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1992）
书香门第
刘端棻，又名刘馨，1909年7月31日（农历六月十五日）生于河北省枣强县南臣赞镇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父亲刘仙亭是晚清一名秀才，母亲高氏是一位善良勤劳而又文弱的农家妇女。刘端棻是刘仙亭夫妇的独生子，所以深得父母喜爱，并给他起了一个奶名叫燕儿。6岁时，父母就为他定了亲，14岁就结了婚，妻子比他大4岁，名叫李群，是武邑县李家店人。父母的用意是娶个媳妇，来家好劳动，同时早结婚早得子，父母晚年可以抱孙孙，传宗接代，后继有人。这时，家庭经济状况很好，父亲兄弟4人，全家近30口人，种地近200亩，养5头牲口，雇3个长工，可算是南臣赞镇的富户，因为祖父早年去世，刘仙亭是老大，就掌管着这个家务。
1918年，刘端棻9岁时，刘仙亭兄弟4人分了家，刘仙亭分得了40多亩地。这时刘仙亭夫妇的大女儿刘新已经出嫁，全家只有3口人、雇着1个长工，日子过得还不错，后来由于连年战乱和年荒，家庭经济状况一年不如一年，长工雇不起，就把全部耕地租当出去，每年靠收一点租子维持生活。
刘仙亭虽是晚清一名秀才，但并没有在清政府和国民党地方政府任过任何职务，一直在家料理家务。由于他为人刚直，好打抱不平，所以在地方群众中有一定威信。最典型的事例是1934年枣强县流常区召开全区运动会，由于县教育局长和督学勾结地方劣绅吴之玉把全区许多小学教师撤职调换，群众很是不满，加之在全区运动会期间，教育局长竟然在夜间鸡奸了一位小学教师，消息传开，群众大哗，刘仙亭即策划率领全区群众殴打了县教育局长和督学，后来群众提出诉讼，结果县教育局长被判了3年徒刑，才了结此案。后来县上又发起在各区乡演公戏，搜刮民财，刘仙亭又联络各乡群众，起来反对。南臣赞劣绅得知消息后，即向县政府告密。1937年元月，县政府以聚众闹事罪，将刘仙亭收监关押。这时刘端棻已从南京中央政治大学毕业，曾回家设法营救父亲也无效果。后来日寇占领平津，进兵冀南，国民党各县县长闻风潜逃，监狱无人管理，刘仙亭才从牢狱中出来。1948年在家中病逝，享年77岁。
母亲高氏是一位心地善良、双手勤劳，但又笃信鬼神的文弱女性，在刘仙亭兄弟四人还没有分家的时候，她在妯娌中是老大，做饭、推磨、喂猪等劳动，她都带头去干。刘仙亭在外虽然仗义执言，打抱不平，但在家庭中又是十足的大男子主义。刘端棻在早年写的一份自传中这样叙述道：“父亲是个刚性人，反抗性很强；而母亲是软性人，服从性很强。后来母亲很信神、信佛，我常陪着她拜佛。她好救济乞丐和穷人，她常给我讲，行善救人是有好报的，今世不报，来世报。在我童年，母亲对我的影响比父亲大。”在家庭争论中，刘端棻经常站在母亲方面，反对父亲。比如在他上潞河中学时，家庭经济已经十分困难，母亲主张卖掉一部分房屋供儿子上学，但父亲坚决反对，认为后代子孙变卖家产是对前代祖宗的大不孝行为，提出用拉东补西的办法供儿子上学，即借东家的钱来补西家的债，打着圈子借钱，打着圈子还债。母亲认为这样债务越垒越大，是会倾家荡产的。刘端棻同意母亲的办法，但由于父亲坚决反对，也没有办法。1939年，母亲高氏病逝，享年65岁。
刘仙亭有三个弟弟，所以刘端棻虽然是刘仙亭的独生子，但他的堂兄弟却很多，其中受刘端棻思想影响较大，与刘端棻关系比较密切，并且很早就走上革命道路的，要数刘端棻四叔的儿子刘端桂。刘端桂虽是四叔的儿子，但7岁时就过继给三婶母当继子，因三叔早年去世，没有继承人。三婶母家庭经济条件虽然较好，但却不愿供他上学，所以端桂在家只上了几年小学，就到北平一家五金店当学徒。1930年初，刘端棻转学到河北通县潞河中学上学时，路过北平，见了刘端桂，了解到他难以忍受学徒生活的苦，就帮助他买了良种鸡，劝他回家去养鸡。1931年1月间，刘端棻从潞河中学休学回家，就吸收端桂参加了赤色互济会，并送给他许多革命书刊让他看，从此，端桂的思想有了转变。但他父亲认为他不安分过日子，经常毒打他。他在家无法安身，于1932年春跑到南京找当时已经考入南京中央政治大学的刘端棻。端棻帮助他考入南京警察训练班，学习4个月后，分配到中华路警察分所当三等警察。这样他们兄弟两人又生活在一起了。端桂虽然只上了几年小学，但由于他刻苦好学，在南京时进步很快。刘端棻在早年写的自传中有这样一段叙述：“这一时期，端桂很刻苦，又很努力学习，我为着安慰他并帮助他学习，每星期日找他到一家小茶楼上谈问题，并教他学世界语，练习作文。我记得半年内，他就写了六篇文章，把实际的警察生活写出来，有一篇题名《弃婴》的文章特别好，内容是叙述一天夜里，他在中华路上发现了一个被人遗弃的私生子的事。”1937年12月南京失陷前夕，刘端棻离开南京经武汉到了延安，刘端桂仍留在南京，后来参加了新四军，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河南省军区参谋长。
刘端棻幼年时期生活在这样一个封建家庭里，他一方面继承了这个家庭中的优良传统，比如父亲的刚直，好抱打不平，母亲的勤劳善良等。同时，在他求学期间，由于家庭经济状况日益恶化，也迫使他去积极找寻新的出路。他在后来的自传中这样叙述在潞河中学上学时经济上的压迫：“我在潞河中学读书10个月，花了200余元，都是从本村一个叫刘星恒的在北平开的一家小店铺中借来的，父亲同人家交涉好，我在北平花他的钱，由家里还，其实家中也马上还不了。因此，我拿父亲的信去借钱，几次碰了钉子，空手而归，心中非常痛苦。1930年放暑假，没有路费不能回家，假期中的伙食费也交不上，学校停止了我的伙食，我每日到小铺里去吃干烙饼，要求学校从我入学交的保证金中借用一点作伙食费，学校也不准，为此，我同校长陈昌祐大闹起来。同学们都认为我是穷气鬼。总之这时期经济生活压抑我很厉害，这是我思想上急剧转变的原因。”另一方面由于他在学校不断地接受了西方的新文化新科学，使他逐渐变成这个封建家庭的叛逆者，批判地摒弃了父母的封建迷信思想，最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走上革命的道路，而且还把堂弟刘端桂从旧家庭中拉出来，走上革命的道路。
少年好学
刘端棻从9岁开始即在本村初小读书，由于有父亲的辅导，学习进步很快，常常得到老师的赞许和表扬。1922年13岁的他即离家到枣强县城高小读书，这时“五四”运动的余波仍然在各地学生中有很大影响。进入高小后，刘端棻即开始阅读胡适、陈独秀等人的文章。他虽聪明好学，成绩优异，但性子倔强，像父亲一样，好抱打不平，常常为着参与学生打架和派别冲突，又受到老师的批评。
1925年夏，高小毕业，刘端棻考入保定育德中学。这时抗议帝国主义制造“五卅”惨案，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运动在全国各地轰轰烈烈地进行着，育德中学在当时校内共产党人的领导下，全力参加了这一运动。后来大革命失败，国民党叛变革命，在全国各地不断地进行清党，镇压革命运动，育德中学的进步教师、共产党人潘梓年也被辞退。保定市国民党党部为把持保定市的教育大权，鼓动地方一部分不明真相的群众向育德中学发动武装进攻，刘端棻与一部分进步同学反对保定市国民党向学校的武装进攻，积极参加了护校团的活动。这时刘仙亭从家乡不断给远在保定上学的儿子写信，叙述枣强县的土豪劣绅都参加了农民协会，利用农民协会欺压贫苦农民。父亲的信引起他思想上很大苦恼，认为“革命的不好”，但又想不出“该怎么办”。为了解脱苦恼，他开始写日记，写文章，把反映家乡国民党叛变清党群众受罪的事，写成文章，题名《秋夜》，寄到上海《中学生杂志》刊出，这是他第一次公开发表文章。
育德中学的进步教师虽然被辞退，但仍然保持着自由主义的教育宗旨，上海创造社出版的《文化批判》，北京语系派办的《奔流》《语系》，以及鲁迅、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人的作品在校内广为流传。在育德中学四年，刘端棻贪婪地阅读了大量的中外文学名著和社会科学书刊，并且与同学王胥人共同发起在校内办起北新书局书报代卖处，代销各种进步书刊。1939年刘端棻在《自传》中把这一时期阅读的各种书刊对他的影响，做了很具体的描述：“这时我开始看鲁迅的翻译，最感兴趣而印象最深的是鲁迅翻译的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和《出了象牙之塔》，这两书给我第一个认识是人生是有矛盾的，没有矛盾，似乎没有什么。前一本书是文艺理论书……后一书是一本关于文学、社会、政治的论丛，我记得其中一段‘论缺陷之美’是说社会上永远存在缺陷的。因为永远存在着缺陷，而人就永远斗争着。这两本书给我第二个认识，是人须在斗争中‘坚决与果断＇。记得后一书上叙述一位公爵羡慕一位女郎，常骑马去望着，但只是羡慕骑马去看，迟疑不动手，结果爱人是失掉了。……后来我看起社会问题的书来，有一书是商务出版的《社会八大思想家》，我最感兴趣的是约翰·密勒的未来世界观，是一种‘返于自然＇的理想世界，我对这种世界感到一种很大的憧憬。”
罗素的《到自由之路》也引起他很大兴趣。罗素提倡科学，认为假如你有一位很爱你的母亲，可是当你得了急性病，还不如有一位科学医生在你跟前。他很赞成罗素的主张。他广泛地阅读着各种书刊，吸吮着各种精神营养，开始他订阅北平出版的《语系》《未名》，后来又订阅上海出版的《当代》，从这些刊物中，渐渐了解到俄国十月革命的故事，同时通过学习经济学课，对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劳动价值理论也有了一些理解。但这时他的思想还十分杂乱，各种思想都在他的头脑中互相冲撞。一会儿觉得理想主义的革命家叙述的未来理想社会很好，一会儿又觉得共产主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和孙中山的大同世界都很有道理。对国民党虽已认识到算不得什么革命党；对共产党呢？却又觉得可能是“一群恐怖党人”。因此，他虽然不满现状，但又打定主意不参加任何党派和团体，自己把自己孤立起来。
1929年7月，从育德中学毕业后，由于受了罗素思想的影响，很想学医，将来当一名科学医生，同时受了孙文、鲁迅都是先学医后革命的影响，决心学医，并说服父亲支持他学医。当时山东齐鲁大学设有医科，他准备到那里先上一年预科，再转到本科学习。但是到济南齐鲁大学后，没有能够进入大学预科，而是进入齐鲁大学高中部，要学习两年后，才能转入大学医科。齐鲁大学是美国基督教会办的一所大学，由于学校的行政组织和课程设置与国民党教育部的规定标准不合，一直没有核准立案。又由于教育系统内派系之间互相排挤斗争，1929年11月间，大学部学生便掀起风潮，开始罢课，高唱“黄种应享黄海权，亚人应种亚洲田”的歌曲，并且把副校长美国人施文德捆绑起来，要求学校立案，改革课程设施，反对宗教麻醉教育。高中的学生没有参加这次罢课风潮，刘端棻思想上虽然同情大学部学生反对帝国主义用宗教麻醉人民，侵略中国，但却仍然抱着在育德中学时不参加任何党派的清高观念，没有参加这次风潮。学校为阻止风潮的发展，宣布提前放寒假。刘端棻离校回家后不久，接到学校通知说中学部停办。于是他与父亲商议转学到河北通县潞河中学，因齐鲁大学的学生不接直接转学到非教会学校，当时河北省只有潞河中学是教会办的，所以只得转学到潞河中学。
潞河中学是一所比较有名气的学校，设备比较好，但在潞河中学刘端棻只学习了两个学期，便辍学回家，主要原因是家庭经济这时几乎完全破产，父亲借债支持他上学，后来钱也借不到，实在无法支持，1931年1月放寒假，刘端棻便决定辍学回家谋事。在潞河中学学习时间虽短，但因潞河中学所在地通县距北平很近，他和北平一些老同学、老乡接触较多，思想却有了很大转变。1930年10月，育德中学的老同学、老乡马纪纲从北平到通县找他谈话，指出他过分地阅读自然科学方面的书，是找不到出路的，劝他读些唯物史观方面的书，才能帮助他辨别是非，找出方向。并介绍他加入赤色互济会，又指定他与通县第六女子师范学生田清逸共同负责通县的互济会工作。这时正是他家庭经济濒临破产，借债碰了钉子，断了经济来源，连伙食费也交不起，思想上陷入极度苦恼之时，这却促进了他一改过去不参加任何党派团体的清高思想，积极地投入了通县互济会的工作，与田清逸一起召开会议，研究在通县开展工作的计划。1931年1月学校放寒假，途经北平时，他向马纪纲汇报了通县互济会工作进展情况以及他辍学回家谋事的打算，马纪纲指示他到家乡组织互济会，鼓动农民抗租抗税，有机会就可以暴动。他回家后，就按马的指示，在村中开展宣传活动，并发展堂弟刘端桂和另外三个农民加入赤色互济会，并指定刘端桂和另外一位农民刘兰江负责村中互济会的工作。
1931年3月，刘端棻应育德中学同班同学王胥人的约请到北平，这时王胥人是北京大学预科的学生，已经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王胥人告诉他中央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彻底肃清李立三路线，反对罗章龙等消息。4月，王胥人介绍刘端棻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那时全国各地党团组织，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指导下，主张以城市为中心，在红五月的活动中，举行“飞行”集会，发表演说，散发传单，结果全国各地党团组织，几乎全遭破坏。北平东城区团小组，在散发传单的活动中，王胥人等人先后被捕。刘端棻为了躲避侦缉队的追捕，改名换姓，几度搬迁住址。这时，他一无正当职业，二无经济来源，又和团组织失去了联系，想到江西苏区去，又找不到组织介绍，思想陷入了极度的苦恼之中。
大学生活
1931年8月，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在北平招生。刘端菜此时为找寻组织，以及到江西苏区去的心切，无心去考国民党中央政校，但在一些同乡和老同学的劝说下，他改变主意决定去考中央政校。他通过同乡陈鸿勋、马文升从中国大学弄到一张黑龙江籍学生刘馨的高中毕业文凭，用这张文凭，改名换籍，考入了南京中央政治大学边省补习班。
1931年9月，他进入南京中央政校边省补习班学习，一年后升入外交系，在外交系学习一年后，因第二外语考试不及格，又转入教育系二年级学习。1936年夏从中央政校教育系毕业。在中央政校长达五年学习中，他对学校规定必读的一些书，如《曾国藩书信》、胡林翼《读史兵略》、司马光《资治通鉴》等不感兴趣，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放到阅读马、恩、列、斯的著作上，同时还比较深入地研究了世界语和新文字。1933年春，刘端棻参加了上海世界语者协会，并且订阅了大量世界语刊物，如上海出版的《世界》《语言科学》，荷兰出版的《在哨岗》，法国出版的《教师的灯塔》等，他都与之建立通讯联系，长期订阅。
在中央政校最后一年，刘端棻把大量精力转移到参加实际活动方面来。1935年11月，他在南京《新民报》刊登征求世界语朋友的启事，不到两个月，应征者达20余人。12月底，成立了南京世界语者协会，并且开办了世界语学习班。到1936年3月至4月间，因世界语者协会发展较快，人数较多，成分也较复杂，他又与金陵大学和中央政校几位同学秘密组织了前进世界语者协会，并宣布解散世界语者协会。“一二·九”运动时，他在中央政校发动同学捐款400余元，支援北平学生爱国运动，同时他把中央政校比较进步的十位同学组织起来，称“十人团”，作为核心，领导救亡运动。新文字运动兴起后，他又从世界语转向新文字，在南京创办了两个新文字训练班。这两个班的学员，后来大都成了南京救国会的积极分子和中坚力量。
在中央政校学习期间，刘端棻在南京、上海一些进步报刊上还发表了不少文章。例如，1933年春，南京《新民报》《葫芦》副刊发起一个革命与恋爱哪个最重要的有奖征文竞赛，他写了一篇题为《脱去桃花色的衣裳》的应征文章，获奖后在《新民报》发表。后来据该报副刊报道，有300多名青年写文应征，但七成的文章均认为恋爱比革命重要，刘端棻的文章却提出革命比恋爱更重要的主张。1935年春，他在上海出版的《客观》杂志，发表过一篇题为《论周作人文学无用中之有用》，在青年文学爱好者中间颇有影响。另外，在上海出版的《语文》杂志和南京《朝报》副刊他还发表过语文运动通讯等方面的文章。
1936年7月，刘端棻结束了长达五年的大学生活，从南京中央政治学校教育系毕业。这五年，由于中央政校的学生都是公费，他的生活基本有了保障，所以没有发生经济恐慌。这五年，他积极参加了各种实践活动，广交朋友，接触社会各阶层的人物，他不仅在中央政校有许多要好的朋友，而且通过世界语者协会和办新文字训练班结识了南京各大、中、小学，商界、政府机关中许多朋友，还和广东兴宁县中学一位年仅18岁的中学生何捷芳作为信友建立了长期的通讯关系，解答他提出的各种社会问题，进入陕甘宁边区后，他还和这位信友通过一次信，武汉失守后，才断了音信。
这五年，他虽然时时在找寻党的组织，想到江西苏区去，却都未能实现。但他却利用中央政校图书馆阅读了大量的马列主义著作，并且积极参加了许多进步活动，思想上进一步成熟起来，为以后奔向延安，参加革命，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础。
初登教坛
1936年7月，刘端棻从中央政治学校教育系毕业后，被分派到江苏省江宁县汤山镇小学任校长。这是他走出校门，踏入社会做事的开端，由于他对旧社会许多人情世故不大懂，上任将近一个月，许多当地头面人物和机关还没有去拜访过，这导致他1937年初又离开汤山小学，被调到县教育局任视导员。
到汤山后，刘端棻仍然和南京救国会和中央政校“十人团”的同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负责在汤山开展世界语和新文字方面的工作。1936年11月23日，国民党在上海逮捕了全国各界救国会领袖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章乃器、王造时、沙千里、史良等七人，同时也逮捕了南京救国会许多负责同志。南京前进世界语者协会的两位同志和中央政校“十人团”在浙江工作的一位同志被捕，南京世界语者协会的报纸被查封，铜模被没收，许多同志被迫离开南京，各种进步团体一时陷入塌台状态。
1937年1月，刘端棻被任命为江宁县教育局视导员后到该县第四、第五区视导时，发现从南京逃到乡下当小学教师的人中许多都是抗日救国会的活动分子，他即与县教育局的领导商议，设法把他们都调到汤山小学工作，并且编辑出版了《汤小校刊》，以推动本学区小学教师的学习。这样在短短的半年内，他就把汤山小学变成一所进行抗日救国活动的新据点。
当刘端棻把一批革命同志调到汤小，全力以赴开展工作的时候，家里给他发来电报说父亲被枣强县县长关进监狱，要他火速回家设法营救。为营救父亲，他只得于1937年3月回家，但也想不出营救的办法。各乡群众主张上诉打官司，他不同意，他认为当时国民政府都是官官相卫，根本谈不上什么法律。亲友中只有他的姨兄丁金琢这时在二十九军张自忠师任营副，还算有一定地位。于是他从家中又到北平找丁金琢姨兄，金琢兄虽然答应想办法，但托人也没托动。在北平刘端棻见到了出狱不久的王胥人，从王胥人那里看了许多民先队的文件，了解到陕北中央红军与东北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情况以及争蒋抗日的道理，解决了西安事变为什么要放蒋之谜。这使他在为营救父亲从南京回家又到北平，到处奔波，毫无办法，思想极端苦恼之时，对国内政治形势，却有了比较清醒的看法，是他思想上一大收获。
“七七”事变后，南京救国会被捕的同志陆续获释，世界语者协会的陈文浩、周树森也获释出狱。陈、周两人出狱后，经济上很困难，不愿住南京，就住在汤山镇小学。不久他们两人就被沈钧儒介绍到陕北去了。八路军南京办事处成立后，他急于要找党组织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他立即给办事处秘书黄文杰交了一份自传，要求到陕北去，黄认为他有职业，可以利用职业开展革命活动，不必急于去陕北。他又通过南京救国会负责人孙晓村见了潘梓年，提出同样要求，潘也劝他不要急于去陕北。这样，他就在潘、黄的指导下，在汤山开展起抗日救国的工作。他利用江宁县各学区旧有教员读书会，把从八路军办事处拿来的《解放》《新中华报》等革命书刊秘密地在教师中传阅。同时与江宁县《农民报》编辑取得联系，利用《农民报》作为宣传。1937年9、10月间，在汤山小学工作的丁先声、高学斌、丁焕时坚决要求到陕北去，他通过潘梓年把他们送到陕北去了。
1937年11月，上海、无锡、苏州相继失守，南京告急。11月20日，南京国民党政府通告中外，即日迁都重庆。八路军南京办事处和国民党政府各院、部相继迁往武汉。刘端棻在江宁立即召集十余进步同志开会，讨论南京失陷后具体工作方针问题，一部分人主张留在江宁组织游击队，隐藏在江宁西南与安徽交界的山区，与敌人周旋做斗争。会后大家立即分头与住在江宁的胡专员、上海战地服务团团长吴大琨、川军刘湘司令部交涉，争取他们的帮助。他把江宁的进步同志团结起来，把工作建立起来，就于12月1日与女友丁焕华离开江宁乘轮船到汉口，向潘梓年汇报了在江宁开展工作的情况，请示办法。这时日寇已经进逼南京，回江宁已经不可能了。八路军办事处就介绍他与丁焕华一同去陕北。1937年12月下旬，刘端棻与丁焕华经过20多天的颠簸旅程，终于到达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
延安岁月（上）
到达延安，他像投入了母亲的怀抱一样，立即投入了火热的革命斗争生活和艰苦的边区文化教育建设工作之中。这时，陕甘宁边区政府刚成立不久，各厅、局机关正在组建，急需干部，刘端棻是国民党正规大学教育系毕业生，又有在国民党统治区参加学运、领导学运的经验，所以虽然他要求到抗大去学习，边区政府仍然分配他去教育厅编审科工作，负责编写《小学教学法》和《小学管理法》。由于他工作积极，作风活跃，在编写教材的同时，还兼任民政厅、建设厅和教育厅的主任。
1938年4月，刘端棻编写完《小学教学法》和《小学管理法》两本教材后，教育厅又调他去鲁迅师范任训导主任。鲁迅师范是1937年2月由徐特立倡议毛泽东命名办起来的，是陕甘宁边区创办的为边区培养小学教师的第一所中等师范学校。校址先在延安，后迁到延长。1938年三四月间，日军侵犯，隔河炮击宋家川，我军云集延长，使延长吃粮困难，鲁师奉命又从延长迁至关中分区专署所在地新正县的马家堡村。刘端棻到关中分区鲁师任职期间，由于能虚心向工农干部学习，团结他们一道工作，又能吃苦，与学生同学习、同生活、同劳动，打成一片，讲授《小学管理法》也很受学生欢迎，训导工作做得有声有色。1938年8月25日，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发表了他的文章《鲁迅师范的学生生活》，对鲁师的训导目标、训导方法以及学生俱乐部的活动做了生动具体的介绍。1938年12月鲁师支部吸收刘端棻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与他一同从南京到武汉又到延安的丁焕华从陕北公学学习结业后，组织上为照顾他们之间的友谊和感情，与他同时调到鲁迅师范工作。但丁焕华不习惯边区的生活，要求调到南方去工作，后经组织同意，介绍她回武汉，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分配她到湖北战地服务团工作，后又转到新四军军部与其弟丁焕时在一起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丁焕华一直住在上海，还与远在西安工作的刘端棻保持着联系。1939年1月，边区政府教育厅调刘端棻回教育厅编审科编写高小政治课本，同时为保育院保姆训练班担任儿童心理学讲授任务。7月底，教育厅举办直属县教师暑期训练班，教育厅又委派他去做训练班的生活指导主任。这一期训练班规模比较大，除了10多个直属县的小学教师外，还增加了边区中学和鲁迅师范尚未分配工作的毕业生。他除了担任生活指导主任，还为训练班讲授教学法。8月底，训练班快要结束时，毛泽东特来看望大家，并为训练班全体学员做了题为《抗战教育与小学教员》的重要讲话。毛泽东的这次讲话，给刘端棻的教育很深，他在以后的回忆中多次提到聆听毛泽东的这次讲话对自己的教育意义。1977年毛泽东逝世一周年时，他为陕西广播电台写了《深切的怀念，巨大的鼓舞》纪念文章，文章说：“毛主席走上讲台，那慈祥的笑容，那洞察一切的目光，至今还深深留在我的记忆里。他用热情而深刻的语言给我们讲了小学教育、小学教员在革命中的重要地位，讲解了教育后一代的重大意义。……毛主席讲话之后……每个人心里都燃着一把火，要把自己的全部知识、全部感情倾注在发展边区的文化教育事业之中。”
1939年9月，边区教育厅决定把校址在关中分区的鲁迅师范与校址在延安的边区中学合并改称边区师范。接着又决定在关中分区筹办边区第二师范，在三边分区筹办边区第三师范，并委派刘端棻到关中筹建边区第二师范（简称“二师”）。1940年3月15日，“二师”正式开学，关中地委书记习仲勋兼任校长，刘端棻任副校长。校址设在原鲁迅师范的旧址。这时，国民党顽固派正在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在边区边境地区不断制造摩擦，关中分区专署和“二师”均驻在与国民党统治区仅隔一条沟的边境上。“二师”在反摩擦斗争中，从1940年3月到1941年9月，一年半时间，五迁校址。不断地迁校建校，使生活十分艰苦，但学校在刘端棻副校长的具体领导下，仍然利用一切空隙，坚持上课，如期完成了教学任务。1941年9月28日，当学校第五次从马栏的蜈蚣洞迁到黑牛窝时，他发动了“十月建校劳动月”活动，亲任总指挥，身先士卒参加劳动，修理好黑牛窝一部分旧窑洞，打成38孔新窑洞，砍了5万公斤烧木炭的柴。教室是窑洞，宿舍是窑洞，伙房是窑洞，“二师”初具规模，成为一所名副其实的“窑洞师范”。正像当年毛泽东在延安讲的“窑洞里有马列，窑洞里有革命人才，全国人民都把希望寄托在窑洞里”。刘端棻在建校庆祝大会台口，亲自撰写了这样一副对联“五次搬迁，历尽辛劳不易；六度建校，当思创业维艰”，横额是“希望在窑洞”。
这副对联言简意赅地总结了“二师”五次搬迁、六度建校的艰苦历程。1943年上半年，在教育厅召开的边区中等学校整学会议期间，他写了《边区第二师范简史》，详细具体地记述总结了“二师”在反摩擦斗争中艰苦办学的战斗历程。“二师”所取得的成绩，曾得到边区政府秘书长罗迈，教育厅厅长柳湜，关中地委书记习仲勋的肯定和表扬。1943年柳湜在《边区中等教育发展情况》一文中提名肯定刘端棻办“二师”的成绩，文章说：“如关师副校长刘端棻……参加过鲁师工作，故在建校时，仍有一种新的精神，克服了初期动员学生、说服学生及群众以及物质上的困难，在关师还能适应战争环境”。习仲勋在为“二师”校史写的“序言”中这样评价“二师”：“‘二师’为了造就革命事业所需要的有觉悟、有理想、有文化、有纪律的人才，学校采取了课堂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学校教育和社会实践相结合，战时教育和军事训练相结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把思想教育与文化知识教育始终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几年如一日坚持下来，它在边区教育史上不能不说是一个创举。”
1942年4月，整风运动开始后，边区政府调刘端棻到延安任边区师范校长。边区师范的校址原在延安城南门外的杜甫川口，是边区师范师生自力更生建设起来的，环境和条件都比较好。陕甘宁边区政府驻在杜甫川的北边，与边区师范毗邻。而陕甘宁边区党委（后改为西北局）却驻在城北的小砭沟。党委和政府，相距较远，工作十分不便。1940年，经上级领导研究决定：让边区党委搬到杜甫川口边区师范的驻址，边区师范搬到城北小砭沟边区党委的驻地。对这一决定，边区师范有的负责人及一些教师和学生觉得要从自己亲手修建的校园搬走，感情上一时无法接受。为此，教育厅的领导，甚至当时党中央主管组织工作的陈云亲自给学校的领导做工作，但边师仍拒不执行上级调换驻地的决定，最后闹到毛泽东跟前，毛对此进行了批评，结果边师党支部书记被开除党籍，其他两个支委也受到了纪律处分，校长被调离学校。这样，边师才搬了家。家是搬了，但广大教师和学生的思想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还有一定的抵触情绪。刘端棻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到边师任校长的。整风开始后，他根据上级党委的指示，没有按照先整学风，再整党风和文风的顺序进行，而是先摆出学校的主要问题，从整顿党风入手。于是他们便把学校的有关历史材料公开摆出来，让大家看。摆的材料不仅有学校教学方面的材料，而且有1941年搬家的材料，毛泽东对边区师范拒不搬家批评“岂有此理”也贴了出来。公开了这些重要历史材料后，对全校震动很大，整风学习会也开得热烈有生气了。党内的思想认识也很快达到了统一，在搬家问题上的抵触情绪，基本上消除了。
1943年，边区对各中等学校进行调整，将边区第一师范（即边区师范）改为延安师范；边区第二师范改为关中师范；边区第三师范改为三边师范。并规定各中等学校今后均由所在地的地委和专署领导。在这之前，边区教育厅又委派民主人士霍仲年任边区师范校长，刘端棻由校长改任副校长。
“抢救运动”开始后，延安地委即派秘书长秦力生到校指导，接着又派贺平山到校任政治指导员，全面领导全校的审干“肃反”工作。运动一开始，延安师范和延安其他机关团体一样，就出现了扩大化的偏差。1943年7月，康生做了所谓“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后，扩大化就非常严重了。延安师范的教职员近二分之一“坦白”了！学生近三分之二“坦白”参加什么复兴社、三青团。到了9月，地委统战部长强自修到校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当众宣布“肃反”扩大化了，并向被搞错的同志赔礼道歉。在坦白交代运动中，刘端棻很重视做好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在师生中开展了“三比”教育：比主义，即马列主义好，还是三民主义好；比领袖，即毛泽东好，还是蒋介石好；比政党，即共产党好，还是国民党好。在这一教育活动中，给师生发了许多学习材料，大家学习很认真。虽然“肃反”严重扩大化了，但“三比”教育还是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广大师生的政治思想觉悟提高了。
整风运动结束后，1944年1月，刘端棻奉命离开延安师范到延安地委秘书处任调查研究组组长。从1937年12月到延安，刘端棻一直在教育厅和几所中等学校工作，始终没有机会深入到边区社会基层中去了解广大农村和农民的情况。调到延安地委工作，正好给了他深入基层、解剖边区的好机会。虽然从1944年1月到1945年1月在延安地委只工作了仅一年时间，但他却参加了许多重要会议并达成了他深入到基层做调查研究工作的心愿。
第一，参加了延安县区委书记、区长联席会议和南区合作社会议。他到延属地委不久，即到延安县各区了解春耕生产情况，参加了县上召开的区委书记和区长联席会议，接着又参加了南区合作社工作会议。这两次会议，对他教育很深。1951年党诞辰30周年，在为群众日报》写的纪念文章《党对我的教育回忆片断》中，刘端棻写到参加这两次会议，对他这个“半知识分子”教育至深。参加区委书记和区长联席会议，刘秉温县长要他把会议上各区汇报加以综合，分析出几种不同类型并提出问题加以研究。他搞了半天搞不出来，因为他实际的生产知识懂得太少了。比如，一斤棉花，能纺出多少线，织成多少布，平均每年每人要穿用多少布；又如每年每人吃多少粮，如有不足，又如何搞副业等；这一套生产知识他太生疏了。参加延安柳林南区合作社工作会议，刘建章社长要他算一个账，即一个人交边币一万元股金，每年结账，分红所得，仍转入本股，十年以后，这个人在合作社的本利合计多少？刘建章社长想用这个材料宣传教育群众。这是一个复利计算题，他这个大学毕业生算不出，只好说：“复利算法公式忘记了，算不出。”但刘建章社长却用“土包子”的办法算出来了。参加这两次会议，我才真正体会到自己是一个“半知识分子”，深感脱离实际的理论教条太害人了！开始觉得，一个中学校长，不懂社会实际，怎能办好学校。
第二，到志丹县做调查。这次调查是为边区文教大会做准备的。1944年5月17日，西北局宣传部、边区政府教育厅、边区文协联合发布了《关于召开陕甘宁边区文化教育会议的决定》，正式确定边区文教大会于当年10月在延安举行。6月17日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文教调查组，分赴陇东、关中、三边、绥德、延属五个分区，调查整风以来文教工作中的新生事物，典型范例，为边区文教会议准备各种典型经验材料。延属组组长是赵毅敏，下又分三个小组，一个组去延安、延川，一个组去子长、安塞，一个组去志丹。各小组均任命有小组长。刘端棻被任命为去志丹县小组的组长。在志丹县为期两个月的调查中，他深入志丹县的楼子沟拜访了志丹县有名的老秀才、刘志丹的父亲刘培基老先生，发掘出志丹县历史上办轮学的经验，率先在志丹县办起了轮学，受到志丹县广大群众的拥护，也受到志丹县和延安分区党政领导的赞许，文教大会后成了边区政府推行的重要办学形式之一。
第三，出席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这次大会于10月11日开幕，11月16日闭幕，历时37天，参加代表450余名。这是边区文教战线的一次群英盛会，也是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史上空前重要的一页。刘端棻作为延属分区代表团的代表，自始至终参加了大会，他又是延安代表团的一名工作人员，帮助代表团团长金铁群（延属分区地委宣传部部长）搞会务工作。他在教育组讨论会上曾做过一次发言，提到1938年鲁迅师范在关中分区的一段时间里，在对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中有点右倾，当国民党顽固派在旬邑同边区闹摩擦时，学校教育学生要注意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过分强调团结，而忽视了斗争。罗迈当场指出这说明抗战初期王明右倾路线在教育上也有反映。他在志丹县调查写成的巡回办学的材料，也受到大会的表扬。毛泽东在大会做的《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重要讲话中指出“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这就把文化教育工作提高到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战略地位，对他教育很大，他在1990年出版的《回首延安——边区教育生活十二年》一书中这样写道：“毛主席的讲话，给了代表极大的鼓舞。边区文教大会召开45年后的今天，我国广大农村还有不少文盲，同时像毛主席讲话中说的有文化的人也不少，怎样团结、联合一切有文化、有科学知识的人去克服至今还大量存在的文盲、迷信、不卫生、不文明的落后现象呢？毛主席的讲话以及边区文教大会的精神，仍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给我们以不能忘怀的启示。”
1945年1月，边区政府在子长县设立一所中学，叫子长中学，并调刘端棻任校长。经过数月的筹备，5月5日，马克思诞生127周年纪念日，子长中学正式成立并举行开学典礼。创办子长中学的目的，主要是为边区培养知识分子，为延安大学输送合格的学员，因而，学校的课程设置，十分重视基础科学知识教育。除国文、数学课外，历史、地理及自然科学知识教学时数也不少。1946年1月，边区教育厅召开了中等教育工作会议，边区七个中等学校的校长、教导主任、地干班主任及教师代表35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对1945年以来中等教育方面的整风和改革的成果，进行了认真的检查和总结，认为边区中等教育改革总的看是正确的，但也有缺点，主要是制订的课程教学大纲，有些规定太广泛，太复杂，以致教员教不了，学生学不了；虽然注意到教学与实际相结合，但有些把实际理解得太狭隘，忽视了学习必要的基础知识；还存在着教条主义的残余；等等。刘端棻在会上汇报了子长中学加强学生对基础知识学习的做法。边区教育厅柳厅长在会议总结中肯定了子长中学的做法，扭转了那种借口“联系实际”而片面强调所谓“实用教材”的偏向。会后毛泽东在王家坪接见了参加会议的部分代表，刘端棻参加了这次接见，和毛泽东握了手，毛主席亲切地问他是哪里人。那时毛泽东刚从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回来，就问他们：“我去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签订了《双十协定》，延安新市场的群众有什么反应和呼声？”代表们异口同声地回答说：“每天都忙于校内行政事务，没有到群众中去做过调查。”毛泽东就说：“学校工作要搞好，这是应该的，但还要关心党和国家的大事，时刻注意群众的情绪，看群众在想什么，教育可不要脱离政治呀！”刘端棻在以后的回忆中，屡次提到毛泽东这次接见对他最大的教育和启示就是“联系群众”和“群众观点”，办教育不能脱离群众。
子长中学在刘端棻领导下，经过一年多时间，已经初具规模，校内一切工作都走上正轨。在子长中学工作期间，他和子长中学一位女生吕效林相爱并于1946年9月离开子长中学前夕正式结为夫妇。
延安岁月（下）
1946年8月，边区政府又调刘端棻到延安大学任教育处长。延安大学是1941年9月由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和毛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合并成立起来的一所综合性大学，以后又把自然科学院、鲁迅艺术文学院、民族学院、新文字干部学校并入延大，最后，再将行政学院并入延大，使延安大学成了当时边区唯一的一所高等学府。第一任校长吴玉章，第二任校长周扬，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周扬率领鲁迅艺术文学院和自然科学院师生离开延安，奔赴华北和东北，边区政府任命江隆基为延大副校长，主持工作。1946年9月，江隆基调离延大到陕西省教育厅任副厅长，边区政府又任命著名教育家李敷仁为延大校长。这时延大教育处有两位处长，一个是林迪生，一个是刘端棻，不分正副，但有分工，林管教务，刘管人事，配合得很好。
刘端棻到延大不久，国民党军队就发动了对边区的大规模进攻，延安和整个边区开始进行紧张的备战工作，延安大学也开始进行战时教育，李敷仁校长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做了《实施战时教育》的动员报告，全体师生按军事编制，编为一个自卫军营，每天进行投弹、站岗放哨、夜间行军等军事训练，课程中也增加了地雷制造、战地救护等内容。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集中了34个旅约20万人，进攻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党中央决定撤离延安，延安大学奉命于3月14日撤离延安。刘端棻则率领卢白、康和厚、吴克等同志于3月初先行离开延安到子长县，计划安排延大迁移到子长的问题。3月16日，延大师生经过三天的急行军到达子长县的安定旧城住下来，在这里检查总结了三天的行军纪律。3月26日，根据边区政府林伯渠主席指示向晋北方向转移。3月30日又接边府命令，要延大折向陇东方向行军。就这样，延大作为后方机关，从撤离延安开始，一直根据边区战局的发展，辗转于延属、陇东、三边、绥米各县，一有空隙就组织学生上课，坚持在战争环境中把延大继续办下去。1947年8月，延大奉命东渡黄河转移到晋绥边区的临县吴家湾，才比较安静地住了约5个月。后来由于临县粮食供应发生困难，延大又转移到隰县川口镇直到1948年7月才回到延安。在延大辗转于陕、甘、晋三省过程中，刘端菜一直与李敷仁校长一起领导延大师生在动荡不安、节节转移的环境下学习，胜利地完成了各种学习任务、支前任务、生产任务和群众工作任务。到了晋西北后，又领导全校师生进行了三查整风，并参加了土改和运粮救灾工作。由于刘端棻的作风民主、处事果断、勇挑重担，所以深得李敷仁校长的信赖和倚重，学校的许多重要任务，李敷仁都委派他去完成。
1947年6月中旬，由于陇东方面敌人大军压境，找我主力决战，局势恶化，学校从华池县的荔原堡抢在敌人前头越过洛河，转移到志丹县属的桃梨洼。这时由李之钦副校长率领的随军工作团和由高中部主任蔡子伟率领的工作团还留在陇东。李敷仁校长对这两个工作团70多名学工人员的安全问题极为关心，决定派刘端棻处长去陇东接这两个工作团回校。这个任务在当时是有相当大的危险性的，但陇东两个工作团、70多名学工人员的安全，关系重大，必须及时召回学校。刘端棻不畏艰险，勇敢地接受了这一任务。他到陇东找到谢怀德专员，因情况紧急，谢指示他就近到蔡子伟领导的工作团，与蔡团立刻返校。李之钦领导的工作团，由专署打电话给县委，由县委通知该团返校。蔡子伟领导的工作团于8月2日赶到绥德时，延大校部师生还没有到达绥德。刘端棻与蔡团同行到子长时，顺便到子长县玉家湾吕效林的家乡把吕效林和孩子接到山西临县堡子峪延大家属队。李之钦副校长率领的工作团，接到县委通知要他们返校时，立即由曲子经环县、定边、吴起、子洲、绥德、米脂，于10月17日也安全地回到学校。这就保证了延大师生撤离延安后，在陕甘宁边区内打圈子节节转移中，除抢渡洛河后在宁塞川一个村子住宿时，教育班一位学员宋子良逃跑外，没有损失任何一位教职工和学生。
1947年8月22日，延大师生奉命东渡黄河到达临县吴家湾，刘端棻也于8月23日从堡子峪家属队赶回吴家湾校部。在这里，他和李敷仁校长一同领导全体师生进行了三查整风运动。这时康生住在离吴家湾很近的郝家村，进行土改试点工作。他在晋绥推行了一条极左路线，对地主采取肉体摧残，对地主兼营的工商业没有加以区别对待，也采取没收消灭政策，特别提出“贫雇农打天下”的错误口号，没有注意团结中农和农村中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延大师生曾多次参加地方上批斗地主的大会，这种“左”的做法和宣传，对延大三查整风产生了消极影响。三查整风一开始，就发生了一些过“左”行为：一是开批斗会时发生了捆绑批斗对象行为；二是曾发生了没收个别地主出身的学生随身携带的银元、首饰、衣物等；三是在学生中也成立了贫雇农小组。由于李敷仁和刘端棻一直坚持实事求是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正确态度，并且坚决采取措施纠正了学生中的错误做法，才使延大的三查整风得以健康顺利进行。刘端棻负责人事工作，对人的处理，他一直十分慎重。三查整风中，总务处有一位年轻干部，因看管延大在安塞县一户地主家的东西，与地主家的儿媳通奸，致使许多东西丢失（实际上被地主家拿去了）。学校作为典型，召开全校大会进行批判，认为这位干部犯了严重丧失阶级立场的错误。这位同志做了较好的检查，表示以后一定要站稳立场，做好工作。在进行处理时，许多同志主张开除党籍，刘端棻则认为本人已经认识了错误，也做了较好的检查，就应该把他留在党内，给以悔过自新、改正错误的机会。学校党组织采纳了他的意见，给这位同志以留党察看处分。后来这位同志进步很大，成了一名很好的干部。
由于国民党军队侵占边区后，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陕北群众生活十分困难，发生了严重的饥荒，为了救济灾民，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出了紧急号召：节约救灾！李敷仁校长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做了紧急动员，号召师生每人每天节约粮食二两，以救济边区灾民。为了支援陕甘宁边区的自卫解放战争和救济边区灾民，晋冀鲁豫和晋绥捐赠了10万石粮食。要把这10万石粮食，从汾河西岸运到黄河东岸，以便再转运到陕北灾民手中，是一项十分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西北局和边区政府把这一任务交给延大去完成。延大于1947年12月接到这个任务后，立即决定由李之钦副校长和刘端棻处长率领200余名学工人员，于12月13日从吴家湾出发到晋南洪赵、隰、宁一带做运粮救灾工作。从汾河西岸到黄河东岸，500多里山路，10万石粮食，全靠动员民工，人背肩挑，小毛驴驮，一站转一站，最后才能运到灾民手中。在500多里长的山路中，要建立许多粮站，每个粮站还要建立严格的过秤、计数的会计制度，要动员组织民工运粮，还要动员民妇缝制粮袋，这要投入大批人力才能完成。由于任务紧迫而又艰巨，延大后来又调去近200名学工人员参加运粮救灾工作，使参加运粮救灾工作的学工人员达400余人，超过了在校人数。刘端棻担任运粮救灾工作队副大队长，在运粮中，他的任务是在500多里路的运粮线上，巡回检查指导，随时处理解决各运粮站出现的问题。因此，他居无定处，日夜骑着马在各粮站之间奔波。由于延大师生在参加运粮救灾过程中，不怕苦，不怕累，团结友爱，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曾受到晋绥分局负责同志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表扬。
1948年3月1日，西北解放军取得了宜川瓦子街战役的重大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西北战场上的形势。从此，西北人民解放军开始转入外线进攻，黄龙广大地区成了新解放区，并与关中分区连成一片。在这种新形势下，西安和关中地区的青年学生，纷纷冲破敌人的封锁线，进入边区。为了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吸收和培养从蒋管区来边区的革命青年，迎接大西北的解放，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在洛川成立延大分校。4月9日，李敷仁校长即由隰县川口校部（1948年1月延大由临县吴家湾迁于此）起程到黄龙新区了解如何争取团结新区知识分子和创办延大分校问题。1948年5月初，运粮任务基本结束，刘端棻回到川口校部，又马不停蹄地奉命带领18名学工人员，过黄河经延安，奔赴洛川，帮助李敷仁校长创办延大分校。延大洛川分校经过短期筹备，于1948年6月11日正式开学上课。边区政府任命马济川为分校主任，刘端棻为分校教育长。李敷仁校长在分校筹办起来后，于7月中旬即返回延安总校（总校于7月上旬已由山西隰县川口镇迁回延安）。马济川是个非党老教育家，刘端棻是教育长兼党支部书记，分校的工作，实际都落在他的肩上。分校在洛川开学后，由于敌人的狂轰滥炸，不久即迁到宜川。分校的学生，开始是从新区合阳等地来的中学生，接着又从蒋管区西安来了一批大学生，在洛川时只有百余人，到宜川时已增加到200余人。这批学生，虽然都有很高的革命热情，但对党的政策和边区还不够了解，思想上还存在不少疑虑。针对这种情况，分校在争取、团结和教育这批知识分子时，采取了以下两种做法：一是配合课程学习，进行参观访问。1948年7月5日至15日，分校全体师生在刘端棻领导下到西北人民解放军“东寨”部队参观学习了11天，让学生亲眼看看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怎样一支军队，亲耳听听战斗英雄讲述如何打胡宗南军队的战斗故事，听听普通战士如何回答“为谁而战”的问题。使他们初步认识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确是一支全心全意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而英勇战斗的队伍，认识到解放军之所以能够打胜仗，不是武器比国民党优良，而是广大指战员都有一颗为广大群众翻身解放而英勇战斗的心。过去在课堂学习中没有解决的问题，在参观访问中一下子解决了。二是他和李敷仁校长一起在分校坚持民主办学，在教学中发扬民主精神，提倡质疑问难、民主辩论的学风，帮助学生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进行自我教育，受到同学们的热烈拥护，从而造成生动活泼的学习局面。那时校园内外，各种墙报、板报琳琅满目，讨论会争辩得更加热烈。当时，大家都唱《边区的太阳红又红》这首歌，但有一位同学却提出“照射地球的只有一个太阳，边区的太阳是红的，难道国民党地区的太阳是黑的吗？”这位同学在自己一个人办的墙报《易俗》上，连续刊出长篇文章，表述自己的观点和认识。当时并没有因他的观点有错误而加以批判围斗和阻止，而是通过讨论和辩论，最后达成统一的认识。实践证明，在教学中坚持这种民主精神，青年知识分子学员的思想普遍发生了显著变化。
1948年10月21日，李敷仁校长在延安总校全体教职工大会上宣布了西北局、边区政府关于扩大和加强延大领导的决定。决定要求把延大办得更好，要完成一定的教学计划，并设立政法、经建、教育、文艺四个系，同时调边区政府教育厅中教科科长高云屏为校部秘书长兼党总支书记（原副校长兼党总支书记李之钦于8月已调离学校），调分校教育长刘端棻回总校任教育处长。1949年初，西安地区的大批教育工作者和青年学生涌进延安，到1949年三四月，延大学生猛增到近千名。西北局为加强党对延大的领导，在延大成立了党组，任命李敷仁为党组书记，刘端棻为副书记。此时他成了李敷仁校长的得力助手。他还担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课的讲授任务。这一阶段，他在实践中逐步认识到，解决知识分子的认识问题、人生观和世界观问题，只讲政策，仅靠参观访问，还解决不了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只有用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唯物史观、社会发展史——去武装青年人的头脑，才能解决深层次的一些疑难问题。因此从1949的春天起，延大总校各系、班都开设了历史唯物主义课社会发展史。对于这一点，他在《回首延安——边区教育生活十二年》一书中回忆道：“这个问题，在后来学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时，我就更明确了。我注意到，刘少奇同志在全会讲话中有这样的内容，指出：许多训练班的教育内容，多着重于政策，对于唯物史观的教育忽视了，对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宣传不够，这是一个重要缺点。他还说，训练班的课程，要着重讲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唯物史观、劳动创造世界，剩余价值、阶级斗争）及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然后才是讲各种政策，才是具体问题。他要求对青年知识分子讲解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教育青年懂得社会发展是有规律的。如果只讲政策，也很难真正懂得政策。”
1949年4月，西北局召开常委会，专门研究延大如何为解放大西北培养干部的问题，李敷仁校长、高云屏秘书长和刘端棻处长列席了会议。会议决定延大要准备迁入西安，改名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大量吸收青年知识分子，加以短期训练，分配到西北各省去开展工作。西安解放后，学校立即决定派刘端棻率领十余名工作人员先赴西安，为延大迁校做准备工作。
主持民大
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同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发出《关于加强训练大批新区知识分子的决定》。决定将西北人民艺术学校、西北财经学校、延安大学合并为西北人民革命大学，由马明方兼校长，李敷仁任副校长，迁入西安。刘端棻领导迁校先遣队从延安步行到西安已是6月10日。到西安后，他们被安排在后宰门原国民党省政府办的陕西省师范专科学校内。在西北局和西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及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很快找到了校址，即以西安西关南火巷西边原裕秦纱厂旧址，作为西北人民革命大学校址。有了校址，立即登报招生。西北人民革命大学的规模比延安大学更大，仅设在西安的一、二、三、五部第一期招收学生即达4054人（四部为原西北财经学校改名而成，设在山西解县）。1949年7月28日，西北局任命刘端棻为校教育处长兼文工室主任，不久又升任教育长。1950年4月，一、二、三部第一期学员毕业，二部主任林迪生调离学校任西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副部长后，刘端棻又兼任二部主任，这时西北局免去了马明方兼校长职务，任命原副校长李敷仁为校长。1951年2月，西北军政委员会又任命刘端棻为副校长。除了行政职务外，刘端棻还一直兼任校党委副书记，1952年9月，党委书记高云屏调离学校，他又兼任党委书记。同时一直兼任校团委书记。由于李敷仁校长于1951年初即参加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任西北分团团长到朝鲜前线慰问志愿军。回国后，又被选为西北抗美援朝总分会副主席。1951年12月召开的西北区中苏友好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李敷仁又被选为常务副会长（会长为习仲勋），1953年又任中苏友协总会赴苏参观团团长，到苏联参观访问。所以从1951年起，李敷仁校长一直忙于外事活动，校内工作实际由刘端棻全面负责。
西北人民革命大学从1949年6月25日正式成立，到1953年6月改组为西北政法干部学校，前后四年时间，共培训干部12890人（兰州分校与山西四部不计在内）。学员经过短期培训，思想普遍发生了显著变化，觉悟有了显著提高，基本上树立了为人民服务的革命人生观。在短期内，培训出如此多的合格干部，除了上级党政领导的重视和及时指导这个基本条件外，最主要的是学校在贯彻学习理论、改造思想的方针过程中，比较好地解决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如何解决教学过程中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问题，是教学中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长期以来，在教学中，总有一部分同志过分强调理论本身的学习，而另一部分同志又过分强调解决实际问题，有时各执一方，争论很激烈，问题得不到解决。
刘端棻是主管教学的，早在1950年底，他在《一年来教学工作总结》中，就提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基本答案。“但一年来我们联系实际的理论教育还是做得不够的，其基本原因是存在着狭隘观点去了解联系实际问题。关于联系实际的问题，至少要联系这三个问题：第一，联系理论本身实际。这就是说，理论本身是革命实践的综合，因此，在说明理论时，一定要具体说明，要用产生理论的革命实际说明，不能用原则说明原则。即就讲授者来说，如果不能体验与领会到理论产生的实际，则讲授者自己对实际也是不懂的，自然就不可能有足够的说服力去说明理论。第二，联系当前革命的实际。就是说，理论学习的目的在于认识当前革命实际，也只有联系当前革命实际，才能使学生容易了解理论，并达到改造思想的目的。第三，联系学生自己的实际。这就是说，要联系学生思想及其历史实际，也只有从学生自己的实际出发去取材与举例，讲授问题，才能达到‘深入浅出’的目的。”
1951年3月初，刘端棻在全校第二次教学研究会议的总结报告中，特别是《西北民大成立以来的教学工作总结》中，对如何联系这三方面的实际问题，做了更加具体的阐述。为了克服一些同志过分地强调理论本身的学习和另一部分同志过分地强调解决实际问题这两种倾向，学校经过反复实践和总结，采取了以下有效措施：一是对教学干部和学员进行关于学习理论目的的教育。不论青年知识分子还是轮训人员，初到校时，都对学习理论改造思想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如有的说：“看看理论怎样改造我的思想观点。”转业轮训的老干部则认为“过去理论不多，也一样能工作”。因此，每期开学后，首先端正教学干部与学员对理论学习的态度，使他们懂得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用革命理论指导工作实践，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关键。二是在课堂教学中，必须坚持首先讲清理论原理，不要急于联系或胡乱联系各种实际问题。应引导学员首先弄清理论本身实际。只有掌握了“理论武器”，才能应用这个“武器”。三是在坚持学习理论的基础上引导学员进行思想的政治的历史的自我检查。由于新入学的留用人员和青年知识分子的政治面貌和历史情况不大清楚，在学习理论的基础上，采取开展“忠诚老实”运动与学习总结的办法，引导学员自觉地向组织说清自己的历史，放下包袱，轻松愉快地走上工作岗位。这是理论联系实际教学方针的重要一环，是学员把自己的心献给伟大事业的开端，在改造学员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四是鉴于在课堂教学中理论联系实际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还要进行其他教学活动加以补充。例如，在教学过程中抓好时事学习，把时事教育与理论教育结合起来，反过来用对当前时事政治的认识，进一步巩固所学理论观点；配合教学内容有计划地组织学员到工厂和农村中去参观实习；请党政负责同志、英雄模范人物到校做各种专题报告；重视健康的文化娱乐活动和办好校刊《民大生活》对教学的促进作用；等等。
在进行思想改造中，刘端棻领导制定了许多区别对待的政策：（一）要正确处理理论的科学性与阶级性关系，具体事物具体分析，避免简单地用阶级立场、阶级观点去否定一切或肯定一切。（二）要注意划清各种思想界限，主要划清“三大敌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与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界限；“三大敌人”思想与小资产阶级思想有对立的一面，但对小资产阶级思想是有严重影响的。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时，必须注意这种区分与联系。（三）要严格区分思想认识问题与政治问题的界限，不能乱戴思想帽子和政治帽子，主观地做思想结论和政治结论。例如，对雇佣观点、追求个人生活，不能笼统地说成是反动剥削阶级思想；对单纯技术观点，也不能说成是小资产阶级思想；不能把转业干部“顾虑家庭生活”说成是单纯家庭观念；更不能把一般思想认识问题说成是政治问题。对于思想认识问题，只能采取和风细雨、说服教育的方法，不能采取行政命令的方法。（四）学员特点不同，教育目的和要求也应有所侧重和区别。如对留用人员首先要求他们划清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进一步明确个人前途与国家前途的正确关系，使他们真正懂得个人前途只有在革命中才能真正解决，有进步即有前途。由于他们的历史一般比较复杂，因而不能单纯用批评的办法去解决他们的政治历史问题。而应采取正面教育与启发、引导的办法，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对集训班（主要是反动分子和有各种严重问题的人）的教育，本着“指出前途”“给出路”的精神，引导他们进行思想改造。对经建班老干部，则针对他们文化水平低，对国家工业化远景认识不足，怕搞经济建设易犯错误的思想顾虑，着重明确指出，人民革命事业，绝不是学习好再去做，而主要是在做中学，只要有决心，没有学不懂的事，以打消其怕文化低搞经济建设易犯错误的顾虑。
由于在学习理论、改造思想过程中，根据各种不同情况，采取了一系列区别对待的办法，就使学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历次重大的政治运动中，处理许多重大案件时，比较准确，没有犯“左”或右的错误。民大四年报名入学学员12890名，在学习过程中，遣散、清洗、法办的仅129名（占学生总数1％），大都是在旧社会罪大恶极，入校后继续坚持反动立场，抗拒改造的分子，有的是严重贪污盗窃分子。正因为这样，学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那几年真正形成了毛泽东后来在1957年讲的“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刘端棻在西北民大总结实行的理论联系实际、改造学员思想的经验，在当时条件下，对争取团结广大城乡青年知识分子和国民党党政、军政机关留用人员是有普遍指导意义的。1953年3月，西北局宣传部把这些经验通报各省，供各级党、干校参考。
在西北民大工作期间，刘端棻带头继承和发扬延安大学实事求是、艰苦奋斗的光荣革命传统，逐步形成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忠诚老实，实事求是，团结互助，艰苦朴素”的新校风，这种新校风，是对延安大学革命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并且得到西北局的肯定和表扬。1951年12月7日，习仲勋在西北区、陕西省、西安市三级党员干部大会上的报告中说：“我们的学校应该大大发展，但今天国家财力不可能大量修建和增加设备，必须因陋就简，发扬艰苦朴素的作风。西北人民革命大学是在设备很简陋和很少经费的情况下进行教育工作的，他们没有礼堂，上课在露天，吃饭也没有饭堂，但学校领导组织学生自己动手，解决困难，两年来训练了1万多人，取得了改造知识分子的丰富经验。西北人民革命大学的办法是目前绝大多数学校必须大大提倡的办法。”《群众日报》和《人民日报》都把民大用革命精神办学作为典型加以报道推广，中央电影院还派人到校拍摄民大因陋就简、艰苦朴素办学的纪录影片。
1953年3月28日，西北局做出《关于改变西北人民革命大学的性质和加强西北局党校的决定》，指出“西北民大成立三年以来，先后轮训万余人，已基本上完成了它的教育改造旧知识分子与轮训旧职人员的历史任务”，“由于西北政法干部量少质弱，需要专门学校加以训练提高，故将西北民大改为西北政法干部学校”，“决定抽调130余名干部去西北局党校，同时调西北民大副校长刘端棻为西北局党校第三副校长，以加强党校”。刘端棻预先知道这个消息后，于3月25日即召开校党委第16次常委会议，讨论学校性质改变后，党的任务应保证学校教学任务不受损失并圆满完成，并决定立即分别在各部党员中做学校改变性质的思想动员，然后才在校行政会和全体工作人员中传达动员。直到6月份，一部的民族班、政治研究班、政治教员训练班和四部监察班学员分别举行毕业典礼，分配了工作。学校只留下四部的监察班70多名学员没有毕业，还有政治研究班没有分配完的一部分学员，都交给西北政法干部学校继续培训。各项工作都圆满地结束后，他才离开了学校，走上新的工作岗位。
改造西大
1953年7月，刘端棻到西安后，准备到西北局党校任职，但这时西北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杨明轩认为西北大学的领导急需加强，建议西北局改派刘端棻去西北大学任副校长兼党委书记，西北局接受了文委的建议。西北大学是西北地区创建最早的一所高等学府，“七七”事变后，由平津地区迁来西安的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等院校组成西安临时大学，1938年迁往陕西城固，称为西北联合大学，和当时位于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齐名。1939年8月正式改名为西北大学。著名物理学家居里夫人的高足岳劼恒，著名地质学家张伯声，体育界老前辈王耀东，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傅庚生等都在西大执教。1949年5月西安解放后，党和政府接管了这所学校，并派著名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杨钟健任校长，杨任职不久，又离开西大。1950年7月又派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史学家侯外庐任校长，以期把这所学校改造为社会主义的新型大学。但是直到1953年，学校党的力量仍然比较薄弱，还没有建立党委，特别是1952年国庆节，西大学生上街游行，在游行队伍前把毛泽东主席像与侯外庐校长像并列打着，引起了西北局的注意，促进西北局改变主意，同意改派刘端棻到西大任职。刘端棻到校不久，侯外庐即调往北京中科院历史研究所任职，但他的校长职务直到1958年7月才被免去。1959年4月，任命原副校长刘端棻为校长，这个职务一直到1967年1月“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夺权他被关进“牛棚”为止。
刘端棻到西大后，学校行政负责党员除他外，还有两位副教务长和一位政治辅导处主任，1954年冬调朱婴同志到校任党委第二书记，处、系以上负责党员才增加到5人。全校科级干部18人，其中党员7人，讲师以上教师中到1956年仅有党员5人。面对这样一所历史悠久而党的力量又相对比较薄弱的综合性正规大学，一开始他就“注意到了掌握政策，团结干部，钻研业务，并依靠党组织力量去做好工作这些问题的重要性”。
刘端棻首先抓了党委一班人的团结与建设问题。由于少数负责党员之间存在着不团结的问题，1953年冬通过对徐懋庸所犯错误问题的讨论，基本上解决了这种不团结现象。后来又经过西北局宣传部与西安市委所召开的学校政治工作会议，以及对中共中央七届四中全会文件等的学习与检查工作，使团结工作更加巩固起来。他非常重视正确处理校长负责制与集体领导原则的关系。校长对学校行政工作有最后决定的职责，但不等于个人决定问题。因此，他坚持学校重大工作都由校行政会议与校务会议讨论并通过，然后以会议的名义公布实施；学校一些重要政治性的问题，以及重要人事问题，都要经校党委的集体讨论或征求主要负责党员的意见，这样才能避免个人独断专行，更好地发扬民主。同时还建立了一系列工作制度，比如建立了每年一次的五月教学会议，发动教师对教学工作进行讨论和批评；每年一次的十一月科学讨论会，发动教师对科学研究开展讨论，使多年来教学与科研相互矛盾的情况得到改善；还建立了每年一次的全校党员大会，发扬了党内民主。这些制度的建立与贯彻实施，不仅极大地调动了党内外广大教职工的积极性，而且使领导上避免了许多忙乱现象，使党委和校委会一班人在广大教职工的积极支持的基础上更加团结起来。他不仅重视解决党内领导班子的团结问题，同时也很重视团结非党的老教师，发挥老教师的作用问题。他到西大后，西北局宣传部部长赵伯平找他谈话，指出西北大学与西北人民革命大学不同，西北大学的老教师中许多人都参加民主党派，要注意团结他们，做好统战工作，发挥他们的作用。刘端棻到西大后，逐户走访每一位老教师家庭，和他们谈心，征求意见，研讨问题，和他们建立了比较深厚的感情和友谊。这使他在西大工作期间，各项工作得以顺利开展，有了比较深厚的群众基础。但是后来由于“左”倾思潮在全党日益占据统治地位，刘端棻的这种做法，却成了他“思想右倾”的一条罪名，“文化大革命”中即升格为“右倾机会主义”“包庇反动学术权威”加以批判。
其次，在做好对老教师的团结工作的同时，刘端棻又注意对新生力量的培养，在教师和学生中培养和吸收积极分子入团入党，不断壮大党团力量。同时建立了马列主义教研室，大胆地把曾受到错误批判处理的张宣同志调到西大任哲学教研室主任，加强对学生进行马列主义政治课的教育，逐步把西大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新型大学。在重视人文学科建设的同时，也重视理工学科的建设，比如新成立了热化学教研室，并选派一批青年教师到苏联去学习进修。物理系光学分析的研究，地质系黄土高原石油地质的研究，在20世纪60年代初，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要进行科学研究，没有图书资料不行，为此，刘端棻到西大后，十分重视图书资料工作的建设，并选派得力干部以加强对图书资料工作的领导，图书馆的藏书也随即猛增，为广大师生进行教学和科研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第三，到西大后，刘端棻非常重视个人的学习与提高问题，不仅爱学习各个专业的一般性科学知识，而且要学习个人的专业知识，并且努力把这两方面的学习结合起来。他认为：“不具备一定的一般各项科学知识，不容易领会专业的方针与教学计划，也就不容易进一步更具体掌握总的教育方针政策，并具体指导工作。要是长期不具备个人的专门科学知识业务，只搞行政管理，将来也不好领导学校。”为了掌握一般科学知识，他曾阅读高中升学指导，熟悉各专业的培养目标与各学科的基本知识。他还购买了一些自然科学的通俗读物来读，并选择理科最基础的理论科学教科书的序言读，使他进一步领会了诸如普通物理、化学等学科的一般基本概念，这对他研究指导各专业教学计划是大有帮助的。此外，为了活跃学校的学术思想批判，在丰富一般科学知识的基础上，他还十分注意当前国内外的学术动态，对各种类型的杂志刊物，如《学习译丛》《学习》以及各种《通报》中的争论问题，他都重点加以阅读。这种广泛的涉猎和学习，开拓了他的知识面，也使他对学校各专业的领导更加具体化。
为了充实提高自己的专门知识，刘端棻决定研究哲学。1955年，他通读了《世界近代史》，以后又潜心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的哲学著作。1957年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后，他在认真学习的基础上，为全省政治教师学习委员会做了《论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报告，中共陕西省委文教部曾把他的报告收编在《学校社会主义教育思想参考文件选集》一书中。1958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又收入《“社会主义讲座”丛书》，予以出版。由于他对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因此，1957年整风“反右”斗争，他所在的西大，伤害知识分子的面，要比其他高校小得多。即使有的学生被划为右派分子，也是那时的大气候造成的，刘端棻也无能为力。1957年历史系三年级学生霍力攻就是在这种大气候下被划为右派分子的。1955年寒假，霍力攻回到渭南农村老家听到了农民“一夜睡到社会主义”的议论，引起了他的思考，回校后即找刘端棻陈述自己的想法，认为合作化本身并不是社会主义，而是由前资本主义的个体生产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中间环节，是促进生产力逐步由个体小生产到社会化大生产发展或转变的手段、途径、方式和方法。绝不能降低标准，今天是初级社，明天就是高级社，一个晚上“睡”到社会主义，这是靠不住的。霍力攻谈了自己想法后，刘端棻没有表示不同意见，只是表示受启发，并希望霍常来交换思想。此后，霍力攻就成了刘端棻办公室和家中的常客。1956年党的八大召开前夕，霍力攻把自己思考的结果写成论文，交刘端棻审阅，并说，要趁八大召开之际，把文稿送到中央祈望引起重视。刘端棻劝他说：“学术理论问题要深入地研究和探讨，不能动不动就提到中央去裁决。”霍力攻不听劝告，执意把文稿送到中央办公厅，被转到《学习》杂志，结果受到审稿者的批评和嘲讽。1957年“大鸣大放”中，霍力攻又登上“自由论坛”，大讲两种商品观，并且质问“共产党有无建设社会主义的诚意”。刘端棻主动找霍力攻谈话说：“你是全校有名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学生，你怎么给我研究到这个问题上去了呢？你伤了党的感情了。”霍力攻分辩说：“哪有牛犊不顶娘？你看我内容讲的是什么？问题的实质在哪里？……”刘端棻又谆谆告诫他：“你这样认识自己的问题不行，你要好好地、深刻地从思想深处彻底认识这个问题。”结果“反右”斗争开始后，霍力攻被批判斗争，划为“极右分子”。“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霍力攻对两报一刊发表的权威文章《无产阶级专政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公然进行批判，结果又被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判处有期徒刑20年。霍力攻的冤案于1979年5月获得平反和改正，这时刘端棻已经复出工作，担任陕西省委党校副校长兼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在刘端棻的举荐下，霍力攻到省社会科学院从事理论研究工作。刘端棻于1980年担任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霍力攻又在刘的直接领导下工作。1992年12月刘端棻逝世后，霍力攻在撰写的题为《老师的风采》的纪念文章中，深情地说：“历史发展过程是曲折复杂的，历史发展规律又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作为党的教育家，您循循善诱地教育自己的学生要审时度势，按照党的政策善处各种复杂的具体情况；作为党的理论家，您高瞻远瞩地指导自己的学生，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深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必定胜利，把历史的曲折性与必然性辩证地结合起来。您是真正认识和了解自己的学生的。我们永远怀念你！”
由于刘端棻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造诣较深，在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影响较大，1955年6月8日，陕西省政府决定成立陕西高等学校教师学习委员会，刘端棻被任命为副主任。1957年5月4日陕西省哲学学会成立时，他被选为会长，在他倡导下，哲学学会决定与其他学术界共同主办学术杂志——《人文杂志》（双月刊）。1959年8月，中国科学院陕西分院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党组成立时，他担任了党组副书记。1961年3月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改组成立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时，他又担任副院长。
1953年刘端棻到西北大学任职不久，在1954年3月西安市召开的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共西安市第一届委员会委员，在1956年5月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上继续当选为市委委员。1959年西北大学划归陕西省领导后，1960年10月刘端棻又被任命为新成立的省委、省人委文教办公室副主任。从这时起他把工作重点就转移到省委文教办。但是刘端棻仍然兼任着西北大学校长的职务，把西北大学作为他的“实验田”，校内的一些重大的问题，仍然要他回校主持解决。刘端棻在西大工作长达13年之久，是他一生中工作时间最长的一个单位，也是他把自己的心血和精力奉献最多的一个单位。这一时期西大培养出的各类专门人才，不仅具有较好的专业基础知识，而且有较高的社会主义觉悟，分配到各个部门工作后，普遍受到欢迎和好评。
出任省委宣传部长
1960年9月，中共陕西省委和省人委为了加强对全省文化教育工作的统一领导，决定成立省委、省人委文教办公室，由省委书记处书记赵守一兼任办公室主任，刘端棻任副主任。1960年11月和1963年11月刘端棻连续被选为第三届和第四届省委委员，1963年6月又被任命为省委宣传部部长，直到1967年1月省委被“造反派”非法夺权。在省委长达六年多的任职过程中，他做了大量工作，但在当时“左”的思想愈演愈烈的情况下，也执行了上级一些“左”的做法。
第一，保存高校一批专业骨干。1962年在贯彻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全国高等院校进行专业调整和精简时，他坚持从陕西高校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的指示，敢于实事求是地采取“专业下马，人员保留”的灵活方式，为本省高等学校保存了一批专业骨干。
第二，切实做好农村宣传文教工作，加强农村社会主义思想阵地。1963年6月他到省委宣传部后，为了切实做好宣传文教工作，进一步加强农村社会主义思想阵地，巩固农村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根据省委指示抽调省委宣传、文教、卫生和科协等部门干部，组成三个调查组，于7月至9月间，分赴陕北的延川、关中的临潼、蒲城和陕南的西乡、佛坪、镇巴等县，结合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农村的阶级斗争和基层宣传文教工作进行了系统、深入的调查研究。同时，还协助一些社、队建立和健全了宣传、文教组织，加强了基层宣传、文教工作的领导。调查组回来后，省委宣传部立即召开了各地委及有关县委宣传部长参加的座谈会，在调查研究工作的基础上，全面地研究了当前农村的阶级斗争问题和宣传、文教、理论、卫生、科学普及等各项工作进展的情况和问题；研究了今后如何进一步学好毛泽东著作，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加强思想战线上的战斗力问题；以及做好农村宣传、文教事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工作的问题和各级党组织如何加强对思想战线的领导问题。会议提出当前农村的宣传、文教工作的首要任务。
刘端棻全力以赴地投入了这次的调查研究工作，通过这次调查研究，他不仅初步掌握了农村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等方面大量第一手资料，总结出了在农村进行宣传、文教工作的一些初步经验，而且进一步明确了今后宣传、文教工作的首要任务以及完成首要任务的具体措施和办法。
第三，积极组织领导全省人民学习毛泽东著作。刘端棻十分重视组织领导全省人民开展毛泽东著作的学习，他到宣传部不久，即派理论教育处的干部到汉中等地总结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经验，《陕西日报》配合学习的进展刊登学习《实践论》《矛盾论》的思考题。1964年3月20日，陕西省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和先进单位代表会议在省委宣传部的具体组织领导下在西安召开，省委书记处书记章泽、舒同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结束后，4月1日，由中共中央西北局主持的西北地区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和先进单位代表会议又在西安召开，刘端棻作为陕西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在会上就知识分子如何学习毛泽东著作做了专题发言。
1964年下半年，一个新的学习毛泽东哲学著作的热潮在全省广大干部中逐步形成。为了更好地指导和推动这一学习，省委宣传部连续召集省、市机关管理学习的同志开会，并邀请一些工农兵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参加，介绍和交流了学习经验。刘端棻在会上做了重要讲话，他说：“一年来我省广大干部和工农兵群众的学习都有了新的发展和进步，已经有了一些好的学习经验。越来越多的同志认识到：要革命就必须学习毛泽东思想，只有为革命而学，在斗争中学，才能真正把毛泽东思想学到手。”他特别强调：“必须更加深入广泛地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活动，努力学习毛泽东同志观察分析事物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用毛泽东思想武装我们的头脑，这是完成1965年各个战线上光荣艰巨任务的根本保证。”
第四，参加和领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刘端棻到宣传部工作后，省委即成立了加强思想战线对敌斗争小组，并任命他为组长。1964年2月，省委决定成立省委内部理论刊物编辑小组，负责管理有关公开发表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文章和向西北局内部理论刊物供给稿件的工作，刘端棻又被任命为该组副组长。1964年7月，省委对领导全省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机构又做了调整，决定成立省委农村、城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指挥部和思想战线指挥部。这三个指挥部分别指导农村、城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思想战线的工作。刘端棻被任命为思想战线指挥部办公室主任。社教运动初期，在经济和整顿干部作风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受到群众的欢迎。但是由于对阶级斗争形势估计过于严重，工作中出现了不少“左”的做法，特别是1964年9月省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印发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规定的修正草案的通知》（即第二个《后十条》）和西北局关于陕西民主革命不彻底的错误估计，以及西北局兰州扩大会议要求，在开展重点社教运动期间，“左”的错误越来越严重。1965年初，省委代理第一书记胡耀邦针对社教运动中打击面过大的做法，提出了正确对待干部的意见，但只执行了很短时间，就被西北局逼迫停止执行。1965年8月，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西北局兰州会议精神，检查省委的领导工作，批评了省委第一书记胡耀邦（胡耀邦于1964年11月任西北局第三书记，在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病重治疗休养期间代理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于1965年3月病逝后，5月间，中共中央决定胡耀邦由原任西北局第三书记，改任西北局第二书记，由原任中共陕西省委代理第一书记，改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和第二书记赵守一的所谓错误。刘端棻作为省委思想战线上主要负责人之一，一贯主张对人们思想认识上的问题，应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因此，当农村、城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左”的思想指导下，伤害了过多的干部时，思想战线和意识形态领域内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却没有采取“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方法，没有伤害干部。对胡耀邦提出正确对待干部的意见，他是同意的，但他为了维护西北局的领导，维护党的团结，违心地支持了西北局和陕西省委对胡耀邦和赵守一的批评。这一失误，造成了他晚年思想上极大的负疚感。
“文化大革命”中，刘端棻受尽了折磨，造反派批斗他100余次，一次造反派对他实行“假枪毙”，子弹从头皮打过去，头上缝了八针，臀部被戳一刀，腰腿打伤，手指打断，身体受到极大摧残，后来又被送到杨梧干校去养猪，但他都顽强地挺了过来。直到1972年2月，他才被解放出来，任陕西省“革委会”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党委副书记、书记。
重建党校
1972年2月刘端棻被“解放”出来，先后任省“革委会”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党委副书记、书记。1978年1月省委根据中央指示决定重新恢复中共陕西省委党校，党委书记和校长由省委书记李瑞山兼任，刘端棻任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主持日常工作。
恢复重建党校，遇到的首要问题是建校问题。“文革”前原西北局党校校舍年久失修，院内杂草丛生，道路不平，“文革”中又变成二十一军的家属院，建校任务十分繁重。从1978年到1980年，在刘端棻和校党委领导下，胜利地完成了二十一军家属的搬迁，楼房的翻修，道路的铺建，为全校教职员工的学习和生活创造了比较好的环境和条件。
其次，设法陆续从全省和全国各地调回了原在西北局党校工作的一部分同志，在原省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教学组的基础上，分别组建了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中共党史、党的建设等教研室。并于1979年6月间，在全国省级党校最早举办两年制理论培训班。还最早创办党校经济管理教研室，开出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管理课，并在刘端棻的亲自指导下，先后编写出《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管理学》教材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论经济管理选编》。前者成为党校系统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管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后者铅印40000册在全国党校系统内部发行后影响很好。
第三，组织专门班子对1957年以来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反右”斗争和“文革”中制造的冤假错案进行了平反纠正。其中不少同志反右斗争前是各教研室的教学骨干力量，他们的错案得到纠正后，重新回到各教研室，使教学力量得到加强，教师队伍得到壮大。不少同志当年含泪离开党校，历经坎坷，现在怀着激动的心情又回到党的怀抱，回到教学科研第一线工作岗位上来。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都是在刘端棻亲自关怀过问下进行的。
第四，刘端棻非常重视发挥党的理论宣传作用和理论上的拨乱反正工作。早在1979年三四月间，他就在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召开的理论界座谈会上提出拨乱反正的任务，同时在党校率先创办内部刊物《理论探索》，并且亲自选调编辑人员，亲自题写刊头，亲自拟定办刊宗旨：用马克思主义探索改革开放新理论，为提高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学质量而奋斗。后来《理论探索》改名《理论导刊》，并且由一个小小的校内刊物发展成在国内外公开发行，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的综合性理论刊物。
第五，重建党校，不仅要办好两年制的理论长训班，而且要办好短训班，实行快轮多训，对县以上的领导干部进行拨乱反正的教育，进行《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新党章草案的教育，清除“左”的错误影响，消除派性，增强团结，把全体教职员工的思想统一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来。这是一项量大面广又很急迫的培训任务，刘端棻亲自抓这项工作并做了极其艰苦细致的工作。
第六，刘端棻在党校任职期间，已经70岁高龄，虽然身体在“文革”中受到极大摧残，但他仍然壮志不减当年，夜以继日地工作，为《陕西日报》《陕西教育》等报刊撰写论文，宣传毛泽东思想，进行理论战线上的拨乱反正。1977年9月毛泽东逝世一周年时，刘端棻为省广播电台撰写了纪念文章《深切的怀念，巨大的鼓舞》。1978年9月毛泽东逝世两周年时，刘端棻又为《陕西日报》撰写了长篇纪念论文《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千秋万代》。1979年10月13日在省教育学会召开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座谈会上，刘端棻以《坚持实践标准，总结教育工作的经验》为题，做了长篇发言，就知识分子问题，科学知识问题，培养目标问题，教育规律问题，做了科学论证，批判了“四人帮”的极“左”谬论。这篇发言，后来刊登在《陕西教育》1979年第6期上。1980年3月，他又写了长篇论文《正确处理党内矛盾增强党的团结——重读刘少奇的〈论党内斗争〉》。文章系统地批判了林彪、“四人帮”强加给这篇著作的所谓“党内和平论”的罪名及一切诬妄之词，论证了刘少奇在党的建设上的伟大杰出贡献。这篇论文，先在《陕西日报》发表后，4月份又转载在《理论探索》上。
1979年11—12月，省委书记章泽率领陕西省党校代表前往北京中央党校参加粉碎“四人帮”后全国第一次党校工作座谈会，刘端棻作为陕西组副组长，在会上介绍了陕西在重建党校过程中所采取的各项措施和做法，受到了全国各省、市党校代表的好评，此后，全国许多省、市都派代表到陕西省委党校来参观学习。1992年12月11日刘端棻逝世后，党校召开缅怀刘端棻同志座谈会，与会同志高度评价刘端棻同志在恢复重建党校过程中的功绩。原副校长刘静说：“刘老是十年动乱后重建陕西省委党校的奠基人，党校在‘文革’中是重灾区，1978年决定恢复党校，从修建校舍，组建教研室，调教师，都是老刘一手抓的。给受迫害的同志平反，刘老亲自过问。刘老和同志们感情很真挚。党校同志见到刘老没有叫刘校长的，都叫大老刘。”原校长阮迪民说：“大老刘是恢复和重建党校有功之臣，我们大家不能忘记他这个功劳。就是他在党校工作的那几年，我们党校成了全国有名的党校，我那时一年要接待几十批各地来取经的。他们为什么来取经？就是因为我们的工作走在了全国党校的前边。我们学校的正规化教育是从1979年办理论班开始的。在干部教育工作上，我们党校带了头，这里面凝结着大老刘的心血。”
整顿社科院
1978年4月，中共陕西省委决定在省理论研究室基础上筹建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1978年12月，省委又决定把正在筹建的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改名为陕西省社会科学院，1979年3月成立了院党委，省委任命刘端棻、张竺生、王荣为党委副书记兼副院长，但此时刘端棻正在主持省委党校的恢复和重建工作，社会科学院的工作由另外两个副书记兼副院长负责。但社会科学院的领导班子存在涣散软弱和不团结问题，影响了科研工作的开展。为此，在省委党校的重建工作基本走上正轨以后，1980年6月，省委决定免去刘端棻省委党校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职务，改任省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
1980年7月中旬，刘端棻正式到社会科学院工作。科学院的工作如何抓？领导班子要整顿，科学研究工作要搞上去，基建后勤工作要加强，等等，究竟从哪一件抓起？刘端棻选择了首先抓学习。他一到科学院，就召开党委会，研究决定，从9月22日起到11月底在党员中首先进行《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的思想政治教育。目的在于通过学习，把全院党员思想统一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来，进一步提高党员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性，增强党性、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提高党的战斗力。这次学习，由于目的明确，方法步骤得当，领导干部严于律己，以身作则，带头学习文件，带头做检查，所以，取得了不少收获。1980年11月14日，刘端棻在全院党员会上做了学习总结报告，他在总结中归纳了三条收获：“第一，提高了贯彻执行党的路线的自觉性，增强了以科研为中心搞好本职工作的信心”，“党员负责干部表示要亲自搞科研，亲自抓科研，在实践中掌握科研规律，实行科学管理，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第二，“经过这次教育，党内民主生活活跃了，党的团结出现了新气象。在党的会议上，一般能敞开思想，认真讨论，互相尊重。领导同志开始注意主动接近群众，研究工作，交流思想，受到了好评”。“第三，加深了对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重要性的认识……认识到新时期有新要求，不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就不能保证社会科学研究的正确方向，我们研究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更应当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既要有高度的科学性，又要有坚强的党性。每一个党员不仅要在搞科研与业务上起党员的模范作用，还要在生活行动上起模范带头作用。经过这次教育，有的领导同志自动退出多占的房子，归还了公用自行车，有的同志自动补交了私人用车的费用。领导带了头，党员紧跟上，有的检查认识了自己的错误，有的纠正了损坏公共财物的问题。”
其次，整顿和加强领导班子。在1980年下半年以《准则》为标准对党员进行了思想政治教育，对院党委的领导班子也同时进行了小整风。1981年冬到1982年上半年又集中对领导班子进行了整顿。通过学习有关文件，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思想整顿，着重解决了党委和院领导班子不够团结，贯彻党的科研方针不力等问题。1982年春，对院领导班子做了组织调整。调整后的领导班子比较团结，党的生活正常，工作效率有所提高，平均年龄也下降了。接着又集中一段时间，对七个研究所、室的领导班子以增强团结、端正科研方向为主要内容也进行了整顿。
第三，贯彻落实科研方针，制定科研总体规划。在抓整顿领导班子的同时，又狠抓科研方针和科研总体规划的制定和落实，从1982年起，就发动全院科研人员自下而上地反复讨论了贯彻落实科研方针和地方科研单位的任务问题，大家一致认为，哲学社会科学同自然科学一样，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重点之一，“没有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要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是不可能的”。因此，这门科学必须有一个较大的发展。科研工作必须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贯彻理论联系实际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从我省的实际出发，面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经过周密细致的社会调查，努力探索我省现代化建设的规律，提出有价值的见解供省委和省人民政府决策时参考，并创造性地阐明和解答我省现代化建设的各种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为建设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做出应有的贡献。科研课题的选择和研究力量的组织，既要注意本省实际，又要注意和全国衔接；既要重视基础科学，更要大力发展应用科学，同时做好社会科学的普及工作；既要研究历史，更要面向当代。首先研究现实问题。
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制定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六五”规划，“七五”设想》。全院研究机构六所一室（经济研究所、哲学研究所、考古研究所、党史研究所、文艺理论研究所、历史研究所和人口研究室）本着上述精神，确定了1982至1990年的科研重点和主攻项目。由于有了明确的科研方针、科研重点和主攻方向，又由于全院各项工作特别是行政后勤部门的工作都有了要着眼于科研、有利于科研、服务于科研的明确思想，保证了科研工作的顺利开展。1983年1月至8月（不含考古所）全院写论文、调查报告共215篇，专著14本，其中在《红楼梦学刊》《文学评论》《财贸经济》《人文杂志》等刊物公开发表80篇，内部发表53篇，出版图书两本（《思想政治工作概论》《四八烈士》），在社会上和学术界引起较好的反响。近现代史研究所（1983年由原党史研究所改建）张俊南与中央党校张蔚萍合写的《思想政治工作概论》，1983年7月被全国出版工作者协会评为全国通俗理论读物二等奖，并被陕西省有些单位列为政工干部培训的专业课程。文学研究所（1983年由原文艺理论研究所改建）陈孝英写的《论王蒙小说和幽默风格》一文，在《文学评论》1983年第3期全文刊出，该刊“编后记”认为“此文以一个新的角度对王蒙小说作了较深入的研究，文章有理有据，分析细致，是一篇较有水平的作家评论。”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也全文复印了此文。此外，各所许多重点科研项目，有的已经积累了许多资料、写出了编写大纲，有的已经写出初稿，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还有一点，就是各所、室都比较重视调查研究工作。如人口研究室为编写《中国人口》丛书《陕西分册》第十一章“人口的婚姻与家庭”，除在省内有关单位收集资料，在全省城乡搞千分之一的家庭调查（约6200户）外，还积极参加了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的分析研究工作，写出《对西安市1983-2000年人口发展趋势的展望》的论文，对西安市20世纪内人口发展做了预测，对发展趋势做了分析，并对今后控制人口工作提出了建议。哲学所的一些同志，深入街道农村对青少年犯罪和基层干部思想作风问题做了一些调查研究。历史所在编《李自成年谱》一书的过程中，曾到陕北进行实地考察，收集到一些比较珍贵的史料。经济、文学、近现代史等研究所也都进行了调查研究，取得了不少成绩。
这些科研成果的获得，都凝聚着刘端棻的一份心血，没有他领导全院科研人员通过学习和反复讨论，制定出“六五”规划“七五”设想，没有他领导全院各项工作和全体工作人员树立着眼于科研、有利于科研、服务于科研的思想，保证科研工作的顺利开展，要取得这些成绩是不可能的。
刘端棻是一位非常严于律己的领导干部，在整顿领导班子过程中，他自己带头学文件，带头检查自己，并且带头写论文，发扬党的优良传统，总结教育经验。他在科学院工作三年多时间，撰写的见诸报刊的论文就有：《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陕西日报》1980年9月3日）、《陕甘宁边区教育工作回顾》（《陕西教育》1981年第1、2期）、《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周恩来选集〉上卷读后感》（陕西人民广播电台1981年元月14日播出）、《新时期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的锐利武器》（《人文杂志》1982年第6期）、《自我批评是好的教育方法》（《陕西支部生活》1982年第7期）、《整党整风，是胜利前进的保证》（《陕西支部生活》1983年第12期）、《延安整风与教育改革》（《人文杂志》1986年第5期）。1983年11月26日，毛泽东诞辰90周年，他又撰写了《发扬共产党人的创业精神》。特别是他撰写的《延安整风与教育改革》一文，成了他离休后领导编写《陕甘宁边区教育史》的重要参考文章。他以70多岁高龄，在繁忙的党政工作之余，仍然笔耕不辍，精神实在难能可贵。
第四，在陕西省委党校、省社会科学院任职期间，他还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协担任许多职务。1977年12月至1979年12月，任省政协第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兼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副主任，1979年12月至1983年4月，任省人大第五届常务委员会委员，1982年1月至1986年2月任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另外，在此期间，他还担任省教育学会名誉会长。这些职务，虽然不需要他天天都去坐班，但一些重要会议，他都很认真地去参加，力求做到自己应尽的一份职责。
壮心不已
1984年他已经75岁高龄，这年5月7日在省社科院党委新班子召开的院党委扩大会议上，他做了发言，他说：“省社会科学建院几年来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也有一些有一定影响的研究成果，但我们科研工作开展得不够，我们的研究成果也不理想。”接着他对自己抓科研工作不够有力，思想上还有“左”的影响，以及工作中的急躁情绪做了检查，最后表示：“至于我个人，剩下的时间不多了，要更加抓紧时间为党工作，要努力做到生命不息，奋斗不止，退而不休，死而后已。”从1984年到1992年他逝世的9年间，他确实做到了“生命不息，奋斗不止，退而不休，死而后已”。
他离休后就投入了《陕甘宁边区教育史》编写的筹备工作。在他的策动下，1985年5月，陕西、甘肃、宁夏三省区的教育界代表在西安召开了《陕甘宁边区教育史》编写工作座谈会，会议决定组成以陕西省副省长林季周为主任委员的《陕甘宁边区教育史》编审委员会，以刘端棻、刘宪曾等四人为副主任，并以刘端棻、刘宪曾为主编，具体负责组织人力编写《陕甘宁边区教育史》。为了给研究和撰写《陕甘宁边区教育史》提供一个较为系统的线索，一份翔实的基本史料，编写组首先编写了《陕甘宁边区教育大事记》。这本约20万字的大事记，于1990年出版后，1993年即被评为全国教育系统十年优秀成果二等奖。《陕甘宁边区教育史》于1994年出版后，1997年被评为陕西省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虽然他于1992年12月逝世，没有看到教育史的出版和获奖，但教育史每章每节的编写都凝聚着他的心血。
刘端棻非常敬重伟大的无产阶级教育家徐特立，1988年在他的倡导下，陕西省成立了徐特立教育思想研究会，他被选为会长。他鼓励大家学习徐特立，研究徐特立教育思想，深化教育改革，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而努力奋斗。在他的领导下，全省有些县、市也成立了徐特立教育思想研究会，会员发展到近千人。并且出了一批科研成果，办了一些以徐特立命名的中学、小学、补习学校，成为全省乃至全国有影响的一个学会。
在领导编写《陕甘宁边区教育史》过程中，他即着手撰写边区教育生活回忆录《回首延安——边区教育生活十二年》，1990年春终于完成了这本十余万字的著作，由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本书不仅是研究边区教育史的重要史料，而且对于今天如何进行教育改革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他离休后，还担任省顾问委员会委员，并继续担任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副主任，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副主任，陕西省教育学会名誉会长和省自然辩证法学会会长。1990年下半年，他因膀胱结石动手术住院，此后就一直卧床不起，1992年12月11日与世长辞。
（吕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