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1968）
从辛亥革命到国民革命
邓宝珊，原名邓瑜，1894年11月10日生，甘肃秦州邓家庄（今属甘肃天水市北道区）人。父亲邓尚贤，原是一名穷书生，后改习商。邓宝珊幼读私塾，父母先后去世后，在哥嫂的抚养下度过了幼年。由于家庭经济日现拮据，辍学到兰州一家水烟厂当学徒。1909年夏，湖北新军标统杨缵绪部调驻新疆伊犁，途经兰州招募新兵，邓报名应募入伍，旋被提升为司书。
邓宝珊经新军协统部书记官、同乡金伯韬介绍，与伊犁同盟会负责人冯特民相识，1910年7月参加同盟会。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各省纷纷响应。新疆也在11月28日发生了迪化（今乌鲁木齐）起义，因准备仓促旋遭失败。1912年1月7日，伊犁革命党人发动新军起义。邓宝珊在李辅黄率领下，参加了攻占清政府伊犁将军署和副都统署所在地惠远城的战斗。8日，成立新伊大都督府，宣布“五族共和”。邓宝珊属右翼攻击部队，战斗中指挥官不幸阵亡，邓即代理指挥，守住了阵地。此时，杨缵绪前来督战，邓建议包抄敌人左翼后路。杨首肯后，即令他率部迂回到敌人后方实行突袭，邓宝珊等从侧背直冲到敌人指挥车跟前，敌阵脚大乱，后方动摇，邓一举击溃敌军。此役结束，邓宝珊因作战英勇和献策奏功受到嘉奖，调升为参谋。后来，原清政府镇迪道兼提法使杨增新，在袁世凯支持下控制了新疆军政大权。杨千方百计分化和镇压伊犁革命力量，革命党人冯特民、李辅黄等惨遭杀害。邓宝珊亦被列入缉捕名单。他感到在伊犁已难以立足，遂潜赴宁远，设法从沙俄领事馆取得护照，经霍尔果斯取道西伯利亚，绕经东北、京津等地返回甘肃故里。
1914年邓宝珊前往陕西，与同盟会会员刘蔼如等人相聚于华山，组成“共学团”，结识了岳西峰、李岐山、续范亭、井勿幕、刘守中、胡景翼等人。他们以“讲学”为名，共同策划驱逐陕西将军陆建章、讨伐袁世凯的行动，时人称之为“华山聚义”。袁世凯称帝后，“华山聚义”的成员组织了护国队伍，一度进攻山西，遭到失败。1916年5月，陕南镇守使陈树藩宣布独立，取代陆建章就任陕西督军，邓宝珊在陈部胡景翼团任连长。6月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段祺瑞为总理，掌握军权，陈树藩投靠段祺瑞，陕西进步力量又发动“反段倒陈”运动。1917年孙中山发起护法运动后，陕西民党起而响应。1917年12月陕西靖国军建立，邓宝珊部隶属右翼军总司令部。
1921年10月，胡景翼部接受北京政府的改编，为陕西陆军暂编第一师，邓宝珊任该师岳维峻旅第二团团长。邓不赞成胡接受改编，在1922年三四月派人向孙中山反映陕西靖国军的状况。孙中山致函邓宝珊，批评胡的行动是“受奸人蒙蔽”，希望邓“坚持初志，百折不挠”，为在中国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制度而奋斗。同年4月直奉之战爆发，胡景翼奉命出潼关攻打与奉系有联系的河南军阀赵倜。6月，邓宝珊以前敌总指挥名义指挥李纪才、弓富魁两个团大破赵军。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起，冯玉祥、胡景翼、孙岳密谋共讨曹锟、吴佩孚，邓宝珊为胡景翼联络冯玉祥、孙岳。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囚禁曹锟，成立国民军，接着电邀孙中山北上，主持国是；与此同时，经李大钊介绍，并依据孙中山联俄、联共政策，冯要求苏联顾问团与共产党人帮助训练国民军。邓宝珊对此极表赞成，并升任国民军第二军第七师师长。
1924年底，李大钊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北方组织，开始在国民军中进行活动。邓宝珊也受到中共政治主张的影响，投身于国民革命之中。1925年初，胡景翼到河南任督办，任命邓宝珊为左翼总指挥，率李虎臣、蒋世杰两师在河南击溃陕西督军刘镇华之憨玉琨部。此后，邓在驻地陕县开办军官传习所，以共产党员胡重差为所长，聘用了三名苏联顾问。李大钊派邓的同乡、共产党员葛霁云到邓部工作，邓委以葛秘书长职务。不久，奉系军阀与国民军之间发生纷争。8月，邓宝珊部北上与奉军作战，占保定，经沧州，直抵天津附近。12月初，邓参加国民军二、三军会战天津之役，任总指挥，并于12月13日在马厂附近领衔发表通电，主张“召集真正代表民众之国民会议；由国民会议组织国民政府，对内谋全国之统一，对外谋国际之平等”，宣称“与民众为友者，即本军之友；与民众为敌者，即本军之敌”。在攻占马厂的战斗中，邓率第二军七师及史可轩部二师一旅等攻占该地。接着，配合孙连仲部第一军从南路夹攻天津杨柳青。战后，孙岳被任命为直隶军务督办，邓为帮办。
1926年1月，奉直军阀联合进攻国民军。邓宝珊随国民军第二军在河南与吴佩孚军作战，败于驻马店后，率部队西退洛阳。3月6日，第二军主力在洛阳被豫西红枪会围攻溃散。他返回陕西，在三原收集、整顿了原留在陕西的第二军余部以及豫西败退归来的官兵。9月，冯玉祥从苏联回国，在绥远五原誓师，宣布响应南方国民革命军北伐。邓宝珊与国民军其他将领通电拥冯，并表示与国民党结合为一。同时，宣告国民军联军成立。
国民军联军采纳了李大钊建议的“进军西北，解西安围，出兵潼关，策应北伐”的进军方略，挥师入陕。冯玉祥任命孙良诚为国民军联军援陕总指挥，邓宝珊为副总指挥。邓在乾县开办军官教导队，聘请由苏联归国的邓希贤（邓小平）担任政治教官，对学员进行民主革命教育。当时，驻守西安城的国民军杨虎城等部，被吴佩孚指使的刘镇华镇嵩军已包围八个月之久，情势危急。10月下旬，孙良诚、邓宝珊、吉鸿昌等国民军联军将领和苏联顾问在乾县开会，研究解围战役方案。邓建议以一部分部队迂回包抄，从侧背攻敌指挥机关，并切断刘镇华东撤退路，得到大家同意。国民军联军因此以一部猛攻西安西郊，另一部则由邓率领，连夜绕道终南山下奔袭东郊韩森寨刘镇华的司令部。刘镇华部因腹背受敌而一败涂地，被围八个月的西安于11月28日解围。
1927年1月1日，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在西安成立。于右任任总司令，邓宝珊任副总司令。这是一个国共合作性质的临时军事政府，有许多著名的共产党员担任了部、厅、局的领导职务。邓宝珊和于右任不论是民政、教育，还是军事，都依靠共产党人进行工作。驻陕总部先后创办了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和西安中山学院，均以共产党人为学校领导。西安中山军事学校校长由共产党员史可轩担任，邓小平从欧洲回国后曾一度在校工作。西安中山学院院长、副院长分别由共产党员刘含初、李子洲担任。邓宝珊对当时在陕工作的共产党人，始终予以积极的合作和支持，与在国民军联军担任总政治部主任的刘伯坚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当年3月，经邓及其夫人张玉燕介绍，刘伯坚与西安进步学生王叔振结婚。刘伯坚被迫离开国民军联军后，其家属一直由邓宝珊掩护和供养，直到中共派人接走为止。
在国共内战的旋涡中
1927年春夏之交，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冯玉祥所部由武汉国民政府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出师潼关策应武汉方面继续北伐。邓宝珊时为第二集团军第五军军长，属岳维峻指挥的南路军。第二集团军经商洛、紫荆关，于5月底到达河南。6月21日，冯玉祥与蒋介石在徐州会谈后联合发表通电反共。不久，岳维峻率部投靠蒋介石，邓宝珊无意投蒋，带领本部撤至驻马店。后因形势所迫，离开部队前往上海暂住，经杨明轩引见结识了周恩来。
大革命失败后，邓宝珊同许多共产党人保持了友谊，对遭受迫害的共产党人与进步人士、进步青年，不论相识与否，都尽力予以掩护和帮助。同年五六月间，刘伯承在四川发动顺泸起义受挫后，辗转来到西安，一行人生活难以为继。当时邓与刘伯承虽不相识，却立即叫秘书长葛霁云设法转去600银圆，又开具通行证明，帮助刘伯承等人摆脱了困厄，顺利经武汉，转往南昌，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新中国成立后，刘伯承见到邓宝珊时还提及此事，表示感谢。1932年5月，谢子长到兰州，经杜斌丞介绍，和邓宝珊在兰州五泉山会晤，他们在如何抵制蒋介石、瓦解异己和联合抗日问题上，谈得十分投契。临别邓宝珊还送给谢子长手枪两支，子弹200发，由在座的常黎夫转交。
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4月，邓宝珊应冯玉祥之邀前往河南，被派往许昌协助樊钟秀部第八方面军对蒋作战。樊在作战中被蒋军飞机炸死，邓接任总司令。10月，冯、阎讨蒋失败，第八方面军师长焦文典投蒋，挟持邓宝珊由许昌南行，准备押解给蒋介石。邓于途中寻机脱身，11月抵上海住法租界，声言隐退，实际秘密从事反蒋活动。
在上海，邓宝珊通过共产党员葛霁云、杨晓初等，与中共中央军委的同志保持接触。1931年，中共中央军委派刘仲华向邓宝珊了解吉鸿昌的情况，并经邓介绍，与吉鸿昌取得联系。这时，邓宝珊还与从事反蒋的国民党左派邓演达有联系。同年，刘伯坚从国外回来，先抵上海，邓宝珊偕于右任与之秘密会面。刘伯坚牺牲前回忆此事说，当时“邓对我表同情，于说我做的事情太早”。邓宝珊的活动，受到国民党特务的注意，他们勾结租界巡捕房拘捕了邓宝珊，并企图引渡南京处置，后由于友人、家属奔走，请女律师郑毓秀出面保释，方得脱险。
1932年2月，国民党中央任命邵力子为甘肃省政府主席，3月，任命邓宝珊为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行署主任，主管军事。当时甘肃地方武装林立，各据一方，就地征敛；加之数年间兵连祸结，灾害频繁，民生凋敝。邓与邵力子协力整顿省政，不扩一兵，专务安民，任命续范亭为参谋长，王新令为秘书长，悉力整编省内武装，协调与邻省关系，争取和平环境，以利百姓养息。1933年4月邵力子调任陕西省政府主席，邓宝珊代理甘肃省政府主席一年多，继续稳定各派力量，安抚流亡。1934年，驻甘行署撤销，邓改任陆军新编第一军军长。
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邓宝珊由衷拥护中共的主张，并奔走晋冀鲁三省，会晤阎锡山、宋哲元、韩复榘等人，恳劝他们同仇敌忾，抗击日本侵略者。为了争取东北军、十七路军共同抗日，他到西安与杨虎城、张学良进行了晤谈。11月间，毛泽东曾派汪锋持他分别写给杨虎城、杜斌丞、邓宝珊三人的亲笔信到西安，进行秘密联络工作。只是当时邓宝珊不在西安，未能见到。他从杜斌丞处知道消息后，曾准备亲自来西安见汪锋，因汪已返回瓦窑堡，亦未见成，终成憾事。其间，中央红军长征经过甘肃境内，他对蒋介石堵截红军的命令消极敷衍，新一军所部始终未与红军接火。红军攻占会宁后，朱绍良曾命令新十一旅殊死反攻，他婉转向朱说明，即使牺牲这个旅也无济于事，朱只好同意撤退。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邓宝珊赞同张学良、杨虎城的义举，拥护中共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策，并应处境艰难的杨虎城之邀，前往西安相商善后之策。邓宝珊努力做各派之间的团结工作，认为蒋介石除杨的决心已下，而杨进行武力抵抗又不可能，且牵动大局，经与杨磋商，决定亲自出面见蒋，为杨斡旋，由蒋给杨以“出国考察”的名义。他到南京进言蒋介石说：“此次西安事变实在是一个非常事件，杨虎城诚然对不起委员长，但委员长素以圣贤之心为之，当按非常办法对待。这样会使中外人士更加敬佩！”接着，他又主动提出东北军、西北军整编问题，陈述了杨的要求。第二天，蒋邀邓吃便饭，席间答应杨虎城出国。6月，为了保证杨的安全，邓宝珊往返于西安、南京、上海、奉化之间，直到在上海将杨虎城等人送上了轮船，才放心地转回西安、兰州。
延安的真诚朋友
邓宝珊回到兰州不久，卢沟桥事变爆发。抗日军兴，报国有门。邓宝珊屡屡致电蒋介石，请缨杀敌。10月，邓宝珊奉命率部驻守塞上重镇榆林，始任第二十一军团军团长，旋改任晋陕绥边区总司令。
邓宝珊一跻身于榆林，便面临错综复杂的局面，东面是从绥远西犯的日军，北面有蒙古的王公，南面毗邻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还有许多在这驻防的国民党地方部队及杂牌部队。邓宝珊到榆林后，立即和倾向进步的国民党驻军第八十六师师长（后改编为二十二军）高双成建立起互相信任的关系，共同调整了军事防务，建立起五个游击支队，抗击日军，稳定危局。对于陕甘宁边区和八路军，邓宝珊十分坦率地对高双成表明自己的态度：团结友好，不搞摩擦，只要彼此能够相安无事，也算尽到责任。高双成表示赞同。不久与高双成商定，派人去绥德与陕甘宁边区绥德警备司令部司令员陈奇涵取得联系，洽谈了彼此协防事宜。接着，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肖劲光、陕北联防司令高岗也奉党中央之命，到榆林同邓宝珊商谈，达成了和平相处的默契。为了沟通联络，协同抗日，邓宝珊指示在绥德设立办事处，命令所属各部要“维护边区到榆林的交通安全，保护来往人员和物资的顺利出入”。1938年5月，邓宝珊利用去西安之便，亲自访问了延安，受到了毛泽东、李富春、周小舟等的热情款待，毛泽东赞扬邓宝珊是有影响有地位的爱国将领，有与共产党合作和民主革命的传统，希望今后双方合作得更好，只要双方合作下去，一定能够打败日本侵略者。邓宝珊高兴地表示：这是孙中山先生的遗愿，也是全国民众的共同要求。邓宝珊在延安的七天七夜，参观了抗大、陕北公学，多次出席了文艺晚会和群众大会。他看到了延安的山山水水，更看到了延安人民高昂的抗日热情，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到处是一派民主团结、生机勃发的景象。所到之处，邓宝珊耳目为之一新，精神大振。后来，他常对人说：陕甘宁边区人才济济，上下一致，是个创业的局面。尽管那里很苦，全国有志青年还是纷纷前来，这不是偶然的。特别是毛泽东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说毛泽东有学问，对问题看得远，看得深。此后，邓宝珊每次到西安、重庆开会，途经延安，都要停留数日。榆林和陕甘宁边区的友好往来也日益频繁。
一次，国民党陕西当局得知邓宝珊所部向陕甘宁边区运送物资，电令立即禁运。邓宝珊却命令所部不仅要货运无阻，还要互通有无，还利用他的私人关系从国统区向边区转运一些短缺的物资，对边区去榆林的贸易人员尽量给予方便。同样，陕甘宁边区获悉日军和蒋介石在政治、军事方面的新动向，特别是关系榆林的，也及时同榆林方面通气。延安出版的《新中华报》《解放》和毛泽东著作，都惠赠给邓宝珊和榆林的部队。1939年4月，邓宝珊升任晋陕绥边区总司令，肖劲光即致电祝贺：“兹值敌寇亟图西犯之际，晋陕绥边区，实为西北门户，将军能一韬虎略，声威早著，今公坐镇三疆，敌胆定寒。展宏献而建奇勋，逐胡马而奔汉北，可预期也。”给他以很高的评价。有一年，榆林连年灾荒，军饷、粮秣十分紧张，邓宝珊向边区求援。尽管边区粮食紧缺，但还是节省出一部分，支援榆林，仅由绥德警备司令部一次转送的粮食就有两千石。
邓宝珊初访延安后，为了增进同陕甘宁边区的睦邻关系，特意把自己的女儿邓幼梅送到延安学习。邓幼梅思想进步，性格开朗，邓宝珊十分疼爱。她先后在陕北公学和中国女子大学就读，受延安和边区进步思想的陶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不顾病体，来往于延安、榆林之间，为延安传送消息、情报，保护边区出入榆林的同志。她告诉父亲，毛主席有吸烟的嗜好，邓宝珊多次嘱托幼梅把最好的香烟送给毛泽东。后来，邓宝珊到重庆，蒋介石问他：你有个女儿是共产党。他毫不掩饰地说：是的，思想认识不同，有什么办法呢？一次，邓幼梅送走边区来邓府的同志，在榆林城南门外惨遭特务殴打，肺病愈益加重，1947年病逝。她生前多次嘱咐父亲说：“你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反对毛主席啊！”邓宝珊每每念及幼梅，总是老泪纵横，黯然神伤，说：“幼梅是在反共气氛中窒息而死的。”
保护陕甘宁边区北线安全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顽固派连续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几乎每次都要进攻陕甘宁边区，蒋介石也多次命令邓宝珊配合胡宗南的军事行动，从北面进攻边区。邓宝珊始终以团结抗日为重，拒不参与，同陕甘宁边区互助互让，和睦相处。由于有邓宝珊的协力相助，边区军民多次打破了蒋介石、胡宗南、阎锡山对陕甘宁边区的包围、封锁，获得了边区北线的安全。
1940年春，陕甘宁边区军民粉碎了第一次反共高潮，蒋介石、胡宗南并未善罢甘休，命令边区周围的驻军首领调兵遣将，征集民力构筑封锁线，企图制造更大的摩擦事件。当时，胡宗南命令邓宝珊、高双成负责绥南、陕北及晋西北的封锁线。但邓宝珊接到胡宗南的电报后，却按兵不动，借故离开榆林，到三原家中避居数月，胡宗南连电催促，仍置之不理，直到摩擦事件稍息后，才回到榆林。不久，皖南事变发生，国共关系骤紧，胡宗南又电告邓宝珊，令其加强榆林军事防务，实际是调集重兵进攻陕甘宁边区，邓宝珊以“榆林粮秣困难，维持现有部队尚感不足”为由，应付了之。接着，国民党军委会西安办公厅主任熊斌电饬邓宝珊，令其所部新十一旅派队协助驻宁条梁之陕西保安第十三团，给被困的阎家寨子送粮，邓立即复电“阎家寨子乃弹丸之地，深入边区一百多里，在我无足轻重，如派兵送粮，盛引起摩擦，影响国共关系，不如撤出”，予以断然拒绝。
在这期间，又发生了绥德事件。国民党顽固派为破坏边区，制造摩擦，曾给边区许多县另派县长，出现了一县两县长的怪事，还给绥德地区委派何绍南任陕西第三行政督察公署专员。何到职两年，专事摩擦，扰乱后方，敲诈勒索，为非作恶，民怨沸腾。王震率八路军三五九旅驻防绥德，并担任绥德警备司令以后，与何绍南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何绍南先逃往西安，后又化装潜入绥德，不料露出马脚，八路军将其“礼送出境”。何绍南狼狈逃至榆林镇川堡时，向邓宝珊、高双成“呼救”，要求暂住榆林，邓、高深知其为人，下令停止前行，严加拒绝。国民党陕西当局曾依据何绍南的报告，隐瞒真相，诬蔑陕甘宁边区，威胁邓宝珊。邓宝珊无所畏惧，揭露了何绍南的行径，反驳何绍南想以反共邀功，迷了心窍，失败后还想推卸责任，嫁祸于八路军，真是荒唐透顶。何绍南在镇川堡被置于邓部的监视之下，不敢轻举妄动。赶走何绍南后，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又下令全部驱逐国民党陕西省政府委派在边区的县长，使边区境内得以安定下来。
1943年，蒋介石在第三次反共高潮的紧锣密鼓中，一方面加强其法西斯独裁专制，一方面对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的军事进攻不断升级，愈演愈烈，企图趁机消灭共产党。6月初，何应钦、白崇禧亲赴西安，同胡宗南一起研究进攻陕甘宁边区的计划，准备兵分九路“闪击”边区，夺取延安。6月中旬，胡宗南在洛川召集军事会议，部署“闪击”事宜。邓宝珊也参加了这次会议，胡宗南从政治、经济、军事上对他施加压力，迫其反共。邓宝珊均表示沉默，或“虚与应付”。在西安，胡宗南为拉拢邓宝珊，以优厚的礼遇款待他，接着拿出一沓电报说：“这都是告你的，但我不相信这些。”邓宝珊识其诡计，回答道：“我不看，我生于忧患，长于忧患，经常在忧患之中，事物总是发展的，历史自然会说明问题。”终使胡宗南无可奈何。邓回到榆林后，胡宗南多次查询榆林的军事防务，邓依然消极敷衍，告以“已转饬所属查报矣”。从未同八路军发生冲突。
接着，邓宝珊奉蒋介石电召去重庆列席参加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电报中，蒋介石特指定他绕道宁夏，到兰州乘飞机，不许走延安。邓宝珊看完电报，不禁微微一笑，说：真是无聊，连我走哪一条路都要过问。不指定则罢，指定了我偏走延安。他稍做准备，第三天就带着随行等出发了。沿途经绥德、米脂，受到徐向前、习仲勋、杨拯民的接待。抵达延安时，受到当地军民的热烈欢迎。当天，毛泽东在杨家岭新建的中央大礼堂设宴为邓宝珊接风洗尘，朱德、贺龙、林伯渠、李鼎铭、南汉宸、续范亭等作陪。老朋友再度重逢，格外高兴。邓宝珊兴奋地对毛泽东说：“毛先生发胖了。”毛泽东风趣地回答说：“这是我们军民扩大生产、丰衣足食的结果。”博得宾主一阵大笑。宴会后，举行了欢迎晚会，叶剑英致欢迎词，演出了《军民大生产》《兄妹开荒》等文艺节目。尔后，邓宝珊逐日出席了由朱德、贺龙、毛泽东等举办的宴会。在毛泽东主持的宴会上，毛泽东谈吐幽默，纵论今古。当谈到胡宗南重点进攻陕甘宁边区时，毛泽东把胡宗南比作“挑着两筐鸡蛋叫卖”，我们给他丢两块石子，就全砸烂了。邓宝珊见毛泽东那样快活、爽朗，问道：“毛先生贵庚几何？”毛泽东说出生于清光绪十九年癸巳十一月。邓接着说：“毛先生比我长一岁。中国有毛先生这样一位领导，乃民族之福，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之后，我们一定要为毛先生祝寿。”
7月初，邓宝珊来到重庆。当时国民党内贪污腐化，尔虞我诈，争斗不已；市场物价飞涨，通货膨胀，民不聊生。爱国民主人士要求民主、反对独裁专制的呼声，日甚一日。邓宝珊目击这里的一切，对国家前途、民族命运深感忧虑，心中十分郁闷。他先后拜见过冯玉祥、宋庆龄、孙科、孔祥熙等，也接受过蒋介石的多次召见。每次召见，蒋介石都大骂共产党破坏抗日，八路军搞割据，表示他决心花大力量使共产党就范。邓宝珊一再规劝蒋介石，要以抗日为重，内战是打不得的，要消灭八路军、共产党是不容易的。末了，蒋介石问他需要什么，他直率地向蒋介石进言：“我愿意把领袖拥护成华盛顿，不愿把领袖拥护成拿破仑。”言下之意，是反对蒋介石做中国的领袖。连在座的于右任都抱怨他胆大包天，不要脑袋了，邓宝珊则一笑了之。
11月下旬，邓宝珊返回榆林，再次途经延安。他既愤于蒋介石的反共和独裁，又苦于气候变化，心身兼劳，突然病倒了。毛泽东对邓宝珊的病情十分关心，亲往下榻处探望，请名中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为他医治，还托交际处处长金城把十张最好的狐皮，作为大衣料赠送给他。邓宝珊病体初愈，毛泽东又把他接到杨家岭住处，同他推心置腹，彻夜交谈。毛泽东详细分析了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后中国抗战的形势，明确提出了中共对时局的看法，指出：现在国民党可能采取三个方向，第一是打内战。这条路不仅我党反对，一切爱国民主党派、国际友人反对，就是在国民党内部也很难通过，因而是走不通的。第二是一面抗日，一面反共，现在何应钦等少数亲日派，正在阴谋以此来诱迫蒋介石走这条路。第三是根本放弃法西斯独裁和内战政策，这才是条生路。邓宝珊听着毛泽东这些精辟的分析，点头称道，受益匪浅。在延期间，邓宝珊还参观了陕甘宁边区军民大生产成果展览大会，和续范亭以来宾身份参加了劳动模范大会，并在大会上讲话，他盛赞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的丰硕成果，说：“中国各地都像延安这样搞起来，还愁日本鬼子打不走吗？”他还特别指出反对独裁、争取民主的重要意义，高声对参会的劳模们说：“我是大家的朋友。”邓宝珊越讲越激昂，不时地被台下阵阵热烈的掌声所打断。
“我是大家的朋友”，这是邓宝珊发自心底的肺腑之言。八年抗战中，他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陕甘宁边区和八路军长期睦邻友好，尽力支持，尽到了一个老朋友的道义，从而解除了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的后顾之忧，大大有利于两个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使抗日战争有了坚强可靠的后方；使陕甘宁边区军民顺利地粉碎了蒋介石、胡宗南发动的屡次反共高潮，也使绥德的反共顽固派何绍南处于孤立的地位，从而获得了边区北线的安全；使绥德和军渡两个通道畅通无阻，保证了党中央与前方各抗日根据地的联络。
1944年12月，毛泽东致信邓宝珊，信的全文如下：
毛泽东如此高度的评价和期望，既是对邓宝珊的赞扬，也对邓宝珊后半生的行止产生了很大影响。
为和平解放北平而努力
1946年3月，邓宝珊赴重庆参加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在会上的所见所闻，使他对时局深感忧虑，也对国民党的独裁内战政策十分不满。当蒋介石征询邓宝珊对时局的看法时，他回答说：“既然已经签订了停战协议和政协协议，内战我们还是要尽量避免打的。”蒋介石不以为然，颇为不悦。邓宝珊深知内战爆发已不可避免，会后即回到兰州家中，有意在外滞留，以避免卷入内战旋涡。6月，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任命邓宝珊兼任第十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司令长官傅作义）。这时，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奉命，再三催促邓宝珊返回榆林，以借助邓部的力量包围陕甘宁边区，进攻延安。邓宝珊无奈于7月回到榆林。不久，邓部曹又参旅在三边起义，陕北保安副总指挥官胡景铎在横山起义。鉴于榆林的战略地位，胡宗南将整编二十八旅徐保部两个团，于1947年4月空运榆林；同时在榆林军队中安插了很多特务，对邓进行监视和控制。同年夏，爱国民主人士刘绍庭携朱德及续范亭的信来榆林见邓，要他当机立断举行起义。他在复信中表示：“只要有机会，决当为人民革命事业尽一番力。”
这年8月，西北野战军进攻榆林。8月12日，胡宗南整编三十六师师长钟松率部星夜兼程援榆，人民解放军撤榆林之围，在沙家店一战将该师歼灭。因邓宝珊在起义问题上尚未下定决心，犹豫不决，故仓促应战，被迫卷入内战的旋涡。
1948年4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国民大会。邓宝珊不是代表，但他特意到南京去了解国民党内对时局的看法。目睹“选举”中的种种丑剧，邓感到心灰意冷。于右任与邓宝珊是多年的老朋友，他为自己竞选副总统来征求邓宝珊的意见。邓宝珊敞开心扉对他说：“以现在的情况，于先生的上策是去香港卖字，中策是继续当监察院长，下策是出马竞选。”从南京回来后，邓宝珊以身体不适为由，回到三原老家，躲避蒋介石的纠缠。8月，冯钦哉衔命到三原，传达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的命令，委任邓以副总司令的名义驻包头。8月17日，邓与冯钦哉飞榆林，25日飞北平，就副总司令职，并晋升为上将。
1948年冬，中共中央军委决定组织平津战役。华北“剿匪”司令部总司令傅作义在战局对国民党守军越来越不利的情况下，产生了与中共谈判和平解放北平的想法。当时，他的老部下周北峰（原为中共地下党员）和他的女儿、中共地下党员傅冬菊等人已经对他做了许多工作。周北峰等已在北平中共地下组织的联系下与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代表进行了直接联系。但傅作义仍举棋不定。他的老朋友、抗日名将马占山提醒说：“现在是请宝珊来助你一臂之力的时候了！”傅认为邓宝珊和共产党历史关系较深，又有威望，如出任谈判代表，将有利谈判的进行，立即派飞机把他接往北平。邓宝珊和傅作义经过反复商讨，明确了面临的形势，分析了傅部和北平其他国民党部队的情况，设想了和平起义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各种事态及应付之策。终于坚定了傅作义与共产党代表谈判，和平解放北平的决心。与此同时，邓宝珊还与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崔月犁等人秘密接头，说：“我是了解共产党的政策的，我有个孩子在延安学习过，我见过毛主席，陕北电台的广播我经常听。”表示国民党蒋介石败局已定，自己将全力劝傅作义走和平起义的道路。当崔问邓在榆林的部队怎么办，邓宝珊说“北平和平解放后，榆林问题会迎刃而解的！”
1949年元旦后，解放军平津司令部一再提出，希望傅作义能派一位“有地位的、能负责的代表”继续谈判，以便达成协议。1月13日，由周北峰电告解放军方面，傅作义拟派邓宝珊为其全权代表前来谈判。解放军方面即回电表示“欢迎邓将军前来”。当天，邓宝珊在周北峰的陪同下到达平津前线司令部通县马各庄。14日，邓宝珊和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刘亚楼就傅作义接受和平解放的具体条件进行谈判。15日，双方在大部分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但仍有一些分歧。邓宝珊提议，将不同意见电呈毛泽东主席定夺。毛泽东当晚即回电，指出“经邓先生达成的协议是可行的，我们对邓先生完全信赖，完全尊重邓先生的意见”。中央军委电示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等“你们应向邓（宝珊）、周（北峰）二人及同来的人切实做一番工作，坦白诚恳向他们说明利害”，“傅之灵魂是邓宝珊，可向他表示，毛主席知道他出来谈判，表示高兴，并致欢迎之意”。19日，解放军代表和国民党华北总部代表正式草签了《北平和平解放协议》。经双方领导人同意，这一协议在22日付诸实施。
正当《北平和平解放协议》付诸实行之时，蒋介石派其前军令部长徐永昌飞北平，企图以徐和傅、邓的私人关系，煽动傅部与人民解放军交战。但傅、邓决心已定，不为所动，由邓出面促徐离开北平，排除了和平起义的干扰。21日，傅作义在中南海召集高级军官会议，说明了起义决定，当场宣读了和平解放的实施办法。邓宝珊有意没有参加这次会议。由于事先安排周密，会议进行顺利。22日，正式宣布北平和平起义。当天，邓宝珊赴通县迎接人民解放军工作人员。接着，成立了联合办事处，由叶剑英任主任。31日，人民解放军举行了隆重的入城仪式，举世闻名的文化古都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怀抱。邓宝珊为北平和平解放做出的贡献，受到了人民的称赞。当时，北平《新民报》发表题为《傅将军的一把钥匙——和平将军邓宝珊》的报道，叙述了他为和平解放北平奔走的经过，称：“他是一把钥匙，傅先生这个锁，只有他可以打开。”还有一篇文章介绍邓宝珊，称其为“粉红色的将军”。
1949年2月22日，傅作义和邓宝珊应中共中央之邀，乘飞机赴石家庄，转往平山县西柏坡会见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待他们住定后，毛泽东等亲自前往看望，毛泽东肯定了他们为保护北平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所做的杰出贡献，对傅作义说道：“过去我们在战场上见面，清清楚楚。今天是姑舅亲戚，难舍难分。”周恩来对邓宝珊说：“邓先生，我们是长期合作的老朋友，现在你回到‘娘家’了。”邓宝珊听后十分感动，说：“我这次为北平和平解放做了一点事，也算尽了我一点绵薄之力，就算我回‘娘家’的见面礼吧！”邓宝珊还就1946年“在毫不通气的情况下攻打榆林”之事询问毛泽东，毛泽东风趣地说：“那是去请你嘛！”（意即促使邓宝珊起义）邓宝珊说：“哪有这么个请法？突然打起来，我总不能当降将嘛。”
邓宝珊在促成北平和平解放之后，又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委托，不遗余力地与傅作义共同促成了绥远起义。这年9月，傅作义、邓宝珊乘铁甲火车头前往绥远。但此前已在广州的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阎锡山派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到绥远游说，企图阻止绥远起义。徐以称病为由，住在包头的医院不走。傅、邓相商后，由邓宝珊出面请徐吃饭，即席指出：“次辰（徐永昌字）兄，听说你病了，气候不好，请注意一点，润之（毛泽东字）、玉阶（朱德字）先生来电，欢迎你去北平，宜生（傅作义字）已让其武给你安排治疗，并请你领导绥远起义，起义后我们一起去北平。”徐感到形势已不可逆转，难以阻止绥远起义，第二天便离包头飞广州。事后有人问邓宝珊何以不扣住徐永昌，邓说：“徐无起义觉悟，他奉命而来，要回去复命，是可以理解的。放走他，减少了起义阻力，也打消了一些人对起义的疑虑，于大局有利。”在绥远期间，邓宝珊还为宁夏马鸿宾部队的起义，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1955年9月27日，为表彰邓宝珊为和平解放北平、绥远做出的重要贡献，毛泽东亲自授予邓宝珊一级解放勋章。
甘肃人民的好省长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邓宝珊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会议，并被选为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0月1日，参加完开国大典后，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他回甘肃任省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为此专门对邓宝珊说：蒋介石不信任你，始终不让你当甘肃省主席。我们让你回甘肃工作，献身桑梓，相信你一定会做好工作。同邓宝珊在甘肃共过事的邵力子，很有感慨地和邓说：“从前我三次向蒋介石举荐你这个甘肃人担任甘肃省主席，都没有任命。共产党一建国就起用了你，可谓知人善任。”从此，邓宝珊开始了新的政治生涯。
解放初期的兰州，战争的痕迹到处可见，人民生活极为困难。邓宝珊深感自己责任重大！为了不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他不辞劳苦、不顾自己身患高血压病，经常到下面体察民情。他的足迹遍布甘肃全省。1953年秋，他到甘南参加甘肃藏族自治区成立典礼后，取道临潭去卓尼检查工作，这段路只有20公里，但因路基很坏，又逢天下雨，汽车经常陷入泥坑，于是他就同大家一道下车，踏着泥泞步行，花了将近10个小时，才到达卓尼。他说：“不到这里，就不了解甘肃！”1956年秋，他到甘肃中部干旱地区会宁县视察，他提出要到该县北部最干旱的硝沟坪去看看。那里水土流失十分严重，黄土高原被割裂成一道道很深的沟壑。汽车上坡要人推，他一路和工作人员一起推车、步行。回来时，天黑又遇雨，河水暴涨，车不能过，只得下车爬坡，到达县城时已是晚上9时了。
由于错综复杂的历史原因，甘肃的民族问题十分复杂，民族关系紧张，民族矛盾突出，部分地区不时发生冲突，甚至发生重大事件。邓宝珊对此有着充分的认识，也做了大量工作。他特别重视发挥民族宗教代表人士的作用，经常与他们进行沟通，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宣传国家的民族政策，引导他们把本民族的命运与祖国的前途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同时，他在处理民族问题时，善于把握原则和尺度，努力做到公平公正，深受当地少数民族的拥护和爱戴。为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在他的提议下，1950年8月，在兰州正式成立了西北民族学院（即现在的西北民族大学），成为新中国第一所专门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和专业技术人才的民族高等院校，为民族地区输送了大量干部和专业技术人才，成为民族地区各条战线的骨干。
邓宝珊深知农业是基础，工业是主导。他对全省的农村工作特别是粮食工作特别关心，对发展农业，畜牧业，兴修水利，植树造林，不但提出新的设想，而且常到现场具体指导；他极力促成甘肃工业的发展，许多大项目，如天兰铁路、兰新铁路、白银公司、刘家峡水电站、金川公司、酒钢公司等的开工上马，他都大力支持。他还十分重视文化教育事业，关心大中小学的建设和知识分子的工作、生活，结交了许多高级知识分子挚友。在工作中，他注意从甘肃的实际出发，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国务院的方针、政策。在与共产党人的合作共事中，他尊重中共甘肃省委的领导，与历届省委领导都相处融洽，工作协调。在任的十多年间，邓宝珊为甘肃省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在甘肃工作的18年里，他被广大群众称为“甘肃人民的好省长”。
1954年，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届第一次会议上，邓宝珊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委员。1956年，在民革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副主席。邓还曾任全国政协第一届委员会委员，第三、四届委员会常委，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邓宝珊和毛泽东、周恩来等党中央领导一直保持着友谊。据邓宝珊的儿子邓成城讲，毛泽东先后给邓宝珊写过12封信，可惜其中的10封在“文革”中丢失了，现在保存下来的只有两封。每年到京开会，毛泽东总要在中南海约见他，或在家里一起进餐，以老朋友相待，倾心畅谈，亲密无间。邓宝珊当省长时，与周恩来接触最多。有三件事让他感受最深。一是1958年“大跃进”的大炼钢铁中，国家给甘肃下达了生产1000吨钢铁的指标。眼看到年底了还完不成任务，邓宝珊在北京开会期间，周恩来问道：“给甘肃下达的指标，能不能完成？”他一时很难回答。周恩来觉察到有问题，就果断地把甘肃的指标降下来。二是1959年上半年，甘肃局部地区灾荒严重，大量人口外流，邓宝珊心情很沉重，但省委有些同志一直认为这是假象，还说农村有粮。结果，水利技术员王怀义出差到静宁，看到农村缺粮的严重情况，直接写信向周恩来反映。周恩来非常重视，要习仲勋立即查明情况，习仲勋打电话问明情况后，周恩来当即决定从陕西等地紧急调运大批粮食，及时地救济甘肃度过灾荒。三是在三年困难时期，邓宝珊一次来京参加国务院会议，吃饭时得知周恩来亲自指示在困难时期国务院食堂一律吃素，很受感动。回到兰州，他多次在会上说起这件事情，要大家向周恩来总理学习，和群众一起渡过难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周恩来闻讯邓宝珊受了冲击，立即派飞机把他接到北京。
1968年11月27日，邓宝珊因病在北京逝世。邓宝珊逝世后，关于他的骨灰盒存放何处，有过不同意见。后来，周恩来指示：“邓宝珊先生在延安时就是我们的老朋友，他为北平和平解放做过贡献，他是对中国革命和建设有功的人。”在周恩来的指示下，邓宝珊的骨灰盒最后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1979年4月24日，经中共中央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决定，在北京为邓宝珊隆重举行追悼会。邓小平、叶剑英、宋庆龄、邓颖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送了花圈。乌兰夫主持追悼会，宋平致悼词。1984年11月，在民革中央纪念邓宝珊诞辰90周年时，王震说邓宝珊是“中华民族著名的爱国将领”，“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
（梁星亮）
主要参考文献：
1. 李维汉、习仲勋、汪锋：《深切怀念我们党的忠实朋友邓宝珊先生》。
2. 王劲：《邓宝珊传》。
3. 肖劲光：《陕甘宁边区的反摩擦斗争》。
4. 金城：《我党对邓宝珊将军的统一战线工作》。
5. 石佩玖：《邓宝珊将军在榆林》。
6. 沈求我：《回忆邓宝珊先生》。
7. 胡景通等：《回忆邓宝珊先生在榆林的片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