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1975）
封正宝，1908年7月2日生于陕西耀县（今铜川市耀州区）小丘区上楼村，幼年家贫，只上过两年本村的私塾，12岁辍学，开始帮家人干活。稍长，农闲时随乡邻出外赶脚挣钱，弥补家用。赶脚走的地方多，经见的事情也就多了，不仅学了许多搞价算账的知识，而且路见不平、爱憎分明、行侠仗义的豪爽之气在他的心灵里也逐渐增长。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陕西大部分地区发生严重灾荒，农民生活陷入困境。国民党地方当局腐败黑暗，苛捐杂税有增无减，耀县农民群众同样困苦不堪。加之境内土匪众多，时时打家劫户，欺扰百姓；而当地国民党驻军不仅不去剿匪，保境安民，反大量增调民工建碉堡、营房，使百姓更不得安生，从而激起广大民众的强烈反抗。1932年春，小丘、西原一带以封赞化（下楼村人）、毛儒宗（移寨人）、郑思忠（雷家崖人）等为首的农民纷纷行动起来，抗粮、抗租、抗劳役。在中共耀县特支领导下，渭北游击队的共产党员杨在泉、宋廷琦等具体负责上楼村一带的革命活动，在他们的组织宣传下，当地成立了农民协会第十三分会。封正宝这时成家不到一年，眼看媳妇要生孩子了，但他认定农民协会是为穷人办事的，就抛开家里的事，积极加入到协会，任分粮委员，主要任务是打土豪分粮食。[1]夏收前，中共耀县特支，通过传鸡毛信的方式，集合数千农民，举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交农”运动。封正宝同愤怒的农民一道包围了耀县城，向政府提出减免粮税、停建兵营的强烈要求，并架起农具焚烧了西城门楼。农民的反抗，迫使县长李建堂上北城门楼作揖请罪，答应了要求。但反动当局是不甘罢休的，1932年冬，耀县当局的驻军唐子封保安旅以武力抓捕领导农民运动的共产党负责人杨在泉等，耀县的农民运动被镇压了下去。
1933年10月，封正宝不堪在家乡忍受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领导下的进步农民的围剿镇压和地主豪绅的剥削压迫，毅然离开妻子和一岁多的孩子，准备去照金苏区参加革命。由于照金苏区军民多次奋力还击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民团的进攻，引起国民党最高当局震惊和恼怒。蒋介石一再电令西安绥靖公署派重兵“围剿”苏区，限期攻克薛家寨。9月中下旬，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乘红军主力出击外线，调集耀县、淳化、旬邑、宜君、同官等县民团，重兵逼近陕甘边中心基地薛家寨，10月15日，薛家寨陷落敌手。
封正宝看照金去不成了，于是北上，1934年1月，参加了张仲良等领导的红军第三路游击队，投身于恢复照金苏区的政权建设和对敌斗争中，开始了毕生从事革命斗争活动的生涯。在游击队里，由于粗通文墨，又有赶脚时常算账的经历，1934年2月，组织就委派他担任淳化游击队经济员，负责游击队30多个人的伙食管理。同年4月在马栏川鹿咀子经郭炳坤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封正宝在游击队理财有方，得到组织信任。6月，升任第三路游击队指挥部经济处长，这个指挥部领导着5个支队，要操心100多人的吃喝拉撒，封正宝精心调度，细致管理，受到指挥部领导和同志们的好评。
1934年11月1日，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在位于南梁地区玉皇庙川、二将川交界处的古城寨荔园堡的大庙内正式举行。大会经过充分酝酿讨论，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领导成员。习仲勋当选为苏维埃政府主席，贾生秀、牛永清当选为副主席。根据工作需要，封正宝转任新正县财政科长，开始从事地方财政经济工作。很快于1935年1月任南梁地区革命委员会财政部长，主要负责南梁地区的财政工作和政府工作人员的供给，从吃饭穿衣到公文草拟所需笔墨纸张等用品，均统一计划，统一筹办，按每个人的最低需要发给，由此形成以艰苦为荣的良好风尚。同时配合党组织建立地方红色政权，开展游击战争。
1935年10月，党中央初到陕北，决定将关中特区设为一个行政区，下辖淳耀、赤水、永红、新正、新宁五县，包括了陕甘两省接壤的旬邑、淳化、耀县、宜君、正宁、宁县所属的部分平原和广大山区。这里人口较为稠密，经济条件、文化教育和群众生活较好。因为地处西北苏区的最南端，连接以“八百里秦川”著称的大关中，距陕西省省会西安仅一百余华里，所以关中特区当时被称为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按照特区的机构设置和干部安排，封正宝被任命为淳耀县革命委员会财政部长，负责淳耀县东西区有两个县范围的财政工作。
1936年2月，党中央派习仲勋到关中苏区担任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党团书记。习仲勋来后，一是迅速传达贯彻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精神，学习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做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以统一思想，认清形势，增强坚持武装斗争、巩固根据地、建立发展统一战线、迎接抗日战争新局面的信心。封正宝参加了学习，对抗日战争的形势有了深刻的了解和认识。二是调整了部分领导岗位。封正宝由于工作出色，群众威信高，被任命担任淳耀县苏维埃政府副主席。三是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和中央精神，纠正执行土地政策问题上的偏差，进行了第三次土地重新调整，按人口与劳动力的混合原则，进行平均分配土地。封正宝按照特区政府的要求，在淳耀县积极开展土地重新调整工作。工作刚开展了一部分，国民党东北军大兵压境，分三路向关中苏区发动全面“围剿”，关中特区五个县在一个月时间内，几乎全被国民党军侵占，封正宝同大多数同志一道，停下手上的工作，转入游击战争。1936年6月，关中特区的工作逐步恢复，封正宝被任命为淳耀县苏维埃政府主席。1936年底，已任关中特委书记的习仲勋让党的地下交通员穿过层层封锁线，把出生一个多月的长女送到身边。孩子没奶吃，就靠身边同志们的妻子照看，封正宝的妻子刚好也来到关中特委驻地淳耀县桃渠河，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不久，妻子奶好，夫妻俩就常把习仲勋的长女抱过来喂奶。妻子擀得一手好面，知道习书记喜欢关中的面食，就常请过来吃面。
1937年4月，中共关中特委和特区苏维埃政府移驻新正县（今陕西省旬邑县）马家堡。按照西安事变后国共双方达成的和平协议，特区苏维埃政府更名为抗日救国政府。原陕甘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霍维德调任关中特区抗日救国政府主席兼党团书记，封正宝任关中特区抗日救国政府副主席兼内务部长，一次，一股顽军袭扰到淳耀县境内，打家劫舍，欺凌百姓。封正宝闻讯，立即详细了解敌情，并在淳耀寺坡村巧妙地领导游击队设伏，消灭了来犯的敌人，使大部分群众的生命财产免遭损失，受到习仲勋等上级领导的表扬。
1937年10月，习仲勋等在马家堡主持召开中共关中分区代表大会。到会代表50多人，代表了关中分区700多名党员。代表大会着重“检查过去党的工作，讨论开展关中统一战线以及苏区转变为边区问题”。封正宝参加了这次大会，认真领会了党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会后被任命担任淳耀县县长，这一时期关中分区处在一个较为和平的环境里，封正宝按照关中分区党和政府的要求，积极动员青年群众参加八路军和边区抗日武装，大力发展生产支援前线，联系各方面人士结成更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特别是积极而慎重地在雇工、青年学生和游击队战士中吸收了一批党员，为分区党组织迅速发展壮大补充了一批新鲜血液。
1939年1月，在国共合作的新局面下，习仲勋考虑封正宝文化程度低，为提高他的能力和水平，就安排他参加边区政府举办的有80名同志参加的行政干部训练班。先是在安塞郝家洼上课，后又搬到延安，在陕甘宁边区政府的驻地后沟上课。学习期间封正宝担任班长，当时的班主任是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兼任。这次学习前后有10个月，通过上文化课、听报告、座谈讨论、到边区政府机关实习实践，封正宝的思想认识能力和工作能力都有提高。学习一结束，封正宝受边区政府委派，任边区政府工作团副团长，带领14个人于1939年11月回到关中，深入县乡，开展征兵扩粮工作。在自己熟悉的环境里动员群众参军、补充军粮，封正宝如鱼得水，他和工作团的同志圆满完成了边区政府交付的任务。
从1939年冬起，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面爆发，国内政治局势发生了急剧变化，蒋介石越来越倾向于用军事手段向中国共产党发动进攻。国民党顽固派在陕甘宁边区更是极力分裂统一战线，武装摩擦日益猖獗。1940年2月，封正宝从延安返回关中分区，中共关中分委书记兼保安司令部政委习仲勋立即找他谈话，向他介绍了关中分区的斗争形势，着重讲了国民党顽固派有意制造摩擦，在关中分区一带增加了许多新的队伍。仅耀县就新增一保安旅，有一千五六百人。习仲勋指示封正宝继续任淳耀县县长，后任县委书记。在抗日战争的艰苦时期，封正宝处在斗争的第一线，他遵照习仲勋的安排和部署，一是在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抗战的总方针下，依照“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在武装力量方面，先完成扩兵计划；在财务准备上，先完成征粮工作；在统一战线方面（外部），先尽一切可能争取同情者，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力量。同时，准备一部分坚强的基干自卫军，在突然事变中能随时调动，集中行动，保护本地区人民利益，并坚持游击战争。二是根据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通过的《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和《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等法规，为配合边区的普选，指导村民开展普选工作，并建立县乡两级参议会。三是1942年春，全党的普遍整风运动开始在党的各级干部和党员中进行。这是一次具有深远历史意义、重大现实意义的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2]封正宝参加了边区的整风运动，通过听中央领导同志的报告和学习文件，提高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水平；回到县上，他组织党员干部认真学习整风文件，又通过检查工作，反省自己，纠正错误，增强了团结，改进了工作。
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中共中央西北局为了彻底清除王明路线在边区的影响，加强边区党的建设，召开了为期88天的高级干部会议。这次被毛泽东称之为“应该是整风学习的考试”的重要会议，意义非同一般。参加会议的有西北局党政军民机关县团级以上干部266人，中央机关高级学习组成员和在中央党校学习的重要干部209人列席了会议。封正宝作为淳耀县县长，以正式代表的身份出席了会议。他在会上倾听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做的报告，听了高岗在大会上做的《边区党的历史问题的检讨》的报告。特别对习仲勋以《关中党史简述》为题发表的长篇讲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习仲勋讲的很多内容都是他亲身经历的，如照金根据地的革命斗争及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南下失败留下的深刻教训；西安事变前后，关中地区党组织开展的武装斗争、统一战线，以及反击国民党顽固势力制造反共摩擦的情形；等。封正宝为习仲勋对历史的高度概括和具有理论深度的总结所折服，他更佩服这位比自己小几岁的领导人讲话的生动性和艺术性。
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毛泽东还做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政经济总方针。根据毛泽东报告的精神，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决定：生产与教育为边区的两大中心任务，并进一步指出，发展生产是为抗战解决物资问题，为了大家有饭吃，而增强教育则是为抗战解决精神问题，为了培养干部以供给抗战之需要。为了实行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生产和教育上来，边区政府迅速落实中央的精神，于1942年12月11日至1943年1月16日召开了各分区专员和县长联席会议。会上，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报告中再次强调边区目前的基本任务：“第一为发展生产，首先是农业生产；第二为教育，首先是干部教育。所有一切工作，都必须围绕着这两个中心任务而奋斗。”封正宝在这次联席会议上进一步领会了中央和边区政府的精神，并通过与到会的各分区专员和县长一道讨论，认识到：完成这两大任务，“生产尤为中心之中心”。因为只有发展生产才能解决经济问题，才能解决财政问题、教育问题和其他一切问题。所以，以生产为首要任务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它完全适合边区的实际情况和抗战需要。
封正宝带着中共中央、边区政府发展生产的要求，西北局高干会一结束，就匆匆赶回淳耀县组织群众开展农业生产活动。封正宝的作风是从不以领导自居，经常出入群众之中，与人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他不仅熟悉淳耀县的山山水水，而且对群众的生产、生活，无不了如指掌。他干在前面，带领淳耀县干部群众开荒种粮，纺线织布；他同县政府工作人员一起上山开荒，规定每个干部每年生产粮食两石。同时组织农村“变工队”解决缺劳户生产困难。这些办法，得到关中分区领导的肯定，并及时向各县推广。他公正无私，平易近人，干部群众都愿意同他接近，向他反映情况。如果群众有问题，田间地垄都可以找他解决，很受群众的爱戴。故在边区大生产运动中，被群众誉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泥腿子”县长。
西北局高干会期间，习仲勋认为封正宝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学习，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就推荐他到中央党校学习。当封正宝在淳耀县积极组织群众发展生产期间，中央党校的学习通知到了。他愉快地接受了组织安排，向县上的其他领导交接了工作，安顿了家里的老小，于1943年5月赴延安中央党校第四部报到，接受又一次高层次的学习教育。
中央党校开设的课程有哲学、政治经济学、马列主义（主要讲联共党史）、党的建设、中国革命问题和游击战争等，毛泽东这时兼任中央党校校长，亲自来给学员们讲《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洛甫、博古、刘少奇、董必武、成仿吾、胡乔木、柯庆施、艾思奇、吴亮平、何干之等都来讲过课。这里的学习紧张严肃，扎实认真，这对只上过两年学的封正宝来说真有点撵着鸭子上架。他从补文化做起，一步步提高，到能读马列原著、看报、写笔记。让他体会最深的是，中央领导的讲课理论水平高，又都结合实际，既好学又好记。特别是毛泽东的讲课深入浅出，诙谐生动，更令人难忘。中央党校的学习使封正宝的文化水平和理论水平有了新的提高。
学习还未结束，1945年六七月间，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世界法西斯阵线已全面崩溃，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进入最后反攻阶段，这时，国民党军队为了独吞人民抗日的胜利果实，大肆制造摩擦，调兵遣将，企图夺取关中地区。1945年7月21日，国民党军暂编五十九师、骑兵第二师突然向关中地区淳耀县境内的爷台山等地陕甘宁边区部队驻地发起攻击。关中分区警一旅及新四旅一部英勇自卫。23日，国民党军预备第三师投入进攻。边区部队坚守七天，终因寡不敌众，于7月27日奉命撤出爷台山及其以西的41个村庄。国民党军队占领了边区宽100里、纵深20多里的地方，企图继续北犯。
针对国民党军的公然进犯，中共中央书记处于7月23日开会，讨论如何打退胡宗南对爷台山的进攻。毛泽东说：胡宗南他们已将战役展开，问题是大打还是小打，要准备他们打到延安。毛泽东要求西北局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全力组织好这次战斗。[3]7月下旬，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遵照中央军委命令成立爷台山反击战临时指挥部。任命张宗逊为司令员，并特别选调长期在关中分区担任党政军主要领导职务、熟悉地方情况的习仲勋任政治委员。习仲勋在赴任前，专门去中央党校找到封正宝，让他马上返回淳耀县，为即将开始的爷台山反击战准备粮草、担架和支前的运输队伍。封正宝深知情况紧急，丝毫没有耽搁，按习仲勋的指示兼程回到战斗岗位，立即与县上的其他领导同志一道，夜以继日地组织发动群众，做好支前的准备工作，为爷台山反击战的胜利进行提供了物资保障。
爷台山反击战后，封正宝仍担任淳耀县政府县长，兼任民兵大队长、游击队大队长，并直接指挥县独立营。1947年2月，蒋胡纠集20个旅和马步芳、马鸿逵14个旅，共23万之众，并调动其五分之三的空军，向陕甘宁边区发起了重点进攻。胡宗南等部侵入关中分区，淳耀县首当其冲，全境被占。国民党军队在农村反复“清剿”，“犁庭扫闾”，使淳耀县农村遭受空前洗劫。中共淳耀县委和县政府在县委书记郭进亭、县长封正宝的领导下，动员全县人民坚壁清野，奋起自卫，依靠党同群众的密切关系和地形熟、消息灵等优势，开展了小型灵活的游击战争。但由于兵力相差过于悬殊，淳耀县党政军领导机关、贸易公司等干部群众，淳化县、旬邑县政府机关干部等2000余人以及警一旅三团二营100余人退居到师家道，被敌人四面包围，敌机又不时低飞窜扰，情况十分紧急。2月中旬的一天，县委书记郭进亭、县长封正宝、组织部长白兴武、关中地委组织部长张凤岐等在师家道上边南台召开了县委常委会议，认为应避其锋芒，保存实力。决定：“立即突围，各讨方便，自找出路。”当天傍晚，县委又在师家道上边的张家岭召开大会，县长封正宝宣布了县委常委会的决定，他说：现在情况紧急，敌人四面包围，我们今晚突围出去，暂时隐蔽一下。会后，数千名干部群众和民兵游击队以及警一旅三团二营的战士，纷纷想办法，研找突围路线，趁天黑敌人防备疏漏之机，躲过敌军的搜捕，很快就从四面八方的沟沟岔岔安全地突出了重围。郭进亭、封正宝、张凤岐在年轻体壮的统战部长林忠保及其警卫员引导下，七个人突出重围，经玉坪坡到贺家庄沟徐盛和（党支书）家。饭后，又疏散了三名警卫员，而他们四人被徐盛和安置在一个石岩下暂避一时。不一会，敌人和警一旅三团二营在高山槐遭遇，战斗到翌日凌晨，二营向西，敌军向照金方向各自退去。从此，封正宝等四人分散活动在邻近群众之中，他们虽在敌人眼皮底下，但由于有群众的保护，始终安然无恙。
师家道突围后，干部分散荫蔽，同群众一起坚持斗争，县党政军机构暂时中断活动。3月中旬，国民党主力北上进犯延安。24日，淳耀县封正宝等部分领导干部仍回师家道集中，师家道是难民乡，偏僻隐蔽，他们在这里研究劫后恢复工作，决定成立临时工委，分头负责开展工作。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召集、收拢了分散的干部、战士。
1947年4月，关中地委在驻地庙湾召开扩大会议，淳耀县收拢后的领导干部郭进亭、封正宝、组织部长白兴武、统战部长林忠保以及地委组织部长张凤岐等参加，地委书记高锦纯宣布师家道突围，淳耀县领导犯了没有应敌作战经验的错误，给予县长封正宝撤职留任的处分，给予县委书记郭进亭党内警告处分，给予地委组织部长张凤岐党内警告处分，遂带周有才（外号周刀子）到东府工委（白水一带）打游击，建立地方政权，将功补过。
1947年5月5日，关中分区三个团，在地委书记兼分区司令员高锦纯、副司令员刘××、专员杨玉亭等领导下，第一次解放耀县城，活捉敌军政要员阎崇师等，取得辉煌战绩，淳耀县政府紧密配合。战后，地委在淳化县秦家洼召开有淳耀县领导参加的扩大会，会上，地委书记高锦纯宣布，淳耀县领导干部虽在师家道突围时犯了点错误，但在事后一直表现很好，经研究，取消县长封正宝撤职留任处分，恢复淳耀县县长职务；撤销县委书记郭进亭党内警告处分，同时撤销原地委组织部长张凤岐党内警告处分。
1947年5月13日，中共淳耀县工委在照金区韩家山召开县、区、乡三级干部会，正式恢复了中共淳耀县委和县政府，封正宝仍任淳耀县政府县长兼民兵大队长（后改为游击大队）。县独立营也恢复了建制，仍受封正宝直接指挥。
“五五”战役过程中，我军有30多名战士负伤，部队转移时，将这些伤员交给淳耀县政府护理。封正宝县长向部队首长表示“有政府在，有淳耀人民在，我们就一定能把这些人民功臣护理好”。当时主力部队奉命撤走，敌人大肆反扑，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上级要求县政府完成临时隐蔽任务。封正宝和县政府一班子同志周密谋划，撤回到照金东南一带深山游击、流动办公，将伤员安置在绣房沟村北老窑庄几户农民家里，群众献以草药、单方治疗。一天清晨，突然接到群众从照金送来情报：国民党暂编第二旅由小丘原袭来，要经照金、柳林向庙湾方向“清剿”，预计当日要经过绣房沟。情况十分紧急，伤员怎么办？封正宝召开了战地紧急动员会，要求干部群众齐动手，限两小时之内，把伤员转移到地处半山腰、有700多米远的安全地点——老窑庄背后的老崖洞，那里山大沟深，林木茂盛，道路崎岖，洞深崖广，散居着几户群众。土地革命时期，刘志丹、谢子长等人也时常在此安身。
时间就是胜利。一场抢运伤员的紧急战斗开始了。时年38岁的封正宝，身高体壮，力量过人，他带头背起一名体重身壮的伤员走在最前边，县长背伤员的行动，就是无声的命令，其他干部、战士都以战斗的姿态抢背伤员，村民们有的送被褥，有的拿食物，经过一个多小时，几十名伤员均被护送到安全地点。半小时后，叭！叭！叭！一阵闷枪响过，敌人的先头部队已经进到绣房沟，接着战马的嘶鸣声，匪兵搜索财物、逮鸡杀羊的惨叫声，不时传到老崖洞。骄横而又愚蠢的敌人，哪里知道部队的伤员和封正宝率领的干部就在他们眼皮底下。敌军数千人马过去了，安然无恙的伤员又被转回老窑庄，再经精心治疗护理，很快恢复了健康，回归部队，参加了解放大西北的战斗。
这时解放战争进入紧张阶段，县委和县政府机关流动办公，干部战士爬山溜渠，出没在山峁沟岔，寻找机会歼灭入侵之敌，不断壮大自己的力量。1947年春夏，在蒋、胡、马调动大军向我解放区大举进犯时，盘踞在边区淳耀县境内瑶曲、照金、庙湾等地的国民党地方反动头目程日春、张彦宁、夏玉山等恶霸地头蛇组成“还乡团”趁火打劫，到处抢、烧、杀，手段极其恶劣，民愤极大。
恶霸程日春，历任国民党玉华乡乡长，1947年在其主子胡宗南大肆进犯解放区之际，多次“清剿”我陕甘宁边区的前沿阵地淳耀县四区一乡（衣食村）、二乡（春岭子）一带，搜了区委书记林忠宝等区乡领导人，残酷地实行“三光”政策，持枪打伤了地下保卫员王志成的老母亲，弄得鸡犬不宁。群众叫苦连天，愤恨地说：程日春活阎王，活阎王不死，灾乱不止！程日春的罪行早己传到淳耀县政府领导机关，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1947年8月的一天晚上，封正宝亲率县独立营、保安科警卫队和瑶曲、庙湾、柳林、同官原四个区的战士、民兵300多人，埋伏在连山峁东坡下。黎明，程日春带领国民党保三团一个连以及保警队约300人，趾高气扬地从此经过，刚进入伏击区——连山峁下，我军一声冲锋号令，手榴弹、机关枪、迫击炮齐鸣，敌人措手不及，丢盔弃甲，狼狈逃窜，程日春在逃命时裤子被扯烂，难以遮丑。这次黎明前50分钟的伏击战，毙敌6名，伤多人，缴获长枪13支，子弹数百发。此后，程日春（1950年镇压）一伙再也不敢轻易进出解放区，加之形势发展对我有利，当地群众感慨地说：封正宝真是共产党的好党员，人民的好县长。
反共“自卫队”长张彦宁，照金坟滩人，是当地有名的地头蛇。他早年带领“民团”反对人民，1940年被封正宝带游击队活捉，按罪恶应该处以极刑，为了让他悔过自新，没有杀他。后来，他跑到耀县城内，生活无法维持，封正宝曾派人给送去两石粮食，希望他回到边区照金当一个好公民。但经多次争取，张匪仍执迷不悟，趁胡宗南进犯边区之时，率300名“镢头队”多次进犯我赤（水）淳（化）耀（淳耀）地区，搞“移民并村”，奸淫烧杀，无恶不作。最残暴的是7月20日前后，张彦宁给其镢头队队员每人发两匣洋火，所到地方房屋、麦草积全被烧毁，锅、盆、碗、碟全被打碎，锅台、窑间、炕都被挖烂，13岁的小女孩也被强奸，淳耀县二、五、六区10个村庄的人民受害最重，群众恨之入骨。正宝在摸清敌人活动规律后，于10月10日晚，同县委书记郭进亭率领关中分区独立营（淳耀县独立营改建）、淳耀县游击大队（又称第二大队）和庙湾、照金、柳林等地民兵600余人，黎明前包围了盘踞在寺坡的反共“自卫队”张彦宁部和国民党保七团一个连，当敌人向小丘方向窜逃时，即被事先埋伏在崾崄处的百余人所阻击，经过短暂战斗，打死敌军中队长马化龙等12人，活捉28人，击毙张彦宁和他的喽哕15人，活捉14人，缴获机枪3挺，步枪54支，驳壳枪3支，手枪1支，子弹1万多发，手榴弹200多枚，还有骡马、面粉等物资，并摧毁了国民党西爱箩乡公所，我方无一伤亡，创造了0比69的模范战例。关中分区司令部曾传令嘉奖，《关中报》发表了《向淳耀县游击队看齐》的社论，关中分区专员杨玉亭还就这次战斗向报社记者发表了讲话。当地群众更是喜出望外，特别是打死残害赤（水）淳（化）耀（淳耀）人民13年的张彦宁，真是大快人心。群众高兴地说：张彦宁搞移民并村，把人民没移走，倒把他的头移走了（张彦宁被击毙后，人们将其头割下来高悬示众）。
1949年2月22日，封正宝、张仲平等开始筹划进县城接管政权的准备工作，4月28日耀县全境解放，5月4日，县党政军机关进驻县城，并召开安民大会，布告全县人民群众，申明我党各项政策和法令。
面对耀县新旧政权更替、百废待兴的局面，封正宝等党政领导按照西北局书记兼西北军区政委习仲勋《关于党的城市政策与城市工作》的精神，首先，发动人民群众恢复发展农业生产，进一步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其次，抓干部队伍建设，及时在庙湾开办了有20名干部参加的培训班，5月又吸收了80名进步青年学生，选择录用了本质较好的70名旧职员，充实了干部队伍。5至7月先后又举办了两期培训班，集中培训了150名新老干部，选送了120名学员去三原地委学习，干部队伍不断扩大，素质不断提高，保证了新中国成立初期耀县各项工作顺利开展。第三，动员力量支援前线、支援人民解放战争。彭德怀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于5月中旬发起解放西安的军事行动，21日解放西安。22日，第一野战军之一、二、四军在凤翔以北姚家沟地区将由永寿经麟游逃往凤翔的敌五十七军截住歼灭。继之，第一野战军和西北军区部队粉碎了胡宗南和二马反扑西安的阴谋，胜利打响扶眉战役，歼敌胡宗南部4.4万余人，解放了8座县城和八百里秦川西部广大地区，根本改变了西北战场敌我力量对比。7月24日，彭德怀率领第一野战军和西北军区部队向陇东挺进，展开了陇东追击作战。人民解放军前方作战，后方支前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封正宝等积极组织人力，筹集物资。于1949年5至7月，在新解放区筹集粮食7500石（约130万公斤），运往前线；发动群众做拥军鞋37000双，组建长期随军担架202副；运牲口5164头。有力地支援了前线。在青海省支前的耀县担架队，获部队“支前模范”锦旗两面，马21匹，并在《关中报》上给予表扬。第四，加强新老解放区的政权建设。7月6日，中共耀县执行委员会改称中共耀县委员会，耀县政府改名耀县人民政府，封正宝担任县委常委、县长，8月担任县委书记兼县长。根据城乡布局，他组建了东西南北和城关五个区委和区公署，强化了区乡领导，并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先后建立了农村党支部。9月29日至10月4日，召开了中共耀县第一次党代会，县委书记兼县长封正宝传达了中共三原地委党代会精神，总结了进城后五个月的工作，研究了今后的任务。恰好这次会议时间和开国大典时间同时，因之群众戏称封为“开国县长”。会后，县委进一步发动群众，发展生产，剿匪反霸，迅速医治战争创伤，逐步改善人民生活，社会秩序大为好转。第五，进行土地改革。从1950年1月开始，新老解放区先后进行土地改革的宣传动员，老解放区主要任务是：在1937年后减租减息、土地归权的基础上，进行土地复查，颁发土地证，同时建立农民协会，组织农民生产互助。在新解放区，则以确定地权为主，分配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给那些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使他们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土地改革消灭了几千年的封建土地制度，实现了耕者有其田。
封正宝在耀县工作出色，组织上先调其任咸阳专署副专员，1953年调任国家物资储备局西北分区局长，西北局撤销后，转任陕西省物资储备局局长。
1954年10月，组织上再次安排他进中共中央第二中级党校学习。这次学习我们从1956年1月5日“中共中央第二中级党校学员鉴定表”中可以看到基本情况：一年来封正宝同志在学习思想和学习态度上没有波动，也没有忽热忽冷的现象，所以思想是安定的，同时在各门课程的学习上没有偏重这门也没有轻视那门课程的现象，所以学习态度是正常的，虽然上半年病了七十余天，学习进度上是有些差别，但在整个学习收获是很不少的，以分数来看均在三分以上。但是在学习中过程中还存在一些缺点。粗枝大叶思想比较严重，如在作文上教员纠正过多次校正错别字及掉字，现在仍有发生。在学习方法上不够得法，有些死记硬背的现象，并在课堂上忙于笔记而误了听课，这样对课程理解不够深刻。性情有时急躁，所以表现态度很不冷静。[4]
1958年秋，习仲勋到西北调研，在西安挤出时间，邀请多年未见的战友杨玉亭、封正宝等12位同志在西安饭庄叙旧。他们一起畅谈在陕甘宁边区时的艰苦岁月，为新中国取得的胜利而自豪，但也隐隐为1958年以来的“左”倾冒进而担忧。谁也没有料到，这次简单的聚会成为随后批斗习仲勋、杨玉亭、封正宝等的罪名。
1962年8月，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在北戴河召开。这次会议进行到后期，康生一伙以所谓小说《刘志丹》问题，“引爆”了对习仲勋的全面批判。会上还决定成立以康生为主任的“习仲勋专案审查委员会”，对习仲勋从历史到现实展开全面的审查，从中搜寻他所谓“反党言行”的蛛丝马迹。专案组的人到西安找封正宝等，让揭发习仲勋的“反党罪行”。封正宝刚正地回答：我们一直是上下级关系，来往都是按组织安排，没有什么掖着藏着的。专案组又问西安饭庄13人聚会事，封正宝很自然地答道：老战友多年未见坐一坐，叙叙旧，我认为很正常。专案组从封正宝这里啥也没得到，没趣地走了。
“文革”前夕，中共陕西省委工业交通工作部对封正宝又做了一次考察，形成的考察材料还是客观中肯的：“该同志对三面红旗的认识明确，工作积极负责，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经常在下班后还找一些同志研究布置工作，能经常深入到基层检查库房安全、物资保管、财务开支等情况。发现问题时也能及时认真地解决、纠正。组织观念比较强，生活艰苦朴素，能经得起暂时困难时期的考验，从没有张口或者伸手要东西的特殊化现象。待人诚恳，没有架子，和群众关系密切。”[5]“文革”开始后，封正宝不可避免地被卷入批斗行列，造反派抓住他和习仲勋多年的关系，认定他是顽固到底，死不悔改，打入“彭、高、习反党集团”，罢官撤职，降级下放到陕西物资局所属的武功农场（477处），家人也跟着受到迫害。好在农场里大都是老部下，又远离造反派，心情反倒舒畅了许多。
1967年夏秋之际，习仲勋被西安造反派从洛阳揪到西安批斗，封正宝得到消息，在批斗大会那天早早站在西安朝阳门大街的路边等候。当远远看到习仲勋被挂着黑帮的牌子，站在解放牌卡车上游街时，封正宝泪流满面。他不敢相信尊敬的习书记为革命奋斗了大半辈子，竟受到这样的屈辱和折磨。
1971年，封正宝的老战友，时为省军区政治部主任、省“革委会”支左办公室主任的张为民到封正宝家来看望，才知道封正宝还在农场下放。这时封正宝已年过六十，身体多病。张为民了解了这些情况后，很生气，于是想办法以省“革委会”的名义行文，让封正宝离休，回家休养。
封正宝从事革命活动40余年，无论是在参与创建照金苏区的艰苦岁月，面对国民党反动派包围封锁、大举进犯陕甘宁边区制造白色恐怖的情况下，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曲折道路上，始终忠于人民忠于党；以一个人民公仆、高尚的共产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忠心耿耿，披肝沥胆，无私奉献，在人民群众中，特别是在淳耀县老解放区的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信。但在晚年，在“文革”无情冲击下，郁闷的心情使他无法解脱，于1975年1月12日上午9时，因脑出血突发，经抢救无效在西安逝世，享年67岁。
在封正宝遗体告别仪式上，中共国家计委、国家物资储备局核心小组，中共陕西省计委核心小组，中共陕西省物资储备管理局委员会，陕西省物资储备管理局“革命委员会”致的悼词中，对封正宝的一生做了客观的评价：封正宝同志是党的好干部。40年来，他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忠于党的革命事业，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积极工作，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为革命事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6]
（吴连书 王全兴）
参考资料：
1. 封正宝干部档案，陕西省档案馆藏，档号266。
2. 耀县县委党史办有关封正宝个人资料。
3. 刘永洛收集整理：《封正宝生平事略》，见《耀县文史资料》（内部发行）第七辑，152—165页。
4. 《习仲勋传》编委会编：《习仲勋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5. 《中国共产党陕西省耀县组织史资料》（送审稿）。
6. 封正宝家人封雨时、封雨仁、封雨普、封雨民口述。
[1] 封正宝干部档案，陕西省档案馆藏，档号266。
[2] 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812页。
[3]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14页。
[4] 封正宝干部档案，陕西省档案馆藏，档号266。
[5] 封正宝干部档案，陕西省档案馆藏，档号266。
[6] 封正宝干部档案，陕西省档案馆藏，档号2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