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1944）
一
惠子俊，曾用名惠荣生，化名薛斯。1910年1月24日出生于陕西省西安市一个贫苦市民家庭。他的父亲没有职业，母亲操持家务，祖父是一位中医，祖母年迈多病。全家人的生活全靠祖父行医和母亲给人家洗衣服的微薄收入维持。几年间，惠子俊又增添了几个弟妹，使这个本来就十分贫困的家庭，生活更加艰难，父亲只好把惠子俊兄弟俩送到西安南郊沙呼沱村舅父家寄养。
1918年秋，家境稍有好转，父亲便把惠子俊送到市内一家小学读书。1926年4月，直系军阀刘镇华率十万镇嵩军围攻西安城。长达8个月的围困，使西安城内粮食断绝，饿殍遍地。惠子俊一家也和广大市民一样，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为了生计，16岁的惠子俊到一家店铺做杂工。不久，又进入西安机器局北马道巷兵工厂做学徒工。
西安城被围期间，中共西安地委和共青团西安地委，以国民党陕西临时省党部的名义，积极开展支持杨虎城、李虎臣坚守西安的活动，组织滞留城内学生组成宣传队，上街宣传、演话剧、写标语、散传单，慰问和鼓舞守城官兵的战斗士气；巡逻放哨，维持秩序，保护市民财产；动员市民有粮出粮，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援守城官兵；等。这些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使惠子俊深受感染，萌发了革命的思想。
1926年11月，冯玉祥、于右任带领国民军联军由内蒙古经宁夏、甘肃入陕解西安围，刘镇华军在国民军联军和守城陕军的里外夹击下溃不成军，狼狈逃出潼关，西安城解围。翌年5月，国民军联军根据“联晋、图豫”的作战方针，出师潼关，挺进中原，策应北伐战争。惠子俊与一批机械工人应招随军东进。同年秋，国民军联军在河南作战失利，随军工人大部分流散，惠子俊辗转到河南巩县，通过熟人的关系进入巩县孝义镇兵工厂做工。1928年至1930年，该厂职工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和“赤色工会”的组织下，发动了多次要求厂方增加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的罢工斗争，惠子俊参加了这些罢工斗争，并在斗争中得到了锻炼。
1930年11月，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中原大战结束后，参加蒋系的杨虎城率十七路军入陕，惠子俊跟随杨虎城的部队回到西安，又到北马道巷兵工厂修枪部继续做工。其间，西安的工农革命运动形势不断高涨，一些较大的工厂都成立了工会，惠子俊参加了兵工厂的工会组织，发动工人开展各种迎接革命高潮到来的宣传活动。“九一八”事变后，由于东北军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日军很快占领了中国沈阳、长春等20多座城市。日军占领东北和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义愤。在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下，西安地区的抗日反蒋运动广泛开展，惠子俊和工友们积极投身到反帝爱国运动中去，和学生们一起抵制日货，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在工厂里，惠子俊还阅读学校学生散发的宣传抗日救亡的传单，听学生们讲解革命道理，思想觉悟得到进一步提高。
二
1932年春，惠子俊响应中共陕西省委提出的“到红军中去”的号召，和曹富贵、吴生勇等一批优秀工人历尽艰苦，冲破敌人的封锁，到刚刚开创的照金苏区参加红军。
到照金后，根据刘志丹的指示，惠子俊负责创建红二十六军薛家寨修械所。创建工作极其艰难，当时既无原料、又缺技术工人，只有从当地群众那里借来的一枚铁砧、一个风箱、几担煤炭和惠子俊等带来的几件工具。为了尽快开展工作，惠子俊和同他一起从西安来的工友桂生方发动工人出主意，想办法，土法上马。他们从淳化县请来一位工匠负责制作毛坯，从耀县黑田峪请来一位小炉匠负责锻打。为了解决工具和原材料紧缺的问题，他们带领工人跟随游击队作战，先后收集到一批废铜铁、坏枪、子弹壳，缴获了一些铁条、铁锤、铁钳等，初步克服了原材料和工具缺乏的困难。经过艰难创业，修械所初具规模。当时，红军和游击队使用的枪支绝大多数都是战场上缴获的，有英、德、法、俄、日、捷克和蒋军制造的，口径不一、形状多样，这就给修理工作带来许多技术上的困难。惠子俊凭借在兵工厂做工多年积累的经验，对结构复杂的枪支，反复拆装、揣摩，掌握每一个零部件的构造、形状、性能、作用，然后再手把手地指导工人修理、仿造。他们用极其简陋的工具，修理了大量的枪支，还制造了一些长短枪的子弹、手榴弹、地雷等武器弹药，基本上保障了红军、游击队的迫切需要，得到了红军和游击队广大指战员的赞扬。
1933年7月，由中共陕甘边特委书记秦武山等同志介绍，经陕甘边特委批准，惠子俊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惠子俊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工作中。为了进一步改善红军和游击队的武器装备，他组织修械所的技术骨干，用洋铁桶、陶瓷瓶、陶瓷罐等填装上炸药，试制成各种拉火式、踩火式地雷。他们还成功发明了“麻辫手榴弹”。“麻辫手榴弹”是将铜或生铁熔化后，浇铸到事先在石头上凿好的小圆坑内，通过翻砂制造出弹壳，形似小香瓜，一头大一头小，大头顶端留一个小洞，装上硫黄做引火，搞不到硫黄时就用火柴头代替。小头铸造一个小环，系上用麻绳辫成的小辫，既代替手柄，又起平衡的作用。弹壳里面填上自制的炸药。作战时，手持麻辫用力甩向敌群，落地就爆炸，威力很大，敌人非常害怕这种手榴弹，而红军和游击队指战员非常喜欢这种手榴弹。
除了修枪和制造一些地雷、手榴弹外，修械所大量的工作是制造长短枪子弹。他们要求红军战士和游击队员作战时注意收集子弹壳，他们对使用过的子弹壳进行加工再利用。为了解决硫黄等化学原料，惠子俊冒着极大危险，先后四次只身进入敌人控制严密的西安城购买。第一次在耀县、三原县委的帮助下比较顺利地通过封锁线。第二次经过耀县时被敌人抓捕，关了几天，因查不出任何证据被释放，而后他绕开敌人岗哨，摆脱特务盯梢，潜入西安城购买了原料。第三次经过三原县时又一次被捕，经三原县地下党组织的营救才脱险。但他并没有退缩，出了牢门，又去西安买回了原料。第四次是奉刘志丹之命，送一位伤员去西安治疗，同时购买原料。惠子俊不顾个人安危，四次进西安城为工厂购买了当时根据地奇缺的硫黄等化学药品，保障了工厂生产和各种弹药源源不断送上前线。
正当根据地和红军、游击队发展壮大的时候，1933年9月20日，反动民团头目夏玉山、张彦宁、陈连生、陈日春、杨老十等纠集民团近千人，乘红军主力北上外线作战之机，从黑田峪、鸡架山、后沟巴、南趟四面偷袭照金根据地指挥机关所在地——薛家寨。那一天，风雨交加，面临来势凶猛的敌人，惠子俊等组织根据地后勤机关人员和轻伤员100多人，利用有利地形阻击敌人。战斗从早上七时左右打到晚上八九点钟，在绣房沟一带活动的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李妙斋，得知敌人进犯薛家寨的消息，立即带队伍赶回，投入战斗，打退了进犯之敌，胜利保卫了薛家寨。李妙斋在这次保卫薛家寨的战斗中献出了年仅30岁的生命。同年10月初，敌孙友仁部特务团、炮兵营及民团约千人，在叛徒陈克敏带领下，又一次进犯薛家寨。陈克敏凭借他对薛家寨地形的熟悉，带领敌人偷偷从后山石缝中爬上了薛家寨的几个主要山头，切断了根据地后勤机关和部队的联系，居高临下，用猛烈的火力袭击薛家寨，在敌人前后夹击下，薛家寨失守。根据地党政机关、后勤人员及能走路的伤病员，在秦武山、刘约三、惠子俊的带领下，从后山用红军医院的白洋布绑在树枝上滑下悬崖，经黑田峪突围出来。
三
1933年10月下旬，刘志丹在宁县盘客塬得知薛家寨失守，旋即派黄罗斌将突围出来的根据地机关人员接到南梁一带。红二十六军党委任命惠子俊为庆阳游击队指导员。
当年11月初，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在甘肃省合水县包家寨召开联席会议，讨论部队改编、根据地建设和今后的行动方针等重大问题，决定开辟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建立三个游击区，成立第一、二、三路游击总指挥部。根据包家寨会议精神，1934年1月，在庆阳南梁成立了第二路陕甘边工农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杨琪，5月惠子俊接高岗任政委，下辖庆阳、合水、保安、安塞、庆北、定边、花池、环县、庆华、柔远等县游击队和保卫队。在杨琪、惠子俊领导下，二路游击队配合主力红军在南梁等地与敌作战，缴获了当地民团30多支枪，接着在阎家洼子抓住民团团总，迫其缴枪30多支，后来又消灭了东花池、灵锦庙、高台、刘家坪、阎家洼子的民团据点，迅速壮大了革命武装，扩大了根据地。惠子俊无论当指导员，还是任政委，都兢兢业业，成绩突出，深受指战员的爱戴。
1934年2月，陕甘宁三省的国民党反动军队，对陕甘根据地和红二十六军发动第一次反革命“围剿”。面对十倍于我的敌人，红二十六军主力决定到耀县、宜君、富县等敌人兵力薄弱的地方寻机歼敌。庆阳游击队、庆北游击队在二路游击队总指挥杨琪的指挥下，多次配合红军主力，参加战斗几十次，歼敌数百人。同时，惠子俊和张秀山、强家珍、马仰西等领导积极开展群众工作，宣传革命道理，发动群众抗粮、抗苛捐杂税。5月，在柔远川成立了庆北地区第一个农民联合会，接着又在武家河、柳湾沟、杜家河、小川沟、城壕川成立了农民联合会，在此基础上组建了柔远川、城壕川等三个农民联合总会。成立了贫农团、雇工工会、赤卫军等群众组织。为南梁根据地和庆北苏区的开创、发展，为胜利粉碎敌人对陕甘边根据地的“围剿”做出了贡献。
惠子俊为人正派，作风严谨，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任二路游击队政委后，他始终保持普通一兵的本色，和战士们同吃、同住、穿同样的衣服。给他的马，除战斗和急需时候骑用外，平时不是让给伤病员骑，就是用来驮东西，他自己坚持和战士们一样步行。部队每到一地，他亲自找群众谈话，了解民情，做群众工作。他经常教育战士们要爱护群众，尊重群众，不要损害群众利益。和总指挥杨琪配合默契，凡是布置工作、研究问题，他都充分征求和尊重杨琪的意见，从不将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
1934年10月，二路游击队总指挥部所辖游击队大部编入红四十二师第二团，二路游击队总指挥部撤销，惠子俊接张秀山任中共陕甘边特委书记。此时，陕甘边红军刚刚粉碎了敌人对根据地和红军的“围剿”，陕甘边10多个县的广大农村获得解放。惠子俊深入到一些新解放的地区，指导当地干部，发展党员，建立和完善党的各级组织，分配土地，建立红色政权。11月1日至7日，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在甘肃省花池县荔园堡召开，惠子俊出席大会，被选为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工农监察委员会委员长。会后，举行隆重的阅兵式，惠子俊和刘志丹、习仲勋等党政军领导检阅了部队。
是年底，蒋介石在调兵遣将围追堵截长征中的中央红军的同时，调集陕、甘、宁、晋四省军阀部队和驻洛阳的八十四师约4万人，对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围剿”。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接受中央驻北方代表巡视员黄汉的倡议，约定召开联席会议，共商反对敌人“围剿”的行动方针。1935年1月初，惠子俊和刘志丹由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二团护送，从南梁出发去陕北参加两特委联席会议。途中，惠子俊和刘志丹在甘泉县听取了富县、甘泉、赤安等县的工作和敌情汇报，对这几个县的对敌斗争、苏区工作做了指示。20日，到达陕北特委所在地赤源县西部白庙岔，受到了陕北根据地党政领导人和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2月5日，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联席会议在赤源县周家硷召开。会议商讨了两个特委、两支红军的统一领导和统一指挥问题，通过了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的战略指导方针、战术原则和行动方案，土地革命的政策和策略，抗日反帝的政策和策略等决定。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军事委员会，惠子俊被推选为西北工委书记。
两特委联席会议后，惠子俊返回南梁，传达会议内容，办理特委书记的工作移交。此间，西北工委书记由陕北特委书记崔田夫代理。5月，惠子俊回到西北工委担任书记，崔田夫任西北工委组织部长。
在以惠子俊为书记的西北工委领导下，到6月底，西北红军粉碎了敌人对陕甘和陕北苏区的第二次“围剿”，解放了安定、延长、延川、安塞、靖边、赤安六座县城，在20多个县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根据地范围扩大到北起长城，南至淳耀，西接环县，东临黄河的广大地区，游击区扩大到30多个县，主力红军发展到5000余人，游击队发展到4000多人，革命形势一片大好。
1935年7月，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陕北代表团来到陕北，对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的工作进行批评指责。9月17日，驻陕北代表团在刚解放的正川县永坪镇召开西北工委扩大会议，公开批评惠子俊、刘志丹等同志，给他们扣上“右倾取消主义与机会主义分子”的大帽子，批评他们“企图阻止党的正确路线的执行”。[1]扩大会后不久，惠子俊被安排到一所修械所当工人，实际上停止了他西北工委书记的职务。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陕北后，党中央及时制止并纠正了陕北错误的“肃反”，拯救了一大批优秀的党政军领导干部。1936年春，惠子俊被调到米西县，担任县委书记兼游击队政委，领导了米西地区的反“围剿”斗争。不久，又调任赤安中心县委组织部长。
四
1936年底，惠子俊受党组织派遣，化名薛斯，回到西安开辟党的工作。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应张、杨的邀请，中共中央派出以秦邦宪（博古）、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来西安协助解决西安事变问题。12月25日下午，秦邦宪在中共地下党员谢华家里，代表中央政治局宣布成立中共陕西省委，领导白区的抗日救亡运动和统一战线工作。惠子俊为省委委员，负责职工运动工作。
西安，地处祖国西北内陆，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尤其是工业基础较差，没有大型的工厂，产业工人数量很少。自大革命运动失败以来，西安的工人运动基本上处于低潮。针对西安的工人队伍和工人运动的实际情况，惠子俊把工作重点放到教育和发动工人，提高工人思想觉悟上去。他深入到铁路、邮电、面粉、汽车修理、市政等工人群众中去，利用工人上下班时在工厂附近小摊上吃饭的机会，和他们拉同乡、交朋友，从一些生活琐事入手，给他们讲革命道理，启发他们的革命觉悟，进而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组织起来的重要作用等。在南北马道巷、盐店街等兵工厂，惠子俊找过去曾在一起做工的王耀华、余金荣、刘哲之、李富贵、王文启等工友，给他们讲全国抗日的形势、陕甘宁边区的情况、共产党的抗日方针策略等，引导他们走革命道路，并经常邀请他们观看《列宁在十月》《夏伯阳》《克朗施塔得海军》《十三勇士》等苏联电影，让他们听抗日救亡歌曲，给他们戏票观看戏剧演唱会，听时事报告等。并通过他们又动员、组织了一大批倾向进步的工人群众，壮大了革命力量，调动起了工人群众的抗日热情。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两党再度合作，革命形势大发展。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的决定，成立了中共西安市委，市委下设职工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三个工作委员会，惠子俊任市委副书记兼职工委书记。他和职工委的同志们，重点在铁路系统、印刷业、机器制造局、邮电局以及大华纱厂、汽车修理厂和洋车夫等行业工人中培养发展共产党员，建立秘密党支部或党小组，领导开展职工运动。惠子俊除全面负责职工委工作外，还具体负责国民党第十七路军兵工厂、汽车修理厂、印刷业等工厂中秘密党组织的建立和工人运动的开展工作。他先后介绍兵工厂的王耀华、余金荣、刘哲之，成丰面粉厂的李世禄等一批工人积极分子入党。和职工委的其他同志在陇海铁路、大华纱厂等工人较集中的工厂，先后组织成立了读书会、歌咏队、话剧团，向工人借阅进步图书，组织读书心得座谈会，教唱抗日救亡歌曲，演出进步剧目，进一步激发广大工人群众的抗日热忱，从而也组织和团结起了绝大多数的工人群众，壮大了党的抗日力量。
与此同时，惠子俊还组织动员和介绍大批优秀的产业工人和进步青年，到陕甘宁边区中央党校、抗日军政大学和泾阳县安吴堡青年训练班学习。这些同志学习结业后，有的回西安做工运工作和学运工作，有的分赴军队和地方工作，战斗和工作在各条战线上，成为革命的骨干力量。
惠子俊很重视对工人运动骨干和新发展党员的培养与教育。他在新华窑场等地举办工运骨干培训班，利用工人业余时间，组织轮训工运骨干；在工人中组织夜校、读书会、文化补习会、世界语研究会、时事研究会；传播《解放》《西北》《新华日报》《群众》《大团结》《救亡周刊》《老百姓报》等进步刊物、报纸；组织新发展党员学习党的有关文件，党的领导人的著作，以及怎样做地下工作，怎样联系群众，秘密工作的意义和方法，游击战争等，特别是对新党员进行革命气节教育。惠子俊除做好大量的组织领导工作外，还亲自为工运骨干和新党员讲课。
根据党的指示，从1938年初到1939年上半年，惠子俊组织王耀华、余金荣、刘哲之、李富贵、王文启等同志为陕甘宁边区兵工厂采购了铁钳、虎头钳、锉刀、三角铁、钢材等工具和原材料，并秘密加工了大量的枪械零部件，为发展边区的兵工事业做出了贡献。
在重点发展党员和建立党组织的基础上，惠子俊和职工委的领导们深入到工厂、手工行业、运输业、邮电业、电力业、戏剧业、铁路组织成立工会、抗日救国会、民先队、抗敌后援会、车上服务团、员工消费合作社、失业救济会、民众学校等各种公开的抗日群众团体，团结了广大工人群众，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些团体，充分运用办壁报、训练班、民众学校、演剧、谈话、教唱抗日歌曲、举行各种纪念会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抗日，开展募捐，慰劳伤员，支援前线。1937年12月17日，陕西邮务工会组织邮工剧团，在易俗社剧院公演《最后一课》《暴风雨前夕》等剧目，将全部收入用作慰劳抗日将士。这个时期，是西安工人运动最活跃、最有成效的时期。
惠子俊虽然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但对工作非常认真细致，对党的政策领会较深，布置工作、处理问题都很具体周到，且具有较高的警惕性。他在开通巷的家，又是市委办公的地方，党的文件存放在这里，贾拓夫（贾红光）、王俊（霍建德）、张德生等领导同志长时间在他家里食宿。惠子俊经常教育自己的亲属，要保守秘密，不能随便乱说，不能让陌生人进来。市委每次开会或研究工作，他的母亲、外甥女就主动在大门口望风，直到他离开西安，没有发生过任何问题。
对周围工作的年轻同志，惠子俊像亲兄弟一样，从思想、工作到生活都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当时在长安县工委工作的李浩同志比较年轻，有一股革命的热情，但对周围环境注意不够，惠子俊经常对他讲：我们做党的工作，立场要坚定，头脑要清醒，特别要善于分析各种人和事，注意斗争策略，要把革命的热情和斗争的灵活性结合起来。惠子俊看到李浩同志经常步行开展工作，非常辛苦劳累，就从将要调走的东北军那里为他买了一辆旧自行车。自行车虽然旧一些，但为李浩同志的工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1937年2月8日，新任国民党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率中央军进驻西安，国民党政工特务到处张贴反动标语，宣传“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白色恐怖又一次笼罩西安。为了适应日益恶劣的政治环境，3月25日，中共陕西省委将西安市委改为西安市工作委员会，惠子俊任市工委副书记兼职工委书记，领导西安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
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共陕西省委和西安市委组织爱国学生组成许多支“农村工作团”和“回乡工作团”，到广大农村城镇进行抗日斗争的宣传。声势浩大的抗日活动，引起了国民党的恐慌和震怒，发布禁令禁止学生下乡宣传抗日，企图扼杀人民群众的抗日运动。中共陕西省委决定同国民党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坚决反对当局的禁令。决定借10月19日鲁迅先生逝世周年的时机，发动以西安学生为主，动员各界群众参加的纪念大会，抗议国民党阻止学生下农村进行抗日宣传，要求实施战时教育。省委书记贾拓夫召集徐彬如、董学源、李连璧等同志进行了具体布置。惠子俊积极响应省委的号召，动员和组织了工人、洋车夫300多人，参加19日在易俗社剧场举行的纪念大会。会后，工人和学生约1万人上街游行。在群众的强大压力下，国民党陕西省当局不得不答应学生下乡宣传抗日的要求，斗争取得了胜利。这次斗争在西安地区产生了重大影响，极大地鼓舞了各界民众抗日斗争的热情。
1937年12月，中共陕西省委召开扩大会议，对双十二事变以来的工作进行了总结，惠子俊向省委报告了西安工人运动的情况。省委扩大会还就今后职工运动的任务、方法、形式做了进一步明确的规定。
根据省委扩大会议精神和西安的政治环境，惠子俊坚持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相结合的方针，在陇海铁路、汽车运输、市政工人中和面粉厂、火柴厂、酒精厂，咸阳、华县各纱厂中选定了一批秘密党员，从事工运工作和党的发展工作。派党员打入“黄色工会”、“青帮”等社会团体中，改造、瓦解和利用这类组织，团结教育其中较积极的工人，吸收其进步分子入党，建立党的秘密组织。还利用国民党当局允许存在的工会等合法群众组织，领导了铁路、毛毯厂、面粉厂、兵工厂工人为争取增加工资、改善生活待遇的经济斗争和组织铁路职工声援河南省洛阳机务九分段工人反对开除学徒工的政治斗争。通过这些斗争，广大工人群众进一步认识到自己的力量，丰富了斗争经验。
1938年春，中共陕西省委决定惠子俊任中共西安市工作委员会书记。3月，日本侵略军占领黄河风陵渡，并不断炮击黄河对岸中国守军阵地，出动飞机空袭西安等地，企图攻占陕西及西北地区。中共陕西省委先后发出了《全陕紧急动员起来保卫陕西》的通电和《保卫陕西》的宣言。8月20日，关烽（贾拓夫）、洋清（欧阳钦）、惠子俊（薛斯）等联名在《解放》杂志第49期上发表了《我们对于第三期抗战中保卫陕西与保卫西北的意见》一文，从军事、政治、财政经济、民众运动、西北回蒙少数民族、加强团结与巩固统一战线、干部等方面，全面、系统地进行了阐述。对如何深入开展保卫陕西与保卫西北的职工运动，提出应“立即加紧组织工人、武装工人”，“加强工人中的教育工作与组织工作”，“提高工人的文化水准，同时启发工人的政治觉悟”，“号召他们为保卫陕西与保卫西北而斗争”。“加强现在所有各工会的保卫陕西与保卫西北的动员工作”，“吸收更广大的工人参加”，“提拔许多新的工人干部来充实工会的领导”。“鼓励工人提高生产”，“救济失业工人”，“实现职工运动的统一领导”。文章最后号召“全陕同胞注意目前我陕以及西北的整个严重形势”，“全西北的同胞起来坚决为保卫陕西与西北而斗争”。
1938年10月，西安政治形势进一步恶化，西安市工委和各级党组织在西安的活动也受到国民党陕西当局的严密监视。中共陕西省委为了确保领导机关的安全，决定将省委机关由西安迁往泾阳县云阳镇，省委在西安设立了工作团，惠子俊是工作团成员之一。省委工作团直接处理西安地区的重大问题，并指导西安市工委的工作。同月，省委工作团负责人欧阳钦在西安七贤庄召集会议，代表省委宣布将中共西安市工作委员会改为中共西安市委，惠子俊任书记。1939年1月，国民党五中全会制定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采取“限共、溶共、反共”措施，进一步强化了国统区的特务统治。在环境十分险恶的情况下，惠子俊机动灵活，随机应变，出没于闹市街巷，坚持党的组织联络工作，指导西安地区党的地下斗争。
1939年4月25日早晨，惠子俊如约到西门里一个修理自行车的店铺与联络员接头时，被守候在那里的叛徒带领的特务逮捕。特务用黑布蒙住他的眼睛，塞进一辆小汽车押往东大街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惠子俊被捕后，通过在省党部做工的一个熟人，将他被捕的消息传递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
惠子俊被关押期间，敌人为了得到中共在西安的情报，对他软硬兼施，威逼利诱，但他坚贞不屈，守口如瓶，坚决保护了西安党组织和领导同志，严守了党的机密。中共陕西省委得知惠子俊被捕的消息后，通过各种方法进行营救。同时，及时向中央写了报告，请中央通过上层关系营救惠子俊。1939年6月，周恩来同志途经西安，和中共驻陕代表林伯渠同志多次找国民党天水行营主任程潜交涉，惠子俊才获释出狱。
五
1939年7月，惠子俊由其弟惠步云送往泾阳县云阳镇中共陕西省委，经省委介绍赴延安“陕北公学”学习。不久，因在西安被捕问题接受组织审查。在“陕北公学”学习期间，惠子俊碰见了和他在西安一起工作过的一位同志，这位同志一边学习一边接受组织审查，因为被组织暂时停止了党籍，思想一时想不通，不断给中央组织部写申诉报告，陈述自己的理由，汇报自己的工作情况。他们俩经常交流沟通，惠子俊多次找他谈心，耐心做思想工作，要他正确对待组织的审查，安心学习，要相信组织会彻底搞清他们的问题的，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员坦荡的胸怀，高度的党性和组织观念。
1942年春，组织结束了对惠子俊的审查。11月惠子俊参加了中共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在会上做了《关于陕北肃反问题》的发言。1943年初，中央调惠子俊到绥德分区贸易公司任副经理，负责绥德、榆林、米脂、佳县、延川、吴堡等地党政机关的物资供应和为分区筹措经费的工作。
惠子俊过去虽然搞过军械制造和供应工作，但没有做过经济工作。组织决定后，他凭着一股革命热情和坚决做好党的工作的执着精神，来到绥德贸易公司工作。他积极做调查研究，虚心向有经验的同志学习，很快就熟悉了手中的工作。当时，由于国民党的封锁，分区的物资供应和经费十分紧缺，加上一些不法商人乘机投机倒把，囤积居奇，扰乱经济，分区军民的生活十分困难。惠子俊亲自下基层，深入到群众中了解情况，带领有关人员到分区各地筹粮、筹款，采购物资，并在清涧、吴堡等地的交通要道处设立物资收购交流站，负责收购山西、关中等地小商小贩偷偷运来的各种物资，销售分区生产的土特产品。为了打击不法商人，他深入各物资交易市场，掌握市场动态，根据供求变化，有计划地向市场投放物资，并规定各类主要物资的价格，从而稳定了市场物价，有力打击了不法商人，保障了分区军民的生活，也为分区的经济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惠子俊由于数十年的辛勤工作，积劳成疾，身患胃病，时常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为了不影响工作，他常常喝辣椒煮的水止疼，后来辣椒水也不能止疼了，身体一天天消瘦，同志们硬把他送到分区医院，经检查身患胃癌。绥德地委、专署党政领导对惠子俊的病情十分关心，请来了分区最好的中医，还派专人从延安请来了中央医院院长为他诊治，终因病情严重，无法治疗，1944年10月13日，惠子俊病逝于绥德县南关白家沟，年仅34岁。10月15日，绥德地委、专署在绥德县南关大操场为惠子俊举行发隆重的安葬仪式，习仲勋、白志民、杨和亭等地委和专署的领导同志及绥德县各级代表五六百人参加安葬仪式。随后，习仲勋、白志民、杨和亭等亲自为惠子俊扶灵送殡至二郎山，并填土安葬。1945年9月1日，中共绥德地委在惠子俊墓前刻立墓碑。新中国成立后，1956年，党和人民政府在绥德县城南大理河畔修建烈士陵园，将惠子俊的灵柩从二郎山墓地迁至陵园重新安葬。
（刘德海）
[1] 1935年9月《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执委扩大会议决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