渭北革命根据地是中共陕西组织领导创建的第一块革命根据地，它位于关中地区渭河以北的三原、富平、耀县、泾阳和淳化五县交界处，现分别属于咸阳市、铜川市和渭南市。渭北革命根据地以三原县的武字区、心字区为中心区域，东至富平县的老户沟、淡村、都村、高李、康家洞、宋家河、石桥、觅子等地；西南接泾阳县的安吴、老庄、口镇等地；西邻淳化县的夕阳、固贤、方里、石桥等地；北至耀县的华里坊、楼村（坡头）、东牛、让牛村、小丘等地；南到三原县的白鹿原、天齐原南畔。东西长30公里，南北宽25公里，总面积约750平方公里，有4万多人口。
民国初期的渭北地区，曾经是陕西民党武装讨袁（世凯）逐陆（建章）[2]的重要基地。孙中山领导发动的护法运动兴起后，渭北地区又成为陕西靖国军总部的所在地和主要辖区。当地民众为护法倒陈（树藩）[3]运动的胜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924年12月，时任陕北国民军前敌总指挥的杨虎城率部抵达耀县。驻防耀县期间，杨虎城以随部队南下的安边[4]教导队为基础，开办了三民军官学校。该校共招收学员500余人，于1925年8月在耀县城内文庙正式开学。共产党员刘含初、吕佑乾等先后在该校担任教官。学校开办期间，陈云樵、卫志毅等学员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艰苦卓绝的西安反“围城”斗争期间，杨虎城命第五旅李子高部坚守三原，以策应西安的反“围城”斗争。1926年10月中旬，围困三原的镇嵩军撤退后，于右任经甘肃回到三原，在三原成立国民军第二、三军联军临时总司令部，以作为西安以外的陕军领导中心。在此期间，当地民众为支援国民军解西安之围，夺取西安反“围城”斗争的最后胜利，提供了有力的后勤保障。
渭北地区还是陕西党、团组织建立较早的地区之一。1925年2月23日，隶属于共青团中央领导的共青团三原特别支部成立，特支机关设在三原陕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当月，以三原省立第三师范“青年同志共进社”为基础组建的渭北青年社正式成立。到同年6月，渭北青年社社员发展到70多人，在三原县立中学、渭北中学、省立第三师范等学校都建立了支部或小组，并出版有《渭北青年》杂志。同年12月，中共三原特别支部成立，张仲实、贾子明先后任书记。三原特支成立初期，隶属中共豫陕区委领导。1926年初，中共西安地委成立后，三原特支改由西安地委领导。三原特支下辖中共岐山小组、云阳小组和中共高陵支部。1927年3月，三原特支改为中共三原地方执行委员会，张性初任书记，贾子明负责组织工作，王云负责宣传工作，农委书记庞诚斋，妇委书记王爱玉。三原地委隶属中共陕甘区委领导，负责泾阳、三原、蒲城、富平、高陵等地党的工作，下辖5个特支、3个支部，地委机关设在三原县渭北中学。同年5月，中共泾阳特支改为中共泾阳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兼组织耿觉，宣传马云藩，隶属中共陕甘区委。同年7月初，中共陕西省委成立后，中共三原地委改为中共三原县委，中共泾阳地委改为中共泾阳区委。与此同时，共青团三原地委和共青团泾阳地委也分别改为共青团三原县委和共青团泾阳区委。
渭北地区是大革命时期陕西农民运动比较活跃的地区。渭北的农民运动首先兴起于三原县武字区。1926年11月，共产党员乔国祯从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结业后回到陕西。他来到三原县武字区，和共产党员唐玉怀（唐亦民）、郭明效一起，宣传组织群众，从村到区普遍地建立起农民协会，并建立了渭北地区第一个农村中共支部——大寨支部，成立了农民自卫队。乔国祯在三原县开展的农民运动，为武字区后来成为渭北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域奠定了基础。
1927年1月，以共产党员为主体的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农民部渭北地区办事处成立，负责指导三原、泾阳、富平、高陵、蒲城、耀县等地的农民运动。此后，三原县成立了县农民协会，领导6个区、154个村的农协会。泾阳县设立县农民协会筹备处，领导4个区、50个村的农协会。富平县农民协会筹备处领导3个区、284个村的农协会。耀县农民协会筹备处则领导9个区、65个村的农协会。淳化县的西区亦成立了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团。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三原县委书记张性初出席了陕西省委“九二六”会议。会后，张性初向渭北地区党组织传达了会议精神。1927年11月，共产党员黄子文（黄成章）从武汉辗转回到三原，任中共三原县委农运委员。三原县委派黄子文回到家乡武字区开展工作。12月，张性初在泾阳县云阳镇指挥农民自卫团收缴了国民党地方部队的30多支枪。1928年1月28日，中共陕西省委发出《省委通告第三十号（军字三号）》，决定将“第四军支，改隶三原县委”。[5]第三十号通告还决定：“第五军支于富平县委未成立前，亦暂隶（中共）三原县委。”[6]第四军支成立于1927年10月，设在杨虎城留陕部队的补充团和炮兵营，由张汉民任书记。第五军支设在有“富平王”之称的冯子明所属部队中。
1928年1月12日，中共陕西省委发出第二十六号通告，决定将三原、泾阳、高陵、富平、淳化、旬邑等县划为渭北暴动区，并以三原、泾阳为中心区域，组织农民暴动。2月9日，三原县武字区抗敌委员会成立，孙志刚为主任，李天保为副主任，下设五个分会。2月22日，由武字区抗敌委员会领导的农民游击队成立，唐辉智任队长，孙平章为副队长，黄子文为总指挥，有队员30多人。游击队成立后，活跃在三原县心字区、武字区和富平县石川河西的淡村一带，开展抗粮抗捐和打土豪斗争。到当年9月，游击队先后处决了勾结驻军捣毁武字区农民协会的前民团团总王泰安、武字区区长李致泰、武字后区民团团总王伯哲等贪官恶霸。
在农民运动蓬勃兴起的同时，渭北地区学生运动也得到进一步发展。20世纪20年代中期至30年代初期的三原县城，是陕西省仅次于西安的第二大城市，城内设有渭北中学、陕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等著名学校。1927年12月19日，中共陕西省委指示中共三原县委：“在（三）原城应用赤色恐怖以抵白色恐怖，渭中[7]学潮须要坚决的领导，作积极的斗争，对杨某[8]应指定同志以非常的手段对付之，愈速愈好。”[9]在中共三原县委的领导下，渭北中学党组织发动了“驱杨”运动，于1928年3月将杨少农赶出校外。不甘心失败的杨少农勾结当地政府和驻军，包围了渭北中学，逮捕了共产党员8名、共青团员3名和进步学生10多名。
在渭北中学开展斗争的同时，三原省立第三师范学校的进步师生也在中共三原县委学运委员武廷俊等人的领导下，同该校的反动势力展开了斗争。当时，在第三师范上学的习仲勋也参加了学潮。由于国民党地方当局和驻军的镇压，武廷俊和三师党支部负责人李少华及习仲勋等14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学生被捕入狱。武廷俊在狱中坚贞不屈，惨遭杀害。习仲勋在狱中坚持斗争，同年4月转为中共党员。同年8月，经党组织多方营救，习仲勋等人获释出狱。
渭华起义爆发前后，三原、泾阳、淳化党组织根据陕西省委的决定，先后领导发动了农民“交农”以及武装围攻县城的斗争。这些斗争极大地动摇了国民党地方当局的统治基础，为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1928年7月，隶属于中共三原县委的武字区委成立，由孙平章任书记。武字区委下辖大寨、蒙家、西王、鲍四庙、南原、宋家河、上河七个支部。同年9月下旬，三原县委书记张性初因国民党地方当局通缉，无法在三原立足，被迫离开三原。张性初离开后，中共三原县委工作陷于停顿状态。三原县武字区的党组织在黄子文、唐玉怀的领导下继续坚持斗争。
1929年5月，由黄子文任主任、唐玉怀任副主任的武字区地方筹赈委员会在西王堡正式成立，在筹赈委员会成立大会上，黄子文宣布：“筹赈期间，停止地方行政人员的一切行政权力”，“地方行政人员只能以个人名义参加筹赈工作”。[10]武字区地方筹赈委员会成立后，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共筹赈80余石粮食，解决了3700多名无粮群众的暂时困难。在三原县武字区开展筹赈活动的影响下，富平县淡村先后四次筹粮3万多斤，分配给无粮群众。秦悦文、郭效曾还率领淡村赤卫队，于当年11月武装突袭民团驻地石家堡，俘获民团团总张长庆，并缴获枪支10余支。
1929年8月，中共陕西临时省委决定组建中共三原临时县委，领导三原和泾阳、淳化、旬邑、彬县及甘肃正宁等县的工作。但由于种种原因，三原临时县委未能成立。同年9月，中共三原特别支部正式成立，黄子文任书记。10月9日，中共陕西临时省委报告中共中央：三原农协确实能代表群众利益，与豪绅地主做英勇的斗争。报告还说：中共三原特支辖7个支部，有党员35名，管辖淳化、旬邑、正宁等县的工作。
1930年2月2日，三原县地方当局及驻军以“组织灾民扰乱社会治安”的罪名，将黄子文和其弟黄子祥逮捕。一个月后，经党组织和群众多方营救，黄子文、黄子祥获释。
中共陕西临时省委对渭北地区游击战争的开展极为重视。1930年5月下旬，中共陕西临时省委召集省委渭北巡视员黄子文和省委西路巡视员陈云樵开会，讨论渭北工作。会议“估量了渭北政治经济及群众斗争形势，即具体地马上决定开发游击战争”。[11]会议决定以三原北区为中心，恢复农民协会，组织灾民自救队，以广大农民、灾民为基础，开展游击战争。根据会议的决定，黄子文、陈云樵于6月上旬在三原武字区召开党员会议。会议确定：黄子文负责武字区，并去高陵联系王学道领导的武装力量；陈云樵前往三原陂西镇，联系王德修领导的武装力量，并前往富平开展工作。会议决定6月中旬在武字区成立灾民自救队。会后，黄子文率武字区的武装力量和群众，于6月14日捣毁了国民党武字区区公所，分了武字区第四分区区长、豪绅岳海洲家的粮食，并将岳海洲处决。
6月16日，由黄子文和陈云樵分别联系的各路武装力量汇聚武字区，宣布成立渭北灾民自救队。汇聚于武字区的武装力量包括三原陂西镇的王德修部30余人，21支枪，由张成义（外号刀客遂儿）率领；高陵王学道部100余人，数十支枪，由赵干甫带领；武字区的农民武装和富平田裕国组织的独立大队，共四五十人，40余支枪。渭北灾民自救队队长陈云樵，政委黄子文，下辖4个大队，每个大队编为3个分队。第一大队大队长王德修，政委李秉容；第二大队大队长王学道（由赵干甫代理）；第三大队大队长刘铁山（刘树模）；独立大队大队长田裕国，副大队长张振河。渭北灾民自救队共200余人。自救队还成立了中共军支，由黄子文任书记。
渭北灾民自救队成立后，适逢宜君前县长潘恩桐离任返回西安，途经武字区，遂将潘恩桐逮捕并予以处决，同时缴获长、短枪7支。6月下旬，渭北灾民自救队在三原县长坳堡分了地主豪绅赵应科、牛振和、叶子青的粮食，并捣毁了武字后区马额乡公所。
渭北灾民自救队的成立，引起了国民党陕西省当局的极大恐慌。7月上旬，国民党当局调集毕梅轩部和王平部围攻渭北灾民自救队。在敌强我弱的不利形势下，渭北灾民自救队被迫于7月13日由武字区向富平转移。转移途中，在富平康家洞与富平民团遭遇，自救队猝不及防，损失了部分枪支。随后，自救队继续前行，在瓦窑头附近的法华洞，遇到前来视察工作的陕西省委常委王林。自救队指挥部遂决定就地休息，向王林汇报工作。就在这时，第一大队的分队长张成义所部突然发动叛变，打死了正在参加汇报会议的独立大队分队长王笃，并收缴了其他大队的枪支。毫无准备的自救队指战员大都逃散。混乱之中，王林与陈云樵脱险，返回西安，黄子文则前往富平美原一带活动。不久，中共陕西省委指派黄子文前往天津，向中共中央北方局汇报工作。渭北灾民自救队至此失败。
渭北灾民自救队失败后，中共武字区委和所属支部的负责人及大多数党员被迫出走，武字区的革命斗争陷入低潮时期。对此，中共陕西省委负责人会同陈云樵等进行了认真的反思，总结了经验教训。中共陕西省委在9月13日向中共中央报送的《陕西工作报告》中，认真总结了渭北灾民自救队失败的原因：“党内右倾阻止了正确策略执行”，“富农路线的严重”，“无产阶级基础的薄弱与富农意识”，“党组织问题严重”。《报告》指出：“以上是游击战争中给我们的几个严重教训。党的右倾富农路线，无产阶级基础薄弱，党的组织问题，不仅是目前党的错误与缺点了，而是陕西党目前革命形势极剧烈转变中的严重危机，党必须用最大努力和这些敌人斗争，才能推动陕西群众斗争的开展，促进革命高潮的到来。”[12]
9月1日，中共陕西省委发出《秋收斗争决议案》，要求渭北和西路灾荒严重地区的党组织，积极领导农民、灾民开展以减租、减息、抗债为主要内容的秋收斗争。
1931年5月，中共武字区委恢复，马先民任书记，黄子祥、侯守愚、孙平章、胡德润、孙铭章为委员。武字区委恢复后，即开始组建革命武装，在各村成立了赤卫队，并挑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农民积极分子30多人，组成武字区武装赤卫队，由区委委员孙铭章兼任队长。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共陕西省委于9月20日做出《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出兵占领东三省的决议》，要求各地党组织将反帝特别是反日斗争和日常斗争、拥护苏维埃运动结合起来。根据省委的决议，武字区委于9月下旬组织成立了武字区农民反日救国会，由区委委员侯守愚任主任，唐玉怀任副主任。反日救国会依照农民协会的组织形式，下设五个分会，各村都设立村会。反日救国会在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同时，行使农协会的职权，进行反契税、反豪绅、反当地政权斗争。武字区反日救国会的成立，揭开了渭北根据地建立红色政权的序幕。
1931年10月，中共武字区委委员黄子祥和唐玉怀、王曲贤等组织的武字区教育促进会成立。教育促进会通过开办学校，普及基础教育来提高当地青少年的文化水平，并通过学校掩护中共组织的工作。
在渭北地区革命斗争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下，中共陕西省委于12月7日做出《关于目前陕西党的中心工作决议》。决议指出：“三原、富平、蒲城广大农民群众中，工农红军和苏维埃运动的影响，很迅速的扩大起来。在一部分农民群众中，已经感觉到开发游击战争（如三原、富平），分配土地，建立工农红军与苏维埃政府，才能有根本的出路。”[13]决议指出：“在三原、富平、蒲城、西路这些区域的农民武装斗争，已经成熟，党要特别努力集中力量领导这几个地方的农民斗争。”[14]决议要求：“我们的党更加艰苦的、耐心的在日常斗争中，宣传鼓动中，运用农民的政治经验，给农民群众解释，靠共产党来‘干’是不够的，靠红军苏维埃政府打到这里来是不够的，必须自动的有决心的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学习湘、鄂、赣等省农民群众的榜样，推翻豪绅地主以及国民党军阀的统治后，建立起自己的苏维埃政权后才是唯一的出路，这样直至开发游击战争，开辟新的部分苏区的道路。”[15]
以1931年5月中共三原武学区委恢复为标志，渭北革命根据地开始建立。中共陕西省委为创建渭北根据地进行了不懈斗争，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进入1932年以后，在中共陕西省委的领导下，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党军政群组织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壮大时期。
1932年1月15日，武字区农民反日救国会组织2000多人，在三原城东北大操场举行集会，反对日本侵略东三省，要求国民党政府组织民众抗日。会后，举行了盛大的游行示威活动，震动了三原城乡及附近地区。紧接着，武字区农民反日救国会在春节期间，组织各村以演出社火等形式，编写以抗日内容为主的歌曲、顺口溜等，进行抗日宣传。
面对渭北等地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中共陕西省委从1932年2月至4月，接连发出关于开展渭北游击战争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指示或报告。
2月15日，中共陕西省委在《报告第一号》中指出：“群众斗争与政治影响：在这些区域内（三水、淳化、三原、富平、耀县、宜君、同关[16]）群众斗争自去年秋收后，斗争是非常普遍的。”[17]报告还指出：“红军与苏维埃（运动）在三原、富平等地普遍深入。1927年大革命的影响也很普遍的。因此在群众斗争形势与政治影响方面，也是有利于游击战争的开展。”[18]
中共陕西省委在3月7日做出的《关于红军游击队新胜利与冲破敌人围剿的主要策略决议》中指出：“党要集中力量领导正在开展的渭北农民斗争，立刻开始农民和灾民自动的分配豪绅地主食粮，焚毁一切契约账簿，反对苛捐杂税，反对豪绅地主的国民党政府剥削的迫切斗争，普遍建立或加强各种群众组织（如同心会、穷人会、分粮会等），建立农民和灾民的武装组织，夺取豪绅的地主的武装，武装自己。”[19]决议还要求：“游击队新到的地方，党要动员农民起来，召集欢迎或慰劳大会，组织担挑队、做饭队、缝衣队、洗衣队等等，以提高游击队战斗员勇气和决心，以开展农民斗争，立刻号召广大农民参加游击队，以扩大或加强游击队的力量。”[20]
4月20日，中共陕西省委在《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中指出：“如果在国民党统治的区域，没有广大的农民游击战争，红军是很难得到决定的胜利的。环绕在苏区周围的农民游击战争，是苏维埃运动的开展与苏区的巩固的保障。因此，在三原、同官、蒲城一带去开展广大的农民游击战争为迫切的任务。”[21]
（一）渭北根据地党团组织的发展过程，充满了艰难曲折
1932年2月中旬，中共陕西省委渭北巡视员焦维炽和从北平返回陕西的黄子文到达武字区。为了深入开展游击战争，为根据地培养干部，焦维炽和黄子文在长坳堡开始举办党员训练班，每期三四天，历时一月多，先后培训40多人。训练班的授课内容主要有开展游击战争、进行分粮斗争和怎样做一名共产党员等。到渭北地区活动的陕甘游击队领导人刘志丹等，也为党员训练班讲过课。
3月21日，中共陕西省委在给中共中央的信函《通讯第三号》中汇报说，准备组建中共渭北特委，并由省委书记杜衡兼任渭北特委书记。
中共武字区委成立后，多次遭到破坏。4月12日，武字区委书记马先民被捕。5月31日，区委委员侯守愚、王曲贤被捕。6月初，在渭北地区巡视的中共陕西省委常委高维翰指定孙海章任武字区委书记。两个月之后，高维翰又以孙海章“右倾”，犯了“富农路线”“尾巴主义”的错误为理由，将其撤职。根据高维翰的指示，武字区委选举孙铭章为区委书记，胡德润、赵应奎、邓万祥、孙平章为委员。
同年7月，新的中共三原县委成立，金理科（李逵）为书记，黄子文、赵应奎、马宗德为委员。
9月，中共陕西省委改组了三原县委，同时决定组建渭北特委。10月初，中共渭北特委正式成立，高维翰任书记，常委李冲霄、黄子文、汪锋（王烈）、程建文。渭北特委领导三原、富平、蒲城、耀县、白水等地的党组织，特委机关设在三原县武字区。渭北特委成立后，于10月8日至9日召开了有三原、富平、耀县、蒲城等地党组织负责人参加的联席会议，讨论了陕西省委10月6日做出的《关于开展游击运动创造渭北新苏区的决议》。根据决议精神，会议研究了根据地的政权组织等问题。
在中共渭北特委的领导下，共青团渭北特委也于10月成立。共青团渭北特委由程建文、金天华、习仲勋等人组成。10月27日，中共渭北特委和共青团渭北特委召开党、团支部书记联席会议，讨论土地分配问题。会议决定各支部用革命竞赛方式，集中五六天时间，在武字区进行土地分配工作。
渭北根据地党、团组织的发展和壮大，为根据地内军事组织、政权组织和群众组织的建立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领导和组织保障。
（二）渭北根据地的军事组织，是在武字区各村赤卫队和武字区武装赤卫队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1932年3月中旬，在中共陕西省委渭北巡视员焦维炽的主持下，武字区委在孙家壕连续召开七天会议，主要讨论在根据地开展分粮斗争等问题。为保证分粮斗争的顺利开展，会议决定建立武字区游击队，由孙铭章任队长。4月下旬，中共陕西省委常委高维翰和武字区委决定，由武字区委委员黄子祥负责组建武字区游击大队。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武字区游击大队于5月上旬正式成立，孙铭章任大队长，共有队员40余名，长枪30余支、短枪4支。游击大队下设三个分队，邓万祥、康尚武、王化海分别担任分队长。武字区游击队的主要活动范围：西至三原心字区，东至富平石川河，北至耀县西原，南至心字区和武字区的原畔一带。
8月1日，渭北游击队在武字区游击大队的基础上组建成立，队长马志舟，政委金天华。渭北游击队共60余人，30多支枪。渭北游击队成立的第二天，即在苗家祥领导的泾阳游击队[22]的配合下，攻打马额王茂臣民团，歼敌一个班，缴获步枪四支。
9月中旬，习仲勋带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三支队特务队来到三原县武字区，特务队被改编为武字后区游击队[23]，队长陈国玺，政治指导员习仲勋。武字后区游击队主要活动在三原、富平、耀县交界地区。
在积极发展壮大武装力量的同时，渭北根据地还广泛开展了群众性的“拥红扩红”活动。4月21日，阎红彦、杨重远等率领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来到武字区。第二天，武字区委和武字区农民联合会在火烧庙（今文龙堡）召开欢迎大会。“到会人数有3000人，一律武装，梭镖如森林似的排列起来。游击队各大队各去一个中队，骑兵中队、少年先锋队都去参加。会场警卫、各路口步哨，完全由农民担任。游击队由马额尚村出发，沿途农民殷勤招待，农民对游击队的态度如久出远门的家人父子团聚一样。”[24]
会议还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各地红军武装、全国各革命团体和工农劳苦群众以及中共陕西省委发出了通电。会议召开的当晚，第五支队获悉国民党军进剿的消息，连夜撤至耀县上卢村。被任命为第五支队政委的黄子文亦随部队撤离。6月13日，担任陕甘游击队政治部主任的黄子文回到武字区，进行“扩红”。中共武字区委立即分片动员。三天之内，有近百名青壮年男子报名参军。随后，这些新参军的青壮年由黄子文带领，加入了陕甘游击队。
（三）渭北根据地的政权组织，经历了一个由“农民反日救国会”“农民联合会”到革命委员会的演变过程
1932年3月上旬，中共武字区委决定将武字区农民反日救国会改为武字区农民联合会，黄子祥任主任。
4月22日，武字区欢迎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大会通过决议：“成立革命委员会，由游击队、三原党（组织）、反日救国会、农民联合会代表七人组成，责成革命委员会颁布苏（维埃）政府一切法令和决议。”[25]由于种种原因，武字区革命委员会未能立即成立。
同年8月，武字区革命委员会成立，黄子祥任主席，唐玉怀任副主席，李鸿儒、康德宽等为委员。
9月22日，渭北革命委员会[26]成立大会在武字区举行，会议选举15人为革命委员会委员，其中5人为主席团委员。革命委员会下设土地、军事、财政、肃反、教育等五个部。会议通过了立即公布和实行苏维埃土地法，改造与扩大游击队组织并向周围发展，各村堡成立少先队、赤卫队、雇农工会等组织，保护青年、妇女、儿童的利益，禁止种植鸦片等12项决议。会议通过了《革命委员会宣言》。《宣言》指出：“革命委员会明确的表白自己的主张与态度，是要站到工农穷苦群众的阶级利益上，在中国革命唯一领导者——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组织与领导原富耀几十万劳苦群众，广大的开展游击战争，立刻坚决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斗争，武装与组织广大的群众为创造原富耀苏维埃区域而斗争，创造陕甘新苏区，争取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27]会议通过的《原富耀革命委员会给中华苏维埃政府暨红军全体战士的通电》表示：“我们热烈的拥护我们的苏维埃和我们的红军，我们希望你们坚决的与敌人作战，加快速度取得我们的胜利。我们要领导原富耀几十万劳苦群众，为拥护苏维埃红军而斗争，创造原富耀新苏区。”[28]会议还通过了《给陕西共产党省委通电》《拥护东北义勇军通电》和《给陕甘红军的通电》等。
10月4日，中共陕西省委给三原县委发出指示信，明确要求：“巩固与加强原富耀革命委员会的组织与工作（要绝对保障党在这临时政权的领导）。”[29]10月6日，中共陕西省委做出《开展游击运动创造渭北新苏区的决议》，指出：“创造原富耀新苏区是渭北党目前最中心最迫切的战斗任务，党必须立刻加紧对革命委员会的领导，要保证雇农苦力与党在革委中绝对领导的作用，千百倍的加强领导广大群众特别是雇农苦力的斗争。目前最中心的是秋收斗争的领导，在广大的开展群众斗争的当中，立刻实现扩大革委的工作，吸引后区、许字区[30]、武字区、耀州、富平、高陵的斗争的群众参加革命委员会。”[31]
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和中共渭北特委联席会议精神，10月18日，渭北革命委员会进行了改组。主席团主席黄子文，马志舟为土地部部长，郑彦青为军事部部长，孙平章为财政部部长，邓万祥、郝祖义、马宗德为委员。革命委员会中的中共党团，先由黄子文、李冲霄、孙平章三人组成，李冲霄任书记，后由黄子文、马志舟、郑彦青三人组成，郑彦青任书记。渭北革命委员会改组后，武字区有三个村建立了村苏维埃政府。
（四）渭北根据地的群众组织，为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1932年4月，武字区雇农工会举行会议，到会50余人，选举执委7名，其中共产党员3名，共青团员1名。会议通过了经中共组织讨论的《雇农斗争纲领》。与此同时，武字区还成立了妇联会，由中共武字区委委员孙平章代理主任。
10月下旬，共青团渭北特委成立后，在各村堡普遍建立了少年先锋队和近10个村的妇女联合会，并在青年雇农中成立了青年雇工小组。
在9月22日举行的渭北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根据地各个群众组织的代表充分行使自己的职权，参与了革命委员会的选举。
在艰苦的斗争中，渭北根据地党军政群组织不断发展壮大，对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也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是从打土豪分粮食逐步发展到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不仅使广大劳动人民在政治上翻了身，拥有了以前从未有过的政治权利，还使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分得了土地，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奋斗目标。
1931年10月，武字区农民反日救国会在大寨堡召开了有1000多人参加的群众大会，斗争反动区长薛荫堂，迫使其取消了按地亩登记契税所摊派的款项。担任武字区第四分区区长的豪绅地主崔福成，对大革命时期农民协会责令其将霸占他人的土地归还原主一事，一直心怀不满，企图反攻倒算。此事被揭发后，武字区武装赤卫队烧毁了崔福成所记的“变天账”，并将其处决。
1932年3月中旬，中共陕西省委巡视员焦维炽主持召开会议，主要讨论了在根据地开展分粮斗争等问题。会后，参加会议的中共耀县组织负责人张仲良和杨仲杰等，组织耀县西原2万多名农民群众“交农”围城，要求减免粮款。这次围城斗争遭到国民党地方当局和驻军的残酷镇压。张仲良等人被捕，耀县“交农”围城斗争遂告失败。
4月上旬，黄子文指示王瑞琪等组织农民分了武字区太和堡地主张玉泉家的粮食20多石。此后，分粮斗争在渭北地区掀起了高潮。根据中共中央4月27日收到的陕西省委报告记载：“最近在渭北一带的农民，已由普遍的抗粮抗租过渡到分配粮食和武装冲突。在三原武字区由五六十人发动，以至很快发展到一千五百人之多，整个的继续的分配五六天之久，分配了武字区二十余家所存的粮食与财产，……富平农民自动起来攻下美原城抗捐，捣毁区公所，分配了区公所积的粮食。蒲城农民抗粮以后，又有三四次农民抗款缴农，捣毁区公所分配粮食……”[32]
渭北地区的革命斗争，得到陕甘游击队的大力支持。6月2日，中共陕西省委代表团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汇报了陕甘游击队五支队南下三原后对渭北农民斗争的推动情况：“渭北农民斗争，五支队南下时，形势是非常高涨的，三原北区是中心斗争区域。在三原党的领导之下，开始农民普遍的分粮斗争，武字前区、后区，西原兴字区[33]，农民都起来没收豪绅地主富农的食粮分配，共分配粮食二百余石，领导中心的组织是农民反日救国会、农民联合会，武装是义勇队，武器是梭镖，增加十余支新式武器。国民党派军队一排去，被二百余武装义勇队赶跑了。”[34]
随着斗争的深入发展，渭北地区的农民斗争逐步由分配粮食向分配土地发展。1932年9月22日，渭北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通过决议：“革命委员会立即公布并实行苏维埃政府土地法令，没收豪绅地主、富农土地，分配给贫农、雇农与中农。”[35]
10月1日，共青团陕西省委做出《关于冲锋季工作决定》，决定指出：“团要领导农村广大青年群众抗租抗债分粮吃大户的斗争，组织赤卫队、游击队，开发游击战争，深入土地革命，领导广大青年群众参加土地革命，没收豪绅地主的土地，分配给贫农、雇农、中农与红军战士，在分配土地中团要保障青年（18岁以上）雇农、贫农利益的获得，建立苏维埃政权，普遍的成立革命委员会。”[36]
10月4日，中共陕西省委在给三原县委的指示信中强调指出：“在革命委员会领导与号召之下，首先在武字区要立即没收一切地主豪绅富农祠堂庙宇的土地，依照劳动力与人口的混合原则将地平均分配给苦力雇农贫农和中农，富农在他不反革命而且自己耕作的条件之下，可以按劳动力为标准分给坏地。残余地主，绝对不能以任何借口分给土地。”[37]
10月5日，渭北革命委员会指示渭北游击队在武字区周围的心字区、肃字区，富平县的都村、淡村，耀县西原和华里坊、让牛村一带发动游击战，帮助建立游击队和农民联合会，打击土豪劣绅，保护群众开展分粮斗争。
10月6日，中共陕西省委在《开展游击运动创造渭北新苏区的决议》中明确要求：“革委会立刻领导并实行苏维埃政府土地法令及一切法令，依照劳动力与人口混合原则，没收豪绅地主富农土地分配给雇农贫农中农与游击队队员，一切官田庙产务必分配给群众，把不好的劳动份土地，分给未反动的富农。党应进行广大解释工作，在农民自愿条件下，实行平分一切土地。”[38]
此后，分配土地的斗争在渭北根据地逐步展开。10月10日，中共渭北特委和渭北革命委员会决定在武字区南原开始土地分配工作。10月20日，中共渭北特委召开各支部书记联席会议，讨论南原土地分配中的经验教训，决定在有利于贫农雇农的原则下（如将麦苗地分给贫雇农），立即以农民联合会分会为单位分配土地。为了加强对土地分配工作的领导，中共渭北特委和三原县委召开联席会议，决定由三原县委各委员分片负责指导土地分配工作。27日，中共渭北特委和共青团渭北特委召开党、团支部书记联席会议，决定各支部用革命竞赛方式，集中五六天时间，在武字区进行土地分配。28日，中共渭北特委和渭北革命委员会召开武字区38个村堡的代表会议，总结南原土地分配经验，并进一步学习苏维埃土地法令。会议决定在全区各村堡立即开始土地分配工作。
在渭北党、团特委和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武字区各村堡的群众迅速投入到分配土地斗争之中，掀起了分配土地的高潮。上河村党支部领导群众分私地200亩，公地20亩，有10多户农民分到了土地。口外庄共分配公地70亩，私地13亩，分到土地的农民有10余户，其中常庆绪分到的5亩公地，一直耕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从武字区开始的土地分配斗争，在渭北根据地掀起了巨大波澜，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共陕西省委特派员贾拓夫在1933年1月向中共中央报送的《陕西渭北特派员报告》中写道：“在渭北群众斗争突飞猛进发展下面，武字区已深入了土地革命的斗争，在革委领导之下，南原上已实行了分配土地，三天内依靠了群众的积极性，大刀阔斧的初步解决了分土地中一切困难的问题。在群众自愿条件下平分了豪绅地主的土地，给雇农分土地以优先权，给游击队战斗员也分了土地，其他许多地方都在群众会议上计划讨论并解决了如何分地的一切问题，但因白军的围剿没有赶着执行。”[39]贾拓夫在报告中写道：“这一土地革命的影响，一直深入到整个渭北群众中间去，在富平、耀州、高陵、白水许多地方的群众都知道武字区实行了分土地，以前在群众中，我们只能听到分粮抗粮等的呼声，现在分粮、杀豪绅、分土地差不多成了渭北群众普遍的呼声，而且在武字区周围，群众在武字区土地革命影响之下，实地动手起来了（如耀州西原），到处群众都说：‘分粮还不算，非分土地不可。’”[40]
渭北根据地的土地分配后来由于国民党军队的大规模“围剿”而遇到了挫折，未能在大部分地区得以实施，但这一工作的开展，却集中体现了渭北革命根据地斗争的崭新特点，也成为渭北根据地一段光辉而不可磨灭的奋斗历史。
渭北革命根据地北接陕甘边，南距陕西省省会西安仅50多公里，距当时陕西省第二大城市的三原城仅10多公里，战略地位异常重要。加之根据地所在的三原、泾阳、高陵号称关中平原的“白菜心”，是重要的粮棉产区。因之，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不能不引起国民党陕西当局的极端仇视。从渭北根据地创建开始，国民党陕西当局就调动大量正规军及民团，对这块嵌入关中腹地的红色根据地进行了残酷的反复“围剿”。
1932年4月12日，三原、泾阳、高陵三县民团进剿武字区。共产党员周兴茂被杀害，中共武字区委书记马先民被捕。5月31日，三原民团团长李养民率部进剿武字区，中共武字区委委员侯守愚、王曲贤，共产党员孙太章和进步群众张树宏被捕。
10月6日，中共陕西省委做出《开展游击运动创造渭北新苏区的决议》，《决议》指出：“十一月七日十月革命纪念节，同时又是中华苏维埃政府成立纪念日”，要求“渭北各党部必须发动与领导群众斗争来纪念十月革命，发起广大群众的纪念大会与示威运动。在武字区必须召集大会与示威，形成更广泛的群众运动，党应立刻积极的准备这一工作”。[41]第二天，陕西省委又做出《关于十月革命十五周年纪念节运动的决议》，提出：“在（陕甘）边区与原富耀游击区域，党必须公开的动员群众组织十一月七日广大群众的示威，大会通过各种议案与通电，并发动群众收秋分粮分土地的斗争。”[42]根据陕西省委的指示，中共渭北革命委员会党团于10月30日召开第一次会议，决定在11月6日至8日用3天时间，盛大庆祝十月革命胜利15周年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成立1周年。
就在渭北根据地广大群众与游击队员积极准备十月革命庆祝活动时，国民党地方当局开始向根据地进行骚扰和进犯。10月22日，驻守三原县城的国民党军队一个连向武字区南原进犯，并一度进入长坳堡。在游击队和赤卫队的合围下，前来进犯的国民党军撤回三原城。当天，驻富平庄里镇的胡景铨民团也派出八九十人，进犯武字区后区，随即被游击队击退。10月23日，驻守耀县小丘的陕西警备师第一团三营派出一连兵力，在侯家堡进行短暂扰乱后，又退回小丘。
11月6日，渭北革命委员会在武字区举行十月革命节庆祝大会，与会群众达1400余人。会议通过五项通电。会后，与会群众整队前往马额，向当地民团示威。11月7日，中共渭北特委在武字区再次组织有2000多人参加的集会。会后，整队游行。习仲勋等率领武字后区游击队，全副武装走在游行队伍前列。队伍从武字区下原后，从距三原县城仅五六公里的西阳镇穿街而过，又经富平的瓦窑头、淡村等地，返回武字区。11月8日，武字区举行游艺大会，有1000多人参加，共散发传单7000余份。中共渭北特委汪锋和武字区的妇女干部周凤鸣、俞世庄、李桂芳等化装演出了新剧，受到了热烈欢迎。
令沉浸在庆祝十月革命节欢快气氛中的渭北根据地群众猝不及防的是，从11月9日起，三原、富平、泾阳、高陵、耀县、淳化六个县的民团和三原、富平等地的驻军开始联合“围剿”武字区。国民党军以“先搜原，后搜沟，然后沟原一起搜”为口号，对武字区发动了疯狂进攻。面对国民党军的大规模进犯，执行“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渭北特委书记高维翰等严令当地游击队“死守阵地击而不游”，致使游击队遭受重大损失。国民党军进占武字区后，进行了三天的大搜查。渭北革命委员会主席黄子文的家乡陵前镇甘涝池村遭到洗劫，留在村内的30多名群众被抓，群众的衣箱被褥被掠夺一空。黄子文家的十余间大房被烧毁，骡马被牵走。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武字区先后六次遭到洗劫。高维翰等渭北特委领导人被迫分散转移。渭北特委和渭北革命委员会的工作处于瘫痪状态。地方游击队被冲散。在国民党军的疯狂进攻下，渭北根据地五六十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游击队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渭北根据地陷入困境。
13年后，渭北根据地的领导人习仲勋在1945年7月召开的西北党史座谈会上总结渭北根据地的历史经验时指出：“由于中共陕西省委‘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领导，派去渭北苏区工作的李杰夫、程建文等人，把富农和地主一样看待。为了纪念十月革命节，发动了万余群众在三原的马路上游行示威。但在敌人‘围剿’时，则死守阵地击而不游。在失败时又都束手无策，而这些‘左’倾机会主义者们也就逃之夭夭了。就这样在敌人的‘围剿’与‘左’倾机会主义的领导下，使渭北苏区遭到失败。”[43]
渭北革命根据地遭受失败后，在中共陕西省委的领导下，渭北地区党组织领导广大群众，踏上了更为艰苦的恢复根据地的斗争征程。
为了恢复渭北根据地的党和政权组织，中共陕西省委指派省委委员贾拓夫作为渭北特派员，从1932年11月下旬起开始巡视渭北。贾拓夫先到武字区，后前往富平。12月，贾拓夫在富平城内主持召开紧急会议，宣布了省委撤销高维翰中共渭北特委书记的决定，并决定以李冲霄、郑彦青、汪锋、金理科、顾先臣组成新的中共渭北特委，李冲霄任书记。新的渭北特委组建后，派特委委员郑彦青前往白水巡视，贾拓夫与特委书记李冲霄等回到武字区开展工作。此后。杜衡来到武字区，在渭北特委扩大会议上传达了中共陕西省委改组渭北特委的指示：由七名正式委员和两名候补委员组成新的渭北特委，金理科任书记。会议讨论了反攻武字区的计划及重建中共武字区区委等问题。
12月中旬，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的决定，贾拓夫在武字区主持召开中共渭北特委扩大会议，宣布取消渭北特委，成立中共三原中心县委。三原中心县委由七名正式委员和两名候补委员组成，刘林生为书记，孙金钩、曾楚川、赵应奎、王金彦为常委，马志舟、顾先臣为委员。此后，共青团三原中心县委成立，李盛弟、习仲勋、李纪善、魏光波先后任书记。
1933年1月16日，中共陕西省委决定调整三原中心县委常委会的组成人员，由书记刘林生、副书记兼组织委员汪锋、宣传委员孙金钩、军事委员阎文必、秘书余海丰组成常委会。刘林生和孙金钩均系从农民中选拔的贫雇农党员，任职一段时间后即离开县委回家务农。3月29日，陕西省委再次调整了中共三原中心县委组成人员，刘映胜（杨声）任书记，赵伯平（周中）任副书记兼组织委员，并暂代军事委员，李俊藻任常委兼宣传委员、秘书，习仲勋、姚万忠、王仲云为委员。5月上旬，陕西省委任命赵伯平为三原中心县委书记，李俊藻、姚万忠为常委，周芝轩、黄子祥为委员。
中共三原中心县委成立后，加强了基层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工作。12月中旬，三原中心县委决定，中共武字区委由5名正式委员和2名候补委员组成，赵应奎任书记。1933年1月20日，三原中心县委改组了武字区委，马志舟任书记。在此期间，武字区委在全区恢复了18个党支部。同年3月，中共心字区委成立，宋士斌、韩学理先后任书记。
中共渭北特委和三原中心县委还为恢复渭北革命委员会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渭北革命委员会这一政权组织，终究未能重新组建。经过多方努力，武字区几个村堡农民联合会分会的组织得以恢复，并开展了一定的工作。
中共三原中心县委成立后，从渭北革命根据地失败这一血的教训中认识到，没有一支强大的革命武装，根据地是很难得到巩固和发展的，所以，根据地革命武装的恢复被摆上了中心县委各项工作的突出位置。1932年12月中旬，中心县委负责军事工作的常委曾楚川将冲散后返回武字区的游击队员集中起来，在武字区南原和武字后区各组建了一支游击队。南原游击队有20多人，十七八支枪；武字后区游击队有20多人，10多支枪。三原中心县委指派金天华为特派员，到南原游击队做党的政治工作。随后，黄子文将两支游击队合并，恢复成立了渭北游击队。同年12月底，金理科、金天华和黄子文在太和堡主持召开会议，讨论整顿渭北游击队的方案，决定由黄子文任渭北游击队指挥，金天华任政委。渭北游击队下设两个中队，每个中队各有20多名队员。第一中队队长李天保，由刘鸿儒（刘庚）暂代，指导员马志舟；第二中队队长赵立魁，指导员王瑞琪。1933年1月上旬，渭北游击队改为渭北游击队第一大队。
在此之后，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将泾阳游击队改编为渭北游击队第二大队，大队长苗家祥，副大队长姚德顺。全大队共50余人，下设三个中队：第一中队队长侯振西，第二中队队长吴世昌，第三中队队长赵启民。三原中心县委还在第二大队建立了党的支部，书记刘清和。渭北游击队第二大队成立后，三原中心县委指派汪锋前去巡视。汪锋于1月24日向中心县委递交了巡视工作报告，报告写道：第二大队“在最近帮助当地的贫民分了一次粮，有群众六十七人，群众在这一次分粮斗争表现非常积极勇敢”。“他们对于国民党统治阶级的摧毁也是有相当的成绩，例如他们杀了七八个差人，杀了区长一人，民团团附一人，国民党豪绅地主一切统治机关的摧毁，统治阶级不敢向西北原一带去催款，豪绅地主不敢去讨账，群众非常的高兴，群众说：‘红军是我们的好军队’。”[44]报告还提出，渭北游击队第二大队应向三原武字区、泾阳、淳化发展，与武字区连成一片。
1月22日，中共陕西省委委员刘映胜与三原中心县委书记刘林生召集武字区委成员开会，讨论渭北游击队第一大队的行动去向。会议决定，第一中队在武字区和富平都村、淡村、盘龙一带活动；第二中队由心字区向西发展，与渭北游击队第二大队相呼应。1月26日，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决定调整渭北游击队第一大队的领导成员，由马志舟任大队长，政委仍由金天华担任。此后，第一大队向耀县照金一带发展。2月4日，第一大队奉命配合红二十六军二团的突围行动，在照金芋园一带阻击夏玉山民团，顺利完成了任务。
渭北游击队恢复以后，还积极帮助各地组建游击队。到1933年2月初，富平的都村、淡村一带建起一支游击队，其中有共产党员六七人，全队有三四支枪；三原武字区成立了一支游击队，共有40多名队员，其中共产党员七八名；耀县西原的游击队，有30多人，七八支枪；耀县三条沟游击队，有灾民七八十人，30多支枪。3月中旬，渭北游击队第一大队政委金天华组建了三原心字区游击队，有队员10多人。心字区区委书记韩学理兼任政治指导员，李青云、安大元先后任队长。这些游击队成立后，有力地配合了渭北游击队的作战行动。
3月7日，中共陕西省委给红二十六军发出指示信，指出：“在三原、富平另外成立一游击队指挥机关，指挥当地游击战争，这一指挥机关与红二十六军发生横的关系，对敌人‘围剿’做有计划的反攻。”[45]3月15日，陕西省委又向红二十六军发出指示信，指出：“积极开展游击运动，只有用更大的力量，开展这个区域[46]及附近的游击队的行动，才能保障根据地的巩固和创造。”[47]指示信还指出：“你们提出把渭北游击队编成为二十六军的一连，省委认为是不适合的，因渭北游击队恰在敌人围剿二十六军的后防上，保障渭北游击队的强有力的行动，是对红军有更大的帮助，是使红军更能迅速的有利的执行创造新苏区的任务。省委为了统一渭北各游击支队的行动，并且为了红二十六军的行动，更密切的配合起来，二十六军在渭北成立游击队总指挥部，名义用‘中国工农红军二十六军直辖渭北工农游击队总指挥部’。”[48]
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渭北游击队总指挥部于同年3月成立，总指挥刘捷三（李平），政委金天华，参谋长李天保。金天华离队后，政委由张培述接任。同年4月，武字区游击队改编为渭北游击队总指挥部第一补充支队，心字区游击队改编为渭北游击队总指挥部第二补充支队。
4月27日，渭北游击队总指挥部率第一大队，配合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全歼了驻侯家堡的国民党军一个骑兵排。
同年5月，中共陕西省委委派黄子祥为渭北游击队总指挥，刘映胜为政委，以接替离队的刘捷三和张培述。此后，刘映胜奉省委指派，前往耀县协助王泰吉骑兵团起义，张秀山接任政委。在此期间，刘志丹率红二十六军二团700余人，黄子祥率渭北游击队第一大队100余人，与苗家祥率领的渭北游击队第二大队会合，在泾阳县西苗村召开军人大会。会上，刘志丹发表了讲话。大会正式授予苗家祥的渭北游击队第二大队队旗和“陕西渭北游击第二大队关防”。
在中共陕西省委和三原中心县委的领导下，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各项工作逐渐恢复和发展，有力地配合了红二十六军的发展和陕甘边根据地的创建。
1933年6月17日，红二十六军党委和中共陕甘边特委、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在照金北梁召开联席会议，讨论陕甘边根据地的工作和下一步行动计划。红二十六军政委兼红二团政委杜衡不顾刘志丹等人的反对，采用压制手段，强行通过了红二十六军南下渭华，创建渭（南）华（县）蓝（田）（商）洛新根据地的决定。6月21日，红二团离开照金地区，开始南下。6月22日，红二团进入三原武字区，受到了黄子祥、张秀山率领的渭北游击队第一大队的欢迎。6月23日拂晓，红二团在渭北游击队第一大队的配合下，开始攻打驻长坳堡的富平淡村张德润民团，准备营救被捕的渭北革命委员会财政部部长孙平章。战斗进行中，红二团因急于执行南下命令，于黄昏撤出战斗。第三天早晨，孙平章在长坳堡西城门口被国民党当局残酷杀害，壮烈牺牲。
7月上旬，渭北游击队第一大队在心字区安社村击溃国民党军一个连，战斗中，支队政治指导员赵永华等不幸牺牲。
红二团南下后，于7月中旬在秦岭山区被打散。红二团南下失败后，中共陕西省委决定将渭北游击队第一大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四团。7月24日，红四团成立，黄子祥任团长，杨森任政委，李天保任参谋长。全团下辖两个连和一个骑兵班。一连连长马志舟，政治指导员王伯栋；二连连长高占胜，政治指导员王安民。7月26日，在小道口举行了红四团授旗典礼大会。武字区各村堡农民联合会分会的代表带着衣物、鞋袜等慰问品参加了大会。
7月27日，王泰吉、刘映胜率领耀县起义后组建的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来到武字区，当晚在陵前镇举行了军民联欢大会。王泰吉等率领义勇军前往淳化途中，在心字区辘轳把村与孙友仁率领的特务二团展开激战，义勇军遭受了重大损失。
为策应王泰吉率领的义勇军北上，减轻国民党军给照金苏区的压力，红四团于7月30日在三原、富平交界的老户沟设伏，全歼张德润民团，处决了张德润。此战共缴获长短枪30余支。在这次战斗中，一连连长马志舟和排长秦福善不幸牺牲。
7月28日，杜衡和中共陕西省委书记袁岳栋在西安被捕。随后，两人叛变投敌，并带领特务到处搜捕共产党人。中共陕西省委和关中、陕南及甘肃的党组织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大破坏。
在此情况下，担任“渭北剿匪司令”的国民党第十七路军独立第一旅旅长刘文伯，调动六个团的兵力，从8月上旬开始，对渭北革命根据地进行了残酷的“围剿”，红四团随即撤离渭北根据地，前往照金地区。
国民党军队进入渭北根据地的中心区域武字区后，大肆逮捕、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根据地被捕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群众达四五百人。中共三原中心县委书记赵伯平和县委秘书李俊藻等也于8月中旬被捕。坚持了两年多的渭北革命根据地最后失守。
渭北根据地失守后，苗家祥率领的渭北游击队第二大队化整为零，分散隐蔽，坚持斗争。苗家祥隐藏在泾阳王桥街一名群众家中。9月5日，苗家祥的行踪被驻社树村的一名国民党军连长侦知，遂派兵抓捕。苗家祥在与敌激战中不幸牺牲，年仅26岁。苗家祥牺牲后，中共泾阳特支于9月20日在徐家堡学校召开会议，研究整顿处于解体状态的渭北游击队第二大队问题。会议决定由吴世昌、刘清和代理正副队长，本着“好的集中，坏的清除”的原则，重新组建游击队。但终因一些游击队员不听从命令，无法统一指挥。刘清和、吴世昌在各带四支短枪，北上陕甘边根据地途中，遭到叛徒张步成杀害。10月中旬，游击队的杨德林将张步成处决。至此，渭北游击队第二大队完全解体。
渭北根据地失守后，许多干部和共产党员被迫转移他乡。担任过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常委兼组织委员的姚万忠坚持留在富平淡村一带，继续领导群众与敌斗争。1934年春的一个夜晚，姚万忠不幸被田世俊民团逮捕，杀害于淡村镇东门口，年仅39岁。
从1931年5月创建，到1933年8月最后失守，渭北革命根据地坚持了两年多时间。在两年多极其艰难曲折的斗争中，无数革命先烈为根据地的创建、恢复和发展英勇献身。渭北根据地的创建，不仅在中国共产党陕西地区活动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也是西北革命根据地创建史上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重要组成部分。渭北根据地的创建，培养锻炼了一大批杰出的党政军领导干部，创造了鲜活的富有创造性的经验，也留下了值得汲取的深刻教训。
首先，渭北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人为在陕西地区复兴革命运动而创建的农村根据地。但由于根据地地处关中腹地，根据地的中心三原武字区距当时陕西的第二大城市三原县城仅10多公里，距陕西省省会西安也不过50多公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所以必然引起国民党陕西当局的极端仇视和反复的残酷“围剿”，加之根据地创建初期没有一支正规红军部队，所以，面对优势之敌的“进剿”，就难以给予有效的抗击。尽管1933年7月下旬成立了由渭北游击队第一大队改编的红二十六军第四团，但部队只有两个连和一个骑兵班，力量过于单薄和弱小，在国民党军重兵进攻的情况下，只能避敌锋芒，离开根据地，从而导致了根据地的最后失守。
毛泽东在1928年10月5日为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所写的决议中明确指出：“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若只有地方性质的赤卫队而没有正式的红军，则只能对付挨户团，而不能对付正式的白色军队。所以虽有很好的工农群众，若没有相当力量的正式武装，便决然不能造成割据局面，更不能造成长期的和日益发展的割据局面。所以‘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充分具备的一个重要的思想。”[49]同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井冈山的斗争》中指出：“边界的斗争，完全是军事的斗争，党和群众不得不一齐军事化。怎样对付敌人，怎样作战，成了日常生活的中心问题。所谓割据，必须是武装的，哪一处没有武装，或者武装不够，或者对付敌人的策略错了，地方就立即被敌人占去了。”[50]渭北革命根据地的最后失守，再一次证明了毛泽东这些论断的正确。
其次，渭北革命根据地从建立到最后失守时期，正是中国共产党党内王明“左”倾错误方针在各地得到贯彻的时期。中共陕西省委在领导创建渭北根据地时，在很大程度上执行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从而造成了根据地的最后失守。
1945年7月11日，习仲勋在西北党史座谈会上总结了渭北根据地的经验教训，指出：“我们从渭北苏区长期斗争的经验中，可以看出，在敌人统治的中心地区是不能建立根据地的。要采取灵活的进攻政策，保守一隅是要失败的。并且要有正确的政策，而‘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证明了是条失败的路线。”[51]
渭北革命根据地虽然最终失守，但是，根据地人民为创建根据地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却是不可磨灭的，为创建根据地而英勇奋斗甚至流血牺牲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先辈的不朽业绩，也必将永志青史。
[1] 泛指关中渭河以北的地区。
[2] 陆建章（1862—1918），安徽蒙城人。1914年率北洋陆军第七师入陕，任陕西军务督办。1916年5月被逐出陕西。
[3] 陈树藩（1985—1949），陕西安康人。1916年7月接替陆建章任陕西督军。1921年5月，在陕西各界的一片反对声中被免职。
[4] 今属定边县。
[5]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的活动（文献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7月第1版，第17页。
[6]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的活动（文献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7月第1版，第17页。
[7] 指渭北中学。
[8] 即渭北中学校长杨少农。
[9]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咸阳市委党史办公室编：《渭北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第3页。
[10]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咸阳市委党史办公室编：《渭北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第5页。
[11]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咸阳市委党史办公室编：《渭北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第479页。
[12]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340—341页。
[13]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咸阳市委党史办公室编：《渭北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第47页。
[14]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咸阳市委党史办公室编：《渭北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第48页。
[15]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咸阳市委党史办公室编：《渭北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第48页。
[16] 应为同官，即今铜川市王益区、印台区。
[17]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咸阳市委党史办公室编：《渭北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第50页。
[18]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咸阳市委党史办公室编：《渭北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第50页。
[19]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咸阳市委党史办公室编：《渭北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第51页。
[20]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咸阳市委党史办公室编：《渭北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第51—52页。
[21]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咸阳市委党史办公室编：《渭北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第53页。
[22] 泾阳游击队，又称苗家祥游击队。1932年3月，在中共泾阳特支的策划下，担任杨虎城部陕西省政府警卫团副官的苗家祥和王福茂、侯振西回到泾阳，组建了泾阳游击队，苗家祥任队长。泾阳游击队人数最多时发展到七八十人。
[23] 又称武字区第二游击队。
[24]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咸阳市委党史办公室编：《渭北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第59页。
[25]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咸阳市委党史办公室编：《渭北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第60页。
[26] 又称原富耀革命委员会。
[27]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咸阳市委党史办公室编：《渭北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第85页。
[28]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咸阳市委党史办公室编：《渭北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第87页。
[29]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咸阳市委党史办公室编：《渭北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第76页。
[30] 即肃字区。
[31]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咸阳市委党史办公室编：《渭北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第94页。
[32]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咸阳市委党史办公室编：《渭北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第54页。
[33] 即心字区。
[34]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咸阳市委党史办公室编：《渭北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第58页。
[35]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咸阳市委党史办公室编：《渭北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第83页。
[36]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咸阳市委党史办公室编：《渭北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第69页。
[37]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咸阳市委党史办公室编：《渭北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第76页。
[38]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咸阳市委党史办公室编：《渭北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第94页。
[39]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咸阳市委党史办公室编：《渭北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第154页。
[40]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咸阳市委党史办公室编：《渭北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第154页。
[41]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咸阳市委党史办公室编：《渭北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第100页。
[42]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咸阳市委党史办公室编：《渭北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第104页。
[43]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咸阳市委党史办公室编：《渭北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第1—2页。
[44]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咸阳市委党史办公室编：《渭北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第214页。
[45]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咸阳市委党史办公室编：《渭北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第238页。
[46] 指陕甘边根据地。
[47]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咸阳市委党史办公室编：《渭北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第238页。
[48]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咸阳市委党史办公室编：《渭北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第239页。
[49] 《毛泽东选集》第1卷，1991年6月第2版，第50页。
[50] 《毛泽东选集》第1卷，1991年6月第2版，第63页。
[51]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咸阳市委党史办公室编：《渭北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