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伟大事件，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一些在北京、天津、上海、汉口等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或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党、团员，根据当地党、团组织的指示，相继返回陕西，开展建党、建团活动。
1924年6月，根据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的指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赤水支部干事会在渭南[1]赤水职业学校正式成立，会长张浩如，书记王尚德。这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陕西的第一个基层组织。赤水支部后改为赤水独立支部、赤水特别支部，直属团中央领导。同年8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西安第一支部成立，张性初任书记。同年底，又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西安第二支部。
1925年1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改称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之后，共青团绥德特别支部、三原特别支部、榆林支部、瓦窑堡支部、华县支部、澄城特别支部、西安临时支部、西安特别支部等相继成立。1925年11月13日，共青团西安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吴化之任书记，隶属共青团豫陕区委领导。同年12月，共青团绥德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马瑞昌任书记，隶属共青团豫陕区委领导（1926年2月后改由共青团北方区委领导）。陕西各地团组织的建立和发展，为中国共产党陕西地方组织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25年10月，中共豫陕区委在河南开封成立，王若飞任书记，负责领导河南、陕西两省党的工作。当月，中共西安特别支部成立，有党员五人，安存真任书记，隶属中共豫陕区委领导。
同年11月，中共豫陕区委指派区委委员黄平万前来西安，发展党、团组织，领导工农运动。1926年1月，黄平万在中共西安特别支部的基础上，领导建立了中共西安地方执行委员会，黄平万任书记。中共西安地委隶属于中共豫陕区委，下辖关中各地的党组织。1926年6月，中共绥德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书记田伯英，隶属于中共北方区委领导。中共绥德地委先后下辖绥德、榆林[2]、米脂等地十多个党组织。
1926年12月，鉴于西安解围后大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云集西安的状况，为加强领导，中共西安地委在未与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的情况下[3]，领导成立了陕西党团联席会议，作为临时性的党团组织最高领导机关。黄平万任书记，吴化之任副书记，魏野畴、雷晋笙、张性初等任委员。陕西党团联席会议辖中共西安地委、渭南地委及10个特别支部和共青团西安地委、渭南地委、三原地委及14个特别支部。
面对迅猛发展的陕西革命形势，中共中央于1927年1月28日做出决定，成立中共陕甘区委，具体领导陕、甘地区的革命斗争。3月14日至18日，中共陕甘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西安召开，到会的代表有耿炳光、魏野畴、李子洲、阎揆要等11人，分别代表9处党组织。会议选举耿炳光为陕甘区委书记，魏野畴为宣传部长，李子洲为组织部长，亢维恪为农委书记，陈家珍为军委书记。中共陕甘区委的成立，使陕甘地区的党团组织实现了统一，促进了陕甘地区革命形势的向前发展。
中共陕甘区委成立后，首先抓住加快发展党的各级地方组织这一环节，大力发展党的组织。1927年3月22日，中共三原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书记张性初。三原地委负责泾阳、三原、蒲城、富平、高陵5个县党的工作，隶属中共陕甘区委领导，下辖5个特支、3个支部。三原地委机关设在三原县渭北中学。4月1日，中共延安地方执行委员会在延安陕西省立第四中学正式成立，书记田伯英，宣传委员陈俞廷，组织委员易厚庵。延安地委隶属陕甘区委领导，先后下辖7个特支、5个直属支部，有党员110多名。同年5月，中共陕甘区委决定将中共泾阳特别支部改为中共泾阳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兼组织委员耿觉，宣传委员马云藩。中共榆林地方执行委员会也于5月初成立，书记马云程，组织委员郭洪涛，宣传委员周家干。地委机关驻榆林中学平民学校。在此前后，中共陕甘区委还领导建立了中共咸阳、岐山、礼泉等特别支部。
到1927年4月底，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地区的地方党委发展到7个，特别支部发展到41个，党员增加到2177名。
与中共陕西地方组织发展同步，共青团组织在陕西地区也得到迅速发展。1927年2月26日，共青团陕甘区委在西安桃胡巷成立，书记曹趾仁，组织委员吴化之，宣传委员张金印（张慕陶），青年委员王文彬，学生委员王林（王芾南）。共青团陕甘区委隶属共青团中央和中共陕甘区委领导，先后下辖西安、绥德、三原、渭南、延安、泾阳6个地委，直辖37个特别支部和2个支部。截至1927年4月底，全省团员达2400余人。同年6月，中共陕甘区委改组了共青团陕甘区委，由潘自力任书记，曹趾仁任组织委员，张金印任宣传委员。
在党、团组织发展的同时，陕西的青年组织也得到快速发展。1925年10月底前，陕西各地先后建立了青年社20多个，有社员1000余人。1925年11月2日，共青团豫陕区委做出指示，要求西安团组织切实推进陕西青年的联合工作，使青年社成为在共青团指导下训练、吸收革命分子，从事国民革命运动和学生运动的先进组织。1926年2月，共青团西安地委主持成立了陕西青年团体联合筹备会，决定同年6月正式成立陕西青年社。此后，由于西安城被围困，陕西青年社的组建工作无法进行。共青团陕甘区委成立后，留在西安的陕西青年团体联合筹备会人员召开会议，决定恢复陕西青年团体联合筹备会，加强对陕西各青年团体的指导。1927年5月18日至24日，陕西青年社第一届代表大会在西安召开，来自21个青年团体的45名代表出席了会议。大会推荐王文彬等组成主席团，王林任主席团秘书长。由苏联回国的邓小平在大会上介绍了苏联近况，杨明轩、雷晋笙等发表了演讲。大会通过了《宣言》和《陕西青年社章程》，选举王文彬等9人为执行委员。
陕西党、团组织的快速发展，促进了国民革命运动在陕西的蓬勃发展，也为日后陕西地区的革命斗争奠定了干部基础。
大革命后期，活跃在陕西的国民党地方实力派武装，主要是冯玉祥统率的国民军联军。
1926年9月17日上午，从苏联回国的冯玉祥在绥远[4]五原被国民军将领推举为国民军联军总司令。当天中午，国民军联军在五原举行誓师大会，冯玉祥宣誓就职，并率全体将士集体加入国民党。国民军各部闻讯后，纷纷向五原集中。旬日之间，总兵力达20余万人。9月下旬，冯玉祥任命孙良诚为援陕军总指挥，方振武为副总指挥，下辖七路大军，第一路司令方振武（兼），第二路司令弓富魁，第三路司令孙良诚（兼），第四路司令马鸿逵，第五路司令石友三，第六路司令韩复榘，第七路司令陈希圣。11月28日，在西安守军配合下，西安城围被解。1927年1月17日，尚在甘肃平凉的冯玉祥电令取消原国民军各军和援陕军各路的番号，改编了驻陕北的井岳秀部队和驻陕南的吴新田部队，将国民军联军统编为十七路，冯玉祥任总司令，石敬亭任总参谋长，薛笃弼任政治部部长。第一路总司令方振武，第二路总司令弓富魁，第三路总司令孙良诚，第四路总司令马鸿逵，第五路总司令石友三，第六路总司令韩复榘，第七路总司令门致中，第八路总司令李虎臣，第九路总司令井岳秀，第十路总司令杨虎城，第十一路总司令田玉洁，第十二路总司令卫定一，第十三路总司令张维玺，第十四路总司令孙连仲，第十五路总司令徐永昌，第十六路总司令吴新田，第十七路总司令邓宝珊。[5]1月26日，冯玉祥抵达西安。2月22日，冯玉祥通令颁布《军政长官应遵守者十条》。3月12日，冯玉祥又颁布了《告诫高级军官十条》。3月27日，冯玉祥发布《敬告陕西各军队书》，郑重告诫他们：对以往的不良行为，必须即刷洗净尽，要赶快猛醒。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还颁布了《注意纪律期与民众合而为一》《赔偿倒毙民间驼骡》《不准践踏禾苗》等一系列通令和命令，明确规定：各路、各师、各旅层层组织执法处，监督军纪的执行情况，如有违纪行为，一经查出，即行严办。
国民军联军在陕西成立了由于右任为总司令、邓宝珊为副总司令的驻陕总司令部，在甘肃成立了由刘郁芬任总司令的驻甘总司令部，并任命宋哲元为北路军总司令兼暂编第一师师长，驻宁夏。
为了培养军事政治人才，在共产党人的支持下，国民军联军在陕西开办和续办了中山学院、中山军事学校和国民军联军军官学校等。
中山学院是在原国立西北大学的基础上开办的，于1927年3月10日正式成立。院长刘含初，副院长兼总务长李子洲，教育长徐梦周，总队长任敬斋，总务科长呼延震东。学院先后开办了组党、军事政治、农民运动、妇女运动、行政人员养成等5个专业班及劳动夜校。学员大都是陕甘各地中共组织通过当地国民党党部保送来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青年。开设课程有社会科学概论、经济学概论、社会进化史、中国政治经济状况、世界经济状况、帝国主义侵华史、各国革命史、关税问题、不平等条约、孙文主义、国民党党史、军队中政治工作、土地问题、农民运动等。学院以培养“指导农民运动、办理党务及军队中政治工作人才”“妇女运动提高人才”为宗旨，先后培养学员1000余名。
中山军事学校筹建于1927年3月，5月12日正式上课。校长史可轩，副校长兼教务主任李林，政治部主任邓小平，总队长许权中。学员共400余名，分编为3个大队，每个大队下辖3个中队，每个中队下辖3个分队。校址设在西安城内北院门。学校开设课程有军事与战术、军事理论、野外作业、中国革命史、孙文主义、国民党党史、形势任务教育、政治经济学等。
国民军联军军官学校也称西北军官学校或国民军军官学校。该校于1926年12月27日在甘肃平凉正式成立。1927年1月迁至西安后，校址设在东厅门。该校“以培养国民革命实际斗争的军人初级干部人才，实现三民主义达到世界革命为宗旨”。1927年4月，该校改名为“国民军联军军事政治学校”，校长续范亭，副校长王文彬，政治部主任唐澍。该校先后招收学员1200余人，分编为步队6个队，骑兵、炮兵、工兵、机关枪队、迫击炮队各1个队，共11个队。
这些学校的开办，培养了一大批政治工作干部和军事干部，对后来西北地区的革命斗争产生了重要影响。
冯玉祥统率国民军联军入陕后，迅速稳定了陕西的局势，有力推动了陕西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但是，冯玉祥与陕西一些军事将领的芥蒂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民军联军内部的团结。[6]在中共陕西地方组织的多方努力下，陕军将领与冯玉祥的矛盾虽然有所化解，但并没有最终消除。1927年3月，曾长期担任陕西督军、又率部围攻西安的刘镇华率镇嵩军投靠冯玉祥，得到冯玉祥的重用，也进一步加深了陕军将领对冯玉祥的积怨。特别是户县惨案的发生，更加剧了双方的矛盾。
西安城解围后，户县发生春荒，当地大多数农民断粮。而驻防户县的国民军联军某部军官何经纬却勾结当地豪绅，借机摊派苛捐杂税，私囤粮食，哄抬粮价。1927年4月底，中共户县组织发动群众查出何经纬私囤粮食750多石。消息传出，民怨沸腾。何经纬气急败坏，以武力包围农民协会。5月11日，何经纬又调集4个营的兵力，包围了新阳操东索村农民协会，屠杀农协会员11人，伤害40余人。当天晚上，何经纬又派兵捣毁各村农民协会，杀害农协会员，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户县惨案。
户县惨案发生后，陕西省农民协会筹备处和户县农民协会连续发出宣言、通电，揭露何经纬的罪行。5月15日，西安各团体在东大街中山俱乐部召开追悼户县死难农友大会，并举行示威游行，提出了严惩凶手等10项要求。迫于社会各界的压力，冯玉祥被迫给何经纬以“革职留任”处分，并要何经纬随军东出潼关，“将功折罪”。冯玉祥对户县惨案元凶的宽容和包庇，不仅使当地民众义愤填膺，也引起一些陕军将领的愤慨，从而使陕军将领与冯玉祥的矛盾日益加深。
由于国民军联军统帅冯玉祥既倾向于革命，又在面对帝国主义者和地主买办阶级的强大压力和受到陕甘地区农民运动冲击的情况下表现出很大的动摇性，使得国民军联军在大革命运动的浪潮中也必然具有一定的动摇性与不确定性。
中国共产党在陕西地方武装中的活动有着长期的历史。
早在1922年秋，曾任陕西靖国军第三路司令的杨虎城率部由凤翔北上，退据陕北，部队被改编为陕北镇守使署暂编步兵团。当时，在榆林中学任教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早期团员魏野畴就开始同杨虎城接触，向这支部队传播马克思主义。魏野畴离开榆林中学后，前往北京，并于1923年初经李大钊、刘天章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春，魏野畴返回陕西后，开始从事建党、建团活动，成为中国共产党陕西地方组织的重要创始人。
1924年11月，担任陕北国民军前敌总指挥的杨虎城率部南下关中，途经绥德时，受到共产党员、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校长李子洲及全校师生和当地群众的欢迎。当晚，杨虎城下榻四师校内。李子洲与他进行了晤谈，向他介绍国内外的政治形势和马克思主义。李子洲还邀请他为全校师生做了一次生动的讲演。通过魏野畴和李子洲卓有成效的工作，杨虎城对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和马克思主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1925年8月，杨虎城在耀县[7]开办了三民军官学校。经魏野畴等推荐，一些党、团员开始进入杨虎城的部队。在艰苦卓绝的西安反“围城”斗争中，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与守城部队密切合作，共渡难关，发挥了重要作用。
1927年春，中国共产党在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十军中的支部成立，由曹力如任书记。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杨虎城部队中建立的第一个组织。
在此之前，陕北党组织于1926年春分别在井岳秀所部石谦团中建立了两个军队特别支部——中共宜川（军队）第一特别支部和中共宜川（军队）第二特别支部。中共宜川（军队）第一特别支部在宜川集义镇，书记李象九[8]。中共宜川（军队）第二特别支部在宜川县城，书记谢子长[9]。这两个军队特支均属绥德党组织领导，并受中共北方区委的直接领导。
1927年1月，井岳秀被冯玉祥任命为国民军联军第九路总司令。石谦升任第九路第二师第六旅旅长，该旅扩编至1000余人，部队分驻延川、延长、宜川、安定[10]、清涧等地。中共绥德地委先后派李瑞阳、杜衡、阎揆要等来到部队，与时任营长的李象九和时任连长的谢子长等一起，开办青年军官训练班，并发展新党员，使部队中党的力量不断加强。同年春，李象九营被调往清涧县城，中共宜川（军队）第一特别支部改称为中共清涧（军队）特支；谢子长连调往安定县瓦窑堡[11]。中共宜川（军队）第二特别支部改称为中共安定（军队）特支。中共清涧（军队）特支和中共安定（军队）特支改由中共陕甘区委直接领导。此后，两个军队特支大量吸收进步官兵入党，使石谦旅的共产党员总数达到100多名。由于受到李象九、谢子长等共产党人的影响，石谦对共产党人在其部的活动采取了默许与宽容的态度，使石谦旅特别是李象九营与谢子长连成为中共组织基本掌握的武装力量。
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后，中共中央根据冯玉祥的请求，相继从苏联莫斯科、广州黄埔军校和中共北方区委选派刘伯坚、邓小平、刘志丹、宣侠父等200多名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到国民军联军中从事政治工作，协助训练干部，整顿队伍，使这支部队的战斗力很快得到恢复和提高。1926年9月27日，国民军联军国民党最高特别党部成立，刘伯坚、王一飞、卢绍亭等共产党员分别当选为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下设参谋部和政治部，薛笃弼任政治部长，刘伯坚任副部长并代理部长工作。国民军联军各部队建立了政治工作机关，军和独立师以上部队设立政治部，师以下部队设政治指导员。各级政治工作的领导骨干，大多由中共党员担任，如：国民军联军政治部组织科科长贾大容、宣传科科长曾晓渊，第一路（方振武部）政治部主任卢绍亭，第三路（孙良诚部）政治部主任宣侠父，第四路（马鸿逵部）政治部主任刘志丹，第六路（韩复榘部）政治部主任李世乐，第十路（杨虎城部）政治部主任魏野畴，国民军联军驻甘肃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贾从周，国民军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唐澍，西安中山军事学校政治主任邓小平，等等。以共产党人为骨干建立起来的国民军联军政治工作，为国民军联军“进军西北，解围西安，出兵潼关，策应北伐”战略方针的实现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国民军联军中，还有一支由中共地方组织直接掌握的部队，这就是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政治保卫队。政治保卫队的前身是国民军联军第二路第二师，师长史可轩、团长许权中、营政治指导员马明方均为共产党员。1926年12月22日，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在西安成立，史可轩被任命为联军驻陕总部政治保卫部部长兼政治保卫队队长。联军第二路第二师随即被改编为政治保卫队，部队发展到1000余人。中共还在这支部队中成立了特别支部。1927年1月，政治保卫队被改编为国民军联军驻陕独立第一师，史可轩仍任师长。在史可轩、许权中、马明方等共产党人的努力下，这支部队成为大革命后期陕西的重要政治力量。
此外，共产党员、黄埔一期毕业生王泰吉等还在陕军甄寿珊部队内成立了中共特别支部，广泛开展活动，发展新党员。
中共陕西地方组织在陕西地方武装中的活动，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陕西地方武装中的影响，促进了国民革命运动在陕西的发展，也积累了军事政治工作的经验，为以后的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培养了一批军事和政治工作骨干，从而推动了陕甘地区土地革命的蓬勃发展。
1927年4月12日，蓄谋已久的蒋介石勾结中外反动势力，向上海工人纠察队发动突然袭击，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4月18日，由蒋介石等任委员、胡汉民任主席的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即发出“通缉共产党首要”秘字第一号令，要求对“各地共产党首要、次要危险分子，均应从严拿办”。4月21日，蒋介石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名义发表通电，宣告军事委员会由广州迁往南京，即日开始办公。
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使中国政治风云突变，造成革命联合战线内部的巨变与分化，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因此而遭到局部失败。
4月17日，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召开联席会议，决定继续北伐。4月19日，武汉国民政府在武昌南湖举行第二期北伐誓师大会。4月21日，以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第四方面军为主力的北伐军开始沿京汉铁路向河南进军。4月26日，武汉国民政府任命冯玉祥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消息传到陕西后，以共产党人为骨干的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执行委员会于4月24日发出通电，愤怒声讨蒋介石叛变革命的罪行。通电指出：“似此拥兵自重，残民以逞之反动行为，何异于万恶军阀。本会誓与此叛党之徒奋斗到底，肃清反侧用奠党纪。”[12]
4月25日出版的《陕西国民日报》刊登了这个通电，并发表了题为《打倒蒋介石便是护党》的社论。
5月1日，冯玉祥在西安红城[13]广场召集军民大会，宣誓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誓词曰：“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谨奉国民政府命令，于（中华民国）十六年‘五一’劳动节日，在西安红城整率全体革命将士，以为大多数被压迫民众谋最大幸福之决心，联合革命民众，将全力献给于党，拥护党之主义及政策，与国际帝国主义者与国内一切反革命势力作最后之决斗，完成国民革命，更促进世界革命之成功。悬此目的，生死赴之。谨誓于青天白日旗帜之下。”[14]
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以石敬亭为总参谋长，何其巩为秘书长，刘伯坚为政治部代部长。冯玉祥命驻甘总司令刘郁芬、驻陕总司令于右任留守甘肃、陕西后方，其余部队分编为六路，分别向湖北、河南、察哈尔[15]、绥远进发。中路军由冯玉祥自兼总司令，孙良诚为总指挥，东出潼关，自河南洛阳、郑州方向推进；右路军总司令孙连仲，率部出紫荆关，经河南南阳向郑州一带进军；左路军总司令徐永昌，率部由陕北东渡黄河，假道山西，出娘子关，直趋石家庄，截击奉军退路；东路军总司令刘镇华，率部由河南孟津北渡黄河，向河北京汉铁路沿线活动，绕攻郑州后方；南路军总司令岳维峻，率部出武关，向豫西一带推进，以截击直系军队残部；北路军总司令宋哲元，率后方各部队集中于宁夏，待命出击察哈尔、绥远，以牵制奉军。5月5日，冯玉祥命令各路军出动，并将各路兵力部署电告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
为了解决东征部队的粮食和经费问题，冯玉祥发行了军用流通券、富秦加字票和地方公债。陕西民众不仅承受了这些沉重的负担，还不分昼夜地承担各种差役，以保证冯玉祥所部东出潼关策应北伐。西安、周至、户县、渭南等地先后召开群众大会，拥护冯玉祥部出师东征，各地农民协会、农协会员和农民自卫军日夜运送军用物资。冯玉祥部所经之处，群众箪食壶浆，热烈欢送。陕西民众在遭受长期战争浩劫、民力财力已近窘迫的情况下，仍然竭尽所能，给冯玉祥部以全力支持。
5月6日，冯玉祥在行至潼关时，获悉李大钊被奉系军阀张作霖绞杀于北京的噩耗，异常悲愤。他当即在潼关第二集团军总部召开追悼大会，并电令全军各部队和西北各地方机关举行大规模的追悼活动。冯玉祥在追悼李大钊的电文中写道：“李同志之牺牲，系为中国一切被压迫民众利益而牺牲，一切被压迫民众，应深深地哀此伟大的革命导师。”[16]5月9日，冯玉祥沉痛赋写并亲书《吊李大钊等二十位同志》自由诗一首，命人刊刻上石，立碑于老潼关县城。
5月8日，冯玉祥部占领河南陕州[17]，15日攻克洛阳，30日占领郑州。6月1日，北伐军第三十六军也到达郑州，与冯玉祥部会师。6月2日，贺龙率领的北伐军独立第十五师率先进入开封，北伐军第四军、第十一军也于当日到达开封，与冯玉祥部会师。至此，冯玉祥部与武汉国民政府派遣的第二期北伐部队胜利会师中原。
在武汉国民政府继续北伐的同时，蒋介石也制订了三路北伐计划：第一路由何应钦为总指挥，从镇江、常熟渡江北上，肃清江北之敌；第二路由蒋介石任总指挥，以白崇禧代理，由浦口渡江北进，在津浦路正面作战；第三路以李宗仁为总指挥，由芜湖渡江，进袭津浦路直鲁军侧背，联进陇海路。5月中旬，南京国民政府的三路北伐军相继渡过长江，向江北推进。5月27日，蒋介石赴津浦路沿线督战。6月2日，第三路军前敌总指挥王天培部攻占徐州。其他各路部队也相继推进至苏北、皖北地区。
蒋介石乘武汉国民政府的主力部队出师北伐、后方空虚之机，不断指示四川、贵州、广西、广东等地的地方军阀进攻湖南、湖北，并秘密策反驻扎在湖南、湖北的武汉国民革命军军官发动叛乱。5月9日，驻四川东部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兼川鄂边防司令杨森率部占领宜昌，并发出反共、讨伐武汉政府通电。移驻宜昌不久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四独立师师长夏斗寅与杨森紧密配合，于5月13日发出通电，宣布联蒋反共，攻击武汉政府。夏斗寅所部于5月17日进逼武昌附近的纸坊镇。武昌卫戍司令叶挺率部迅速反击，击败了夏斗寅叛军。武汉国民政府于5月25日组成西征军，讨伐直逼汉阳的杨森叛军。6月24日，西征军收复宜昌，杨森所部逃往巴东。在湖北相继发生叛乱的同时，驻长沙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第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于5月21日发动叛乱，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制造了骇人听闻的马日事变。6月4日，国民革命军第五方面军总指挥、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也转向反动，宣布“江西共产党人限期出境”，用所谓“礼送出境”的办法，把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逐出江西。
面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外部封锁和内部策反，把持着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汪精卫的反动面目也开始逐步显露，反革命活动也开始表面化。武汉地区的形势急剧恶化，革命危机加剧。
在宁汉暂时对立的局面下，拥有二三十万重兵的冯玉祥，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武汉和南京方面都竭力争取、拉拢冯玉祥。
6月10日，汪精卫同冯玉祥在郑州举行会议，史称“郑州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徐谦、顾孟余、谭延闿、孙科、于树德、王法勤、邓演达、唐生智、于右任、刘骥、鹿钟麟、张发奎和苏联军事顾问加伦等。会上，汪精卫和唐生智等希望与冯玉祥联合，共同反蒋和反共，冯玉祥对武汉方面攻击中国共产党和湖南、湖北工农运动的言论表示赞赏，对蒋介石却没有片言谴责，反而一再要求武汉方面停止宁汉对立，同南京方面联合起来，共同北伐。郑州会议对党务、政治、军事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做出了相应的决议。在党务方面，决定撤销北京、西安两个政治分会，设立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开封分会，负责指导陕西、甘肃、河南三省的党务和政务，冯玉祥为主席。在政治方面，决定成立河南、陕西、甘肃三省省政府，冯玉祥兼任河南省政府主席，于右任兼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刘郁芬兼任甘肃省政府主席。在军事方面，决定将唐生智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第四方面军撤回武汉，巩固后方；将河南留给冯玉祥所部，并将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扩编为七个方面军。郑州会议的召开，暴露了汪精卫的反共真面目，也是冯玉祥从参加革命到投身反动阵营的转折点。
冯玉祥在东出潼关参加第二期北伐后，始终对武汉国民政府方面的反蒋运动保持沉默，并暗中派代表李鸣钟常驻南京，同蒋介石保持联系。蒋介石与冯玉祥之间文电、信使往返不断。6月14日，冯玉祥电令李鸣钟面见蒋介石，报告郑州会议情况，并转达冯玉祥欲与蒋介石会面的意愿。6月17日，蒋介石携李鸣钟等抵达徐州。6月19日，冯玉祥由开封乘火车抵达徐州，蒋介石率白崇禧等到车站迎接。20日至21日，蒋介石与冯玉祥在徐州行营驻地花园饭店举行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胡汉民、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蔡元培、李烈钧、李鸣钟、何其巩、董郛、钮永建、贺耀祖、方本仁、陈立夫、何成浚、李宗仁、白崇禧等。会议就党务、政治建设、对共产党的办法、继续北伐、武汉政府、军事等八项议题进行了讨论。会议就“清党”反共问题达成一致，冯玉祥表示，将立即在他所统率的军队及辖区内实行“清党”。会议决定蒋冯联合作战，肃清革命军境内之敌，第二步进行北伐。蒋介石还应允从7月起，每月接济冯玉祥部军饷250万元。会议决定由冯玉祥致电武汉政府汪精卫等人，要求将苏联顾问鲍罗廷解职并驱逐回国，并劝武汉政府自动取消。徐州会议结束后，蒋介石与冯玉祥于当天发表联合通电，称：两人与所部“为三民主义信徒，凡百诱惑艰险牺牲，均所不顾，必期尽扫帝国主义之工具，以完成国民革命之使命”[18]。
徐州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冯玉祥完全倒向蒋介石一边，使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大为加强，加速了汪精卫公开反共的步伐，促使宁汉合流，最终造成大革命的彻底失败。
徐州会议后，冯玉祥返回开封，立即开始部署“清党”反共。冯玉祥在日记中写道：“第一步，要政治工作人员中的共产党员出党；第二步，出党之后，请他们当顾问；第三步，如果不愿当顾问的就资遣出境。”[19]6月25日，冯玉祥电示驻陕总部，命令国民党的陕西各级党部一律解散，另做组织；各民众团体，立即停止活动。6月28日，冯玉祥进一步命令：（一）不准共产党员跨党加入国民党；（二）共产党员跨党加入国民党的领袖一律解除职务，开除党籍，遇必要时得加以严密监视；（三）在国民革命时期，不准以共产党名义活动，亦不准假国民党名义做共产党工作，违者按反革命条例治罪。[20]7月7日，冯玉祥在洛阳官佐及总部人员朝会上宣布：“不经军长师长之许可一律禁止开会。”冯玉祥宣称：“对于共产党之办法，第一要注明何时入党何人作保；愿意走者发给川资，其不愿走而愿加入国民革命之战线者必须宣言，脱离共产党，听国民党之指导，守国民党之规则，然后收容之。至于各级各处政治人员一律开缺，俟调开封训练后再行另派职务。”[21]
在冯玉祥“清党”反共政策的推动下，河南、陕西、甘肃三省境内掀起了一片反共声浪。刘伯坚、邓小平等240多名共产党员被“礼送出境”；中共陕甘区委候补执行委员、陕西国民日报社社长刘天章等共产党员被逮捕。7月13日，冯玉祥电令驻陕独立第一师与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合并，由史可轩率领，分别开赴郑州、开封“整训”，欲伺机加以消灭。在此形势下，刚刚成立的中共陕西省委指示该部抗拒冯玉祥的命令，不开赴河南，而由史可轩率领离开西安，经渭北地区前往陕北，向受中共组织影响较深、倾向革命的石谦旅靠拢。7月14日，史可轩率部离开西安，到达临潼交口一带。7月29日，部队到达富平。为了借道北上和筹措粮草，史可轩带十余人来到美原镇，与盘踞此地的地方军阀、曾任国民军第二军第二师第四旅旅长的田生春交涉。早有预谋的田生春不顾旧交之谊，将史可轩扣押杀害，制造了轰动一时的“美原事件”。
在国内一片甚嚣尘上的反共声浪中，汪精卫于7月14日晚在武汉秘密召开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会议，决定实行“分共”。7月15日，汪精卫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汪精卫在会上做了有关“分共”问题的报告。随后，汪精卫集团对共产党员、革命群众开始实行疯狂的大逮捕、大屠杀，这就是“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的发动，表明孙中山制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纲领已被国民党集团抛弃。至此，由国共两党合作发动的大革命宣告失败。
随着汪精卫反共面目的彻底暴露，冯玉祥也加紧了辖区内的“清党”反共步伐。7月15日，西安街头出现了以西安警备司令部名义发布的布告，宣布“严禁共产分子活动”。7月17日，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驻陕总部宣告结束。第二天，反共的陕西省政府在西安正式成立。由于原定的省政府主席于右任托故不就其职，冯玉祥决定由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参谋长石敬亭代理陕西省政府主席。在此前后，西安“红城”被改名为西安新城。陕西境内的革命群众组织相继被改组或解散，一些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遭到逮捕或杀害。8月4日，长期统治陕北、素有“陕北王”之称的地方军阀井岳秀公开“清党”反共，强行查封了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聚集的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和延安陕西省立第四中学。井岳秀公开“清党”反共后，绥德四师的师生被武装遣送回乡，进步书籍被焚烧。担任中共肤施[22]县委书记的延安四中校长田伯英被软禁，多数教师被迫离校回家，学生也被逼离开学校。榆林中学也开除了一批进步学生。中共绥德县委和中共肤施县委被迫解体。8月18日，共产党员刘含初被杀害。
9月15日，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在南京成立。9月17日，南京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进行改组，并发表宁汉合作宣言。10月30日，南京国民政府宣布重组陕西省政府，任命于右任、宋哲元、石敬亭、岳维峻、井岳秀、邓宝珊等为省政府委员，于右任为省政府主席。于右任仍未就职，由宋哲元代理。
冯玉祥的“清党”反共，最终葬送了大革命在陕西的大好局面，使陕西和全国一样，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这是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1927年9月26日，中共陕西省委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通过了《扩大会议的政治报告》，反思了对冯玉祥的错误政策。《报告》指出：“在这个阶段中我们的政策之错误，由国际[23]，中央[24]以至陕甘区委，都是对冯的估量太过，‘无条件’的对冯帮助！我们不是领导政治，而变成冯的宣传机关；在冯方工作的同志对冯不能影响，而只是做了冯的秘书主任，还说是取得冯的信仰了！”[25]这次会议通过的《政治形势与工作方针决议案》指出：“冯既反动之后，党对冯的政策还是动摇不定，以为冯的反动是一时的政策，还有转还的余地，以为冯是中国革命的支柱，不敢轻反，须得到中央的指示！冯的反动在政治上已完全表现出来了，才进一步决定准备反冯，还不敢提出坚决的政策！”[26]18年之后，周恩来在1945年召开的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做《论统一战线》的报告，总结说：“大革命末期，武汉时期，不仅依靠汪精卫，还依靠唐生智，依靠冯玉祥，结果落了空。这是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之一。”“那时候我们党的政策，不是面向自己的力量，而是面向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力量，唐生智的军队，冯玉祥的军队。我记得最明显的是在武汉危急，‘马日事变’以后，我们党的中央还仰望所谓农民领袖、基督将军的冯玉祥”，“结果，冯玉祥在徐州和蒋介石会面，来了一个大反动，把所有的武汉的人都出卖了，于是武汉全面落空了，这就是依靠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武装力量不依靠自己武装力量的恶果”。[27]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汉口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82人，代表全党57967名党员。黄平万代表陕西出席了会议。党的五大是在大革命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讨论和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之决议》《政治任务与党的任务议决案》《土地问题议决案》《职工运动议决案》和《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宣言》。会议选出了党的中央委员会，并且第一次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党的五大虽然提出了争取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建立革命民主政权和实行土地革命的一些正确的原则，但对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革命领导权，如何领导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如何对待武汉政府、改造武汉国民党，如何建立和扩大党绝对领导的革命武装等重大问题，没有做出切合实际的回答，也没有提出有效的具体措施，因而党的五大没有解决如何从危难中挽救中国革命的问题，自然难以承担起挽救中国革命的重大任务。
党的五大闭幕以后，中共中央常委会于5月14日做出决定：成立中共陕西省委，耿炳光任书记。5月20日，中共中央常委会召开会议，讨论了陕西等地的工作，决定：“陕西省委：耿炳光（书记）、黄平万（宣传）、李子洲（组织）。在陕西之汪泽楷调回。李秉乾回后（现在莫斯科）即加入省委。”[28]
根据中共中央常委会议的决定，7月上旬，耿炳光、黄平万、李子洲、魏野畴、张金印等在西安城内红埠街召开会议，成立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委由委员13人、候补委员5人组成。耿炳光（书记）、李子洲（组织部长）、崔物齐（崔孟博，宣传部长）3人为常委。[29]魏野畴负责军事工作，亢维恪负责农民运动，张金印负责共青团工作。
中共陕西省委成立后，将原中共西安地委改组为西安市委，原中共渭南、绥德、延安、三原、榆林地委分别改组为中共渭南、绥德、肤施（延安）、三原、榆林县委。此外，新成立了五一县委。[30]当时，中共陕西省委共辖市委1个，县委6个，直属区委、支部22个，有党员2177人。
7月7日，共青团陕西省委成立，张金印为书记。当时，共青团陕西省委下辖共青团西安市委和长安、渭南、五一、肤施等县委。全省有共青团员1924名。
7月11日，中共陕西省委向中共中央报告了陕西的政治经济情况，报告特别提出：“杨虎城开赴河南兰封，杨虎城心欲骗冯[31]，冯之诡计多端，未必受骗，请中央对杨部注意，他在豫还是一个有作用的军队。”[32]报告还提出：“对冯在未得中央政策前，我们决定不能作反冯宣传与反冯运动，因为冯与第三国际尚未完全断绝关系，他过去与我们无大恶感，目前还不可破面；而且我们的羽毛尚未丰满，反冯也非时机；但不宣传一军[33]好，对冯右倾也不袒护。”[34]报告还提出：“以暂时的退守保存实力为工作原则，停止一切斗争，充实群众的组织，并加内部训练。”[35]“党内各机〔级〕关系须密切”，“继续发展组织，但须比较以先紧严”。[36]
7月底，中共陕西省委为了便于指导各地工作，决定在陕西各地实行特派员制度。全省分为六路，每路各设特派员一人，直接向省委负责。东路特派员何挺杰（后为潘自力）；西路特派员耿炳光；北路（三原、富平地区）特派员李子洲[37]；南路（长安、蓝田、周至、户县）特派员陈嘉惠；东北路（渭南地区渭河以北的五一、蒲城、澄城、合阳、朝邑[38]）特派员蒲克敏；陕北路（陕北地区）特派员魏野畴。魏野畴和省委军委成员唐澍、白乐亭（白明善）等于8月初到达陕北后，因白色恐怖严重，魏野畴无法立足，遂应杨虎城之邀，前往皖北杨虎城部开展兵运工作。唐澍、白乐亭留井岳秀部石谦旅李象九营工作。
在此之前，李子洲于7月20日离开西安，前往武汉，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李子洲到达武汉后，于8月6日写了《关于陕西工作开展问题向中央的请示》，希望中共中央“将陕西今后工作的大方针决定示知，以便省委本此方针，拟定详细计划”[39]。《请示》还提出：“冯（玉祥）反动后，因未得到兄方[40]的指示，只得暂取退让，究竟今后对冯应取如何态度，要兄方详为决定。”[41]
在李子洲给中共中央写下书面报告的第二天，中共中央为了审查和纠正党在大革命后期的严重错误，决定新的路线和政策，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等文件。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讨论了党的工作任务，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会议选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八七会议制定了继续进行革命斗争的正确方针，为挽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革命从此进入了土地革命战争的历史时期。
八七会议闭幕之后，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张太雷于8月12日接见了李子洲。在听取了李子洲的汇报后，张太雷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和中央对陕西工作的指示。中央认为：“陕西的政策与河南有同样的错误，不打冯[42]事实上就是帮助冯的反动，此政策是错误的。这些错误不能完全怪地方，中央也要负责任。冯在河南将不能立足，将抓陕西来作为其根据。我们要计划根本推翻冯的统治，现在他的统治并未稳定，我们要使他不会稳定，不过我们要注意的是过去我们有一错误，即仅是利用此打彼，这种仅仅上层的工作完全是军阀政客的把戏。我们党的一切都应建筑在群众的基础上，在民众的基础上来形成反冯势力，在民众中我们要提出代表民众真正利益的口号。”[43]中央要求：“根据此次紧急会议[44]决议回去改组，将告同志书[45]交到下级党部去讨论，取消反对新政策的分子，在渭河农民同志多的地方应加入至少二农民同志到领导机关”，“改变党员的质量和成份，即要增加农民的数量”，“消极的分子要洗刷出去，吸收在斗争中勇敢的分子入党，或加入领导机关”。[46]中央明确指示，“农民集中重要几县即可开始暴动，反对土（豪）劣（绅）贪污，抗租、抗捐、抗税”，“要注意红枪会和土匪的工作，尤其要作破坏军队的工作（农民加入军队），我们不要怕拿政权，要勇敢的去拿，失败可以上山”。[47]中央指示：“可以利用二、三军[48]反冯，但要注意这不是我们主要的政策，主要的是要造成我们自己的力量。”[49]
八七会议的召开和中共中央对陕西工作的指示，为陕西地区的革命斗争指明了方向，鼓舞了陕西人民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勇气，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土地革命运动在陕西的蓬勃兴起。
1927年9月上旬，李子洲回到西安，立即向陕西省委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和中共中央对陕西工作的指示。中共陕西省委立即决定，在西安召开会议，传达贯彻中共中央的决定和指示精神。
9月26日至28日，中共陕西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在西安红埠街9号院召开，史称“九二六”会议。出席会议的有耿炳光、李子洲、李秉乾（李子健）、张金印、张秉仁（张性初）、蒲克敏、杜衡、何挺杰、张国藩、陈嘉惠、潘自力、萧明等15人。[50]
李子洲在会上传达了八七会议决议和中共中央对陕西工作的指示，并做了《扩大会议的党务报告》。耿炳光做《扩大会议的政治报告》。会议讨论通过了《接受中央八七决议案及其指示之决议案》《政治形势与工作方针决议案》以及《组织工作决议案》《宣传问题决议案》《农民斗争决议案》《军事运动决议案》《青年团工作决议案》《共进社进化社问题决议案》等九个决议案。
会议通过的《政治形势与工作方针决议案》（以下简称《决议案》）明确提出：“我们惟有在我们正确的指导与策略之下，坚决的有计划的斗争，注意‘部分的深入’，渐取得广大的民众，巩固我们的组织，使革命得到重新的进展。”[51]在军事政治方面，《决议案》提出：“在西北坚决的反冯[52]，使冯的统治不能稳定以至于崩坏。”[53]《决议案》还要求：“我们自己的武力，也要在斗争中积极培植，使之生长发展。”[54]《决议案》还分别就农民运动、手工业工人及商民工作、对国民党工作、学生运动、妇女运动、党务工作、共青团工作等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决议案》号召：“我们要努力工作，使党的影响在斗争中扩大并巩固起来！”[55]
会议通过的《组织工作决议案》响亮地提出：“党到农村中去！”“党到军队中去！”“一切同志归支部！”“一切工作归支部！”[56]
会议通过的《宣传问题决议案》分别就各级党组织对内宣传、对外宣传和注意地方问题的宣传提出了明确要求，特别提出：“共产党时时要准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军事的知识与训练，每个党员都应具有的，但过去党对于此很少注意，而有部分同志甚或鄙视！此后我们要努力纠正，使每个同志都受相当的军事训练，学习相当的军事知识，作武装民众暴动指挥者。”[57]
会议通过的《农民斗争决议案》指出：“陕西主要的革命力量是农民。”[58]要求：“要勇敢的改正以前的错误，并从这些错误中取得新经验。我们确信农民在此种加重的剥削之下，其革命的情绪，必于最近爆发起来。我们要在土地革命的政纲之下加紧农村中的阶级斗争，准备总暴动；我们确信‘在斗争中组织农民’，并以‘大无畏的精神’去坚〔决〕的领导农民斗争，为农运要着；我们不要怕人说或跟着人家说：‘幼稚’、‘过火’！”[59]《农民斗争决议案》还提出“乡村一切政权归农民协会”“耕者有其田”“取消高利贷”“武装农民”“铲除贪官污吏劣绅土豪”“打倒新旧军阀”等17条口号。[60]
会议通过的《军事运动决议案》提出：“中国革命现在已到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短兵相接作殊死战，以争中国革命领导权的时候，本党的军事行动已经是迫不容缓了。”“在西北培植革命的军事基础，是中国共产党目前重要任务之一，更是党在西北的特要任务。”[61]
会议改选了中共陕西省委，耿炳光、李子洲、李秉乾、亢维恪、刘继曾、张金印当选为省委委员；张含辉、潘自力当选为省委候补委员。耿炳光、李子洲、李秉乾三人组成常务委员会，耿炳光任书记，李子洲为组织部长，李秉乾为宣传部长，亢维恪负责农运工作，刘继曾任秘书主任，张金印为共青团陕西省委书记。
会议结束后，中共陕西省委于10月8日向全省各级党组织发出第一号《通告》。《通告》通报了“九二六”会议的经过和主要内容，指出：“这次大会后，党的策略、党的组织，转入一个新的时期。所以这次会含了极其重大的意义！”[62]《通告》要求各级党组织“均应即时按当地的政治环境，召集各式的会议，执行下列的任务：（一）顺序讨论大会的重要文件；（二）改选执委，尽可能的参加农民分子；（三）制定当地工作计划（须具体）；（四）一切结果，即将经过详细报告省委”。[63]《通告》强调指出：“各地对中央文件应择要讨论，尤其是告党员书，应在支部中详细分析，使每个党员明了这个重大的意义！”[64]
“九二六”会议是中共陕西省委在大革命失败后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会议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和中共中央对陕西工作的指示，检查了过去的工作，克服了错误倾向，统一了思想，明确了方向，并结合陕西的实际制定了相应的路线和政策。会议的召开和做出的决议，标志着西北地区的革命斗争进入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新时期。
（一）清涧起义
“九二六”会议之后，武装暴动的准备工作首先在驻守陕北清涧的井岳秀部第十一旅内加紧展开。
井岳秀公开“清党”反共后，即密谋在共产党员活动频繁的第十一旅中清除共产党员。井岳秀要该旅旅长石谦交出李象九、谢子长等共产党员，被石谦拒绝。于是，井岳秀决心除掉石谦。他以自己50岁生日为由，请石谦赴榆林参加祝寿活动。石谦先以种种借口推辞，后在同僚的劝说下，仍然前往榆林。石谦到榆林后，于8月22日被井岳秀杀害。第十一旅的官兵得知石谦被害的消息后，一片哗然，军心不稳。井岳秀任命其亲信康子祥代理旅长，随后又指使第二师师长高双成调第十一旅李象九营由清涧换防延安，调谢子长连由安定到清涧换防，企图分而歼之，消灭由共产党员掌握的这支武装力量。为了安抚人心，井岳秀还下令将石谦灵柩运回其家乡白水县，准备厚葬。
井岳秀的倒行逆施激起了石谦旅广大官兵的愤慨。谢子长和李象九决定，李象九营暂不离开清涧，而谢子长连借故移防，向清涧方向移动，以形成合力。唐澍则前往西安，向陕西省委汇报并请示下一步行动方针。唐澍于9月底返回清涧后，立即组建了由唐澍任书记，白乐亭、李象九、谢子长为委员的中共陕北军事委员会，开始部署起义行动。
10月12日清晨[65]，在唐澍、李象九、白乐亭、谢子长等领导下，驻清涧的第十一旅部队以“为石旅长报仇”为号召，毅然发动起义，从而打响了西北地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起义部队先后占领了清涧县警察局和县政府，缴获了一批枪械。当天下午，起义部队离开清涧县城，沿清涧河川道向延川县城推进。当天黄昏，起义部队抵达延川县城，与驻守延川的共产党员王有才率领的第一营第四连会合。10月13日，起义部队又赶往延长县城，击毙了驻守延长的第一营营长齐梅卿，并收缴了驻军两个连的枪械弹药。随后，起义部队又经雷池、云岩等地，于10月15日抵达宜川。在共产党员李瑞成领导的一个连的策应下，起义部队占领了宜川县城。这时，起义部队已拥有1000余人，步枪1500余支，短枪200余支，战马百余匹。
清涧起义部队占领宜川，引起井岳秀的极大恐慌，急令驻防延安的高双成部围攻宜川。
这时，起义部队仍沿用原第十一旅番号，由李象九任旅长，孟澄斋任参谋长，辖3个营，营长谢子长、韩子丰、李瑞成均为共产党员。由于与李象九在部队发展方向和任用干部等重大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唐澍遂前往西安向陕西省委汇报。李象九则率部队驻守宜川。
高双成率部队抵达宜川附近后，采取麻痹劝降的办法，对起义部队进行分化瓦解。高双成在麻痹劝降产生效应后，即组织部队向宜川城发起进攻。驻守凤翅山的连长雷进才在战斗打响不到20分钟时即叛变，凤翅山阵地失守。驻守虎头山阵地的一个排也发生叛变。在失去这两处外围主阵地后，李象九只得命令部队仓促向城南方向突围。突围部队经大岭、白马滩等地抵达韩城后，仅剩以谢子长营为主要力量的三四百人。李象九接受了韩城驻军首领王保民的改编，将部队改编为独立旅，李象九仍任旅长，驻韩城西庄镇一带。
中共陕西省委十分关心清涧起义所保留下来的部队。11月14日，中共陕西省委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汇报说：“延安高双成（师长）向宜川进攻，初败，后来又增加兵力，李[66]乃退至韩城，与杨虎城部之王保民联合，徐图发展，此亦为预备之计划。”[67]
同年12月初，唐澍和阎揆要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来到韩城西庄镇，随后开始整训部队。12月30日，部队打出了“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支队”的旗帜，唐澍任总指挥，谢子长任副总指挥，阎揆要任参谋长。部队编为4个分队，共100余人。为了保证党的领导，部队中成立了由唐澍、谢子长、阎揆要、白乐亭、史唯然组成的新的中共陕北军事委员会。陕北军委决定将部队重新开回清涧、安定一带开展游击战争。
1928年1月1日，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支队离开韩城，向宜川方向前进。在进攻宜川城时，部队严重受挫。随后，部队北撤到延长，在交口镇遭敌袭击，再次受损。之后，部队经延川、安塞、保安[68]等地，来到甘肃省陇东地区的豹子川一带。在转移途中，部队屡遭国民党地方武装袭击，损失严重。在此情况下，唐澍、谢子长、阎揆要等先后辗转返回西安，向中共陕西省委汇报工作，其余人员分散隐蔽。至此，清涧起义最后失败。
清涧起义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大革命失败后领导发动的一次重要的武装起义。这次起义历时三个多月，转战十多个县，给国民党陕北地方军阀以沉重打击，点燃了革命武装斗争在西北的希望之火。由于起义领导者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分歧和主观指导上的某些失误，同时并没有充分发动群众，导致了起义的最后失败，但是，这次起义却为后来建立和发展西北红军积累了经验，培养了干部，并且有力地配合了全国其他各地开展的革命武装斗争。
（二）渭华起义
渭华起义是继清涧起义之后，中共陕西省委在西北地区领导发动的一次有着深远影响的武装起义。渭华地区即今渭南市临渭区、华县及附近地区。这一地区是陕西党、团组织建立较早，群众基础较好，革命活动开展较为集中与广泛的地区。
1928年1月2日，中共中央就陕西工作问题发出《中央陕字第九号公函》，对陕西工作做出重要指示。信中指出：“省委应以党的名义号召群众反对新军阀战争，以工农暴动消灭军阀战争。”[69]指示信还提出政权问题，明确要求陕西省委：“须以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权的口号在工农群众中利用广东两湖继续不断的暴动事实和陕西省内统治军阀的暴横剥削作广大和经常的宣传，务使工农群众坚强的组织和推翻统治阶级建立自己苏维埃政权的决心在群众中经常地发展起来。依陕西现实主客观上的情形说自然还没到一个总暴动时期，但乡村中斗争已经开始。而且许多地方又有我们的军队驻扎，果使农民群众已实际地参加日常斗争，农民群众有了坚强的组织，城市工人亦有相当工作，党的领导亦相当健全，则工农暴动割据的局面，至少农暴的割据局面必可在陕西出现。因此，政权的宣传和工农群众对于实现苏维埃政权的决心更须在经常的斗争中培养出来，乡村政权归农协的口号应改为乡村政权归农民代表会议。”[70]
为了贯彻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中共陕西省委于1月12日发出《省委通告第二十六号》，旗帜鲜明地提出：“开发游击战争由部分的农民暴动过渡到全陕西的总暴动。”[71]《通告》提出：“在我党目前全国工农武装暴动的新政策之下，陕西各级党部，应如何的努力于鼓动和领导广大的农民群众，开发游击战争，由部分暴动过渡到全陕西的总暴动，形成整个陕西普遍的大骚动局面，反对一切大小军阀，实行民众与军阀战争，杀尽所有的豪绅、地主、官吏，履行彻底的土地革命，建立乡村政权（农民协会）。”[72]“依据天然的地理、政治、经济诸条件，将陕西划分为关中、汉南[73]、陕北三区。汉南、陕北两区，在省委指导之下，各设有一特别委员会，根据党的工农武装暴动的政策，代表省委执行职权，指导汉南、陕北党内党外一切工作。”[74]《通告》还决定将关中地区划分为五个重要区域：（1）省东区，以华县、渭南作中心；（2）渭北区，以泾阳、三原作中心；（3）省西区，以乾县、礼泉作中心；（4）中区，以长安作中心；（5）东府区，以蒲城、固市[75]作中心。《通知》指出：“每区设一暴动委员会，以便沟通各县动作，很灵活的去指挥各区游击战争。”[76]
省委第二十六号通告发布之后，渭南发生了“宣化事件”，加快了陕东地区武装暴动的进程。
位于渭南县城西北槐衙村的宣化高级小学，是当地农民自建的一所学校，也是中共渭南县城关区委机关的所在地。2月28日，当地劣绅刘铭初及反动分子薛明璋、田宝丰、王武轩带领四五十名暴徒，捣毁了宣化高小，将学校师生强行逐出校门，并打伤数人。事件发生后，渭南党、团县委于当晚召开紧急联席会议，决定以暴力驱逐反动势力。2月29日清晨，二三百名学生和四五百名农民冲进宣化高小，当场打死了刘铭初、薛明璋，打伤了田宝丰（后因伤重毙命），将王武轩投入水井。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宣化事件”。
“宣化事件”发生后，渭南地方当局和当地军警立即展开血腥的逮捕和镇压。渭南中学、渭南东关小学、渭阳中学等学校被封闭，共产党员、渭南中学校长王文宗和教师冀月亭被残酷杀害，40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捕。白色恐怖笼罩着渭南一带。
3月13日，中共陕西省委向各级党组织发出第三十九号《通告》，通报了“宣化事件”的全过程，并指出：“宣化斗争有日渐扩大深入，一直发展到渭南全县大暴动的趋势与可能。”[77]《通告》指出：“沉寂无斗争的陕西的党今已开始了正确的群众斗争，我们只有本党的新政策，坚决的勇敢的站在群众的前边，领导民众继续延长扩大宣化斗争，并不断的发动新的群众斗争，在斗争中开发群众的游击战争，猛烈的杀豪绅地主官吏及其走狗，夺取他们的武装，破坏他们的统治，掀起全陕东的大动乱，由陕东各县民众的部分暴动汇合成陕东的民众大暴动，造成陕东的民众割据局面，建立陕东苏维埃政权，同时各地皆须努力发动群众斗争，引起全陕大骚动，一直形成全陕总暴动，建立全陕苏维埃政权。这固然不是一天两天急切所能做到的事，可是这是由此开始，一直继续延长扩大而形成的，决没有什么阶段可分，亦决不容许徘徊观望而有所等待的。”[78]
3月16日，前往上海准备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陕西省委代理书记潘自力和省委常委张金印、王松年向中共中央做了《陕西党团组织情况的报告》。3月18日，中共中央召开会议，潘自力等陕西代表出席。会议做出《陕西工作决议案》。《决议案》指出，陕西的反动统治已在崩溃之中，因此实行工农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是陕西革命发展的前途。《决议案》分别对陕西的职工运动、农村斗争、军事工作、党的组织、全省工作的布置和反国民党等问题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要陕西省委一方面发动工农群众的革命运动，一方面彻底肃清党内机会主义，使之成为真正能领导群众斗争的坚强组织机构。会后，由于党的六大延期举行，张金印留团中央工作，潘自力和王松年将中共中央作出的《陕西工作决议案》带回陕西，予以传达贯彻。
3月20日，中共中央向许权中发出指示信[79]，信中指出：许旅寄生在李虎臣下面不是出路，要随时准备脱离。目前主要工作是肃清内部，发展壮大组织，扩充军队；加紧党的训练，明确土地革命及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意义。[80]要求许旅或开赴陕中，帮助并发展农民暴动，相机形成割据局面，或开赴豫西，帮助河南农民暴动，或开赴鄂北，准备与两湖革命势力连贯起来。[81]
3月22日，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常委会议，决定划临潼、渭南、华县、华阴和固市县为陕东暴动区，并成立陕东特别委员会，指导陕东各地斗争，准备暴动。陕东特委于4月1日在华县成立，书记由省委常委刘继曾担任，组织委员为渭南县委书记萧明，宣传委员由共青团陕西省委宣传部长李大章（李昌英）担任。
在中共陕西省委和陕东特委加紧部署陕东大暴动之际，时任陕西省政府代理主席兼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的宋哲元与陕军渭河以南总指挥的李虎臣在潼关一带发生战事，许权中旅奉命开赴潼关。许权中旅的调动为渭华起义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时机。
5月1日，渭南县崇凝镇举行群众暴动大会，宣布成立崇凝区苏维埃政府。这是西北地区成立的第一个苏维埃政权。崇凝区苏维埃政府的成立，点燃了渭华地区武装斗争的革命烈火，揭开了渭华起义的序幕。5月3日，渭南县阳郭具暴动群众抄没和分配了土豪的粮食财物；华县薛家村暴动群众武装袭击本村大恶霸，没收分配了他们的粮食、财物。5月4日，渭南县三张镇暴动群众收缴了警察分局的枪支，处决了税务所所长；华县高塘镇举行群众暴动大会。5月5日，华县东王村宣布成立村苏维埃政府。固市县暴动农民组织特别武装处决土豪五人，成立了信义区和隆兴区苏维埃政府。旬日之间，在南起秦岭，北至西（安）潼（关）公路，东起少华山，西迄临潼200多平方公里的关中大地，武装起义的烈火熊熊燃烧。
渭华起义爆发后，中共陕东特委于5月4日在渭南县城南的望岗岭召开群众大会，宣告陕东赤卫队正式成立。陕东赤卫队共150余人，枪支50余支。其中28名成员是在许权中旅进行过专门培训的武装骨干。李大德任大队长，副大队长薛自爽，党支部书记冯义生，副书记孙敬堂，下设四个中队和一个大刀队。陕东赤卫队成立后，即在渭南塔山一带构筑工事，使塔山成为一个易守难攻的军事堡垒。
5月10日，许权中旅由潼关一带赶至华县瓜坡镇，参加渭华起义。5月16日，起义部队定名为“西北工农革命军”，并成立了军事委员会，刘志丹（刘景桂）任军委主席，许权中任总顾问。军委委员包括刘志丹、唐澍、廉益民、吴浩然、王泰吉、高克林、许尚志、赵雅生等。西北工农革命军由唐澍任总司令，刘继曾任政委，王泰吉任参谋主任，廉益民任政治部主任，吴浩然任政治部副主任，许尚志任秘书长。全军编为四个大队，第一大队长赵雅生，第二大队长武培谋，第三大队长谢子长，第四大队长雷天祥。
西北工农革命军成立后，发出了由军委主席刘志丹、总司令唐澍、政委刘继曾联名签署的《布告》。《布告》全文如下：
西北工农革命总司令部布告
中华民国十七年四月二十九日[82]
西北工农革命军与农民暴动紧密结合，打击反动民团，惩治土豪劣绅，先后建立了区、村苏维埃政府48个，处决土豪劣绅60余名。渭华起义沉重地打击了渭华地区的国民党反动政权，动摇了冯玉祥在陕西的统治基础。为此，6月初开始，冯玉祥先后调集三个师的重兵，在宋哲元指挥下，向渭华起义部队发起血腥围攻。面对敌人的强大进攻，唐澍、刘志丹等指挥部队展开浴血奋战，但终因敌强我弱，起义部队遭受重大损失。廉益民、吴浩然等在战斗中壮烈牺牲。6月20日晚，唐澍、刘志丹等率领起义部队撤离渭华地区，进入秦岭山区。部队先后撤至洛南县的两岔口和保安镇一带。7月1日，李虎臣派方少海率五个旅向保安镇发起进攻。驻守两岔口的唐澍率部100余人增援保安镇，被敌人包围。激战中，唐澍英勇牺牲，年仅25岁。
保安镇之战后，起义部队余部200余人在刘志丹、刘继曾率领下转移到蓝田山区。7月15日，刘志丹和许权中分别率领的起义部队在蓝田县张家坪会合。当天，刘志丹、刘继曾主持召开西北工农革命军军事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会议决定取消军事委员会和西北工农革命军的番号，并决定刘志丹、谢子长回省委汇报工作，一部分起义人员分散离队，坚持地下斗争。余部由许权中率领，与共产党员尹耕辛领导的蓝田地方民团合编，争取暂时编入李虎臣部刘文伯师。此后，许权中部被刘文伯收编，改编为第九旅，许权中任旅长。后来，第九旅向河南确山转移时，在邓县被当地反动武装红枪会打散。许权中前往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至此，渭华起义失败，保留下来的部分革命力量转入隐蔽斗争。
渭华起义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西北地区领导发动的一次极为重要的武装起义。关于这次起义的重要性，起义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刘继曾在1959年6月总结道：“渭华起义是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主要是培养和锻炼了一批干部，扩大了革命影响，也取得一些经验。这对推动陕西地区的革命运动有巨大作用。”[83]当时担任中共陕西省委代理书记的潘自力在1959年7月回忆说：“渭华起义是大革命失败后陕西党领导的三大起义之一[84]，而且在三大起义中是规模和影响最大的一次。它不仅是陕西、西北的重大事件，而且也是当时全国重大事件之一。它是陕西党第一次直接领导与发动农民群众并与军队互相配合进行的武装斗争，和清涧起义比较，是进了一大步。它虽然失败，但给敌人以严重打击；它深刻的教育了陕西广大劳苦群众，向他们指出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道路；在起义中锻炼了一批党的干部，许多人成为后来西北游击队和红军的骨干。因此，可以说渭华起义是西北十年内战时期党在西北领导的土地革命的序幕和演习；起义本身虽然失败了，但是它给后来土地革命的胜利发展创造了一定的条件。”[85]
（三）旬邑等地的武装起义及围城斗争
在部署和领导发动渭华起义的同时，中共陕西省委还先后在关中地区领导发动了旬邑、淳化等武装起义和围城斗争。
旬邑起义是关中地区一系列武装起义和围城斗争中影响较大的一次武装斗争。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陕西省委指派吕佑乾于1927年冬前往旬邑，整顿中共组织。1928年初，吕佑乾任中共旬邑区委书记。他和曾担任过中共旬邑特别支部书记的许才升等人一起组织发动农民群众抗粮“交农”，准备发动旬邑农民暴动。5月初，吕佑乾在旬邑安仁村召开党员大会，传达了中共陕西省委第三十九号《通告》精神，部署农民暴动计划。随后，许才升前往清水塬，在郝村药王庙召开中共郝村支部会议，决定以抗粮为导火线，发动全县农民暴动。
5月6日傍晚，许才升以击鼓为号，召集清水塬郝村、班村、蒲社等18个村庄的140多名农民，手持农具首先起义，并连夜向旬邑县城进发。在行进途中，队伍扩大到400多人，进逼旬邑城下。7日拂晓，在吕佑乾、吕凤岐等组织下，旬邑城内的学生和贫苦民众砸开东城门，农民起义队伍随即攻入旬邑城内，首先打开狱门，营救出被逮捕的共产党员王廷璧、王日省、王子健等人。起义队伍随即又攻占了粮食局和旬邑县政府，处决了县长李克宣及恶差数人。随后，起义队伍控制了全城及附近村庄。
5月12日，吕佑乾和许才升等在县城宝塔小学主持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成立旬邑县临时苏维埃政府，许才升任主席，吕佑乾为秘书主任。苏维埃政府下设军事委员会，程永盛任委员长；土地委员会，程百印为委员长；经济委员会，蒲玉阶任委员长；交通委员会，程国柱任委员长；宣传委员会，王浪波任委员长；外交委员会，王日省任委员长；革命裁判委员会，程雨顺任委员长。会议还宣布：将起义队伍组成工农革命军第二路，下辖三个连，程永盛任总指挥。会后，吕佑乾、许才升、程永盛等分别前往张家村、马家堡、职田、土桥、张洪等村镇，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粮食，分财物，起义烈火迅速燃遍全县，并波及邻近的彬县、淳化、永寿以及甘肃省的宁县、灵台等地。
旬邑起义引起了国民党地方当局的极大恐慌。国民党彬乾区行政长官刘必达一面调动部队准备围攻起义队伍，一面指使逃亡豪绅在起义队伍内进行收买、瓦解活动，并任命李焕章代理旬邑县县长。5月30日拂晓，混入起义队伍内部的巡警刘兴汉和程振西、郭金科、连怀印等人被敌人收买，策动所掌握的两个连武装发动叛乱，逮捕了吕佑乾、吕凤岐等起义领导人。随后，刘兴汉等又窜至张家村，将许才升用长矛戳伤后逮捕。当天下午，叛乱分子将吕佑乾、许才升等人押至张洪镇。5月31日，旬邑县代理县长李焕章下令将吕佑乾、许才升、吕凤岐、王廷璧、王浪波、程永盛、程国柱等七名起义领导人杀害于张洪镇。旬邑起义至此失败。
旬邑起义失败后，吕振邦、程百印、程双印等率领起义队伍余部，成立了旬邑游击队，转入山区坚持斗争。
旬邑起义是土地革命初期由共产党人领导发动的一次较为重要的武装起义。旬邑起义虽然规模不算很大，但影响深远。尤其是起义后宣布成立的旬邑县临时苏维埃政府，不仅是西北地区最早建立的县级苏维埃政权，而且政权内部机构较为健全，职能分工较为明确，为西北革命根据地内县级红色政权的建立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1928年4月，根据省委指示，王泰吉在麟游发动起义。王泰吉是广州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在黄埔军校学习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黄埔毕业后，王泰吉先后任国民军二军胡景翼部学兵营排长，陕军甄寿珊部教导营学兵队队长、教导团第一营营长等职。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第三十九号《通告》精神，王泰吉于4月在麟游驻地率本营军官队、军士队、学生队及营部部分官兵发动武装起义，处决了反动军官，并于起义当晚离开麟游县城。在经崔木镇到达礼泉县南坊镇时，起义部队受到甄寿珊教导团和南坊镇反动民团李世龙部的夹击。起义部队腹背受敌，人员有的失散，有的被迫缴械，麟游起义失败。王泰吉脱险后前往渭华地区，参加了渭华起义。
1928年四五月间，在中共陕西省委的领导下，中共三原县委发动了农民“交农”斗争和武装围城行动。4月24日清晨，三原县武字区农民汇聚起来，手持农具向三原县城进发。他们沿途高呼口号：“天不下雨，天逼民反；苛捐杂税，官逼民反；百姓不反，离死不远；倘若一反，或者可免；各地联合，一律造反。”在武字区农民向县城行进的同时，心字区、军字区、力字区的“交农”大军也一起向县城进发。当天中午，两三万“交农”大军将县城团团包围。农民群众高呼口号：“打倒贪官污吏！”“免除苛捐杂税！”并焚烧了一些农具示威。三原县县长马润昌被迫答应免除当年的粮款。“交农”大军方始离去。
5月1日，中共三原县委决定组织农民武装围城，并成立了以黄子文为总指挥的武装围城指挥部。5月3日，三原农民武装围城斗争爆发。在第一次攻城时，由于驻军早有准备，攻城未克。随后又发起第二次攻城。在第二次攻城时，参与武装围城的地方武装马仙舟叛变，缴了武字区农民武装的枪支，并扣押了围城总指挥黄子文。三原农民武装围城斗争遂告失败。
4月26日，中共泾阳区委根据陕西省委的指示，发动农民“交农”围城。当天，在总指挥张焕文、副总指挥雷志学等人的领导下，1万多名农民手持大刀、铁矛和农具等，从崇文、鲁桥、永乐、口镇等地向泾阳县城进发。当天傍晚，起义农民将县城团团包围，并开始攻城。由于国民党地方当局和军警巡守严密，攻城未克。27日黎明，国民党地方当局调动三原驻军骑兵连等部队前来镇压围城农民，起义农民被迫撤退。泾阳“交农”与围城斗争即告结束。
4月29日，中共礼泉县委书记秋步月主持召开礼泉县党团县委扩大会议，部署发动礼泉起义，决定由秋步月担任起义总指挥。当时，礼泉县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已近300名，各级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团的成员达6000多人。5月1日，在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的带领下，礼泉县18000多名农民手持农具等器械，分别从南路、北路、东路和东北路拥向礼泉县城。农民们高呼口号：“免粮免款度饥荒！”“打倒土豪劣绅！”“铲除贪官污吏！”将县城围得水泄不通。当晚，围城农民攻城遇阻。5月2日下午，秋步月等组织工匠制造云梯，准备于当晚再度攻城。此时，礼泉县长朱家骧指示城内军警和民团武装冲出城外，向起义农民开枪射击，双方展开激烈搏斗。起义农民奋勇抗击，一些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农民群众在战斗中壮烈牺牲。秋步月等为避免农民遭受更大损失，下令撤退，礼泉农民围攻县城斗争即告结束。[86]
在渭华起义、旬邑起义相继发动后，中共淳化区委决定以“交农”的方式，领导全县农民举行起义。5月9日清晨，在总指挥、共产党员赵新三等领导下，淳化县东北乡、西北乡、北乡及县城附近的1万多名农民，手持农具等器械，拥向淳化县城，并包围了县城的北门、南门和东门。围城群众高喊口号：“官逼民反，不得不反；若要不反，免粮免款”，并提出了开仓放粮、县长段桂田和县保安队离开淳化等条件。围城农民的条件遭到拒绝。5月11日中午，赵新三、田望秀等指挥农民开始向县城进攻。县长段桂田和保安队被迫逃出县城。6月19日，起义农民代表五六百人汇集淳化县通润镇。田望秀主持大会，宣布淳化县苏维埃政府成立，赵新三任主席。淳化县苏维埃政府的成立，引起了国民党地方当局的恐慌与不安。6月30日，国民党当局调集军队和保安团队六七百人将淳化县城包围，并发起攻城行动。起义农民在田望秀、赵新三指挥下，进行了顽强抗击，但因敌我力量悬殊，被迫突围。田望秀在突围中不幸牺牲。赵新三等被捕后宁死不屈，英勇就义。存在了仅仅11天的淳化县苏维埃政府就此夭折。
5月16日，在担任暴动总指挥的中共长安县委组织委员李艮的领导下，100多名农民手持马刀、长矛等，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咸阳东张村。随后，李艮率领暴动农民冲进马家寨，准备处决横行乡里的大恶霸白辛太及其侄儿白云祥。暴动农民冲进白家后，适逢白辛太外出，白云祥又乘乱脱逃。愤怒的群众即将白辛太的3个侄儿当场处决，并焚烧了白家的契约、账簿等。暴动农民的革命行动，沉重地打击了当地土豪劣绅的气焰，振奋了人民群众的斗争信心。这次暴动，被史家称之为“咸长暴动”。
在礼泉、旬邑等县农民起义的影响下，永寿县农民窦玉明、张策合、张文正等于5月18日发动5000多名农民群众，以“交农”方式拥向永寿县城。5月19日，“交农”群众将县城包围，提出：“粮款太重，我们不做庄稼，向县长交农。”“交农”群众还要求将恶绅李风清等交出，由农民裁决。慑于“交农”群众的斗争锋芒，永寿县政府不得不于21日答复群众：三年内不征不派，但却没有对交出恶绅李风清等条件予以明确答复。愤怒的群众于当天午后发起攻城行动，遭到县保安队的武装镇压。张文正等壮烈牺牲，攻城群众数人受伤。群众被迫撤退，永寿“交农”围城斗争失败。
渭华起义爆发后，中共东府特委决定驱逐驻防澄城县韦庄镇的地方军阀赵桂堂。打入各地红枪会组织的共产党员王育真、吴卜亭、雷振东等人领导组建了澄城县西南区农民问政总团。问政总团先后指挥武装农民占领了酥酪、原畔、临皋、东白、西白等地，对韦庄形成了包围态势。6月22日，武装农民逼近韦庄，澄城县城周围大荔、朝邑、蒲城等县数千农民也纷纷赶来参战。由于赵桂堂防守严密，攻城行动连连受挫。问政总团采用“引蛇出洞”的战术，终于将赵桂堂的主力部队歼灭。困守无望的赵桂堂于7月5日晚，利用出城求和之机，率余部逃走。澄城农民围城斗争宣告结束。
在中共陕西省委的领导下，由各地党组织相继发动的以“交农”围城为主要方式的农民起义，除咸长暴动和澄城农民问政总团取得暂时的胜利外，其余斗争均告失败。这些起义和“围城”斗争，是尚处幼年时期的陕西党组织领导武装斗争的初步尝试，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但却有力地震撼了国民党当局的反动统治，展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西劳苦大众所具有的大无畏的奋斗精神，教育和锻炼了陕西的共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并对后来渭北革命根据地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相继创建奠定了群众基础。
在共产国际“左”倾错误理论的引导下，从1927年10月下旬起，中国共产党党内的“左”倾情绪逐步滋长起来。10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反对军阀战争宣言》。11月1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通过了《中央通告第十五号——关于全国军阀混战局面和党的暴动政策》。《宣言》和《通告》对中国革命形势及条件不做客观分析，不顾主客观条件，盲目要求一些地区举行武装起义，进而推翻一切反动政权，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11月9日至10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上海召开。会议通过了由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起草的《中国现状与党的任务决议案》等决议。会议通过的文件否认中国革命形势已转入低潮的现实，认为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全中国的状况是直接革命的形势。会议据此制定了全国武装暴动的总策略，直到造成一省或几省的革命胜利的局面。
从11月中旬到12月中旬，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精神开始在各地贯彻执行。11月，受中共陕西省委指派前往上海向中共中央请示工作的刘志丹回到陕西，带回了中央号召全国普遍发动武装起义的文件。1928年1月2日，中共中央向陕西省委发出第九号公函，明确提出以工农暴动消灭军阀战争，造成一个割据的局面。2月13日，陕西省委召开第五次全体会议，传达了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文件和中共中央第九号公函精神。会议通过的决议案，即《陕西CP[87]目前工作方针》指出：“中国目前一般的政治状况，依然一方是国民党新旧军阀连环纷争与混战；一方是工农斗争暴动之前仆后起〔继〕，可见豪绅资产阶级始终没有办法来巩固其反动的统治。工农民众的革命怒潮，必不可遏止的愤发，分明的指出中国革命现在已到了长期的非间断的直接革命形势，当前即是苏维埃革命阶段。”“陕西的革命趋势与全国革命趋势并无二致。”[88]决议案提出：“近数月来，全省各地民众反抗斗争之屡屡，东府、汉南、渭北、省西等地农民自发暴动之前仆后〔继〕，处处证明陕西工农群众革命潮流之高涨，革命与反革命的阶级分化，日益显著，陕西客观上亦到了直接革命形势之阶段中。”[89]决议案还提出：“陕西CP目前工作之总方向，必须本中央的新政策，过去的实际经验，彻底的打破不信任群众力量的机会主义观念，刻苦耐心的发动群众，领导群众，组织群众；从经济的、政治的斗争中去使工农群众认识自己必须武装暴动，自〔己〕动手的夺取政权，没收土地之必要。使民众自发的暴动，历久潜伏的积愤尽〔快〕的开发高涨，由局部的暴动汇合而成全省的总暴动，造成陕西割据的局面，以〔一〕直到建立陕西统一的苏维埃政权。”[90]
中共陕西省委第五次全体会议的召开和此前发出的第二十六号通告，明确提出了履行彻底的土地革命，开展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的目标。这无疑是陕西土地革命运动的大的进步。但是，由于陕西省委受到当时中共中央“左”倾盲动错误的影响，开始出现“左”倾盲动倾向，并将这种盲动错误推向全省各地。
1928年4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发出通告，接受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扩大全会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承认中国共产党内存在着“左”倾盲动错误，并指出争取群众，建立城乡群众组织，巩固与健全党的组织是当前最重要的工作。至此，这次“左”倾盲动错误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得到纠正。但是，由于交通不便，中共中央的这一通告未能及时传达到陕西，使陕西的“左”倾盲动错误还持续了三四个月之久。1928年6月13日召开的中共陕西省委第三次扩大会议通过了《全陕总暴动决议案》，在渭华、旬邑等地的武装起义已经失败、革命遭受重大挫折的情况下，仍然要求各地继续组织暴动。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苏联莫斯科召开。党的六大认真总结了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对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问题做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基本上统一了全党的思想。会议还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
10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给陕西省委的指示信，要求把工作中心从组织暴动转移到从事长期的艰苦的群众工作上来。指示信明确指出：”陕西目前的工作总的路线就是要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发动群众的革命的情绪，建立群众的组织，健全党的组织来加强革命的主观的力量。过去党的暴动政策犯了极深的盲动倾向，必须严厉的纠正。因为不单是不能推动革命的发展，并且可以损害革命的力量。”[91]指示信还要求：“省委接到此信，必须马上加以讨论，并即做一详细报告来，详述陕西政治经济状况，群众生活与斗争情形，党的组织和工作等，以便中央根据这些报告来指导陕西详细的工作方法与策略。”[92]此后，陕西省委根据中央指示精神，总结了“左”倾盲动错误对陕西的影响和教训，检查了省委领导工作中的失误。“左”倾盲动错误开始得到纠正。
1929年，陕西发生了严重的旱灾。严重的自然灾荒无情地席卷着三秦大地。面对严峻的自然灾害，陕西的共产党人义无反顾地领导灾民，开展了求生存的斗争。
从1927年起，陕西全省旱象就十分严重。1928年，全省夏秋两季粮食歉收。旱情持续发展到1929年，全省粮食作物几乎颗粒无收，赤地千里，饿殍遍地。据国民党政府有关资料统计：1928年陕西全省93个县（含西安、长安）共有210余万户，1180余万人。到1929年11月，旱灾波及全省80余县，全省死亡达250余万人，外出逃荒者40余万人，共有灾民535余万人。全省人口锐减至860余万人。[93]
据中共中央1929年6月22日通过的《陕西问题决议案》所述：“陕西500万灾民流离饥饿，卖妻鬻子，今年雨量稀少，战祸加重，灾荒更加扩大，国民党军阀不但无积极赈济办法，他们反加重各种苛捐杂税（如西安一市即有杂捐十余种之多），囤集食粮来供军需，使民众更加痛苦饥饿而无生路。”[94]《决议案》还指出：“现在陕西不但是大多数贫苦的农民只有吃树皮草根以为生，而且还不免于成千（成万）的饿死，便是城市工人贫民亦因为粮食缺乏，价格比以前腾贵过十倍，感觉得无法生活下去；小商人则一方苛捐杂税之繁重，一方又饱尝生意萧条的痛苦；学生的失学与失业，亦成为最普遍而无法解决的问题；兵士不但要在军阀战争中当炮灰，并且成年没有饷发，军队中的生活待遇亦异常恶劣，甘肃回民与边界的蒙民，更加上民族的地位不平等，生命与权利丝毫没有保障。”[95]
中共中央在《陕西问题决议案》中明确要求陕西党组织：“领导灾民的斗争，而且要使灾民斗争与农村日常斗争密切的联系起来。陕西党应当利用各种方式，发动灾民的群众示威行动，例如吃大户、自动分配粮食等，有时甚至于可利用群众要求赈济的机会，将成千上万的饥民团结起来，向统治阶级豪绅地主示威，而且逐渐领导他们走入有组织的农村斗争的路上。农村日常斗争如反苛捐杂税、反豪绅地主的斗争，应当与灾民斗争有很好的联系，以形成广大有力的农村斗争，这样便更容易领导灾民走向土地革命的正确道路。”[96]《决议案》还要求：“党要深入灾民群众中去，在‘吃大户、分配豪绅地主食粮’的中心口号之下发动斗争，在斗争中组织起来向统治阶级示威，同时党要配合这个广大的斗争，加紧城市工作、士兵工作、农村工作，使这个斗争扩大到反军阀战争以至摧毁乡村反（动）豪绅地主的统治，走到土地革命的道路上去。”[97]
面对着百年不遇的自然灾害，陕西人民开展了勇敢的斗争。中共陕西临时省委[98]在1929年7月19日向中共中央做出的《陕西政治现状及党务报告》中汇报说：“陕西民众在这种水深火热中，自发的斗争已日渐勃兴，汉南石泉、〔城〕固等县佃农自动的抗租，得到最后的胜利；三水[99]与灾民混合攻入县城，杀戮县长，各机关人员全被掳去，三原、泾阳等地农民自动的吃大户。”[100]《报告》还指出：尽管“这些都是原始式的零零碎碎的斗争，还不能形成大的斗争，但是这些零乱的自发斗争，就是说明陕西革命高潮将要不可避免的来临，党绝不能忽视这些事实，党要加强主观力量，深入群众中去，领导一切群众的斗争，促起革命的高潮”[101]。《报告》还汇报了陕西等地灾情不断加重的情况。
9月20日，中共陕西临时省委再次向中央报告，陕西灾荒严重，冯玉祥部队到处搜刮民财，群众斗争有所发展，但党的力量薄弱，悲观情绪浓厚，同时也存在盲动情绪。10月2日，中共中央给陕西临时省委发来指示信，指出反军阀战争是陕西目前在政治上最主要的任务，要坚决地发动群众进行斗争。
同年11月，周至、户县一带灾民在农民周七的率领下，攻克周至县城。随后，周七又率领两县灾民围攻户县县城。中共陕西临时省委闻讯后，迅速指派西路巡视员陈云樵和李特生前往户县，以进行领导工作。陈云樵和李特生赶往户县途中，围攻户县县城的灾民已遭到地方当局和驻军的镇压。陈云樵、李特生又联络周至、户县、兴平等地农民约2000余人，再次攻打周至县城。由于敌人防守严密，未能攻克。随后，围城农民沿秦岭北麓向西转移，到眉县境内时，因遭受敌人追剿而失败。
在周至、户县灾民暴动前后，关中、陕北、陕南地区相继发生了灾民自救斗争。如陕北米脂县成立了“饥民自救团”，横山、神木县组织了“发赈请愿团”和“要吃会”，绥德、清涧、延长等地发生了灾民围城“交农”，要求减免粮税、救济灾荒的斗争。在关中地区的岐山、扶风、武功、乾县等地，灾民开展了“吃大户”行动，进行了多次分粮斗争。临潼县交口镇的灾民将下乡搜刮粮食的保安队十余人全部缴械。三原县成立了“灾民自救军”。陕南石泉、城固两县的农民抗缴地租，取得了胜利。在这些灾民自救斗争中，党的各级组织和共产党员大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使党的影响逐步扩大。各级党组织还充分利用公开的组织“济难会”，救助和接济灾民，凝聚了人心。
从1929年下半年起，中共陕西临时省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高度重视兵运工作，把打入国民党军、瓦解国民党军，变国民党军为人民武装的革命兵变，作为陕西党组织的重要任务。
中共中央在1929年6月22日通过的《陕西问题决议案》中，要求中共陕西临时省委“加紧士兵中的工作，积极发动士兵中的日常生活斗争，扩大党的政治宣传，以夺取广大的士兵群众，使与工农斗争汇合起来。士兵运动不当限于已有线索的一部分，更不应倚靠下级军官干部去做士兵运动，要指导各级党部注意这一工作，深入一切反革命军队士兵群众中去，使他们从日常斗争中接受我们的政治影响，组成党的士兵支部，以备成为武装暴动中的主要力量之一”[102]。《决议案》指出：“积极参加一切贫农组成的土匪队伍与其他原始武装组织，并且注意在斗争中组织农民的武装，在他们中间扩大土地革命的宣传，确立党在思想上的领导地位。”[103]
7月19日，中共陕西临时省委向中共中央做出第一号书面报告，汇报了陕西的政治现状及党务工作。关于陕西的兵运工作，报告写道：“士兵工作在陕西有很好发展的机会，因冯[104]派部队回陕西以后，大〔肆〕扩充，招募新兵，党可乘此机会尽量派同志打入，士兵工作可以普遍发展。军队中旧有的组织，马鸿宾部有同志十余人，但有些同志被人发觉，现将这些同志调入别的部队中去，其余同志组织军支，直〔辖〕临委[105]指导。冯之嫡系庞炳勋部亦派同志打入，目前尚无正式组织。陕西土匪遍地，常出没于农村中，尤其是渭北临潼一带，土匪很多，党可设法使前在军队中失败后的同志进行工作。南北三山中大半〔股〕土匪，北山有400多人在同志影响之下，不过这些同志表现不好，临委最近另派同志进去工作。陕甘连接之旬邑山中有数百人，枪枝很多，已派20余同志打入活动，最近未接报告，详细的情形尚不得知，临委将派同志去巡视该地工作。”[106]
1930年4月7日，临时省委发布第九号通告，指出：“反革命军队中的工作，应立即有计划的发展，调派得力同志到中心部队去，发动兵士的日常斗争，进行有组织的兵变。”[107]临时省委在4月15日发出的《致陕北特委函》中指示：“组织兵变——应首先打破过去太得重视军官运动的倾向（并不是不注意军官而是要特别注意兵士），在有军支组织的军队中，积极的策动兵士的日常斗争，扩大党的政纲（兵士要土地），建立苏维埃与兵变的宣传，开始兵士委员会的组织（秘密或公开），加深兵士与军官的对立。在没有军支组织的中心部队应开始派遣同志进去，建立我们的工作。在将受编的土匪中，应尽量的影响使其不受改编，加强其下层的群众的工作（对首领当然要拉拢，但时刻准备在行动中消灭他的决心），发动游击战争，组织游击队伍，形成变相的兵变。”[108]
同年夏季，在中共陕西临时省委的领导下，中共乾县县委领导发动了乾县兵变。当时，中共乾县县委书记王敬之根据临时省委开展武装斗争的指示精神，联络了吴好善、许更晨等组建了一支武装力量。为了扩大力量，王敬之接受了驻乾县、永寿、礼泉等县的西北民军总司令甄寿珊部第十七师师长张西昆的收编，被任命为该师第十团一营营长，驻防于乾县县城。王敬之在接到临时省委关于开展士兵工作、准备组织兵变的指示后，与共产党员上官克勤等积极筹措枪支弹药，准备发动兵变。由于谋事不周，兵变之事被泄密。紧急关头，王敬之带领上官克勤、许桂林、吴好善、吴宗汉、许更晨等隐蔽于乾县陆陌村油坊，随即遭到张西昆部丁万林团的包围。激战中，王敬之、上官克勤奋力冲出包围。其余被包围的人员，有的在战斗中牺牲，有的被俘后遭到杀害。乾县兵变至此失败。
1930年7月，中共蓝田特支联络当地红枪会首领曾老三及窄峪、白石河、南界牌等地的农民武装，共1000余人，准备发动暴动。中共陕西省委批准了蓝田特支的暴动计划。8月30日，由红枪会首领曾老三担任总指挥，暴动队伍兵分三路，向蓝桥镇驻军刘汉三营发起进攻。在暴动队伍的进攻下，除刘汉三率极少数部下侥幸逃脱外，其余100多人均被消灭。暴动队伍无一伤亡，蓝桥暴动取得胜利。蓝桥暴动后，蓝田县县长派两名士绅前来调解，表示不向上禀报此事，暴动队伍也答应不围攻蓝田县城。随后，暴动队伍又合力攻打盘踞于五凤山的王老九民团。王老九闻讯后连夜撤走，暴动队伍扑空。当时正值农忙季节，参加暴动的农民无心再战，暴动队伍随之解体。蓝桥暴动沉重打击了当地的反动武装，也为后来秦岭山区游击战争的开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从1929年到1930年，国际国内政治形势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在国际上，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空前的经济危机，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和群众斗争有了较大的发展。这些国家中一部分知识分子向往社会主义的倾向迅速增长。在国内，蒋桂战争、第二次蒋（介石）冯（玉祥）战争和蒋（介石）唐（生智）战争相继爆发。军阀混战削弱了这些军阀自身的力量，在客观上为革命力量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1930年5月，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中原大战爆发，国民党新军阀力量受到进一步的削弱。
面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内部“左”的急性病又逐渐发展起来。特别是在1929年2月、6月、8月和10月，共产国际多次发来带有“左”倾错误的指示信和决议案，对中共中央及其个别领导人产生了重要影响。1930年1月11日，中共中央通过了《接受共产国际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指示信的决议》。2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第七十号通告，对革命形势做了过高的估计，认为“革命新高潮是在日益开展”。通告指出：党不是要继续执行在革命低潮时期积蓄力量的策略，而是要执行集中力量积极进攻的策略，各地要组织工人政治罢工、地方暴动和兵变，并集中红军进攻大城市。4月2日，实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宣传部部长李立三在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上发表了《怎样准备夺取一省与几省政权的胜利的条件》一文，提出关于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左”倾观点。6月9日至11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由李立三起草的《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至此，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在中共中央取得了统治地位。
从4月4日至15日，中共陕西临时省委分别向西路、陕北、各军支等党组织传达了中央第七十号通告精神，要求各级组织按照通告精神部署工作。同时，决定成立西路特支，指导西路各特支、军支工作。
1930年7月1日至8日，中共陕西临时省委第五次扩大会议在蓝田县巩村小学召开。临时省委委员杜衡、王林、薛永寿、李凌云及西安、陕北、陕南党组织的代表赵伯平、焦维炽、吉国桢、张文华、陈征等人出席了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政治、职工运动、农民运动、兵运、组织、宣传及共青团等七项决议案。会议提出陕西党的中心任务是领导和发动群众斗争，准备武装暴动。总的策略是集中力量积极进攻，组织政治罢工、地方暴动和兵变，创造并扩大红军。会议决定以西安、榆林、三原为中心，延安、绥德、潼关为次，建立全省的中心工作。会议决定，改中共陕西临时省委为正式省委，省委委员杜衡、王林、吉国桢、焦维炽、陈征、张文华、陈冠英，候补委员赵伯平、黄子文。省委书记由杜衡担任，常委王林、吉国桢。
7月25日，中共陕西省委发出第一号通告。通告指出，陕西革命的客观条件要比全国成熟，党的任务是在全党政治路线和任务之下，努力加强主观力量，准备总的革命斗争，争取全省总暴动的胜利，建立局部的以至全省的苏维埃政权。通告认为目前陕西党的最严重的问题是右倾机会主义及富农路线和取消观念。通告强调指出，反右倾的政治斗争与加强指导和中心工作建立，是省委今后工作的主要方针。
8月1日，中央交通黄平带回了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9日至11日通过的各项文件。黄平还向省委负责人传达了中央关于“布置汉南、渭华工作，以配合武汉的取得”的口头指示。8月5日，中共陕西省委召开第三次常委会议。会议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讨论了陕西省委的工作，认为中共陕西临时省委第五次扩大会议对政治形势的估量仍然不足，犯有右倾错误，因此会议形成的决议应予推翻。会议决定由杜衡另行起草新的决议，同时发一告同志书，指出五次扩大会议的严重错误。
9月14日，中共陕西省委通过了由杜衡起草的《陕西省委政治任务决议案草案》。《决议案草案》包括“中央政治决议的确是全党唯一斗争武器”“陕西新的革命高潮的客观形势”“新的革命高潮与争取陕西革命的胜利”“陕西革命高潮逼近严重问题”“改组派、取消派”“党的任务与策略路线”“党的组织问题”等七个部分。《决议案草案》认为“陕西新的革命高潮的客观条件是完全成熟了”，党的战略总方针是坚决组织政治罢工，地方暴动，士兵暴动，创建与发展红军，会合各种势力的武装暴动，推翻军阀统治，建立陕西苏维埃政权。在陕北、西安、渭南、华县、蓝田、陕南组织武装暴动以配合武汉的夺取，特别要以陕北为首先胜利之区，以促进全陕的革命高潮。
1930年9月24日至28日，中共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决议案》《对于中央政治局报告的决议》等文件，改选了中央政治局。李立三在会上做了自我批评，承认错误，接着便离开中央领导岗位。这样，就结束了作为“立三路线”主要特征的那些错误。在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前后，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在实际工作中逐步得到纠正。
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共中央调整了一些省市党组织的隶属关系。10月17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向陕西省委发函通知，陕西省委归北方局领导，并要杜衡、王林等到北方局参加11月10日召开的北方局扩大会议。10月18日，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北方局通知陕北特委归其领导，陕北特委与陕西省委发生横的关系。
杜衡等陕西代表于11月到达天津后，北方局扩大会议已经结束。遂由北方局代表向杜衡等传达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中共中央10月29日给陕西省委发出的指示信精神。在这封指示信中，中共中央严厉批评了陕西省委9月14日做出的《陕西省委政治决议案草案》，要求陕西省委根据六届三中全会精神，迅速纠正认识上的“左”倾错误。指示信强调指出，陕西党目前主要的任务是领导城市和乡村中自发的群众斗争，鼓动与争取公开的群众运动。
12月21日，中共河北省委发出通告，宣布北方局改为河北省委，辖顺直、晋、陕、甘及河南北部党的组织，陕西省委改为陕西特委。通告还指出，陕北特委归河北省委及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共同领导。当月下旬，杜衡和北方局派往陕西工作的高维翰（李杰夫）回到陕西。
同年12月下旬，中共陕西省委第三次全体会议召开。出席会议的有杜衡、吉国桢、张文华、张国藩、焦维炽、高维翰及共青团陕西省委的一名代表，高维翰在会上传达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和北方局扩大会议精神，杜衡传达了北方局关于解决陕西工作问题的决定，吉国桢汇报了省委临时常委会一个多月来的工作。会议决定接受和拥护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决议，并通过了年关斗争计划。会议调整了省委成员分工：杜衡任书记兼党报编辑，高维翰任省委常委兼军委书记，吉国桢任省委常委兼管组织，张国藩改任省委委员兼西安市委书记，张文华协同李艮回渭南开展工作。
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中共陕西省委在极为艰苦复杂的环境中，顽强地领导着陕西的土地革命运动。尤其是兵变和暴动斗争的开展，为创建西北革命武装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也培养了一大批坚强忠贞的领导骨干队伍。英勇无畏的陕西共产党人，踏上了更为艰险崎岖的创建革命根据地的伟大征程。
[1] 今渭南市临渭区。
[2] 今榆林市榆阳区。
[3] 1926年4月，直系军阀刘镇华率部围困西安，时间长达8个月之久，中共西安地委与上级组织关系中断。
[4] 旧省名，1954年撤销，辖区划入内蒙古自治区。
[5]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西安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国民革命在陕西》（下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1版，第819—820页。
[6] 1921年6月，时任直系军队第十六混成旅旅长的冯玉祥，随新任陕西督军阎相文入陕。冯玉祥入陕后，将所部扩编为第十一师。8月13日，冯玉祥奉阎相文之命，在西安西关军事学校设宴，诱杀了原陕西靖国军第一路司令郭坚，在陕西靖国军内掀起轩然大波。8月22日，阎相文因直军内部矛盾激化而服毒自杀。冯玉祥随即接受北洋政府任命，出任陕西督军。此后，冯玉祥在改编陕西靖国军时，与一些陕军将领结下积怨。冯玉祥再次入陕，并没有消除这些陕军将领对他的戒惧心理。
[7] 今铜川市耀州区。
[8] 一说李致煦。
[9] 一说杜振庭，即杜衡。
[10] 今子长县。
[11] 今子长县县城。
[12] 《陕西国民日报》1927年4月25日。
[13] 今西安新城。
[14]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西安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国民革命在陕西》（下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1版，第152页。
[15] 旧省名，1952年撤销，其辖区分别划入山西省和河北省。
[16] 《汉口国民日报》1927年5月31日。
[17] 今河南陕县。
[18] 罗元铮主编：《中华民国实录》第2卷（上册），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第1157页。
[19] 罗元铮主编：《中华民国实录》第2卷（上册），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第1162页。
[20]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西安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国民革命在陕西》（下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1版，第622—623页。
[21] 罗元铮主编：《中华民国实录》第2卷（上册），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第1162页。
[22] 即延安，今延安市宝塔区。
[23] 指共产国际。
[24] 指中共中央。
[25]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103页。
[26]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119页。
[27]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第1版，第213页。
[28]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82页。
[29] 黄平万因身份暴露，在陕西无法立足，于同年8月调任中共无锡县委书记，离开陕西。
[30] 1927年5月1日，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在渭南县渭河以北地区设立五一县，县治设固市镇，故习惯称之为固市县。
[31] 指冯玉祥，下同。
[32]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85页。
[33] 即原属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第一军。
[34]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86页。
[35]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86页。
[36]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87页。
[37] 一说李秉乾。
[38] 旧县名，1958年撤销，辖区并入大荔县。
[39]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90页。
[40] 即中共中央。
[41]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91页。
[42] 指冯玉祥，下同。
[43]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94页。
[44] 即八七会议。
[45] 即告全党党员书。
[46]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95页。
[47]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94页。
[48] 指原国民军第二、第三军。
[49]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95—96页。
[50] 在会议召开之前的8月中旬，中共陕西省委委员、省委农运负责人亢维恪和共产党员吕佑乾等在华阴县组织农民开展抗粮斗争时，遭到地方当局的逮捕。
[51]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121页。
[52] 指冯玉祥，下同。
[53]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121页。
[54]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122页。
[55]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123页。
[56]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128页。
[57]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130—131页。
[58]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133页。
[59]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134页。
[60]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135页。
[61]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137页。
[62]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141页。
[63]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142页。
[64]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142页。
[65] 关于清涧起义爆发的具体时间，历史文献与当事人回忆有所不同，另有10月10日、10月14日之说。
[66] 指李象九。
[67]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156页。
[68] 今志丹县。
[69]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188页。
[70]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189—190页。
[71]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194页。
[72]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194—195页。
[73] 即陕南。
[74]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195页。
[75] 即五一县。
[76]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195页。
[77]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227页。
[78]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227—228页。
[79] 史可轩遇害后，所部由中共党员许权中领导，先后改编为原国民军二军冯子明部独立第三旅、李虎臣部新编第三旅，许权中任旅长。这是中共陕西组织领导和掌握的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1928年春，中共陕西省委先后指派刘志丹、唐澍、廉益民、吴浩然、谢子长等进入许权中旅，以加强对该旅的领导。当时，许权中旅驻扎在商洛地区的洛南县寺坡、三要司（黄村）一带。
[80]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36页。
[81] 《陕西通史》第10卷，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3月第1版，第20页。
[82] 《陕西通史》第10卷，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3月第1版，第22—23页。
[83]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636页。
[84] 陕西三大起义，通常指清涧起义、渭华起义和旬邑起义。
[85]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628页。
[86] 礼泉起义失败后，秋步月于5月3日主持召开党团县委扩大会议，鼓励大家重整旗鼓，继续战斗。此后，秋步月遭到国民党地方当局的通缉。他先后前往西安和湘赣边界及武汉等地，希望与中共组织和工农红军取得联系。但都没有结果。1929年4月，秋步月回到礼泉。5月，他与中共陕西临时省委取得联系。根据临时省委指示，秋步月开始积极组建地方游击队。1930年1月，礼泉游击支队成立，秋步月任中共礼泉县委书记兼游击支队司令员。同年5月9日，秋步月在礼泉县张冉村驻地被礼泉县政府收买的土匪王振邦部逮捕。当天下午，秋步月被王振邦等匪徒残酷杀害，年仅35岁。
[87] CP是共产党的英文缩写。
[88]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218页。
[89]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219页。
[90]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219—220页。
[91]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261页。
[92]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262页。
[93] 《陕西通史》第8卷，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3月第1版，第165页。
[94]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284—285页。
[95]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285页。
[96]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287页。
[97]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294—295页。
[98] 1929年2月，中共陕西省委遭到严重破坏，省委领导人大部被捕。3月1日，幸免被捕的省委委员张国藩、王林、薛永寿以“现存之省委”的名义，在渭南县龙背乡白家庄召开紧急联席会议，成立了中共陕西临时省委。1930年7月，中共陕西临时省委第五次扩大会议改临时省委为正式省委。
[99] 今旬邑县。
[100]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299页。
[101]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299页。
[102]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288页。
[103]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288页。
[104] 指冯玉祥，后同。
[105] 指临时省委，后同。
[106]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302—303页。
[107]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314页。
[108]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3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