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1983）
一
王子宜，名崇义，字子宜。1908年农历六月二十八日出生于陕西省保安（今志丹）县城营盘院，取乳名“小拴子”。王子宜的祖上曾是保安县城有名的大户人家，书香门第。明朝嘉靖年间，王子宜的先祖王大任进士及第，万历年间官拜翰林院侍讲大学士。从此，王家门庭兴隆，世代儿男都要进入学堂读书识字。到王子宜祖父这一代，家道中落，靠十几亩山地已不能养家糊口，王子宜的祖母不得不开一个豆腐作坊，靠卖豆腐补贴家用，供王子宜的父亲王伯顺上学。清末，王伯顺在延安府考取了秀才功名。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0月，秦陇复汉军进入保安。当地的哥老会成员借势起义，烧县衙、清府库，配合秦陇复汉军反正光复，保安知县田树冉于惊恐中躲进了永宁山寨。
中华民国成立不久，南京临时政府被北洋军阀取代，立即向新生的革命力量开刀，开始复辟帝制，举国上下掀起了反袁斗争，社会极不安定，保安境内土匪横行，散兵游勇趁火打劫，保安县城里的一些殷实富户和体面人家也陆陆续续地逃上了永宁山寨避难。王伯顺带着一家人于1913年迁入永宁山寨。是年，王子宜五岁。
1914年，人称“白狼”的白朗所率河南起事的部众撤离陕甘时，其余部红枪会中的所谓“硬肚”“软扇”就流窜于陕甘之地，也先后窜入保安作乱。保安县国民政府为了加强防范，决定扩招民警，壮大县警察局力量。1914年，王伯顺被招进警察局当差。
王伯顺从小受家庭教育的影响，又饱读诗书，有良好的修养，为人正直，做事大方，又有文化，办事能力强，很受上司的赏识和同事们的敬重。不久就升任警佐，兼任县民团团总绅士（主管民团的警佐）。
随着王伯顺职务和工薪的提升，家境也渐次好转起来。王子宜六岁，遵父命进入私塾读书。一天，王伯顺将儿子和两个堂侄叫到一起，向他们讲：“好男儿读书识字，要知‘仁爱’、讲‘忠义’、守‘道德’。因此，给你们兄弟三个分别起名：‘崇仁’、‘崇义’、‘崇道’。”这样王子宜的堂哥名叫王崇仁，王子宜名叫王崇义，王子宜的堂弟名叫王崇道。也因此，中国优良传统文化中的仁义道德，在王子宜幼小的心灵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以致影响他的一生。
1916年，保安县兴办新学，即永宁山高等小学，王子宜转入高等小学就读。当时进入高小就读的还有曹力如、赵耀先、曹继之等二十几名同学。学校受条件限制，不分年级，都在同一教室复式教学。有两名教师，一名是老学究，爱讲授八股文。另一名是年轻教师李子才，讲授新课（国文、历史、地理、算术等）。李子才老师推崇孙中山先生的民主革命思想，除正常的授课以外，还经常向学生灌输新文化和进步思想，要求学生学习白话文，提倡学生用白话文写作文，教育学生破除封建迷信思想，崇尚科学，反对土豪劣绅欺压剥削贫苦百姓。在李子才老师的教育和影响下，王子宜、曹力如等同学逐步建立了新的真善美的观念。
1919年春，刘志丹也来到永宁山高小就读。刘志丹有良好的家学渊源，祖父是清末的拔贡，父亲也是秀才，在金汤学堂从教，祖父又在楼子沟开办私塾。志丹幼承家教，熟读四书五经、诸子百家，学识渊博，文采极好，只是初涉算术，略有吃力。刘志丹学习精力旺盛，酷爱读书，除了学好各门功课外，还带领曹力如、王子宜、赵耀先等同学，大量地阅读课外书籍。李子才看到同学们的学习兴趣十分浓厚，心里也非常高兴，便向同学们推荐和提供《名学》《原富》《天演论》《盐铁论》《贞观政要》《康熙政要》等大量书籍。王子宜年龄尚小，好多书虽然读不懂，但跟着大家一起学习，也长了不少见识。
1920年春，县长陈奎调离保安，王存寿接任保安县长。王存寿携家眷刚到保安县城，就遭到土匪“硬肚”率部的围攻，在县民团的保护下，王存寿连夜逃上永宁山寨。之后，王存寿借剿匪之名，向全县老百姓加收捐税。但是，他却把收缴上来的钱大部分贪污私吞，剿匪只走了走过场。王存寿的这一行径，引起全县百姓的一致愤慨。有耿直大胆者便率众上到永宁山与王存寿讲理，王存寿却把大家拒之门外，不予接见。老百姓有理无处讲评，有怒不敢发泄，只好自认倒霉。然而，这件事让在永宁山高小读书的刘志丹、王子宜、曹力如等知晓，他们便聚在一起商议，给王存寿列举了十大罪状，揭露王存寿欺骗百姓、贪污民众捐款的丑恶罪行，并写了几十份“揭贴”[1]，连夜贴了出去。第二天早晨，人们发现永宁山上到处都张贴着揭露王存寿贪污捐款的揭帖，议论纷纷。王存寿恼羞成怒，仗着自己手中有权，又有后台，不仅不承认他贪污捐款的事实，反而诬陷有人反对保安县国民政府，预谋造反，下令追查，一旦查出写揭贴的人，立即抓捕。
人们一看此事要连累学生，便自发组成“告状团”赴榆林镇守使衙门，状告王存寿贪污民众捐款。榆林镇守使井岳秀是个土皇帝，王存寿又是他的亲信，他看了诉状以后，说证据不足，是诬告，不予受理。无奈，告状团回到永宁山搜集证据，把捐款的人召集起来，大家七嘴八舌，理不出个头绪。刘志丹、王子宜等同学便自告奋勇地帮助告状团登记捐款人名单，汇总捐款数额。在铁证面前，王存寿无法抵赖，井岳秀也被迫将王存寿革职。
通过这件事，王子宜得到一次很好的锻炼，也受到很大的启发和教育，他明白了真理也不完全掌握在统治者手里，人民群众的力量才是威力无比的。
二
自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彻底地摧毁了清封建王朝的专制统治之后，国民革命风起云涌。然而，寄希望于资产阶级革命仍然不能救中国，千疮百孔的旧中国仍然灾难深重，袁世凯窃国，张勋复辟，护法运动失败，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在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另一股革命力量，决定中华民族命运的真正主角开始走上历史的舞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也就是这一年，王子宜、曹力如、赵耀先、曹继之等同学赴榆林，报考榆林中学。这时王子宜才13岁，因为年龄小，没让考榆中，只好进入榆林高小插班学习。1922年，刘志丹报考榆林中学，被破格录取，王子宜也一同考入榆中。
随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革命的风暴也不断地躁动着落后贫穷的陕北的每个角落。榆林中学校长杜斌丞是一位爱国的进步知识分子，他为了开拓陕北的教育事业，设法从全国各地聘请名师，增设新课，开创榆林中学教学的新局面。魏野畴、李子洲、呼延震东、王懋廷、王森然等进步老师，就是杜斌丞校长从北京等地先后请来的。正是由于这些人的到来，才给榆林中学带来了活力和新的教学之风，也使共产党在陕北开展革命活动首先在榆中最早得以鼓动。
魏野畴、李子洲等老师在教学中提倡白话文，反对八股文，教育学生要破除封建迷信，相信科学。讲历史不单纯讲古，而侧重于社会的发展史。他们向学生不仅讲中国的历次农民运动，通过暴力革命推翻统治阶级，还讲欧洲的“文艺复兴”“工业革命”，日本的“明治维新”，苏俄的社会主义革命，等。同学们在课后聚在一起，联系中国社会的现实，抒发感情，畅想未来，海阔天空地谈论天下大事，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王子宜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思想境界一步步地得到了提高。
当时，榆中办学比较开拓，不但教育学生刻苦学习文化，还培养学生认真做事的能力。学校成立了学生自治会，在魏野畴、李子洲等老师的指导下，学生自治会在学生中组织成立了读书会、时事政治研究会、社会科学研究会、剧社等各种学术团体，王子宜积极参加各种社团活动。在读书会活动中，王子宜读到了《共产党宣言》《向导》《新青年》《独秀文存》《社会科学研究初步》《社会科学概论》《国家与革命》《革命与考茨基》《俄国革命史》《马克思主义浅说》等革命书籍，开始学习新文化、新思想，接受马克思主义。读书会还经常组织同学们开展讨论，交流读书之后的心得体会，同学们把自己的体会写成文章，发表在学生自治会创办的《榆中旬刊》《塞声》《榆林之花》《榆钟》等刊物上，影响范围很大。
王子宜在同学中年龄较小，非常活泼，又爱好文艺，当时学生会组织的剧社，排练了大量的节目，进行反对封建礼教、破除迷信活动、提倡民主科学等革命宣传。王子宜参加演出了许多小型剧目，在《孔雀东南飞》中饰演了刘兰芝（女），在《麻雀与小孩》中饰演了小孩，还演过《可怜闺里月》等戏剧。
1923年，刘志丹在社会调查中，了解到大多数穷人的孩子上不了学，读不起书，就在学生会倡导创办“平民小学”，首先得到王森然老师的赞同，接着也得到校长杜斌丞老先生的支持和杨虎城将军的赞助。“平民小学”很快就办起来了，专门招收上不起学的穷人的孩子入学。王子宜积极地参与到这项工作中来，并担任平民小学的教务主任，主要负责组织榆中的学生为平民小学义务编写和油印教材、担任老师，安排上课。平民小学除了正常地向穷人家的孩子传授文化知识，还宣传反封建、反剥削、讲民主、讲科学的革命道理。平民小学在榆林中学首创，一时成了陕北的一件新生事物，迅速辐射带动陕北各县，还有一些偏远农村都开始兴办平民小学。这一事物的创办和发展，为文化落后的陕北山区普及科学文化知识，宣传革命道理，培养锻炼革命人才，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从1924年到1925年，社会主义青年团（之后改为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和中国共产党组织先后在榆林中学秘密成立。这使整个陕北的革命形势有了新的发展，榆中热血澎湃的青年学生的革命活动，得到了党团组织的直接领导。当时的榆林，是封建地方军阀井岳秀统治的天下，井岳秀是陕北的土皇帝，榆林、延安各县的官员都是他委派的亲信，他可以通过这些地方官员到处搜刮民财，在老百姓身上敲骨吸髓，陕北的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井岳秀还操纵“同善社”[2]大搞封建迷信活动，支持洋人开办教堂，从事间谍活动和文化侵略，使榆中的部分学生都成了基督教的信徒，榆中学生在党团组织和学生会的领导下，同井岳秀的反动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23年冬，井岳秀安插在榆中的亲信，代表守旧落后势力的教师，制造谣言，说学校纵容学生会胡作非为，使学生不好好读书，行为不轨，散布异端邪说。剧社排演节目是男女混杂，有伤风化，并煽动个别落后学生从中捣乱，撕毁学生会贴出的布告，在学生会主办的师生澡堂内寻衅滋事。刘志丹、王子宜等抓住那个闹事的学生，要其认错。闹事的学生仗着有个别教师的支持，不但不认错，反而公开诋毁学生会多管闲事。刘志丹、王子宜等同学组织召开学生代表会议，经讨论研究后决定，以学生会名义，公开批评该同学的错误行为。公开批评的通报在校园内贴出后，该同学不仅不知悔过，反而更加猖狂地将学生会贴出的通报文告撕毁。其这一错误做法引起了全校学生的愤慨，强烈要求校方开除这个学生。当时正值陕西省教育厅一个姓赵的督学来榆中检查工作，召开全校师生大会训话，严加斥责学生会不务正业，越位越权，当场被榆中学生轰下了台，并驱逐出学校。为了取得斗争的胜利，学生会又组织了全校学生集体罢课。杜斌丞校长对学生会平常的一切活动，原本就很支持，这次他也认为学生会的要求不为过分，经学校研究后决定，勒令那个闹事的学生休学一年。
1925年，井岳秀的儿子井文龙，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殴打同学苗从权。这一恶劣行径在榆林城引起一场轩然大波。
井文龙本是一个浮浪子弟，依仗老子井岳秀的权势，在榆林中学一贯胡作非为，经常欺凌穷苦出身和弱小的同学。同学们都说这是老虎的屁股，碰不得。惹不起，躲得起，大家见了井文龙都躲着、让着。这样纵容得井文龙更加飞扬跋扈，不可一世。这次殴打了人，他好像无事一样，毫不在乎。
刘志丹、王子宜等同学商量后，决心要碰一碰这只老虎的屁股。他们组织起全校师生，排着长长的队伍，声势浩大地走上榆林街头游行示威，散发传单，揭露井氏父子一贯欺压百姓、无恶不作的罪行。井岳秀知道后，火冒三丈，暴跳如雷，立刻派兵包围了榆林中学，企图镇压学生的反抗运动。
正义绝对不能向邪恶让步。面对井岳秀的淫威，刘志丹、王子宜并没有被吓倒，相反，更加坚定了他们斗争的决心。他们发动全校学生，写信告诉家长，告诉社会，同时以学生会名义通电全国，说明榆林学潮事件的真相，揭露井岳秀父子欺压百姓、派兵镇压学生、干扰破坏学校正常教学秩序的罪行。很快，西安、宁夏、北京、天津等多家报纸纷纷发表文章，评论榆中学潮事件，公开谴责井氏父子的无理行径；全国20多所学校的学生也联名写信，表示声援榆中学潮，学生家长的抗议更是强烈。井岳秀在强大的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如芒刺背，如坐针毡，心神不宁，六神无主，最后被迫撤去包围学校的兵力，无奈将儿子井文龙从榆林转到西安的学校读书。
这次学潮斗争的胜利，很好地锻炼了刘志丹、王子宜等同学的智慧和胆略，也更增加了他们斗争的勇气。
1925年5月4日，陕西军阀吴新田的二十八团士兵，借故打伤西安一中40多名学生，引起西安各校学生罢课斗争，并掀起了声势浩大的“驱吴”运动。榆中学生会也组织全校师生，召开了“驱吴大会”，上街游行示威，声援西安一中。
这年秋天，刘志丹奉党选派赴广州报考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经过前面几次的学潮运动，井岳秀对榆林中学的学生既仇恨又害怕，也更使他加强了对榆中学生行为的监视和控制。他安插在榆中的亲信更加猖獗，学生读什么书，看什么报，他们都盯得死死的，都要向其主子井岳秀汇报。井岳秀根据眼线的汇报，时不时地派兵到学校带走学生进行审讯和拷打，给学校制造了严重的紧张和恐怖局势，破坏了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榆中师生对此十分的愤慨。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王子宜联络了几名同学，再一次组织榆中学生走上街头游行，散发传单，高呼口号，反对井岳秀的部队干扰和破坏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井岳秀对学生的公开反对和抗议恼羞成怒，派了一个营的兵力镇压学生的游行队伍。双方经过激烈的斗争，100多名学生被抓捕，校方立即出面与井岳秀协商，要求释放被抓捕的学生，恢复学生的自由。井岳秀哪里肯轻易放过这些学生，并扬言说这些学生都是破坏社会治安、反对政府的危险分子，一定要从严处理。最后经过杜斌丞先生的多次出面，再三解释，井岳秀才勉强答应释放被抓捕的学生。但是，提出要对带头“闹事”的十名学生开除学籍。学校为了使被捕的同学尽快获得自由，无奈同意开除这十名学生。就这样，王子宜等十名同学背缚双手，被大兵用刺刀逼赶着，离开了榆林中学。
三
王子宜离开榆林中学之前，曾收到刘志丹从黄埔军校寄来的信，刘志丹在信中鼓励王子宜认真完成学业后，回到家乡保安县，积极投身革命事业，发展党团员，组建党团组织，为推翻旧的封建专制准备革命力量，王子宜读了刘志丹的来信，很受鼓舞。
就在王子宜离开榆林中学的这一年，父亲王伯顺身患重病，无钱就医、溘然长逝。当时，王子宜只有十七八岁，面对这接踵而来的打击，他挺直了腰杆，表现得沉着冷静，十分成熟。在母亲的指导下，他和妻子刘兰芝一起安葬了父亲。料理了一切家务琐事之后，于1926年初上到永宁山，拜见了时任保安县县长的解谦，解谦见王子宜年轻有为，知书达理，又谈吐不凡，便聘任王子宜到永宁山高小任教。
王子宜在永宁山高小任教后，即与中共绥德特别支部取得了联系，他向特支汇报了保安县的情况和他的打算。特支批准王子宜由团转党，并在保安县发展党团员，组建党团组织。组织对王子宜十分信任，并委以重任，这让王子宜心里非常高兴。他主动找有知识有文化的热血青年谈话交朋友，宣传革命道理，帮助他们提高思想觉悟。为了让这些进步青年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得到锻炼，认识水平得到提升，他还要求大家在群众中广泛宣传破除封建迷信，讲科学、信科学、戒烟毒、禁赌博，宣传妇女放脚，教育和改造那些游手好闲、好逸恶劳的“懒汉”“二流子”。在他的宣传带动下，赵耀先、刘约三、曹继之、王廷光等进步青年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组织，曹士荣、周玉浩、王其昌、周玉振、胡贞、赵光前等青年先后加入共青团组织。在王子宜的努力下，1926年5月，中共永宁山党团小组正式成立，王子宜任党团小组组长。
这个时期，正是第一次国民革命的高潮时期，南方的国民革命军大举北伐。1926年9月，冯玉祥在五原誓师，连井岳秀也投机参加了国民革命军。永宁山党团小组在王子宜的组织领导下，积极开展活动，在学校给学生教唱《国际歌》《陕北民歌》等，组织学校师生排演宣传节目，王子宜和妻子刘兰芝一块排演了《孔雀东南飞》。党团活动还进一步深入到广大农村，在农村秘密成立了农民协会，组建了农民自卫队。农民自卫队的任务是在土豪劣绅强行收粮收租、鱼肉百姓时，保护农民的安全和权益。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疯狂地屠杀共产党人，白色恐怖笼罩着全国，陕北的革命形势也急转直下，井岳秀也大肆地抓捕和迫害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永宁山党团小组和绥德特支的联系中断，活动被迫转入地下。期间，王子宜的公开身份是县教育局督学，永宁山高小教员；曹继之（后背叛革命）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县党部书记，县教育局局长。他们经常在一起活动，地点就是王子宜在永宁山上的家里，每当他们在一起开会讨论问题时，王子宜的妻子刘兰芝就为他们在门口放哨，在王子宜的影响和帮助下，刘兰芝为革命也做了许多工作，传递消息，收藏文件，等。
1928年7月的一天晚上，党团小组刚刚开完碰头会议，王子宜把整理好的会议文件，交给妻子刘兰芝保管好，准备睡觉。一阵狗叫之后，轻轻的有节奏的敲门声让王子宜十分惊喜，他急忙上前开门，敲门的人果然是曹力如。王子宜一把将曹力如拉进屋内，忙问：“你这是从哪里来？快说说！”曹力如对王子宜说：“先别急，你看还有谁回来了？”话音未落，一个身穿蓝布袍大褂的瘦高个汉子一步跨进门来。“刘志丹！”王子宜惊喜地叫道，上前拉住志丹的手，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1925年，曹力如、刘志丹先后离开榆林中学。曹力如报考了国民二军在河南开办的无线电讲习所，刘志丹报考了黄埔军校。曹力如在无线电讲习所毕业后，回到陕西，在三原杨虎城的炮兵营当了中尉文书，后又在杨部任副官，1928年参加了皖北起义，起义失败后回陕北寻找刘志丹；刘志丹黄埔军校毕业后，被党派遣到冯玉祥的国民军联军任总部政治部组织科长，后又到国民军联军第四路军马鸿逵部任党代表兼政治处长，参加了解围西安、东出潼关、会师中原、策应北伐等战斗。刘志丹1927年冬回陕西，1928年，组织领导了渭华起义。渭华起义失败后，陕西省委派志丹回陕北，就在上永宁山的头一天，刘志丹在甘泉的下寺湾碰上了曹力如，二人商议，一同上永宁山寻找王子宜，就这样三个老同学聚到了一起。
王子宜听了刘志丹和曹力如讲述他们几年来在外面的经历后，也把他因闹学潮，被开除离开榆林中学，回保安后，以永宁山高小教员的公开身份为掩护，受绥德特支领导，积极发展党团员，成立党团组织，以及目前永宁山党团组织的力量和活动情况，详细地向刘志丹、曹力如做了介绍。
刘志丹听了王子宜的介绍，心里非常高兴，肯定地说：“你们干得很好，现在我和力如也一块回来了，今后我们要好好地大干一场，一定要闹他个地覆天翻，把颠倒了的世事颠倒过来。”
刘志丹回来后，王子宜把分散在基层的党团员，先后分别召集回永宁山，与刘志丹和曹力如见面。刘志丹在与每个党团员见面后的交谈中，一面向大家介绍外面的革命形势，宣传革命的道理和大目标，一面非常认真地倾听大家的意见和想法，了解本县各方面的情况。然后深入到各区乡开展进一步的调查，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刘志丹与王子宜商量，决定尽快发展壮大党团组织，成立中共永宁山党支部和共青团支部。
1928年9月，在刘志丹、王子宜、曹力如、赵耀先等同志的努力下，中共永宁山党支部和共青团支部很快同期成立。刘志丹任党支部书记，曹力如任组织委员，王子宜任宣传委员、兼任共青团支部书记。一年之后（即1929年8月）王子宜接任永宁山党支部书记。
党支部成立后，又吸收了一部分进步青年加入到党团组织中来，党团组织的力量得到发展壮大，工作也得以顺利开展。
这时，老百姓对县民团的意见最大。民团团总路登高（字仰之），当团总却不干团总的事，整天聚众赌博、抽大烟，经常指挥手下几十个团丁，窜到各区乡，奸淫抢劫，搜刮民财，老百姓恨得咬牙切齿。党支部了解情况后，决定要为人民群众铲除这个无恶不作、十恶不赦的路登高。在党支部的领导下，经刘志丹、王子宜、曹力如、曹继之等同志的细心谋划运筹和认真工作，借助群众的力量，采取选举的办法，一举将路登高从县民团团总的位子上拉了下来，而且非常成功地把刘志丹和曹力如分别选为民团的正副团总，使县民团这支武装力量掌握到了党支部的手里。党支部还在全县范围内挑选了一批思想进步的青壮年、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分派到县民团和五个区民团中，壮大了武装力量。
1928年，陕北大旱，庄稼颗粒无收，到1929年，保安地面上家家绝粮，户户断炊，有钱有粮的大户人家屯粮不卖，粮价飞涨，一斗粗粮卖到十块大洋，穷人家哪里还能买得起粮食，只有在饥饿中挣扎。党支部发动组织饥民到屯粮大户家里讨饭，高呼“要吃饭、吃大户”的口号。共产党员王兆吉（刘志丹表兄）首先在金汤带领300多饥民，围在屯粮大户的家门口讨饭，软磨硬缠不行，最后干脆带人强行打开屯粮大户的仓库，把粮食直接分给饥民。金汤的群众率先行动后，一时间，洛河川、周河川、杏子河川的饥民，相继成群结队地拥向屯粮大户，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吃大户”的群众性运动。
为了稳定社会秩序，王子宜代表党支部出面与国民党保安县政府协商，成立“平粜委员会”，负责将屯粮大户的余粮平价出售给饥民。党支部派共产党员赵耀先担任平粜委员会主任，县民团也直接参与维护粮食平价交易的秩序，保证了全县饥民安全度过了灾荒。
1930年，刘志丹在陇东民团军谭世麟部从事兵运工作，挂名建军。缺少兵力，王子宜立即召集支部会议进行动员，经过努力，从县民团和五个区民团中抽出部分骨干，组织起100多人，在金汤组建了一个营，交给刘志丹。王子宜还把不足17岁的堂弟王崇道也交给了刘志丹。刘志丹率部驻扎在三道川，三道川叛乱之后，刘志丹又回到永宁山，得到王子宜和曹力如的保护，躲过张廷芝的追捕。
1930年9月底，刘志丹计划收缴太白镇陇东民团军第二十四营的枪，王子宜开召党支部会议进行研究讨论，为收枪计划出谋划策，并协同曹力如从县、区民团中抽调精兵强将，为刘志丹组建了一支由20人组成的骑兵小分队，每人配一匹快马，一支长枪，一支短枪，还为骑兵小分队筹措了充足的粮草等给养，使骑兵小分队顺利地收缴了太白镇陇东民团军第二十四营的枪械。
刘志丹率骑兵小分队在太白镇大获全胜，队伍也壮大到160多人，在永宁山南30里的瓦子川葡萄沟的石峁湾安营扎寨，一边集中整训，一边继续扩编队伍。同时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组织农民成立贫农团和农会，领导穷人与地主、豪绅进行斗争，分粮、分地、分牛羊，烧毁地主的地约。为了保护土地革命的成果，刘志丹指挥部队攻打了安塞县真武洞、镰刀湾等几个地方民团，连连获胜，消灭了维护地主剥削阶级的反动武装，扩大了政治影响，也震动了陕甘边地区。
此时，刚刚走马上任的保安县县长安福堂，贪得无厌，横征暴敛，引起全县人民的不满。王子宜召开党支部会议研究决定，发动全县老百姓向县政府提出抗粮抗税斗争。在党支部的组织和领导下，金鼎冯洼的刘占魁、旦八吊坪的曹崇周和共产党员曹士荣，分别在洛河上下川进行宣传动员和组织活动，2000多农民手持锄头、长矛，汇集永宁山下，围住山寨进行“交农”斗争，整整把永宁山围了五天五夜，要求减租减捐、减免羊税的喊声，不断地回荡在洛河峡谷之间，震撼着永宁山寨，也震慑着贪官县长安福堂。在群情激愤的压力下，县长终于答应了群众的要求，减免了全县当年的粮税。
继永宁山“交农”斗争胜利之后，整个陕北各县的农民运动兴起，土地革命的斗争狠狠地触及了剥削阶级和反动军阀的既得利益，镇守在榆林的陕北军阀井岳秀，急令驻守延安的高双成，限期三个月，剿灭“赤匪”，镇压各县的农民运动。这对刘志丹刚刚组建起的革命武装极其不利。在永宁山的王子宜同时收到陕北特委和陕西省委给刘志丹的指示信，王子宜不能耽搁，连夜赶到石峁湾，将两封信交给了刘志丹，志丹得到消息，迅速将部队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敌人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搜寻了一个多月，连刘志丹部队的人影都没有看见，只好作罢。
1931年春，刘志丹派刘兆庆、胡立亭到山西给部队购买枪支弹药。刘、胡买枪归来，将枪支弹药运到榆林镇川，刘兆庆就写信一封，邮寄给保安县永宁山高小赵耀先转刘伯达先生收。信中写道：“伯达掌柜：你托我办的货已经办到。现已送到吉镇，有几个掌柜，有几个伙计，无法再送了，请你派人来接。福安！”刘兆庆在信纸的左上角还写着：“代问力如、耀先、子宜好！”
此信被延安国民党稽私队查获，对信的内容产生怀疑，遂抄录下来，又将原信发出，企图以此为线索，破获共党分子。赵耀先收到信，不知道信已被人跟踪，还与曹力如、王子宜等人暗自高兴，准备将信转交给刘志丹。井岳秀得到情报，马上命令高双成抓人。8月2日，刘兆庆在榆林被捕。同日，王子宜、曹力如、赵耀先、曹继之、高景山等人在永宁山被捕。中共永宁山党支部遭到破坏，党的工作受到严重影响。
四
王子宜、曹力如等同志被捕后，被押送到榆林，与刘兆庆一同关押在国民党军第八十六师看守所。井岳秀怀疑这些从榆林中学毕业出去的学生都是共产党，只要一招供，就按共产党嫌疑犯定罪。王子宜等被押送到榆林之后，井岳秀先给了一个下马威，两天不给吃饭，只给喝一碗淡如清水的米汤，也不审问。王子宜他们抓住这个空档，买通牢卒，与刘兆庆取得联系，要刘兆庆一口咬定：“刘伯达不是刘志丹，是个商人，也是自己的本家，买枪是为了给张廷芝送礼，消除张廷芝对自己家族的一些过节儿。”两天过后，井岳秀派人突然采用车轮战术进行审问，一连几天不让休息。拷问他们“是不是共产党？”“刘伯达是不是刘志丹？”王子宜等人守口如瓶，众口一词，坚决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刘伯达不是刘志丹，而是做生意的商人，是刘兆庆的族人，这些情况本地人都知道，买枪的事他们根本不清楚。井岳秀从王子宜等人的嘴里得不到有用的口供，就对他们施以酷刑，把他们一个个吊起来毒打，坐老虎凳，一切酷刑都不起作用，井岳秀又上演了一出假枪毙的戏。首先把王子宜押到了刑场，准备枪毙。在刑场上，王子宜的思想十分矛盾，自己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了，太不值了，为什么不公开自己的身份，高喊一声“打倒反动派！”“共产党万岁！”这样何其壮烈！但是，又转念一想，自己壮烈了，也就等于出卖了曹力如他们，为了保护自己的战友和同志们，也只有委屈自己了。王子宜静静地闭上眼睛，等待着。枪响了，但他还站着，还有知觉和思维，怎么回事？难道是他们又要采取什么骗术不成？过了一会儿，几个国民党士兵又把他押回了看守所。王子宜终于明白了一切。这是井岳秀得不到有用口供，而玩弄假枪毙的花招来恫吓自己，幸亏在刑场上没有暴露身份，不然就坏事了。他用目光将这一信息传递给曹力如、赵耀先等。果真，井岳秀又用同样的方法对曹力如、赵耀先、曹继之等同志分别进行恫吓，都没有达到目的，仍是一样的结果，一无所获。
审不出口供，定不了罪，杀不得，又放不得，井岳秀只好以“倒贩枪支，危害民国社会治安”等罪名，将他们继续羁押，并关押在同一房间。
王子宜、曹力如等人入狱后，外面的同志就开始了营救活动。党组织安排陈一卿（王子宜在榆林高小的老师）、崔焕九（王子宜在榆林中学的老师，时任国民党保安县县长）、白伯英（开明绅士）等出面四处活动，花钱具保，都未能奏效。为了做好长期打算，坚持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到底，经王子宜、曹力如等商议后，由五名共产党员（曹力如、王子宜、赵耀先、曹继之、高景山）组成临时狱中党小组，曹力如担任党小组组长。
这时，在榆林中学上学的保安籍学生曹士荣、曹成业、刘光实等同学凑钱买通狱卒，以乡党的名义，进到看守所，看望了在狱中的王子宜、曹力如等，还给他们送去了从食堂买来的蒸馍、回锅肉等饭菜。王子宜、曹力如要曹士荣与党组织取得联系，汇报他们在狱中的情况。陕北特委立即指派团委书记马文瑞到看守所探监，看望了狱中同志，与王子宜、曹力如接上了关系，鼓励他们坚持斗争，等待组织营救。马文瑞又安排曹士荣、刘光实经常和狱中保持联系，做好营救准备。
王子宜、曹力如、赵耀先等，在监狱里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气节，从不向国民党反动派低头，还鼓励同狱的难友们坚持斗争。安定县的共青团员李宗贵（李赤然），因张贴宣传标语，以共产党嫌疑犯被捕入狱，与王子宜、曹力如等关押在一起。李宗贵年龄尚小，有时也被拷打得皮开肉绽。王子宜、曹力如处处关心体贴他，帮助他擦洗伤口，给他喂饭。还语重心长地鼓励他说：“老弟，我们只是他们的怀疑对象，是嫌疑犯，不是罪犯，只要我们不承认，他们就不能给我们定罪。”“国民党反动派审问我们时，无孔不入，我们的对策是要他们无隙可乘。”在王子宜、曹力如等人的关怀和鼓励下，李宗贵意志坚定，顽强斗争，不久便出狱了，出狱后就直接参加了红军。
1932年，王子宜等人入狱已经一年多了，井岳秀得不到有效口供，也找不到其他证据，无法给他们定罪，但又不放人，只是看管逐渐有所松懈。狱中伙食也不断下降，而且规定每人每天只供给二合粮食的饭（约折合4两），这样根本吃不饱。狱中所有“人犯”被饥饿折磨得面黄肌瘦，体乏无力，这样长期下去，人的身体就会受不了。王子宜、曹力如在狱中秘密召开党小组会议，决定联合各牢房的难友，共同与看守所展开斗争。通过斗争，看守所同意他们在监狱里自己起灶开火做饭。这样一来，家里和亲戚，以及社会上关注他们的人，都为他们送去钱粮、灶具、柴火等。每人每天除了4两牢饭以外，为了解决饥饿，王子宜、曹力如等，在监狱里就自己动手办灶、做饭，大家互相帮忙，都练得一手好厨艺，经常还接济同狱的其他难友。
1933年春夏，陕北榆林地区流行一种传染疾病——“虎疫”（即“霍乱”，也称“虎烈拉”），疫情蔓延到看守所，看守所不少在押“犯人”也不同程度受到传染，王子宜的病情比较严重，上吐下泻，不能进食，四肢痉挛，不省人事。
井岳秀害怕受疫病传染，借故到西安公干，将看守所的一切事务交给其掌印秘书贺明堂相机处理。贺明堂是刘兆庆的亲戚，王子宜的姑母又是贺明堂幼时的奶妈，贺明堂与曹力如也盘成了远方亲戚，鉴于这几层的亲戚关系，贺明堂对刘兆庆、王子宜、曹力如特别照顾，更有释放之意。因此便以消弭“传染病源”为理由，将王子宜、刘兆庆、曹力如先行保外就医。释放那天，王子宜、刘兆庆、曹力如等人躺在担架上，用芦席遮盖身体，手脚暴露在外，抬出看守所。不几天，曹继之、高景山、赵耀先也因病保释出狱。
五
王子宜出狱后，在贺明堂家稍作停留，即由亲戚安排迅速离开了榆林，回到保安家乡，找郎中诊治疾病。由于治疗还算及时，不多久，子宜的病情就得到好转。
中共永宁山党支部几个主要领导被捕以后，党组织遭到破坏，大部分党团员都不敢出来活动，党的工作基本瘫痪。王子宜还在治病期间，就召集分散了的党团员开会，着手整顿和恢复党团组织，使分散隐蔽了两年之久的党团员，又回到了党组织的怀抱。并通过在民团的共产党员金玉贵，逐步恢复了党在民团中的活动，发展壮大党团组织的力量。
王子宜还把自己与曹力如、赵耀先等出狱以及永宁山目前党组织整顿和恢复情况写成报告，派侄子王斌拿上到南梁寻找刘志丹。1934年春，马锡五受陕甘特委委派回到永宁山，向王子宜传达了特委的指示。马锡五说：“特委派我来和你们联系，指示你们先好好治病养伤，也可以在家乡保安恢复和发展组织，壮大革命力量，坚持斗争。特别是把永宁山上的工作抓紧抓好，密切注视敌人的变化和动向，有情况及时向南梁报告。”马锡五还向王子宜介绍了南梁根据地的建立，红二十六军及刘志丹和习仲勋等同志的情况，又谈到保安县境内也有共产党的游击队活动，王子宜听了十分高兴，得到极大的鼓舞。
根据陕甘特委指示精神，王子宜、赵耀先仔细调查甄别了中共永宁山党支部所有党团员工作和表现情况，停止了个别意志消沉、立场不坚定、思想动摇的党团员的组织生活。另一方面，积极培养发展新党员，派侄子王斌担任永宁山与南梁根据地之间的地下交通，王斌以做生意为掩护，经常在永宁山与南梁之间传递情报，负责联络，做生意赚得的钱，大部分用于党组织的活动经费开支。
1935年春夏，刘志丹指挥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和地方游击队，在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对西北根据地和西北红军发动的第二次“围剿”的斗争中，连连取胜，相继解放了延长、延川、安定、安塞、靖边、保安等六座县城。在解放保安县城的过程中，中共永宁山党支部在王子宜同志的主持下做了大量工作。
当时，保安县城驻扎着国民党的部队，保安县政府仍然在永宁山。在强大的革命潮流的冲击和震慑下，国民党保安县县长李德安缩居在永宁山寨子里，惶惶不可终日，手忙脚乱地准备逃窜。打进保安县民团内部的十几名共产党员向王子宜汇报了这一情况。王子宜要求他们继续密切注视李德安的动向，一有新的情况及时向党支部汇报，同时注意做好民团工作，适时组织策动民团起义。
一天，在民团里的共产党员金玉贵向王子宜报告，李德安从县城调来两个班的兵力，并要民团派人和马车，给他搬家，李德安马上就要跑了。王子宜听了金玉贵的汇报，立即召开党支部会议商量，研究决定：民团以给县长搬家征集车辆马匹为名，先稳住李德安，并把起义民团拉出永宁山，包围山寨；另外，急派王斌连夜与刘志丹的红军或游击队取得联系，请求红军配合民团起义，一举消灭保安县城的国民党驻军，推翻国民党保安县政府。
6月22日，刘志丹率红军消灭了安塞县境的地主武装，基本上打通了陕甘边与陕北根据地的联系。28日，红军主力挥师北上，奔袭了靖边县城，全歼守敌八十六师一个精锐营和靖边县地方民团武装，靖边县城宣告解放。接着刘志丹又命令贺晋年率红一团在老君殿全歼高桂滋部的一个营，打伤团长艾捷三。29日，李德安携带家眷在两个班兵力的保护下弃寨逃跑，起义民团立即把永宁山寨包围起来，双方发生了激烈的枪战，由于对方火力很猛，起义民团未能堵住，李德安一伙仓皇逃进保安县城。当天，刘景范率领红军和游击队赶到，与起义民团一起攻打保安县城，经过一番激战，保安县城国民党守军张志英营连夜仓皇逃往三边，县长李德安也随之逃命。6月30日，保安县城宣告解放，国民党保安县政府被彻底推翻。
保安县城宣告解放之后，中共永宁山党支部在全县范围内组织动员了一批青壮年参加了红军。1935年8月，王子宜、赵耀先一块来到陕甘边苏维埃政府驻地甘泉下寺湾，见到了习仲勋主席，习仲勋安排他们暂时在印刷处工作。
9月，“左”倾错误在陕北恶性膨胀发展，进行严重的错误“肃反”，将陕甘边苏维埃县以上干部和红二十六军营以上干部全部实施抓捕、杀害和活埋，刘志丹、习仲勋、马文瑞等陕甘边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也被抓捕入狱。在这场浩劫中，王子宜也未能幸免，以“反革命”罪被抓捕关押。因王子宜写条子推荐的优秀青壮年参加红军、并当了营长以上的40多名红军干部，也在“肃反”中被视为混入革命队伍中的“敌特分子”或“阶级异己分子”遭到杀害或活埋。王子宜也因其父亲王伯顺早年在保安县国民党政府警察局当过差，又有“反革命”罪，而被列入杀害的名单里。
就在这时，中共中央随红一方面军长征来到陕北，及时纠正了陕北错误“肃反”，被关押在瓦窑堡的刘志丹、习仲勋、高岗等得以释放出狱。习仲勋出狱后，回到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发现王子宜仍然被关押，而且正准备杀害。习仲勋十分愤怒，严厉地斥责了犯有极左错误的那些人，并向他们讲“王子宜是咱陕北为数不多的文化人，写得一笔好字，是个有很大作为的人才”。在习仲勋的力保下，王子宜才得以释放。
六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纠正了陕北的错误“肃反”，释放了“肃反”中被关押的同志。1935年11月，中央决定将原陕甘晋省委改为陕北省委，将陕甘特委改为陕甘省委，并设立关中、神府、三边三个特委。刚被释放的王子宜同志被任命为陕甘省苏维埃政府总务处处长。1936年1月，新设立了陕甘宁省。2月，王子宜任陕甘宁省苏维埃政府教育部部长；3月，又调任陕甘省苏维埃政府内务部部长；6月，任陕甘宁省苏维埃政府内务部部长、国民经济部部长兼裁判部部长。陕北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地方，如何做好地方对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的保障工作，十分重要，王子宜深感责任重大，从不敢懈怠，事必躬亲。
抗日战争爆发后，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成立，组织选派王子宜任定边县县长，1937年10月又升任三边专区专员。王子宜直接到第一线领导和组织人民群众抗日支前，他经常深入到村庄和农户，做细致的调查研究，了解实际情况，宣传、组织、动员青壮年参军参战，动员人民群众捐钱捐物，向抗日前线运送粮食、草、食盐等。面对反动武装的不断骚扰和破坏，他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各界各族人民群众，保卫三边地区的民主政权，广泛组织发动群众，搞好农业生产，多打粮食，为抗日支前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过去，陕北的女人因为小脚，一般不上山参加生产劳动。王子宜的妻子刘兰芝，因为家庭没有男劳力（王子宜的父亲王伯顺已经去世），不得不亲自下地干活，而且还是主要劳力，一年四季都忙在田间地头。为了抗日支前，开荒种地，多打粮食。每年收获的粮食，留下口粮之后，剩余部分全交了爱国粮。在王子宜的帮助下，刘兰芝在1938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9年，王子宜调回边区政府，任秘书处秘书；1940年3月，任边区政府秘书处主任；1941年11月，入中央党校学习；1942年，任边区政府三边分区专署专员，是年底，已与刘兰芝离婚的王子宜与王劲结婚。
王子宜回到边区政府后，有机会接触到许多高级领导，甚至是中央领导人，这些高级领导人的工作作风、工作能力、工作方法对王子宜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尤其是能经常得到林伯渠、谢觉哉、高自力等领导的耳提面命，又经过中央党校学习培训，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提高很快，成了林伯渠主席的得力助手，深得林老喜欢。
1942年9月，王子宜调任延安行政学院副院长，后升任院长；1944年，行政学院并入延安大学，任延安大学副校长；当年又调任边区政府高等法院院长。在高等法院院长的职位上，王子宜对边区的司法审判工作进行了大胆的创新和试验，使边区立法、执法等司法制度得到初步建立，马锡五的审判方式在全边区得到广泛推广。在执行法庭审判和推广民间调解工作中，明确规定了法庭审判的独立性和重视民间调解的重要性。进一步规定，司法工作要根据案件性质，注意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应该属于法庭审判的案子，一定要通过法庭审判，坚决禁止调解了事，让犯罪分子和敌人逍遥法外。凡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民事纠纷，能调解就调解，不要激化矛盾，扩大事态。1946年1月17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王子宜《调解与审判》一文。这篇文章对边区司法工作和司法制度建设都有很强的指导意义。王子宜还十分重视司法宣传教育、司法队伍建设和执法工作人员培训，他要求边区司法队伍中全体执法工作人员，都要增强法治意识，增强自己的执法责任感，使边区司法工作真正起到保护国家和人民权益，保护人民民主政权，保卫社会秩序和镇压反革命的重要作用。
由于王子宜的工作认真，政绩卓著，1945年，光荣当选中共七大候补代表，并参加七大会议。
1946年4月，王子宜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1947年1月，任边区政府民政厅厅长；1948年10月，改任延安大学政法系主任；1949年2月，又回到边区政府民政厅任厅长，兼任抚恤委员会主任委员。期间，他在林伯渠主席的领导下，积极开展工作，认真贯彻执行精兵简政、“三三制”原则，在工作中提倡勤俭节约、效能统一，坚决反对官僚主义。尤其是担任边区民政厅厅长时，在战勤服务工作中做出了显著成绩。仅1947年上半年，边区就动员了常备担架队31940人，出人工1437300个工日，人均出工日45个；动员临时担架队120506人，出人工863955个工日，人均出工日7个。组织运输队，负责机关、学校搬家，伤病员和医院转送，向前线转运弹药、粮草。据统计，动员民工203684人，出人工1151000工日，人均约5.7个工日；动用驮畜302359头，役用畜力2300000工日，每头驮畜平均约役用7个半工日。
在全边区战勤动员工作中，王子宜亲自制定了战勤动员工作的基本方针：即保障战争需要，负担合理公平，兼顾群众生产。在1947年7月，还颁布了《战勤动员办法条例》，条例对于战勤负担，根据地区类别不同，做出了不同的规定。凡经过土地改革的地区，实行“按劳负担”，适当照顾贫穷；在未经土地改革的地区，则按“劳财共负”原则，做到勤劳结合，统筹计算。
在战勤任务的分派工作中，王子宜坚持讲实际、讲民主，尊重民意，由群众自己根据战勤负担总任务，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共同评定分派各家各户承担的“勤分”和“勤工”，再通过勤劳互换的办法，找补平衡，力求公平合理。
为了更好地服务战勤，王子宜分别于1948年10月、1949年3月，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了《论边区战勤》和《再论边区战勤》两篇文章，适时地指导了全边区的战勤动员和战勤服务，有力地支援了前方将士浴血奋战，为尽快夺取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做出了突出贡献，受到彭德怀的高度赞扬。
七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2月，王子宜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1950年1月，任西北局纪检委员会委员；2月，任西北生产救灾委员会主任；3月，任西北军政委员会政法委员会副主任、民政部长；1951年，任西北军政委员会民政部部长兼人事部长。期间，王子宜为建设西北，加强西北政法工作和各项社会制度的建立完善，以及地方行政区域划分、政府机构编制、人事配备等各项事业，殚精竭虑，忘我工作。
1952年11月，王子宜调任中央内务部常务副部长、党组副书记，成了谢觉哉的得力助手。他受命承担全国基层选举工作和全国人口普查的重任，前后共培训基层行政领导干部和技术干部40余万人。从着手准备，选点试办，到全面展开，王子宜付出了巨大心血，为建立和完善国家城乡基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奠定了基础，也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可靠的人口数据。
王子宜在全国基层选举工作中，表现出了高超的组织领导才能，他在全国基层选举工作中，鲜明地提出发展生产的观点，政府工作接受民主监督的观点和基层代表提名选举、防止干部包办代替的观点。他认为民主选举的目的，不仅仅在于健全人民民主制度，使人民行使当家做主的权利，还在于从民主选举中激发出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发展生产、建设社会主义新生活的创造力。并指出：“选举工作的进行应该密切结合生产亦服务于生产。”“在城市一般应从提高职工的主人翁思想，加强企业民主管理，开展合理化建设入手；在农村一般应从发动干部群众整顿生产组织，解决劳力、水利、贷款、负担等农业生产急需的问题入手。这样，既启发和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又切实改善了基层的行政组织和生产领导。”
他还强调，要把基层的直接选举，作为人民群众对政府工作和干部作风进行严肃的民主评定的过程，使广大基层干部由此受到深刻的民主教育，也使广大群众由此提高主人翁的自觉性。希望通过选举来有力地推进基层政权的建设，使之成为清廉、高效、代表人民利益、真心为人民服务的国家机关。
在全国基层选举工作中，王子宜还明确要求，不论是基层人民代表的选举，还是基层人民政府领导班子的选举，都必须保证选民和代表依法提出候选人名单的权利，防止干部包办提名，操纵选举。他的这些观点，今天看来依然不过时，对当前的民主与法制建设仍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王子宜在协助谢觉哉完成民主建政事务中，也有许多值得称道的好主张。他十分重视宣传民主建政的基本原则，教育指导基层干部正确认识民主建政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实践活动，并坚持共产党是国家的领导核心，党对国家机关的领导是通过自己的党员和党组织来实现的，而不是去包办代替国家机关的工作。党政不分的现象，会削弱党对国家机关应有的政治领导。他反对合作化高潮中出现的“以社代政”的现象，强调要加强乡政权对合作社的领导和保障作用。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王子宜十分重视围绕发展国民经济、发展社会生产来安排本部门的工作。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他坚决拥护八大的决议，积极协助谢觉哉，在内务部的各项工作中认真地贯彻执行八大决议，把民政工作按照党的八大决议，正确地纳入到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轨道，使民政工作开创了生机勃勃的新局面，为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
王子宜认为，民政工作中单纯的救济观点，靠优抚、救济、社会福利等做法，只能补救人民群众的生活困难于一时，而不能使老百姓真正地走向富裕。他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总结了过去民政工作的经验，并就发展社会福利生产做了书面发言，明确提出要通过组织生产来积极稳定地发展军烈属、残疾人等社会福利保障事业。
实际上早在1952年，王子宜刚到内务部时他就积极地在部分城市进行试点，用生产自救的办法开展社会福利保障事业，并取得了初步成功。从1953年开始，在全国大中小城市推广，到1956年春，这样发展起来的生产单位全国达到1.7万家，从业人员达到57万多人；尚未完全定型的社会福利企业有1900多家，从业人员有22.1万人。在许多城市里，凡有劳动能力的优抚、救济对象已全部参加了力所能及的生产劳动，不再需要领取国家的补助和救济金。
王子宜开创的社会福利生产之路，不仅为国家减轻了负担，也为残疾人就业找到了一条很好的出路。残疾人属弱势群体，在分散状态下作用很小，甚至没有什么作用，一旦组织起来，加以技术培训、技能培训，适当给以设备支持，这部分人的能力就可以得到发挥，就能成为一支了不起的生产大军，能为社会创造出一大笔物质财富。
正当王子宜满怀信心地具体筹划和组织实施这一利国利民的社会福利生产事业的时候，反右派运动开始了。王子宜在内务部也成了极左分子反右派的对象，他们批判王子宜开创的社会福利生产事业是“篡改党中央规定的民政部门优抚、救济、福利保障工作的性质”；王子宜推行民主建政事务是“向党要权、夺权”；等。给王子宜戴上了“反党分子”“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的帽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专门召开全国民政会议进行批判。在这突如其来的重大打击下，王子宜的意志并没有消沉，而且表现得更加坚强。他对亲友们多次谈到，要坚信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错误一定会得到纠正的。
王子宜在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之后，向组织申请要求到基层工厂去做工锻炼。1960年，他被下放到河南省郑州一个棉纺厂任生活副厂长。他一方面不断地向党中央提出申诉，一方面又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新的工作中。当时，正值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棉纺厂职工生活极为困难，他经常深入基层车间，访问群众，体恤民情，千方百计地提高职工的生活水平，密切了厂内的党群、干群关系，调动了广大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同时，他还潜心钻研棉纺业务，购置了大量生产科技和经营管理方面的书籍，虚心地向老职工和技术员求教。经过几年的努力，终于成为棉纺企业管理方面的行家里手。
在棉纺厂，不论工作或生活，他都和职工打成一片，处处以身作则，团结和关心每一个职工，经常下职工食堂体验生活，同炊事员一道研究粗粮细做的方法，不断翻新饭菜花样，以改善职工生活。他还亲自与厂后勤工作人员一起养猪、种菜，补贴职工伙食，提高伙食质量。
一份付出，必有一份回报。由于王子宜对每一个职工都表现出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爱护，同样也赢得了职工对他的尊敬和爱戴。“文革”中“四人帮”的追随者攻击王子宜是彭德怀的“黑干将”，是高岗的“死党”，欲置王子宜于死地，多次企图把王子宜从棉纺厂揪走，都被棉纺厂的广大职工拒绝，并加以保护。厂内职工批判王子宜也是做做样子、走走过场，慷慨激昂地念几篇批判稿，每次批判会都有职工站出来说：“他有心脏病，只触及灵魂就可以了，不要触及皮肉。”事后王子宜深为感慨地对亲友说：“郑州棉纺厂的每一个职工都是我的知心朋友，我真是万幸啊！”
八
王子宜在反右派运动和“文革”中蒙受冤屈长达18年之久，直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得到彻底的平反。当时，他已年逾古稀，而且身患多种疾病。但是，他仍然时刻关心着国家建设和民政事业的发展。1980年，他不顾自己年迈、体弱多病的实际，回到陕北老区视察工作，走了十几个县市，每到一地，都要走村入户，亲切慰问老区人民，察看百姓生活，征询群众意见，还深入治沙造林现场，掌握第一手材料。他步履艰难，但工作认真细致，这种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深深地感动了当地的干部群众。
1982年5月，王子宜的健康每况愈下。但是，当他在《情况通报》上看到《关于河北、河南一些农村发生哄抢事件的调查报告》《一起发人深省的“抗粮事件”》两个材料，还在《内参》上看到一篇《“大锅饭”带来的悲剧》等材料时，几个通宵都彻夜难眠，群众的生活困难和基层组织工作不力等问题引起他的极大关注和对往事的回忆。经过深思熟虑，他欣然命笔，就基层乡村政权建设存在的问题和建设，写出了上万言的长篇报告，送达中央领导，得到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肯定和批示。
1983年1月25日，王子宜于北京病逝。
（刘志学）
[1] “揭贴”：揭露犯罪者犯罪事实的“小字报”。
[2] “同善社”：也叫“同善堂”，是全国性的封建迷信组织，专门从事封建迷信活动，欺骗普通老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