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荫东[2]
打入第七补给区司令部
1944年初，赵寿山调任胡宗南部第三集团军总司令，我作为赵的随从参谋到甘肃武威赴任。1946年8月，第三集团军总部撤销，我同其他军官一样编入西安第二十四军官总队。实际我未去西安，而是按照原三十八军工委书记蒙定军的指示，通过西北行辕副参谋长刘任的关系，到兰州西北行辕参谋处任少校联合作战参谋。刘任原是步兵学校西北分校（驻临洮）的中将主任，我在步校第四期毕业时名列第二，刘对我的印象颇好，当我要求到西北行辕工作时，他很快就同意了。
在西北行辕工作了几个月，1946年12月中旬，蒙定军自西安来信，要我到西安接受新任务。我回西安后，暂住赵寿山家里（当时赵已去南京，准备“赴美考察水利”）。蒙找我详谈了一次，他说：“敌人可能进攻延安，保卫边区，保卫延安，保卫毛主席，是我们的光荣任务。党组织决定，要你打入第七补给区司令部，专做军事情报工作。”还说：“赵寿山在西安时，新任第七补给区司令周士冕曾两次看望赵，周曾问到你的情况，赵答复说你现在军官总队，等待分配。周表示，补给区司令部刚成立不久，希望你能到那里工作，给他帮忙。赵表示可以同你商量。”蒙还说：“为了你的安全，已决定将同你有过组织关系的几个同志及其家属都调回边区。另外派刘雪琴同你联系。”谈话中，我向蒙介绍了我同周士冕认识的经过：1944年9月，赵寿山去重庆陆军大学甲级将官班一期受训，我随行，帮赵处理文电、来往应酬，主要代赵做战术作业。1945年1月，赵毕业将回武威，孙蔚如接着来重庆陆大甲级将官班二期受训，孙要求赵将我留下给他当随从参谋，赵同意后，我就留了下来。此时，二十七军军长周士冕也到陆大甲级将官班受训。在将官班期间，我认识了周，也常给周代做战术作业，颇得周的好评。陆大将官班毕业时，周曾几次说过，要我回西安时到他家去看望，我未去。
1947年1月上旬，我到补给区司令部去找周士冕。一见面，周非常客气，真如故人重逢。周问我是什么军衔，我说是少校，周随即写个条子：“委任杨荫东为司令办公室少校参谋，人事处即办。”要勤务兵陪我到人事处办手续。
我回到住处，过了10天左右，还不见人事处来正式通知。蒙定军和我都很着急。经与蒙商议由我去找西安绥署副主任於达，请於达从中疏通。於达原是第三集团军副总司令，在武威时同我相识，第三集团军总部撤销后，於达升西安绥署副主任。於达听了我的陈述，当即拿起电话与周士冕通话，问周对我的任命为什么还未发表，并讲了几句对我赞许的话。周说，人事处不知我住在什么地方，所以无法通知，要我春节过后即去报到（我在人事处办手续时，只说我在二十四军官总队，未说住在赵寿山家里）。经过於达这一介绍，更加深了周士冕对我的信任。
1947年春节（1月22日）后，我到补给区司令部报到。周士冕对我很热情，他说：“军官总队住地分散，又无人值班，人事处找不到你，”“给你拨一个勤务兵，另外每月津贴你7袋洋面，由副官处每月折款送给你，你过去没有当过后勤参谋，参谋业务的道理都是一样的，可能有些术语不同，我要参谋处来一个人给你讲讲。”接着周向勤务兵布置，他的办公室与会客室合并，把他的办公室腾给我作办公室。那是一连三间的房子，第一间是周的办公室兼会客室，第二间是我的办公室，第三间是周的午间休息室。当时，西安绥署正积极部署进攻陕甘宁边区，我将战区军用地图挂起来，将兵力配备标在图上，一目了然。当天晚饭后，周士冕同我做了第一次长谈，询问了我的经历，特别问到我的军事学术是在哪里学的（在重庆时就问过一次）。我按照在三集团军总部时所填的履历说了一遍，大意是：我从中学毕业后考入中央军校十六期，毕业后分配到三十八军十七师，以后又考入步兵学校第四期，在步校毕业时考取第二名，白崇禧曾接见嘉奖。当时第三集团军总部刚刚成立，我要求到第三集团军总部工作。周最后说：“你的军事学术学得很好，陆大的教员都很称赞。”就这样，经过一天的周旋，我顺利地实现了打入补给区司令部的任务，占据了能搜集重要军事机密的工作岗位。
第七补给区原为国防部联勤总部西北补给区，1946年夏组建。当年冬，为配合西安绥署进攻延安，改为第七补给区。任务是负责陕西、晋南、豫西、川北、陇东广大地区内国民党所有部队的后勤供应，以保证对陕甘宁边区的进攻。管区内的作战部队，有胡宗南的两个整编军、10个整编师、30多个整编旅、两个战车团和汽车、通信、辎重、伞兵等特种部队，还有马步芳、马鸿逵所属的两个整编师。这些部队的编制装备情况和行动计划都要经过我手。这就为及时掌握胡宗南的战略决策和战役行动，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军事情报组的建立
当时，我对军事情报组的全面情况并不了解。只知道：党内关系我由蒙定军领导，刘雪琴担任联络员。1947年5月，蒙调回边区，蒙行前通知我：一、以后由赵伯平领导，由崔一民负责联系。二、遇到特殊困难或联系中断，可找王敦英。
刘雪琴是十年内战时期的老党员，是陕西早期著名共产党人刘天章的女儿。当时，表面上是“家庭主妇”，我们用“亲戚”名义来往。
崔一民的公开身份是铁路职员。1948年中央决定成立西安城市工作委员会，他是工委委员。但军事情报组不属城工委，他同我是单线联系。
王敦英的公开身份我不清楚，我只看望过他一次，以后再未见面。刘雪琴、崔一民都不知道还有王敦英这条线。
传送情报的方法，一般情况下是我将情报带回我的住处——莲寿坊17号后花园，放在事先约定的固定地点，刘雪琴当天或第二天取走，转交蒙定军，然后由蒙交密台发出，或安排陆路交通送往关中地委赵伯平。有时情况紧急，我直接送给刘雪琴。赵寿山进入解放区担任我西北野战军副司令员的消息发表后，我由莲寿坊搬到补给区司令部宿舍。刘雪琴不能进入补给区司令部院内，只能由我利用晚间或出来办公的机会把情报交给刘雪琴，特别紧急的情报由我直接送给崔一民。
胡宗南进攻延安后，几乎每天都有上报的情报材料，有的是口述，由刘雪琴再告崔一民。胡宗南20万部队，经常在陕北十几县调动，军队驻地又总是乡镇村落，刘雪琴为了记住敌军的番号、主官姓名和驻地，费了很大气力。我亲眼看到过崔一民的工作情况。他把情报材料，用钢笔密密麻麻地写在拷贝纸上，然后加以伪装，再交陆路交通员送往边区。而这都是在西安白色恐怖的条件下进行的，两年半如一日，其艰险困难可想而知。
1947年夏，中央决定发表赵寿山到达陕北的“通电”前，在西安同赵有过关系的人士，均已安排回边区。对于我是否也撤回边区，组织上传达赵伯平的指示：“由我自己决定，如被敌发现即可撤离。”组织上还传达了蒙定军的意见：“要尽量灰色，十分提高警惕。”当时，我向组织表示：我在敌人内部做机要工作，如敌已察觉，早已逮捕。如果敌人怀疑，则很难撤退。留在西安危险很大，但在战争紧要关头，一个人的牺牲，可以换得千万战士的保全，这是值得的。这段话是我在刘雪琴家，同刘和崔一民起讲的。中央发表赵寿山抵达解放区的消息以后，原三十八军驻西安办事处的几个非党干部相继被捕，西安空气十分紧张，我仍下定决心，照常上班，直到1949年5月10日按关中地委指示离开西安。
全国解放后，我和蒙定军一直未见过面，同崔一民见过几面，也未深谈。直到1981年蒙调到北京工作，见面机会多了，他才陆续谈了西安军事情报组的全面情况。
蒙说：西安军事情报组，是根据周恩来同志指示建立的。1946年1月，旧政协在重庆开会期间，周恩来鉴于内战已迫在眉睫，亲自向杨明轩布置（杨当时任赵寿山的参议），要杨转告原三十八军工委负责人，从原三十八军党员中，选派可靠干部，设法打入胡宗南部，建立军事情报组。周恩来同志特别强调：“要深入敌方高级军事领导机关，打进要害部门，才能获得真正有价值的核心军事机密。要绝对保密，不要同其他组织发生横的关系。”周恩来同志还指派已在西安的我党地下报务员杨才（化名夏仲和）和龙文英（化名田瑾）使用苏式电台一部，参加这一工作。杨明轩回到西安后，自向蒙定军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蒙为此还专程去武威同赵寿山缜密研究，商定由赵古振（顾元）和我执行打入任务。蒙之所以叫我到西北行辕工作，就是为了给以后到西安工作创造条件、搭个桥。后来赵古振打入了西安绥署机要室，但因得不到信任，不久撤出，于1947年初回边区。
当时杨才和龙文英秘密电台，设在西安东大街玄风桥，用开设一间杂货铺作掩护。蒙定军同志派张岗协助他们工作，并由王敦英（杨明轩介绍的关系）负责同密台联系。1947年冬，由于敌人严密侦测，密台难于工作，遂辗转撤回河北平山西柏坡，周恩来曾予嘉奖。从1947年夏起，我所获取的情报，主要靠陆路送出。有几次特别紧急的情报，也由吴伯畅转给王超北用王掌握的电台发往中央，但不注明情况来源，因此王超北不知道西安军事情报组的情况。参加陆送的交通员有孙光明、孙焕文和李继成，由吴伯畅负责安排。在战时最紧张时，关中地委派蒙定军携带电台在边区的前沿联络点等候交通员，一接到情报，立即译发西北野战军前委，有的也发送西北局。
党中央和西北野战军前委对军事情报组的评价
1947年2月，胡宗南加紧部署进攻延安。当时我刚到补给区司令部，周士冕感到对管区内部队的调动和补给情况很难弄清，每次开会时也说不清楚。为了供周使用方便，我设计了一个“兵力配置补给情况一览表”，按战斗序列，将步兵团以上、特种兵营以上的主官姓名、驻地、军械装备、补给情况等项制成表格，使用时按战斗序列一查即知。这个一览表，由我复写两份，一份放在周的公文包内，一份留在我处，如有变化随时改动，实际上我将复写纸上第一页拷贝底交给了刘雪琴，随后如有变化我再口头通知她，以便我党及时掌握胡宗南部队的全面调动情况。
1947年4月，我向党及时提供了胡宗南集中两个整编军向绥德、米脂推进，企图压迫我军东渡黄河的作战计划。敌军的补给物资集中在蟠龙镇，由整编一六七旅守卫。我军及时组织了蟠龙镇战役，全歼一六七旅，生俘旅长李昆岗，缴获了大批粮秣，几万套夏装和其他军用物资，粉碎了胡宗南的作战计划。战役结束后，西北野战军前委曾予嘉奖，指出：“及时准确地提供了胡宗南部队的行动，对我军打胜这一仗有很大贡献。”这个奖励是蒙定军写在一个纸条上转给我的，我看后立即烧毁。
1947年8月沙家店战役后，我晋冀鲁豫野战军一部（即陈赓、谢富治领导的太岳兵团）挺进豫西，胡宗南对进攻陕北的作战方针做了调整。我及时上报了胡宗南的调整计划。中央认为情报确实可靠，曾奖励40两黄金，作为活动费用。当时我只知道崔一民向我说过：中央对这个情报很重视，但并未听说奖励黄金一事。直到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后，王超北同志受审查时，有一天，中央某工作部门负责审查的领导同志告我：“1947年中央曾奖励你40两黄金，结果被王超北拿走了。”后来，我曾问过赵伯平，他说：“当时战况很紧，关中地委的驻地经常变动，中央确曾送来40两黄金，我交给李庚生送到西安了。”
1948年2月，我及时上报了胡宗南下令整编二十九军自洛川驰援宜川的作战计划，我军在宜川西南瓦子街地区设伏打援，全歼敌军1个整编军部、2个整编师部、5个整编旅。击毙军长刘戡、师长严明，生俘师长王应遵，解放了宜川，扭转了西北战场形势。全国解放后，赵伯平同志多次提起此事，他说：“当时，刘戡的整编二十九军，集中在洛川附近，彭德怀同志来电，要我在3天内弄清敌军的行动计划，对此我很着急，不料第二天就收到你们送来的情报，顺利完成了彭总交代的任务。瓦子街战役后，西北野战军前委在白水县武庄召开扩大会议，彭德怀同志在单独接见我和蒙定军时说：“你们的情报很及时，很准确，对作战有很大帮助。只要有这样及时准确的情报，一两年就可解放大西北。”后来的事实证明，彭总的判断完全正确。
全国解放后，据当时在西北野战军前委主管机要的何载同志说：“对西安军事情报组送来的情报，由彭德怀同志亲自掌握，只有张宗逊、赵寿山参与此事。彭曾说‘我们的军队虽然比胡宗南少得多，但我们有一支无形的军队。’”赵寿山同志在全国解放后，也曾向我多次谈判，当时，彭德怀同志十分重视我送去的情报。赵在60年代初所写的回忆录中特别提到此事。
完成任务返回西安
1949年5月初，崔一民传达关中地委指示，要我随胡宗南部队撤往汉中，组织上并派一秘密电台到汉中同我联络。5月10日，我随补给区司令部撤到褒城张寨。为了密台正常工作，我在四川剑阁补给区所属第五十一后方医院安置了一个预备的秘密联络点。但直到11月初，胡宗南准备从汉中向四川撤退时，也未见密台来找我。
1949年11月下旬，补给区司令部决定将随军家属送往成都、绵阳一带，我趁送家属之便，在四川剑阁下车。住在秘密联络点负责人黄世俊家中。12月剑阁解放时，我即向十八兵团民运部报告了有关情况。余秋里同志来到我的住处，慰勉有加。余说，他已电告西北局派人到剑阁接我回西安。余还安排我在未回西安前参加剑阁县委做些维持地方治安工作。1950年1月，西北局社会部派李西同志将我接回西安，担任该部情报科副科长。当时，我负责清理从敌区回来的情工干部，此时，我才知道：组织派往汉中的密台隐蔽在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董钊家中，并调黄龙分区通讯科长某（姓名忘记）为报务员，电台负责人是刘奉先。但到汉中后，电台发生故障，一直未修好，迄未使用。刘奉先为此曾到成都去买器材，汉中解放后，刘也住在剑阁五十一后方医院，可惜我们并不认识。我回西安不久，刘奉先和密台有关干部也从四川返回西安，刘被分配在西北局社会部情报科工作。1952年西社部改为西北战略情报处，刘奉先转到咸阳某纺织厂工作，改名刘明。
[1]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的活动》（回忆资料卷1937—1949），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61—669页。
[2] 杨荫东（1922-2005），陕西合阳人。时任国民党三十八军军长赵寿山随从参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共中央对台办公室主任，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