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1982）
一
1935年农历八月二十九日，罗健夫出生在湖南省湘乡县一个城市贫民的家庭。父亲罗兆襄是在旧军队里干事的文人，母亲黄百炼是家庭妇女。罗健夫3岁的时候，就同母亲一起，告别家园，跟随着在旧军队里的父亲，到处漂泊。
1946年6月，他11岁时，回到故乡上小学。翌年7月，由于经常旷课，罗健夫被学校以“学习成绩特劣”除名。于是他约了几个同学，准备偷偷前往峨眉山修道练剑。母亲发现后，悲愤交加，对他进行了严厉斥责和严肃教育，一向孝敬老人的罗健夫哭着向母亲承认了错误，保证不再出走。
一时不能上学，母亲黄百炼就把罗健夫送到外祖父家。外祖父黄骏尔是个在铁路上做过30年工的老扳道工，淳朴、正直，听说外孙不好好上学，一心求仙学道，他就教育罗健夫要正直、诚实、学点真本事。外祖父的教育，对罗健夫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暗下决心，今后“要做一个正直的人，诚实的人，靠自己的本事自立的人”。
1949年2月，14岁的罗健夫插班进了湘乡中学初中一年级。这期间，高中同学江斌是和罗健夫接触最多的一个人。他经常给罗健夫讲一些革命的道理，使罗健夫深受启发和教育。为抗议国民党在南京制造的“四一”惨案，罗健夫积极参加了湘乡人民奋起举行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游行示威等活动。1950年12月，由湘乡中学学生会主席江斌介绍，15岁的罗健夫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1951年7月，罗健夫满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热忱，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参军后，他来到武汉后勤学校进行学习。他开始学习马列经典著作，还阅读了许多介绍英雄模范人物的书籍，如《把一切献给党》《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海鸥》《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他把保尔·柯察金视为做人的楷模，把革命事业摆到了生活的第一位。
1953年4月，罗健夫从武汉后勤学校毕业，分配到祁连山下的甘肃省山丹军马场工作。在军马场工作的三年时间里，他几乎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到学习上了。每天中午饭后，就到办公室看书，只是在上班前十来分钟才躺到办公室的长凳上睡一会儿。晚上，他常常学到深夜，困了乏了，就用冷水洗洗脸，或走到门外跑跑步。他就是靠着这股拼命的学习精神，在只有初中二年级文化程度的基础上，用了两年多的业余时间，自学完了高中的全部课程。
罗健夫在部队的五年时间里，不但出色地完成了会计业务工作，在学习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而且思想境界也有了很大的提高，进一步牢固地树立了革命的人生观。他深情地说：“部队近五年的生活，是我一生中最值得留恋的日子。多年来我母亲为我和妹妹、弟弟，含辛茹苦，很不容易，我想念她。可母亲只给了我肉体，党，却给了我真正的生命……”[1]
二
1956年7月，罗健夫考入西北大学物理系。大学期间，罗健夫一直担任班长、系民兵连长，社会活动多，加之是自学出来的，基础就显得差一些。在这种情况下，他只有比其他同学花更多的时间来完成学习任务。“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他把古人的这句话，作为鞭策自己的座右铭。为了弄懂一个问题，常常要查阅很多资料，往往弄到深夜。晚上学习，他像打游击似的，图书馆闭馆了就转到教室，老师查夜教室要上锁，他就回宿舍。由于他回到宿舍时，同学们早已进入梦乡，所以每次他都是轻轻地走进去，然后打开自己床头自制的遮光小灯，又精神抖擞地学起来。为了掌握更多科学技术基础知识，他开始认真学习俄语。即使在严寒的冬天，他也仍然坚持一个人在冰天雪地的操场，一面踱步，一面高声地朗读外语。凭着这股顽强、刻苦的精神，到大学二年级时，他已可以借助字典阅读《普通物理》的俄文书了。大学毕业时，他的原子核物理专业课成绩，已由初入学时的中下等水平变为全班最好的了，被同学们誉为“全年级最用功的人”！
1959年4月16日，这是罗健夫终生难忘的一天，他在鲜红的党旗下庄严地宣誓入了党，这是他生活中的一个新起点。他在入党志愿书上这样写道：“我决心把自己的一切（连同生命），献给党、献给党的事业，忘我无私地为人民利益工作。我要更加努力学习政治理论，彻底铲除一切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确立共产主义世界观和人生观，使自己永远成为一个真正符合共产党员标准的人，我还要用共产党员的态度对待工作，掌握现代化科学知识和劳动本领，以便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迈向共产主义的大道上，胜任党交给我的一切任务。”
这年10月，正值新中国成立十年大庆，在学校举办的教育成果展览会上，专题展出了罗健夫德、智、体全面发展，被评为全校“三好”标兵的模范事迹。1960年7月大学毕业时，罗健夫激情满怀地写道：
罗健夫是这样想这样写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填写的志愿唯一要去的就是延安。然而学校却把他留下了，并且没有按照他所学的原子核物理专业分配工作，而是让他去当了无线电电工学的实验教师。他愉快地服从了组织的分配。
三
1963年初，罗健夫从西北大学调到西北计算所，从事电子管交流稳压电源的研究工作。此时他已经27岁了。一年后，他与陈显万结婚。当时，他们两人结婚，把两张单人床一并，两床被子一合，买了点水果糖，就算把喜事办了。
1965年7月，罗健夫调到中国科学院156工程处工作。他被分配在半导体非标准设备组并担任组长。1966年4月，他们承担了超声压焊机的研制任务。这对于他来说，是一个新课题，但他并没有畏难情绪，相反学习更加刻苦，钻研的劲头更足。
当时，由于同北京电机厂有协作关系，为了办一张该厂的工作出入证，需要一张照片，别人催他几次，他才腾出一个星期天去照相。顺路到酒仙桥新华书店去看了看，没想到正好买到一本急需的参考书，便急切地找了个角落读起来了。这样便把照相给忘了。由于照相馆已经关门，他只好乘电车往回走，一上车他又继续读，结果又坐过了两站。下车后，他又利用等车的机会，站在路灯下埋头读起来，一连过了好几辆车，他都不知道。直到他坐过站的那辆车从终点拐回来时，售票员认出他就是刚才因看书坐过站的那个人，便喊了他一声，他才赶快上车回去。这时，天已经很晚了。
1965年，当罗健夫要调去北京工作时，他们夫妻两人是完全可以同时调去的，但这时陈显万已经怀孕，为了不给组织添麻烦，他们默默地忍受了离别的痛苦。从此，两人开始了12年的分居生活。罗健夫到北京以后，书信便成了他们夫妻生活中的主要内容。工作一忙，有时连信也顾不上写了。一个星期天，为一件事罗健夫给陈显万写了一封信，专程去发。路过图书馆，又不由自主地走进去了，在图书馆看了一天书。不久，陈显万又来信询问，他还纳闷：事情不是已在信上写清楚了吗，怎么还问？换衣服时，他才发现，信还在口袋里，根本没有寄走，已揉成了一团。
1968年春节，陈显万到北京探亲。她看到罗健夫整天埋头于超声压焊机的研制工作，顾不上多招呼她，并不计较，自己到食堂买饭吃。看到屋里到处堆着没有整理和抄写的图纸资料，她就主动地从早到晚为罗健夫抄写资料，整理图纸。探亲一个多月，两人竟没有出去玩过一次。直到临分手上火车前，两人才匆匆忙忙到天安门广场照了一张相，留作纪念。
经过近三年的苦战，到1968年底，罗健夫负责研制的超声压焊机进入了总装调试阶段。当时他们是在排除武斗、停产等干扰的情况下进行的，困难很大。总装调试十八台样机，需要连续两个月每天二十四小时不停地工作。他们只有两个人，每人一天只能睡四个小时，还分成两次，一次只睡两小时。有一次，在实验室里搞测试已经很晚了，罗健夫去上厕所，一路上，还一直思考着刚才测试中出现的问题，进了上厕所，他误以为是到了宿舍，就解扣子脱衣服，直到把扣子解完，才发现不对头，自己也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由于他们忘我地努力工作，国家急需的超声压焊机终于研制成功了。
罗健夫在几年中，从超声材料、压电陶瓷换能器到超声压焊机的总装调试过程中，积累了厚厚的一本资料笔记。其中，不仅有公式、推导数据、实验曲线、草图、工艺规范、工艺流程，还有经验体会，十分宝贵。几年后，一位同志参加一个国内组织的超声压焊的攻关会，在工作中对一个公式记不清了，就写信向老罗询问。罗健夫收到信后，本来只需把这个公式告诉他就行了，可他却马上托人给他捎去这本厚厚的工作笔记，使这位同志顺利地完成了任务。这位同志十分感动，联想到社会上一些技术私有、相互封锁的不良现象，不由感慨地说：老罗给我的，何止是本笔记呀，是他对同志的一片深情厚谊，对祖国科研事业的一片赤诚之心。
1969年底，他负责的非标准设备研制组又承担了图形发生器的研制任务。图形发生器是用电子计算机控制，制作半导体大规模集成电路掩膜版的专用设备。这种掩膜版，是一种高精度、分辨率要求很高的底版。如果用人工，要放大几百倍，画图、刻版、照相、再初缩精缩成1∶1，制作周期需要半年到一年，且质量无法保证。若图形发生器试制出来，只需要给计算机输入设计好的版图对角两点的坐标，按程序曝光形成图形，几小时后，就可以制出需要的初缩掩膜版。在微电子学领域，其意义是重大的。没有它，要研制和发展半导体大规模集成电路，几乎是不可能的。当时，要研制它，一无图纸、资料，二无样机，不仅需要尽快掌握电子线路、自动控制、精密机械、应用光学、集成电路工艺等多方面的专业知识，而且还要精通计算机。这些对于罗健夫来说，无疑是十分困难的。罗健夫在大学里曾学过原子核物理，后来只搞过电子管稳压电源、超声压焊机，对图形发生器是很陌生的。但为了发展祖国的国防科研事业，填补中国电子工业的一项空白，他勇敢地带领全组同志承担了这项任务。
许多东西要从头学起。为了挤时间学习，他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妻子儿女在西安，他一月半月回去一次。每次从临潼微电子所骑自行车赶70里路，一到西安，便不顾天黑人乏，跳下车，先到新华书店或图书馆去看有没有他需要的参考书。时间一长，新华书店科技部和图书馆的同志们都将他认熟了。
为了学习计算机知识，罗健夫不仅向周围的同志学，也向自己搞计算机工作的妻子学。从基础知识二进制开始学起，一直学到130计算机的逻辑设计。功夫不负有心人，他孜孜不倦，废寝忘食，凭着一股锲而不舍的钻劲，终于很快熟悉了必要的专业知识，对图形发生器这个新课题，也从初步了解到逐步深入，一直到比较熟悉，业务水平得到了较快的、全面的提高。
图形发生器设备控制用计算机所需的十多万个磁芯，外径0.8毫米，只有小米粒一般大小。测一个这样的磁芯，要观察一次示波器的波形，记一个磁通量的数据。这是一项单调、紧张的重复性劳动。许多人不愿干，罗健夫却和几个同志用了两个星期，从其他任务淘汰下来的近60万个磁芯中一个个测试挑选出来。开头七八天，他一头扎进实验室，竟没有出来。饿了，吃冷馍夹咸菜，喝开水；困了，在地上铺一块塑料板，便是床铺，和衣躺一会儿，或者用冷水淋淋头，吸一支烟提提精神。那些日子，与罗健夫同住一个宿舍的同志非常纳闷：老罗到哪里去了呢？当同志们知道他一直在工作室加班时，都无不为他的精神所感动，称赞他真是一个“铁人”！
前进的道路不是一帆风顺的。就在他们攻关的紧张阶段，当时研究所“革委会”领导突然抽走了组里从事计算机试制的技术员。计算机是图形发生器的控制部分，没有人搞计算机，是无法研制发生器的。罗健夫急了，便多次去找“革委会”领导申诉理由，加上过去他曾给领导提过意见，结果被认为是“臭老九”翘尾巴，于是大会点名，科室批判，还组织了大批判专栏，画了大幅漫画，专题批判所谓“独立王国的国王”罗健夫。
第二天，罗健夫在大会上做了检查。他抛开“独立王国”这顶大帽子的是非曲直不谈，真心实意地说：“我是有错误的。我的错误就是缺乏顶着困难上的勇气。搞计算机的同志走了，我为什么就不想着自己顶上去干呢？搞图形发生器，不是为你，不是为他，是为国家的需要。既然承担了任务，就要干到底。”这短短数语，体现了罗健夫严于责己的博大胸怀，使周围的人无不感动。
在罗健夫的带动下，全组同志忍辱负重，干劲不减，日夜奋战，四个月就制成了控制用的计算机。又经过两年苦战，1972年研制出我国第一台图形发生器，填补了我国微电子学领域的一项空白。为了进一步提高机器的性能，他们于1975年又研制出Ⅱ型图形发生器，并于1978年获得了全国科学大会奖。接着罗健夫又和组内的同志向Ⅲ型发起了进攻。
罗健夫是一个踏实、率直、从不计较名利的人，对荣誉和金钱看得很淡。在呈报Ⅱ型科研成果的表格上，他要求不要写自己的名字。上级发下来的3000元奖金，他把分给自己的那份，全部上缴给了组织。
为了国家的需要，罗健夫干一行，爱一行，学一行，专一行。1981年，他独立完成了Ⅲ型图形发生器的全套电控设计，说明他在计算机应用制版方面，已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专家。而最初接触图形发生器这个新课题时，他对计算机还需要从最基本的知识开始学起。这完全是靠他对党的事业的满腔赤诚，在忘我工作的过程中，自修和钻研的结果。同志们敬佩地称他为“罗铁人”，是“走在时间前面的人”，是个“一心装着工作，唯独忘了自己的人”！
四
罗健夫作为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科技工作者，不仅在工作学习上，而且在工资待遇、家庭生活等方面，都表现了忘我无私的崇高精神境界。
1977年，第一次调升部分职工工资时，罗健夫属于调升的对象。可是他想：“我是共产党员。目前国家还有困难，我应该为国家分忧。这次调资面不大，应该让给其他有成绩、经济却比较困难的同志。”于是，他就三番五次找领导，提出不要给自己调资。党委认真研究了罗健夫的恳切要求后，在1978年2月10日做出决定，批准了包括罗健夫在内的五位共产党员让出调资指标的请求。决定下达后，在单位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有力地促进了这次调资工作的顺利进行。但当时，他们夫妇每月收入总共只有130元，两个孩子还在上学，双方家庭都有负担。妻子要资助娘家上山下乡的弟弟和妹妹，罗健夫要资助丧偶的弟媳。
1978年，单位新盖了一批宿舍楼。按罗健夫的条件，他完全可以分到采光好，楼层适中，离上班地点较近的两间一套的好房。但他却偏要较远的最边角的一间半一套的房子，还风趣地说：“我挑的是好房子。边角，安静、少干扰，楼高，视线开阔，‘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嘛！”[2]
1978年底，罗健夫和两个同志一起去日本实习，并任实习小组组长。他们住在距东京不远的琦玉县的一个小镇上。一个半月培训时间，除了周末上街购买食品，所有时间他都用来阅读资料和研讨工作。培训快结束时，在千叶县学习计算机软件的另一部分同志，通知罗健夫去东京落实单位一项采购任务。罗健夫虽然还没有去过东京，但当他弄清不去东京也可办这件事时，就打了长途电话把这件事办妥了。就这样，他为国家节省了40％的外汇开支。1981年，组织上又派他去香港考察，他硬是把这种别人眼中的“美差”让给了其他同事。他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高尚品质感染着周围的每一个同事。
1980年，第一次晋升高级工程师，许多同志跃跃欲试，罗健夫却不参加报考，人们都很吃惊。有的同志问他：“老罗，您怎么不报考呢？凭您的资历，凭您在I型、Ⅱ型图形发生器上的成绩和贡献，您报考，晋升高级工程师是十拿九稳的。”罗健夫诚恳地回答说：“高工需要高水平，我的水平不够。这不是凭资历和苦干就可以当的。搞I型、Ⅱ型已是过去的事了，不是已经晋升我为工程师了吗？”后来，连公司的总工程师都亲自上门，动员罗健夫报考。他只好表示说：“等Ⅲ型图形发生器搞出来以后，再考虑吧。”1981年，第二次晋升高级工程师时，罗健夫索性悄然避开，为加快Ⅲ型图形发生器的研制进度，他干脆带上图纸乘火车去北京了。
1978年，组织上打算提拔他担任第六研究室的室主任，他谢绝了。1981年，公司提升他为制版中心副主任、主任工程师，也被他一口谢绝。领导找他谈话，他诚恳地说：“我不是不服从组织安排，我能力不行。从党的科研事业考虑，我不当‘官’比当‘官’有利。让我集中精力在科研上为国家多做些工作吧。”他妻子陈显万劝他：“别让领导左一趟右一趟作难了，实在推不掉，你就挂个名吧。”罗健夫笑笑说：“共产党的干部是干实事的。现在，干部本来就多，人浮于事，干起工作来扯皮画圈，不讲效率，我还凑数当挂名的干什么？”后来，组织上了解到他的心思后，同意了他的请求。
罗健夫严于律己，也严格教育孩子。他培养、教育孩子从小要做正直的人、诚实的人，靠勤奋自立的人，不让孩子幼小心灵沾染灰尘。1981年，两个女儿面临升入大学、中学问题。有一天，罗健夫把孩子叫到面前，严肃地说：“我现在就把话说清楚，眼前的升学问题，将来的工作问题，都要你们发奋，靠组织安排，不要指望父母。我这个人没什么‘后门’，就是有，也绝不干这种败坏风气、坑害你们的事！”
罗健夫把荣誉、地位、职称、待遇统统置之度外，有些人对此很不理解。他说：“有啥不可理解的？共产党完全是为人民服务的。我是共产党员，就要少想点个人的事。”
五
1981年10月，罗健夫已感到胸部隐隐作痛。但为了加快正在研制的Ⅲ型图形发生器的进度，他没有及时去医院检查，也没有告诉任何人，便忍着疼痛，到北京出差去了。一到北京就投入了紧张的工作。他住在中关村，工作在德胜门外的机械工业部自动化所，每天晚上回到住处，他一边看书学习，一边熬中药，胸口疼得厉害了，就抹点止痛水，或贴一张伤湿止痛膏。车间领导得知他有病的消息，多次写信要他保重，并叫他暂时放下工作，尽快回临潼休息治病。他回信说：“请放心，发点炎，一点小病，不要紧。”
为了使Ⅲ型图形发生器能早日投入使用，罗健夫以惊人的毅力，忍受着病痛的折磨，一直工作了87天。最后，在自动化所同志们的一再催促下，在临近大年除夕的夜晚，他才踏着积雪赶回临潼与亲人团聚。可谁也不会想到，这时，罗健夫所患的癌症已到了晚期，这竟然是他生平所过的最后一个春节……
1982年1月29日，是春节后上班的第一天。同志们看到罗健夫一手捂着胸口，一手整理资料的艰难样子，很不安，就劝他立即去医院治疗。罗健夫却推辞说：“北京等着要图纸，我要赶快整理好，寄去。”大家再三催促，直到下午4点多钟，才由两个同志陪他骑自行车到附近的燃化医院检查病情。一拍片，发现胸部边缘显示有葡萄状拳头大小的肿瘤阴影，诊断是癌症。第二天，公司派了车，由燃化医院门诊部主任医生、公司车间主任陪同罗健夫去西安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检查，结果仍然是癌症。为了减轻他的痛苦，大家并没有把真实情况告诉他。可那几天，罗健夫上午看病，下午从医院回来，哪怕还有一个钟头时间，他也要去修改图纸，晚上，继续到工作室加班赶任务。
2月份，经过会诊，他被确诊为低分化恶性淋巴癌晚期。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打击，罗健夫却显得异常镇定，他问医生：“请告诉我，我还有多少时间？”随后，他嘱咐同去的同志：“别告诉我爱人，也别做切片检查了，现在我的时间已经很少了，工作量还很大，每分每秒对我都很宝贵，我要抓紧修改图纸……”[3]这时，他想到的不是自己，也不是妻子孩子，他的心里只装着一件事，那就是他的研制工作，他把死看得很淡，唯一的愿望就是想多活一天让他完成他的研究工作。
组织上“命令”他在家休息，并叫其爱人陈显万照顾他。罗健夫终于同意养病，但不同意爱人照顾。罗健夫对同样从事科研工作的妻子说：“我不能工作了，你再不工作怎么行？”硬是把爱人推去上班，而他自己为了修改Ⅲ型图形发生器的图纸，又一头扎进了资料堆。
罗健夫生病以后，公司领导和同志们都十分关心他。党委副书记、车间领导等都曾多次陪同罗健夫去医院检查、看病。公司党委还先后几次派人去北京、上海等地为他联系住院治疗。2月20日他被送往上海救治。到上海后，他每天听英语录音，学习口语。他听说上海已经成立了大规模集成电路制版中心，就对前来探望的公司领导说：“公司的制版要形成拳头啊！否则，我们就要落后了！”
由于他的病已经不适合做手术，只好返回西安。4月28日，罗健夫住进了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住院前，他对妻子陈显万说：“今后，我的工作就是要尽量少麻烦人。”他是重危患者，像夜间大小便这样的事情，只要他拉一下床头的信号灯，护士就会来帮忙的。然而，他从不拉信号灯，总是悄悄地起床，也不开灯，怕打扰了其他病人休息，自己一步一步挪着去厕所。
医生准备使用两种烈性的药物治他的病，却又担忧副作用过大。他得知后鼓励医生：“怕什么！征服癌症也和革命一样。革命最后总是要取得胜利的，但不是每一个革命者都能看到革命的胜利。癌症患者也不可能每一个都能看到征服癌症的胜利，但我相信，人类最后一定能征服它！你们就大胆地在我的身上做实验吧。我死了，尸体给你们解剖，研究一下，用了这么多抗癌药，为什么在我的身上就不起作用。以后，总可以为你们治疗同类病，提供一点资料。”
晚期癌症患者是非常痛苦的，据后来解剖得知，他的癌症已经转移到全身，胸骨酥软，一碰就碎。胸前癌块比心脏还大，胃里、肠子里，以至脑骨上，到处是疙疙瘩瘩的癌块。他所经受的痛苦，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他常常因强忍疼痛，将嘴唇都咬破了，可他不仅从不呻吟，甚至也从来不要求打止痛针，连止痛药也很少吃。妻子见他十分难受，劝他吃点止痛药，他说：“那东西刺激神经，我需要保持头脑清醒，多想一想完善Ⅲ型图形发生器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
即使在病情如此严重的情况下，罗健夫依然关心着他的研究工作。接替他工作的同志来到医院看望罗健夫，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他，看他病成这个样子不忍再问，可罗健夫硬是支撑着病体把他估计到的Ⅲ型图形发生器的设计逻辑，到调试中可能出现的麻烦，以及怎样处理这些难题的方法详细地告诉了这位同志，他俩一直谈了两个多小时。
就在他去世的前一周，一位同志去探望他，提到一台进口设备出了点故障，需要查阅资料，却不知从哪儿查起。这时，说话已经十分困难的罗健夫断断续续地将解决方法告诉了这位同志。
1982年6月，他的病情突然恶化，得知自己将不久于人世的罗健夫对自己还未完成的事业感到十分留恋和遗憾，流着泪对同事说：“可惜，我看不到2000年了，不能为党工作了！”
6月10日，在病房里，他交了最后一次党费，嘱咐领导和医生，他死后，遗体献给医学研究用，丧事一切从简。罗健夫去世的前一天，他让他的弟弟最后一次给他擦洗了身子，刮了胡须，让弟弟搀扶着他，走到病房外的阳台上，眺望工作的单位。
1982年6月16日10点35分，罗健夫的心脏永远停止了跳动。医院的同志们说：“老罗住院两个月，病情那么严重，没有呻吟过一声，没有拉过一次信号灯，没有提过一个应该由患者提出的要求。这样的病人，我们是第一次见到。真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啊！”[4]
罗健夫虽然去世了，但是他所彰显的航天精神却代代相传。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九研究院副院长、771研究所所长张俊超说：“罗健夫对本职工作的高度事业心和责任感，为航天科研事业奋斗终生的精神，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5]
1982年9月，罗健夫被航天工业部追授为优秀共产党员。11月，被中共陕西省委追授为陕西省特等劳动模范。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出通知，号召全国职工向罗健夫学习。1983年2月12日，国务院授予其全国劳动模范称号。2009年9月，他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之一。
（孙安鹏 梁星亮）
主要参考文献：
1. 工人出版社编：《罗健夫》，工人出版社1983年版。
2. 陕西人民出版社编：《罗健夫、张华、邵小利传记》，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3. 宁夏人民出版社编：《向蒋筑英罗健夫同志学习》，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4. 梁克荫、王周昆主编：《西北大学英才谱》（第一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5. 朱庆葆、王月清：《脊梁：感动中国的普通共产党员》，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6. 陕西省七机局编：《向罗健夫同志学习》，1982年版。
7. 《“中国式保尔”罗健夫》，《人民日报》2005年5月10日。
8. 《贡献突出、英年早逝的科技工作者罗健夫》，《人民日报》2011年2月16日。
9. 刘军、王玉年：《他用生命实践了入党誓言》，《工人日报》1982年9月7日。
[1] 陕西人民出版社编：《罗健夫、张华、邵小利传记》，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页。
[2] 陕西人民出版社编：《罗健夫、张华、邵小利传记》，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笫23页。
[3] 刘军、王玉年：《他用生命实践了入党誓言》，《工人日报》1982年9月7日。
[4] 陕西人民出版社编：《罗健夫、张华、邵小利传记》，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1页。
[5] 《贡献突出、英年早逝的科技工作者罗健夫》，《人民日报》2011年2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