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2010）
出身将门，终生以科学报国
1930年9月11日，侯伯宇出生于天津。最初父亲侯镜如给他取名“伯羽”，是希望他能以关羽为楷模，为国为民尽忠效力。
侯伯宇的父亲侯镜如，早年投身革命，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学习，和徐向前、左权、杜聿明、胡宗南等人同属第一期毕业生。1925年，侯镜如参加国民革命军第一次东征，在东征中，经周恩来、郭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翌年7月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十四师团参谋长。1927年，侯镜如离开北伐军到上海，在周恩来领导下参加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准备和指挥工作。其后又受中央前敌军委指示，任贺龙的二十军教导团团长，参加了南昌起义，在会昌战斗中身负重伤，赴香港治疗。1929年7月，侯镜如被党中央派往香港，在中共中央华南局工作，翌年春调往天津中共顺直省委负责军委工作。1931年侯镜如回到上海，其时因顾顺章叛变，党组织遭到破坏，与党失去联系。不久到山西晋成国民党第四十一年孙殿英部，出任该军驻南京办事处代表。1933年春起任国民党第三十军三十师参谋长等职。1935年4月被授予国民党陆军少将军衔。1937年任第九十一军参谋长。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侯镜如始终征战在抗日最前线，参加了北平周口店战役、忻口战役、徐州会战、武汉会战、湘西会战，是抗日战争中战功赫赫的国民党高级将领。1943年4月，侯镜如就任九十二军军长，中将军衔。1945年日本投降后，还兼任了北平的警备司令。1947年，中共党员李介人持安子文信给侯镜如，信中转达了周恩来、贺龙的关怀，促使他早下决心，待机起义。自此侯镜如利用自己的职务和威望，促成了多次起义，为北平的和平解放做出了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侯镜如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副主席、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
侯伯宇跟随着戎马倥偬的父亲四处辗转，幼时的求学道路也格外曲折。南昌、长沙、淮阴、开封、重庆、阜阳、北京……先后在10所小学、3所中学学习。经常迁移的不安定生活，丝毫没有磨灭侯伯宇对知识的渴求。
侯伯宇自幼天资聪颖，酷爱学习。在弟弟侯伯文的记忆中，二哥（侯伯宇）从小就特别用功，抓紧一切时间学习和思考。走路时捧着书，因为读得入迷而撞在树上、墙上，这在侯伯宇生活中都是常有的事。“成熟的苹果为什么会由绿变红？”“树叶为什么是绿的？”……这些问题都能引发侯伯宇的兴趣，并常常为此在兄弟间争论不已。1947年，当时还是北平育英中学高二学生的侯伯宇，以全国第一的成绩考上清华大学，可是他自感英语和高等数学不是很好，便暂时没有去清华大学学习，而是保留学籍在家自学英语和高等数学。一年后，英语水平飞速提高的侯伯宇再入清华求学，可是只读了4个月，就因为内战爆发不得不离开北平，中断了在清华的学习。跟随家人赴台后，侯伯宇又于1949年考上了台湾大学，可这次刚读了3个月，父亲侯镜如秘密告知他“不可停留台湾，立即离开去香港”。1949年底，侯伯宇赶上最后一班“台湾—香港”的直通航轮，离开台湾到了香港。
在香港，侯伯宇面临着人生的一次重大选择：是赴美留学，还是马上回国？最终，他回到了刚刚成立的新中国。
1950年，侯伯宇第一次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20岁的年轻人做出了人生中最重要也是最坚定的选择，将个人命运和祖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了一起。在此后的30年中，侯伯宇先后三次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由于父亲曾是国民党高级将领，自己又背负着曾在台湾留驻3个月的“历史问题”，侯伯宇的入党问题一再被搁置，甚至还遭到批斗，差点被打成“右派”。“文革”爆发后，又再次受到牵连。当年侯镜如和党组织失去联系时，曾依照党组织事先告诉他的方法，用“侯治国”的名字在报纸上刊登广告“胞兄，我找不到你，如果你再不来，我没有办法，自去找工作了，我是始终孝顺父母的”。虽然并没有等到联系人，但是侯镜如在以后的岁月里，无论时局如何变化，始终坚守着自己的信念，并最终回到了他“始终孝顺”的“父母”身边。侯伯宇也和父亲一样，为自己的信仰付出了全部忠诚。不论人生的际遇如何，他都无怨无悔于自己的抉择，并将全部身心都投入到祖国的建设事业中去。1980年，时年50岁的侯伯宇终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共产党员”这一光荣的称号带给侯伯宇人生新的起点，而侯伯宇，也用自己的言行践行着对党庄严的承诺。
回到北京后，侯伯宇第三次进入清华大学，刚刚在清华园中安顿下来，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了。将门之后的血性、年轻人特有的激情和胸中涌动的爱国热情，让侯伯宇立刻做出了放弃学业、投笔从戎的决定。在班里他第一个报名参加志愿军，并毫不犹豫地将父亲给他的学费、生活费1000美元倾囊捐出。1951年，组织批准他参加军干校，被派往东北师大学习俄文，准备跟随苏联军事顾问入朝参战。1953年，新中国“一五”计划工业建设迫切需要既懂外语又有数理基础的人，侯伯宇放弃了回清华继续读书的愿望，服从组织分配到辽宁鞍山黑色冶金设计院翻译科当了一名俄语翻译。1956年侯伯宇考取了西北大学物理系，并以优异的成绩获准提前两年毕业。1963年9月，侯伯宇考入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师从著名物理学家张宗燧教授。
烽火硝烟一次次阻断了侯伯宇的求学道路，却无法改变他对科学的热爱和科学报国的理想。1973年5月，侯伯宇调入西北大学，从此再也没有离开。当年父亲希望他能“科学救国，做出更好的武器”，而侯伯宇则在近半个世纪里，扎根大西北，在科学研究、教书育人和学科队伍建设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取得了国际一流的研究成果，践行着自己“科学报国”的理想。
“文革”结束后，侯伯宇一面争分夺秒完成教学和研究工作，一面为促进祖国和平统一而奔忙。当侯镜如为筹备成立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赴美时，向来惜时如金的侯伯宇放下手边的所有工作，一直陪同在父亲左右，做了大量工作。侯伯宇曾任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理事，20世纪80年代，他在美国力邀台湾“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袁旗教授来大陆进行学术交流，并举办了多场讲座。袁旗访问大陆，是两岸隔绝30多年来，台湾学界首次与大陆接触，立时在台湾岛内引起了轩然大波。袁旗的父亲是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袁守谦，曾任“总统府资政”，是侯镜如黄埔一期的同学。以袁旗的家世背景和自身资历、来大陆讲学的举动，对于打破当时两岸的“坚冰”，其意义不言而喻。
只有为了早日实现祖国的统一大业，只有在完全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时，侯伯宇才会毫不犹豫地借助父辈的声望和友谊。平日里，除了学问很少会谈别的事情，更少向他人提及自己的家庭背景，绝不会为自己的私利动用父亲的关系和权力。侯伯宇一生获得了无数荣誉，没有一项是靠“争取”或“活动”得来的。而生活中和工作中遇到的曲折和磨难，甚至在父亲和家人面前都绝口不提。弟弟侯伯文是全国政协委员和黄埔一期同学会联络员，在他看来，二哥（侯伯宇）是一个特别有自尊的人。侯伯宇多次申报院士未果，他实在看不下去了，曾经私下里问过哥哥要不要“帮忙”，侯伯宇的回答只有五个字：“你不要害我。”
以研究物理为自己人生理想，堪称“中国的骄傲”
在西北大学，侯伯宇是出了名的惜时如金。即便是刚刚吃过大年三十的饺子，他也要回到办公室里，继续工作。他没有兴趣更没有时间看电视，但是他关心国家大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却是每天必看。在上世纪80年代，侯伯宇曾赴美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期间正值中国女排在另一个州比赛，会议结束后，对于时间和金钱向来双重“吝啬”的侯伯宇，居然带着一起去开会的学生，坐着飞机赶赴比赛现场，为中国队呐喊加油。
这一切都是源自对祖国最深沉的爱。有一年西安拉响了纪念“九一八”事变的警报，受到触动的侯伯宇不禁和学生们谈起了当年人民生活的艰难和困苦。这时一位学生不以为然地截住他的话头，说：“知道。”这种轻率地对待历史和民族苦难的态度显然激怒了侯伯宇，他一改平日的温和，加重语气说：“你知道什么！”继而竟红了眼眶，难过得说不下去了。对于像侯伯宇这样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知识分子来说，国家、民族、理想、信念、责任、忧患……不是一个个空洞的概念，而是生命中最珍贵、最值得守护的部分，是他终其一生在科学探索的道路上奋力拼搏的原动力。
在物理学界，侯伯宇的勤奋也是出了名的。在很多国际学术会议上，他常常是最年长的那位，但是却永远是精力最旺盛、最有活力的一位。日常生活中，侯伯宇是一个很安静的人，可是一旦开始课题讨论，就简直像变了个人似的，思维活跃、滔滔不绝，连茶杯打翻了都顾不上去扶。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侯伯宇从来不带夫人同行，从来不参加会议主办方安排的观光活动，甚至从来不用经费买一本“和专业无关”的书。每次参加会议，他都会抓紧一切时间，和与会专家学者交流。以至于很多外国专家提起他来，都觉得不可思议，惊讶于他对科学研究的激情和执着。在物理学界，人人都知道侯伯宇是“只知学问不知其他”。侯伯宇去世后，李政道教授发来的唁电中写道：“他勤奋万分，以研究物理为自己人生理想。”
对科学的热爱，贯穿了侯伯宇的一生。无论是在华发满头的古稀之年，还是在境遇堪忧的困厄岁月，侯伯宇始终都奋进在探索科学真理的路途上。因为青年时代曾经在台湾大学学习了3个月，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侯伯宇都背负着这短短的3个月带给他的烦恼和磨难。在侯伯宇的档案里，有着无数页他亲笔写下的个人简历和各式材料，其中他一遍又一遍地反复解释说明着这一段无人旁证的历史。可即便在这样的环境里，侯伯宇也从没放弃自己心爱的科研事业，并且还取得了一系列为学界称道的成果。
20世纪50年代后期，侯伯宇致力于群论在物理学中应用的研究，解决了苏联国际群论权威未能证明的重要公理及量子化学权威未能得出的重要公式；60年代初，他参加了北京层子模型工作中的对称性研究，专著《强子结构的层子模型研究》后来在80年代中期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三年困难时期，在吃不饱肚子的情况下，侯伯宇仍潜心研究。他在《物理学报》上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受到唐敖庆等著名科学家的关注和高度评价。
1978年3月18日到31日，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科学大会，侯伯宇和西北大学刘健、张伯声出席了大会并受到华国锋、李先念、邓小平等中央领导的接见。这次大会上，侯伯宇的《群论、角动量及规范场与磁单极的研究》等10项出自西北大学的科研成果，获得了全国科学大会奖。
侯伯宇的研究工作很早就引起了诺贝尔奖获得者、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的关注。杨振宁的岳父杜聿明曾经和侯镜如同住在北京东四前厂胡同5号院。杨振宁来探望岳父，常常要求和“侯家两位公子（侯伯宇和三弟侯伯元）”见面。杨振宁告诉侯镜如说“伯宇的工作很优秀”。20世纪80年代初期，杨振宁就邀请侯伯宇到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理论物理研究所工作。
在物理学界，人们常常津津乐道杨振宁与侯伯宇之间的友谊。他们的友谊或许最初起于父辈之间的交情，但是在科学世界中的相互扶持、相互欣赏和尊重，才是他们的友谊地久天长的根本。
侯伯宇的研究工作日益在国际学术界引起反响和关注。1980年7月14日，侯伯宇作为中国教育部高能物理代表团成员，出席了在美国威斯康星州立大学举行的“国际高能物理学术会议”，并提交大会论文《二维CP(N)理论的非自偶瞬子》。这篇论文是侯伯宇在发现美国耶鲁大学理论物理学家Gursey的论文“不存在非自偶解”的结论有问题之后写出的。在论文中，侯伯宇指出了“不存在非自偶解”观点的漏洞所在，提出了新的看法，并找到了“非自偶解”。高能物理会议结束后，侯伯宇应邀在耶鲁大学物理系工作。当时正值暑假，侯伯宇利用这段时间，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在短期内写成了论文《单级动力群的离散子对称与阶梯算子》，该文回答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著名教授杰克酋在“国际高能物理学术会议”上提出的自己尚未解决的问题。这篇论文在美国发表后，美、英、日等国的学者纷纷来函索取。杰克酋教授也写信给侯伯宇，称赞他的文章，并特地说明自己将要在论文中引用这篇文章。
与此同时，侯伯宇深入探讨了为何有“无穷多守恒律”的问题，在国际上首先发现了无穷多的产生算符。此外他在和国外学者进行广泛接触和交流中对粒子物理理论的大统一、超对称、超引力、非线性理论、有质量中微子、晶格规范理论、量子弧子理论等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普遍的调查研究，确定了若干个新的研究课题，在回国后与国内学者共同开展研究。
1982年，在继赴意大利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之后，侯伯宇又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理论物理研究中心负责人萨拉姆教授的邀请，赴美国进行合作研究工作。1983年5月，侯伯宇与美国布鲁克海文国立实验室乔玲丽博士等合作，推导出一系列非定域守恒流的结果，以及这些结果之间的内在联系，揭示了守恒流的根源，合作撰写了论文《手征模型中H—变换、无穷多非定域守恒流的Noether分析与Kac—Moody代数结构及其推广》，运用对偶变换找到了给出所有无穷多个守恒流生成元的办法，统一用一个对偶参数来表达。侯伯宇的研究成果解决了理论物理上的一个问题，填补了这一理论的空白。和侯伯宇一起工作的学者称其为“H—变换”（H即侯伯宇英文名字中的第一个字母）或“侯氏理论”。杨振宁等人称赞其“非常漂亮”、是“强有力的”、“很优美”，称赞侯伯宇“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1986年，新华社新闻图片社以“中国的骄傲”为名，展示了包括“侯氏理论”在内的20项以中国人姓氏命名的现代科技成果。
一个全新的时代激发了侯伯宇惊人的工作热情，而他也连续不断地用一个个令人炫目的重要成果回报着这个伟大的不断向前的时代。侯伯宇和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的郭汉英、四川大学的王珮（后调入西北大学）、内蒙古大学的侯伯元通力合作，致力于规范场量子反常问题的研究，在反常根源方面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侯伯宇与美国Jackiw教授，几乎同时发现Jacobi反常，引起了各国专家的广泛重视。1984年，当他关于这方面研究的第一篇论文预印本发出不到一个月，国外就有6位知名学者在5篇论文中加以引用。因为在规范群的上同调研究方面取得了出色的成果，侯伯宇在1985年3月应美国阿贡国立实验室、费米国立实验室和芝加哥大学的邀请，赴美参加了“国际反常、几何、拓扑学专题讨论会”。参加这次会议的代表有300多位，其中很多都是世界数学界和物理学界的权威、Fieles奖和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侯伯宇在会议上应邀做了题为《规范群上同调的整体观》的学术报告，受到了与会者的赞赏。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R.Jackiw教授在大会报告中总结反常的拓扑行为时，就直接引用了侯伯宇及其弟弟侯伯元（Brother Hou）的研究成果。与此同时，世界上多位著名物理学家在发表的论文和学术会议报告中，都广泛地引用了侯伯宇的成果。会后两个多月内，来自世界各地索要论文预印本的信函多达上百份。美国的伯克莱大学、耶鲁大学和纽约大学，日本的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和广岛大学都纷纷致函侯伯宇，邀他前往做学术报告。
侯伯宇长期从事理论物理和数学物理研究，在U群代数的表示、规范场拓扑行为、可积模型的对称性产生算子与几何、规范群的上同调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研究成果。他先后在国内外著名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200余篇，出版专著1部。他的研究成果多次受到杨振宁博士、美国麻省理工学院Jackiw、德国波恩大学Nahm、英国剑桥大学Fanli等著名教授的赞许，许多篇论文一经发表，即在国内外同行间产生极大的影响，并被广泛引用。
在密集产生的重大成果背后，是侯伯宇付出的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他的书桌上总是堆满了各种书籍、文章和资料，文章上布满了各色信号笔的圈点注释。他常常在互联网上关注国际上理论物理研究的新进展和新成果，在电脑前一坐就是七八个小时，这样大的工作强度，连年轻人都难望其项背。无论刮风下雨，严寒酷暑，他每天都会准时地出现在研究所。侯伯宇的办公室里，常常会传出他和其他学者、教师甚至是学生们争论问题的声音。学生们都说，侯老师从来不和他们谈“奉献”“拼搏”之类的话，但是却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让学生们深刻理解了什么是夜以继昼、只争朝夕的拼搏精神。
多年来，侯伯宇先后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陕西省科技成果一等奖、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和三等奖、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优秀教学成果国家级优秀奖、陕西省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和二等奖等多项奖励，先后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全国劳动模范并获得“五一”劳动奖章、优秀党员专家、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高等学校先进科技工作者，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并多次获得省级劳模、省级优秀党员等称号。
对于侯伯宇而言，科研就像是空气和水，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须臾不可缺。对于科研成果能给自己带来怎样的声望和利益，他却从来不曾考虑。学术圈里很多人尊敬、甚至是仰慕他，但是他却绝不会把时间和精力耗费在学术以外的应酬交往上。上世纪80年代中期，有一位中科院领导到西安。西北大学校方希望侯伯宇能去看望一下这位北京来的“大人物”，一来因为他和这位领导彼此熟识，二来那一年恰逢侯伯宇申报院士。在很多人看来，这是求都求不来的“机会”。可是，侯伯宇坚决拒绝了。
2007年，侯伯宇生前最后一次申报院士。在整理申报材料时，学生们发现老师居然舍弃了一些发表在影响较大的国外期刊上的论文，反而收录了一些发表在普通期刊上的论文。面对学生们的疑问，侯先生解释道，有些论文，虽然发表的期刊档次很高，但是实际上的学术意义并不大；而一些发表在普通期刊上的论文，其实更有学术价值，更具有生命力。听了他的解释，学生们哑然。他们知道，老师不是不知道规则，只是在老师心目中，学术本身超越了一切，即便是评选院士这样在常人眼中的“大事”。侯伯宇总是要求学生“要写有价值的论文”，在这个时候，学生们才真正理解了老师的良苦用心。
弟弟侯伯文曾经和侯伯宇开玩笑：“你的研究什么时候能带来经济效益？”侯伯宇淡淡地回答：“两百年以后吧。”两百年以后，无论那时他的研究产生多么巨大的效益，侯伯宇都不可能享受到了——那是全人类的财富，是一位科学家留给世界的珍贵的礼物。
1985年，赵凯辉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直接报考西北大学，攻读硕士学位。西北大学在名气上，显然不如清华，各方面的条件也都不及清华，赵凯辉义无反顾投考西北大学的原因，只是因为侯伯宇在这里。
侯伯宇1973年调入西北大学，1980年晋升教授，1981年成为国家首批博士生指导教师。1984年他牵头组建了西北大学现代物理研究所。1985年，研究所就被国家批准为首批博士后科研流动站设站单位。
时隔近30年，赵凯辉依然记得在校学习时，侯老师请来复旦大学的倪光炯为他们讲高等量子力学，理论物理所的朱重远讲量子场论，内蒙古大学的侯伯元讲微分几何。这些老师全是当时国内学界的拔尖人物，如此“豪华”的教师阵容，给硕士生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赵凯辉更不能忘记的，是他在入校第二年，曾在校外闯下了“大祸”。当带着几分年少轻狂的他还没有弄明白“后果”会有多严重时，侯老师已经开始为他四处奔走。老师甚至当着省上领导的面，死死拉住他的手不放，坚持要亲自带着自己的学生回家，自己好好批评教育他们。在他的护佑下，这些学生躲过了人生里可能有的一劫。
时至今日，赵凯辉仍然一有机会就自我介绍是“老侯的学生”。当年决定追随侯伯宇，是受到老师人格的感召；而成为侯伯宇的学生，赵凯辉觉得自己很幸运。
觉得幸运的岂止赵凯辉一人，侯伯宇在西北大学工作的37年间，到底有多少教师和学生因受到他学养的吸引、人格魅力的感召来到这里工作和学习的，谁也说不清楚。
其实，做侯伯宇教授的学生，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侯伯宇的时间表里，没有公休日，也没有节假日，每一天都是他的工作日，每一天他都会在8点之前到达办公室。听侯伯宇的课，学生们的普遍感觉是“吃不消”，从早上8点一口气上到中午12点半，中间一次休息也没有，在侯伯宇的课堂上是常有的事。学生们虽然比老师年轻，可是都暗自佩服老师身体好。每次给学生上课前，侯伯宇都会提前一天请研究所里的工作人员复印一大堆资料，然后分发给听课的学生和老师，资料中重要的地方，侯伯宇已经提前做好了记号。所里的老师和学生都说，听侯老师的课，一定要提前做足功课，熟悉第二天要讲的文章，否则肯定跟不上他的思维。即使这样，一堂课的内容也要好多天才能真正消化。现在西北大学现代物理研究所工作的石康杰教授，是侯伯宇指导的第一名研究生。他每次听侯老师的课，都要带上一袋饼干。因为石康杰的胃不好，必须按时吃饭，否则胃痛就会发作。但是侯伯宇上起课来，常常是到了中午内容还没有讲完，误了饭点，那是常有的事。
听侯伯宇上课，是公认的“累”。这“累”，是因为神经和大脑总是处于高度兴奋状态。在课堂上，学生必须要全神贯注地聆听和思考，注意力稍稍不集中，或是思想开了小差，哪怕只有几分钟，也难以再明白他继续讲授的内容。这时候，坐在教室里，就不免觉得枯燥难懂，度分如年。一次，一位博士生在他上课的时候打瞌睡，猛然醒来的时候，正听到侯老师问学生们有什么问题，而众人皆默然，无人应对。这位博士生指着黑板上的一个公式，问道：“这是什么？”旁边的师兄弟们替他捏了一把冷汗，因为这正是老师刚刚在他打瞌睡的时候详细讲解过的内容。大家都以为这下他会被老师美美训一顿，没想到，侯老师不仅又仔细地为他讲解了一遍，还大大表扬了他。最后，侯伯宇对在座的其他学生说：“他（打瞌睡的学生）比你们强。他睡着了，还能提出问题；你们醒着，却提不出任何问题。”众皆哑然。许久之后，学生们才体会到老师的良苦用心：老师这是在激励他们要勇于提出问题。在科学研究中，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轻易放过任何问题。
学生们有时候挺“怕”侯伯宇，特别是在觉得自己不够努力、学术上没有取得应有的进展的时候。但是争论起学术上的问题，就没有学生“怕”他了。常常是一场争论下来，侯伯宇和学生都面红耳赤，甚至互不理睬。不过等到第二天再上课，大家又很自然地恢复到争论前的状态，谁也不会为此而心存芥蒂。他经常说：“只要你们有想法，就大胆提，不怕不成熟。”丹麦物理学家玻尔（Niels Henrik David Bohr）曾经说：“我不怕在学生面前显露我的愚蠢。”侯伯宇也常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同学们越是勤于提问，敢于质疑，他就越是高兴。在他的带动下，西北大学现代物理研究所形成了科学至上、教学相长的学术氛围。
灵感的火花往往在思想碰撞的瞬间迸发。争论的背后，是侯伯宇对学生提出的“一定要创新”的要求——即便是不能达到当年世界的最新水平，也多少要有所创新。为了能让学生们有所创新，他在教学中，一面注重夯实学生的学科基础，另一方面，在教学中提高课程起点，把自己最新研究成果和国内外在本学科中的最新科学成就介绍给学生，特别是注重讲授那些最新的、尚未刊出的、有想法而不成熟、不详尽的预印文献。
几乎每次课前，侯伯宇都会抱来一摞厚厚的文献材料，多达几十份，博士生们总是感觉压力大，看不完。特别是理论物理的前沿课题，往往艰深难懂。起初的时候学生们还经常怀疑：“老师自己真的读完了这些文献？”但是一旦进入讨论中，侯伯宇总能针对不同的文献和每个学生不同的特点，逐一画出阅读的重点，找出问题、选对切入点、探讨解决方法。侯老师对文献的熟悉程度，对数学物理最新成果的理解程度，以及他思考问题的深度，让学生们心服口服。
作为理论物理学家，侯伯宇对数学物理方面的学术文献特别熟悉，无论讨论到哪个问题，都能立即找出有关文章，一下子就能准确地翻到那一页。学生每次向他请教数学问题，他都会立即翻开数学书，准确无误地找出相关的公式和概念。一本数百页的书，很多页面上都密密麻麻写满了注解。学生们都惊叹侯伯宇在数学方面的造诣，却很少有人知道，当年侯伯宇是以数学100分，英语99分的成绩考入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的。著名物理学家张宗燧从来不喜欢招收年龄大的学生，可是读到侯伯宇的论文，却连连惊呼“expert”，并毫不犹豫地录取了考生中年龄最大的他。在数学研究所读研期间，侯伯宇的舍友，正是后来蜚声国际数学界的陈景润。
立足西北，造就直达国际前沿的理论物理研究生
侯伯宇在国际理论物理学界具有极高的声望，很多外国友人甚至是在知道了侯伯宇其人后，才知道中国有一所西北大学。很多想要出国继续深造的学生，都希望能经由侯老师推荐出国。可是他们的请求都被侯老师毫不留情地回绝了。这件事让刚刚跟随侯伯宇读博的杨文力很郁闷，也很不理解。当时正值上世纪90年代初期，“出国热”盛行。可是不理解归不理解，杨文力也不敢在老师面前提及此事，只是一门心思地扑在学业上。毕业后，他准备申请到日本的一家科研机构从事课题研究，需要导师的推荐信。但是鉴于以往的经验，他迟迟不敢向侯伯宇提出请求。有一天，杨文力在自己的电子信箱中，发现了一封署名侯伯宇的邮件，上面只有一句话：
“如果你要申请去这家科研机构工作，希望我写推荐信的话，我非常愿意。”
这简直太意外了！杨文力大喜过望，多年出国深造的夙愿终于达成。杨文力又一次不解，可是也没敢多问。多年后，学业有成、回到西北大学执教并已晋升教授的杨文力终于向老师提及此事，侯伯宇说：“你们那阵子还没有踏踏实实学到东西，即使给你一个机会到国外去，也不会有下一个机会。我之所以说那番话，就是希望大家完全地静下心来，真正地去做学问。”
现在执教美国加州大学圣塔克鲁兹分校的吴如山教授，1957年考入西北大学，在无线电物理专业学习。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后复派留学生，吴如山是第一批赴美留学生，并且是唯一经教育部批准、结束了一年半访问学习后继续留美攻读博士、进行博士后研究的学者。他忘不了当自己在为确定今后的治学方向举棋不定时，正是侯伯宇建议他进行地球学和物理学的交叉学科研究。上世纪80年代初，吴如山在国际学术界崭露头角，最终成为知名的地球物理学家，并当选为欧洲科学院通信院士。
侯伯宇之所以能给吴如山提出卓有成效的建议，正是基于他对国际学术前沿领域动态有着深刻明晰的认识和把握。在教学中，侯伯宇强调授课内容要与研究课题密切结合，讲授国际上正在发展的最新、最先进的内容。他在科学研究上惜时如金，但在指导学生时，却很舍得花时间。他曾为本科生和研究生讲授过十几门基础课和专业课程；指导研究生时，也总是和学生一起做课题，手把手地教。他的研究生时常在宿舍接到他的电话，有时甚至一天多达十几通。在电话里，侯伯宇会把科研里的前沿问题，可能解决的办法，尤其是可能的思路，不同结果和方法间的深刻联系，等等，告知学生。他一方面邀请国内一流的专家来给所里学生讲授专业课，邀请包括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在内的、众多国际一流学者前来学术交流；另一方面积极创造条件让研究生们参加各类重要的国际学术会议，走出国门开拓学术视野。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侯伯宇就用极其有限的科研经费，甚至自掏腰包，资助几乎所有研究生和研究人员参加国际国内学术会议或者出国学习。读研期间就有机会出国交流，现代物理研究所一时成为全校学生羡慕的地方。
值得一提的是，侯伯宇与弟弟侯伯元教授合著的《物理学家用微分几何》，现在依然受到物理学专业研究生的追捧。从1981年成为国家首批博士生导师至今，侯伯宇指导了20余名博士生和20余名硕士生，还招聘指导了7名博士后。他要求自己的学生必须对本学科的全局有通盘的了解，这样才能判断学科生长点，选择能带动学科的课题。在他的指导下，许多人在读博士期间，就在现代物理前沿做出了一系列创造性的成果。1989年，侯伯宇主持的“立足西北，造就直达国际前沿的理论物理研究生”获得了全国首届高等教育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
上世纪90年代末，为了吸引优秀人才来校，也为了支持年轻人的发展，侯伯宇主动辞去了现代物理研究所所长职务。但他依然每天准时到办公室，依然每周都给学生上课。他说：“我最适宜的岗位是科研第一线。我要为在西安建立理论物理科研基地而努力，进一步培养高水平的青年人，为提高我国理论物理界的教学、科研水平而努力。”
2007年8月的一天，侯伯宇和平时一样，早早来到办公室开始工作。西北大学现代物理研究所和平时一样安静，上课、看书、写文章、做研究，每一个人都专注于自己手头的工作。这时，从加拿大传来的噩耗打破了所里的平静：侯伯宇的独子和他唯一的、14岁的孙子，在一场车祸中同时遇难！
没有人敢把真相告诉还在全心工作的侯伯宇。犹豫了很久之后，石康杰教授小心翼翼地告诉他，儿子和孙子出了车祸，侯伯宇听后愣了一下，提起包就往回走。跟在他后边的石康杰明显地感觉到他的步伐很沉重，没有以前稳健了。走在路上，侯伯宇又追问道：“伤情到底怎么样？”听到石康杰“很严重”的回答，他再也没说一句话。接下来的一天里，他都忙着跑来跑去，办理和妻子曹淑霞去加拿大的手续。所里的工作人员跟着他奔忙，没有人忍心毁灭他心中残存的一线希望。
得到消息的侯伯文当晚赶到西安。他赶到二哥家的楼下，却不敢上去，甚至不敢告诉哥哥自己已经到了西安。在请校领导和医护人员上楼之后，侯伯文才打电话告诉二哥实情。侯伯宇听完后，只说了一句话：“让我来告诉你嫂子。”就挂掉了电话。侯伯文上楼进到二哥家里，在医护人员的围护中，曹淑霞正在号啕痛哭；侯伯宇坐在旁边，哽咽着，默默地流着泪……
第二天，侯伯宇破天荒地没有按时出现在教室里。在人们的印象中，他是一个一年中仅仅休息半天的“工作狂”。也许，在人生巨大而惨痛的打击面前，他终于累了……研究所里的气氛也十分凝重，人们都在默默地做好自己手中的工作。这个时候，任何劝慰在一位古稀老人的丧子之痛面前都显得那么无力。只有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才能让悲痛中的老人能够安心地、好好地休息。
第三天早上，学生们走进教室，准备自习。大家都能想到，在一段时间里，侯老师不会再上课了。而这一段时间，也许会很长……毕竟，侯老师是已经77岁的老人了啊！可是，上课的时间到了，侯伯宇准时走进了教室！
对于当天听侯伯宇讲课的学生来讲，这是永生难忘的一堂课。侯老师神色自若地为他们讲解着深奥的物理问题，像平时一样和他们就研究课题进行讨论。他平静的脸上，丝毫看不出异样，只是他的声音，略显低沉，语速也比平时稍稍缓慢一些，不是和他朝夕相处的学生，完全察觉不出来……
在物理所的办公室和教室里，没有人见到过侯伯宇流泪。他的坚强，感动了众人，也震撼了众人。只是没有人知道，在每天下班之后，走在回家的路上，侯伯宇，这位在课堂上一直镇定从容的老教授，常常会在一瞬间老泪纵横！他背着书包，回避着路人的目光，急匆匆地走在家属区的林荫道上。只有这么一刻闲暇和独处的时光，是属于他的，而潜伏在内心深处的悲伤，却每每在这个时候，紧紧地攫住了他……
人世间，最惨痛的莫过于“白发人送黑发人”——更何况是同时失去两个至亲的人！学生们发现，在受到人生巨大的打击之后，侯伯宇不但没有减少课时，反倒比过去上得更多了。从星期一到星期五，他每天都要给学生上课。从2007年到2008年一个学年中，侯伯宇承担的前沿动态研究课，竟然达到了令人吃惊的600个学时之多！同事和学生们都担心像这样“拼命”地上课会损害侯伯宇的健康，面对大家的关切和不解，侯伯宇回答说：“学生就是我的孩子，我要尽可能地在最短的时间里，把自己的所学完完全全地传授给他们。”
为师之道，端品为先；学高为师，身正为范
一件过时的夹克，一条说不上什么款式的裤子，有些谢顶的花白的头发，和一个挂在肩上的大包。在很多西大人的印象里，侯伯宇常年这样走在西北大学的校园和新村里。他肩上的大包，不仅体积可观，分量想必也不轻，老人常常被它压得斜仄着肩走路。
校园中意气风发的学子不时地与老人擦肩而过，很多刚刚跨入校门、做着科学家梦的年轻人很少会意识到，这位衣着过于不讲究的老人竟然是一位始终站在世界物理学科前沿的著名数学物理学家。
无论取得了多么辉煌耀眼的成果，侯伯宇始终过着简单朴素的生活。除了日日沉浸在深奥宽广的科学世界里，他还热爱艺术，小提琴拉得很好。相对于富足的精神世界，侯伯宇的物质生活则有几分“寒酸”：穿着褪色的衣服，住在老旧的家属楼里，房间完全没有装修，家具用了几十年都舍不得换……
如果花的是国家的钱，侯伯宇更是舍不得。有一年学校拨给研究所一笔专项经费，利用暑假粉刷墙壁和更换办公室设施，改善所里的科研办公条件。侯伯宇首先坚决不同意粉刷自己办公室墙壁，因为这样会打乱他的工作计划；他也坚决不要更换新书柜，只要把别人淘汰下来的多给他两个就行。他唯一的要求是换一张大点的书桌，便于分门别类地摆放他越来越多的资料。后来所里把所有更换下来的旧书柜都摆放在资料室里物尽其用，侯伯宇才勉强同意给自己买了新的书柜。和对自己办公室陈设漫不经心相反的是，他专门询问了学生办公室的改造计划，听到每个学生都会有独立的格挡空间，他非常高兴。另外还专门叮嘱在每个办公室都要配备黑板，方便上课和讨论时使用。
侯伯宇渴望做出最出色的研究成果，却从来不愿意拿最高的薪酬。在利益面前，他极其自律。有一次他出国回来后报销差费，发现多出了几十块钱，就问：“怎么报多了？”所里的老师告诉他，是因为汇率变化带来的差价。他一听赶紧说：“快退回去！快退回去！”坚持退给了财务处。学校实行绩效工资改革，他说：“我的工资最高拿到二级教授就行了，上要封顶，多余部分奖励给其他人，他们没我拿得多，更需要钱。”每次有人问到他的工资待遇时，他总是说：“我是我们学校里最高的。”言下之意，是西北大学非常重视和尊重他，尽可能地给了他最好的待遇。
生活中的侯伯宇总是行色匆匆，与人交谈时总是若有所思，除了学术，他很少与人谈及生活琐事。大年初一学生们去给老师拜年，侯伯宇和他们寒暄不了5分钟，就回到书房看书。这些都让刚刚接触侯伯宇的人，不免觉得他待人冷淡。可是，相处久了，人们才慢慢体会到，侯伯宇其实是一个非常细心、宽容、善良的人。所里教师和学生的情况，全都装在他的心里。
研究所的石康杰教授晚上经常会看书熬夜到很晚，每次轮到石康杰上研讨课时，侯伯宇都会专门叮嘱安排第二天晚半个小时上课，好让石老师多休息一会儿。他自己没有公休日，更没有节假日，却从来不要求其他教师和学生也放弃公休和节假日。有时候遇上节假日，侯伯宇还会塞给要回家的学生些钱，嘱咐他们记着给父母买上点儿东西带回去。一位学生无意间提到自己的父亲得了痛风，侯伯宇第二天就送给他一本医学方面的书，翻开来，书中有关治疗痛风的文字都被标记出来；每当看到有传染病流行、电脑病毒爆发的新闻时，侯伯宇都会打电话给学生同事，提醒大家注意；学生外出参加学术交流，临行前，侯伯宇总要千叮咛万嘱咐，衣食住行样样过问，反复提醒学生时刻注意安全。上世纪90年代，学校没有条件给研究所安装空调，西安的夏季又酷热难耐，侯伯宇就用自己的科研奖金给所有的办公室装上了空调。即使学生已经毕业多年，侯伯宇依然会经常询问他们，现在哪里工作，生活是否稳定，有没有继续坚持研究工作……
西北大学物理学系杨战营教授曾是侯伯宇的学生。上学期间，杨战营一度因为家里经济实在困难，萌生了辍学的念头。侯伯宇得知后对他说：“我绝不会允许我的学生因为经济困难辍学，你安心学业，经济上的事我会想办法解决。”在他的帮助下，杨战营顺利完成了学业。2003年，北京一所大学希望博士毕业的杨战营前去工作，并承诺安排住房，解决他和妻儿一家三口的户口问题，但是他最终还是选择了留在西北大学，继续追随侯伯宇，进行教学和科研工作。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物理系的博士生导师陈凯教授曾师从侯伯宇。陈凯来自农村，家庭经济条件特别困难，每月的研究生补贴不足以满足生活需要。侯伯宇和所里领导商量后，给他安排了网络管理员的研究助理职位，这样每月可以有200元左右的额外补贴。这200元对于当时的陈凯来说，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支持，更是精神上莫大的鼓励。侯伯宇还告诉陈凯，无论遇到多么大的困难，都不能轻易放弃自己的梦想。2001年，即将博士毕业的陈凯得到在华为和上海电信工作的机会。继续自己的科研梦想，还是选择一份高薪的职位？陈凯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上。得知情况的侯伯宇力主陈凯继续科研之路，他相信自己的学生能在科研上有所作为。侯伯宇一面劝说陈凯不要轻言放弃，一方面向中科院物理所前所长杨国桢院士和吴令安研究员极力推荐陈凯。最终陈凯在中科院进行博士后研究，继续在科研的路上前行。
每一位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几乎都受到过侯伯宇的资助。相较于经济上的帮助，侯伯宇更关心学生的学术未来。在西北大学现代物理所，无论是学生还是教师发表的科研论文，都融入了侯老师的指导思想，但是侯伯宇从不计较署名问题。对于所里申报和最终获得的各类重大科技成果奖，作为学术带头人的侯伯宇，也总是将年轻人推在前列。
中科院物理研究所博士生导师范桁教授曾经在西北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他感慨地说：“侯伯宇先生一贯是支持学生的自身发展的，所以我的每一次工作位置和进步都离不开他真正无私的支持。”
1996年范桁刚刚博士毕业，侯伯宇就建议他参加省级科研奖项的评选，并说自己不参与，要以年轻人为主。范桁解释说首先参加评奖的成果都是来自于和老师合作的研究工作，另外老师参与会提高获奖的概率，侯伯宇才勉强同意把自己的名字放在最后一位。他还联系中科院的马中骐研究员和南开大学的葛墨林教授，请他们担任项目的评审专家。项目最终获得了省级二等奖，第一获奖人就是刚刚毕业的范桁。为参评项目写下了很好的评语的马中骐和葛墨林，在当时压根就没有见过这个年轻人。1999年范桁前往日本东京大学作JSPS外国人特别研究员，也是侯伯宇请蒲富恪院士为他写的推荐信。直至2001年蒲富恪院士去世，范桁也没有见过他。
2005年，时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从事博士后研究的范桁想要回国申请“百人计划”。“百人计划”是中国科学院从1994年开始启动的一项高目标、高标准和高强度支持的人才引进与培养计划，目的是从国外吸引并培养优秀青年学术带头人。侯伯宇听说后，主动极力向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孙昌璞研究员推荐范桁。看到平素严谨寡言的侯伯宇竟会这么热情地推荐学生，孙昌璞非常吃惊，也非常重视，马上让人联系范桁。不过，范桁当时已经通过了中科院理论物理所的答辩。
侯伯宇一辈子都不愿意为自己的私事求人托关系，但是为了学生的未来发展，他却可以一次次地四处寻求帮助。每当这时，他对学生的关爱之情都溢于言表，令人动容。更令熟悉侯伯宇的人感动的，还是他对西北大学真挚的热爱。西北大学和侯伯宇之间，有着特殊的“缘分”。在政治运动频仍的年代里，侯伯宇因为家庭背景和自身经历而屡受冲击。在鞍钢工作时，无论政治、外文学习或是翻译工作，侯伯宇均名列前茅。但是在1955年“肃反”运动中，他却被“定性”批斗，被鞍山市委列为重点对象。1956年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侯镜如又找到“肃反”全国十人小组中的一位，侯伯宇才获得批准参加高考。在当时全国高校中，只有西北大学招收插班生。他买了一张机票，在临考前的最后一天飞到西安。在校期间，侯伯宇以自学为主，不久还被全班同学选举为班长。1958年，侯伯宇已经自学了全部大学课程，并且成绩优异，遂向学校提出申请提前参加工作，学校同意了他的请求。
“文革”期间，侯伯宇又再度受到牵连，处境困难。这时，又是西北大学向他展开了温暖的怀抱，欢迎他到校工作。1973年，侯伯宇调入西北大学。在学校里，他发现广大教师对于当时无休止的路线斗争非常反感。侯伯宇在给工农兵学员上课辅导的同时，利用业余时间积极进行科学研究，常常工作到深夜。他的行为，得到了学校的默许，甚至是赞赏。
知遇之恩，当衔环以报。在后来的岁月里，随着侯伯宇在学术界的名气越来越响，影响越来越大，很多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都向他发出调动工作的邀约。他曾经有机会回北京，回到父母的身边；也曾有机会去在各方面条件都比西北大学好很多的地方工作。但面对优良的学术环境，丰厚的物质保证的种种诱惑，“离开西北大学”这样的念头，侯伯宇一次也没有动过。相反，他把自己后半生的岁月和心血，完完整整地奉献给了西北大学。
自从侯伯宇到来后，西北大学的理论物理学科和数学物理学科建设就取得了迅猛的发展。由他牵头组建的西北大学现代物理研究所，以理论物理与数学物理的前沿课题为重点，从事国际竞争十分激烈的基础理论研究，先后承担了国家“八五”“九五”攀登项目，并一直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另外还主持和承担了多项国家和省部级的重大、重点项目，在量子场论、经典反常和量子反常规范理论、经典与量子可积系统、近代代数及量子群、量子代数等领域取得了显著成绩。
如今通过两代人的努力，地处祖国西北一隅的西北大学现代物理研究所已经成为中国理论物理研究重镇。研究所自成立以来，曾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合作）1项，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合作）1项，全国科学大会奖1项，国家教委科技成果奖5项，陕西省科技进步奖9项，中国科协青年科技奖2项，中国科协、中组部、人事部青年科技奖1项，以及其他奖项十几项。研究所作为主要完成单位参与了国家指令性计划“八五”攀登项目《九十年代理论物理前沿课题》、“九五”攀登预选项目《面向二十一世纪理论物理重大前沿课题》的研究，2人担任资深成员和专家组成员，并承担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及省部级科研项目。现已培养研究生200多名，其中7人获得德国洪堡基金，6人获日本学术振兴基金；他们中许多人现已成为我国相关研究领域的学术带头人，包括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1人、“做出突出贡献的回国留学人员”1人、“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1人，有2人获中国科协青年科技奖，1人获中国科协、中组部、人事部青年科技奖，看上去有些文弱的侯伯宇，却有着一个强健的巨人般的肩膀，在他的托举下，石康杰、杨仲侠、岳瑞宏、张耀中、周玉魁、卫华、赵柳、范桁、杨文力等出自侯伯宇门下的学生，都成为新的学术带头人，在竞争激烈的国际学术前沿，站稳了脚跟。
在科学登顶中倾尽全力
2009年10月，侯伯宇发现自己在便血，为了不影响参加月底在北京举行的学术讨论，他一直没有告诉其他人。到北京后，侯伯宇立刻赶到中科院晨兴数学研究中心做报告。当天夜里，他的病情突然加重，不得已在北京空军总医院进行紧急治疗。第二天早上，虽然感到极度不适，侯伯宇依然坚持做完了报告。返回西安后，经过检查，他被确诊患上了膀胱癌。
出生于战乱，青年时代的求学之路一次次被战火阻隔，人到中年又被“文革”蹉跎了岁月，等到能够安心从事自己最心爱的科研工作时，已是年届半百。到了常人该颐养天年的时候，却被一场车祸同时带走了唯一的儿子和孙子。如今，无情的病魔又缠上了他！侯伯宇身患重症的消息传开后，人们都唏嘘不已，甚至为他慨叹命运的不公。
躺在病床上的侯伯宇最放不下的，还是自己心爱的学生和学术研究。为了不耽误工作，他请求医生进行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了，侯伯宇才同意手术。第一次手术在2009年12月，手术后半个月，他就拖着虚弱的身体来到办公室，发送电子邮件邀请合作伙伴春节后到西安继续进行研讨。寒假期间，侯伯宇多次电话邀约合作伙伴来西安进行学术讨论，他自己也急切地想要赴京，继续推进研究工作。但是他的病情迅速恶化，2010年4月，侯伯宇接受了第二次手术。再也不能和以前那样和合作的学者们一起专注地研讨学术问题，成了侯伯宇人生最后的遗憾。
得知老师手术住院的消息，侯伯宇的学生们纷纷从全国各地赶回西安看望老师，有的甚至是专程从美国赶回来。他们之中有年届七旬的物理学家，也有年轻的“80后”博士后。学生们轮流值班，像孩子般日夜守候在老师的病床前。见此情景，侯伯宇又是高兴又是不安，生怕耽误了学生们的工作和学习，他握着学生们的手，嘱咐他们要好好工作，并反复告诫他们：“不要再来了。”
侯伯宇住院期间，医生和护士印象最深的是，他的床前永远堆着厚厚的书籍和资料，而身受常人无法忍受的病痛折磨的老人，依然手不释卷。在被推去接受检查的时候，他手中拿着的还是书，并告诉推轮椅的小护士：“请你推慢一点儿，我要看书。”
冯俊是侯伯宇指导的最后一位博士研究生。作为侯老师的关门弟子，冯俊每次去医院的时候，都要依照老师的嘱咐，拿上一叠厚厚的论文资料。病中的老师也依然像以往那样，温和地指导着他的学习和研究。
在一生历尽坎坷的老科学家这里，生死不过是寻常事。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他依然用自己的坚强和乐观影响着周围的人。他甚至常常这样告诉身边的人：“我很Lucky（幸运）。”
侯伯宇口中的“Lucky”，指的是他正在进行的科学研究课题。2006年，侯伯宇在国外一家科学网站上看到了一篇论文，这篇论文提出的“数学中的几何Langlands纲领如何在量子场论和弦理论中实现”的问题深深吸引了他。他认识到把量子场论的研究和数论中Langlands纲领结合起来，将是一个难得的投入到国际竞争的机遇。于是，他广邀北京、广州、合肥等地的国内一流的学者共同开展“量子场论和弦理论中的数学问题”的研究。
这也是侯伯宇参加的最后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侯伯宇的项目合作伙伴吴可教授认为，能真正看懂网站上的那篇论文的人，全国也只有侯伯宇一个。吴可是首都师范大学数学与信息学院教授，是我国著名科学家周光召的学生，曾担任中科院理论物理所副所长。他和侯伯宇之间，有着长达30年的合作和友谊。
20世纪物理学界有两个重大的发现，一个是相对论，一个是量子论。相对论让人们对宇宙的形成有了进一步的认识，量子理论解释了微观世界，但是量子学理论和广义相对论之间，却无法统一。寻找一个统一的理论就成为理论物理学家新的目标，而侯伯宇研究的超弦理论和量子场理论就是在朝着这个目标努力。“量子场论和弦理论中的数学问题”是一个多领域交叉的课题，涉及理论物理、复几何、代数几何及代数表示论等方面，是一个处于当今国际数学研究前沿领域的选题。同时在数学和物理学上都有很深造诣的侯伯宇，正是想通过开展交叉研究，用物理的思想研究数学问题，用数学的结果为量子场论和弦理论提供理论，这一创新性的研究思想，使中国的科学家们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在此后的四年里，侯伯宇频繁往返于西安和北京之间，即使是遭遇了丧子之痛，也没有让他停下研究的脚步。住院期间，他曾经问医生自己还有多少时间？医生回答说：“膀胱癌患者5年的存活率还是比较高的，但8年就不好说了。”侯伯宇马上回答：“5年足够了！”他相信5年的时间足够他和合作者们取得阶段性的成果，足够他带领着西北大学现代物理研究所借此契机走到世界理论物理学界的前列。2010年6月底，他还满怀豪情地写下这样一段文字：“我誓借几何Langlands可推广这一机遇，以创新湮灭顽疾之苦痛，以创新来消灭死。誓以我有生之年，在国际竞相攀登科研高峰中顽强登顶，以作为最后的礼物。”
但是死神没有再给他更多的时间和机会。2010年10月6日13时35分，侯伯宇停止了呼吸，永远停下了他手边做不完的工作。如果不是病魔剥夺了他工作的权利，这位可敬的老人，还会为全人类带来怎样的发现？还会为自己挚爱的祖国和母校，带来多么巨大的喜悦和荣誉？在惊悉侯伯宇离世的消息后，李政道在给西北大学发来的唁电中说：“他（侯伯宇）的去世是贵校的一大损失，也是祖国物理事业的一大损失。”
2010年10月9日，侯伯宇教授的追悼会在西安三兆公墓庄严举行。除了侯伯宇生前故旧和学生，还有许许多多不熟悉、甚至和他从未谋面的人从四面八方赶来，送这位可敬的老科学家走完最后一程。西北大学的师生也自发组织起来，为侯老师举办追思会。入夜，人们在西北大学太白校区的草坪广场上用蜡烛摆出“侯老先生一路走好”的字样，众人在点点烛光中默哀沉思，久久不愿离去。2011年4月，中共陕西省委追授侯伯宇“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同时号召全省党员干部和知识分子向侯伯宇学习。2012年3月22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育部下发了《关于追授侯伯宇同志全国模范教师荣誉称号的决定》，追授侯伯宇“全国模范教师”荣誉称号，并在全国教育系统中开展向侯伯宇学习的活动。
（熊晓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