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4—1962）
一
安文钦1874年出生于陕北绥德县一户本姓徐的贫苦农民家庭，因当地财主安汝前家没有男丁，于是被安汝前收养为子，取名安文钦。安家拥有大量的土地，同时经营商业，在绥德城内开设有“恒丰公”商号。安文钦在这种经济物质条件优越的环境中长大，早年入私塾读书，清末时曾考中秀才。后因科名不进，于是潜心攻读诗文。由于安文钦继承了安家大量财产，并且性格耿直，不慕官职，不畏权势，热心地方公益事业，加上文化水平较高，对诗文有很深的造诣，因而成为陕北知名的绅士。
安文钦中青年时代，正处于晚清和民国中国社会积贫积弱的动荡时期，他深受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影响，产生了实业救国和探求新文化的思想。为了了解外面的世界，他先后于1914年和1920年两次东渡日本游学和进行实业考察，深为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新式教育所折服，他把游历日本后的所见所闻，写成草本《东游日记》。回国后，他向绥德地方政府上书陈词，提出举办工业、革新教育和兴办新式教育等主张，并为之竭力奔走，多方游说，以期自己的实业救国和教育兴国的主张能够得到实现。1925年，安文钦全力支持从法国勤工俭学回到绥德的进步人士拆除城隍庙，在原址上筹建绥德职业学校和实习工厂。对于拆除城隍庙这种离经叛道的行为，不难想象在绥德这种相对比较闭塞的地方所遇到的重重阻力，安文钦不仅多方奔走呼吁，而且在经济上给予支援。拆庙宇，建工厂，办学校，宣传新文化，使新文化能在绥德站稳脚跟，除了当时担任绥德师范学校校长的李子洲从政治上给予支持外，与安文钦在舆论上和经济上的支持也是分不开的。拆了庙，办起了学校，他才感到心安理得，睡觉自然也踏实了。他还给学校写了一副对联，表明他反封建、破迷信的态度，联曰：“奖实业，黜虚荣，使东洋与西洋人称先进；毁淫寺，立学校，化无用为有用谁云不宜。”[1]
安文钦虽为实现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的理想而尽心尽力，奔走呼吁，但因当时国穷民贫，官吏贪私，他的主张终不能奏效。他在这一时期所著的《满腹牢骚记》，记述了1912年至1929年间军阀混战，争夺地盘，贪官污吏搜刮地皮，争权夺利，致使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国无安宁的状况，表达了他对社会现实的强烈不满。作为一位富有正义感的地方士绅，他对贪官污吏只顾营私谋利，横行不法，欺压百姓的行为，深恶痛绝。1931年间，绥德县县长申天录贪赃枉法，草菅人命，无恶不作，民愤极大，老百姓说申天录是历任县长中最坏的一个，但他们却都是敢怒而不敢言。安文钦不惧强暴，带头搜集申天录的罪证，与绥德另一士绅霍子乐一起联名上告，要求驱逐申天录，终于迫使当局革了申天录的职。安文钦还热心兴办地方公益事业，造福于民，他首倡修建绥德县中山礼堂和无定河上最早的永定桥，并积极参与选址、设计和施工等工作。对伤风败俗、害国害民的修建则坚决反对。一次，时任国民党绥德行署专员的何绍南要买他一块地皮修建妓院，他声言何绍南的妓院买我的地，出多高的价钱也休想，我不要那几个臭钱！给何绍南当头一棒，表现了他不畏强权、不图金钱、急公好义的品德。由于安文钦在地方上的声誉和影响力，在陕北担任过镇守使的井岳秀和后来任绥德行署专员的何绍南，曾经都想利用他在地方上的声望，许以官职，但他都托词不从。安文钦虽然家境富裕，但生活较为简朴，衣着食宿不奢。他也不迷信，他的住宅选建在城隍庙旁边，并自编门联云：此地本荒凉，全凭城垣作障，其人无迷信，哪怕神鬼为邻。身为地主兼工商业主的安文钦所具有的这些思想和品质，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安文钦受过良好的教育，文化水平较高，工于诗文，一生中写了很多诗、联、谜。他的作品多反映现实生活，语言朴实，含理深刻。安文钦还参与校订清光绪年和宣统年的《绥德州志》。
二
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起初，安文钦对初到陕北的共产党还怀有疑虑和恐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共及其领导下的军队的所作所为，教育了他，使他逐渐打消了疑虑。西安事变后，安文钦支持自己的后辈投身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将安致远等孙子孙女送进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1937年10月，侵华日军占领山西柳林，隔黄河炮击距绥德只有三四十公里的宋家川等地，妄图渡河向西进犯陕甘边区。国共双方经过商谈，决定将陕西省第二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辖区内的绥德、米脂、佳县、吴堡、清涧五县划为警备区，由八路军陈奇涵部接防，守卫黄河防线。这种国民党专员公署和八路军警备司令部同设绥德的特殊局面，使安文钦从他们各自的言行作为中，更进一步认清了国共两党不同的抗战路线，他更加倾向于拥护共产党的主张。除了在政治上和舆论上给予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人民军队以大力支持外，在经济上他也不遗余力，积极援助。1938年春，日本侵略军又在山西炮击宋家川，黄河河防吃紧，但八路军河防部队供给困难，安文钦与霍子乐倡议并带头募捐抗日经费，到1939年共募集银圆两万元，其中他和霍子乐各捐500元。担任第二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的何绍南欲把此款归入绥德专署使用，安文钦、霍子乐等人坚决反对，据理力争。他们质问：现在河防吃紧，八路军开支十分困难，专署为什么还留用此款？我们还打日本不打？他们的斗争得到绥德各商号和广大群众的支持，何绍南不得不放弃原来的打算。这两万元巨款终归于八路军，解决了开支困难问题。在买救国公债时，他也尽自己的经济能力，购买了大量债券。这件事，被绥德群众誉为“安文钦买公债——尽力而为”。这个典故，也一直流传至今。
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1938年秋后，国民党的抗战方针转变为“积极反共，消极抗日”，何绍南在辖区内制造了一系列摩擦事件，并派特务绑架、暗杀共产党员与八路军工作人员。安文钦对这种使亲者痛、仇者快的行径十分气愤。同年冬，八路军三五九旅进驻绥德，开辟警备区和河防工作，绥德警备区司令员王震多次登门拜访安文钦，向他虚心求教，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安文钦也积极主动地与八路军合作。[2]他利用绅士身份和他所具有的社会影响力，在被邀请出席国民党专署召开的各种会议上，仗义执言，用亲身经历的大量确凿事实，证明共产党光明磊落，为国为民，赞扬共产党、八路军坚持抗战、坚持团结的功绩，批驳何绍南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团结抗日、制造摩擦的言行，并抗议地方政府的苛捐杂税。他还将了解到的国民党内部的一些情况转告八路军，以利抗战事业。在警备区军民的一片抗议声中，何绍南被迫于1940年2月逃离绥德。安文钦的爱国行动，受到了党和广大群众的赞扬与支持。同年3月，隶属陕甘宁边区的绥德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和下辖的绥德、米脂、佳县、吴堡、清涧五县人民政权相继建立。时年已66岁的安文钦，心情格外舒畅，他曾对当时访问延安的美国记者费尔曼说，解放区人民真正得到了自由。
安文钦通过现实中对国共两党的比较，做出了他支持和拥护共产党的决定。尤其是当八路军肩负着民族的期望东渡黄河奔赴抗日前线时，更加坚实了安文钦跟共产党走的决心。后来他逢人就讲，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来访的外国记者爱泼斯坦曾经问他：“许多人说，共产主义是种外国的主义，不适宜于中国。你怎么想？”他回答说：“我不相信采用暴力的共产主义，但是既然共产主义能够和平地到来，我想，其中还是有些道理。我曾经到过上海，那里的富人住的是高楼大厦，生活奢侈，走向堕落，而拉黄包车的车夫为了几个铜板累得死去活来。在那里一个月花的钱，在这里我可以过一年。这种贫富悬殊使我大为震惊，我绝不坐黄包车，无论到哪里都步行，不过我得让我妻子坐，因为她缠过小脚，无法跟上我走路。既然共产党能改善这种情况，我就赞成。”[3]他还对爱泼斯坦说，八路军到绥德后，一些赌博、抽大烟等现象没有了，共产党的工作人员完全不沾染这些恶习，很得民心。这也是他转变态度衷心拥护共产党的原因之一。当他看到革命根据地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减租运动，激发了贫苦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产量增加时，便高兴地对大家说，共产党实行了民主制，大家都可以畅所欲言，人人都能吃上饭，盗匪也少了，社会安全了。他对自己走上新的道路从不后悔，他教育后辈人要永远跟着共产党走。后来，爱泼斯坦回忆说：“安文钦是一位正直诚实、追求进步的开明绅士”。
安文钦选择了支持和拥护共产党的道路，并积极投身到边区的政治生活中。由于他所具有的影响力以及他表现出的对新的民主政治的支持，从1939年起，他以无党派人士、开明绅士的身份，积极参与到边区的各项工作中。1939年1月，在边区召开的第一届参议会上，他发表了“不分党派，不论亲远，只要拥护团结抗日、反对投降倒退的人就是我的朋友，否则就是我的敌人”的讲话，受到与会人员的热烈赞成和欢迎。在出席会议期间，他多次受到毛泽东、林伯渠等领导同志的接见。1940年7月28日至8月4日，绥德警备区临时参议会在绥德召开，出席会议的参议员共60多名，边区政府代表谢觉哉亲临会议指导，李鼎铭、安文钦等绥德知名人士和开明士绅参加了会议。会议首先以不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了临时参议会的正副议长，张秀山当选为议长，安文钦当选为副议长。然后，会议在正、副议长的主持下，正式召开。会上，兼任绥德警备区司令员的王震做政府工作报告。报告总结了三年来保卫河防的战斗和四个月来的政府工作，提出了会后的施政方针，以“创造模范的抗日民主政权，团结全警区人民巩固河防，保卫陕北，保卫边区，保卫西北，争取抗战最后胜利，与建立三民主义的新中国”为施政的总则。会议通过了王震的政府工作报告及提案60余件，交政府和有关部门贯彻执行。[4]临时参议会为建立“模范的统一战线政府”创立了良好的基础。[5]
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安文钦思想不断进步，积极拥护中共抗战救国的总方针，拥护中共提出的民主建政、减租减息等各项政策，为建立和巩固陕北革命根据地做出了自己特殊的贡献。他在经济上大力支持八路军克服困难，全力支持抗战，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做出了贡献。爱泼斯坦在《突破封锁访延安》一书中写道：“随后的种种事情使他对自己的决定从未感到后悔。实现了民主，每个人都可畅所欲言。工农业生产全都增加了。减租使农民劳动更勤快，因为他们知道剩下的收成都归他们自己所有，同时地主也没有受到多大损失，因为虽然他们从收成中得到的比例减少了，绝对数量却没有减多少。减税也有助于补偿减租的损失。盗匪活动再也没有了，社会比他所记得的任何时候都更安全。”[6]
随着安文钦对共产党及其政策了解的深入，他爆发出高度的政治热情。1941年秋，边区开展民主选举，安文钦激动地说：“北京政府时代，贿选众议员，成立国会，老百姓不知其所以然，只盼着真龙天子出现。边区选举真是家喻户晓，大家了解了民主的真义，选出自己最放心的人。”同年10月8日，绥德县第一届参议会正式召开，安文钦被选为议长。11月6日，他赴延安出席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陕甘宁边区从第二届参议会开始，按照“三三制”原则进行选举，使得边区参议员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性，大量非中共党员的民主人士当选为边区参议会参议员。由于安文钦在民众中所具有的影响力，他不仅被选为参议会参议员，还当选为边区参议会副议长和边区参议会九名常驻议员之一。从北洋军阀时期就下决心不入仕途的安文钦，深深被中共的政策和民众的信赖所感动，愿在晚年为“人心所向，天命所归”的民主政权效力。在边区第三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的民主选举中，安文钦继续当选参议会副议长和边区参议会常驻议员。[7]他在参政的过程中，有职有权，对中国共产党更加了解，更为信赖和拥护。他工作十分认真负责，经常了解民众的意见、建议和要求，及时向各级政府反映。对李鼎铭在边区参议会上提出的“精兵简政”议案，他竭力支持；对中国共产党实行的“三三制”民主政权，他衷心拥护。在参议会工作中，他结交了许多肝胆相照的共产党员，将他们视为知己朋友和学习楷模。1941年9月，当他得知林伯渠、谢觉哉等德高望重的老同志发起成立怀安诗社的消息时，当即赠诗祝贺，表示“投名诗社里，寤寐亦相钦”。
安文钦在担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议长和参议会常驻议员期间，十分珍视人民赋予他的权力，积极宣传党和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并身体力行来落实，为边区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减租减息运动中，安文钦带头减租，起到了重要的示范动员作用。有资料记载：1943年12月，绥德县举行了有八个区的租户和伙子与大小两三百个地主参加的减租座谈会，租户和伙子纷纷发言，要求地主彻底执行政府的减租法令，换约勾账。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后，安文钦讲话，他拿出新换的一张有乡政府钤记的租约和新勾掉的一笔旧账，表示他已执行政府法令，并号召其他地主也要执行。在安文钦的号召和带动下，会议最后通过两个提议：（一）阳历年底以前地主必须到乡政府去勾旧账，换新约；（二）今后应具体规定伙种之山、水、川地地主应摊的份数，不能给伙子随便担两担就算了。[8]
安文钦还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1944年8月，21名记者组成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到绥德参观访问，他们突然提出要去安文钦家采访。采访时，记者向他提问：你是一个地主，为什么要拥护共产党？你的生活水平下降了多少？安文钦以亲身经历、大量的事实、鲜明的对比回答了他们的提问，并拉着记者参观了他的全部住室和设备。他最后反问记者：“在我的生活水平没有降低的条件下，劳苦人民普遍提高生活水平，我为什么不拥护共产党？”他还说，共产党是真心抗战的，真心为老百姓谋利益的。记者团走后，习仲勋、王震等领导同志赞扬说：“安老把记者团的突然袭击变成了中外记者招待会，现身说法，宣传了党的政策，扩大了影响。”事后，有的中外记者把这次采访结果在国统区和国外做了公开报道，宣传和赞扬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美国记者费尔曼在《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一书中写道：“绥德在边区是以大地主及有钱人多而著称的，在招待我们的宴席上我们见到不少这样的人物。最后我终于找到了机会和他们谈话。在这群有钱人中，最受人尊敬的是边区参议会的副主席安文钦，现在他已是70岁高龄了。他是绥德附近一带最大的地主，家世渊源到1000年前的宋代。他出身于有悠久传统的家族，中过秀才，即通过了清朝科举考试的第一关。他对共产党的土地改革及民主改革赞叹不已，他说：‘即使最苦的农民现在也有时间和机会去读书写字，增长知识，从愚昧中摆脱出来。’”[9]另一位外国记者在他的文章中这样描述安文钦：“这位绥德人民政府的主席现年69岁，身高体壮，满头硬发，我们在延安边区人民政府一次例会上曾经见过他。这次他坐在他那间黑檀木客厅里接见我们时说，他那400英亩土地从1000年前宋代起就是他们家的财产。他本人是清学者，在反满革命前当过县长，负责地方的科举考试，兼任当地民团司令。建立民国以后，他担任过当地各种学校的校董，但是在军阀时代或者随后的国民党时期，都拒绝接受任何公职，虽然在最后反对红军的斗争中，汤恩伯将军曾把司令部设在他的住宅里。起初，安文钦对共产党怀有疑虑和恐惧，但是八路军接管绥德后的所作所为打消了他的疑惧。他一生都反对腐败、赌博和鸦片，然而在过去，许多官员都乐此不疲，因此新制度的行政人员完全不沾染这种恶习，这一事实使他印象很深。八路军粉碎了日军想渡过黄河、威胁绥德的企图以后，他下定决心支持八路军。”[10]并且，安文钦还积极为边区的各项工作建言献策。1944年7月，边区参议会常驻会第十一次会议、边区政府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又通过了安文钦、霍祝三提出的“提倡法官深入农村，用民主方式解决民间纠纷”的提案，于是，又有更多的司法干部走出机关，亲赴案发地点进行审判。[11]1944年7月3日，时任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的黄亚光在日记中写道：“上午政府召开参议会常驻委员及政府委员联席会议。出席参加听取各委员发言，首先安文钦讲银行不兑边币法币给做买卖，合作社强迫入股，贸易公司统制货物有些滥了，交公粮限五天不对。”[12]
三
抗日战争胜利后，举国上下一片欢腾。可是，苦难的民众还没有笑出声来，蒋介石又要发动全面内战。安文钦气愤至极，他表达了对国民党独裁专制的愤怒和对边区实行民主政治的赞许。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议员是在1945年边区人民的普选中产生的，安文钦在参议会开幕典礼的讲话中谈到对这次选举的感受时指出：“真正是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自由无拘束的，秘密不记名投票的选举，既不是像民国初年的旧军阀官僚时代那样的贿选舞弊，及对选民有财产、文化、性别等等限制；也不是像国民党统治区那样的一党包办，有什么圈定、指定、妄派等违反民主的现象，而是真正的民主，彻底的民主。”[13]1946年4月2日，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召开，安文钦在开幕式上呼吁：“捣乱分子破坏政协协议发动内战，我们决不能袖手旁观。”在随后进行的第三届参议会正副议长的选举中，安文钦以81票连任副议长。[14]4月27日，边区第三届参议会闭幕式上，安文钦在讲话时着重指出，此次大会选举精神完全做到了民主自由，并特别说明“我们要求蒋介石实现四项诺言，坚决反对法西斯特务分子破坏中国的和平民主事业，边区人民要和全国人民团结一致，不达到最后胜利，决不退让”[15]。同年7月16日，安文钦与高岗、谢觉哉、林枫、成仿吾、薄一波、范铭枢等各解放区参议会驻会代表代表华北东北大部地区及陕甘宁、苏北、皖东地区的一万万四千万人民联名致电美国政府当局，“要求美国政府在中国内战尚未进行与独裁统治尚未结束时，停止对于中国国民党政府的一切援助（包括装备国民党军队及派遣军事顾问团），撤回军事援华法案。我们要求美国立即撤退在华美军，废止对华租借法案，并收回对华租借物资”[16]，停止援助国民党扩大内战。
安文钦同意消灭封建制度，拥护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改革政策。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后，安文钦积极响应，最先主动献地300垧（一垧合三亩），并致信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因未实行耕者有其田，以致富者田连阡陌，贫者地无立锥；地主操纵，佃户受困，诚可痛也。今我边府见及于此，实行耕者有其田，意至美而法至善，尤宜审慎周详，务使地主不得隐瞒，贫农得沾实惠。国家富强，人民丰足，庶有豸乎！现在反动分子，藉外力进攻解放区，以致国家危亡，人民涂炭，凡有血气者，应团结一致，捍卫家乡，巩固边区，决不松懈，决不退让，总期达到目的而后已。”[17]在他的带动和示范下，绥德分区的张哲卿、三边分区的李有竹和高昆山等地主士绅，也都主动献出了土地，要求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他们的这一行动，促进了党的“土地问题指示”的贯彻和土改工作的顺利开展，推动了“耕者有其田”政策的落实，受到林伯渠的赞扬。林伯渠致信安文钦：“得悉先生为实现‘耕者有其田’之土地政策，慷慨献地三百垧，义举所昭，不仅造福地方人民，亦足表社会贤达，边府同仁，深为钦迟。”[18]但在边区进行土地改革的过程中，一度出现了过左的做法和偏差。绥德县在土改中斗争了安文钦，没收了他的浮财，并把他“扫地出门”。林伯渠知道情况后，对此提出严肃批评，并向毛泽东主席做了汇报。毛泽东非常赞同林伯渠的意见，并指示要立即纠正过火做法，保护安文钦等开明士绅。毛泽东还对林伯渠风趣地说：美国记者爱泼斯坦在延安访问时曾讲过，共产党真厉害，把地主、开明士绅请出来当了副主席、副议长。现在一搞土改，又把他们的浮财分了，赶出他们自己的家。有朝一日，这位记者再来访，问起安文钦先生时，你们怎么交待？林伯渠遵照毛泽东的嘱托，亲自找安文钦谈话，向他当面赔礼道歉，并把没收的东西发还给他。安文钦非常高兴，他宽宏大量，识大体，顾大局，没有因被斗而对党埋怨和不满，反而对党和毛泽东主席的关怀表示感谢。
1947年3月，蒋介石又调集重兵进犯陕甘宁边区，延安、绥德等地相继被国民党军占领。按照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的安排，安文钦事前东渡黄河，进入晋绥解放区。同年冬，西北人民解放军已粉碎了国民党军对边区的重点进攻，绥德、米脂一带战局已趋平稳。安文钦返回绥德，发现他积蓄一生的书籍、文稿被国民党军洗劫一空，许多人为他惋惜，他却坦然地表示“我之走虽失掉了多年的文墨心血，但却保持了我的清白气节”。12月11日，李鼎铭在绥德义合逝世。在追悼会上，安文钦追述了这位边区政府副主席的生平事迹，并表示要继承李的遗志，将自己家的土地交出来，永远和人民大众站在一起。他说：“李副主席的遗言赞同中国土地法大纲，彻底平分土地，我也同样赞同。中国自有封建制度以来，就形成农村贫富苦乐不均，富者田连阡陌，贫者地无立锥，地主不劳而获，不耕而食，是最不合理的，今天我们追悼李副主席，应该继承李副主席的遗志，赞同土地改革，我的土地应当交出来，只留我应得的一份，我要和人民站在一条路上，去掉这个土地寄生虫的头衔。”[19]他说到做到，在1948年边区土改中，他交出了所有的土地，表现了他对党的土地政策的全力拥护和支持。他逢人便说：“现在我也和你们一样了，可以叫无产者了。”
1949年2月，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常驻议员、边区政府暨晋绥边区代表联席会议在延安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共有55人。为了更好地适应和促进西北革命大好形势，提高解放区政权的工作效率，安文钦与习仲勋、杨明轩等人以林伯渠的名义领衔，联合向联席会议提出《为统一陕甘宁、晋绥两边区行政管理，加强边府组织机构及人事配备案》的提案。联席会议经过讨论研究，接受了该提案，做出把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合并的决定，使两个边区的行政管理实现了完全统一，为夺取西北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提供了强大的后方支持。[20]
四
1949年8月，安文钦作为特邀人士，赴北平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受绥德县人民的委托，安文钦向毛主席、朱总司令转达了老区人民的敬意，汇报了绥德县的支前、生产情况；10月1日，安文钦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他的思想随着时代的发展更加进步。1950年1月，陕西省人民政府成立时，安文钦被任命为省政府委员。同年8月和1952年11月，安文钦出席了陕西省第一、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当选陕西省第一、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委员，并继续被选为省政府委员。他在陕西省各界人士代表大会上讲：“我完全出于至诚，深感在共产党领导下好，人民能过安居乐业的生活。”此后，他还当选为第一、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他在林伯渠陪同下，受到毛泽东的单独约见。在接见时，毛泽东幽默地说：你曾经是一位地主，所以选你为全国人民代表。假使你仍是一个地主，怎么又能选你为人民代表。安文钦向毛主席汇报：我早是供给制干部了。毛泽东关心地问他：“你愿意不愿意留在北京？”安文钦说：“年龄大了，留下来会麻烦别人的。况且对家乡也有感情。只要每次开会能来北京，给你投一票，我就高兴了。”毛主席风趣地说：“安老，你真开明。”他回敬说：“主席，你真英明。”
这一时期，安文钦对国家建设表现出高度的责任心，他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的发言中说：“关于李副总理一九五五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六年国家预算的报告，廖部长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的说明，彭副委员长常委会的工作报告，敬聆之下，第觉词严义正，磊落光明，井井有条，事事尽善，再思维，无瑕可指。总之，能把题目认得真，自然做出好文章，凡有血气者，奉之如金规玉律，书绅不忘，所以坚决地一致地拥护到底。在旧中国时代，有人讽刺我们中国人说了不做，这是中国人的大耻辱。所谓夫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者是也。每念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来，举凡宝成铁路、兰新铁路、武汉铁桥、治淮、治黄，各种工业，各种厂矿，莫不突破定额，提前完成。不但在生产战线上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尤要为早日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而奋斗。今蒙毛主席英明领导下，把中国人只说不做的耻辱洗刷得干干净净。虽然，更希望各级政府诸公，须要虚怀纳谏，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莫讳己过，自我检讨，自行匡正，当守勤慎廉明，奋斗到底。诚如是，以之治国，国无不治，以之安民，民无不安，从此国治民安，其不至于富强大国之一者几希！”[21]
由于当时安文钦已是80高龄的老人，鉴于他的身体和健康状况，组织上告诉他有些会议不一定都得参加，如果身体好，可多参加点娱乐活动，可以来去自由。而他仍是每会必到，认真开会。每次发言都提出许多积极的建议，反映人民的呼声，如开发陕北，发扬老区艰苦朴素的作风，保护文物，普及教育，等。每次去北京参加人代会时，同志们和北京的友人劝他在北京多留几天，玩一玩，但他即便和熟人会见，也都是在会议期间抽空进行，他总是同大家同去同回，一起行动，没有表现出一点特殊性。甚至林伯渠、谢觉哉等老同志约请他，也是在会议期间抽空去的。他说：“同来同回，路上方便，省得派人接送，造下不少麻烦。”会议期间，他每次都发言，后来讲话不便时，也要写出书面发言，而且从不让人代笔；不仅自己写，还自己抄清后交给别人看，然后才送交大会。有时大会工作人员劝他：“安老，您多休息，有些事我们可以代劳，您讲，我们记。”他却说：“这件事不能代劳，再劳也得自己来干。”表现出对党对人民赋予的权力高度负责的态度。安文钦自从认识了共产党，便积极向人民群众靠拢，由一个阶级转到了另一个阶级，长期同我党合作共事，推心置腹，他不愧为“三三制”的楷模，党的真诚的老朋友。[22]安文钦晚年时还写了不少诗文、对联、灯谜，以叙自己晚年在共产党领导下安乐的生活，颂扬社会主义。安文钦在党的政策感召下，脱离了自己的阶级，转变为一个革命的同情者、支持者、参与者，他自己心安理得，这也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追求和归宿。他在自传中深有感慨地写道：吾虽为地主，但知遇我者莫过于共产党和毛主席。我本庸才，经历清末、民国及新中国三代，至今实感有负于人民，至老之年愿献此身于革命。这表达了他觉悟的原因、过程和对党的热爱。安文钦与党合作，推心置腹，拥护共产党，坚定不移。因此，他被誉为党的真诚的朋友。
1962年8月23日，安文钦病逝于绥德，终年87岁。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副总理习仲勋为首的33人的治丧委员会，8月26日《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消息，中共中央在北京为安文钦举行了追悼会，国务院副总理黄炎培、谢富治等人参加了追悼会。在绥德召开的追悼会，由中共陕西省委、省政府负责同志主持。中共陕西省委的挽词是：人民困难时期帮助人民，人民永远不忘；革命向前发展追随革命，革命精神可嘉。陕西省人民政府的挽词是：大兴民主革命，留有懿范；拥护社会主义，久而弥坚。
（徐建国）
[1]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29卷第86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50页。
[2] 《王震传》编写组著：《王震传》（上），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版，第142页。
[3]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著，张扬等译：《突破封锁访延安：1944年的通讯和家书》，人民日报出版社1995年版，第71页。
[4] 宋金寿、李忠全：《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13页。
[5] 张秀山著：《从西北到东北——我的八十五年》，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129页。
[6]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著，张扬等译：《突破封锁访延安：1944年的通讯和家书》，人民日报出版社1995年版，第70—71页。
[7] 郭必选主编：《延安时期统一战线研究》，华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188-189页。
[8] 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农业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19—321页。
[9] ［美］福尔曼著，熊建华译：《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济南出版社2006年版，第175页。
[10]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著，张扬等译：《突破封锁访延安：1944年的通讯和家书》，人民日报出版社1995年版，第70页。
[11] 侯欣一著：《从司法为民到人民司法：陕甘宁边区大众化司法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43页。
[12] 魏协武主编：《黄亚光文稿和日记摘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2页。
[13]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献选辑》，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版，第277页。
[14]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献选辑》，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版，第278、282页。
[15]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献选辑》，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版，第278、282页。
[16] 《各解放区参议会驻会代表联名致电美政府当局要求停止援助蒋介石扩大内战》，《解放日报》1946年7月20日第1版。
[17] 《安副议长献地三百垧盛赞土地改革》，《解放日报》1946年12月3日第2版。
[18] 《林伯渠传》编写组：《林伯渠传》，红旗出版社1986年版，第329页。
[19] 《陕甘宁边区各界隆重追悼李副主席》，《人民日报》1948年3月5日第1版。
[20] 曲涛主编：《习仲勋在陕甘宁边区》，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526—527页。
[21] 《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的发言安文钦代表的发言》，《人民日报》1956年6月22日第六版。
[22]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29卷第86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