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1981）
一
刘约三，名宗汉，字约三。1902年出生于陕西省保安（今志丹）县金鼎镇小蒜川村。祖父刘统良忠厚善良，一生务农。父亲刘文希，青少年时曾拜师习武，读过四书五经，秉性刚烈耿直，厌恶当时社会朝政的黑暗腐败，虽然通文墨、会武功，却不愿为仕途名利而折腰，终生在家务农。刘文希家教甚严，所生四子：宗耀、宗基、宗汉、宗焕，长子和次子继承祖业，在庄户人家里，务农都是一把好手；三子和四子从小就送入学堂读书。
刘约三是刘文希的第三个儿子，从小受父亲的启蒙教育，是个非常聪明懂事的孩子，9岁入私塾，13岁离家百余里，到永宁山保安县初小读书四年，又在榆林上高小四年。1923年考入榆林中学，因家庭经济困难，付不起学费，为了享受保安县教育基金提供的每年80元的助学金，一年后转入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就读了三年。
在榆林中学，刘约三经常与刘志丹、曹力如、王子宜、赵耀先等保安籍的同学在一起钻研学习，讨论社会问题，一个个血气方刚的热血青年，心潮澎湃，思绪奔放。
1924年，刘约三与保安籍的李建基、高文华、李勤俭、高锦（景）山、曹生荣等同学一同转入绥德师范。在绥德师范，刘约三又受到李子洲、杨明轩、王懋庭等进步老师的教育和影响，还结识了时任安定县民团团总的谢子长、李象九、高朗亭等同志。同时还和在榆中的刘志丹、曹力如、王子宜、赵耀先等同学经常联系，交流学习和思想。
1926年冬，刘约三放学回家，劝说父亲，自家掏钱做了桌凳，雇了一个进步青年当老师，在家乡小蒜川村办起了一所平民小学。刘约三又亲自上门动员周围村庄穷人家的孩子到平民小学来上学。1927年，约三从绥德师范毕业回家。当时，在小蒜川平民小学教学的老师因病去世，刘约三就主动在平民小学任教。后经绥德师范校长李子洲、教务主任杨明轩的推荐，国民党陕西省政府教育厅委任约三为保安县教育科科长。刘约三利用教育科长的公开身份，经常做一些对革命有益的事。
1927年，谢子长领导的清涧起义失败后，辗转来到甘肃省合水县太白镇，被把守在太白镇的民团团总黄毓麟抓获。黄毓麟逼迫谢子长交出枪支和起义失散部队，子长不肯招认，黄毓麟就对谢子长进行严刑拷打，谢宁死不屈。黄毓麟便把子长关押起来，每天提审一次，并进行残酷的肉身折磨。刘约三得知消息后，心急如焚。经过认真谋划，他派在保安卖麻花的张三三，带上钱和密信，速去太白镇找李掌柜李绪增（合阳县人，与刘约三父亲刘文希、刘志丹父亲刘培基为结拜弟兄，是刘约三的干大，在太白镇开烧酒作坊）。李绪增用刘约三捎去的钱，打通了关节，终于把谢子长从黄毓麟的民团营救出来。刘约三把谢子长接到小蒜川家里养伤三个多月，谢伤好后，刘约三又派堂侄把谢子长送回安定县枣树坪。
刘约三因为营救谢子长，触怒了保安县国民党当局，很快就被贬到金鼎山小学任教。1928年，刘志丹回到家乡保安，在永宁山成立了党支部。经刘志丹介绍，同年11月2日，刘约三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二
刘约三入党后，一直紧紧追随刘志丹从事革命活动，决心推翻旧中国的封建专制统治。1929年春，刘约三随刘志丹一起打进了苏雨生部从事兵运工作，在苏部第十六团第四连任连长兼地下党支部书记。时隔不久，分别盘踞在甘肃、青海、宁夏的马鸿宾、马鸿逵、马步青、马步芳、马青宛联合起来，向苏雨生部发动了猛烈的攻击，“五马”以绝对优势迅速击溃了苏雨生部，苏率残部溃退到下马关一带，后到陕西投靠在西北军杨虎城部下。
苏雨生兵败之后，我党派入苏部从事兵运工作的刘志丹、刘约三、谢子长、曹又参、张东皎等几十人很快从苏部脱离出来。与此同时，甘肃军阀谭世霖也借机扩充势力，成立陇东民团军。刘志丹又乘机打入谭部挂名建军，刘约三追随刘志丹，一同打入谭部，在刘志丹的二营四连任连长，驻防三道川。
在洛河川安塞县境石门子村，有外国人开办的美孚行石油厂，因产量低，外国人撤走不办了，留下一批小口径的无缝钢管，托当地民团团总许占彪代管。刘约三了解情况后，寻找并疏通好关系，用这批无缝钢管为刘志丹的二营制造了一批五响步枪，每支枪支付20块大洋。刚刚造好40支步枪，三道川叛乱发生，张廷芝背信叛变，在安边下了阎红彦和周维琪等30余人的枪，又回马三道川，袭击了谢子长的团部和刘志丹的二营，活捉了马锡五、刘约三、卢仲祥、马福吉、陶尔曼、刘兆庆等人。刘约三等人在张营关押了三个多月后才得以释放。
刘约三从张营得释后，迅速回到永宁山，又积极投入到刘志丹奔袭太白镇收枪的战斗准备中。1930年10月1日，刘约三参加了刘志丹组织的骑兵小分队，化装成陇东民团军骑兵第六营，智取了太白镇，击毙了民团团总黄毓麟和副团总王凤珠。缴获长短枪60余支，骡马60余匹，缴获了大量的粮食、衣物，全部分给当地的老百姓。
太白镇获胜以后，刘志丹组建起一支武装队伍，驻扎在永宁瓦子川的石峁湾，集中整训。刘约三是绥德师范毕业，在队伍中可是数得上有文化的青年，他帮助刘志丹健全部队的组织纪律，带领战士进行操练，教唱歌曲，一时把一条十里瓦子川搞得十分红火，方圆百里的老百姓，纷纷赶到瓦子川的石峁湾看热闹，还吸引了不少青年小伙子，自告奋勇地加入了刘志丹的队伍，部队迅速发展壮大到250多人。
敌人来袭，志丹带着队伍转移到陕甘边界的密林深处。到了甘肃省合水县固城川，刘志丹又整编了赵连璧、同守孝在南梁、合水一带动员的贫苦老百姓100多人，还收编了贾生财从陇东民团军拉出的40多人，唐青山率合水县瓦岗川民团投诚的40多人。部队一下扩大到500多人，还有100多匹战马，共编为4个大队，刘志丹任总指挥。部队行军到宁县张皮塬一带，与陇东军阀陈珪璋部的蒋云台第五旅遭遇，发生了激战。
张皮塬一仗失利，部队辗转来到陕西省宜君县小石崖的上畛子，在当地哥老会龙头大爷、小石崖民团团总罗连城的资助下，部队安置了伤病员，补充了子弹，解决了当时给养等困难，部队得以休整。
在部队休整期间，刘志丹了解到投靠杨虎城的苏雨生，企图摆脱杨虎城的控制，暗中不断扩充自己的势力。刘志丹想利用苏雨生的这一心理，再次打入苏部开展兵运活动。经请示省委同意后，1931年4月，刘志丹带领部队加入苏雨生部，新编一个补充团，刘志丹任团长，辖两个连，魏佑民任一连连长，刘约三任副连长，驻守旬邑县职田镇。
在职田镇驻守期间，部队组织当地群众打土豪，分田分粮。在斗争中，当地的一个刘姓大地主，因群众没收了他家的财产和粮食，又气又怕，吃了大量的鸦片自杀。此事在旬邑县掀起了一场狼奔豕突的波澜。也因此，刘志丹被苏雨生逮捕入狱。
刘志丹被捕后，苏雨生立即派部队包围了职田镇，强迫补充团缴械。补充团没有领导，在紧急关头，临时推举魏佑民、刘约三、马锡五、刘景范等几人共同负责，并派出刘约三为代表与敌团长进行谈判。谈判未果，大家都为刘志丹的安全着急，想方设法营救志丹。
就在这关键时刻，杨虎城的高级参议杜斌丞先生因事来到彬县，刘约三知晓后，不顾一切，也没来得及和大家商量，冒着危险，找到杜先生的下榻处，要求进见杜先生。门卫不让见，也不给通报，刘约三就在门口大吵大闹，说他是杜先生的学生，一定要见到先生，直吵得杜先生闻声走出来看个究竟。刘约三见杜先生从门里走了出来，连忙上前向先生施礼问安。杜斌丞在榆中当校长时，刘约三、刘志丹等都在榆中上学，所以先生也认识刘约三，就接了回去。回到室内，刘约三详细将刘志丹被捕一事向先生做了汇报，并请求先生出手相救。杜斌丞先生当即致电十七路军总部，声明这次事件乃职田镇军民失和，行为有失检点，乡绅刘某从中调旋无效，故而气急交加，致使旧病复发，不幸身亡，并无共产党之情由。刘营长丧父，理应同情，但讼词失真，宜实事求是，善加安抚。望顾全大局，息事为上。加之南汉辰也在省府左右打点，又向杨虎城进言：刘志丹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绝不会做出如此荒唐之事，一定另有原因。杨虎城也认为刘志丹人才难得，不忍相害，遂写了手令，命苏雨生释放了刘志丹。
刘志丹出狱后，又同刘约三一块前往拜见了恩师刘志丹向先生汇报了自己的志向和今后的打算，先生听后，送给志丹一把手枪和10条子弹、100元大洋，鼓励志丹将事业坚持进行到底！
刘约三将志丹刚从监狱营救出来，又得到陕西省委指示，要求他们尽快打入甘肃省平凉陈珪璋部从事兵运工作，以帮助陈珪璋收编李培霄1000多人的民间武装，取得陈的信任，然后在甘肃策划5个旅的大起义。
刘志丹和刘约三根据省委指示，打入平凉陈部。陈珪璋给了刘志丹一个十一旅的番号，任命刘志丹为旅长，自己招集兵马，驻防宁县早胜镇。刘志丹正欲借机发展扩大队伍，壮大革命力量，然后再谋起义。但事与愿违，投靠杨虎城的苏雨生，与陈珪璋部第十三旅旅长高广仁勾结，分别背叛了杨虎城和陈珪璋，企图北上向“五马”复仇，然后占据宁夏为王，因而引发了早胜兵变。
早胜兵变发生之后，陈珪璋和其手下蒋云台等怀疑兵变与刘志丹等共产党人有关，派兵到处抓捕刘志丹。情急之下，经商议，十一旅的大部分将士由刘宝堂带回平凉，暂归刘宝堂部下，以保存革命力量。刘约三、刘占魁、马锡伍、王廷玉等几人保护刘志丹，乘战乱连夜离开甘肃合水，冒雨直奔蒿嘴铺贾生财处。
在蒿嘴铺，刘志丹又指示刘约三速回平凉刘宝堂的警备团，一定要保证革命力量的安全，不能受到任何损失。
刘约三与刘宝堂都是保安人，两家相距40多华里，一直都有往来。所以，两人关系很要好。约三到了平凉，很受刘宝堂欢迎和敬重，并委以警备团副官之职。刘约三不负刘志丹的重托，也不失宝堂之重望。他一面积极辅佐刘宝堂加强警备团的组织纪律教育和军事训练，一面与宝堂商议，将早胜兵变后，随刘宝堂回到平凉的十一旅将士王世泰、张秀山、刘景范、李景儒、张尔凯、张瑞生、魏佑民、杨彦林、贺耀华等200余人，全部编入警备团第一营，配齐枪支弹药，补发了冬装等。他要保护这支革命力量不少一兵一卒，而且还要发展壮大，等待时机成熟后，再带回革命的阵营。
三
1931年9月，刘志丹在甘肃省合水县的倒水湾将几支农民武装经过改编，成立了一支由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即南梁游击队，亦称陕甘边游击队。刘约三等得知志丹领导的南梁游击队成立，立即率众一齐回到志丹身边，更加壮大了南梁游击队的势力，充实了游击队干部队伍的力量。
1931年10月20日，晋西游击队辗转月余，几经周折，终于来到陕甘边南梁地区，找到了刘志丹。志丹组织游击队队员热烈地欢迎了晋西游击队的同志。两支游击队合兵一处，南梁游击队有500多人，晋西游击队200多人，共七八百人。部队人一多，消耗自然增大，军队给养的补充一时成了很大的困难，刘志丹便派刘约三、马云泽二人前往平凉面谒陈珪璋，以求资助。经过协商，陈珪璋提出资助的条件是收编游击队。
在平凉，刘约三、马云泽又遇上陕西省委派往平凉从事兵运工作的谢子长。由于陈珪璋不十分待见谢子长，所以，谢在平凉的兵运工作并没有什么进展，听约三和马云泽说晋西游击队到了南梁与南梁游击队会合，故决定离开平凉，跟刘约三和马云泽回南梁。
谢子长、刘约三、马云泽一同回到南梁，向刘志丹汇报收编事宜，经研究商量后决定：1. 必须保证游击队的独立性，方可接受收编。2. 收编后游击队仍用十一旅的番号即可。3. 收编后要保证给养配发和明确防地。4. 收编后任谢子长为十一旅旅长，刘志丹为副旅长兼参谋长。并再次派刘约三、马云泽二人前往平凉陈部，商谈收编事宜。
陈珪璋急于扩充自己的势力，又有刘宝堂从中周旋，所以，很痛快就接受了刘志丹提出的四个条件，并派刘宝堂作为他的全权代表，随约三、马云泽一同押运40余大车的军需物资（其中有过冬的军装1000余套、军饷3000元大洋、修造枪械的工具15驮、西药1驮等），兼随行修械工人20名，军医、护士各一名，到游击队的驻地新堡镇点验整编游击队。这次收编交涉成功，为两支游击队会合后，解决给养困难，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两支游击队会合后，力量得以壮大，但是部队成分十分复杂，为了将几股不同组织的武装力量紧紧团结在一起，刘志丹、谢子长、刘约三等人商议，决定设香案，召开香堂会。即由各部分的主要成员在一起拈香换帖结拜兄弟，也称结金兰之交。刘志丹亲自执笔起草了“金兰谱”，谱曰：“我兄弟志同道合，结为金兰，在中国革命战线上，共同努力奋斗，始终不渝，如有中途背叛者，天诛地灭。此誓。”
当时参加香堂会结拜为弟兄的有刘志丹、谢子长、刘宝堂、刘约三、师储杰、马锡伍、赵连璧、马云泽、杨仲（重）远、杨琪、杨鼎、杨丕胜（盛）、阎红彦、雷恩钧、胡庭俊、白锡林、唐青山、强龙光等18人。
1931年12月份，中共陕西省委军委委员荣子清到游击队驻地新堡镇传达省委指示，要求两支游击队改编为“西北抗日同盟军”，单独树帜，脱离陈珪璋部，南下关中。
1932年元月初，部队南行至正宁县柴桥子，由荣子清宣布，正式成立了西北抗日同盟军，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同盟军辖两个支队，一个警卫队，刘约三任二支队供给部主任。
2月6日，发生了三嘉塬缴枪事件，同盟军一支队缴了二支队的枪。2月12日，同盟军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刘约三任陕甘游击队粮秣处主任。2月底，游击队在谢子长和李杰夫的带领下南下关中大平原。陕北人一到关中大平原，分不清阳背，辨不清方向，一旦遇到强大敌人猛烈的打击时，既无招架之功，也无还手之力，甚至连藏身的地方也找不到，战士们都抱怨说：“白面好吃仗难打！”部队被迫退回陕甘边，依托子午岭梢山开展游击战争。
1932年4月，中共陕西省委常委杜衡来到游击队驻地，指责游击队是“游而不击”“梢山主义”“上山路线”“流寇思想”，独断地宣布撤销游击队总指挥部，撤销谢子长的总指挥职务，派往甘肃靖远搞兵运。游击队改编成两个支队，刘志丹、阎红彦分别任三、五支队支队长，刘约三任三支队供给处主任。5月10日，三、五两个支队在旬邑县清水塬集结，恢复了游击队总指挥部，刘志丹任总指挥，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布告》，郑重地向人民大众宣告了红军游击队的性质和根本任务。在刘志丹的指挥下，游击队转战陕甘边界，领导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分粮食，消灭国民党顽固派，行军一个月，马踏十三县，九战八胜，歼敌1400余人，缴获枪械1200余支。
6月初，在杜衡的强迫下，游击队南下。6月23日，游击队遭国民党军第四十二师第二五〇团的突然袭击，战斗非常激烈，部队损失惨重，人员伤亡很大，只剩下200多人。刘志丹急令部队撤退，敌人从后追赶，游击队战士拼着命向西北奔跑，经韩城、合阳、黄龙、镇宁到甘肃宁县，三天三夜马不停蹄，人不歇脚。到了宁县人困马乏，饥饿难挨，刘志丹要刘约三立即为部队战士准备一顿可口的晚饭。约三带了一班战士进入森林，发现了一群野猪，约20多头。刘约三命令战士们悄悄接近野猪群，每人选一头大野猪瞄准，听命令同时射击，一下子打死八头二三百斤重的大野猪。约三又提前赶到上畛子，全镇50多户人家，他安排家家户户为部队做黄米干饭和野猪肉熬白菜。黄昏时分，部队来到镇上，饭菜都已准备就绪。
8月，游击队给养再次出现困难，伤病员没有医药，战士没有被服，打仗没有子弹。人无粮，马无草，部队一时失去了优势战斗力。刘志丹派刘约三、杨仲远带领骑兵大队南下关中，向省委汇报工作，并在关中为部队筹集给养。刘约三接受了任务，带领骑兵大队向南进发。由于敌人戒备森严，部队到达三原桥北，一时无法与省委取得联系，又遭到杨虎城部下一个营兵力的袭击。部队不能长期等待下去，刘约三及时召开党支部会议。会上，约三同志提出了一个解决军饷的办法，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原来，阎锡山在山西明禁大烟，暗中却勾结奸商偷偷贩运烟土，从中牟取暴利。刘约三带着骑兵大队在甘肃平凉、天水等地设伏，专等从兰州过来的商队。
几天后，一支由十几个人赶着30多匹骡子的商队浩浩荡荡地过来了。刘约三指挥伏兵，一齐出击，截住搜查，撬开标有“兰州水烟”的箱子，每个箱底都有夹层，夹层内全装的是大烟土。一次没收大烟土680包，每包16两，共680多斤（旧的计量单位每市斤16两）。
部队在返回南梁的路上，刘约三用大烟土为游击队换回了大量的军用物资（枪支弹药、医药、布匹、食盐、日用百货），还有数千元大洋。游击队战士有饭吃，有衣穿，伤病员也能得到及时治疗。刘约三为部队保障了给养，使游击队渡过了难关。刘志丹高兴地说：“骑兵大队为我们做了一件大好事。”
四
1932年12月，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刘约三任二十六军经理处主任。1933年5月，杜衡坚持左倾错误思想，不顾刘志丹同志的坚决反对，强令红二十六军放弃照金根据地，南下渭华重新建立新的根据地。红二十六军主力南下至渭河后，杜衡就被强大的敌人所吓倒，借向省委汇报为名，私自离开部队逃回西安，结果省委机关被敌人破坏，杜衡也被捕叛变。红二十六军边走边战，进入蓝田张家坪，被国民党反动派的5000多优势兵力所包围。情况十分不利，刘志丹指挥部队分三路突围。刘约三带领供给部，保护后勤军需物资，参加突围，在终南山一带苦战两个多月，终因孤军作战，弹尽粮绝，全团覆没。只刘约三带领几名后勤战士，拼死血战，冲出重围。在突围中，刘约三为了保护驮金的战马和马背上的钱，与敌人展开肉搏战，腹部被敌人用刺刀戳开一个大口子，肠子都露了出来，他把肠子塞进肚子，解下绑腿，叫一个战士给他做了简单的包扎后，站起身，牵着驮金马钻进了密林，隐蔽起来。
虽然逃出了敌人的包围，却又困在了深山密林里。时值盛夏，伤口疼痛和饥饿同时折磨着他，敌人还时不时派兵搜山，处境极为艰难。然而，刘约三自从追随刘志丹参加革命以来，革命意志从未动摇，他还鼓励身边几名战士：对革命要有信心，只要坚持到底，一定能走出困境。为了躲避敌人搜山，他和几名战士只好分头行动。
一天，他和王定朝来到蓝田万家汇村。晚上被国民党的联保队堵在村里，因为身负重伤，难以逃脱，就被敌人抓捕到西坝龙庙区民团局。团总李凌云审问时，刘约三谎称自己叫井兆西，和王定朝原都是杨虎城兵工厂的修械工，被派到红军部队帮助修理枪械的。李团总听后，想让他俩为自己的民团修枪，就安排了住宿，派人看护，还派了医生为约三疗伤。
李凌云原本是当地的一个小保长，家里也很穷。1928年6月，渭华起义失败后，西北工农革命军部分离散部队的士兵路过当地，为了活命讨口饭吃，就将手中的枪留给了李凌云。李凌云有了枪就办起了民团，自任团总已五六年了。
刘约三、王定朝在李凌云团总的安排下，各方面都得到很好的照顾。一个月后，约三的伤也基本好了。并帮助李凌云修理了20多支破枪。枪表面看上去修好了，试射几枪也不成问题，但经不住用，连打十几枪后，又会坏。李团总把修好的枪，每支都试了试后，心里非常高兴，还专门设酒宴款待了刘约三、王定朝，并问刘约三今后有什么打算。约三一听，走的机会来了。遂对李说：“多谢李团总一个多月的细心照顾，还给我治好了伤，本应为团总效力，但家里上有老，下有小，我意已定，还是回家过个安分日子吧！”李团总说：“人各有志，不可勉强。”
刘约三、王定朝化装成普通老百姓，离开了李凌云的民团，先进了西安城，在王定朝的叔父家落脚。王定朝原来是杨虎城兵工厂的修械工，刘约三要求王定朝在杨虎城的兵工厂再联系一批修械工，争取带到陕甘边。在王定朝叔父的帮助下，刘约三、王定朝又联系到以惠子俊为首的15名修械工人，又从杨虎城的兵工厂搞了一批小型的修械工具和几万枚手榴弹引信、雷管等。
要把15名修械工人和一批物资顺利带回照金，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刘约三先找到在三家（嘉）塬事件后投靠杨虎城的师储杰，又到王家巷拜访了杜斌丞先生，在杜斌丞先生的安排下，经师储杰帮助，刘约三筹到了路费，17个人分成三批，顺利地出了西安城，巧妙绕道躲过国民党的关卡哨所，一路直奔陕甘边，终于在1933年9月将15名修械工人和物资顺利带回照金根据地。
回到照金后，刘约三仍然负责部队后勤工作，首先办起了修械所，15名修械工人昼夜忙个不停，一支支破枪得以修复，又拿到红军战士的手中。修械所还自制手雷、地雷等武器。接着又聘请了几名医护人员，购买到十几驮中西药材，办起了红军后方医院，从此，红军的伤病员能得到及时治疗。刘约三还通过各种关系和渠道，从西安搞到十几台缝纫机，组织了十几名妇女，办起了小型的被服厂，专门为红军战士制作服装、被褥和鞋袜。又购买了30多匹骡马，成立了运输大队，为红军前线运送物资。
1933年9月，国民党反动派对照金发动进攻。10月，薛家寨失守，刘约三沉着冷静、稳妥地组织安排后勤机关突围转移。他指挥战士把修械所自制的地雷埋在敌人追击的路上，把自制的集束手雷悬挂在道路两旁的树林，有效地阻碍了敌人的追击，保证了后勤机关的安全转移，人员和物资没有一点损失。
五
1933年11月，陕甘边临时革命委员会成立。在南梁附近农村，还相继建立了农会组织和1000多人的赤卫军，又成立了保安游击队，任命刘约三为游击队队长，王英任政委，有游击队员26人。约三指挥保安游击队，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狠狠地打击地主民团，没收地主豪绅的钱粮，斗争节节胜利，游击队迅速发展壮大。短短几个月，人数发展到170多人，编为4个中队。在保安游击队的影响下，合水、庆阳、安塞等地相继都成立了游击队。
1934年初，红二十六军主力南下作战，四十二师党委决定成立后方四县（保安、安塞、合水、庆阳）游击队总指挥部，刘约三任总指挥。
大部队南下后，后方武装力量相对薄弱，而分散在当地各镇、堡、寨的国民党反动武装、白匪、民团就有千余之众，四县游击队合在一起人数不足500人。面对强敌，刘约三泰然处之，他先着手安置了医院和伤病员，恢复了修械所、运输队和被服厂等，并派出运输队为部队筹集给养。同时安排人广招新战士，充实游击队的兵力和干部配备，加强军事训练，提高战斗力。
在刘约三的指挥下，四县游击队在陕甘边根据地的范围内，以南梁为中心，北至黑水坡，南至莲花寺，西至庆阳，东到洛河川，在幅员百余华里的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打土豪、分田地、组织农民赤卫军、成立农会、建立农民政权，土地革命的浩荡之势锐不可当。革命的胜利和游击队的迅猛发展，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极大恐慌，西安绥靖公署调集驻保安、合水、庆阳等县国民党正规军4个营及地方民团，约5000余兵力，分九路向南梁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反革命“围剿”。当时，刘志丹、王泰吉率红军主力南下未归，刘约三指挥两路游击队从正面打击来犯之敌，其余做侧应。双方还未交战，福建事变发生，国民党反动派停止了进攻，刘志丹的红二十六军主力胜利返回陕甘边。
2月，国民党当局又组织兵力，对根据地重新发动进攻，游击队配合红军主力和敌人连打九仗，大获全胜，西华池一战，歼敌一个团又两个营，取得了辉煌的战果。
从1933年冬到1934年夏，游击队配合红军主力作战，从南到北，参加大小战斗30余次，歼敌3000余人，解放了陕甘边地区10多个县的广大农村，拔掉了敌人上百个据点，摧毁了国民党统治的保甲制度，建立了大片地区的工农民主政权和14支游击队。
第一次反“围剿”胜利之后，四县游击队大部分编入红军主力，组织上又派刘约三到甘肃陇东一带发展革命力量，组建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在陇东，刘约三充分依靠人民群众，积极开展工作，很快就得到老百姓的认可和支持，成立起一支60余人的陇东游击队。
1934年11月，组织上任命刘约三同志为红二十六军骑兵第一团参谋长，团长杨森。骑兵团在杨森和刘约三领导下，为发展和巩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保卫地方农民政权，驰骋于蒙汉边界长城以南，黄河以西，西兰公路以东，渭河以北的广大地区，智取了长武县城，俘获敌人300余人，缴枪300余支；奇袭了环县，一举击溃敌兵千余人，缴获长枪300余支，战马150余匹。
1935年春，陕北红军主力已发展到5000多人，地方游击队也发展到4000多人。革命力量的迅速发展壮大，再次引起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极度恐慌。1935年2月，蒋介石调集陕甘宁晋绥驻军，总兵力超过4万人，向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反革命“围剿”。
为了粉碎敌人的第二次“围剿”，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命刘约三率红二十六军骑兵团，阻击延安以南之敌北上。刘约三率骑兵团由安塞王家坪出发向西南挺进，在延安高桥、枣园一带驻扎，扼制延安之守敌。延安守敌李发福集结延安周围各反动民团武装500余人，企图“围剿”骑兵团。先派出300人发动进攻，骑兵团一举克敌制胜，首战告捷。李发福又率500多人，倾巢出动，进攻骑兵团。骑兵团在杨家岭设伏，再次大获全胜。两次沉重打击，使李发福龟缩在延安城内，再也不敢外出。
杨家岭胜利之后，骑兵团绕道向东南方向宜川进发，行军到延安南三十里铺，消灭国民党地方民团70余人。过南泥湾，天黑行至宜川县临镇松树林村，村子里正驻扎着临镇民团的50余人枪和胁裹的延安商人从山西向延安贩运200余驮货物。骑兵团当即决定，消灭该民团，没收货物以做骑兵团给养。
为了不伤害村里老百姓，骑兵团逐渐缩小包围圈，将50多个匪兵与商人全部围到一个大户人家的院子里，骑兵团的士兵下马上了屋顶，发现屋顶上有几垛麦秸秆，就把麦秸秆掀到院子里，丢下火把点燃秸秆，50多名匪兵烧得半死不活，全部缴枪投降。骑兵团没费吹灰之力，就缴获了50多支枪，数千发子弹，200多驮物资。
第二天，骑兵团又回师南泥湾附近的金盆湾，金盆湾寨子有守敌20余人，但是寨内物资富裕。骑兵团刚刚把寨子围住，就被寨内兵卒发现，报告给民团的团头，团头十分害怕，出到寨墙上向骑兵团喊话：“红军请不要开枪打，我们主动缴枪投降。”寨门很快打开，25支步枪、2箱手榴弹、5箱子弹、2000元大洋，全交给骑兵团，骑兵团对寨内没做任何侵扰。
第三日，骑兵团突然奔袭宜川临镇，驻守临镇民团的匪兵妄图顽抗。骑兵在平原地带作战很有优势，约三指挥少部分兵力原地佯攻周旋，大部分兵力快速从两翼迂回到敌阵地后，打敌措手不及，歼敌40余人，缴获枪60余支。
第四日，骑兵团向东进军宜川云阳镇，云阳镇守敌得知红军来袭，慌乱逃窜，我骑兵团快速追击，将云阳镇民团的80余名匪兵全部歼灭，缴获枪80余支。云阳镇取胜后，又乘胜袭击了宜川县北池镇民团，围剿了罗儿坪寨子，分别打了狗头山和后湫（九）天。骑兵团一路所向披靡，势如破竹，所到之处，敌人闻风丧胆，半个多月时间，九战九捷，有效地扼制了南线之敌北上；为刘志丹指挥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彻底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对陕北地区和陕北红军的第二次“围剿”，创造了良好的战斗环境；在战争中赢得了主动，相继解放了延长、延川、安塞、安定、保安、靖边等6座县城，使陕北、陕甘边两块根据地完全连成一片；在30多个县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根据地范围扩大到北起长城；南至淳耀，西到环县，东临黄河的广大地区。
在第二次反“围剿”战斗中，刘约三同志每次战斗都冲锋陷阵，不怕牺牲，坚强勇敢，充分表现了他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无愧于陕北红军中英勇善战的猛将。
六
1935年9月，红二十五军来到陕北，与陕北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在永坪镇会师，三军又改编为红十五军团。为了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对陕北地区及红军的第三次“围剿”，十五军团部党委决定，加强骑兵队伍建设。原陕甘边苏维埃和红二十六军在保安永宁和甘泉下寺湾一带的麟毛沟牧养100多匹军马，尚未服役，也未配马装。军团就派刘约三带一个班，赶100多匹军马，北上三边配制马装。之后，成立骑兵支队，在蒙汉边界开展游击战争。
刘约三带了一个班，赶100多匹马，从甘泉下寺湾出发，当天就到了永宁山鹞子川。之前，保安县国民党政府县长已经逃往三边，且民团团总高锦山与百余名团丁和五个区民团共200余人枪，暂时驻扎在鹞子川。刘约三正愁自己带一个班的兵力，赶100多匹马北上三边，力量太单，一旦遇上土匪或民团打劫，则无力抵抗。如今眼看有200多人枪，这不是现成的武装力量吗？况且高锦山与刘约三在榆林中学和绥德师范是同学，关系深厚，现在又走投无路，干脆收编过来，一同北上，一路可保护军马。
刘约三向高锦山说明情况和利害，高锦山和200多团丁喜不自禁，都十分愿意投诚红军。刘约三便从200多人中挑选了七八十名精壮士兵，其余的派人带到下寺湾加入革命队伍。
刘约三带领的队伍一下壮大到上百人，每人骑一匹马，浩浩荡荡地北上。时郭洪涛派高学道暗中监视刘约三，未到三边，高就以组织名义要刘约三立即返回瓦窑堡。这时刘约三已经知道陕北错误“肃反”开始，回去一定没有好下场，故打定主意不能回去，便以组织交给的任务没有完成而推拖。郭洪涛见刘约三不肯就范，随后又派出通讯员谢秀山到三边手持李景林的亲笔信，追刘约三速回瓦窑堡。刘约三自信没有什么错误，又有军团部的任务在身，不完成任务，坚决不回去，因此躲过“肃反”被捕一劫。
刘约三带着100多人马的部队，在靖边县营荣山领导的游击队的配合下，顺利占领并控制了靖边县宁条梁镇，号令全镇大大小小20多家马装店，为其100多匹军马配制马装。一个星期内，100多匹战马全部装备齐全，遂组成骑兵支队，具有很强的战斗力。刘约三率领骑兵支队向蒙汉边界挺进。在蒙汉边界的黑梁头，缴获了张鸿儒、张廷芝父子在这里牧养的400多匹马，又在安边攻打了百货厘金局，缴获了一大批军需物资，保证了骑兵支队的给养。
在蒙汉边界的草原沙漠地带，骑兵具有很强的战斗优势，刘约三指挥骑兵支队，冲锋陷阵，如入无人之境，狠狠地打击了三边地区仓房梁、堆子梁、小桥畔等处的地方反动民团武装。在武家羊圈，缴获反动民团武装枪70余支，造枪工具10余驮。
1935年10月下旬，骑兵支队在靖边县莶麻湾子休整的第三天，有两位农民送来一封赤安县苏维埃主席袁万祥给赤安县独立营马福吉和龚逢春的信，信中内容告知，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赤安县（即保安县）吴起镇。
刘约三得知情况后，决定立即带领骑兵支队回保安，寻找党中央。骑兵支队这时已经发展壮大到200多人，赶着缴获的几百匹马和军需，一路向保安进发。部队回到保安，一打听，说中央红军已到富县直罗一带，准备打大仗。约三一听高兴极了，又带领骑兵支队直奔富县直罗镇。到了富县直罗，先与红十五军团团部取得联系，并安排骑兵支队参加直罗战役。
在直罗战役中，骑兵支队发挥了很大的战斗作用，刘约三同志得到彭德怀司令员的口头赞扬。
1936年3月，组织派刘约三又回到骑兵一团任参谋长，部队驻防定边县南山乔家洼子。这里是红白交界地区，盘踞在安边堡的张廷芝、周桂堂等，经常带匪兵偷袭盐定（陕西定边、宁夏盐池）苏区，杀掠抢劫，十分猖狂。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保护苏区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骑兵团决定主动出击，在定边南山韩家渠一战，歼敌500余人，缴获步枪500余支，战马100余匹，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从此再不敢骚扰我苏区。
1937年元月，成立蒙汉骑兵支队，组织任刘约三为骑兵支队支队长，政委李战胜。肖劲光找刘约三谈话，交给蒙汉骑兵支队的任务是：要尽快剿灭盘踞在宁陕边界的张廷芝匪部，保护少数民族事务委员会的同志，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民族团结工作。约三领命后，立即赴任。
新成立的蒙汉骑兵支队200多人，全是新战士，不懂马术，不会马上作战。刘约三通过老师杨明轩，又通过何国柱，在张学良的东北军里搞到了十几本骑兵教材，有《骑兵的典范令》《马术教范》《骑兵兵团战术》《马的喂养法》《马病医治法》等。有了教材，刘约三亲自给骑兵支队的战士讲课，要求战士先从理论上系统地掌握当骑兵的基本知识，然后进行严格训练。让每一个骑兵战士熟练掌握上马、下马、马上跳跃、马上拿顶、镫里藏身、马上冲锋射击、刀刺、刀劈、刀砍等技能，很快提高了蒙汉骑兵支队战士的素质和整体战斗力。
1937年5月，根据情报，刘约三得知张廷芝、李维俊、王义元等顽匪头子率部卒昼伏夜行，进入保安县吴堡川，企图偷袭骑兵支队，虏我战马。刘约三率支队提前撤离驻地并设伏，诱敌进入伏击圈。敌人还未进入骑兵支队的埋伏范围，先与从甘肃过来的庆环军事管理部参谋长尹国赤及所部遭遇。张廷芝犹如惊弓之鸟，带领部下仓皇逃走。
7月，张廷芝勾结周锁子等几股匪徒，纠集了千余人，窜入三边苏区，大肆抢劫掠夺，还拉了十几个肉票。骑兵支队得到情报，迅速出击，猛烈的火力打击，使匪徒死伤半数，剩余的匪徒顾不及还手，拼命向东北方向逃窜，骑兵支队追击百余里。
张廷芝在逃亡中，先后在横山、绥德、西安等地避难，仍匪性不改，无恶不作，老百姓恨之入骨。他也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最后只身逃到包头，被骑兵支队围在屋内，并开枪击毙。
1938年，组织上选派刘约三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学习期满后，分配在保安司令部任参谋主任。两年之后，又入延安马列学院学习。十一个月学习期满，分配到陕甘宁边区政府贸易局任副局长。一年半后，又进入中央党校学习。抗日战争期间，约三基本离开部队生活，又连续三次进修学习，这对提高其本人的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有很大的帮助。
七
1945年10月，组织上派刘约三赴东北新区工作，在热北第五军分区司令部任参谋长。后来军分区又以赤峰、金棚、土城子三县的三个骑兵团为基础，成立了一个骑兵旅，任命刘约三为骑兵旅旅长，全旅600多人马。当时，游离在蒙汉边界以及冀热辽地区的小股兵匪和红枪会的人很多，时聚时散，到处流窜，伺机作乱，曾先后袭击了金棚县党政机关驻地，又在热水、汤镇一带谣言惑众，企图暴乱。
面对国民党反动派匪兵的捣乱，上级命令骑兵旅尽快清剿冀热辽地区的兵匪，平息暴乱，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保护胜利果实。
骑兵旅及时做出部署，集中兵力，各个击破，重点抓捕消灭反动派匪兵的罪魁祸首。600多铁骑冲锋陷阵，势如秋风扫落叶，不到一个月，对冀热辽地区的反动派兵匪予以狠狠打击，而且捕获了十大魁首，由当地人民政府公开宣判枪决，使该地区的各种反动势力得到有效控制，苏区社会出现安定祥和局面。
1946年冬，组织上调刘约三赴黑龙江佳木斯西南依兰县任城防司令，组织剿匪。部队进入深山密林，战士顶着零下30多度的严寒，踏着厚厚的积雪，与匪徒周旋，经常遭匪徒的偷袭，挨黑枪。面对东北的实际情况和我军地位的转换，刘约三明确认识到不能用陕甘边打游击的战术来对付东北的土匪。在了解掌握匪徒的生活习惯和活动规律后，又从东北人坐的雪橇中得到启发，将从日本旧飞机上拆下来的扫射机枪和机关炮安装在雪橇上，在战斗中派上了用场，行动速度快，作战时火力猛烈。刘约三又组织部队全体将士学习滑雪和驾驶雪橇，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剿匪部队的作战能力和灵活机动性。
部队得到整体培训后，刘约三再次带领部队进山剿匪，因了解掌握了徒匪的生活习惯和分散活动规律，避免了战士遭徒匪暗算和挨黑枪。由于战士们学会了滑雪，又熟悉了东北的地理地形，行动非常迅速。剿匪部队再化整为零，分成若干小分队，灵活机动，对付三五成群的小股土匪，轻而易举。这种打法十分奏效，剿匪行动，遍地开花，打的匪徒哭爹喊娘，无处藏身。不出三个月，依兰县的反动武装、小股土匪就得到全面清剿。
1948年，刘约三被调到齐齐哈尔，在第四野战军骑兵纵队后勤部任部长，参加了辽沈战役，随四野部队主力三下江（嫩江、松花江）南，保临江、战四平，打长春，围锦州。辽沈战役从1948年9月12日打响，至11月2日，解放军占领沈阳，9日，东北全境解放，前后近两个月时间，后勤部的全体将士，集中精力，从枪支弹药，武器装备，战士的衣帽、鞋袜、被服、粮草、食盐、药品供应，伤员救治等一系列前敌后勤保障，都做得一丝不苟，因为一个环节上出现问题和漏洞，就会影响到整个战局的发展变化。因此，刘约三思想上始终紧紧绷着一根弦，每一件事都要做到心中有数，保证前敌物资供应，事事做到有计划、有安排、有落实、有检查，事事都要落在实处。
刘约三曾多次率骑兵纵队拦截国民党军队的后勤车队，缴获大量的战利品，给国民党军队的物资供应制造了很大的困难，而为我人民解放军解决了物资匮乏的燃眉之急。由于后勤保障有力，辽沈战役不到两个月时间，歼灭国民党精锐部队47.2万余人。11月2日，人民解放军占领了沈阳、营口，辽沈战役胜利结束。
八
辽沈战役结束后，刘约三因病住院治疗。
新中国成立以后，刘约三任东北军区后勤司令部政治部秘书主任，西北国营运输公司总经理，西北农林部林业局副局长，陕西省交通厅副厅长，陕西省农业厅副厅长等职。在“大跃进”运动中，他坚决地抵制了共产风和浮夸风。也因此在1959年被打成“右派”，离开工作岗位。
1961年，他回到阔别25年的家乡小蒜川，一住就是半年。在家乡的日子里，他不是访亲探友，而是忙于社会调查，他从老百姓的口中，了解到食堂化的浪费，群众性炼钢的破坏，了解到人民群众没有粮吃、肚子挨饿的真正原因。他还从西安带回来西红柿、灰子白、大白菜等优良蔬菜种子，在家乡指导试种。
“文革”期间，刘约三又惨遭“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残酷迫害，身体和精神受到极大的打击和摧残。
1976年10月，“四人帮”反党集团的粉碎，使70多岁的刘约三欣喜若狂，独自饮酒庆贺。改革开放后，全国经济建设出现了崭新局面，人民生活水平日渐提高，更使得刘约三激动不已。他拿起十多年没有握过的笔，伏案疾书，要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写出来，要把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后人，要在自己有限的时光里完成最后的心愿。他为我们留下了20多万字的回忆文章，成为珍贵的地方党史研究资料。1981年10月29日，刘约三走到了他人生旅途的终点，病故于西安，享年79岁。
（刘志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