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2001）
追求救国真理
1907年3月11日，高克林出生在华县赤水镇程高村。程高村有程和高两大姓。姓程的有权有势，里正（管赋的基层小官）是姓程的，村长也是姓程的。村里文有秀才，武有武举，几乎都是姓程的。姓高的无势、无钱，多是穷人。有竹匠、木匠、理发的，还有刀客。为了生计，高家人不得不巴结程家人。高家有两个祠堂。高克林从小就在东祠堂念书、祭祖。这时，在高克林的心灵泛起了缕缕疑云：我们诚心祭祖，祖先为什么不庇护我们？我们虔心敬神，神灵为什么不保佑我们？
高克林家有水浇地十四亩，坡地四亩。在动乱的岁月，家境每况愈下。为了减轻父亲的生活重担，高克林从小就开始学做家务农活，担水扫地、割草喂牛、搂柴出圈是他的家常活。大人摇耧时他牵牛，浇地时他看水；夏收时割麦，秋收时拾棉，也是他常干的活。一次，他上坡割草，不小心从坡上滚下，疤痕终身尤在。在他初涉人生的道路上，就感到人生之艰难。
1922年，在中国的北方爆发了一场祸国殃民的直奉战争。陕西代理督军刘镇华乘机横征暴敛，使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就在这兵荒马乱之时，高克林的父亲不幸摔伤。他出城请医，只能从城门下钻出去。请医生回来时，城门仍是久闭不开。那时，没有权势的人是叫不开城门的。医生无奈，给了点药把他打发回去了。此后父亲的肺病越来越重，不久就撒手而去。这时，家里只剩下母亲、他和十岁的弟弟。从此，高克林失去了童年的欢乐，摆在他面前的是一条更艰难的路。他既恨军阀混战的社会，更恨不平等的户族压迫。他也在苦思：怎样才能改变这种社会现实？
1920年，高克林到华县教育高小读书。校长叫杨鹤年，是个进步开明人士。在高小读书期间，他有幸认识了魏野畴和潘自力。魏野畴是陕西兴平人，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也是中共陕西地区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在高小纪念孔子诞辰日，校长请时任华县咸林中学教育主任的魏野畴给学生做报告。魏野畴反其道行之，以革命的批判精神对孔子学说进行了批判。从此，高克林找到了批孔的理论武器，孔孟的偶像在他的头脑中也垮掉了。一次，先生出了“清明祭鬼论”的题目，高克林的论点是无鬼，论据有二：一是，一年清明祭一次鬼，鬼一年只吃一次饭，会被饿死；二是，人死了后都变成鬼，地狱怎么能容得下。尽管他的无神论是这样的肤浅和幼稚，但却引发了他对社会的新探索。
在高小学习中，高克林更多地了解到日本、英国和其他列强侵略我国的罪行。朦胧意识到中国穷是帝国主义侵略的结果，中国乱也是帝国主义捣乱的结果。他和同班同学乐以成、同继志等七八个人组织了“互励会”，整天扩膀子，练武艺，积极参加体育活动，准备将来和英、日侵略者较量。他还跟高年级学生潘自力学踢足球，培养自己的意志和耐力。潘自力是咸林中学高年级的学生，他骠勇强悍，外号“潘狮子”，是足球场上的健将。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把打倒英、日列强作为人生共同目标。后来，潘自力在魏野畴的影响下也走上了革命道路，成为中共陕西地区较早的领导人之一。
高小毕业之后该怎么办？这将是高克林的关键抉择，他想继续上学，家庭情况不允许；在家务农吧，他又不甘心现状。因为在他心目中还有一连串有待解决和实践的问题：怎样摆脱封建统治？怎样消灭剥削压迫？怎样赶走英日列强？中国的出路在哪里？在思索无果的情况下，高克林一方面种地，一方面到赤水职业学校去看书。这个学校是他的表哥王尚德办的一所进步学校。王尚德是陕西党组织的首创人之一。在武汉中华大学上学时，王尚德就接受了马列主义，并参加了恽代英领导的进步组织“利群书社”。1922年8月，受武汉党组织和董必武同志的派遣，王尚德回陕发展组织。在渭华赤水一带，王尚德组织了乡村教育研究社。在此基础上，集资办起了赤水职业学校。王尚德以学校为阵地，以教员公开身份为掩护，开展革命活动。1922年底，王尚德与张浩如在赤水开始发展青年团员，建立团组织。后根据团中央的指示，建立了青年团赤水支部干事会。不久，团的赤水支部又扩大为赤水特别支部。
在赤水职业学校里，高克林仿佛进入了新的知识天地。《新青年》《向导》《马克思传》等充满革命思想的书刊使他大开眼界。在革命思想的鼓舞下，高克林勇敢地加入到驱逐军阀刘镇华的行列，在华县城区一带散发驱刘传单。
高克林在王尚德的鼓励和指导下，不仅参加社会进步活动，还学习了不少革命理论。他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玄学与科学的论战》《独秀文存》等，知道了马克思、列宁是劳动人民翻身的领袖，了解到共产主义是人类最理想的社会。这时，高克林眼前一片光明，昔日苦闷烦乱的情绪一扫而光。他有了新的精神依托，这就是共产主义。
转为中共党员
高小毕业后，母亲看高克林经常到赤水职业学校，似乎猜透了他的心思，对他说：“你父亲在世总想叫你把书念成，当个先生，有些名望，再不受人气。我看你还是再念几年书吧！”懂事的高克林知道，家里为他娶媳妇、给父亲办丧事已债台高垒，再加中学的学费就更高了。他被母亲的深明大义所感动。他更知道，为了他的前程，母亲又要付出多少艰辛的代价啊！
1924年春节后，高克林怀揣借来的30元钱，挥泪告别母亲赴西安成德中学应考。在200多名考生中，他考取第一名。高克林和吕剑人、王菊人等40余人编在一班。他当班长，吕剑人当副班长。他和学长张秉仁住同一宿舍。他俩情趣相投，无话不谈，关系十分融洽。一天，他在张秉仁抽屉发现一本《sy》（社会主义青年团刊）。他知道张秉仁是团员后，更接近他了。张秉仁不仅让他看团刊，还给他推荐了许多读过的书籍。一天，张秉仁带他见时任西安一中的训育主任魏野畴。魏野畴嘘寒问暖，很快使他消除拘束之感。从此，他成了魏野畴家中的常客，魏野畴也成了他早期革命的指路人。
成德中学是陕西原督办陈树藩办的私立中学。它以“成”全封建道“德”为宗旨，大力提倡尊孔读经，宣扬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学校落后势力占统治地位，对主张教学改革的教员横加排斥，指责宣传新思想的进步青年是“过激分子”。所以，这个中学成了西安地区顽守旧思想的落后堡垒。
成德中学有个姓潘的数学教员，公式概念总是讲不清，学生都称之“潘浆子”。为了打破这个学校政治的沉闷局面，在魏野畴的指导下，高克林和吕剑人以学生代表身份，以罢免“潘浆子”为借口，组织学生罢课20多天。这次罢课虽然失败了，但却是高克林首次组织革命活动的新尝试。
轰轰烈烈的罢课失败后，经过与魏野畴交谈，高克林做出了决定他终生命运的关键抉择：“不念书了，进行革命！”从此，高克林告别了学校生活，在魏野畴的资助下，开始了职业的革命生涯。
1924年8月，为了进一步组织青年学生参加革命活动，高克林跟魏野畴、张秉仁等创建了青年文学社，并出版《青年文学》旬刊。魏野畴是主编，张秉仁是编辑。张秉仁是在校学生，魏野畴还有教学任务，只有高克林一个是青年文学社的专职人员。《青年文学》是四开单页的铅印刊物，每期印数近千份。高克林负责编辑以外的所有杂务，从印刷到发行，都是他的工作，他整天奔跑在印刷厂和邮局之间。
青年文学社及其旬刊的宗旨是组织青年学生学习进步书刊，开展文学活动，宣传新文化、新思想，揭露帝国主义、军阀和封建教育的罪行，唤醒青年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青年文学社的成立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青年文学》旬刊也受到进步人士的好评和广大青年学生的欢迎。
《青年文学》出刊四五期以后，为了适应青年学生对革命思想和革命理论的迫切要求，魏野畴提议把青年文学社改为青年生活社，把《青年文学》旬刊改为《青年生活》旬刊。魏野畴亲自起草了《青年生活社纲领及章程》和《青年生活》创刊宣言，明确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全国青年联合起来！”“全国妇女解放！”等口号。《青年生活》发表的《学生会整顿法》《中国青年的出路》等文章在指导学生开展读书会、讲演会、学术研究会、平民教育等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0月左右的一天晚上，魏野畴和张秉仁来到高克林的办公室。魏野畴首先向高克林宣布：“我和张秉仁介绍你加入青年团，以后你要用团章的标准要求自己。”接着，他宣布成立团支部，由张秉仁担任团支部书记。这个团支部后来被称为西安第一团支部。不久，师范学校的吕佑乾、雷晋笙、金宏图、李复生等成立了西北青年社，创办了《西北青年》周刊，并成立了团支部。这个团支部后来被称为西安第二团支部。这两个团支部分别开展工作，都和上海团中央直接联系。
张秉仁担任团支部书记之后，高克林就成了青年生活社的秘书，王授金是青年生活社的顾问。高克林的主要职责一是建立基层组织，发展社员；二是负责《青年生活》旬刊的印刷发行。他把每期刊物都如数分发到榆林中学、绥德师范、咸林中学、渭北中学、赤水职业学校和有青年生活社组织的学校和单位。按照魏野畴的指示，他整天穿梭于西安的学校、工厂，进行组织联络，开展革命活动。人称他是“跑断腿”。后来大部分学校都有了青年生活社的社员，许多学校还有青年生活社的组织。有青年生活社组织的学校都有联络人。成德中学有何清洁、王文彬等。民立中学有王圣域、张汝慎、宁克齐等。第三中学有张含辉、张金印等。第一中学有任致远等。职业中学有师守命、宋乃骞等。就连美国人办的圣工会也有了青年生活社的组织，社员有耿觉、王仲英、王仲儒等。1924年底，青年生活社已发展到70多人，以后还发展到120多人。
在西安地区广大青年学生政治生活中，青年生活社不仅发挥了宣传鼓动作用，而且发挥了组织领导作用。青年生活社的社员几乎在各主要中学都有，并成为各种政治活动的中坚和骨干。他们主动开展学生运动，积极参加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如帮助西安的裱糊匠、印刷工人、裁缝工人等成立工会组织。1925年青年生活社周年纪念时，魏野畴总结了一年来的工作，并根据当时的形势，制定了开展反奉、反帝、非基（反基督教）运动和农运、妇运等具体工作计划，使青年生活社的工作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924年10月，冯玉祥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影响下，倒戈推翻了北京直系军阀政权。随后，冯玉祥电邀在广东的孙中山商讨国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支持孙中山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是，号召全国人民起来开展国民会议运动。
在开展国民会议运动中，青年生活社发挥了重要作用。高克林当时的任务是到各学校联络青年生活社成员，宣传开展国民会议运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促进陕西的国民会议筹备会。年底，西安团组织以青年生活社的名义倡议成立陕西省国民会议促成会。1925年1月21日，在魏野畴和王授金主持下，西安学生会、律师公会、报界公会、实业公会等17个团体举行代表会议，成立了陕西省国民会议促成会筹备会。2月1日，筹备会召开第二次会议，魏野畴担任主席，正式成立了促成会。会议通过了致孙中山、段祺瑞及各省区国民会议促成会和各地同胞的三个电文，表示愿做国民会议之后盾。
省国民会议促成会成立后，高克林又组织青年生活社广泛开展宣传会议精神的活动。在各地青年生活社组织的积极配合下，各界、各地区也相继成立了促成会。
段祺瑞召开善后会议的消息传入陕西后，陕西人民表示坚决反对。在王授金的主持下，陕西国民会议促成会接连召开两次代表会，强烈谴责善后会议。在陕西人民反对善后会议、支持召开国民会议的斗争中，以刘镇华为首的反动势力，暗地却进行着阴谋破坏活动。魏野畴领导团组织、青年生活社，联合各界进步人士，同刘镇华之流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青年生活社通过发表文章、散发传单、举办讲演会等方式，揭露和反对段祺瑞召开善后会议的阴谋，促进了国民会议的群众运动。
1925年9月，陕西党组织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指示，协助国民党建立了国民党陕西省临时党部。刘含初、张含辉、王授金、魏野畴、王尚德等都在临时党部任职。临时党部以共产党人为核心，团结国民党左派，积极发展组织，大力宣传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同国民党右派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25年4月30日，北京段祺瑞政府冒天下之大不韪，竟把军阀吴新田任命为陕西军务督办，代替被驱逐了的刘镇华统治陕西人民。陕西人民坚决反对段祺瑞政府的决定，并决心驱逐吴新田。在正式受命的第二天，吴新田就制造了迫害西安一中学生的“五四”惨案。
5月4日，西安一中学生在操场踢球，把球踢出墙外，被吴新田二十八团士兵拾去。学生前去要球，士兵不但不给，反以砖头、铁锨乱打学生。接着，士军官下令吹号，集合兵士，冲进学校，用刺刀、木棍对徒手学生乱打乱刺，使40余名学生受伤，两名学生生命垂危。
惨案发生之后，西安一中学生立即组织罢课，发表宣言，揭露吴新田的罪行，并呼吁各界予以援助。西安党团组织坚决支持一中学生的正义行动，并借以组织声势浩大的罢课运动。魏野畴在工会中活动，高克林发动青年生活社基层组织在学生中活动。5月5日，西安许多学校的学生举行罢课。一些学生走上街头，散发传单，发表宣言，强烈要求严惩行凶匪军官兵，解散二十八团；向学生道歉，医治受伤学生，赔偿损失；等。
吴新田部的暴行也激起了陕西各界人民的愤慨。5月6日，西安各校教职员数百人，冒雨到一中开会，研究通过了支持学生斗争的17条办法，并成立了西安全体教职员临时委员会，西安一些团体，也以不同形式表示对学生的同情和支持。
惯于草菅人命的吴新田，对群众正义的呼声置若罔闻。这又激起了学生更大的愤怒。西安党团组织根据这一情况，提出了驱逐吴新田军阀和彻底打倒军阀制度的响亮口号。党的这一口号，得到全市学生和各界进步人士的热烈响应，使罢课斗争进入新的阶段。5月16日，在北京出版的《共进》杂志发表了《本社对吴新田军惨杀学生宣言》，表示了共进社和旅京陕西学生对驱吴运动的坚定立场。
为了使驱吴运动深入持久地进行，在党团组织的领导下，西安各校联合成立了学生联合会。在学联的直接领导下，学生在街头巷口贴标语，画漫画，撒传单，发表演说，揭露军阀罪行，宣传驱吴道理。驱吴运动引起吴新田的憎恨。他污蔑学生太嚣张，严禁学生上街聚会，指使在各校门口密布岗哨，监视学生行动，并扬言打死学生不偿命。
驱吴运动很快波及全省。为了把驱吴斗争进行到底，党组织离开了吴新田控制的西安，到杨虎城管辖的三原县继续领导这一运动。在三原，召开了陕西省第一次学生代表大会，成立了陕西省学生联合会，做出了发动全省学生支援西安一中学生斗争、开展驱吴运动等决定。会上，高克林以西安学生代表的名义，声泪俱下地控诉了吴新田部残害学生的罪行。会后还组织党团员和进步学生建立宣传队到渭北、陕东、汉中等地宣传大会决议，发动群众开展驱吴运动。同时，选派代表到国民军联军中活动，争取驱吴力量。随后，榆林中学、绥德师范、咸林中学、赤水职业学校都纷纷开展了驱吴运动。
为了把学生运动提高到新的水平，陕西省学生联合会于这年暑期在三原举办了两个月的青年训练班。魏野畴主讲，教师还有李秉乾（李子健）、赵保华、耿炳光、王尚德等。学员主要是三原和西安的教师和学生，共有100多人。这期训练班以革命理论武装学员，为党培养了一批干部。这些学员在驱吴运动中也发挥了骨干带头作用。
1925年7月，国民二军从河南进入陕西。高克林和张含辉以陕西学生会代表身份到潼关迎接。他们接回了李虎臣部的丁增华团长。随后，杨虎城也南下，迫使吴新田不得不经宝鸡逃到汉中。这是陕西人民驱逐军阀刘镇华后的又一胜利。
驱吴斗争胜利后，为了更好地领导陕西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党把领导机关从三原迁回西安。陕西省学生联合会执行委员会、西安学生联合会也同时迁到西安。1925年7月，高克林随魏野畴一块回到西安。这时，西安地区各界人民在党团组织领导下的反对帝国主义的“五卅运动”正搞得热火朝天。西安各界成立了反帝国主义残杀同胞运动委员会，发表反帝宣言；木器行工人举行大会，支援上海工人斗争；数千学生举行示威游行，沿途散发传单，高呼口号。回西安后，高克林又立即组织各行各业的青年生活社的社员进一步广泛深入开展反帝运动。随着革命形势的好转，渭南、三原、陕北等地的工人、农民、学生也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西安成立了非基督教大同盟，西安、延安等地学生、市民举行了“非基运动周”，反对帝国主义利用宗教对中国进行侵略。
为了加强党对革命群众运动的指导，魏野畴又立即着手创办了党的刊物——《西安评论》。党组织通过《西安评论》向西安各界分别指出了斗争的方向。党组织向各反帝团体指出：尽量扩大学生的反帝运动；成立工、农、商大联合，扩大各界反帝运动；把西安反帝运动扩大到农村各乡镇。党号召工人组织同反动的省工会做斗争，号召农民学习广东海陆丰和湖南衡山组织农会的经验，号召教育界把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结合起来。党组织对学生运动也指出了方向，号召学生在斗争中组织起来。
为了扩大驱吴斗争的胜利成果，高克林组织青年生活社继续为实现三原学生代表大会决议而斗争。他们组织学生举行了规模宏大的游行示威。顽固的省教育厅长郗朝俊慑于学生压力，不得不答应学生提出的三个条件。游行队伍到省议会门口，学生们把那些坏议员骂了几个小时。游行的学生还同教育界的反动分子展开了斗争，把一中、三中、女师校长及几十个思想腐败的教职员赶出了校门。
1925年9月，团中央派吴化之到陕西整顿和发展团组织。接着，党中央也派黄平万到陕西发展党组织。为了加强团组织的统一领导，决定把直属团中央的西安两个团支部改选合并。在选举时，两个支部的人都互感陌生，只有高克林这个“跑断腿”大家比较熟悉。在这种情况下，高克林被大家选为团支部书记。他不仅负责《青年生活》和《西安评论》的印刷发行，而且还要独立开展青年团工作。就在这年年底，他被豫陕区批准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参加渭华起义
北京政变后，冯玉祥转向革命，造成了对革命发展的有利条件。但是，也由于冯玉祥请段祺瑞出山，使北方的政治形势日趋复杂化。面对这一局势，以李大钊为首的北方区委，按照中央的方针，采取了联合国民军、打倒段祺瑞和奉系军阀的正确策略。为此，李大钊同志亲自对冯玉祥做了许多工作，还派人和通过书信往来对冯玉祥部下做工作，向他们解释和宣传党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打倒土豪劣绅等政治主张。同时，李大钊同志还指示党团员到国民军中工作，深入到下级军官和士兵中进行活动。在国民二军和三军中都有共产党员担任官佐及其他重要职务。陕西党团组织根据党中央指示，号召党团员积极带头参加国民军，并派宋乃骞等人到广东黄埔军校，派高克林到国民军第三军工作。
1925年冬，国民军第三军第三混成旅刘月溪部在陕西华阴县驻防。这个旅的参谋长张兆丰是李大钊1925年11月派到国民军开展党的军运工作的。他到国民军第三军第三混成旅以后，利用职务之便和旅长的旧交情，积极开展党的工作。他先把第一团团长孙金宣和该团第二营营长谢连锋介绍入党，后来又陆续发展了一些党员，建立起党的旅支部委员会。接着，北方区委又派共产党员李林、王珪、张海如到该旅，分别担任了第一、第二、第三团的副团长，负责部队的军事训练。
这年冬，高克林身穿棉袍，在李林带领下，从西安赴华岳庙。到部队后，他被分在一团。这个团的团长和两名副团长都是共产党员。他到这个团后，团长很高兴。他叫高克林脱掉棉袍，换上军装。之后，他又说军人要像军人的样子，还要剃掉头发。团长为工作方便，叫高克林当他的差遣。从此，高克林就在部队做青年团工作，开始了戎马生涯。
到华岳庙不久，部队就移防到洛阳西宫。高克林和李林沿途做宣传。他们拿着“打倒帝国主义”“反对军阀混战”等标语，沿途张贴。在洛阳西宫驻个把月后，又移防到石家庄，驻在桥东。这时，团长叫他接受正规化训练。他派高克林到新成立的学兵连，一方面搞青年工作，一方面自身学习锻炼。
1926年初，北方革命局势发生了急剧变化。军阀李景林和张宗昌都分别从北京和山东出发，截断津浦路，包抄国民军。军阀刘镇华、吴新田和孔繁锦分别从河南、陕南、甘肃进发关中，围攻西安、三原等地。在西安党组织的推动和支持下，国民军、杨虎城的陕军和西安、三原等地群众英勇抵抗。这时，高克林所在部队急行军赴沧州打仗，学兵连因打仗被分编到各连。高克林被分配到二营的一个连，并发给他了一支七九步枪和二十排子弹。当部队行军到深县时，正值新春佳节，在沧州的北边泊镇打了一仗，赶跑了张宗昌部队，还俘虏了一些白俄。部队在献县、饶阳县休整了一个时期后，又奉命经安国县到达长辛店。
段祺瑞政府“三一八”大屠杀之后，形势十分紧张。张作霖部队从山海关大举进发北京，国民军第一军向南口、张家口方向节节撤退。第三混成旅的第二团叛变，投靠了军阀吴佩孚。为了给国民军第一军守南口修防御工事争取时间，部队在牛栏山同张学良部队打了一次阻击战。之后，撤到宣化县。
在张兆丰的建议下，第三混成旅在宣化办了个军事政治学校，由李林和王珪具体负责，张海如为教官。有三个苏联顾问也是教官，其中一个叫志明，教政治课和军事课。学校的学员大多是来自山东、河南、河北、陕西的青年学生和北京、天津、郑州的失业工人。天津党组织还介绍来了几十个革命青年。张兆丰和李林在学员中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了军校党支部。高克林被分编在学校的一连一排一班当副班长，担任学校的团支部书记，还发展了一些共青团员。
1926年5月，混成旅除第三团打山西阳高县外，又从张家口、宣化向绥远方向转移，一日急行军80多里。经过张家口、兴和县，到达玫瑰营子时，那里的天主教堂和当地民团结伙阻拦。大家气愤地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帝国主义从中国滚出去！”等口号。在李林同志的指挥下，部队同与教堂勾结的民团土匪打了一仗。这次战斗由于敌人占据了有利地形，再加上我方不熟悉情况，所以损失很大。校长李林、旅军需官郝久亭等负了伤。在进攻到村边时，高克林觉得腿上发烧，用手一摸，满手是血，才知道负了伤。部队集中到集宁镇整顿之后，乘火车到包头。高克林随重伤员从包头又乘船沿黄河逆水行舟十多天到达五原。
正当北伐军由广东胜利进军武汉之际，冯玉祥于9月从苏联回国。他立即召集国民军高级军官商谈重振国民军之大计，决定组成国民联军。冯玉祥9月16日向全国发表了由刘伯坚起草的参加国民革命的宣言。这一誓师宣言是冯玉祥国民军进入新阶段的行动纲领，是整个国民军发生革命性历史变化的一个重要标志。第二天，即1926年9月17日，在五原县的大校场上，举行了国民军誓师授旗典礼。在大会上，冯玉祥、刘伯坚发表了演说，宣布全军接受国共合作的纲领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提出打倒北洋军阀政府、配合南方国民革命军北伐的口号。刘伯坚的讲演指出了今后斗争的方向和前途，大大鼓舞了全军官兵的士气，全场掌声雷鸣。冯玉祥郑重宣布，改国民军为国民军联军，冯玉祥任总司令，刘伯坚任政治部副部长，全场群情激奋，欢声如潮。誓师大会后，冯玉祥和于右任扛着大旗，同中国共产党人刘伯坚等率部在五原街上游行。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五原誓师”。随后，在刘伯坚等大批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冯玉祥改编部队、聚集流散官兵，并在全军范围建立了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政治工作队伍和政治工作制度。国民联军迅速发展到20余万人，成为一支有比较鲜明革命倾向、并能同共产党积极合作的革命武装。部队整编后，第三混成旅编入国民联军第五军。李林为第五军政治部主任，高克林任宣传科长。这时，高克林的腿伤已经化脓。医生给他动手术后，他已不能走路。
五原誓师后，李大钊不失时机地给国民联军提出“固甘、援陕、联晋、图豫”的八字行动方针。随后国民联军根据李大钊的建议，一路从宁夏、甘肃入陕，一路从榆林南下，两路包抄围攻西安城的刘镇华军阀。在国民联军和西安军民的联合打击下，刘镇华的镇嵩军于11月底败逃河南陕州（今陕县）。
西安解围之后，陕西革命形势很快进入高潮。1927年1月，国民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成立，于右任就任总司令，邓宝珊任副总司令，史可轩任保卫部部长兼政治保卫总队总队长，魏野畴任政治部副部长兼《新国民军报》主编，许权中任保卫队第一大队长。此外，共产党员杨明轩、王尚德、王授金、杨晓初等也都担任了重要职务。在魏野畴、史可轩等共产党员的积极活动下，共产党成为这个军队的领导核心和重大政策方针的决策者。魏野畴利用职务之便，还选派了大批共产党员到国民联军驻陕总部所属各军、师、旅、团、营建立政治工作机关，加强对官兵的政治思想工作；秘密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仅政治保卫总队就有近百名共产党员，有的党员还担任了师长、团长等高级职务，使这个师成为由中国共产党直接控制的正规军队。
为了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党组织决定在西安同时创办中山军事学校和中山学院，分别培养军事干部和党政干部。一天，李林通知高克林参加中山军事学校的筹建工作。此后，高克林就跟李林等在西安市北院门开始筹建西北地区黄埔军校式的学校。这个学校是以国民联军驻陕总司令部名义创办的，定名为“中山军事学校”。学校以培养革命军人干部为宗旨，招收18至25岁的青年。
学校校长是史可轩，副校长兼教务主任是李林，政治部主任是邓小平。邓小平是党组织选派到国民联军中做工作的二十几个共产党员之一。他接受任务后，于1926年底从莫斯科到达库伦，又经过长途奔波，于1927年3月到达西安任职。高克林在学校任政治部组织科长兼党总支书记，负责全校党团工作。
1927年3月18日，学校开始招生。学员大部分来自青年学生，也有一些工人、农民和革命军人。全校建立一个总队，总队长是共产党员许权中。总队下设三个大队（大队相当于营），第一大队长高致凯，第二大队长张汉俊，第三大队长杨浪波。每个大队又辖三个中队（中队相当于连）。大队长都是共产党员，每个大队设一个党支部。第一大队党支部书记是施巍然，第二大队和第三大队党支部书记由大队长兼任。
邓小平主要讲政治课，他讲课通俗易懂，鼓动性强，课堂十分活跃。政治课的主要内容有《中国革命史》《三民主义》《国民党史》等，还有高克林负责印过的《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有的学员文化水平很高，其中还有大学文化程度。李林、许权中同志主要讲军事课。军事课的主要内容有《战术学》《射击》《步兵战术》等。高克林有时给学员做时事形势报告。
到1927年五六月份，学校已有学员700多人，其中共产党员约有100多人。在整个大革命时期，像中山军事学校各级军事、政治及教育大权，自上而下掌握在共产党员手中的，在全国众多的军校中是绝无仅有的。1927年3月31日，学校举行开学典礼。国民联军驻陕总司令于右任、副总司令邓宝珊及冯玉祥部队的许多官佐都参加了典礼大会。
中山军事学校成立后，得到社会各界的热情支持，成为培养大批军政人才的重要基地。在中山军校的影响下，国民军一军各部队在五原、包头、银川、兰州等地相继成立了各种军政干部学校，形成了各兵种、各门类齐全的“军校群”体系。同时，在共产党和苏联顾问的组织帮助下，还成立了军官、骑兵、炮兵、交通等教导团，举办了军械、军需、军医等许多所训练学校。这些学校对培养各类军政人才、提高官兵军政素质、增强部队战斗力，发挥了巨大作用。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冯玉祥跟随蒋介石反共。6月，为了肃清国民联军中的共产党员，以在郑州召开政治工作会议的名义，将各军政治部主任和其他公开的共产党员“礼送出境”。邓小平和李林就是这样离开学校的。走时，他们乘坐骡子拉的轿车。高克林把他们送上路后，才回来。接着，冯玉祥又排除异己，先赶走了于右任，派石敬亭担任陕西省政府主席。6月下旬，他又命令史可轩带领中山军事学校和保卫队赴河南“整训”。名为“整训”，实为阴谋消灭这支革命力量。在此情势下，中共陕西省委决定：部队不赴河南；由史可轩率部撤离西安，见机行动；准备开往陕北山区，建立革命根据地。
根据省委的指示，1927年7月中旬，史可轩同志率领保卫总队和军校学员1000余人，从西安北40里的草滩乘船东下。上船时，史可轩把高克林和杨晓初叫到一块，传达了省委关于部队撤离西安的决定。之后，史可轩同志又指示高克林派熟悉陕北情况的一些学员到陕北先遣侦察。7月18日，部队从临潼北上，部队走到临潼交口镇时，许权中因事回了家。部队到富平县美原镇时，遇到国民军二军田生春师驻军。史可轩和田生春是老相识，他亲自去找田生春，并打算说服田生春让路。不料田生春受二军上层人物指使，于7月29日竟将史可轩杀害。噩耗传来，全军悲痛。大家立誓要为队长报仇。7月30日，部队由美原镇返回交口镇和栎阳镇一带。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部队派人从交口镇找回了许权中。许权中继任总指挥后，部队仍不接受冯玉祥的调遣令，准备在革命条件较好的本省待机行动。这时，部队利用军阀矛盾，接受国民军二军冯子明改编，番号是暂编第三旅，许权中任旅长。部队驻临潼关山镇整训。根据形势的变化，部队决定：取消中山军事学校名称，改编为教导营。高致凯任营长，高克林任营教导员。
冯玉祥公开反共后，陕西革命处于低潮，陕西省委也处于秘密的工作状态。史可轩牺牲后，部队和省委失去了联系。在这种情况下，许权中、杨晓初和高克林共同商量决定，由高克林找省委联系。
高克林到西安找到省委以后，省委给高克林安排了住处。晚上，省委组织部长、军委书记李子洲和高克林接头。来时，李子洲扮作老商人，随行还有一个打灯笼的同志。高克林向李子洲汇报工作后，李子洲说：“省委决定许旅直接归省委领导，以后只和我一个人发生关系；许旅成立旅党委，成员由许权中、杨晓初、高致凯、张汉俊和高克林五人组成，书记由你（高克林）担任。”他对部队最后的指示是：发展力量，整顿训练，等待时机。
部队在关山镇驻军一个多月后，高陵县的田玉洁部惠显峰旅愿归许旅。为此，许旅移防到高陵县。就这样，许旅收编了惠显峰旅的一个步兵营和一个骑兵连，共400余人。步兵营的营长叫李蕴山。这时，部队共有两个步兵营、一个教导营、一个机炮连，共1290人，枪1020支，机关枪3挺，迫击炮4门。
11月15日，冯子明命令许旅开到蓝田县普化镇。旅党委开会决定：请示省委后部队再行动。同时决定，由高克林到西安请示。
李子洲听完高克林汇报后，指示道：“接到中央最新指示，要建立鄂、豫、陕根据地。这样，部队乘机南进，在这几省接合部配合地方党组织，发动群众进行暴动，建立边区苏维埃政权。”旅党委按照中央和省委命令，随冯子明部南渡渭河到蓝田。
部队到达蓝田普化镇后，冯子明觉察许旅动向可疑，就指示打入许旅的参谋主任惠介如策反。惠介如企图在杨锡民和徐裴威两个连搞兵变。这两个连长把情况汇报营长任耕三。任耕三又汇报给许权中。此后，许权中叫高克林从教导营派一连人警戒司令部。高克林派张羽军连长执行任务。准备工作就绪后，许权中下令枪毙了惠介如。后来，在惠介如的棉衣夹层里搜出了蒋介石授予惠介如“西北宣尉使”的委任状。随后，和惠介如关系密切的参谋长韩威西等也不辞而别。与此同时，冯子明又密令赵汉章旅包围监视许旅，并派小分队占领黑龙口道路，企图将许旅围而歼之。许权中识破了敌人的阴谋，抢先占领了黑龙口，使敌人阴谋未能得逞。此后，许权中宣布同冯子明脱离关系，并把部队向东南转移到许家庙、堠子镇和黑龙口一带。许权中利用他的旧关系，又将部队改编为李虎臣新编第三旅。1928年1月17日，许旅开到洛南县三要司驻防，秣马厉兵，等待时机。
1928年2月13日和2月18日，中共陕西省委分别召开了第五次全体会议和第二次扩大会议，认为陕西革命形势已经成熟，决定领导工农群众进行武装暴动。会后，省委指示高克林到西安接受任务。高克林经过化装之后，离开了三要司。
在西安，军委书记李子洲给高克林传达了省委新近会议精神，并决定在渭华地区举行暴动，要许旅准备参加暴动，并将陆续给许旅派人加强领导。随后，高克林把省委发的文件伪装成点心一样的小包，于当天就返回了。
路过渭南时，这里正处在白色恐怖的气氛之中。后来，高克林才知道这里发生了宣化事件。以刘铭初为首的渭南县反动豪绅，勾结乐育小学反动校长田宝丰，把共产党员教师赶出校门。继而又纠合反动分子，捣毁我党的活动据点宣化小学。为此，渭南县委组织县中学和东关小学学生及部分农民进行了回击，打死了反动豪绅，打伤了反动校长。此举打击了敌人的反动气焰，也引起了敌人的反扑。敌人封闭了渭南县中学、东关小学等党团活动据点，收缴了党所掌握的华县高塘自卫团的武装，逮捕了高塘小学、谷堆小学等学校的40多名党团员和革命群众。
到渭南时，高克林顺路到华县高塘塬了解情况，以便为暴动做准备工作。上渭南塬十八盘后，他遇到渭南民团押着八九个高塘教员和学生从高塘塬方向迎面过来。他分析高塘方面形势一定很危急，于是改变路线向东走。下午到高塘附近的圣山北边，碰见了谷堆小学教员程养谦。他心情沉重地对高克林说：“现在情况很紧张，你要注意安全。”天快黑时，高克林就近回了家。这是他投身革命以后第一次回家。他对母亲说：“外面情况很紧，到处抓人，也可能抓我。”母亲说：“你睡觉，我看着。”她端了个梯子放在后墙，说若有动静就叫他从后墙登梯逃走。这一夜，没发生意外。第二天早晨，母亲给了他两块大洋，弟弟为他送行。他沿着迂仙河进峪，翻过秦岭，回到了部队。
不久，省委先后派刘志丹、唐澍、谢子长、王授金等同志协助许旅准备暴动工作。刘志丹、唐澍、谢子长、廉益民、吴浩然等同志参加了旅党委的领导工作。行政上任命唐澍为旅参谋长，谢子长为二营副营长，准备代替营长职务。
根据省委的指示，高克林在许旅中加强了党的建设。到3月下旬，许旅的旅党委下辖的党支部由原来的5个发展到18个，党员由原来的53名发展到165名。同时，旅党委对许旅进行组织整顿，清除了不纯分子，撤换了一些不称职的指挥员，把一些优秀党团员提拔到了领导岗位；进行了思想整顿，教育士兵克服军阀队伍习气，树立为劳苦大众翻身解放而战的思想。每天拂晓，山沟里，河滩上，刀光闪闪，杀声震天，全体官兵在进行刻苦操练。
刘志丹到许旅后，旅党委派他带领工作组做群众工作。刘志丹带领十多名干部到会仙台、高耀子、鸡头关发动群众，组织农民学会。部队协助农民协会打土匪，斗恶霸，分田地，先后处决了大恶霸何豹子，劣绅何品堂、阮化生，土匪丁克盛、许海水等人。群众心花怒放，在关帝庙搭台子唱戏庆祝。农民高兴地称许旅是自己的队伍。
1928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关于《陕西工作决议案》指出：“党的总政策——工农武装暴动，实行土地革命，建设苏维埃政权，无疑是陕西革命发展的前途。”“在党的领导之下使城市工人的势力和乡村农民的割据势力及革命士兵的响应互相联合衔接，以造成一县或数县的割据局面。”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中共陕西省委于3月22日决定在包括渭南、华县、五一、华阴、临潼在内的渭华地区组织暴动。
为了适应斗争的需要，中共渭南、华县、五一县委均及时由县城转移到乡村。广大党、团员走出学校、机关同农民结合，加强对农民武装斗争的具体领导。中共渭南、华县县委均设立了特务委员会和特务科，区委设特务队、侦探队、交通队，制定了《行动须知》，专事夜间打击土豪劣绅，夺取反动组织的武装。渭南县捣毁了国民党县党部，华县击杀了县政府的收粮委员，五一县抄了大土豪的家。
渭华暴动迫在眉睫。为了加强对暴动的领导，省委决定成立中共陕东区特派委员会，以党的省委常委刘继曾为特委书记，中共渭南县委书记肖明为特委组织委员，共青团陕西省委宣传部长李大章为特委宣传委员。4月6日，特委听取了渭南、华县的工作情况汇报，讨论了陕东工作计划和许权中旅的行动问题等，通过了关于暴动的《目前工作计划大纲》。整个渭华地区处于暴动的前夜。
就在这个时候，中共陕西省委转来中共中央给许权中、旅党委及全旅同志的指示信。信中指出：“你们现在寄生于李虎臣之下，绝对不是你们的出路，现在是革命与反革命争斗到了生死关头的时期”，“随时要准备脱离李虎臣，去帮助群众发动斗争，作工农群众暴动的副力”。中共陕西省委根据中央指示信精神，给许旅的党组织也写了一封指示信，指示许旅开往渭华配合农民起义，准备在渭华建立根据地。
按照上级党组织的指示，许旅一方面加紧训练和整顿，准备迎接新的战斗；另一方面为渭华地区积极培养军事骨干。陕东特委抽调了28个党团员和积极分子，由华县高塘的共产党员薛自爽带领，到许旅学习军事技术。部队给每个人配备一支枪、四个手榴弹及一些子弹。4月下旬，旅党委又派党委委员张汉俊带领这些同志返回渭华地区。为了工作方便张汉俊同志化名为李大德。陕东特委以这些受训同志为骨干，建立起一支100多人的陕东赤卫队，下辖三个分队和一个由少年组成的大刀队。特委任命李大德为大队长，薛自爽为副大队长，冯养浩为党支部书记。陕东赤卫队成立不久移驻高塘镇西南的塔山，构筑工事，设立枪械修理所，储备粮食，形成了一个军事据点和后勤补给基地。这支队伍素质好，战术灵活，又熟悉当地群众和地理，后来在配合工农革命军反对反动派的军事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28年4月，冯玉祥与奉军及河南地方军阀激战于豫东、豫北和豫西，令驻陕的宋哲元部赴豫参战。宋哲元率部出潼关后，李虎臣遂联络原国民二军各部乘虚发动反冯战争。李虎臣一面调兵围攻西安，一面集军开赴潼关作战，欲断冯部回陕归路。李虎臣亦命令许旅赶赴潼关作战。在此期间，陕西省委又明确指出：不参加军阀混战；利用军阀混战之机，尽快举行渭华暴动。
在两个命令面前，旅党委就如何利用军阀混战和是否在三要司就地起义两个问题展开了讨论。大家对第二个问题认识比较统一，认为三要司地处秦岭之南，周围有李虎臣部队钳制，如果就地起义，难于飞越秦岭天险。对第一个问题的讨论却没有得出统一的结论。大家表示坚决按省委指示，不参加军阀混战。而许权中一人主张先攻占潼关，扩大和装备我军，然后再参加渭华暴动。李虎臣调令很紧，若迟缓行动，就会暴露我党意图，招致围攻。所以，在第二个问题统一认识之后，党委决定雷天祥带领一个营，作为先遣部队立即赴渭华参加暴动；其余部队随后翻越秦岭，跳出牢笼，再展翅膀。
5月上旬，部队沿石坡、巡检司路线翻越秦岭，进入潼关县蒿岔峪。因王授金年纪大，跋山涉水十分困难，所以高克林把自己的马让给了这位年长的老同志。高克林给他牵着马，走在部队的前面。一日行军八九十里山路，到蒿岔峪口时，高克林已疲惫不堪。在司令部还未到达的时候，他已经在一老乡家门口睡着了。司令部赶到时，侦察出有条到高塘的小路。刘志丹和唐澍要抄小路直奔渭华。许权中还坚持先打潼关。为此，又发生了争执。当要开党委会决定时，派人到处找不到高克林。他睡醒后，立即赶到司令部。刘志丹和唐澍都埋怨高克林贻误军机。高克林说：“立即开会，马上开拔，挺进渭华。”刘志丹和唐澍却说：“已经到了下半夜，为时已晚，李虎臣的其他部队已经赶到。我们撤军他们势必阻拦，只有另待时机。”
这时，渭华起义的战幕已经拉开。渭南县的崇凝镇、阳郭镇、三张镇已举行了群众暴动大会，处决了恶差，收缴了警察枪支，抄收了劣绅商店财产。华县高塘镇开了暴动大会，会后查抄了大恶霸的浮财和商店，烧了账簿，分了财物。五一县委组织特别武装队，处决了土豪，烧毁了敌军的西板桥粮站。土豪劣绅威风扫地，贫苦百姓扬眉吐气，红色政权苏维埃纷纷建立，革命的群众运动如火如荼。面对这种局面，刘志丹、唐澍和高克林都很心急，可许权中还是坚持要先打潼关。
第二天，部队开到了潼关南塬十二连城。一天下午，许权中和杨晓初到潼关县城附近侦察地形，准备第二天拂晓进攻潼关。高克林和唐澍、刘志丹商量决定，趁许、杨外出之机，带领部队赴渭华参加暴动。由于时间紧迫，来不及召开党委会议，只能分头到驻扎阵地紧急动员，带部队出发。接到通知的部队，都按计划行动了。高克林把教导营全部都带出来了。就这样，共带出来近千人。天还没黑，部队已开始向渭华方向移动了。
高克林和高致凯负责带教导营。当高致凯发现许权中未走时，思想产生了动摇。他越走越慢，一会儿竟不见影了。看来，他的思想斗争也是很激烈的。突然，他的两个护兵冲到高克林跟前喊道：“营长叫你放下枪！”高克林感到事情不妙，气愤地说：“要下枪？叫你营长来下！”高致凯这时已赶到高克林附近，说：“把你枪放下，和你说几句话。”高克林说：“你够不够朋友？”他说：“够！”高克林把枪给他一扔，说：“你说吧！”他说：“为什么背着旅长把兵带走？我要找许旅长去！”说毕，便带着他的两个护兵走了。后来，他投靠了国民党。
行军两天，部队已全部集中到华县瓜坡镇东北一带。5月15日左右的一天晚上，高克林主持召开了党委扩大会，讨论了部队参加渭华起义的目的和意义，决定成立工农革命军及其名称、番号和组成人员等有关重大事项。
第二天上午，部队在瓜坡镇附近一个村里召开了军人大会，宣告武装起义，摆脱李虎臣，脱离军阀混战，成立以共产党为领导的工农革命军。全军战士群情激昂，举起工农革命军的红旗，摘掉了国民党的帽徽，激动地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反对军阀混战！”“打倒土豪劣绅！”“建立苏维埃政权！”“共产党万岁！”……宣告起义的同时，宣布成立工农革命军最高权力机构的军事委员会。刘志丹被任命为主席，委员有高克林、唐澍、吴浩然、廉益民、谢子长、王泰吉、许权中、杨晓初。总司令唐澍，参谋长王泰吉，政治部主任廉益民，高克林任参谋主任，军党委书记吴浩然，军党委成员刘志丹、唐澍、吴浩然、廉益民、谢子长、王泰吉。许权中担任工农革命军总顾问，杨晓初担任工农革命军财经委员。总司令部下设四个大队、一个赤卫队（即警卫队）和一个骑兵小队。一大队队长赵雅生，二大队队长谢子长，三大队虚设，四大队队长雷天祥。赤卫队长张汉泉。
许权中和杨晓初侦察地形回来后，带着十多个骑兵也来到瓜坡镇。他派人和司令部联系。党委派高克林叫他回来，他不愿到司令部。之后，许权中带着骑兵小队始终和司令部保持一定的距离。
部队抵达华县高塘镇后，地方党组织召开了盛大的欢迎大会。会上宣布工农革命军正式成立。中共陕东特委、中共华县县委、工农革命军的主要负责人等讲了话。会后，处决了几名反动豪绅，举行了军民万人大游行，群众革命情绪十分高涨。
工农革命军成立不久，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潘自力再次到渭华地区检查工作。潘自力在高塘镇南的涧峪口召开了工农革命军军委、司令部、中共陕东特委负责人参加的干部会议。会议讨论了目前斗争形势、建立苏维埃、没收分配地主土地等问题。会议认为，建立苏维埃是正确的，筹备建立渭华苏维埃政府也是正确的；地主的土地不但要没收，而且要分配给穷苦百姓。鉴于许权中在军事行动上未执行省委指示，军党委提出给许权中以永远开除党籍的处分；高克林由于睡觉贻误军机，军党委也提出给他以留党察看一个月的处分。对此，潘自力表示了不同的意见。后来，也没有听说省委批准军党委提出的处分意见。
工农革命军司令部设在高塘镇，赵雅生领导的第一大队驻扎在沋河两岸，雷天祥领导的第四大队驻扎在箭峪口一带，谢子长领导的第二大队驻扎在高塘镇一带。第二大队和第四大队配合陕东赤卫队发动群众打土豪，捉劣绅，分浮财，并组织成立村苏维埃政权。高克林和谢子长一块打游击。第一次出阵时，高克林和谢子长带了一个中队到赤水地区的张岭子打埋伏，结果半天没遇上敌人。他们随后又到赤水镇抄了两个商户，把东西给群众分了。
工农革命军成立并同农民运动相结合，使渭华地区形成了以高塘和塔山为中心，约200平方公里的红色区域。在起义的中心区域内，反动的基层政权组织全部被摧垮。以一村为单位，或数村为单位的基层苏维埃政府普遍建立。据统计，渭南、华县、五一县共建立了48个区、村苏维埃。大部分基层苏维埃政府建立有赤卫队。有的赤卫队还有枪支武器。在工农革命军和陕东赤卫队的紧密配合下，基层苏维埃政府领导农民群众向农村封建地主阶级发动了猛烈的进攻。先后清算斗争了150多名土豪劣绅及其他反动分子。
渭华地区的红色风暴引起了反动当局和大小军阀的惊恐和不安，继而由相互混战转为暂时联合。冯玉祥在取得潼关战役的胜利和巩固西安的城防之后，在渭南、华县集中了田金凯、魏风楼、孙连仲三个师，并调集渭华一带的警察、民团，对暴动的中心区域实行军事“围剿”。与此同时，李虎臣也率兵从商县由南向北，形成对工农革命军南北夹攻的“围剿”阵势。工农革命军和渭华地区的人民同反动派进行了近一个月的浴血奋战。
6月上旬一天拂晓，宋哲元以一个旅的兵力从渭南县城向东南进攻，妄图经龙尾坡攻占塔山，遭到埋伏在村附近的第四大队和陕东赤卫队的伏击。敌人惊慌失措，被迫撤退。革命军赢得反“围剿”的第一次胜利。
6月中旬，军阀田金凯的骑兵师从华县出发，经瓜坡镇、大明寺，夜袭革命军司令部所在地魏家塬。这天晚上，第二大队夜袭华县城，革命军司令部兵力空虚。在魏家塬阵地上。革命军只有一个连和司令部赤卫队的兵力，阻击敌人一个师。二大队返回时，在瓜坡镇发现马蹄印很多，断定敌人已发起进攻。在魏家塬阵地紧张之际，第二大队已赶赴战场，从东西两面对敌形成夹攻之势。敌人左右受击，误为中计，仓皇逃走。革命军又取得反“围剿”的第二次胜利。这次战斗后，高克林身患疟疾病，时热时冷，四肢无力。刘志丹派侦察参谋陈祖舜（华县人）照料他，并把他安置在南山峪一位和革命军有关系的民团家养病。
6月19日，敌人以孙连仲、魏风楼、田金凯三个师的兵力，并以地方民团李振戊、王佐两部为前锋，由宋哲元亲自督战，向我军发动了第三次围攻。敌人三个师的兵力分为东、西、中三路向高塘和塔山据点进攻。东路一个师从华县出发，经瓜坡镇向高塘镇以南地区进犯；西路一个师，从渭南出发，经崇凝镇向塔山进击；中路一个师，从赤水出发，由宋哲元亲自指挥，分两路从赤水东川和赤水西川同时攻打高塘镇。工农革命军在唐澍、刘志丹、许权中等分别指挥下，进行了一场艰苦卓绝的英勇奋战。
刘志丹、唐澍、谢子长指挥第二大队，在总司令部村外的前沿阵地同宋哲元的一个师和一个旅进行鏖战。从拂晓打到中午，终因寡不敌众，被迫撤退到牛峪口和箭峪口。次日天亮后，敌人分头向牛峪口和箭峪口全面进攻，廉益民、吴浩然在牛峪口壮烈牺牲。
在魏家塬和塔山一带，许权中的骑兵小队，李大德和薛自爽带领的陕东赤卫队，互相配合，反复冲杀，打退了敌人在大炮掩护下的一个团的多次冲锋，给敌人以很大杀伤。宋哲元恼羞成怒，从牛峪口抽调部队，向箭峪和塔山增援。在敌人猛烈的炮火下，薛自爽英勇献身。
6月22日，革命军各部大约500多人相继撤退到秦岭南的洛南县的两岔河。这时，本应就地休整，而司令部却命令第一大队进驻洛南县保安镇。革命军在保安镇立足未定，李虎臣的方少海部就出动五个旅的兵力包围了保安镇。部队突围时，唐澍带领60余人从两岔河赶来增援，结果在保安镇北边陷入重围。在敌人兵力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同志们英勇奋战，除一警卫员外，唐澍等60余人全部壮烈牺牲。
7月初，革命军余部约300多人转移到蓝田县南山张家坪一带。部队又暂时投靠了李虎臣的刘文伯师，后改编为刘师第九旅。8月，许旅进入河南邓县时，被当地地主武装“红枪会”包围缴械。
渭华起义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对暴动地区的人民进行了疯狂的报复。秦岭南北，腥风血雨；渭河两岸，尸骨遍野。无村不戴孝，处处有哭声。
渭华起义失败后，刘志丹到南山峪找到高克林。他说：“我们的部队已经被打散了，但革命还会爆发，胜利一定属于我们。”他叫高克林同他一起去向省委汇报，说他下一步准备回陕北搞武装斗争。高克林说：“我身体还不行，身不由己，走不动。”临走，刘志丹给高克林写了个纸条，叫他病好后到西安东关民立中学附近一个巷子找姓李的女同志接头。
一天，民团派一个人对高克林说：“清乡团就要搜山，你得赶快转移。”过了几天，他勉强可以行动了，便在陈祖舜同志的陪同下，拄着木棍，到陕北去找党组织，默默离开了这个洒满战友鲜血的地方，心情十分沉重。
在陕甘宁边区
1929年暑期，陕北特委派高克林到中共河北省委工作。他先后任北平军委书记、河北省委军委秘书、直南特委军委书记兼大名县中心县委书记，负责大名、南乐、清丰、濮阳、魏县五县农运、兵运工作和党组织工作。1933年冬，河北省委遭到大破坏，和高克林接头的王克平也被捕了。无奈之下，他只有回陕北找党组织。
回陕西谈何容易？从西边走，绥远有大沙漠难以通过；从东边走，要经过渭华地区，这是通缉高克林的地区。他决定以回陕当兵的名义，再找组织。王圣域说可以把他介绍到驻在陕西朝邑县的王勤轩团长那里。没有路费怎么办？他又找到陕西老乡程仲农。他从关麟征部队中给高克林搞了一个“护照”。这样，高克林不仅解决了路费问题，还保证了途中通行无阻。
1933年12月，高克林到陕西朝邑县，找到了国民党军四十二师一旅三团王勤轩团长。王勤轩是王圣域的老同学。他出于对老同学的信任，先叫高克林在团部当副官，后在教导队当司务长。
1934年春，高克林以国民党军队副官的身份回到赤水。母亲因想他已哭得双目失明。他看到母亲模糊的眼睛没有一点表情，苦楚的面容又添了道道皱纹，不觉一阵心酸。他走到母亲身边，轻声叫道：“妈，我回来了。”失望的刺激使母亲已经麻木，她已不相信任何人的安慰。妈把他从头摸到脚，忽然激动地说：“真是我儿子回来了！”她拉着他的手，问这问那。
高克林回部队后，部队移防到洛川。有一天，部队派高克林到富县侦察红军行迹。高克林想这可是找党组织的机会。他到富县张村驿后，住在一个铺子里打听红军的下落。老乡说：“前几天听说黑龙口一带有红军，现在不知到哪里去了。”
1934年冬，四十二师第三团派高克林到大荔县学无线电。1935年元月，高克林带了一部电台回部队，团长任命他当了通讯排长。为了到西安找党组织，他借机请求到西安学习无线电修理。团长答应了他的要求。
1935年四五月，高克林从洛川来到西安，在杨虎城的绥靖公署学习无线电修理。过了几天，高克林终于见到了张秉仁。张秉仁和刘文伯当时办《工商日报》，张是总编，刘是社长。张秉仁约他到大雁塔去“游玩”。他问高克林：“你准备干什么？”高克林说：“还是干革命！”他又问：“怎么干法？”高克林说：“我现在失去了党的关系，一直找不到组织。”他向张秉仁谈了历尽千辛万苦找组织的经过。张秉仁说：“你过几天到我家来。”几天后，他对高克林说：“你的情况已向组织汇报，你天黑时到皇城西门外等候，会有人来找你。”
高克林按照接头的方法见到了一个人，这人就是王超北。王是党中央派在陕西搞情报工作的。高克林向他谈了自己的情况。王叫高克林做情报工作。高克林想，程卓民的电台可以利用。于是，他答应了王超北分配给他的工作。
无线电队队长程卓民和高克林关系很好。高克林他以听新闻为名想借电台。程卓民说：“现在特务监视很紧，不能利用。”高克林失掉了做情报工作的条件，请求组织派他搞地方工作。此后，王超北又介绍他和地下党员孙作宾接头。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北上抗日后，蒋介石进一步加紧了对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围剿”。他命令陕、甘、晋、绥地方军阀联合围攻陕北红军，将原驻河北省的东北军、中央军调入陕西“围剿”革命力量。在白色恐怖下，陕西党组织多次遭到破坏。
1935年8月，在陕西省委已经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高克林和孙作宾、崔廷如组织了临时陕西省委。因高克林是通过王超北介绍给孙作宾的，孙作宾和崔廷如坚持选高克林做省委负责人。最后，他们讨论分工的结果是：高克林任临时省委书记，负责全盘，兼管西安和东路（西安以东）工作；孙作宾任组织部长，负责组织工作兼管军事；崔廷如任秘书长，兼管西路（西安以西）工作。会后，他们各负其责。孙作宾介绍高克林和西安市党组织负责人姚全接头。他们接头地点在北门外护城公路西边的一根电线杆旁。姚全向高克林介绍了西安党组织的情况。
1935年12月25日，党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批判了党内的“左”倾关门主义，完整地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为了贯彻瓦窑堡会议确定的路线，陕西临时省委成员分头传达会议精神。1936年5月中旬，高克林到韩城找到王均。他们一块到华县咸林中学找到华县地区党组织负责人刘玉堂。刘玉堂说：“这里开会不方便，还是到三涨村我亲戚家去开会。”于是，他们当天又到华县赤水三涨村。参加会议的有刘玉堂、王均等。高克林传达了瓦窑堡会议精神和毛泽东的讲话。当说到西北军和东北军都有我们的同志时，大家都非常高兴。第二天下午，王均的弟弟王勋从华县赶来，神情紧张地说：“西安通知，姚全叛变了，西安正在抓人，不久要到东府抓人。”高克林吩咐大家立即转移，并设法尽快告诉与姚全有关系的同志隐蔽。
过了半个月，高克林收到张秉仁的来信。他说中央叫高克林和孙作宾到陕北汇报陕西省工作。回西安后，中央派交通员把他们俩带到杨虎城的军法处。第二天，他们乘坐杨虎城的大卡车经过洛川到延安。当天又趁黑连夜到了安塞。在安塞接待站，高克林见到了叶剑英，他说：“许权中也是个人才，应把他叫回来。”叶剑英对高克林说：“已派人叫了。”第二天，接待站又把他们送到当时的中央所在地保安县。
向中央汇报后，孙作宾回西安，高克林被分派到争取东北军委员会工作。
争取东北军委员会是周恩来负责的。1936年8月，周恩来派高克林到东华池县做东北军工作。等到9月份，习仲勋要到关中工作，高克林背着夹被，穿着单军装，和习仲勋一块从保安县出发了。
步行了几天后，高克林走到了东华池县。东华池县委设在严家洼。这一带群众生活很苦，但民风纯朴。到东华池县约有十多天，游击队从山上逮了东北军一一一师的五个打柴士兵。县委把这些人交高克林处理。他对这五个俘虏宣传抗日道理。他说你们都是东北人，为什么有家不能回？日本人蹂躏我东北同胞，你们为什么把枪口对着共产党？为了感化这些俘虏，高克林对他们在生活上格外优待。没有家鸡，就弄来野鸡给他们吃。在他耐心开导下，他们思想都有很大进步。高克林提出叫他们引见一一一师的师长沈克，向沈克宣传抗日道理。他们答应了。他拿着毛泽东告东北军同胞书和其他宣传材料，以送俘虏名义去沈克师部。快到师部时，这五个俘虏却又执意不让他见沈克。他们说：“我们师长对共产党十分仇恨，见了共产党就要杀。你去凶多吉少，万不能去！你若去了，就别怪我们不够朋友！”无奈，高克林只有和他们告别。临别嘱咐他们，以后要宣传抗日思想。他们连连称是。
刚转过一个山峁，他突然碰到合水县民团的十多个团丁。他们一听高克林是外地口音，又搜出他带的宣传品，以为逮住了大共产党。他们把高克林带到附近一个地主家。团丁们用皮绳把高克林五花大绑，连夜送往合水县。行至半路，他们把高克林绑在大树上。一个小团丁把刀在石头上磨了磨，对高克林说：“干脆把你杀了！”高克林无可奈何地说：“刀在你手，斩杀由你。”原来，他们是吓唬他。路上，他通过这个小团丁打听了合水县的情况，并以此编造自己的口供。到第二天下午，他被押送到合水县北川。保安大队长李鸿轩对他进行审问。他借机向民团宣传抗日思想。他说：“我是渭南县郭家壕人，曾在西北军国民第五军当兵，以后回家务农。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东北四省，又搞冀东自治政府，继续侵占我华北，妄想灭亡我中华。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决定再次弃农从军。我去延安一带找在东北军做事的朋友，想通过朋友参加抗日。路过甘泉县南稻草堡时，被红军扣住。红军对我讲抗日主张，我非常赞成，愿意留在红军做抗日工作。因我是旧军人，红军叫我做东北军和国民党其他武装部队的抗日联络工作。我本来准备见沈克师长，被你们捉住了。”他编造的供词敌人虽然信了，但审后仍决定杀他。绑他的皮绳已换成草绳，因为他们舍不得皮绳。他的口供传到一〇六师的刘师长那里，他看高克林似有来头，要亲自审讯。这样，他就幸免一死。他被押在合水县城东关保安大队部，住在一个庙院的小房子里，四个手持盒子枪的团丁日夜看守着他。
合水县县长李石僧是同情共产党的进步人士。他看高克林穿的还是单衣，就送他一件棉衣和一个破腰带。每过几天，有一个姓杨的给他送两个馒头。
11月的一天，合水县民团挖好了埋人的土坑，准备把逮捕的共产党杀掉。团长的护兵给高克林透风：“伙计，今晚的日子不好过。”他想逃跑，可四周高墙，门卫森严，只好听天由命。县政府的秘密党员为了救他，多方活动县长。县长最后说：“共产党不能分本地和外地，要杀都杀。”争论不下，只好报上级由专署裁决。于是，杀他的计划暂时搁置。
过了一两天，县政府一个姓杨的悄悄对高克林说：“现在一〇六师和一〇八师正在换防，一〇八师师长更坏。”凑巧，这天下午团丁叫他一块到面坊取面。进面坊门时，突然跳出一只大狗向高克林扑来。意外的惊吓使高克林跳出了大门。这时，高克林灵机一动，佯装十分怕狗的样子，说：“我不敢进去！”小团丁露出讥笑的神色教训他：“狗有啥可怕的！我护你进去。”高克林还是坚持不敢进去。小团丁无奈地说：“你在门口等着，不要乱跑，我去提面。”当他进门后，高克林觉得时机已到，拔腿就跑。正遇敌人换防，东来西往，乱无秩序。他乘机钻在毛驴群中，顺手捡一根树枝，佯装赶驴人混出了封锁线。
高克林越过小河，顺东川沿沟向东北方向逃跑。他又饿又累，高一脚，低一脚，也不知跑到了哪里。天黑了，他看见一个独家户已亮了灯。正想上前问路，从这家扑出一条大狗，汪汪咬个不停。这时，他又听到后面追兵的声音。沿老路再继续跑，势必要被他们追上。他纵身跳入深三四丈的沟底。沟里黑洞洞的，沟底树枝密密麻麻，人要想走过去也困难。他庆幸跌入树丛中。敌人赶上来，弄不清他的去向。他怕敌人绕到沟掌搜山，就向对面山坡方面爬行。黑郁郁山林中，不时传来低沉的兽啸，山鹿在对面发出阵阵惨叫。他该爬向何方？他登石攀枝，终于爬上了陡峭的山坡。爬上山顶时，他感到头昏腿软。一棵苦栾树把他绊倒，一头滚下山沟。在山坡上他翻了三四个跟头，被架到一棵岩生的树上，头部、身上多处撞伤。初冬的空气十分干燥，长途跋涉流尽了汗水，他口里在冒烟，喉咙像起火。无奈，他只有喝自己的尿来止渴。
天黑了，高克林手里拿着一根木棍，怀里揣着许多尖石，准备对付来犯的野兽和敌人。他从沟底向西北方向的山坡上爬行。半山腰有一户人家。他敲门而入，恳求给他一碗水。忠厚的山里老乡让他喝了水，还给了一个大玉米馍。他吃了一半，把另一半装在口袋里。他翻过山，到了二浆川，这里已经是苏区了。他看到二浆川河哗哗的流水，犹如看到跳动的生命。他喝饱了这带甜味的救命水，好像生命又焕发了新的活力。过了河，他遇到一个农民，说明情况后，农民用盐水给高克林洗了伤口，并把他送到乡政府。后来，他才知道这个人叫焦梦熊，曾在红二十六军当过事务长。乡政府看他的伤势严重，又把他送到吴起镇的红军总医院。那时，他的两只眼睛充血，左眼已发炎化脓。
1937车1月，高克林病愈来到延安。边区党委书记郭洪涛对他说：“你的情况组织已知道了。现在组织分配你到巡视团工作。”边区党委组织了两个巡视团。高克林和白志民带第一团；白坚带第二团。他经三原到庆阳地区巡视。回来后，派高克林当边区党委的组织科长。随后，派他任边区党委秘书长。11月，边区党委又派他筹建洛川工委。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国人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斗全面打响。延安是我党中央所在地。洛川地区是延安的南大门。党派往全国各地领导抗日的干部和人员大部经过洛川地区。回延安汇报请示工作的，各地革命干部和青年到延安学习的，都要经过这个地区。所以，洛川县就成了国共争夺的一个焦点地区。国民党派钟相毓任国民党洛川行政公署专员，并派叛徒、特务高仲谦任洛川县党部书记长。为了加强我党在洛川地区的工作，陕甘宁边区党委于1937年11月成立洛川工委。高克林任工委书记，白凤璋任组织部长，胡育之任宣传部长，柳树青搞青年工作，罗士英搞情报工作。工作人员有潘光亚。
1937年，国共两党合作抗日期间，我军和国民党军同时在延安以南地区驻防。洛川地区各县均以国民党军政为主，同时也有我延安保卫司令部派出的“中、宜、洛八路军办事处”，分别驻在宜君县七里镇和洛川县城两处。洛川工委设在城内九里局的八路军办事处。高克林以办事处负责人名义开展工作。他住在城里屈崇荣的院内。1938年5月，西北局决定在洛川工委基础上成立洛川特委，高克林任特委书记，强自修任组织部长兼统战部长，慕生忠任宣传部长，杨锡林搞秘书工作。以后，孙润华、罗成德还先后增补为特委成员。特委管辖四个县：洛川县、黄陵县、富县和宜君县。
高克林初到洛川时，我军的一个炮兵团驻在这里。第二年，炮兵团调到太行山一带，陈先瑞的警备四团来了。1938年6月，四团走后，韦国清的抗大第六大队又来了。大队部在城郊厚子头。为了工作方便，特委也搬到厚子头。1938年10月，六大队也开往太行山一带。特委由洛川县移驻宜君县店头镇，对外名义是八路军驻店头镇办事处。
筹建洛川工委时，组织给高克林的任务是：1. 建立和发展党的地下组织；2. 开展统一战线工作；3. 发展地方武装；4. 保护去延安的青年学生。
到洛川后，高克林首先发展了雷雨天和郭景龙为共产党员。之后，雷雨天在县东南槐柏镇一带发展和建立地下党组织。到1938年春，该地工作已经有了相当基础。为了加强对这个地区的领导，在特委之下又建立了洛川工委。杨锡林任书记，雷雨天任副书记。潘光亚在洛川县城开展工作。他在工人、市民、学生和国民党地方保安队中发展党员，建立秘密组织。
高克林派郭景龙去黄陵县开展工作。他在黄陵县发展晁清芳、田德霖、李士弼为党员。晁清芳、田德霖又在黄陵县桥山高级小学发展了一批地下党员，并建立了该校党支部。此后，他们又在全县大多数小学发展了党员，建立了组织。在这种情况下，特委又建立了黄陵工委。郭景龙任书记，田德霖、晁清芳、李士弼为委员。
宜君县党的组织建立较早。1937年前由关中特委和陕西省委领导。洛川特委成立后划归洛川特委领导，李笃信任县委书记，薛志仁任副书记；宣传部长是孟树林，组织部长姓周；委员有胡建民、王勇录。1940年后，洛川特委领导下的党组织发展至黄龙县、韩城县、合阳县、澄城县、白水县、蒲城县等地区。
抗日战争时期，各地普遍建立“抗敌后援会”。利用这一合法的组织形式，宣传党的主张，开展抗日工作。同时特委还和国民党上层人士接触，做统战工作。高克林以八路军办事处主任身份与专员钟相毓交往。高克林同驻洛川县城杨虎城部骑兵团高副团长、进步绅士王子万等人交了朋友。后来，有些统战对象，在掩护我们地下党员活动方面，起了一定作用。
1939年10月，国民党的蒋鼎文部要围攻店头镇。我驻守富县的警备一旅文年生部八团准备还击。高克林请示西北局后，做了战斗部署。特委先撤离店头镇，特务机关转移到富县茶坊镇。高克林指定强自修、慕生忠主持特委工作，他随八团和独立三营行动，在店头镇南边打了胜仗，收复了焦平，和关中连成了一片。
1940年1月，高克林又回到富县茶坊镇的特委机关。从此，特委开始组织地方武装，配合正规军保卫边区。1940年初，西北局调高克林回延安参加学习。他的工作由秦力生接任。
1940年1月，高克林从洛川回延安参加学习。他边学习、边检查，清理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在这个学习期间，他聆听了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实践论》《矛盾论》的讲演。毛主席那精辟的论述，幽默的语言，生动的比喻，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不久，高克林任中央直属机关总支书记。林伯渠、董必武、张闻天等都在他这个总支参加组织生活。在中央直属机关时间不长，他又被分派到延属十县工委搞秘书工作。当时，高岗是工委书记。
1940年以后，由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边区财政经济十分困难。为了粉碎经济封锁，党中央号召边区军民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发展生产，支援抗战。1941年5月26日，边区政府发布《陕甘宁边区政府为动员边区人民运销六十万驮食盐的决定》。对于这个决定，有些人不以为然，说用牲口从定边县向关中运盐得不偿失。一些干部心中没底，顾虑重重，举棋不定，运销食盐工作进展不大。
1941年8月1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毛泽东指示高岗写一份关于运盐的调查报告，并且要求三天完成。高岗把这一任务交给了高克林。高克林当时正在富县巡视工作。接到通知后，他于8月13日当晚在富县城区进行调查。他召集刚从定边县盐池运盐回来的副区长鲁忠才和王毓贤、孔照庆了解情况。鲁忠才详谈第一次运盐的经过，王毓贤、孔照庆做了补充。他们通过算账，结论是一般能驮150斤盐的毛驴，跑一趟可赚100元以上；好驴赚的钱多，弱驴赚的钱少。这一结论证明“党和政府的运盐计划、估计、办法，是完全正确的。个别同志的怀疑、没有信心，认为是负担……都是不正确的肤浅的看法”。为了把这一重要情况尽快报告毛主席，高克林根据记录整理了运盐者的沿途经过、沿途困难，发生的问题、经验教训等七个问题。因时间很紧，他也没有经过润色和加工，于当晚写好、第二天清早即派人把运盐报告送回延安。
这个调查报告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评价。毛泽东于1941年8月26日为这个调查报告写了一个很长的按语：“这是一个用简洁文字反映实际情况的报告，高克林同志写的，值得大家学习。现在必须把那些‘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作风扫掉，把那些‘夸夸其谈’扫掉，把那些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扫掉。高克林同志的这篇报告是在一个晚上开了一个三个人的调查会之后写出的，他的调查会开得很好，他的报告也写得很好。我们需要的是这类东西，而不是那些千篇一律的‘夸夸其谈’，而不是那些党八股。”随后，毛泽东亲自给高克林写的运盐报告定名为《鲁忠才长征记》，并推荐报纸发表。这个调查报告不仅在贯彻边区政府运盐《决定》中发挥了指导作用，而且还在整顿党风和文风中起了作用，成为当时整风学习的参考材料之一。
1941年9月14日，《解放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为《鲁忠才长征记》写的评语。同时，发表了《鲁忠才长征记》的前半部分。翌日，又发表了后半部分。
1948年，在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编印的《毛泽东选集》中，经毛泽东修改的《鲁忠才长征记》作为《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附件被收录。时过39年后的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宣传动态》第40期上又重印了《鲁忠才长征记》，并加了按语。按语写道： “高克林同志写的《鲁忠才长征记》，原载1941年9月14至15日延安《解放日报》。毛泽东同志亲自为这篇调查报告拟定了题目，并且写按语给予很高的评价。这里所谓的‘长征’，就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打破国民党蒋介石的封锁，活跃城乡经济生活，陕甘宁边区富县城关区组织人力、畜力去定边盐池运盐，取得成功。调查报告用简洁的文字，介绍了事情的经过、成就和经验教训，富有说服力地指出：党和政府的运盐计划、估计、办法，是完全正确的。经济问题讲得这么生动具体，引人入胜，的确是值得称道的。现在，我们正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情况同39年前大不相同。我们从事的经济工作，其复杂程度，是过去完全不能比拟的。更加需要人们深入到经济生活里面，掌握客观规律，实事求是地分析和解决矛盾，推动社会主义事业胜利前进。目前，在不少同志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是：知识不足，学习不够。我们要在系统地学习基本理论和专业知识的同时，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钻到沸腾的生活中去，向实际学习。我们的宣传工作要实在地而不是浮夸地，深刻地而不是肤浅地反映这方面的情况。从这个意义上说，重新看看《鲁忠才长征记》，还是很有教益的。”
1941年9月初，高岗和陈正人找高克林谈话，说中央决定成立民族学院，叫他负责筹办民族学院工作。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党历来十分重视民族工作。在建党初期，李大钊、邓中夏等就经常到北平蒙藏学院进行革命活动。红军长征顺利通过彝、藏、回等少数民族区域，不能不说是党的民族政策的胜利。随着抗日战争的发展，需要更多的民族干部，动员各民族一致抗日，粉碎日伪政权。革命的形势需要大批民族干部，民族干部也需要用马列主义民族思想来武装。办民族学院势在必行。
早在民族学院成立之前，党中央就曾指示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分期分批地把一些蒙古族青年骨干送到延安学习。当时，在延安所设的学校中，如中央党校、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女子大学、鲁迅文学艺术学院等等，都有一些少数民族学生。西北工委决定从大青山来的同志到陕北公学学习，后来还专门设立一个民族部。
经过紧张的筹备，我党培养民族干部的第一所民族学院于1941年10月10日在延安大砭沟举行开学典礼。
民族学院是在陕北公学民族部、中央党校回民部、西北工委研究室的藏、彝族学生及其他学校里的少数民族学生汇集起来的基础上成立的。院长由高岗兼任，高克林任副院长，负责实际工作。民族学院共分两个处：教育处、总务处。教育处处长是乌兰夫，副处长是王铎，工作人员有周吉、迟群、王仲方等10多人。总务处处长是梁达君，副处长田广润，工作人员有王国善、李国喜等20多人。学校还专门设了一个研究部，后改称研究处，是在西北工委研究室的基础上组建的。刘春先后任部长、处长，成员有马寅、高鲁峰、马尔萨、孔飞、刘元夫、韩戈鲁等人。
学生多是从部队、机关、学校来的少数民族。蒙古族、藏族、回族最多，还有彝、满、苗等民族。从陕北公学来的五十五队也到民院学习，师生共计200余人。学院的教员多由研究处的同志担任，有时也聘请西北局政策研究室刘瑞生等讲课。高克林除了负责整个学院的校务工作外，还负责给学生讲形势政策、军体操练，给研究班上新民主主义课。有时，学院还邀请抗日前线回来的同志给师生做对敌斗争报告，进行形势教育。杨植霖、李维中等从大青山回延安后，都给师生做过形势报告。
中央对民族学院十分关怀，生活上处处给予照顾。吃饭，保证供应；穿衣，发最好的斜纹布。边区财政厅长南汉宸对高克林说：经济再困难，只要你开口，我们都要想办法满足。尽管如此，在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下，师生的学习生活还是十分艰苦。师生学习和工作的地方是原青年干部学校的几十眼窑洞。为了照顾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惯，学校设了两个食堂，一个汉民食堂，一个回民食堂。吃的是一日三餐小米饭，早晨吃小米稀饭没有菜。中午和下午是小米干饭，一组一小盆稀汤菜。遇到节日，可以吃到荞麦面团，有时可吃上馒头。晚上，为了省油，学生摸黑讨论学习心得体会。
学生没有课本，都是上大课，靠笔记。学校给每个学生发一个蘸水笔尖。学生自找一个高粱秆，插上笔尖，就算解决了写字的问题。星期天，学生到山上割马莲草、打柴。用卖草卖柴的钱又买回马粪纸和紫色及绿色的颜料。用马粪纸订成笔记本，把紫色和绿色颜料混合制成便宜的“蓝墨水”。为了节约纸张，学生把字写得很小。
学院尽管物质生活比较贫乏，但学员的精神生活却十分丰富。他们除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文化知识外，还种蔬菜、烧木炭、打窑洞，开展各种文娱和体育活动。学员们课余唱歌、扭秧歌、讲故事、搞创作、演节目，使学院变成了革命的乐园。春节期间，学生们还用自己创作的节目为烈军属慰问演出，受到延安文艺界的好评。新中国成立后，内蒙古、西藏、青海、宁夏等少数民族地区的主要领导骨干多是在这里培养的。延安的民族学院以它的革命实践证明了自己存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我党的历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组织塞北抗日
1942年6月，西北局组织部长陈正人找高克林谈话，说中央决定派他到绥蒙地区任区党委书记。
绥蒙地区是中国共产党一个战略要地。它北靠蒙古、苏联，南面是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东边是晋察冀边区，西南是陕甘宁边区。所以，这个地区是陕甘宁边区的后大门，晋西北根据地的前哨阵地，晋察冀的侧背，是通向蒙古和苏联的要道。大青山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对于坚持华北抗战、保卫党中央都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大青山是绥蒙腹地，东西绵延700里，南北纵深一二百里。它位于阴山山脉中段，山峦起伏，沟壑纵横。东西连贯集宁、归绥、包头等要镇。从国民党到日本帝国主义，都妄图以高昂的代价争夺这一要地。因而，这里也就成了中国共产党同日伪斗争的焦点之一。
1942年8月，高克林带着陈炳宇、墨志清、任希舜、何树声、王希宁等部分学员到大青山抗日第一线。高克林到兴县以后，中央晋绥分局召开扩大会议，专题研究绥蒙问题。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分局代书记林枫、军区参谋长周士第、军区政治部主任甘泗淇、组织部长王达成以及罗贵波等。绥蒙参加会的有高克林、张达志、苏谦益等。这次会的目的是分析斗争形势，总结经验教训，确定绥蒙工作方针。张达志在会上做了汇报。面对严酷的斗争现实，兴县会议重新确立了绥远斗争的总方针和基本任务。会议重申“坚决执行隐蔽政策是绥远党的总方针”，确定“绥远党的基本任务应该是坚决依靠群众，团结各种抗日力量，坚持游击战争，蓄积准备力量，以待有利时机”。
为了加强对绥察区和雁门区的统一领导，会议决定将绥远和雁门两区合并为塞北工委。取消绥远和雁门区党委名称，原雁门地区设塞北工委辖下的雁北地委。塞北工委管辖的范围包括绥远省的大部分地区、山西省的雁北地区、察哈尔省的部分地区。高克林任工委书记、胡全是副书记，委员有姚喆、张达志、白成铭、苏谦益、曹振之。成立塞北军分区，姚喆为司令员、郭鹏为副司令员；高克林任政委、张达志为副政委。取消大青山骑兵支队番号，原骑兵第一、第二、第三团番号不变。原晋西北第五军分区部队编成塞北军分区雁北支队。塞北行政公署由杨植霖、苏谦益为正副主任。党政军机关暂驻偏关县。
11月，高克林在偏关召开工委会议，传达贯彻兴县会议精神，落实毛泽东“把敌人挤出去”的指示。参加这次会的有苏谦益、张达志、曹振之和从敌后突围出来的有关同志。姚喆这时仍在大青山地区打游击，没有参加会议。根据会议决议，工委向绥南发了指示信，要求他们依靠群众，团结抗日力量，坚决执行隐蔽政策，坚持抗日游击战争，把敌人逐步挤出去。11月20日，工委又就落实兴县会议精神向晋绥分局写了汇报信。
偏关会后，高克林先后到党、政、军的机关单位看望干部和战士，给他们讲形势，讲政策，鼓士气，增强胜利信心。随后，高克林和苏谦益到雁北地区看望干部和战士。骑马到老营堡时，他的胡须已结了冰碴，冻成一团，连说话都感到困难。他用手把胡子上的冰碴搓溶，才把嘴“解放”了。到了雁北地委，他见了雁北支队长刘华香和地委诸同志，向雁北的干部传达了兴县会议精神和塞北工委要求。在这里，他住了三四天，又随二营到前线视察。
从1942年到1944年，是大青山抗战最艰难的岁月。在新的形势下，塞北工委依照晋绥分局指示信精神，坚持隐蔽政策，积蓄革命力量，创造有利条件。首先，实行精兵简政。党、政、军机关合并，使机关人员减少了34％；军分区精简整编，使战斗人员、生产人员增加了84％；把骑兵三团的两个连改编为步兵团，使主力军更加地方化和群众化。这样，不仅适应隐蔽斗争，而且减轻了财政困难。其次，改进组织形式。建立了地委以下的秘密党委，使党的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分开，政权与武装相结合，专员兼县长随地方武装活动，县长、区长分别兼县、区游击队长。第三，改变斗争策略。主力军开展游击战争，地方武装改为便衣活动，区以下政权干部以群众面目出现，党员干部完全职业化（以各种职业为掩护）、社会化（在群众中认亲交友，建立社会关系）、群众化（便衣化）。
为了建立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工委对敌占区乡政权采取了更现实、更灵活的策略。1943年2月26日，塞北工委向各级党组织发出了《关于对敌占区乡政权工作的指示》。工委结合实际制定的这一指示，为胜利度过抗日艰难岁月，发挥了重要作用。
日军残酷的“三光”政策和经济封锁给抗战工作造成极大的困难。后方机关干部每人每天只能吃到七两黑豆，口都吃黑了。一匹马的料由一天四升减到二升。在敌后工作的同志更困难，他们经常靠挖野菜充饥，许多同志脸色变青，浑身水肿。长时间的缺油缺盐，许多同志都得了夜盲症。有时搞到点粮食，因无磨子只得用石头砸碎煮成面糊吃。在绥西的石虎子山上，姚喆同志带领部队在零下20多摄氏度度的雪地里，掘土三尺，搭起茅庵御寒。他和战士以野菜充饥，用冰雪止渴，在山上共同度过了1943年的春节。
在日军疯狂“扫荡”的艰难岁月里，大青山的几十支抗日游击队遭到一定的损失，我一、二团被迫转移偏关一带。但抗日的游击战争仍在坚持和继续。姚喆带领的三团和教导大队化整为零，在哈拉沁一带打游击。白成铭、奎壁（蒙古族）等同志在绥西坚持斗争。贾长明在绥中坚持斗争。张云峰、侯作贵、石生荣等在绥南坚持斗争。刘启焕、张万金、张少亭、高增贵、石国柱等还以不同职业为掩护，坚持隐蔽斗争。
为了加强党对敌后工作的领导，塞北工委多次向敌后派去得力干部。1942年12月，工委派绥中专员程仲一带领部分干部重返绥中地区恢复工作，坚持抗日斗争。后因形势恶化，他转入绥南进行抗日活动。1943年4月，工委派宋克瓒到凉城县任县长。他整顿内部，恢复组织，率领游击队活动于棋盘山、蛮汉山，控制了敌人的情报网，镇压了国民党凉城县党部书记长，在蛮汉山地区重新扎下了根。1943年夏，工委又派任建斌等到绥中开展工作。他在归绥东北一带进行了很有成效的抗日活动。同时，工委还派崔岩、梁劲秀、程仲群、田恩明等到绥南，派罗仲群等到绥东。这些同志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工委还学习晋西北“挤敌人”的斗争经验，不断向大青山地区派小部队、武工队、工作组。1943年4月，三团派一个连和两个工作组到绥中地区活动。同年6月，一团向和林、归绥、凉城三地交界地区派出武工队；二团向归绥平川派出武工队。这些武工队、工作组在地下工作者的策应下，一方面依靠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另一方面广泛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争取伪军、伪组织人员、中小地主和开明人士。活动在归绥城郊的武工队以茂密的高粱为掩护，昼藏夜出，开展抗日宣传，打击特务汉奸，敌人惧称他们是“高粱王”。被评为晋绥边区特等民兵英雄的尹茂官，在朔县西山一带串联扎根，发动群众，埋设地雷，开展游击战，使敌人惶惶不可终日。
1943年冬，副团长黄厚同志率领第二团的两个连自偏关进至蛮汉山地区，并依托绥南常到绥中活动；第一团也从右玉西山进至蛮汉山地区活动；第三团也自萨拉齐山区向北活动。在大青山地区坚持斗争的游击队，由化整为零转为集中兵力，开始公开出击敌人。到年底，绥中地区南自平绥路、东至拐角铺、北至韭菜沟、西至蜈蚣坝的地区内，工委都可以开展活动。绥南的蛮汉山和绥西的井儿沟一带的工作，也开始恢复起来。
在艰难的岁月里，既有胜利后的欢乐，也有胜利后的挫折。1944年中秋节刚过，晋绥军区“七月剧团”到偏关东川向群众慰问演出。戏刚开演，群众报告驻在五寨方向的日寇向偏关方向“扫荡”。当时，司令部只有一个警卫连的兵力。塞北工委、塞北军分区机关及警卫连只能在山地与敌人周旋，家属、后勤人员向河曲县方向转移。部队从下午急行军一直到第二天拂晓，才到偏关东南方向的黄树坪村北山上。正准备吃饭时，敌人打了信号弹，司令部已撞入敌人的包围圈。张达志和白成铭带领一路突围，高克林和苏谦益同志也分别和一些机关的同志分头突围。高克林的警卫员关宝子被敌人俘获，后被杀害。部队在河曲县崔家地堰村集结。经清点人数，军区政治部主任曾锦云、军区政治部科长谢理云、军区司令部二科长姚典训、军区司令部四科张逢福等40多名干部战士壮烈牺牲。
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了全面反攻阶段。苏联红军取得了对德军的决定性胜利，日寇也陷入中国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这时，工委抓住有利时机，坚持反“清乡”斗争，使日军龟缩在归绥城内，不敢轻举妄动。经过一年零八个月的艰苦抗战，到1944年8月，绥西、绥中、绥南三块游击根据地已恢复到1942年7月日寇大“扫荡”之前的局面。
1945年6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提出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的总路线。中国人民的抗日武装力量在各解放区战场上，对日寇连续出击。绥蒙地区也进入了抗战的反攻前夜。在八路军进攻归绥之前，党中央和晋绥分局对绥蒙反攻态势进行了认真研究，并做了一些组织准备。1945年2月，中央决定将塞北工委改组为中共绥蒙区委员会，高克林任区党委书记，委员有姚喆、张达志、乌兰夫、武开章、杨植霖、苏谦益、白成铭、曹振之、康健民。不久，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在晋绥分局之下设三个区党委，在晋绥军区之下设三个二级军区，在晋绥边区行政公署之下设吕梁、雁门两个行署和绥蒙政府。张宗逊任吕梁区党委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解学恭任区党委副书记兼军区副政委；高克林任雁门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吕正操任军区司令员，许光达任军区副司令员，孙志远任军区副政委；张达志任绥蒙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姚喆任军区司令员，苏谦益为区党委副书记。原塞北工委和塞北军分区取消。同时，中央军委还决定设立南北两线两个指挥部。南线指挥部由张宗逊、罗贵波、解学恭负责，指挥三、四、七、八四个分区部队；北线指挥部由高克林、吕正操、许光达、孙志远负责，指挥二、五、六、十一四个分区部队。晋绥军区司令部直接指挥一分区部队机动使用。
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接着，朱总司令连续向解放区各武装部队发布进军令。从8月11日开始，晋绥军区南线和北线同时行动，攻打归绥。经过四天战斗，八路军连续攻克了归绥外围的毕克齐、察素齐、旗下营、陶卜齐、白塔等地。8月18日，八路军开始攻打归绥旧城。二十七团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勇敢地攻入旧城大什字街口，并占领了有利地形。九团和三团从城西攻入小什字街，先后占领了几幢大建筑物，对伪蒙军司令部所在地形成包围夹攻态势。
参与和平解放绥远
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相继取得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辉煌胜利，敌我力量发生了根本变化，蒋介石已无法阻止人民的解放事业。绥远的国民党军队也完全陷于孤立的绝境。
绥远位于内蒙古自治区的西部。1949年初，绥远有人口202万，耕地面积1938万亩。绥远的人民武装力量已发展到3个骑兵师、2个步兵师和1个独立团，约3万多人。已解放了集宁、凉城、兴和、陶林、丰镇等10个县、4个旗。解放区的人口达80万，耕地761万亩。国民党绥远政府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1949年4月1日，傅作义向全国发出北平和平解放的通电。通电发到绥远以后，绥远各界中上层人士纷纷举行了座谈会，大部分人认定国民党政权失败已成定局，和平解放绥远势在必行。
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提出和平解决绥远的“绥远方式”，在国民党官兵中引起广泛关注。为了适应绥远和平解放的形势，党中央决定从1949年4月1日起，把绥蒙区划归华北局管辖。6月14日，华北人民政府决定将绥蒙区改为绥远省。原绥蒙区党委改为绥远省委，原绥蒙人民政府改为绥远省人民政府，原绥蒙军区和野战军第八军合编为绥远省军区。高克林任省委书记，苏谦益任副书记，杨植霖任省政府主席，奎壁任副主席；姚喆任军区司令员，高克林任军区政委、王长江任副司令员，刘华香任参谋长，裴周玉任政治部主任。省委和省政府设在丰镇，省军区移驻集宁。三套组织积极工作，积极准备绥远的和平解放。
绥远和平协议签订后，华北局依据协议精神，责成绥远省委组成驻归绥联络处。联络处遂于7月11日进驻归绥。当共产党的干部出现在街头时，人们奔走相告，传信报喜。国民党反动派恐慌万状，顿生杀机。7月24日，我铁路工作组的几个同志从旧城回火车站时，遭到国民党一一一军某部六连20余名士兵的突然袭击，打死了工作组秘书王士鑫。事件发生后，归绥城顿时处于紧张的气氛之中。归绥和绥东出现剑拔弩张之势，和平的天空又出现了阴云。
党中央对这一事件十分重视。毛泽东一方面给傅作义做工作，另一方面给绥远省委做工作。毛泽东对傅先生说：“事情总是有曲折的，革命不能没有牺牲。‘绥远方式’不变。告诉董其武先生多加注意。”同时，毛泽东又召见高克林和杨植霖、潘纪文谈话。
8月初的一天清早，薄一波用车把高克林一行送到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在他的办公室兼卧室里接见了他们。毛泽东和他们一一握手后，又询问了各自的情况。毛泽东问高克林：“你是哪里人？”高克林答道：“陕西华县人。”毛泽东风趣地说：“唐朝大将郭子仪也是华县人。他为人宽宏大度。他因粮草失火差点被错杀，但他并不计较，以后为朝廷屡立战功。”接着，毛泽东就把话题转到绥远问题上。他说：“我们和傅作义打了多年仗。尽管我们处于胜利态势，但采取‘绥远方式’对人民有利。只要我们宽大为怀，与人为善，以诚相待， ‘绥远方式’就一定能实现。”毛泽东还说：“绥远不搞军事管制。要成立军政委员会，管理绥远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大事。傅作义当主席，你当副的，因为他们人多。”毛泽东笑着问高克林“有没有意见”，高克林说：“共产党员是为革命不是为当官。我过去连当乡长都没想过。”毛泽东满意地点了点头，又说：“以傅（作义）之人，加我之人，行我之政，当副职也能作主，绥远还是你要负责的。”到中午吃饭时，毛泽东留他们三人同桌吃饭。饭很简单，四菜一汤，米饭是红的。出门后，高克林问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怎么不给毛主席吃小站白米？”叶子龙说：“毛主席喜欢吃这种米。”
8月28日至9月2日，高克林在集宁主持召开县团干部参加的会议，进一步传达党中央、毛泽东及华北局关于解决绥远问题的方针政策。这次会基本把党员干部的思想统一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方针和政策上，为实现“绥远方式”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9月19日，以董其武为首的绥远军政干部和地方各族各界代表39人，通电举行起义。9月20日，毛泽东和朱德给绥远起义官兵发了复电。“九一九”起义使绥远国民党4万多官兵走向光明，也使国民党占领区120万人民获得了新生。在归绥、包头、陕坝等地，军民都举行了庆祝大会，欢庆解放。
9月21日，即“九一九”起义的第三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开幕。出席会议的有各党派、地区、民族、人民团体、海外华侨等45个单位的正式代表510人，候补代表77人，特邀人士75人。华北解放区的正式代表15人，候补代表2人。傅作义、邓宝珊、董其武、孙兰峰作为代表参加了会议。高克林作为华北解放区的正式代表也参加了会议。下午7时会议开始，毛泽东首先致开幕词。“全国人民所渴望的政治协商会议现在开幕了。……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这是多么郑重的宣言。只有为革命事业经过艰苦奋斗的人才能理解它的真正分量和含义。
10月1日，是中国人民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下午3时，在北京天安门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30万群众兴高采烈地云集在天安门广场，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了天安门。高克林也荣幸地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典礼活动。毛泽东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并亲自升起了灿烂的五星红旗。这时，54门礼炮齐鸣28响，万众跳跃欢呼。高克林的心情汹涌澎湃，深深感受着这来之不易的胜利欢乐。
下午6时，高克林又参加了天安门广场举行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他满满地铲了几锨土，默默告慰为人民英勇牺牲的先烈：我们的事业胜利了。你们将永垂不朽！
10月上旬，华北局在薄一波、聂荣臻主持下，召开了有高克林和傅作义先生参加的会议，商讨绥远工作的方案。根据华北局原则方案，高克林主持绥远省委研究制定了《进入归绥的工作方针和步骤》《绥远军政委员会组织纲要》《绥远军政委员会当前工作要项及步骤》 《关于干部学习问题》等工作方案。
绥远军政委员会怎样开展工作？我们和绥远旧政权人员怎样合作？怎样把绥远建设成真正的人民解放区，把军队改造成真正的人民解放军？这些极为复杂和特殊的问题，都摆在了中共绥远省委面前。为此，毛泽东和周恩来再次接见了高克林和其他几位同志。
1949年10月24日晚10时半，高克林和姚喆、裴周玉乘车来到中南海。周恩来在他的办公室首先接见了他们。半小时后，薄一波、聂荣臻也陆续来到。周恩来带领他们五人，步行几十米来到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亲切地询问他们是什么时候到京？绥远方面有什么情况？他们一一做了回答。
毛泽东接着问：“你们干部去绥远有信心吗？”高克林说：“有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大家信心很足。但也有些反映，如认为没有打仗那样痛快……”
毛泽东笑着说：“很多地方有这种反映。开政协会时，高级干部也有人说，把这些人请来开会，不可理解。绥远和平解放谈了大半年，现在才实现第一步。现在是实现合作，第二步很重要。他们9月19日已发了起义通电，我们也发了电报。这个电报是党对绥远的基本方针，共产党更要执行。你们要使同志们了解合作的必要性，意义何在？有什么好处？原因在哪里？一切为人民的利益。打仗是为了人民求解放；和平解决，团结改造，也是为人民的利益。你们回去开个党代会或干部会，让同志们讨论透。要很好合作，这是统一战线。傅先生也要做工作。政府是统一战线的，要很好合作。军区也要统一。傅作义任司令员，乌兰夫、姚喆任副司令员，薄一波任政委。傅作义可以提名副司令员及军政委员会副主任。军政委员会要统一军事、政治、教育，正规军和地方军都包括在内。”
正在这时，周恩来领着傅作义走进来。毛泽东指着他们三人高兴地对傅说：“今天找绥远三位同志来谈，过去都同你打过仗。你见过他们吗？”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说：“见过了。”
毛泽东接着说：“绥远的团结改造方针已定下来了。工作原则、步骤按傅先生提出的四个原则三个步骤。工作要有步骤地进行，做出更大成绩来给全国看。要合作把事情办好。过去是敌人，现在成了朋友。合作后也要估计可能发生一些问题，还要经过艰苦的工作与斗争。抗战初期，蒋介石认为共产党是政治问题，想用政治方法溶共来解决我们，却不知道我们是不怕火的真金，越炼越强，最后把蒋介石天下夺过来，交人民所有。我们要学会搞政治斗争，也要学会搞经济工作。这是战略问题。绥远要搞政府，用协商办法，互相打通思想，做事快得多，不同意的不要办。军队也要协商。这是中国的特点。即使同意也要看是心愿，还是口愿，若勉强就缓办。上面要得到傅先生同意，下面要得到干部同意。特别是军队，不同意就缓办。否则，最易出乱子。这回工作若做好了，对双方干部都是一大进步。”
毛泽东的耐心开导和教诲，使高克林进一步明确了绥远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步骤，增强了建设新绥远的信心和力量。谈话结束后，毛泽东先把傅先生送出二门，又把高克林三人送到办公室外。
10月25日，华北局再次召开会议，研究贯彻毛泽东指示，并向毛泽东做了报告。华北局会议结束后，高克林即回到丰镇。经过紧张的准备，省委于28日至11月4日召开了505名县团以上干部参加的扩大会议。高克林在会上传达了全国政协和华北局会议精神，传达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关于绥远问题的重要指示。
11月10日，绥远省委发出《关于进入归绥工作与生活中应注意事项的指示》，对进入归绥后工作中应遵守的事项做了具体规定。11月18日，省委又做出《关于加强领导的决议》，对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亦做了具体规定。这些措施都有效地保证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关于绥远指示的贯彻和落实，也为双方合作共事奠定了扎实的思想基础。
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任命了绥远省军政委员会、省人民政府的组成人员。任命傅作义为军政委员会主席，高克林、乌兰夫、董其武、孙兰峰为副主席，刘万春等16人为委员；任命董其武为绥远省人民政府主席，杨植霖、奎壁、孙兰峰为副主席，苏谦益、张如岗、李维中等22人为委员。12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任命了绥远省军区的负责人。任命傅作义为司令员，薄一波兼政治委员，乌兰夫、董其武、姚喆、孙兰峰为副司令员，高克林、杨叶澎、王克俊为副政治委员，裴周玉为政治部主任，雷宜之、阎又文为副主任。
12月21日，傅作义从北京来到归绥。24日，高克林和傅作义协商成立军政委员会的有关事项。傅先生说：“我的任务完成了一大半。干部问题要靠你。共产党决定的我们执行。”高克林说：“绥远军政委员会以你为首。这是毛主席封的。你要事先决策，发号施令。我们保证执行。”
12月27日下午1时，绥远军政委员会在归绥市麻花坂举行成立大会。军政委员会主席、副主席与全体委员，省人民政府、军区各首长，中共绥远省委委员、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省工作委员会与省总工会、省青联、省妇联等团体负责同志，以及蒙回民族代表共127人出席了会议。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邓宝珊列席了大会。
傅作义致开幕词后，高克林讲话。他首先宣布了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任命的绥远军政委员会组成名单。同时，他宣布了绥远军政委员会的管辖区域。他讲了军政委员会的主要任务之后，又强调了当前的工作任务。高克林讲话之后，乌兰夫、董其武、孙兰峰、姚喆、苏谦益、杨植霖、奎壁、张钦、荣祥、刘万春也相继讲了话。姚喆代表军队向大会庄严表示：人民的部队坚决拥护军政委员会的领导，坚决执行军政委员会的决议，为彻底实现毛泽东的指示与方针而努力。苏谦益代表绥远省委号召全绥远共产党员，并带动绥远广大群众为正确实现军政委员会的一切决议与指示而努力。邓宝珊以来宾身份向绥远人民致衷心的祝贺。
绥远和平解放以后，绥西军政人员的思想一时还难于平静。他们为自己的出路担忧，为自己的职业思虑。为了尽快安定人心，绥远省委于1950年元月12日发出《工作要点》，对绥西军政人员的安置已有原则性意见。2月21日，绥远省委又制定了《关于处理绥西军政人员的暂行办法》，并按照这些政策顺利地安置3200多名起义干部和其他军政人员，为将旧部队改造成解放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绥远和平解放后，高克林以主要精力改造起义部队。为了实现起义部队的解放军化，首先必须合并两方不同性质的军事指挥机关，组成解放军绥远军区。经中央军委批准，绥远起义部队整编为两个军、一个骑兵师。
人民解放军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武装力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起义部队的思想差距只能通过更多的思想教育来弥补。为此，军政委员会在全省组织了大规模的学习运动。军政委员会成立了学习委员会，统一制定计划，组织领导学习运动。各部队、机关也成立了学习委员会。同时，军政委员会成立了军政干部学习团，分期轮训军政干部，先后三期共轮训干部4881人。此外，还责成起义部队自行举办轮训队，共轮训连排干部2000余人。省政府在行政干部学校也轮训了县旗干部1000余人。所有军政机关实行每天两小时学习制度，有计划地学习时事、理论和政策。第一期学员有现职干部1270人，无职干部1760人。由于工作急需干部，学习两个月后就分配了1500余人。经过学习的无职干部，愿回原籍的发给路费，其余除留绥工作外，分别按职分配到山西、河北、山东等地。
1950年元月，华北军区给绥远军区选派1900多名政治工作干部，执行团结改造起义部队的任务。这些同志到绥远后，经过短期培训，于2月下旬陆续分到部队工作。政工干部深入部队之后，广泛接触群众，采用个别交谈、开座谈会、上政治课等形式，疏通关系，联络感情，逐步开展工作。
1950年，中央军委号召“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在生产建设中，部队把生产劳动和思想教育相结合，取得了生产和思想双丰收。据当时统计，部队种地23万亩，其中新开荒地21万亩；完成黄河培堤工程土方115万立方，完成渠道工程土方47.87万立方，名列全华北之首。
在团结改造起义部队的过程中，也曾遇到少数反动军官和特务分子的干扰和破坏。尤其在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反革命分子乘机破坏，先后策动武装叛变53起，参加官兵3270人，杀害政工干部多人。仅三十六军四五两个月就逃亡士兵近千人。面对这一严重局面，华北局批准军政委员会《关于处理叛军、土匪、逃兵官兵及缴获武器的决定》。5月，省军区召开军师政工干部汇报会，专门研究加强团结、教育多数与平息少数叛乱部队两大问题。在平息叛乱中，各部队贯彻军事围剿和政治争取的方针，执行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同时，对部队加强团结教育，揭露和取缔军队内的国民党组织活动。董其武视察各部队时响亮地提出“谁叛变革命就打死谁”的口号。一一一师副师长庞茂青煽动一个团叛变，被觉醒的排长孙胜打死，部队全部归来。7月以后，部队出现了转机，2000多名受蒙蔽的战士主动归队。在此期间，还破获特务案件55起，抓获特务113人，主动坦白193人。奉军委命令，又于1950年11月依法逮捕了与国民党保持秘密联系的第三十六军军长刘万春、第三十七军一一一师师长张璞、骑兵四师师长鄂友三3人，挖出了祸根，基本制止了叛乱。
1950年4月，高克林和董其武先生奉命到北京汇报工作。他们先后向华北局和政务院汇报后，受到了周总理、聂荣臻、薄一波同志的赞扬。毛主席知道后，于4月27日晚7时接见了高克林和董其武。在场的还有周总理、朱总司令、聂荣臻、薄一波同志。毛主席表扬了绥远的工作。
在绥远起义一周年之际，聂荣臻、薄一波、傅作义发来贺电，赞扬起义部队在整训部队、参加生产和肃清匪特等重大任务中取得了成绩。之后，毛泽东在绥远省委的工作报告上兴奋地写道：“进步如此之大且快，可为庆贺！”
1950年6月，美国悍然发动对朝鲜的侵略战争，引起了世界人民强烈谴责。抗美援朝开始以后，广大中国人民志愿军指战员保家卫国的决心书和请战书像雪片般飞向绥远军区。高克林把部队这种革命热情报告给党中央和华北局。傅作义也向毛泽东建议起义部队赴朝参战，为人民立新功。毛泽东批准了这一建议。1950年11月24日，绥远军区的军、师、旅长奉命到北京接受任务，受到华北局、华北军区和政务院领导人的热烈欢迎。周恩来宣布中央决定：将绥远起义部队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三兵团，易地整顿，准备赴朝参战。
12月10日，傅作义从北京来绥远。12日召开了绥远军政委员会的扩大会议。在会上，他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宣布中央决定：以三十六军、三十七军、骑四师组建成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十三兵团，归华北军区领导，部队移驻河北省沧州地区整训补充，作为抗美援朝第二线兵团。任命董其武为兵团司令员，高克林为兵团政治委员，姚喆、边章武为副司令员，王克俊为副政治委员，边章武兼参谋长，袁庆荣为副参谋长，裴周玉为政治部主任，张升初为后勤部长，潘瑞征为副部长。各军、师受命后，即召开了军政委员会会议，宣布移防命令，层层传达动员，准备出发前工作。各团级单位接到命令后，立即收拢部队，拟订行军计划，移交财产，安置伤员。12月22日，董其武和高克林下达了出发命令。
部队驻在沧州地区衡水、景县一带，司令部设在景县龙华镇。1951年1月8日，兵团成立了党委。高克林任兵团党委书记，边章武、姚喆、裴周玉为常委。同时，兵团还成立了军政委员会，董其武任主席，高克林任副主席，姚喆、边章武、裴周玉、王克俊等为委员。元月11日，在龙华镇召开兵团机关成立大会。高克林和董其武分别讲了话。
从1951年2月中旬开始，部队首先开展了以反对军阀主义，揭发隐藏特务、反革命分子，自我教育为内容的民主运动。在运动中，培养了一大批积极分子。有1600多人受到表扬奖励或立功，有1000余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800多人被提拔为干部。同时，还揭发检举出反革命分子1905人，参加反动党团、政治派别的1924人，交出私藏长短枪133支。
在民主运动的基础上，华北军区依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制定了部队参战的整编方案。中央军委决定从湖南、河南、江苏征集2万名新兵，给部队增加新的血液。新兵入伍后，全兵团又掀起了练兵热潮。经过几个月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部队面貌焕然一新，初步形成了走向军队正规化的新型军队。
1951年8月20日，中央军委命令二十三兵团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二十三兵团，并要求于8月底完成出国作战的一切准备工作。9月1日，毛泽东命令二十三兵团于9月3日出发入朝，担任泰川、院里、南市三机场的修建任务与后方警戒任务。9月9日下午5时，兵团先头部队雄赳赳，气昂昂，跨过了鸭绿江。9月11日3时，兵团直属队跨过鸭绿江。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后，由于路线生疏，道路坎坷，敌机干扰，夜行晓宿，行军十分困难。11日4时从义州出发后，高克林的司机因过度疲劳，吉普车不幸碰到山嘴。高克林的头部受伤，右眼出血，经急救才脱险。9月18日前，各部队分别到达施工地点。
在施工中，广大指战员以战斗的姿态，不怕流血牺牲，克服各种困难。天寒地冻，战士们提出“心热不怕寒冷，困难挡不住英雄”的豪迈口号。兵团战勤队刘双喜，一天装卸水泥20吨，超过定额2倍；后勤部司机何泽民连续出车七昼夜；炊事员1人做35人的饭，还亲自打柴，送水送饭。缺少工具，战士们提出“劳动和技术相结合，克服困难就是胜利”，自造工具6744件，大大提高了工效，采石工效提高了84％，运石工效提高了五倍半。在修建中，敌机日夜轰炸，投弹6850枚，其中定时炸弹1900多枚，造成数百人的伤亡。广大指战员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提出“敌人能炸，我们能修”，“敌人有钢铁，我们有石头”，在敌机轰炸下坚持施工，并冒着生命危险，共起挖定时炸弹900多枚，尽管有的定时炸弹深埋三四米。起挖炸弹时，有几十个同志献出了生命。战士们掩埋好战友的尸体，以更高的热情忘我施工，用加快工程进度的实际行动为死难烈士报仇。10月20日，南市机场完工。10月29日，泰川机场完工。11月14日，院里机场完工。三个机场都提前完成修建任务。全兵团共投工107万个，修建宽60米跑道共6000米，滑行道、联络道共9437米，飞机掩体193个，停机坪8个，各种附属工程30余项。
1951年12月1日，中央军委和华北军区分别向二十三兵团发来贺电。中央军委贺电说：“二十三兵团入朝执行修建任务，虽在敌机连续轰炸阻挠下，终于超计划地完成了任务，甚好。”华北军区的电文是：“部队经过此次修建任务的锻炼与考验，涌现了许多英雄。情绪更加旺盛，斗志更加坚强，部队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觉悟有显著提高。这足以证明我们的各种工作有了成效。”同月，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枓奉还授予高克林、董其武、姚喆、边章武、裴周玉、王克俊六人各一枚自由独立二级勋章，并给他们写来了热情洋溢的信。信中说：“你们在抗美援朝打击侵略者的斗争中，建立了伟大的功勋。这一功勋，朝鲜人民永志不忘；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也莫不表示崇高的敬意。”
修建机场任务完成后，二十三兵团正准备开赴朝鲜东海岸参战时，战局发生了有利我方的重大变化，美国被迫进行板门店谈判。11月30日，中央军委命令二十三兵团返回国内整训。12月下旬，部队到达河北省定县。在这里，部队发动群众进行评功、庆功，总结抗美援朝参战经验。全兵团共评出立功者2600多人，发展了1000多名党团员。1952年5月，兵团党委向中央和华北局写了《关于部队反贪污反官僚主义运动的总结报告》后，高克林离开部队，走上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岗位。
投身国家建设
1950年底，高克林担任绥远省委书记、军区副政委、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十三兵团政委，为巩固人民新政权日夜操劳。1953年至1960年，高克林担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省军区第一政委，国家最高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党组副书记，国家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为建立和健全新中国的审判制度、检察制度、司法机构，做了大量工作。1961年至1967年担任中共西北局书记处书记，为西北地区经济建设呕心沥血。“文化大革命”中，高克林被错误关押，身心备受摧残，但他毫不屈服，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等进行了坚决斗争。1977年，中共中央为其平反昭雪。1979年至1983年，高克林先后担任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他以古稀之年，投身立法工作，联系实际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法学理论，先后参加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等法律草案的起草、审定工作，为我国恢复和发展民主法制建设做出重要贡献。高克林还曾担任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央候补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十四、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特邀代表。
退休后，年过古稀的高克林，仍十分关心党的各项工作。他关心党史研究工作，多次参加全国、河南、河北、陕西、内蒙古党史工作会议，为中共地方党史提供了大量第一手宝贵资料。他组织撰写的《高克林回忆录》，受到时任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冯文彬的赞扬，并在中央党史研究刊物上选登。在耄耋之年，高克林仍关心国家建设，惦记家乡发展。为建立渭华起义纪念馆，他多次赴陕呼吁奔走，终于使渭华起义纪念馆成为红色旅游的亮点和青少年教育基地。他深入三门峡水库区调研后，以个人名义向中央写了《渭南地区移民返库问题》和《三门峡水库区低洼内涝问题》的报告。这两篇调查报告后刊发在中顾委《通讯》第78期上，为中央彻底解决三门峡水库移民问题提供了重要依据。此后，中央先后拨款数十亿元解决三门峡库区移民问题，使10多万移民得以安居乐业，也使当地几十年来最大的老大难问题——移民返库问题得以解决。
2001年6月18日，高克林与世长辞。李鹏、胡锦涛、尉健行、乔石、宋平、薄一波、宋任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不同方式表示哀悼，并向家属表示慰问。按照遗嘱，高克林的骨灰安葬在渭华起义塔旁。
（江长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