、赤少队、儿童团等群众组织，并由贫农会行使地方行政权力。陕北根据地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大好局面。
（一）组建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
1934年5月初，中共陕北特委在佳县王家畔召开游击区和各游击队代表联席会议，通过了《开展游击运动与创造陕北新红军与苏区的决议》。决议指出：“陕北各支队现没有总指挥部的组织，联合共同建立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的组织，以便指挥各支队的行动。”[43]
根据决议精神，以及国民党第八十六师井岳秀部对陕北革命根据地进行军事“围剿”的严峻形势，中共陕北特委决定组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以便集中力量，击退国民党军进攻，保卫陕北革命根据地。
1934年7月8日，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在安定县杨道峁成立，谢子长任总指挥，中共陕北特委组织部长郭洪涛兼任政委，贺晋年任参谋长。总指挥部下辖陕北游击队第一、二、五支队，共300余人。
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成立后，以一、二、五支队为主力，在薛兰斌率领的安定赤卫军大队的配合下，于7月17日打开了安定县城。此次战斗，共歼灭民团数十人，缴获大批物资，并营救出被捕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200多名。这是陕北红军首次攻打县城。这一战斗的胜利，威震陕北，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群众，扩大了红军的影响。
安定城战斗胜利后，谢子长于7月18日率陕北游击队第一、二、五支队及赤卫军挥师南下，7月23日，在南梁阎家洼子与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会合。
7月25日，中共陕北特委、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与中共陕甘边特委、红四十二师党委在阎家洼子召开了联席会议。会上，谢子长传达了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和中央驻北方代表给红二十六军的两封指示信。会议决定，由谢子长接替高岗担任红四十二师政委。红四十二师第三团由谢子长率领，北上陕北，协助陕北游击队粉碎国民党军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会议并决定由贺晋年接替谢子长担任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
8月初，谢子长率领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所属部队由南梁地区出发，返回陕北。红四十二师第三团随行。随后，谢子长先后指挥部队取得了景武家塌、张家圪台、河口镇等战斗的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一次军事“围剿”。
（二）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七、八、九、十等支队的建立
在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成立后，中共陕北特委领导组建了一批游击队支队。
1934年9月上旬，陕北游击队第七支队在府谷县木瓜村成立，韩峰任支队长兼政委。红七支队主要活动在府谷县境内。红七支队创建时共有20名队员，有枪械20余支。1935年2月，已发展到60多人的红七支队被改编为红三团的骑兵连。随后，府谷地区又组建了新的七支队，队长张国继，政委王浩。
在红七支队成立之前，陕北游击队第八支队于7月下旬在安定李家川成立。红八支队是以共产党员栾新春、贺吉祥在7月中旬组织的石窑湾民团哗变人员为基础组建的。贺吉祥在《忆红八支队》一文中写道：哗变时，“我们五人提了六支步枪、四挺机枪和全部子弹。提枪时，民团队长李维俊阻挡抵抗，被打伤逃跑”[44]。7月25日，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八支队正式成立，支队长栾新春，政委刘明山，副支队长贺吉祥，隶属中共陕北特委领导。红八支队成立时，仅有十多人，主要活动在安定县城区、北区、西区、东区和米脂县西区、清涧县北区一带。
同年9月，红八支队被编入陕北红一团。随后，在安定梨树台组建了新八支队。支队长先后为高志明、王正川、陈树海（代理），李盛堂、惠艾申、贺树槐先后任政委。新八支队成立时，有队员50多人和20多支枪。新八支队主要活动在横山县石湾、靖边县青阳岔和安定县北区一带。1935年3月，新八支队编入陕北游击队第三纵队。
1934年8月28日，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九支队成立，高朗亭任支队长，王文良任政委，王保民任副支队长。红九支队主要负责巩固扩大延安县东北地区、延川县西部及北部地区、清涧县西南地区和安定县东南地区的根据地。
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十支队于1934年10月中旬在安定县杨滴哨村成立，支队长高步仁，政委拓嘉祯。红十支队成立时，仅有十三四名队员，五六支枪。红十支队成立后，主要活动在安定县的李家岔、槐树岔、涧峪岔地区和米脂县西区一带。1935年3月，红十支队被编入陕北游击队第一纵队。
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十一支队的前身是陕北游击队临时五支队。临时五支队于1934年8月25日在神木县高家堡点军崖村成立，高永明任支队长，李万栋任政委。同年10月，临时五支队被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十一支队，刘德任支队长，贾如胜任政委，主要活动在以新寨子为中心的神木、佳县、榆林交界处一带。1935年11月，刘德等叛变投敌，红十一支队番号撤销。
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十二支队成立于1934年9月，是以绥德县梁家甲村赤卫队为基础组建的。支队长先后为霍维德、梁凤鸣，政委马龙飞，副支队长马景林。十二支队主要活动在绥德县北部的梁家甲、深沟、前后坪、孙家坬、郭家坪一带。1935年1月1日晚，梁凤鸣等叛变投敌，红十二支队解散。
1934年7月下旬成立的安塞第十二支队，也曾使用过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十二支队番号，后被称为安塞第十二支队。安塞第十二支队由李治国任支队长，刘志清任政治指导员，主要活动在安塞、安定和靖边交界地区。安塞第十二支队成立时，有队员30余人，步枪17支。
1934年9月25日，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十三支队在靖边县青阳岔龙腰镇过峁村成立，王锦秀任支队长，贺树槐任政委，张四任副支队长。红十三支队创建时，有30多名队员，10多支枪，主要活动在横山、靖边交界地区。1935年3月，红十三支队被编入陕北游击队第三纵队。
1934年8月底，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十四支队在绥德县土地岔村成立，吴创业任支队长，刘九宫任政委。红十四支队成立时仅有十多名队员，五支枪。到1935年1月，红十四支队已发展到30多人。1935年2月1日，红十四支队和红二、四、五支队一起，打垮了驻防安定县南沟岔的高桂滋部一个连。2月6日，红十四支队又与其他支队一起，在清涧县高杰村打垮高桂滋部一个连。1935年3月，红十四支队被编入陕北游击队第二五纵队。
1935年1月23日，由中共吴堡县委组织领导的吴堡县保安团部分人员兵变成功。这次兵变，共拉出28人。1月25日，以兵变人员为基础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十五支队。红十五支队成立后，薛英桂、李启贤先后任支队长，慕生忠任政委，主要活动在吴堡县境内。随后，高桂滋部一个班携带一挺轻机枪举行起义，参加了红十五支队。在20多天的时间内，红十五支队连续取得了火烧山村等几次战斗的胜利，部队迅速扩大到100多人，有枪80多支。1935年2月15日，红十五支队与红六支队合编为红五团。
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十六支队于1935年2月15日在安定县田家坬宣布成立，支队长先后为王生贵、常在贵，指导员刘明金。红十六支队下辖两个班，共十三四人，主要活动在安定县与安塞县交界地带。1935年12月，红十六支队编入红二十八军第四团。
1934年11月，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十七支队在延川成立，支队长杨兴元，政委高志安，主要活动在延川县境内。
在此之前，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二十二支队于1934年8月在横山县清河沟成立。红二十二支队是以曹动之领导的骑兵赤卫队为基础组建的，吴亚雄任支队长，曹动之任政委，主要活动在横山、靖边、安定、定边和内蒙古鄂托克旗城川、乌审旗一带。1935年12月，红二十二支队被编为蒙汉骑兵游击队。
此外，在中共陕北特委的领导下，还先后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十八支队（活动于延安境内）、第十九支队（活动于延长县境内）、第二十支队（活动于安定县境内）、第二十一支队（活动于佳县、吴堡一带）和第二十三支队（活动于米脂县西部地区）。到1935年2月，陕北红军游击队已发展到25个支队。陕北红军游击队的迅猛发展和壮大，使陕北革命根据地不断巩固和发展，为建设一支执行野战任务的正规红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国民党当局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一次军事“围剿”
1934年5月，在陕北革命根据地逐步建立、陕北游击队蓬勃发展壮大的形势下，井岳秀指挥其所属第八十六师，在各县民团的配合下，以15000余人的兵力，开始了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军事“围剿”。
井岳秀对陕北根据地的“围剿”部署分为北线和南线。北线，以第八十六师二五八旅刘润明部“围剿”神府苏区，主要兵力部署在神木东南的沙峁、盘塘、万镇一线，以隔断神府地区与佳（县）米（脂）地区之间的联系。南线的安定和绥（德）清（涧）地区是“围剿”部队的主攻方向。第八十六师二五六旅高双成部和第二五八旅各一部，随附大量地方民团，沿无定河及大理河，在青阳岔、石湾、双湖峪、绥德、薛家峁、清涧一线，对安（定）绥（德）清（涧）红色区域构成一个马蹄形包围圈。在战术上采取分散配置，以连排为单位，多股分途，修筑寨堡，组织保甲，逐村蚕食，逐地推进，做向心压缩。在兵力使用上，进剿根据地的国民党军分为驻剿和追剿两个梯次，驻剿部队在清涧高杰村、河口镇、店则沟等地驻扎重兵，企图以军事镇压和政治欺骗两种手段，摧毁根据地和红军游击队的群众基础。追剿部队则在于捕捉红军游击队主力和地方赤卫军、少先队。敌军进剿安定红色区域的突击方向分别是东区和西区：东区由绥德沿淮宁河川道经田庄西进安定东区；西区则由横山石湾沿大理河支流川道，向安定西区进犯。
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民团对陕北革命根据地实施的第一次军事“围剿”，使根据地和游击区受到极大破坏。一些地方的党组织领导人和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群众被残酷杀害。中共清涧城区区委负责人周继丰、惠金瑞，高杰村区委成员白志强、白振纪，共产党员惠志儒、白家荣，共青团员惠生荣等先后被杀害。1934年8月6日，中共绥德县委书记崔文运被捕。8月8日，崔文运英勇就义。
在国民党军的疯狂进攻面前，中共陕北特委根据敌强我弱的情况，决定集中力量，击退敌人进攻。7月8日，以谢子长为总指挥的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指挥部在安定杨道峁成立。随后，谢子长指挥红一支队、红二支队、红五支队和安定赤卫军，于7月17日攻入安定县城。安定城战斗胜利后，谢子长率陕北游击队第一、二、五支队主力南下陕甘边，与红二十六军会合。红一、二、五支队南下后，中共陕北特委为了保护国民党军队重点“进剿”区域的麦收，将红四支队从佳县、吴堡地区调到绥德、清涧一带，在各个山头上设置岗哨，监视国民党军的行动。红四支队和地方赤卫军白天保护群众收麦，夜晚袭扰国民党军，使得“进剿”根据地之敌十分疲惫与恐慌，从而胜利完成了保护根据地麦收的任务。
（二）景武家塌大捷
1934年8月15日，谢子长率陕北游击队第一、二、五支队和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第三团返回陕北根据地的安定西区。在分析了敌情后，谢子长决定集中兵力，以确保具体战斗中红军的绝对优势，消灭以连为单位的“进剿”之敌。
景武家塌位于安定西区，是一个位于半坡上的山村，村后有一座高山。这里北距横山石湾约10公里。
8月17日，驻扎在石湾的第八十六师五一五团姜民生部一个连向安定苏区进犯，窜入景武家塌。谢子长得到情报后，决定抓住这一战机，歼灭这股孤立之敌。8月18日拂晓，由王世泰、黄罗斌率领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第三团从景武家塌村后的高山上向下发起进攻。陕北红一、二、五支队则抢占村子对面山和沟底，向敌军进攻并截断敌人退路。王世泰回忆说：“我军突然向敌人发起进攻，战士们犹如猛虎下山，一阵猛冲猛打，把敌人压到村子里。这一连敌人，虽然只有100多人，但是武器精良，作战顽强，钻进村凭借院墙和窑洞，拼命抗击。经过激烈战斗，大部分被歼，一小部分被我军压到沟底下，被游击队消灭了。”[45]
景武家塌战斗，红三团和陕北红一、二、五支队紧密配合，共毙敌30多名，俘敌80多名，缴获长短枪100多支。
景武家塌大捷，全歼国民党军第八十六师一个连。这一战斗的胜利，鼓舞了根据地军民战胜敌人的信心，安定苏区的形势大为好转。
（三）张家圪台战斗
谢子长率领陕北红一、二、五支队和红三团取得景武家塌战斗的胜利后，在安定玉家湾稍事休整，即挥师东进，经南沟岔和老君殿等地，向绥德方向前进。马佩勋回忆说：当部队“路过安定北区强世清被俘的地方时，子长立即命令部队停下，下马肃立，静默三分钟，向英勇牺牲的强世清、强龙光、强世光、白德胜、任志贞同志致哀。谢子长在队前讲了话，他说：‘强龙光、强世清、强世光，他们弟兄三人，还有白德胜、任志贞都是党的好儿女，人民的好战士，他们是为革命牺牲的。今后革命胜利了，我们不能忘记他们。’子长对牺牲了的革命同志念念不忘，给我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46]。
8月22日，谢子长率部队到达绥德南区的张家圪台。驻店则沟的国民党军第八十六师五一五团姜民生部一个排向红军扑来。谢子长指挥部队迅速还击，并将这一排敌人全部歼灭。驻守薛家峁的五一五团一个连前来增援，也被红军击溃。
张家圪台战斗，共歼敌两个排，缴枪六七十支。这一战斗的胜利，使井岳秀部“进剿”陕北根据地的指挥中枢绥德县城受到威胁。井岳秀被迫将西进安定东区的“进剿”部队调出，回防绥德、田庄和薛家峁等地。
（四）河口镇战斗
张家圪台战斗胜利后，谢子长率部队乘胜南下，经下武林、白家川等地，直取清涧县的河口镇。
河口镇地处黄河与无定河的交汇处，是晋陕黄河段的一个重要渡口。国民党军第八十六师的一个连和一些地方民团驻守河口镇，与驻清涧、延川的国民党军形成一个重要的战略支点，是安（定）绥（德）清（涧）苏区东南部的一大祸患。
8月26日深夜，谢子长率部队从袁家沟冒雨出发，抵达河口镇。27日拂晓，进攻河口镇的战斗打响。红三团担任主攻任务，从山顶直扑敌军阵地。陕北红一、二、五支队控制黄河渡口，截断敌军东逃路径，从东西两面发动攻击。在红军的凌厉攻势下，敌军退至几个碉堡及村边的工事里，恃坚固守。谢子长在指挥部队几次强攻难以奏效的情况下，亲自前往前沿阵地查看地形，组织进攻，被敌军子弹击中胸部。王世泰回忆说：“部队整整打了一天，天下着雨，道路泥泞不堪，给部队行动带来许多困难。子长鉴于当时的实际情况，认为短时间很难打下这个据点，命令部队撤出战斗。”[47]
红军撤出战斗后，驻河口镇的国民党军担心红军再次进攻，随后东渡黄河，绕道山西逃回清涧县城。河口镇遂宣告解放。
河口镇战斗后，陕北红一、二、五支队北上横山，在董家寺击溃国民党军第八十六师一个营。
经过景武家塌、张家圪台、河口镇和董家寺战斗，陕北红一、二、五支队与红三团并肩作战，取得了拔除敌军3个据点，毙敌200多名，俘敌100多名，缴枪160多支的胜利。与此同时，在神府和佳县、吴堡地区活动的陕北游击队第三、四、六支队也积极捕捉战机，打击敌军，加之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民团不断发生哗变，力量减弱，至8月底，国民党军队向陕北根据地发动的第一次军事“围剿”已被粉碎。
红三团在完成北上陕北、协同陕北红军游击队作战的任务后，于9月上旬奉命返回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在国民党军队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军事“围剿”被粉碎的大好形势下，中共陕北特委于1934年8月28日在清涧县寺里召开会议，总结第一次反“围剿”斗争的经验教训，部署第二次反“围剿”的各项准备工作。参加会议的有崔田夫、马明方、张达志、郭洪涛、李铁轮等。马明方在会上做了关于第一次反“围剿”斗争经验教训的报告。会议决定正式建立各级工农政权，开展分配土地工作；进一步扩大红军，发展游击战争。会议还决定撤销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将第一、二、三支队分别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独立师第一、二、三团。
会后，中共陕北特委书记崔田夫前往天津，向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和中共河北省委汇报请示工作，要求派得力干部加强陕北的工作，并给红军番号，以统一陕北的红军组织和领导。崔田夫在《回忆陕北党的活动情况》一文中写道：“我到天津后，给北方代表汇报了陕北情况，先后停留了一个多月。北方代表答复是：一、以后给陕北派20名做文化工作的干部；二、五人成立省委；三、陕北红军番号是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四、要求发动妇女参加革命活动。”[48]
1934年9月11日，中共陕北特委发出《关于冲破“围剿”决议案》，明确指出：“（执行）坚决地扩大游击队的政策，反对借口武装太少而不扩大游击队的不正确观念。号召广大的劳苦群众参加游击队，使游击战争普遍的开展。责成二、三支队于最短期间，立即各完成一团红军的任务。安定红军[49]立即充实起来，帮助佳县、横山游击队，扩大佳横游击战争。”[50]
根据中共陕北特委的决定，1934年9月18日，红一支队与红八支队在安定县崖窑沟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独立师第一团，团长贺晋年，政治委员马佩勋，参谋长路文昌，下设第一、二、三连和骑兵连，共计200余人。
同一天，陕北游击队第三支队在神木县王家庄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独立师第三团，团长王兆相，政委杨文谟，参谋长刘鸿飞。全团下设第一、二连和先锋连，共200余人。
11月4日，陕北游击队第二支队在清涧东区小马家山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独立师第二团，团长郭育仁，政委马万里，参谋长惠世良（马三），下辖第一、二、三连和学生连，共300余人。
至此，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中共陕北特委领导组建了三个红军正规团。需要指出的是，当时虽然称之为陕北独立师，但是未建立师部及任命师级军政主官，各团在陕北特委领导下执行战斗任务。
陕北红军独立师第一、二、三团的相继成立，使陕北革命根据地和陕北红军的创建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在1934年9月15日给中共陕北特委的指示信中指出：“猛烈的武装群众，用一切武器（就是旧式原始武器也是重要的）实际武装起来。这是解决历史上最大的冲突，保障陕北革命胜利最主要的工具，丝毫的迟缓与观望都必须受到严重的打击。”[51]指示信强调指出：“最重要的是完成‘创造红军’的任务，把游击队最坚强最有战斗力的成分最好的部分编成正规的红军。首先完成你们所提出的红军的独立师，在斗争中去发展成为中国工农红军二十七军，真正的按照红军的编制组织起来，保障其中党的绝对领导与无产阶级的骨干。”[52]
10月15日，中共陕北特委在给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的报告中汇报说：“陕北党正在为打通几个苏区与完成一师铁的红军而斗争。”[53]希望中央“派红军中的高级军事政治干部各一人以上，担任红军中的领导干部”[54]，并希望将红军政治工作条例送来。
12月8日，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汇报了陕北最近的工作情况，并向中央提出建议：“（1）迅速给陕北派来政治、军事、妇女、文字工作的人材；（2）建立西北领导机关；（3）派人巡视陕北；（4）多给陕北发文件与指示。”[55]
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独立师第一、二、三团相继成立后，主动出击，多次获胜。1934年10月13日，红一团在安定玉家湾伏击了国民党军第八十六师二五六旅炮兵营。10月15日，红一团一部分与新一支队和第十三支队袭入安定县城，打死了安定县民团团总李丕成，缴枪十余支，子弹千余发及一部分物资。1935年1月19日，红一团与第九支队会合，在延川县青坪川歼灭了延川县民团，活捉民团总指挥高善亭，击毙了团总刘广汉。这一仗，共俘敌200余名，缴枪200余支和几千发子弹。红二团则策动清涧东区地主武装、大刀队等哗变成功，扩大战斗人员200余名。红三团也先后袭击了府谷重镇哈拉寨，参加了牛面梁战斗，威震神府地区。
在陕北独立师第一、二、三团屡屡获胜、迅速扩展的形势下，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的时机已经成熟。
1935年1月30日，在中共陕北特委的领导下，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八十四师在赤源县白庙岔村[56]正式成立。正在养伤的谢子长对红二十七军的组建十分重视，多次过问和指导部队编制及领导配备工作。
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由杨琪任师长，政治委员张达志，参谋长朱子休，经理处长崔世俊，下辖第一、二、三团。
1月31日，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首战南沟岔获胜，歼灭国民党军第八十四师高桂滋部第四九九团一个前哨加强连，缴获机枪3挺和步枪100多支。
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成立后，根据陕北特委的指示，红六支队和红十五支队于2月15日召开负责人联席会议，决定将这两个支队合编为红五团，王士杰团长，慕生忠任政委，李启贤任副团长，樊文德任参谋长，全团共180余人。
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组建后，由于第三团在神府地区活动，不能与师的主力会合，逐将该团改为神府独立团，坚持神府地区的武装斗争。中共陕北特委将红五团改为第三团，纳入红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的建制。
至此，陕北革命根据地共有一个师的主力红军，一个正规独立团，几十支游击队和两万多人的赤卫军，形成了主力红军、地方部队和群众武装相互支援的局面。
（一）群众组织的建立
在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县级工农民主政权建立之前，由群众组织负责乡、村事务的管理工作，实际履行了基层政权的职责。群众组织主要包括贫农会、雇农工会、妇女会等。
早在陕北革命根据地创建之前，陕北地区的群众组织就已经开始建立。1928年夏，在中共米脂县委的领导下，米脂县农民协会成立，姜好兴、贺达渊为负责人，领导农民进行吃大户、要义仓粮的斗争。1929年6月，在中共佳县区委的领导下，佳县成立了“农民之友会”，组织农民与地主豪绅开展斗争。1933年8月，在中共陕北特委委员张达志的领导下，贺生荣、尤良等组织动员了清涧数千名农民将县城包围，迫使清涧县政府答应了围城农民提出的部分抗粮条件。随着这一斗争的胜利，由白施彩担任会长的清涧县贫农会成立。随着陕北革命根据地的逐步扩大，在根据地各县的乡、村普遍建立了贫农会组织。贫农会既管理地方民事，又负责游击战争的后勤保障工作。
由于陕北地区经济落后，只有数量有限的小煤窑、小盐场和毛织、酿酒等手工作坊，产业工人数量很少，因此，工会组织主要是以破产雇农为主组织的雇农工会。1929夏初，在共产党员李景林的领导下，以张宗贤、张建材为首的绥德县三皇峁数百名盐工，围困地方当局设立的盐局，要求减轻盐税。这一斗争取得了一定的胜利。1934年6月中旬，中共府谷县委和陕北游击队第三支队指派贺伟等，在清水乡青春峁煤窑组建了一支以煤矿工人为主的武装游击队，韩峰为负责人。这支武装游击队在当地的游击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陕北根据地组织的乡村雇农工会，由于人员普遍较少，基本是集体参加当地贫农会的形式，并在贫农会中发挥领导骨干作用。陕北根据地建立的县级工会，主要是以贺开全任主席的清涧县总工会。
陕北根据地的妇女会组织，主要设在乡、村。妇女会的主要任务是宣传组织广大妇女参加土地革命斗争，为红军游击队缝补衣服，做鞋袜，护理伤病员。有的妇女还承担了送信、放哨、侦探敌情的任务。妇女会在根据地的“扩红”运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妇女会的广泛宣传教育下，根据地出现了很多母亲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参军的感人事例。1934年6月，清涧县高杰村白振纪烈士的遗属刘景如，带领本村的白云凡、白茜、白凤梧、白烈飞、白健、白凌云、白国英、白怀英、白守春九名姑娘（人称“十姐妹”）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在中共陕北特委和清涧县委的领导下，“十姐妹”毅然走出家门，大胆开展妇女工作。她们走乡串户，宣传男女平等，反对买卖婚姻，帮助妇女剪短发、放足，组织妇女给红军游击队缝衣服、做军鞋，护理伤病员。“十姐妹”的事迹在陕北根据地广泛流传。
在妇女运动深入开展的形势下，绥德县妇女联合会于1934年8月成立，王静任主任。这是陕北根据地第一个县级妇女会组织。
陕北根据地群众组织的普遍建立，团结了广大劳苦群众，为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各级工农民主政权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二）县级工农民主政权的建立
在创建陕北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中共陕北特委多次提出建立革命政权的任务。1933年7月召开的高起家坬会议，提出了在条件比较成熟和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建立工农民主政权的任务。1934年4月召开的神堂沟会议，再次明确提出要武装开辟村庄，使苏区连成一片；发动群众，分配土地，建立苏维埃政权。1934年5月，中共陕北特委做出《开展游击运动与创造陕北新红军与苏区的决议》，明确要求：“在陕北很快地建立革命委员会的临时政府，统一军事行动。”[57]
在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一次军事“围剿”之后，建立各地工农民主政权的时机已经成熟。
1934年8月25日，安定县革命委员会在涧峪岔景家河村成立，刘光显任主席。这是陕北根据地建立的第一个县级工农民主政权。革命委员会内设土地、劳动、粮食、财政、教育、军事等办事机构，下辖西区、北区等四个区苏维埃政府。同年11月下旬，安定县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李家岔区龙嘴河村召开，决定将安定县改名赤源县，并选举成立了赤源县苏维埃政府，薛兰斌当选为主席，康润民当选为副主席。赤源县辖安定县西区、北区，横山县石湾一区，靖边县东区和安塞县东北部分地区，下设十个区苏维埃政府。
9月12日，清涧县革命委员会在鹿儿原村成立，主席白世杰，副主席王文随，军事委员白炳忻（马义），肃反委员黄石山，土地委员王占山，文化委员惠子明，经济委员张子良，粮食委员吴台亮，劳动委员王光山，秘书刘呈云。清涧县革命委员会下设东一区、东二区、中一区、中二区、北区、南区和城区。
在清涧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中共陕北特委以清涧县革命委员会的名义，起草了县革命委员会的组织条例，要求各县参照清涧县革命委员会的组织形式，把临时政权建立起来。一般是在各县县委领导下成立筹备委员会，由筹备委员会确定党、团、游击队、群众组织代表在工农兵代表大会中的人数，由各县工农兵代表大会民主选举成立工农民主政府。
在此之后，神木县革命委员会于9月18日在王家庄成立，呼子威（后叛变）任主席。同年11月7日，神木县革命委员会改为神木县苏维埃政府，仍由呼子威任主席，王恩惠任副主席，下设五个区。
9月下旬，中共佳县县委报请陕北特委批准，在马连塔村召开了佳县临时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中共陕北特委委员马明方、张达志出席会议并发表了讲话。会议选举产生了佳县临时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主席王好明（后叛变），副主席高述先，财政委员会主任任自新，教育委员会主任李飘萍，土地委员会主任张成功，粮食委员会主任乔兴和、副主任曹俊凯，民政委员会主任郭文华、副主任张文直，保卫委员会主任曹华山、副主任高录忠，军事委员会主任贺大增、副主任马增前。佳县临时革命委员会下设五个区，即南区、北区、中区、沿河区，并在米脂县东部设立了米东区。同年10月，在背沟村召开了佳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选举产生了佳县苏维埃政府领导成员：主席高长直，副主席高述先，财经委员会主任任志钞，粮食委员会主任乔兴和，肃反委员会主任高录忠，教育委员会主任李飘萍，军事委员会主任贺大增、副主任马增前，土地委员会主任张成功，民政委员会主任曹俊凯，保卫队长曹华山。
11月3日，吴堡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在后冯家畔村召开。出席会议的近400名代表用差额选举的方式，在7名候选人中选举5人组成吴堡县革命委员会：主席李庆玉（老杜），副主席丁茂义，委员薛克明、高飞、霍云林。县革命委员会选举产生后，任命霍云林为财政委员会主任，王德华为粮食委员会主任，李选益为代表委员会主任，薛克明为保卫委员会主任。吴堡县革命委员会下辖三个区。1935年1月20日，吴堡县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李常家山举行，出席会议的56名代表在9名候选人中选出7名吴堡县苏维埃政府组成人员，丁茂义为主席，李保邦、冯治国、秦茂芳为副主席。
绥德县革命委员会于1935年1月在南区花石畔村成立，主席王学善，副主席郝明芳（女）、马生元。绥德县革命委员会下辖六个区。
同年1月，赤光县革命委员在张家屯村成立。曹增荣（刘炳仁）任主席，孔儒臣（刘步岳）任副主席。赤光县革命委员会下辖五个区。同年2月，赤光县改名为延川县。6月，延川县革命委员会改为延川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曹增荣，副主席孔儒臣。县苏维埃政府内设土地部、国民经济部、工农检查部、军事部、粮食部、内务部、教育部、裁判部、劳动部、政治保卫部十个工作机构，下辖东区、南区、西区、北区、中区五个区苏维埃政府。
1935年2月初，延水县革命委员会在刘家畔村成立。惠志明任延水县革命委员会主席，惠思贤、王文随任副主席。同年6月，延水县革命委员会改为延水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惠志明，副主席王文随。延水县苏维埃政府内设土地部、国民经济部、教育部、内务部、粮食部、裁判部、军事部和政治保卫部，下辖东区、南区、北区、西区、中区五个区苏维埃政府。
秀延县苏维埃政府于1935年2月初在赤源县玉家湾区柳树沟村成立。秀延县位于今子长县东北部地区，下辖杨家园则区、北区、西区。薛兰斌任主席，康润民、强晓初任副主席。
陕北革命根据地县级工农民主政权的相继建立，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和积极拥护，也为陕北根据地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三）陕北省苏维埃政府成立
随着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日益巩固和发展，以及各级工农民主政权的相继建立，建立根据地统一政权的条件日益成熟。1935年1月25日，中共陕北特委在赤源县白庙岔村主持召开了陕北苏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到会代表150多名，会期三天。大会通过了《陕北省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法》《组织法》《土地法》《婚姻法》等法令。会议选举产生了陕北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马明方，副主席崔田民、霍维德。曹志明任秘书长兼国民经济部长，辛兰亭任土地部长，粮食部长高旭光，劳动部长祈明珍，裁判部长薛兰斌，财政部长艾楚南，教育部长陈蓬飞，保卫局长刘子义，贸易局负责人白树标，巡视员强晓初、白栋材。
陕北省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先后下辖赤源、秀延、神木、佳县、吴堡、绥德、清涧、赤光、延水、延长、延安、米（脂）西、靖边（东靖边）、瓦窑堡等县（市）苏维埃政府或革命委员会。陕北省苏维埃政府机关先后驻白庙岔、永坪镇和瓦窑堡。
陕北省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标志着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在中共陕北特委的领导下，陕北革命根据地开展了消灭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分配工作。
陕北根据地的土地分配起步于清涧县。1934年春，清涧县的部分区、乡开始了没收地主土地的工作。由于不掌握分配土地政策，加之正值春耕，有的区、乡便以村为单位，依靠贫农会集体耕种。在白家川等少数村庄甚至出现了集体吃饭的现象，影响了群众的利益和积极性。当时担任中共清涧县委秘书长的李景林回忆说：“1934年春，为了应付敌人小股的便衣队，赤卫队以排为单位上山集体种地。夏收以后，又集体收藏，但因没有进行分配，群众吃不到粮食，因此有些村子也就办起集体食堂来了。有些村子集体收藏的粮食被敌人抢走，弄得整个村子没有吃的。从而，在群众中一度产生了混乱，群众很有意见。”[58]
1934年5月，中共陕北特委在《开展游击运动与创造陕北新红军与苏区的决议》中明确提出：“革命委员会建立以后，应该○○[59]县或○○[60]几县为根据地，立即没收地主的土地，依照劳动与人口的混合原则，分配给雇农、贫农和中农。红军战士有分得土地的优先权。城市工人的家〔属〕同样有分得土地的权利。地主不能在任何名义之下分得土地。”[61]同年8月，中共陕北特委在清涧寺墕里会议上进一步提出了建立革命委员会和分配土地的问题。中共陕北特委9月11日发布的《关于冲破“围剿”决议案》指出：“西北劳苦群众开展了空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已由分粮、吃大户斗争进行到分配土地的斗争，抗捐抗税的斗争进行到推翻豪绅地主国民党的统治，建立工农政权的斗争。”[62]要求“土地委员会立即根据中央颁布的土地法分配土地，没收豪绅地主的土地，分配给贫农雇农。地主不能在任何名义之下分得土地”[63]。
此后，中共陕北特委委员马明方、郭洪涛等分别在赤源县玉家湾和清涧县的圪垌坬村领导了土地分配的试点工作，并取得了经验。
清涧县的试点工作由郭洪涛领导，中共清涧县委和县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刘立春、唐洪澄、白世杰等参加。试点原拟在袁家沟村进行。但因袁家沟村的群众大都离开了本村，加之工作组内部对有关分配土地的政策有分歧，袁家沟的试点工作未能进行，试点工作遂改在袁家沟附近的圪垌坬进行。圪垌坬村共有31户，120多人，耕地面积2058亩，大部分土地被白林碧占有。工作组在几经反复后，划定了该村村民的阶级成分：富农1户，中农10户，贫农17户，雇农3户。在此基础上，工作组组织群众进行了土地分配。
通过赤源县玉家湾村和清涧县圪垌坬村的试点工作，中共陕北特委总结出了土地分配的政策和基本原则：没收豪绅、地主和富农的土地；中农土地不动；红军家属、贫农、雇农分好地；参加革命的富农子弟和拥护红色政权的富农可以一样分地，其他富农分坏地；参加革命的地主子女和拥护红色政权的地主一样分地，其他地主不分地；考虑到一些单身男子以后将娶妻成家，分给双份地。随后，中共陕北特委分别举办了分配土地训练班，培训骨干，以推动整个陕北根据地土地分配工作的开展。如中共清涧县委、县革命委员会在榆山上村举办的训练班，每期20天，培训区、乡搞土地分配工作的干部10至30人，共举办两期。随着培训工作的进行，清涧县以区、乡为单位，先大村，后小村，逐步推开，完成了清涧县苏区的土地分配工作。1935年1月，中共绥德县委和县革命委员会在山榆坬村举办了为时一个月的土地分配学习班，重点培训区、乡干部划定阶级成分和分配土地的原则及方法。学习班结束以后，绥德县苏区普遍开展了土地分配运动，具体步骤是先定成分，后分土地。
1934年11月14日，中共陕北特委在给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的报告中写道：“最近陕北苏维埃区域的日益扩大，各县都进行着分配土地的工作，计划明年春耕时将土地分配停当。”[64]
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土地分配工作从1934年秋开始，到1935年春季基本完成。在当时的形势下，土地分配工作虽然提出了“地主不分地”“富农分坏地”的“左”的口号，但在实际执行中，除逃亡、反动的地主豪绅不分和少分土地外，其余多数地主、富农，也大多按照人口数量分配了土地。土地分配受到了广大贫苦群众的普遍欢迎，调动了人民群众直接投身革命斗争的积极性。
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经济，是一种特殊状态的战时经济。由于陕北地域偏僻闭塞，交通不便，造成了经济的严重落后。尤其是国民党地方当局和驻军、地方反动民团的长期骚扰和频繁进剿，更造成了根据地各级工农民主政权和红军、游击队的供给困难。根据地的财政来源，主要是依靠没收土豪劣绅和反动地主的粮食、财物，另外还有一部分是开明绅士、地主、富商捐献。由于自然灾害频繁，各地还组织了“互济会”，筹集一些自用经费，或给红军、游击队补充军需，或用于救济受灾群众和红军家属。
在实行土地分配后，根据地内大多数村庄都留有红军公田，由贫农会组织耕种、收获。所收的粮食一部分用于优抚红军烈属，一部分供给过往的红军、游击队食用。为了解决根据地内布匹、火柴、食盐等生活日用品严重短缺的局面，各级工农民主政权除组织群众“赶牲灵”，搞长途贩运外，还支持一些开明地主和商贩到周边的山西、绥远、宁夏等地进行商贸活动，以采购根据地极为紧缺的日用品和药品等。
在极为艰苦的环境中，根据地人民竭尽所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根据地经济建设的发展。
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文化教育工作，为根据地的发展和动员广大群众投身土地革命斗争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各级工农民主政权建立之前，各级中共组织和共青团组织，深入广大农村，普遍利用兴办小学、冬书房和农民夜校等形式，进行土地革命斗争的宣传工作，使一大批青壮年农民走上了革命道路。随着各级工农民主政权的相继建立，各地的列宁小学和识字班也纷纷建立，使投身革命的工农干部在短时期内脱盲，掌握了初步的文化知识。各地的赤少队和儿童团也积极组织少年儿童学习文化知识，教唱革命歌曲，为根据地文化教育工作的开展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为了进一步推动陕北根据地的文化教育建设，中共陕北特委在1934年10月15日给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的报告中特别提出：“派来文化工作同志数人，西北文化特别落后，要发展西北普罗[65]文化，要求你们多给我们介绍文化人材。”[66]随着陕北省苏维埃政府的成立，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文化建设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在中共陕北特委和陕北省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陕北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为根据地的不断发展和巩固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神府苏区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今神木县和府谷县大部、佳县和榆林市榆阳区接合部的农村。神府苏区孤悬于陕西北部，由于敌人的分割，没有与陕北革命根据地连接起来。由于神府苏区从侧背方向直接威胁着陕北军阀井岳秀的统治中心榆林和山西军阀阎锡山的晋西北河防地带，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因而成为陕北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战略支点。到1935年初，神府苏区已拥有4000多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区，根据地人口总数达14万人。
神府苏区的创建历程，充满了艰辛与坎坷，也充满了辉煌与悲壮。
早在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就开始在神府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并建立共产党和共青团基层组织。1926年8月，中共府谷第一高级小学特别支部成立。这是神府地区最早成立的中共基层组织。1927年3月，中共神木第一高级小学支部委员会在神木成立，王季明任书记。
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员王兆卿、赵通儒于1927年9月分别在神木南乡的贾家沟和高家堡建立了党支部，贾怀光、刘文蔚分别担任这两个支部的书记。在此前后，神木县的沙峁村和永兴村也成立了中共小组。同年12月，中共绥德县委指派李维勤来到府谷，与柴培桂、严念祖、李来宾、苏建勋等在南门第一高级小学建立了中共府谷县委和共青团府谷县委。中共府谷县委书记严念祖，副书记柴培桂，组织部长郭天锡，宣传部长刘子安。中共府谷县委下辖一、二、三、四、五区区委。共青团府谷县委书记由柴培桂兼任。
1928年3月，中共神木城关区委成立，杨林（杨和春）任书记。
同年4月中共陕北特委成立后，中共府谷县委和中共神木城关区委隶属中共陕北特委领导。7月，中共府谷县委发动农民提出“不减租税，不再种地”的口号，开展“交农”运动，进行抗租抗税斗争，并取得胜利。
中共神木城关区委成立后，由于国民党神木县党部和神木县地方当局的搜捕和镇压，区委主要成员及部分党员被迫先后离开神木，城关区委的工作基本陷于停顿状态。神木南乡的中共组织由于以学校为阵地，知识分子党员深入农民群众中秘密串联，个别发动，加之地处偏僻，地方当局统治力量薄弱，因而党的组织发展较快，各种形式的革命斗争日益活跃。
1928年9月28日，从榆林职业中学毕业返回神木南乡的共产党员乔钟灵，经中共神木城关区委介绍，参加了南乡贾家沟党支部的会议。会议对贾家沟党支部组织成员进行了调整，贾怀光仍任书记，组织委员贾令德，宣传委员乔钟灵，委员刘北垣。会议决定支部成员利用教书和当雇工的机会，秘密进行革命宣传和组织发展。随后，贾家沟党支部先后在刘家坡、贺家川、王家坬等十多个村庄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了党的组织。到1929年底，神木南乡已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200多人。
1929年夏季，中共陕北特委指派特委候补委员白明善到府谷工作。白明善和中共府谷县委书记严念祖组织学校师生发起了反对征收捐税的斗争。国民党地方当局下令逮捕白明善、严念祖。在这次搜捕中，白明善脱险前往榆林，严念祖被捕。1930年2月，中共陕北特委派景仰山接任府谷县委书记。府谷县委在巩固、发展农村党组织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也取得了显著成效。同年12月，景仰山被捕（后叛变），中共府谷县委工作陷于瘫痪状态。
1931年1月，中共陕北特委派鲁学曾到达府谷，恢复了中共府谷县委和共青团府谷县委。鲁学曾任中共府谷县委书记，组织部长赵希贤，宣传部长柴培桂。吴乃先任共青团府谷县委书记。同年8月，由于府谷中共组织内部出现叛徒，中共府谷县委再次遭到破坏，府谷的中共组织也再次瘫痪。
1932年10月，中共陕北特委巡视员和府谷县委委员韩峰等对府谷县各级组织进行了整顿。10月下旬，中共府谷县委和下属的七个区委相继恢复。赵希贤任府谷县委书记，组织部长王巨武，宣传部长杨岐山。全县共有140多名党员。
与府谷县中共组织屡遭破坏的情况相类似，神木县中共组织的发展也历尽坎坷。1930年夏，中共神林南乡区委在沙峁第三高级小学正式成立，书记贾怀智。1932年2月，中共陕北特委派往神府的交通员被捕，泄露了中共神木南乡区委书记贾怀智的身份。贾怀智及部分区委成员被迫出走，党的工作一度停滞。同年7月，贾怀光、乔钟灵等在贾家沟恢复了中共神木县南乡区委，书记贾怀光。
1933年2月，中共陕北特委委员张达志来神木整顿党的组织，指导帮助开展武装斗争。张达志先后整顿了贾家沟、贺家川、采林等十多个村庄的党组织。此后，中共陕北特委又陆续指派毕维舟、崔田民、王兆卿、马万里、张毅忱等前来神木，帮助指导当地党组织开展工作。到当年年底，神木南乡已建立党支部20多个，发展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分别达到200多名。
陕北代表团1932年12月13日给中共陕西省委写出第二号报告，其中关于府谷、神木的党组织状况分别是：“府谷县委：有区委3（木瓜、青椿峁[67]、孤山），特支2（青洋墕、县川），共支部13，同志140人，成份农民占110。”“神木（南乡）区委：负责3人，均贫农。支部10，同志125，（其中）农民90，雇工约20，其余知识分子。”[68]
在极其艰难困苦的环境下，中共陕北特委领导神木、府谷地区的基层组织，不断发展壮大，为神府地区革命武装斗争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共神府地区组织建立以后，即开始进行武装斗争的准备和尝试。
1931年9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四军余部西渡黄河，进入府谷县境内，在井岳秀部和傅作义部的联合进攻下，遭到失败。
红二十四军进入陕北后，中共山西特委指派梁子修、刘清明前来神府地区，与红二十四军进行联络。梁子修和刘清明不幸被捕。获释后，他们与中共神木县南乡区委取得联系。在梁子修和刘清明的提议下，中共神木县南乡区委组织了一支由十余人组成的临时特务队，但组建不久即失败。
1932年7月，贾怀光、乔钟灵等在贾家沟村主持恢复南乡区委的会议上，要求所属各支部筹集枪支，物色武装斗争人员，准备建立革命武装。同年秋，根据中共陕北特委领导人马明方的建议，中共神木县南乡区委派出王兆相、温治恭、杨文谟等前往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参加红军陕甘游击队，学习军事斗争经验，以便在神府地区组建革命武装，开展武装斗争。
从1932年冬到1933年秋，中共神木县南乡区委领导各党支部，先后武装袭击了一些收款委员，打击了土豪劣绅。由于经验不足，这些斗争大都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1933年7月，温治恭从红二十六军返回神木。中共神木县南乡区委随后成立了以温治恭和马万里为首的临时特务队。随后，临时特务队前往杨家沟打击土豪杨继杰，获得大烟土数百两和十个银元宝。中共神木县南乡区委遂派人前往山西太原，用这批钱财购买枪支，但枪未买到，购枪的特务队员温三小、王维章被敌人逮捕，壮烈牺牲。
中共神木县南乡区委仍然想方设法，采取了发动党员捐款买枪、派人去国民党军队当兵往出带枪等办法，得到了一支长枪和三支短枪。这四支枪成为神木地区创建正式红军的重要基础。
同年9月间，曾担任红二十六军第二团特务队队长的王兆相回到神木南乡。王兆相在《战斗在窟野河两岸——神府革命根据地的武装斗争》一文中写道：“1933年8月，我和高照（佳县人）、牛岗（米脂人）共同要求回陕北工作。习仲勋和张秀山批准了我们的要求，并写信把我们介绍给陕北特委。我们三人经甘肃庆阳进入三边，回到神木南区。在温家川小学见到区委负责人乔钟灵，他看了介绍信后，向我介绍了当时党的活动情况，并告诉我：‘特委委员马文瑞在咱这儿，过几天他会来找你谈的。’”[69]到神府地区传达高起家坬扩大会议精神的马文瑞和神木南乡区委负责人对创建红军游击队进行了精心的安排和部署。
1933年10月18日，在中共神木县南乡区委书记贾怀光的主持下，神木特务队在温家川山上的尚家岜正式成立。特务队队长李成兰，政委王兆相，队员贾兰枝、李成荣、高加德、乔六十和刘增杰，共七人，四支枪。
神木特务队成立后，在贾家沟镇压了多次向国民党地方当局告密并带领敌人搜捕共产党员的贾凤隆和贾正官。同时，神木特务队正式贴出红军游击队的布告，公开宣告了红军游击队在神府地区的诞生。
同年11月7日，根据中共陕北特委的指示，以神木特务队为基础组建的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三支队在松树峰村成立，队长王兆相，政委马万里，队员20多人，有七八支枪。红三支队成立后，在佳县的沙坡西沟[70]和神木的尚家峁、红教寺、呼家庄等地，相继捕杀了六名罪大恶极、催逼税款的官府爪牙。消息传开后，神木、府谷、佳县一带的群众欢欣鼓舞，拍手称快。当地的一些地主、豪绅纷纷逃往县城和集镇，催逼税款的官府爪牙几乎绝迹。
红三支队的活动，引起了神木县地方当局和井岳秀部第八十六师驻军的极大恐慌。1933年至1934年春，神木县县长李少儒和第八十六师五一四团团长罗德新率部进驻神木南乡贾家阳崖村，并联合第八十六师驻府谷、佳县部队和地方民团，联合“清剿”红三支队。红三支队在当地群众的掩护下，灵活机动，活跃在神木南乡，使“清剿”的国民党军四面出击却一无所获。
1934年1月，中共陕北特委决定调马万里、王兆相去陕北特委工作，高朗亭任红三支队代理支队长，张毅忱（刘晓春）任政委。此后，马万里返回陕北特委，王兆相则留在神木工作。
同年3月16日，根据中共陕北特委指示，在陕北特委委员高长久的主持下，中共神木县委在崔白家沟成立，贾怀光任书记，组织部长贾令德，宣传部长乔钟灵，下辖东区和西区（以窟野河为界）两个区委。不久，发展为沙峁、马镇、贺家川、太和寨四个区委。
同年4月，中共陕北特委指派张晨钟（张承忠）担任神木县委书记。贾怀光调任红三支队政委，王兆相重新担任红三支队支队长。高朗亭、张毅忱调回陕北特委工作。
同年6月，中共陕北特委指派王达成为特派员，指导神府地区的工作。
在此期间，红三支队于6月9日在九坬村袭击了贾怀德民团，毙敌一人，缴枪五支和一些子弹。随后，红三支队又于6月30日袭击了太和寨村的王进成民团，俘敌20多人，缴枪20多支。九坬村和太和寨两次战斗的胜利，使红三支队威名大震。8月8日，红三支队在上千名赤卫队员的协助下，在菜园沟同国民党军第八十六师盘塘驻军鲁仰尼连的两个排展开激战。战斗中，担任该连二排长的地下党员刘鸿飞（刘镇西）率部起义。该连一排长张崇俊等20余人投城。刘鸿飞率部起义后，被任命为红三支队参谋长。
在神木的武装斗争迅速发展的同时，府谷的武装斗争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934年6月，中共神木县委派遣贺伟等四人带了四支枪，与中共府谷县委委员韩峰一起，在府谷开展游击战争。随后，由韩峰、赵展山等人组成的游击队在府谷县清水乡青春峁煤窑成立，韩峰任队长。游击队成立后，多次主动出击，先后在白草墕路上截击国民党提款委员，在屹针塌诛杀恶霸，在青春峁除税官，在三清水村打土豪地主，这些行动在府谷产生了很大影响，游击队也迅速发展壮大。此后，韩峰率领的游击队在素乌包的老爷庙附近与井岳秀部的一个加强连相遇。韩峰在《转战在府谷地区的红七支队》一文中写道：“敌人发现我们后紧追不舍，我们很快占领了地势较高的素乌包老爷庙，打退了敌人的三次冲锋。到黄昏，敌人停止了进攻，我们趁机撤退。撤退中，又拉了敌人的三匹马，收了敌尸的几支枪。”[71]
1934年9月上旬，由韩峰率领的这支游击队在府谷县木瓜村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七支队，韩峰任支队长兼政委。红七支队共有20名队员，20余支枪。
随着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三支队和第七支队的相继组建，神府地区的武装斗争蓬勃发展，神府地区的红色区域不断扩大。到1934年秋，神府地区已形成南到秃尾河下游，东北则延伸至府谷县城附近和孤山以南一带，西北逼近高家堡周围和神木城南一带，长100多公里，宽约50多公里的革命根据地。在根据地内普遍建立了基层党、团组织和革命政权，有党支部52个，党员700多人。
与此同时，红三支队已发展到200多人，有100多支枪；红七支队有20多人，20多支枪。此外，在佳芦河西南地区成立了由王子杰任队长的红二十一支队；在花石崖、万镇一带成立了由高振延任队长的六支队；高家堡附近成立了十一支队[72]，队长高永明。各区还相继成立了特务队。
在神府地区革命武装力量日益强大、神府苏区不断扩大的形势下，中共陕北特委决定成立神木县革命委员会，并将红三支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独立师第三团。
1934年9月18日，红三支队在神木县王家庄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独立师第三团，团长王兆相，政委杨文谟，参谋长刘鸿飞。全团下辖3个连，共200余人。
同一天，神木县革命委员会也在王家庄宣布成立，主席呼子威，副主席王恩惠。
在神木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后，神木县一区、二区、三区、四区陆续召开了苏维埃代表会议，分别建立这四个区的苏维埃政府。11月7日，神木县苏维埃代表大会在呼家庄召开。会议选举产生了神木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呼子威，副主席王恩惠，土地委员呼子长（后叛变），教育委员阎好仁（后叛变），财政委员杨维元，粮食委员王道三，军械委员乔殿栋。
神木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后，该县的五区、六区苏维埃政府也相继建立。神木县六个区所属的乡、村基层政权得到巩固和发展。
与此同时，神木县赤卫队总指挥部正式成立，张世轩（张廷杰）任总指挥。神木县六个区也分别成立了赤卫队指挥部，下设大队、中队和小队。
神府苏区党、政、军机构的逐步建立和健全，标志着神府苏区的斗争进入了全面发展的历史时期。
神府地区红军游击队的不断发展和红色区域的日益扩大，引起了陕北军阀井岳秀和国民党地方当局的极大恐慌与不安。从1934年9月至11月，井岳秀调动所属第八十六师二五八旅对神府苏区发动了第一次军事“围剿”。第二五八旅旅长刘润民以两个团的兵力，部署在神府苏区的边缘石窑上、瓦罗、沙峁镇、新寨子、万户峪等地进行“围剿”，而以高锡庚、杨相枝两个营的兵力，进入苏区腹地进行“追剿”。
中共神木县委和刚刚成立的神木县革命委员会一面号召苏区广大群众实行坚壁清野，一面调动红三团甩开敌人，北上府谷境内，实行外线作战。
10月初，红三团突破国民党军两个营的包围圈，直插府谷北区，与红七支队会合。这时，红七支队已开辟了南到府谷孤山，北至麻镇、庙沟门，西到新民镇，东临府谷县城的一块苏区。红三团与红七支队会合后，决定直捣府谷北区的重要集镇哈拉寨，以解决部队越冬的军需问题。哈拉寨地处内蒙古与陕西交界处，商业发达，店铺很多，有数百户人家。红三团和红七支队进攻哈拉寨的战斗获得完全胜利。王兆相回忆说：“在哈拉寨，我们消灭了一个反动民团，捣毁了区公所，镇压了一个国民党区长[73]，还把几户大地主、大豪绅的粮食、衣物等浮财分给贫苦群众，同时给红三团筹集了一批过冬衣物和白洋。”[74]
红三团和红七支队联合进攻打开哈拉寨后，刘润民急忙调动高锡庚营和杨相枝营北上府谷北区，企图堵击红军。红三团团长王兆相和政委杨文谟等当机决定，留下红七支队在当地坚持斗争，红三团则南返神木。红三团迂回穿插，巧妙地在两个营之间插回神木南区，直奔佳县北部地区。
11月下旬，红三团接到万户峪地下党组织送来的密信，说打入驻万户峪国民党军张孝先连担任文书的地下党员张德超，联络了十几个人准备起义，要红三团前去接应。在红三团的策应下，张德超带着吴子明、薛荣祥、姜安雄、高育才等13人发动起义，脱离了张孝先连，加入红三团。红三团随后在陈家坪为张德超等起义战士举行了欢迎大会。
张德超等宣布起义，引起国民党军的极大震撼。加之参加“围剿”苏区的国民党军士气低落，被红三团拖得筋疲力尽，军心不稳，遂不得不在11月底结束了“围剿”。
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红三团和红七支队密切配合，主动出击，攻开了哈拉寨。在中共神木县委的领导下，红三团利用熟悉地形，又有苏区广大群众大力支持的有利条件，同“围剿”之敌巧妙周旋，并不断给国民党军和地方民团、土豪劣绅以严厉打击，最终取得了神府苏区第一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
随着神府苏区第一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神木县苏维埃政府于1934年11月7日正式成立。到1935年初，神府苏区已扩展到府谷县城以北、大岔黄甫以南，南面延伸到佳县通镇以北，西面发展到今榆林市榆阳区的建安堡以东，东面隔黄河与山西兴县的3个中共秘密区委连接的4000多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区，苏区的人口总数达到14万人。其中神木县的13个区，有6个区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其余7个区为游击区，并建立有中共秘密区委。府谷县在七个区建立了中共区委和苏维埃政权。中共神木县委还在黄河东岸的山西兴县西部地区组建了三个秘密区委。关于这三个秘密区委的组建，王道三在《神府在山西兴县建立的区委》一文中回忆说：“1935年上半年，神府党组织派了部分党员在山西兴县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起三个秘密区委。这三个秘密区委分别以赵家坪、紫金山、康宁镇为活动中心。赵家坪区委的负责人是贺开山和贺七十；康宁镇区委的负责人是贺万胜；紫金山区委的负责人记不清是谁。三个区委都是以秘密的方式开展工作，没有建立起政权机构。”[75]
到1935年春，神府苏区共有共产党员2000多名，共青团员1000多名。在战斗中不断壮大的红三团已发展到300多人，200多支枪。红七支队、红十一支队和新组建的三支队也发展到100多人。
在中共陕北特委和神府地区党组织的领导下，神府苏区军民顽强不息，始终坚持开展武装斗争，使神府苏区不断巩固和发展。
在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发动的第一次军事“围剿”之后，神府苏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分配运动。
为了保证土地分配运动的开展，中共神木县委和神木县苏维埃政府先后举办了土地分配人员培训班，学习土地法令和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有关政策规定。参加领导了神府苏区创建工作的乔钟灵在《回忆神府革命根据地》一文中写道：“当时，陕北特委的文件指示，分配土地的方针政策是：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打击富农，消灭地主。即没收地主和富农的一切土地和财产，分给贫、雇农；中农的土地基本上不动，土地不足的，分给他们不足的部分；富农只分给他们远地和坏地；地主连远地坏地也不予分配。后来党组织反复研究，认为不给地主分配土地是不恰当的，但只给地主分配了远地和坏地。”[76]
神府苏区的土地分配按照先划定阶级成分后分配土地的步骤，从中心苏区开始逐步向边缘地区推开，主要以乡或村为单位，依照人口和劳动力的数量进行分配。在土地分配运动中，受当时“左”倾错误的影响，存在着划分阶级成分时偏高偏严的倾向，甚至提出了诸如“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肉体上消灭地主，经济上消灭富农”，要求一些中农“献出多余土地”等“左”的口号，在一定程度上导致部分乡村的土地分配走了弯路。但是随着土地分配运动的深入，在实际执行过程中，除逃亡地主不给分配土地外，给一般地主和被镇压的地主家属还是分配了一些次地或坏地。富农除留下按人口平均数量的土地外，多余部分的土地予以重新分配。中农的土地则基本上没有分配。在土地分配中，对红军游击队战士和家属给予优待，一般分配给好地、近地和水地。当时还特别规定，土地分配后不准雇工。
神府苏区进行土地分配的区域，主要在神木县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区，府谷县南面的三个区。其他区只有个别乡和自然村进行了土地分配。在根据地的边缘地带，群众对分配土地要求强烈的也进行了土地分配，群众有顾虑的则只分配了地主的衣物、粮食等浮财。
在土地分配过程中，各级党组织和红色政权紧紧依靠各村的贫农会（团），由贫农会（团）具体实施阶级成分的评定、地主富农土地财产的清查、土地的丈量、土地等级的评定以及分配到户等实际工作。
到1935年春耕前，神府苏区的土地分配工作基本结束。土地分配运动的开展，满足了广大贫苦农民“耕者有其田”的基本要求，调动了贫苦农民保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的积极性。
在开展土地分配运动的同时，神府苏区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神府苏区形成后，陕北军阀井岳秀不仅在军事上多次“清剿”，在经济上也予以严密封锁，使本身十分落后的苏区经济更趋紧缺。
为了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中共神木县委和神木县苏维埃政府除没收地主豪绅的粮食财物，动员开明士绅捐献粮款外，还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下，发动群众努力生产，多打粮食。各级红色政权通过各种关系去山西兴县罗峪口和神木县城、府谷县哈拉寨购买货物，以弥补军需民用，并鼓励小商贩摆摊设铺，走村串乡，进行贩卖。这些措施的实行，在很大程度上便利了苏区人民的日常所需。为了巩固红色政权和红军游击队，各级苏维埃政府还组织贫农会（团）、赤卫军，为缺乏劳动力的红军游击队家属和干部家属实行义务代耕制度，解除了红军战士、游击队员和干部的后顾之忧。对农村中的鳏寡孤独者，则在分配地主豪绅的财产时予以适当照顾。
尽管神府苏区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困难。刘长亮、许发善、王道三、焦宝山在《神木党组织走过的历史道路》一文中回忆说：“由于红军游击队和党政群各级机关干部越来越多，各项开支就越来越大，供给也越来越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确定供给原则是：先军队后地方。鞋、袜、棉单衣等，凡破烂不能穿的，补发新的或发一块布补补窟窿。少数县区级地方干部过冬还能发一件短腰羊皮袄。军队的衣服来源，主要靠打胜仗的缴获或打土豪获得的财物。部队是有什么穿什么，长短不一，颜色各样，行起军来好象是秧歌队。当时，没有造被服的工厂，主要是靠妇联会把布匹分配给各缝洗队，做成衣服鞋袜。”[77]
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神府苏区在经济建设中也走过弯路。刘长亮等回忆说：神府苏区的经济工作“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是违反工商业政策，对地富的工商业不加区别地一律没收分配；对商业者，也给予了错误打击，使白区群众不敢进苏区串亲戚，做生意。1934年冬季，突然传说，在苏区流动的小商贩是阎锡山的侦探，特派员不作调查分析，一句话就叫格杀勿论。于是很多人被杀，货物全被没收，造成苏区商业停滞，给人民生活造成很大困难。”[78]
神府苏区的经济建设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在不断排除各种错误倾向干扰的情况下，探索前进，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苏区军民的需要，为苏区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相对于经济建设而言，神府苏区的教育文化建设则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神木县苏维埃政府成立以后，颁布了实行婚姻自由，提倡男女平等、妇女剪发放足，禁止赌博、吸食鸦片、嫖娼及参加封建迷信活动等一系列政策法令，在清除陈规陋习、树立社会新风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神府苏区还广泛开办了各种形式的小学、冬学、夜校和识字班，大村一村一校，小村两三村开办一所学校。仅神木县三区即开办了35所夜校。刘长健在1985年10月所写的《神府的革命教育事业》一文中回忆说：“神府苏区的党和政府采取各种形式的勤俭办学方针，克服种种困难，在苏区内的大部分村庄里办起了列宁小学、冬学、夜校、识字班等各种学校。吸收劳苦群众的子女上列宁小学和冬学，中青年男女进夜校或识字班。办学中碰到师资不足就聘请一些老秀才（如李含恩等）作教师。纸张缺乏，就通过各种渠道，从神木城附近的单家滩等纸厂购买。课本没有就自己动手去编。当时苏维埃政府编了两本书，内容大致是‘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消灭封建剥削’等唤醒群众起来革命的语言文字。除了这两本书外，学校还选择使用《百家姓》、《紧要》、《千字文》等一些旧课本的内容。教育经费的来源，以群众捐献为主，教师的吃粮由群众凑集。”[79]
为了加强对教育工作的管理和督导，神木县苏维埃政府还派出视学员，前往各区乡村检查指导，督促教育工作的发展。
神府苏区的文化工作也十分活跃，各级政府和赤卫队、妇女会、少先队、儿童团等群众组织，结合革命形势，采用旧曲填新词的方式，编写了一些革命民歌，进行宣传鼓动。在重要村镇，则广泛书写标语，散发传单，宣传党和苏维埃政府的方针政策。革命文化工作的普遍开展，不仅活跃了根据地军民的文化生活，也坚定了他们团结对敌的信心和勇气。
[1] 苏维埃县治，辖区在今延川县东部。
[2] 苏维埃县治，辖区在今子长县东北部和米脂县西部。
[3] 苏维埃县治，辖区在今延川县西部。
[4] 又称共青团绥德特别支部。
[5] 今属子洲县。
[6] 今属榆林市榆阳区。
[7] 今属子洲县。
[8] 指抗租、抗税、抗捐、抗粮、抗债。
[9] 今属子洲县。
[10] 1929年7月，中共陕西临时省委在渭南辛市召开第三次全体会议，调整了省委领导成员，刘志丹任省委候补常委。
[11]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榆林地委党史研究室编：《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第43页。
[12]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榆林地委党史研究室编：《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第43页。
[13] 指抗粮、抗捐、抗税。
[14] 指要土地、要饭吃、要自由。
[15]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榆林地委党史研究室编：《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第52页。
[16]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榆林地委党史研究室编：《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第53页。
[17]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榆林地委党史研究室编：《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第54页。
[18] 后张仰成因病未到职。
[19]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榆林地委党史研究室编：《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第588页。
[20]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榆林地委党史研究室编：《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第48页。
[21]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榆林地委党史研究室编：《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第60页。
[22]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榆林地委党史研究室编：《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第69页。
[23]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榆林地委党史研究室编：《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第70页。
[24]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榆林地委党史研究室编：《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第75页。
[25] 指井岳秀。
[26]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榆林地委党史研究室编：《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第78页。
[27]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榆林地委党史研究室编：《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第94页。
[28]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榆林地委党史研究室编：《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第326页。
[29]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榆林地委党史研究室编：《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第470—471页。
[30]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榆林地委党史研究室编：《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第471页。
[31] 今属子洲县。
[32]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榆林地委党史研究室编：《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第112页。
[33]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榆林地委党史研究室编：《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第112页。
[34]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榆林地委党史研究室编：《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第476页。
[35] 今为子长县安定镇。
[36] 同年8月，马文瑞接任共青团陕北特委书记。
[37] 当时属米脂县，今属榆林市榆阳区。
[38] 今属子洲县。
[39] 指高起家坬扩大会议。
[40]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榆林地委党史研究室编：《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第169页。
[41]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榆林地委党史研究室编：《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第174页。
[42] 红二支队成立之后，王聚德、白雪山先后接任支队长，崔正冉、王浩、张毅忱、马万里先后接任政委。
[43]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榆林地委党史研究室编：《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第171页。
[44]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榆林地委党史研究室编：《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第549页。
[45]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榆林地委党史研究室编：《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第575页。
[46]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榆林地委党史研究室编：《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第492—493页。
[47]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榆林地委党史研究室编：《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第576页。
[48]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榆林地委党史研究室编：《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第276页。
[49] 指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
[50]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榆林地委党史研究室编：《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第205页。
[51]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榆林地委党史研究室编：《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第208页。
[52]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榆林地委党史研究室编：《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第209页。
[53]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榆林地委党史研究室编：《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第218页。
[54]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榆林地委党史研究室编：《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第221页。
[55]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榆林地委党史研究室编：《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第242页。
[56] 今属子长县。
[57]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榆林地委党史研究室编：《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第172页。
[58]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榆林地委党史研究室编：《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第440页。
[59] 指安定县。
[60] 指绥清、佳吴、神府等。
[61]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榆林地委党史研究室编：《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第172页。
[62]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榆林地委党史研究室编：《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第203页。
[63]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榆林地委党史研究室编：《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第204页。
[64]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榆林地委党史研究室编：《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第232页。
[65] 普罗是普罗列塔利亚简称，无产阶级的音译。
[66]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榆林地委党史研究室编：《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第222页。
[67] 即青春峁。
[68]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榆林地委党史研究室编：《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第108页。
[69]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榆林地委党史办公室、中共神木县委党史办公室编：《神府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第1版，第144页。
[70] 今属神木县。
[71]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榆林地委党史办公室、中共神木县委党史办公室编：《神府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第1版，第339—340页。
[72] 十一支队由1934年春建立的红五支队改编而成。
[73] 应为联保主任赵智。
[74]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榆林地委党史办公室、中共神木县委党史办公室编：《神府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第1版，第158页。
[75]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榆林地委党史办公室、中共神木县委党史办公室编：《神府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第1版，第335页。
[76]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榆林地委党史办公室、中共神木县委党史办公室编：《神府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第1版，第102—103页。
[77]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榆林地委党史办公室、中共神木县委党史办公室编：《神府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第1版，第246页。
[78]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榆林地委党史办公室、中共神木县委党史办公室编：《神府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第1版，第246—247页。
[79]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榆林地委党史办公室、中共神木县委党史办公室编：《神府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第1版，第3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