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2—1925）
少年时代
胡景翼，字笠僧，1892年6月14日（清光绪十八年五月二十日）生于陕西富平县侯家堡。7岁时随父母迁居庄里镇，在魏家祠堂杨子敏先生门下接受启蒙教育。13岁随父到三原县城，师从举人赵如笃，攻读“四书”“五经”，同时又拜“冠绝关内外”的拳师“鹞子高三”的大弟子魏金仲门下，精练高家武术，从而为他传承中国传统的文武之道奠定了基础。
胡景翼的少年时代，经历了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入侵两场浩劫。那时，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迫使中国割地赔款，清政府任凭侵略者划分势力范围，半殖民地的趋势日益加深，亡国惨祸迫在眉睫。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上下仍然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贪腐之风遍于中国，以致民不聊生，怨声载道。胡景翼的父亲胡彦麟是个商人，时任三原鸿泰商号经理，经常奔波于富平、三原、西安等地，阅历甚广，对世情之险恶和民间之疾苦都有深切的了解。他又是个生性豪爽、急公好义的人，常与乡亲好友谈古论今，针砭时弊，反清义气溢于言表。他常把自己知道的古圣先贤、忠义良将的故事讲给胡景翼兄弟听，告诫他们处世为人的正义之道。父亲的言传身教对于胡景翼的学有所进、业有所成起了很大的作用，正如国学大师章太炎所说“笠僧今世奇才，固天所授也。然生乱世，人纪衰薄，倜傥辄流，而之他，非太公以正督率，笠僧所就未可知也。”[1]
加入同盟会
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宣告成立，以孙中山领导的，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纲领的民主主义革命正式开始。陕西籍的留日学生井勿幕、宋元恺等率先入会，并于次年回陕，开展反对清王朝的革命活动。他们先后在西安、渭北各地奔走呼号，宣传同盟会的主张，发展革命组织，创建同盟会陕西支部（后改称陕西分会），并在西安城内的富平会馆创办了健本学堂，为革命培养人才。消息传到三原，还在诵读“四书”“五经”的胡景翼，如沐春风，一扫几年来浸染于“子曰”“诗云”中的横秋之气，激发了对新思想和新学堂的向往。在思想开明的父亲同意和支持下，胡景翼于1908年初（17岁）考入健本学堂。
健本学堂是同盟会成员焦子静筹办的，校长是王子端，所聘教员有李天佐、马彦翀等同盟会员和一些进步人士，宋元恺、井勿幕、张奚若、李仲特、邹子良、郭希仁等也经常到校讲课。他们揭露清政府丧权辱国、压榨人民的种种罪行，宣传同盟会的革命主张，把学生引上革命道路。思想敏锐的胡景翼，很快接受了孙中山思想，在行动上融入同盟分会领导的学生运动，结识了李仲三、张义安、冯子明、杨瑞轩等志同道合的师生，成了西安学生运动中的代表人物。[2]
1910年3月，经井勿幕、宋元恺介绍，胡景翼参加了中国同盟会，成为民主主义革命派的正式成员。
举义药王山
按照同盟会陕西分会的决议，胡景翼的主要任务是联络会党和刀客，以充实反清革命的实力。胡景翼通过一位在新军中任班长的同乡孙茂林，结识了新军中的哥老会成员崔俊杰、雷贵、刘复汉等人，进而结识了哥老会在新军中势力最强的通统山堂堂主张云山。在反清共识的基础上，胡景翼不仅自己参加了哥老会，而且介绍井勿幕、邹子良、李仲三等同盟会骨干也加入了哥老会，从而促成了同盟会、哥老会和新军的一些重要人物的大雁塔结盟，为西安的武装起义奠定了基础。
大雁塔结盟后，胡景翼和李仲三、尚武等人去渭北进行联络刀客的工作。
“刀客”，是关中渭河两岸一批特殊人物具有的独特名称。他们通常携带关山镇打造的长约三市尺，宽不到二寸，形制特别，极为锋利的刀子，用作自卫武器，也用来报仇搏斗，社会上就将他们称作“刀客”。到了清光绪、宣统年间，所谓刀客已不只是携带关山刀子，有的人还置备长短枪支，但是人们仍然沿用旧名，称他们为“刀客”。他们“主要是破产失业的农民和城市小手工业者，以及被地主恶霸压迫陷害、含冤未申、走投无路、手刃仇人、逃避追捕的人们。起先是三三两两地结合在一起，携带着关山刀子，贩运私盐、私茶或给商家保镖，抽取些保镖费”。“这些刀客，既具有反抗统治阶级的精神，也颇有打抱不平、拔刀相助的义气”，因而在人民群众中得到广泛的同情和支持，受到同盟会的重视。
胡景翼回到他的故乡富平县——刀客最活跃的地方，通过“黑脊背”王守身，联络了“胡老六”胡彦海，“马老二”马正德，“冷錾”石象仪，“柴伙行”的田玉杰、杨衮、田春耕、徐天兴等人，向他们宣传同盟会的主张，把他们引上革命道路。并组织他们进北山，在耀县的庙湾牧场——同盟会的邹子良、胡定伯等人创建的革命根据地，组建成革命的武装队伍，准备发动反清起义。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打响了推翻清王朝的第一枪，湖北省宣告独立。
10月22日，西安起义的枪声打响，在同盟会领导下，由新军和哥老会组成的起义军一举推翻了清政府在陕西的统治，成立了秦陇复汉军政府。西安起义的第二天，胡景翼率领他所组建的队伍上药王山，打起了“兴汉灭满，光复中华”的大旗，一路南下，攻克重镇三原城，成立了以井勿幕为首的渭北起义军总部。
在药王山起义的影响下，渭北各县相继光复，清朝的地方政府土崩瓦解。
10月28日，陕西军政府任命胡景翼为秦陇复汉军第一标统带（团长），胡景翼的戎马生涯开始。
逐陆讨袁
辛亥革命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推翻了二百多年的清朝统治，但是，胜利的成果却被军阀头子袁世凯窃夺。身为清朝总理大臣的袁世凯倚仗他所掌握的北洋军，在帝国主义的帮助下，纵横捭阖，软硬兼施，迫使就职不到三个月的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不得不以“清帝退位，宣布共和”为条件，把大总统的职位让给了他。
袁世凯上台后，毁弃孙中山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挟持国会，起用亲信党羽，实行独裁，镇压革命，又迫使孙中山、黄克强、井勿幕众多革命领袖和革命党人流亡海外。政局的急剧变化，使满怀革命激情的青年胡景翼心灰意冷，但他已经认识到军事力量对于革命的重大意义，决心解甲辞职，会同知心朋友张义安、冯子明，三人结伴东渡扶桑，留学日本。
胡景翼等人先入东京振武学堂学习军事。当时孙中山也到东京，领导流亡东京的革命党人在一个名叫大森的地方，以“浩然学社”的名义，办了个培养革命军事人才的研究机构，时称“浩然庐”。胡景翼经于右任、井勿幕介绍加入了这个学社，潜心于军事学的研究。[3]
1914年9月，胡景翼在于右任带领下谒见孙中山，聆听中山先生的指示。孙中山正对一批青年革命者讲话，鼓励他们莫因失败而灰心，莫因困难而缩步，而要振作起来，鼓起勇气，积极投入“二次革命”，以期完成民族民权革命之大业。孙中山热情洋溢的讲话激发了胡景翼的夙愿，他向中山先生誓言：“来日一定打进北京城，请先生主持大计。”先生对他的豪迈之气概甚为赞赏，握着他的手说：“你的家乡在陕西，陕西革命的大事就托给你了。现在革命处于困难时期，经济很紧张，等到宽裕时，当给数万元供你使用。”胡景翼说：“数万元是无济于事的，我有先生的革命精神在，那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4]
是年冬，胡景翼和冯子明回到陕西。此时，袁世凯已派他的亲信陆建章取代了陕西军政府首任大都督张凤翙，掌握了陕西的军政大权。陆建章曾任北洋军军法处长，绰号“陆屠夫”，杀害过无数的革命党人。陆氏主陕，横征暴敛，中饱私囊，镇压革命，滥杀无辜，杜守信、王绍文、南南轩等18位反袁志士惨死其手，原有的革命军被裁并殆尽，只有陈树藩的一个旅因其善于逢迎，纳礼拜门，并与陆子承武结盟而暂留。胡景翼为了武装讨袁而栖身于陈部，当了个游击营营长，驻军富平县城，算是掌握了一支武装力量，并将其旧部和新结识的革命党人冯子明、岳维峻、姜宏谋、邓宝珊、张义安、董振五等尽收其中。[5]
1915年12月，袁世凯竟冒天下之大不韪，背叛共和，复辟帝制，当了皇上。孙中山立即发表《讨袁檄文》：“痛宗国之陆沉，愤独夫之肆虐，援率义旅，誓殄元凶，再奠新邦，期与吾国民更始。”[6]1916年元月，蔡锷在云南誓师讨袁，拉开了护国战争的帷幕。
陕西民军首领曹世英、高峻、郭坚等也在白水、黄龙等地兴兵讨袁。陆建章任命陈树藩为“渭北剿匪总司令”率部讨伐，又命其子陆承武率“中坚团”出师渭北攻打讨袁民军。1916年5月，陆承武回师富平进行休整，身负讨袁使命的胡景翼深入敌营探明情况，指挥他的游击营于当天夜里，封锁四门，集中兵力围攻陆承武下榻的湖山书院和县衙，同时派人通知陈树藩和曹世英等部前来支援。经过一天一夜的激烈战斗，胡景翼竟以不到三百人的兵力，击退了城外三千人的“中坚团”，活捉了城内的陆承武，取得了“逐陆讨袁”的首战胜利。
胡景翼与曹世英、高峻、郭坚等合兵一处组建陕西护国军，共推胡景翼为总司令。采取观望态度的陈树藩也同意逐陆讨袁，“嘱胡勿伤小陆”。胡景翼认为“中坚团”虽退而未灭，陆建章尚有3万人马分驻各地，只有陈树藩兵力较强，可以抗衡，再加上被俘的陆承武做筹码，方可“不战而屈人之兵”，逐陆出境。他力排众议，把护国军司令之职让给陈。陈树藩因利乘便当上了陕西护国军总司令，宣布陕西独立，并以送还陆子为要挟，迫使陆建章离陕，将陕督之位让陈。
倒陈伐段
陈树藩之意不在讨袁，而在攫取督陕权位。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一片骂声中死去，第二天，陈树藩就发表通电，为袁氏大唱赞歌，说什么“依其职权，究属中华共戴之尊，溯其劳勋，尤为民国不祧之祖。所以饰终典礼，拟请格外从丰，并议定优待家属条件，以表我国民未尽之思”[7]。接着又公然宣布取消陕西独立，“谨举陕西全境奉还中央，一切悉听中央处分。维持秩序，自是树藩专责，断不敢稍存委卸，贻政府西顾之忧”[8]。
袁世凯死后，北京政权落到皖系军阀段祺瑞手中。陈树藩卖身投靠，先后加入了段祺瑞的“督军团”和“安福俱乐部”。在省内招兵买马，扩充实力，排斥异己，镇压革命。
1916年9月，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就任海陆军大元帅，发动了讨伐段祺瑞的护法战争。陕西民军首领曹世英、高峻、耿直、郭坚等部纷纷响应。
时在陕南龙驹寨练兵的胡景翼及其所部被陈树藩调回西安，任命为“渭北剿匪总司令”，进军渭北攻打各路倒陈民军，又派旅长曾继贤率严锡龙一个团尾随其后，监视胡的行动。
胡景翼率部到渭北，派人去白水联络曹世英，谋划倒陈伐段之策。正在这时，曾、严率部进驻三原，立逼张义安离城东进。张义安怒发兵变，一举消灭了曾、严所部。胡景翼立即回师三原，会同曹世英等部组建陕西靖国军，于1918年2月1日联名发表《讨陈檄文》。《檄文》痛斥陈树藩：“乘时借势，攫取督军，卑鄙百出，诡诈万端，拜陆为师，以袁作祖，……左右无一端人，心腹尽皆败类，……纵匪以便自私，不惜靡乱地方，聚敛以饱私囊，何恤荼毒人民。……快心歼戮，任意诛求，万众呼天，千夫所指。”《檄文》宣告靖国军宗旨：“整率义师，扫除凶残，志期上以靖国，下以救民。……师以义动，陈逆得除，秦中政局，付以秦人公决，中央政局，同诸天下舆论。但得政治清明，共和巩固，奸雄无觊觎之心，政府有依归之望。”[9]
靖国军分编左右两翼，曹世英为左翼司令，统率高峻、郭坚等部，胡景翼为右翼司令，率领他的十大连，兵分两路围攻西安。兵临城下，来势凶猛，陈树藩相顾不暇，狼狈不堪，情急中向豫西的刘镇华求援，以省长相许，请刘率镇嵩军尽快入关相助，同时向北洋政府发电求援。在靖国军方面，由于临时组建，没有集中指挥和统一号令，又没有重型武器，对城坚沟深的西安城虽有攻势而无战果，不多时则显疲惫涣散之态，竟有擅自行动、此进彼退等情。曹与胡商议：这些由草莽英雄组成的部队，非得德高望重之人方可驾驭，因而命令各部暂退渭北休整，同时派人去上海请回深孚众望的于右任先生出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下编六路人马，以泾河渭水为界，与陈树藩、刘镇华及北洋政府派来的各路人马，形成时战时停的对峙局面。
靖国军与陈军战争的相持状态时约三年。其间，胡景翼一时不慎，误入陷阱，被陈所执，软禁于督军署东北角的百尺楼上。陈欲使胡归顺，瓦解靖国军，遭胡严厉拒绝。胡居此楼约两年，博览群书，“潜心经史，规摹行草，积二年所学大进，得日记尺许”[10]，约20余万字，对国内外大事及古籍名著均有独到见解。
“暂受北命，以张吾军”
1920年7月，直皖大战，皖系战败，段祺瑞下台，蛰伏天津，北方大地尽为直系军阀和奉系军阀瓜分，北京政权基本上落入曹锟、吴佩孚手中。
靠山垮台，仗势督陕嚣张一时的陈树藩处于行将覆灭的境地。在走投无路情况下，陈树藩提出“陕人治陕”的口号，企望以释放胡景翼为条件，与靖国军握手言和，以便与直系分庭抗礼，保住督军地位。
7月27日，胡景翼回到三原，被靖国军总部任命为全军总指挥。但他所面临的首要任务并不是作战，而是救灾。数年战乱，加上一场严重的旱灾，把渭北广大群众推进饥寒交迫的深渊。赈济灾民，振兴教育，兴建水利工程，解决辖区军民的吃饭问题，成了于右任、胡景翼等靖国军领导者们的主要任务。
1921年5月，北京政府正式下令免去陈树藩陕督之职，改由直系第二十师师长阎相文接任。阎即率其所部及吴新田的第七师、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入关进陕，武力驱逐了陈树藩。为时不久，阎督军内外交困，又因诱杀郭坚受到吴佩孚严厉斥责，服毒自杀，督军之位由冯玉祥接任。冯玉祥秉承曹、吴之意，要求收编靖国军，一统陕西全境，遂派代表到三原进行谈判。
形势对靖国军十分不利。在陕西，以冯玉祥为首的直系拥有装备较优的三个师，而靖国军已现四分五裂之势：六路部队中的第一路郭坚被杀，部属离散；二路樊钟秀和六路卢占魁已经出走；坚持渭北区域的只剩下胡景翼的第四路、曹世英的第三路和高峻的第五路，共约两万余人，且因装备落后，粮饷不足，实难与冯军抗衡。靖国军领导者面临艰难的抉择：若战，将冒全军覆没的风险；若受改编，将被视为变节背叛。于右任、胡景翼和部属将领及顾问们谁也拿不出一个万全之策。
总指挥胡景翼审时度势，采纳了他的高参刘允丞和续桐溪的建议：“暂受北命，借此出关，以张吾军”，[11]决定在部队编制不被打乱的条件下换旗受编，并于9月19日至21日召开渭北15县国民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取消陕省靖国军名义。
胡景翼的决定得到国民大会的赞同，也得到曹世英、高峻的同意，但却受到于右任总司令的坚决反对，他拒绝胡景翼的任何解释，悲愤地离开三原，南下四川，辗转去了上海。
10月6日，北洋政府下令改编胡景翼所部为陕西陆军暂编第一师，任胡为师长。陕西靖国军“倒陈伐段”一段历史宣告结束。
卧薪尝胆 韬光养晦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依然是北洋军阀的天下，战乱不止，满目疮痍，旧的革命力量显得软弱无力，新的革命力量尚在襁褓之中。
直皖战后，奉系军阀和直系军阀分别在日本帝国主义和英、美帝国主义支持下，为争权夺利而剑拔弩张。1922年4月，在京津地区爆发了第一次直奉战争。
战争即将开始时，吴佩孚便命冯玉祥移师河南，任直军的后方总司令。冯玉祥把陕西督军暂交省长刘镇华代理。冯在出发时写信给胡景翼说：“我为参加讨伐媚日祸国的张作霖，现在离开陕西了。你若要争权夺利，可和刘打；若要救国，请你和我同来。”[12]
赶走刘镇华，取而代之，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这不是胡景翼的追求，他没有忘记东出潼关，壮大实力，打进北京城，践行他对孙中山先生的誓言，自然不能放弃冯所提出的后一种选择。他回复冯玉祥：“你放着督军不干，要去参加讨奉战争，这种光明磊落的态度，使我敬佩不已。……我自愿率部追随在你之后，同向为国奋斗的途上迈进！”[13]决定向中原进军。
冯玉祥没有想到他的部队刚抵郑州，就受到明依曹吴、暗通奉张的河南督军赵倜40个营的东西夹攻。在情况十分危急的时刻，冯给胡景翼发电报告急，求其速援。胡在豫西的火车上接到告急电报，立即命所部兼程前进，直趋郑州前线，从侧背向赵军发动进攻，出其不意，风驰电掣，顿时使赵军土崩瓦解，全面崩溃，遂解郑州之围。这一仗不仅使赵倜遭到毁灭性打击，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冯玉祥对陕军的看法。冯玉祥这样评价：“这次战役，胡笠僧部队出力很大。他们器械不全，饷项不足，竟能够奋勇参加斗争，实是出乎我们的意料的。”[14]
直奉战争只打了七天，就以奉系失败告终。张作霖退出山海关，亲奉的总统徐世昌被赶下台，所谓“合法总统”黎元洪复位。不及一年，黎又被曹锟撵走，自己经过贿选当上了“总统”。一战胜皖，再战胜奉，吴佩孚赫然不可一世，公然提出“武力统一”的主张，妄图靠其军事实力剪除异己，扑灭革命，在全国实现其军阀专政的野心。
战后的冯玉祥被曹锟任命为河南督军，但却因吴佩孚坐镇洛阳，视河南为他的直属领地，容不得被视为异己的冯玉祥久居卧榻之侧，因而不到半年就被明升暗降，调到北京南苑，给了个陆军检阅使的名义，坐上了徒具虚名的冷板凳。冯玉祥与吴佩孚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
胡景翼因非曹、吴嫡系，而且曾是同盟会成员，只给了个京汉铁路北段的护路使，负责正定到安阳一段的护路任务。师部设在顺德（河北邢台），其北的保定府是曹锟的巢穴，其南的洛阳是吴佩孚的老巢，处处受到歧视和监视。他不得不像越王勾践那样，身在虎穴龙潭之间，忍辱负重，卧薪尝胆，谨言慎行，苦练精兵，以待时机。他常告诫部属将士：我们虽然接受改编，身处逆境，但不能背离革命宗旨，决不做对不起革命、对不起民众之事。好在他的两位高参——刘允丞和续桐溪，都参与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的工作，经常出入于直系各部之中，为胡景翼出谋划策，从而促成了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的反直“三角同盟”。
“三角同盟”和北京政变
曹锟的贿选丑剧和吴佩孚的“武力统一”政策，激化了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他们把自己置于千夫所指、万众唾骂的地位。早在1923年初，孙中山派到陕西了解胡景翼“换旗”情况的马伯援，在掌握了真实情况之后，就对中山先生提出了依靠胡景翼，暗结冯玉祥，在北方发动讨伐曹、吴军阀的建议，得到中山先生的赞同，并嘱马伯援等对冯玉祥再进一步“劝其革命”[15]。随后，国民党北京执行部也提出了“首都革命”的计划，得到中山先生的支持。与此同时，孙中山和张作霖、皖系的浙江督军卢永祥，密结同盟，即所谓“大三角同盟”，共讨曹、吴。
1924年3月，“江浙战争”爆发。浙江督军卢永祥因通电反对曹锟贿选，与北洋政府脱离关系，曹锟指使江苏督军齐燮元对卢讨伐。
孙中山因粤、奉、浙同盟关系声援卢永祥，命令北伐军“克日移师北指，与天下共讨曹、吴诸贼”[16]。
江浙战争爆发的第二天，张作霖通电讨直，大骂曹、吴罪恶山积，悉数难尽，并宣布自率17万人马向关内进发。曹锟急召吴佩孚进京，准备应对奉军的进攻。第二次直奉大战一触即发。
这将是一个推翻曹、吴，实现“首都革命”的绝好机会。国民党北京执行部派马伯援、徐谦（季龙）立即去南苑联络冯玉祥“劝其革命”，而冯却因为他与吴佩孚相较，实力悬殊而犹豫不决。正如他在《我的生活》中所说： “我素来主张和平，对曹锟的贿选窃位既深为疾恶，于吴之穷兵黩武尤痛恨已极。目击国势日非，环境险恶，而自顾力量单薄，孤掌难鸣，心里有难言的痛苦。”[17]国民党北京执行部于是又派刘允丞去顺德见胡景翼，要胡去联络冯玉祥，以成大事。
埋头练兵的胡景翼对周边情况十分清楚。他深知冯玉祥与吴佩孚的矛盾由来已久，势同水火，联冯倒曹、吴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十分必要的。但冯城府甚深，“我与他虽有交往，但还未到无话不说的地步，何况我现处龙潭虎穴之间，时刻被人监视，直接出面不妥”。他认为孙岳是联冯的最合适的人选。
孙岳，字禹行，河北高阳人，早年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前曾和冯玉祥“共谋滦州起义，自那时订交，多年来往来无间，交谊深厚，志同道合”[18]。孙岳在1913年还参加了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避居华山，与胡景翼、刘允丞、邓宝珊等参加了“华山聚义”，有共谋讨袁的革命情谊。孙岳现任直系第十五混成旅旅长，兼河北大名府镇守使，为人豪迈直爽，慷慨义气。因此，胡景翼认为由孙联冯，事必可成。于是就托刘允丞和邓宝珊去大名府与孙岳共商。
孙岳听了刘允丞和邓宝珊的说辞，慨然同意了胡景翼联合倒直的计划，并立即乘车去见冯玉祥。
孙岳与冯玉祥在南苑昭忠祠的草亭晤谈，使冯因得到孙岳的支持和与胡景翼负责联络的承诺化解了“心中难言的痛苦”。但他还要胡那里来人面谈商定。
适逢胡景翼的盟兄李仲三来顺德看望他，胡听取了“允哥”所谈孙、冯草亭晤谈情况后，就托李仲三拿着他的亲笔信去南苑见冯。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冯玉祥特别谨慎。他约李仲三在旃檀寺总部进行笔谈，边写边看边烧，取得了密切合作共倒曹、吴的共识，并确定了初步的行动计划，从而形成了胡景翼、孙岳、冯玉祥的反直三角同盟，即所谓“小三角同盟”。这个同盟在随后的第二次直奉战争和北京政变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9月17日，张作霖指挥的17万奉军，与吴佩孚的25万直军，在长城的山海关、喜峰口、古北口一线展开大规模的战斗，第二次直奉大战正式开始。
在古北口战场上，张作霖秘密派人与冯玉祥达成共讨曹、吴的密约，互不进攻，因而把承德方面的部队东调，集中兵力向山海关发动总攻，取得了重大战果。在喜峰口战场上，直军王怀庆所部刚出关口就被奉军打了回去。
坐镇北京的“讨逆军”总司令吴佩孚于10月12日亲率其精锐部队第三师赶赴山海关前线，企图扭转颓势。
机不可失。胡景翼马上派邓宝珊飞驰古北口外的滦平县，与冯玉祥共商倒戈回师的计划。
1月19日，正当直奉两军在山海关激战的时候，冯玉祥对其所部宣布了回师北京推翻曹、吴的决策，并嘱邓宝珊转告胡景翼，望胡部回师京东，准备阻击吴佩孚回师救援。
23日，冯玉祥在时任北京卫戍副司令孙岳的帮助下，未动一枪进了北京城，迫使曹锟下令撤免了吴佩孚所兼各职。25日召集胡景翼、孙岳等参加的军事政治会议，决议贿选总统曹锟自动下台，由黄郛任临时总理，把末代皇帝溥仪逐出紫禁城。冯、胡、孙各部更名为中华民国国民军，冯玉祥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景翼任副司令兼第二军军长，孙岳任副司令兼第三军军长，并联名发电邀请孙中山先生“共商国是”。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北京政变”。
寄望中国共产党
北京政变的消息传到山海关，吴佩孚急忙把前线的指挥权交给后援军总司令张福来，亲率残缺不全的第三师水陆并进，来到天津附近的军粮城，准备向北京进攻。吴仍不失大帅风度，从天津请来前国务总理张绍曾（字敬舆）进行“调停”，要求冯玉祥“速行下野，以免殃及池鱼”[19]。但被冯玉祥断然拒绝。张绍曾深知吴佩孚败局已定，劝其下野，也被拒绝。
胡景翼参加军事政治会议后，立即返回通州，调兵遣将，阻击吴佩孚的进攻。为了早日结束战争，避免或减轻军民伤亡和损失，胡景翼在11月1日致函吴佩孚，洋洋洒洒二百余言，陈说利害，劝其听取“张敬舆总理之言，飘然下野，犹不失为识时之英雄。否则，一意孤行，穷兵黩武，不惜残民以逞，即赢得亦不过保持数人之禄位财产，无益于国民，则玉帅失败甚矣。”[20]
这些理性的良劝非但不被目空一切的吴佩孚接受，反而激起他的满腔怒火，立即下令发动进攻，结果是杨村一战全军覆没。更为严重的是北京政变和吴佩孚回师的消息，使长城前线的直系军队军心大乱，在奉军的猛烈进攻下一败涂地。号称“常胜将军”的吴佩孚这才感到危急，不得不浮海南逃。
奉军入关，张作霖力挺段祺瑞主持善后，段在天津邀请冯玉祥共商善后事宜。
在天津会议上，冯玉祥陷入了奉系军阀和皖系政客的围攻之中，基本上没有发言权，一切听命于张作霖，这在实际上否定了黄郛内阁，否定了请中山先生主持大计，否定了北京政变的革命性和进步性。冯玉祥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说：“首都革命最初的目的，原是要扫除军阀势力，打倒贿选政府，拥护孙中山主义，实现和平统一的主张。但因在军事胜利之中，没有能够建立革命政府，结果仅是给予当时最凶恶的军阀曹锟、吴佩孚一个致命的打击，或能减去异日革命上不少的阻力。除此而外，这次革命的意义已在奉系军阀与皖系政客为私人势利的合作之下断送了！”[21]
冯玉祥回到北京，情绪消沉，不数日即抱着“高揖群公，急流勇退”的态度，宣布下野，避居于京西天台山去了。
胡景翼非常失望。天津会议标志直奉战争结束，“首都革命”失败，也意味着胡景翼多年的抱负成了泡影。胡景翼毫不犹豫地把希望的目光投向中国共产党。他立刻要求屈武领他去见李大钊。
屈武，字经文，陕西渭南人，生于1898年，小景翼6岁。早在1914年在华山书院读书时屈武就见过刚从日本归国的胡景翼，“只见他高额头，大盘脸，杏眼圆睁，两耳垂肩，眉宇间充溢着英武之气，令人肃然起敬”[22]。二人数次交谈，甚为投机。1914年屈武在西安成德中学上学时被选为学生会会长。6月28日，作为陕西学生联合会代表到北京参加了为山东问题的各界请愿团，被推选为请愿团代表之一晋见北洋军阀政府徐世昌总统，因对徐世昌的回答不满，激于义愤，以头撞壁，血溅总统府，轰动全国。10月间，因据理驳斥督军陈树藩被捕关押，危在旦夕，由于胡景翼（时被陈树藩软禁于督军府）与学校生理卫生教员杨叔吉设谋相救，“虎口逃生”[23]。从此屈与胡成为患难之交的朋友。
1924年8月胡景翼率陕西第一师驻防顺德时，正在北京大学上学的屈武受中共北方区负责人李大钊之命到胡部协助工作，被胡委任为高级参议，参加了北京政变和杨村战役。11月15日，临时执政府任命胡景翼为河南省军务督办。胡在出师中原之前，由屈武陪同到苏联驻华大使馆会见李大钊。
北大教授李大钊既是中共北方区的书记，又是1924年1月国民党改组后的中央执行委员。他热情地接待了胡景翼，并答应了胡的要求。胡提出两点要求，“一是邀请李大钊在适当时候亲临河南指导工作；二是要求苏联提供援助。对于第一点要求，李大钊表示：谢谢胡将军的好意，有机会一定去中州看看。对于第二点要求，李大钊答应与加拉罕大使研究”。李大钊还叮咛屈武：“到河南后，你要帮助胡将军把京汉铁路工会恢复起来，使河南局势很快趋于稳定。”[24]
联俄联共扶农工 风雨八方集豫州
11月中下旬，冯玉祥下野，张作霖、段祺瑞进了北京城，孙中山应邀北上尚在途中，北京局势急剧恶化。胡景翼告别李大钊之后，确定了新的战略计划：“以豫省为始基，推行主义于全国”[25]，遂率国民二军将士南下，进军中原。当时驻防河南的地方军阀李济臣和镇嵩军憨玉琨等部，企图抗拒。12月10日，国民二军攻占郑州，11日进开封，12日胡景翼就任河南督办。不久，拟任河南省长孙岳改任陕、甘剿匪总司令，河南省长一职改由胡景翼兼任。
作为省长，胡景翼的首要任务是建立和健全省政府和各道、县的领导班子。他反对任人唯亲的恶习，坚持“豫人治豫”、任人唯贤的方针，官员任命都是同本籍的革命党人和进步人士郭仲隗等研究决定的，所有厅长、道尹、县长，除财政厅厅长是北京财政部指派的外省籍者外，都是由河南本籍人员担任的。后来有一个例外，就是警察厅长张群（字岳军）是四川人，他是革命的建国川军总司令熊克武奉孙中山之命派来与胡景翼谋划围剿湖北直系军阀肖耀南的。张群经胡挽留暂在河南协助工作。这个“豫人治豫”的方针得到广大群众的称赞，对稳定中原局势起了很大的作用。
新政府成立后，胡景翼把“积极刷新，期成清明之政治”作为主要任务和奋斗目标，清乡除匪、肃清贪污、整顿财务、发展交通、振兴实业等各项工作都迅速开展起来。
河南省几经战乱，天灾人祸，致教育事业无人过问，停滞不前，后续发展令人担忧。胡景翼对教育事业高度重视，在就职演说中特别提出：在省政府的财政预算中“首先划拨教育专款，使其独立，以期教育之发展”，并规定“每月发放薪饷以教育机关为先”。[26]
开封古称汴京，是中国著名的古都之一，蕴藏着厚重的文物古迹，乃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为了保护和整理这些文物，胡景翼请来了他所敬重的革命活动家、对诗词文学颇有造诣的李根源先生，托其负责开封龙亭公园和省图书馆领导工作，收集了大量历史文物，整理编纂了《河南图书馆藏金石目》，为中原文化的研究和继承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繁忙紧张的军务政务活动中，胡景翼清醒地知道他和国民二军的险恶处境：北有晋系军阀阎锡山，东有奉系军阀张宗昌，南有直系残余肖耀南，西有刘镇华镇嵩军，他们无不对中原这块战略要地虎视眈眈。为了使中原成为北方的革命基地，除了加强国民二军的训练和战备外，必须切实贯彻“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必须“网罗人才，邀致名流，开诚布公，共谋国是”，而把争取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作为最重要的条件。在局势初步稳定后，胡景翼派屈武带着他的亲笔信去北京邀请李大钊来河南指导工作，并和李仲三等去天津拜望孙中山先生。屈武向中山先生简要汇报了河南近况，中山先生说：“我对河南的局势是一向关心的，也很想去中州看看，只是有病在身，力不从心，请你向胡景翼将军转致问候，也请你转告守常（李大钊）先生，请他务必去河南一趟。”[27]
1925年初，李大钊在屈武、刘天章、董汝诚的陪同下来到开封，下榻交际处。胡景翼立即前来看望，并与李大钊进行了单独会谈。他们就争取苏联的军事援助问题，派人赴苏留学问题，中共派人来豫工作问题，组建工会和农会问题，国民二军的发展和培训问题等，交换了意见，取得共识。会谈后，李大钊对屈武说：“通过几天交谈，感到胡景翼这个人的确不错。一是有政治远见，二是有革命事业心。把胡景翼培养起来，对党的事业是有利的。”[28]
不久，苏联政府无偿支援的3万多支新式步枪和一大批弹药，还有一部分机枪和迫击炮运来了；以陆军上将西纳尼为团长、以魏金斯基为总顾问的军事顾问团30余人也到了郑州。这些装备和军事顾问的到来，对国民二军在豫西大战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以李大钊为首的北方区委，以王若飞为首的中共豫陕区委，先后派来刘天章、李震瀛、李求实、李瑞香、马文彦、杨晓初、侯可友、高克林、潘自力、史可轩、许权中、张昆弟等许多优秀中共党员到国民二军和河南省参加工作，开展工运、农运、青运和妇运工作。
在胡景翼的要求下，广州黄埔军校给国民二军输送了许多军事人才，杜聿明、张耀明、马志超、侯镜如、董钊、徐经济、田毅安、穆鼎臣等，都在国民二军担任过职务。从黄埔来的中共党员王泰吉、徐向前、阎揆要等也参加了工作。
国民党的许多大员和知名人士也相继来到开封，于右任、李烈钧、周震麟、张群、焦易堂、刘允丞、张季鸾、李百川、郭叔藩、续范亭等，都直接参与了军务、政务和外务方面的工作，给胡景翼很多襄赞和帮助。
一时间，古老的汴京城名流汇集，宾客如云，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盛况。当年在国民二军任过职的董其武将军说：“当吴佩孚窃据河南时，康有为曾用‘八方风雨会中州’称道吴。吾以为，以此赠吴，实为过誉，以此赠胡，则当之而无愧。”[29]
为了接待国内外各界人士，河南省政府在开封市内筹建了五个招待所，胡景翼经常到这里来，同各界人士会商，向他们请教治理地方和救国救民之良策。他那实朴、诚信、平易近人、谈吐潇洒的作风，博得了各界的好评，有人称赞他：“武有周瑜之谋，文有孟尝之风。”
胡景翼坚决贯彻三大政策，把1923年初吴佩孚强制解散的工会组织恢复，会员发展到3万余人，农会也在一些地方建起。1925年2月7日，京汉、陇海、道清铁路员工聚集郑州，在发生“二七惨案”的地方召开了中国铁路工人第二次代表大会，“胡景翼特地为大会送来大幅红布贺幛，上面写着‘劳工神圣’四字，上款：‘祝贺恢复京汉铁路总工会大会’，下署：‘胡景翼敬上’五字。”[30]
英年早逝 精神永存
胡景翼主政河南，使中原大地的气象焕然一新，人们称之为“北方的广东”，这是个恰当的比照，但却被北洋军阀视为目中之钉，必欲除之而后快。
2月中旬，胡景翼接到一份由驻京代表张季鸾转来的情报，称奉张（张作霖）、晋阎（阎锡山）、陕刘（刘镇华）三方在太原聚会，密谋联合行动消灭国民二军和三军，先由盘踞洛阳的憨玉琨发动，刘镇华率其全部东出为后援，至河南军民两政及一切善后事宜，届时由三方协商处理。[31]
2月18日，胡景翼离汴赴郑，19日召开军事会议，制定作战计划，命第二师师长岳维峻为右翼前敌总指挥，第七旅旅长邓宝珊为左翼前敌总指挥，分进合击，直捣洛阳。22日下总攻命令，两路大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对刘、憨军发动全线反击。在铁路总工会的支援下，经过20天的战斗，两路人马于3月8日会师，一举攻占洛阳，刘、憨十余万镇嵩军土崩瓦解，豫西大战宣告结束。
3月10日，胡景翼回到开封，立即向中山先生发报告捷，并表示他即将率师南下夺取武汉，策应北战，以期完成国民革命之大业，但是，卧病北京协和医院的中山先生已因病情恶化，不能批阅他的电报了。
3月12日，中山先生在京逝世。这个不幸的消息传来，给胡景翼的精神一个沉重的打击，他为失去这位最受尊敬的导师和领袖悲痛欲绝。而另一个不幸又直接降临到他的身上。
在豫西大战开始时，胡景翼已经发现右臂生了个疔疮，由于军务繁忙没有在意，经过近一个月的战争，病势日重，孙中山先生逝世更使其病情急剧恶化。这位以身许国、矢志革命、身经百战、叱咤风云的青年将领，竟于4月10日长逝于开封任上，年仅34岁。
北京、西安、开封、郑州等地举行了隆重的悼念活动，国民党和各界人士、各国驻华使节、机关团体代表、学校师生和广大群众，前往吊唁者络绎不绝，日以数万人计，挽联、祭文、悼词、唁电不计其数，表达了人们对这位功勋卓著的爱国革命将领的怀念和崇敬的情意。
李大钊专程到郑州参加胡将军追悼大会，对胡将军英年早逝深感痛惜：“胡景翼是一位才华出众、深孚众望的军事将领。他跃马燕冀、驰骋中原，战功显赫。特别是北京政变，功足千秋。惜壮志未酬，将星遽损，大钊有如失左右臂之痛。他的不幸早逝，是中国革命事业不可弥补的损失！”[32]
于右任先生为胡景翼将军撰写的墓志铭中称道：“胸有千秋，心无一物”，“国之少年，世之先觉”。[33]
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赞道：“渊海之量，螭虎之武，懿此硕人，宜司中土，寿不盈三纪，而气弥于永古！”[34]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习仲勋为文《纪念胡景翼将军》：“胡景翼将军赤诚爱国，胸怀大志，献身革命，功劳卓著。他整军经武，有智有勇，知人善用，将士归心。他思想开明，追求进步，热心公益，造福人民。他胸怀坦白，光明磊落，谦恭礼让，平易近人。将军的一生虽然短暂，但他的高尚品德会永放光芒，他的光辉业绩会永垂史册。”[35]
（李凤权）
[1] 章太炎：《富平胡太公墓志铭》，《章太炎全集》（五），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77页。
[2] 陕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会编：《陕西辛亥革命回忆录》，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86—187页。
[3] 于右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长河南军务督办胡公墓志铭》，载《胡景翼传》，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25页。
[4] 陕西省图书馆藏：《陕西乡贤事略》，1935年铅印本，第127页。
[5]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陕西党史资料丛书（五）《陕西靖国军》，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4—65页。
[6] 孙中山：《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99页。
[7] 中共陕西省委会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陕西靖国军》，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6页。
[8] 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思想史》，第243页。
[9]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陕西党史资料丛书（五）《陕西靖国军》，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69—170页。
[10] 于右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长河南军务督办胡公墓志铭》，引自《胡景翼传》，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25页。
[11] 王陆一：《西北革命史征稿》中卷，陕西革命先烈褒恤委员会1949年印，第52页。
[12] 冯玉祥：《我的生活》下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57页。
[13] 冯玉祥：《我的生活》下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60页。
[14] 冯玉祥：《我的生活》下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60页。
[15] 罗家伦：《国父年谱》，国民图书出版社1965年版，第595页。
[16] 孙中山：《在黄埔军官学校的告别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1卷，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64页。
[17] 冯玉祥：《我的生活》下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90页。
[18] 冯玉祥：《我的生活》下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90页。
[19] 张绍程：《张绍曾事迹回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30辑，第227页。
[20] 李风权编注：《胡景翼将军遗墨选萃》，三秦出版社2011年版，第21—29页。
[21] 冯玉祥：《我的生活》下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16页。
[22] 《《屈武回忆录》上册，团结出版社2002年版，第41—42页、第96—97页。
[23] 《《屈武回忆录》上册，团结出版社2002年版，第41—42页、第96—97页。
[24] 《屈武回忆录》上册，团结出版社2002年版，第131页。
[25] 《胡景翼遗嘱》，引自《胡景翼传》，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22页。
[26] 王陆一：《西北革命史征稿》上卷，陕西省革命先烈褒恤委员会1949年印，第185页。
[27] 《屈武回忆录》上册，团结出版社2002年版，第134页。
[28] 《屈武回忆录》上册，第138页。
[29] 董其武：《戎马春秋》，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32页。
[30] 马文彦：《胡景翼喜峰口起义和他在河南执行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一些情况》，《陕西文史资料精编》第五集（上），陕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96—297页。
[31] 韩玉辰：《关于李景林与国民军》，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51辑，第78页。
[32] 《屈武回忆录》上，团结出版社2002年版，第150—151页。
[33] 于右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长河南军务督办胡公墓志铭》，载《胡景翼传》，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25页。
[34] 见《胡景翼传》扉页。
[35] 习仲勋：《纪念胡景翼将军》，《胡景翼传》，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