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1995）
阎揆要，曾用名阎奎耀，1904年9月11日生于陕西省葭县（今佳县）乌龙铺阎家峁村一个书香之家，祖上三代从事教育，其父在家乡倡导“新学”，革除旧习。他从小受到家庭的良好教育、熏陶，勤勉好学、纯朴坚毅。17岁那年，他就远离家乡，考入陕北的最高学府——榆林中学。“五四”运动以后，新思想的宣传逐渐扩展到偏僻的陕北高原。爱国人士、榆林中学校长杜斌丞，为了振兴教育事业，竭力聘请名师讲学。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大学哲学系的魏野畴、李子洲等共产党员，也先后来到榆林中学任教。学校还办了图书馆，订阅许多进步书刊，阎揆要经常到图书馆阅读《新青年》等杂志。他从老师的教导和书刊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逐步树立了革命的理想。他看到军阀混战，民不聊生，认识到只有起来革命，才能改变中国的贫穷面貌。阎揆要中学毕业后，抱着救国救民的愿望，立志投笔从戎。
1924年春，阎揆要不顾父母和亲朋的劝说，与同学马师恭和户县的关麟征、临潼的张耀民等热血青年，壮怀激烈，走出家乡，去实践报国救民之宏愿，来到北京报考军事学校。但到那里后却感到失望。一天，阎揆要偶尔在《新青年》杂志上看到黄埔军校招生的启事，他喜出望外，当即告知马师恭，马师恭又告知杜聿明等人，于是他们决定南下报考。阎揆要家里穷，家里凑不够路费，从邻村一个开明绅士那里借了50块银元，这才得以成行。同行的关麟征家里也穷，他父亲把家里牲口卖了，这才凑出25块银元当路费。
3月初，阎揆要和米脂的杜聿明、杜聿昌、杜聿盘、马师恭，横山的雷云芋、李绍白、杨启春，靖边的杨耀，绥德的刘干、贾春林等11名榆林籍青年，从天津搭乘一艘英国轮船，历尽艰辛，于4月初到了广州，住在陕西会馆。此时军校招生已近尾声，且考生已逾千人。为了保证录取，阎揆要一行联名向正在广州的于右任写了一封信请求疏通关系。于右任十分乐意，又亲自接见了他们，并随即致信当时负责筹建军校的蒋介石，请求录取。信的大意是：从陕西来了11个娃娃，有志报考军校……以便于培养开展北方工作的人才。同时，于右任还书写“登高望远海，立马定中原”一条幅送给蒋介石。蒋介石随即批准他们连同于推荐的关麟征、张耀民等进行体格检查和文化考试。4月下旬，阎揆要和关麟征、张耀民、杜聿明等陕籍57名青年被黄埔军校一期录取，阎揆要、杜聿明、关麟征等被编入第三队。
5月5日第一期学生入校学习。6月16日举行开学典礼，阎揆要聆听了孙中山现场给青年做的热情洋溢的讲话：“要从今天起，立一个志愿，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发财的心理，只知道做救国救民的事业。”孙中山还宣布训词：“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阎揆要听后心情无比激动，决心潜心攻读，刻苦学习，做一名优秀的革命军人。
黄埔军校聘请苏联顾问，仿效苏联红军，采取了军事与政治并重，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教学方针，注重培养学生的爱国思想和革命精神，使之成为既能指挥作战，又善于做政治工作的革命军官。生长在陕北高原的阎揆要，来到南方广州，克服了水土不服、气候不适应等困难，以顽强的毅力坚持学习，严格要求自己，每次操练或演习回来，总是汗流浃背，衣服都湿透了。他以突出的表现，加入了国民党。和他一块来的11个同学，有几位过不惯这紧张的生活，3个月之后就退学了。
当时广州革命根据地并不安宁。1924年10月，英国汇丰银行广东分行买办陈廉伯在英帝国主义支持下组织反动武装商团军，自任总长，策划商团军叛乱，妄图推翻革命政权。10月10日是辛亥革命纪念日，陈廉伯下令向参加双十节游行、反对商团军的民众开枪，发动了武装叛乱。14日，孙中山下令蒋介石“立即起义杀敌绝无反顾”。当夜，黄埔建校以来的第一仗正式打响，黄埔学生及各军将商团军分割包围，并施以火攻。阎揆要和其他同学一起，斗志昂扬地投入到这场平叛斗争，在广州普济桥一带，向买办商人的武装猛烈还击，很快攻占了全部据点。日出时，革命政府军队攻占西关商团总部，商团军溃败。黄埔弟子军初显威力。16日，商团正式乞和，政府下令通缉陈廉伯等人。缴获的武器，被用于武装黄埔教导团。孙中山平定了商团叛乱，为黄埔军校首树军威。
1924年10月，北方直系将领冯玉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发动政变，推翻了直系军阀首领曹锟、吴佩孚控制的北京政府，一时占领了北京、天津一带，并把所部改编为国民军，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南北形势遥相呼应，阎揆要当时想到，自己是从北方考入黄埔的，应当回到北方闹革命。于是，他便于1924年11月黄埔军校毕业后，主动要求回到了北京。起初在国民革命军第三军骑兵团当营长，在内蒙古地区驻了一段时间，由于他对部队要求严格，管理有方，不久就升任团副。后来，他见到那位团长无所作为，又抽大烟，感到在那里干下去不会有大的作为，不如回到家乡闹革命。1926年回到家乡之后，阎揆要便由延安四中共产党员呼延震东，以共进社的关系做掩护，介绍到井岳秀部第十一旅做兵运工作，为武装起义做准备。
第十一旅团长石谦是陕西白水人。14岁因家贫出走，与李石拴、屈俊亭、石发发等十多名“刀客”结为义友。一次在与匪首安船船的搏斗中，被砍伤右腿，故人称“石拐子”。辛亥革命爆发后，石与表兄王保民赴永寿参加反清武装，在同清军作战中被俘，解押白水监狱，待命斩首。幸逢曹世英等结盟起义，杀死县官、狱吏，始得出狱。1915年赴陕北投奔井岳秀部，因带兵有方，作战勇敢，深得井的赏识，从排长先后升任连长、营长、团长。1925年冬，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李象九来石部搞兵运工作，被任命为连长。中共绥德地方执委会为发展革命武装，让安定县民团团总、中共党员谢子长帮助李象九招收了一批进步学生及贫苦农民。经李推荐，石同意把谢子长民团编为该团三营十二连，谢任连长。为了加强对李、谢两连的领导和增加两连的骨干力量，中共绥德地方执委会先后派李瑞阳、杜衡、阎揆要等来部队，同已升任营长的李象九和连长谢子长一起开办青年军事轮训队。石谦知道阎揆要是黄埔军校毕业生，让他担任轮训队队长。轮训队从每连抽调排、班长和优秀分子，进行军政训练。阎揆要还经常收到时任中共北方区委领导人李大钊的指示，那些指示是以隐形方式书写在杂志和报纸空白处邮寄过来的。
在李象九、谢子长等共产党人影响下，石谦的思想由赞成到逐渐拥护国民革命，其子石介在绥德第四师范上学时，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因之石谦对共产党在他部队中的活动采取宽容态度，还聘杨明轩等人到部队讲课，教战士识字、学算术，宣传革命道理。连队组织了士兵自治会、俱乐部，学唱革命歌曲，演新戏，搞球赛，十分活跃；在官兵中提倡艰苦朴素，自己缝衣、做鞋，禁止抽鸦片、酗酒等，建立起了新的军营生活。8月，由于在轮训队工作出色，阎揆要由谢子长介绍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初，在北伐军节节胜利的推动下，陕北国民革命运动出现良好发展的局面。此时，石已升任第十一旅旅长，部队扩大为1000余人，分驻延川、延长、宜川、安定、清涧等地。中共组织在部队的力量不断加强，李象九营、谢子长连的班、排、连长都是共产党员。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石率全旅官兵在宜川集义镇进行政治军事大集训，并把进步书刊散发给官兵阅读。这次集训增强了部队纪律，特别是共产党力量较强的连队，做到了不侵犯群众利益、不抢粮、不拉群众的牲口、不打骂群众、公买公卖等，深得群众欢迎。
石谦旅隶属于国民军联军左路军第九路司令井岳秀部第二师师长高双成管辖。高曾以石旅共产党人活动频繁，向井岳秀报告石容共、通共。4月，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反动军阀井岳秀加紧反共，在报纸上指责李象九营士兵白锡林在陕北组织农民协会。这样轮训队只办了一期，便被迫中止了训练。这时阎揆要接受组织交给的任务，到宜川大南川经营农垦，准备建立一个革命基地，石谦还给派了一个班的武装协助他的工作。
8月，井岳秀、高双成开始逮捕和杀害共产党人，井岳秀决心除掉石谦。经过周密策划，以庆贺他50岁生日为名，下请柬约石赴榆林参加“祝寿盛典”。石先以种种借口推辞，但未经住同僚百般游说，最后还是应邀前往。到榆林后于同年8月22日被井杀害，并派康子祥代理第十一旅旅长，还企图解除李象九、谢子长等领导的一部分革命武装。这时，中共陕西省委派唐澍（又名唐东源）、白明善到第十一旅，与李象九、谢子长一起领导部队党的工作，决定以“为石谦旅长报仇”为口号，举行武装起义。此时，阎揆要去三原接受任务，走时将农垦工作交给了李瑞成接管。
10月12日，根据中共中央“八七”会议和省委“九二六”扩大会议精神，在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下，共产党员唐澍、李象九、谢子长、白明善等以党组织掌握的陕北军阀井岳秀部第十一旅第三营为主力，联络其他几个连的千余官兵在陕西省清涧县起义，打响了西北地区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第一枪。
这次起义，由于组织严密，行动迅速，很快就完成了计划，同时成立由唐澍、李象九、谢子长、白明善组成的陕北军事委员会，唐澍任书记兼中共军支书记。没收了清涧地主豪绅的一部分财产，把高双成贩卖鸦片商店的资产也没收了，以供革命军费。
当天下午，起义部队在李象九、谢子长带领下，转战延川、延长。部队军纪严明，一路秋毫无犯，不少战士路过家门而不入。第二日，起义部队在城内王有才连里应外合下占领延川县城。途经延长县时，收编了一个营并杀了反动的营长齐梅卿。驻宜川守军闻讯，立即向准备参加起义的韩子丰、李瑞成、雷进才三个连发起进攻。这三个连当即应敌，激战一昼夜。第二天，唐澍、李象九、谢子长、白明善带领清涧、延川的起义部队到达宜川城下，守军旅长康子祥带残部弃城而逃。起义部队会师宜川，人员发展到1000余人，起义部队改编为旅，旅长李象九，参谋长孟澄斋，下辖三个营，谢子长、韩起胜、李瑞成分任营长，全旅近千人，1000多支枪。
清涧起义使井岳秀万分惊恐，急令高双成率部围攻。由于起义部队领导人之间意见不一，行动方向不够明确，战术应变不够灵活主动，不得不仓促突围，唐澍去西安向省委汇报，谢子长营和韩起胜营冲出包围，其他人员被冲散，辎重全部丢失。到韩城时就只剩下谢子长营和韩子丰连了。
陕西省委因不知起义已失败，又派唐澍、白自强、阎揆要去宜川，准备在宜川整顿部队，并交待阎揆要发挥其优势，在起义部队中开办军事政治学校，提高部队的军事素质和思想作风。当他们走到白水县窑河镇时，得知李象九、谢子长率部退到韩城，便随即赶到韩城。这时由宜川退出的起义部队仅剩下二三百人，接受了驻韩城杨虎城部后方留守司令王保民的改编，编为独立旅，驻韩城之北西庄镇。
11月，唐澍、阎揆要等五六个同志一起来到韩城，他们带来了毛泽东同志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创建革命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的消息和传单。井冈山道路给大家指明了前进的方向。遵照毛泽东同志关于创建革命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的思想，决定将部队开往清涧、安定一带开展游击战争。经过短期准备，以谢子长营为基础的180余人在韩城举行二次起义，成立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支队，总指挥唐澍、副总指挥谢子长、参谋长阎揆要。部队在谢子长、唐澍、阎揆要等人的带领下，日夜兼程，向陕甘边界进发，于离开西庄镇的第二天晚上来到宜川城下。为了不使国民党军追击，部队采取主动进攻的方法，在到达宜川的第二天清晨打进了县城，当天下午又主动撤出，继续北撤到延安、延川、安定、安塞、保安一带。一路上，井岳秀的部队前堵后追，加上寒冬腊月，部队衣薄粮缺，生活极其艰苦，损失惨重。阎揆要一度与部队失散失去了联系，后来他遇到一个贩猪的商人装扮成赶猪的伙计，才逃离了险境，重新找到了组织。12月底，部队到达陕甘边界的豹子川后，遂分散隐蔽，等待时机。当时家里人听说清涧起义失败，传来消息说阎揆要牺牲了，都非常悲痛，直至1931年阎揆要到杨虎城部开展兵运工作，全家才知道了他的下落。
不久，接到省委“必要时打红旗，搞游击战争”的指示，他们立即准备再次起义，并成立了军委，成员有唐澍、谢子长、白乐亭、史唯然、阎揆要。他们准备起义后，把队伍拉到清涧、安定一带开展游击战争，因为那些地方党和群众基础较好。举行起义后，部队命名为“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第1支队”，唐澍、谢子长分别任正副总指挥，阎揆要任参谋长兼第5队队长，共100多人，编5个队。
清涧起义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共陕西省委领导的第一次规模较大的武装起义，这次起义拉开了党在西北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建立人民革命武装，开展游击战争的序幕，是共产党人在西北发动的第一次武装起义，打响了中国北方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从此武装斗争的烈火便在西北广阔的土地上持续不断地燃烧起来，对陕北地区的革命运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928年初，阎揆要被派到杨虎城部队开展兵运工作。早在1924年，杨虎城由孙中山介绍，参加了改组的国民党。第二年率部参加了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任陕北前敌总指挥。杨虎城在榆林结识陕西共产党组织创始人之一的魏野畴，在那里接受了新思想，坚决拥护孙中山，创办“三民军官学校”，请魏野畴担任政治部主任，还聘请共产党员任政治教官。清涧起义失败后，阎揆要到杨虎城部开展兵运工作。杨虎城听说阎揆要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就要他在陕西省政府警卫团负责训练士兵。1931年以后，阎揆要先后任这个团的营长、团副，积极开展兵运工作。他对这个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革命化改造。
“九一八”事变后，杨虎城不顾南京政府的反对，积极支持陕西各界人士开展抗日救国活动。1933年3月，杨虎城还到石家庄面见蒋介石，要求联共抗日，但遭到蒋介石的拒绝，还被撤销了省政府主席的职务。1935年2月，陕西省政府警卫团扩编为陕西警备第三旅，阎揆要任该旅第九团团长，同年5月，这个团又改编为西安绥靖公署特务第二团，他仍任团长。在此期间，他在所部积极发展中共组织，建立了秘密团党委，营、连成立了秘密支部，全团中共党员发展到近300人，中央军委在该团秘密开设了电台。
阎揆要在这个团以严密的党组织做保证，建立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和严肃的军纪，团里有教官讲解政治、军事和抗日救国的道理，建立有士兵委员会，实行经济民主。不准军官打骂士兵，不准官兵打骂百姓，借老百姓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队伍开拔时，要上门板，打扫院子，阎团长每次都要亲自检查，发现有要赔偿的就自己掏腰包，并向老百姓道歉。经他精心组织、训练的这个团，是杨虎城部队中首屈一指的战斗力最强的团队，是白军中的红军。此外，当时在陕西临时省委工作的孙作宾通过陕西特委特派员姜旭与阎揆要取得联系，他利用合法身份，为红军采购、转运了大批枪支、弹药和医疗器材，曾被誉为“我党统一战线工作的一个典范”。抗日战争爆发后，特务二团更名为第一〇五七团，他继续担任团长，兵运工作搞得十分活跃。阎揆要还在杨虎城的部队里组建了一个由流浪青少年组成的“娃娃连”，这个连队在“西安事变”时表现得非常勇敢。
1935年4月，中央军委派长期负责十七路军地下党工作的汪锋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去联系红二五军，恢复联络和协调该军与陕西地方杨虎城部队的关系。但令汪锋没有想到的是，当他乔装打扮、星夜兼程地赶到陕西柞水九间房阎揆要团团部时，团部里一片混乱。原来在几个小时前红军设伏歼灭了该旅的一部，旅长张汉民和旅参谋长张明远被俘。张汉民和张明远都是共产党员，被派到杨虎城部开展兵运工作。阎揆要向汪锋讲了事件经过，张汉民和张明远为掩护红军，率部跟随红军后面，还多次派人与红军联络，并按红军要求提供了援助。因此，他们认为自己已经与红军达成了默契，不会与红军发生战斗，而放松了警惕。而阎揆要发现红军有异动，急忙派出联络员去与红军沟通，但联络员去后未返回。阎揆要感到事态严重，提醒张汉民防止红军进攻，而张汉民却不以为然。阎揆要只好由前锋变后卫得以保全。警三旅在柞水九间房遭红二五军伏击，损失很大，张汉民和张明远等一同被抓。
阎揆要催促汪锋赶快去向红二十五军协调，要回张汉民和张明远。汪锋当即向阎揆要保证，他会向红军解释，将张汉民等要回来。汪锋饭也没顾上吃就上了路，赶往红军驻地葛牌镇，见到了红二十五军的领导人，急切地一再解释，证明张汉民是共产党员，是自己人，要求马上放人，随后又向红军传达中央文件。当汪锋只管滔滔不绝地讲时，并没有顾及气氛的变化，没有注意有人拍桌离席而去，直到几个红军战士提着枪冲进来，对他怒吼“反动派”，并扬言要揍死他时，才知道自己已经被怀疑，张汉民和张明远被杀害。直到1947年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张汉民等才被中央追认为革命烈士。
同年年底，汪锋带着毛泽东的亲笔信来西安，和杨虎城会谈建立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在此期间，从事党统战工作的南汉宸也派人来西安，向杨虎城提出共同抗日的建议。参与领导旅欧华侨中的抗日救亡活动，从事国际联络工作的王炳南，被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回国内，因王炳南与杨虎城有家世渊源，被派到西安做争取西北军杨虎城部第十七路军联合抗日的统战工作。他们深入细致地宣传抗日统一战线的必要性，使杨虎城的眼界开阔了，对其决心联共抗日起到积极作用，先后就停止内战、互派代表、在西安建立交通站等问题，与共产党达成了协议。根据这些协议，第十七路军在富县开办军用合作社，作为双方的交通站和运输站。杨虎城还让阎揆要团在西安留守处设立招待所，作为双方联络员和物资进出的交通站。阎揆要的夫人贺宏志，一直在交通站做地下工作。
当汪锋在西安住了约一月，工作告一段落，准备回延安时，第十七路军军法处长张依中通知行期和路线，让汪锋坐马车经三原去淳化，到阎揆要的特务第二团。张依中还说，杨虎城已给阎团长打过电话，说你是中央派去陕北谈判的大员，名叫赵仲远，要阎亲自接待，叮嘱汪锋不可露出马脚。次日下午4点左右，汪锋一行到达淳化县，阎揆要已在城南门外等候。送行的杨虎城部高参王世英向阎揆要介绍汪锋是“中央大员”赵仲远先生时，阎揆要摸不清头脑，只是点头。回到团部后，阎揆要说，原来“中央大员”就是你。汪锋在阎揆要的一〇五七团团部住了一夜，阎揆要派连长雷展如（中共地下党员）将汪锋顺利护送到苏区边界。
1936年6月，中共陕西临时省委组织部部长和中共中央交通员孙作宾与高克林受临时陕西省委的委托，赴陕北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并带去杨虎城、孙蔚如愿意同红军互不侵犯、联合抗日的口信。孙作宾与西北军著名爱国将领孙蔚如有亲族关系，陕西地下党最困难、最危险的工作都是孙作宾去做，工作顺利万事大吉，一旦被国民党军警抓住，孙作宾便亮出同孙蔚如将军的关系，由孙蔚如搭救，又逢凶化吉。孙作宾和高克林到陕北后，在安塞真武洞见到了叶剑英、李维汉，并由李克农安排，向毛泽东、周恩来详细汇报了杨虎城和孙蔚如的政治态度及中共陕西地下党情况，还介绍了阎揆要的工作和思想情况。毛泽东主席亲自写了一封给孙蔚如的信，在信中毛泽东明确肯定了杨虎城、孙蔚如的爱国热忱，表明红军对双方联合的热情和具体做法，周恩来则对中共陕西地下党当时的工作做出了明确指示，同时，给阎揆要写了亲笔信[1]：
党中央派汪锋到白水转送周恩来给阎揆要的信，传达了周恩来关于如何在十七路军开展党的工作的谈话。汪锋和临时省委的崔廷儒一起在阎揆要所在团主持建立中共特务第二团委员会，统一领导各个营、连、排的党支部和党小组的工作，被称为是“共产党的干部仓库”。
8月，汪锋和叶剑英、彭雪枫、边章伍、潘汉年、吴自立、刘鼎、刘克东等8人化装成南京大员，来到西安。叶剑英率领其他人去做东北军的工作，汪锋率刘克东在杨虎城部队的阎揆要团团部设立了电台，直接和中央联络，先后受叶剑英和周恩来的指挥，在西安经历了西安事变的全过程。
10月，蒋介石调集30个师的兵力，摆在平汉线南段和陇海线西段，并亲自飞赴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剿共”。张、杨部队经过抗日教育，都不愿意打内战，他们便以“部队情绪低落”为由，婉言加以抵制。蒋介石到洛阳进行军事部署后，于12月4日再度来到西安，提出两个办法向张、杨“摊牌”：一是将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全部开赴前线，向红军“进剿”；二是张、杨如不愿打内战，立即将东北军调到福建，第十七路军调到安徽，将陕甘两省让给中央军。
当时阎揆要的第一〇五七团已驻防渭南地区，西安事变前夕，他正在西安开会，那几天气氛很紧张，街上贴有“反对内战，一致抗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等标语。11日那天，杨虎城对他说：“阎团长，赶快回部队加强防范，特别要注意东面的情况。”他领会了杨虎城的意图，当即表示：“杨主任，请放心，我决不会让东面部队入关。”他连夜赶回部队对营连干部进行紧急动员，要求搞好战备，随时应付突发事件。[4]
次日晨，阎揆要接到西安电话，张、杨对蒋介石实行“兵谏”扣留了蒋介石，陈诚等军政大员也被逮捕起来。他怀着激动的心情，把这个消息向全团宣布后，大家欣喜若狂。他叙述了这几天西安1万多学生游行的情况后说：“蒋介石反对抗日，逼着我们去‘剿共’，张、杨被‘逼上梁山’再无路可走了，只得采取断然措施……”士兵们异口同声地说：“我们拥护张、杨决策，反对卖国政府！”
西安事变后，阎揆要每天收到西安的情况通报。南京政府一片混乱，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主张“讨伐”张、杨，轰炸西安。几天以后，何应钦即令卫立煌带着13个师向潼关开进，飞机不断在渭南、西安上空侦察。这时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在西安到潼关一线严阵以待，阎揆要率团驻在杨虎城的家乡蒲城，每天派出小分队侦察，日夜构筑工事，准备迎击国民党亲日派的进攻。
12月22日，阎揆要从通报中获悉，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于16日到达西安后，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问题，先后和张学良、杨虎城会谈。宋子文、宋美龄到达西安后，又以张、杨通电的八项主张为基础举行谈判，最后蒋介石被迫接受了“几项诺言”，谈判初步达成协议。蒋介石和陈诚等数十名官员均被释放。当时，团里许多士兵想不通，阎揆要也不甚理解。正在这时，周恩来从西安给阎揆要打来电话，传达了党中央的指示，分析了当时形势，讲解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意义。他说：“如果我们杀了蒋介石，不仅不能解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问题，反而会引起混乱局面，这就中了亲日派的诡计，日寇也会乘机吞并中国。”周恩来还对阎揆要说：“你是团长，要向全团士兵进行教育，讲清阶级斗争要服从民族斗争的道理。”周恩来副主席的指示，使阎揆要茅塞顿开，受到深刻的教育。[5]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国民党放弃了内战政策，成为中国革命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从此开始了国共重新合作的新时期。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阎揆要接到上级命令，率第一〇五七团从渭南开赴华北抗日前线，保卫北平。阎团到达高碑店附近时，战事急剧发展，北平城已被日军控制。战区长官命令阎团转赴忻口方向，接替阎锡山部队，正面阻击日军，阎揆要率领全团经过十多天的徒步行军，于一个黄昏到达忻口前线。
忻口，古为军事要地。位于太原北面100公里的忻（县）定（襄）盆地北部，是五台山、云中山东西两山峡谷中的一个隘口。在这个峡谷川道中，凸起一条高度不大，南北长16公里，东西宽3公里的山岭，头枕界河铺，脚伸至秦城。忻口镇紧贴在山岭北端右侧脚下，地势十分险要。以界河铺为基点，左侧是连绵起伏的云中山，右侧为岗峦重叠的五台山，恰如这盆地的葫芦口。在地理上是出入晋中的交通孔道；在军事上是屏障太原的最后一道防线，可称之为战略咽喉要地。忻口的守与失直接关系到太原的安危。
9月下旬，雁门关至平型关内长城线中国守军激战数日重创侵华日军后，于10月1日全线撤退。日军从茹越口突入，进占繁峙后，集结于代县附近，准备攻打忻口，攻取太原。中国军队在忻口集中8万兵力，计划乘敌立足未稳，将坂垣师团消灭于云中河谷。
此时，气焰嚣张的日军坂垣师团已突破我军阵地，守军阎锡山部队已溃退，战区指挥部命令第一〇五七团“连夜收复已失阵地并坚守之”。阎揆要迅即将全团梯次展开，采取正面突击加两翼包抄的办法，发起迅猛攻击。固守忻口主阵地的日军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火力十分密集，燃烧弹一烧一大片，强烈的探照灯使我军难以隐蔽靠近日军，阎团官兵伤亡很大，两个营长负重伤，阵地久攻不克。
在一夜激烈的冲杀中，阎揆要多次抵近前沿观察，调整部署，鼓舞士气，当时烧伤的官兵较多，阎团长当即组织教授了“滚地灭火法”。拂晓前，他再次潜到前沿，仔细观察，选定攻击路线，将他精心培养的骨干力量第一营预备队拉上前沿阵地，阎团长向二连长冯志荣（中共地下党员）下达了战斗任务和简短指示，并组织火力掩护。预备队迅速发起冲锋，经过多次冲击和反复争夺，第一〇五七团终于夺回了阎锡山部队丢失的主阵地。阎揆要及时将官兵们英勇壮烈的事迹上报战区总指挥部。
在攻占忻口主阵地后，阎揆要一面组织打扫战场，一面组织抢修工事，实施坚守防御。号称“钢军”的日军坂垣师团哪能甘心于自恃必胜的攻势受阻，不断组织兵力，在空军、炮兵的掩护下轮番进行疯狂的反攻，阎揆要团经过14个昼夜的浴血奋战，全团官兵伤亡三分之二，共产党员伤亡近200人，直至忻口前线部队奉命撤退前，所守阵地无一丧失。为此，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特发嘉奖第一〇五七团的嘉奖令，并奖给二连长冯志荣大洋1000元，冯志荣拒领奖金，他说：“战死的烈士才是真正的英雄。”正在太原的周恩来不无感慨地说，这些共产党员尽到了中国人民抗日的责任，牺牲得值得！[6]第五二九旅一〇五七团阎揆要团长、团党委负责人汪锋抵达山西交城之后，向周恩来同志汇报忻口战况时，周恩来指示：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尽可能不要撤到河西。第五二九旅遂开至离石县。到碛口镇时，受到八路军留守兵团及地方群众的热烈欢迎，关系相处十分融洽，并在留守兵团的帮助下，开始整训部队。中共中央派南汉宸率慰问团来到部队慰问，并赠送了许多慰问品，鼓舞了士气，同时帮助整顿党的组织。
1937年秋，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停止在友军中发展党的秘密组织，阎揆要撤离国民党军，奉令调回八路军总部工作，旋任八路军前方指挥部科长。阎揆要跟随朱德总司令深入华北敌后创建抗日根据地。朱老总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以及他平易近人、艰苦朴素的作风，都给阎揆要以深刻的教育。
1938年春，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司令部参谋处处长的彭雪枫，调赴河南确山竹沟，任中共河南省委军事部部长，阎揆要接任彭雪枫参谋处处长，后任军政处处长。
1940年8月，为了尽快提高新部队的战斗力，八路军总部和中央北方局决定成立巡视团，周桓任团长，阎揆要任副团长。巡视团下设军事、政治两个研究室和一个负责训练营连干部的军事教导营，加上警卫连和电台，共300余人。巡视团负责检查指导调研各抗日根据地的工作，帮助新部队进行整训。
8月25日，百团大战刚刚打响，彭德怀、左权、罗瑞卿、陆定一立即签发了《巡视团的派出及其工作的规定》的通知，要求所属各部队予以配合。尔后，巡视团在周桓、阎揆要的率领下，在百团大战的炮声中出发了。巡视团下去之后，先后深入到冀西、冀南、冀鲁豫等军区和一一五师教三旅、教四旅的连队，一面参加破路斗争，一面帮助整训部队。教导营共培训5期，训练了约1500名干部。
由于日军封锁平汉线，总部授权周桓、阎揆要，一般问题就地解决，重大问题请示总部。巡视期间他们曾两次冒着日军的封锁，回总部汇报解决问题。一次是在1941年的二三月间，巡视团发现冀南把大部游击队都编进了主力，因而群众游击战开展不起来，群众不能及时得到游击队的掩护，主力军也得不到游击队的配合，成了光杆跳舞。周桓、阎揆要将此报告总部，彭德怀、罗瑞卿乃指示他们同冀南军区政委宋任穷、司令员陈再道等一道回总部汇报工作。彭德怀、罗瑞卿和一二九师刘伯承、邓小平亲自听取汇报，纠正了将游击队全部编到主力部队的倾向。另一次是同年9月，巡视团发现有些地方执行锄奸政策过“左”，把不是汉奸的人也当汉奸抓了，影响了群众的发动。回总部汇报后，引起总部的高度重视，立即通知各根据地予以纠正。
巡视团在各根据地巡视期间，同当地军民一道参加反“扫荡”，一道参加百团大战，有不少巡视团优秀干部牺牲在战场上。其中去冀中军区工作的30名干部，有20人在日军的“五一大扫荡”中牺牲。
1942年7月，巡视团在冀鲁豫军区巡视工作结束后，经冀鲁豫军区杨得志司令员向总部请求，阎揆要担任了军区参谋长。在艰苦、激烈的敌后斗争中，阎揆要协助司令员杨得志积极开展游击战争，拔除了日伪军数十个据点，粉碎了日军的“扫荡”和“清剿”，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迟滞了日军的“蚕食”。
他上任后，在冀鲁豫军区司令部建立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值得一提的是集体办公制度。每天晚上，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军区政治委员黄敬，副政治委员苏振华及有关领导都到作战室集体办公，阎揆要总是先到，批阅文件、电报，能处理的就及时处理，需集体决定的就提出建议，供军区领导研究时参考。首长集体办公制的建立和贯彻执行能集思广益，对根据地建设和对敌斗争的正确决策指导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军区初建时期，由于情报系统不健全，侦查工作薄弱，对当时敌情不能及时准确的掌握，因而在对敌斗争中比较被动，在日军几次大的“扫荡”中受到了较大的损失。特别是1941年日寇的“四一二大扫荡”，使冀鲁豫军区军民损失惨重。日伪军1万多人，分五路向我军区机关、部队驻地猛烈扑来。时值傍晚，沙尘弥漫，当发现敌情时，日寇各路坦克、汽车、骑兵已蜂拥而来，形成了“铁壁合围”之势。马上突围是来不及了，军区领导当即率领机关、部队撤到沙岗中的树林里，就地隐蔽，而后借黑夜和大风的掩护，从两路敌人中间，穿插到濮阳西北，再移到内黄东北，最后跳到苍县西北的观城，才突出了日军的重围。而掩护军区机关转移的第四团除一个连部分突围外，其余全部壮烈牺牲。日寇在军区中心地带停留三天，就烧毁周围村庄139个，屠杀百姓3400多人。时隔不久，日寇又发动了“九二七大扫荡”，日伪军共1万多人，于9月27日拂晓突然对冀鲁豫根据地的濮（县）范（县）中心区进行“铁壁合围”，虽然军区领导经多次激烈战斗跳出了合围圈，但我后方机关、学校和地方武装还是损失了1万多人。阎揆要担任参谋长后，立即着手建立情报工作系统，对军区和军分区的情报部门进行了调整和加强，地方上建立了情报站、敌工站，选派一批人员打入伪军，并在伪军中物色情报人员。一个健全的情报系统逐步建立起来。接着，他让各军分区向敌占区派出武工队、侦查队，袭扰敌军，搜集情报，掌握敌军动向。他还从冀鲁豫军区到太行山八路军总部之间，湖西至鲁南之间，利用伪军和地方关系，恢复了地下交通线，几年中，从这两条交通线，西上太行、延安，东下山东、华中根据地的干部共达4000多人，刘少奇、陈毅等领导，就是经此秘密交通线到达延安的。
此后，冀鲁豫军区能及时地了解敌情，在日军新的“扫荡”中大大减少了损失，掌握了军事斗争的主动权。从1943年9月21日开始，日军对冀鲁豫根据地发动了更大规模的“秋季大扫荡”，由津浦、陇海、平津铁路沿线，调集第三十二、三十五、五十九师团和骑兵第四旅团各一部共3万多人，配属汽车、坦克，并在飞机的支援下，以分区“铁壁合围”“连环合击”“拉网扫荡”的战法，依次合围我湖西、鲁西南、运东、沙区。由于我敌情工作的加强，已预先了解到敌人的企图，及时做了反“扫荡”的周密部署，在日军展开外线运动时，军区机关和第二军分区部队都适时安全转移到敌人合击圈之外，敌人这次规模最大的“扫荡”，在我内外线部队的不断打击下失败。此次“反扫荡”，我军共进行大小战斗300多次，歼灭日伪军4000多人，并恢复和开辟了一些新的根据地。
1943年5月，国民党军第二十四集团军正副总司令庞炳勋、孙殿英率集团军大部向日军投降，与伪军一部合编为伪第二十四集团军，下辖暂编第五、第六、第七军和独立第一、第二旅及太行保安队等部，盘踞于平汉铁路（今北京至武汉）新乡至安阳段各要点及其两侧地区。
7月10日，伪军第二十四集团军之暂编第六军杜淑部与伪独立第一、第二旅约8000余人，侵占了冀鲁豫区卫河以南滑县、长垣之间焦虎集、瓦岗集地区，不断袭扰抗日根据地。为消灭进犯该地区之日伪军，保卫和扩大抗日根据地，八路军冀鲁豫军区根据总部统一作战意图，采纳阎揆要建议，抓住伪军孤军深入、兵力分散及内部派系矛盾突出等有利条件，集中兵力，发起了卫南战役。首先歼灭卫河以南突出之伪军，尔后歼灭暂编第六军主力。30日，杜淑率主力2000余人向冀鲁豫军区官桥一带进攻。冀鲁豫军区第四军分区以新编第四路军坚守阵地，吸引伪军，以第十六、第二十一团由两翼向其侧后包围，突然出击，毙伤其240余人，俘伪团长以下840余人。31日夜，第十六、第二十一团各一部与冀鲁豫军区卫河支队、骑兵团一部密切协同，突袭驻焦虎集之伪军第七师师部，经激烈巷战，歼其800余人。8月2日，第四军分区部队突然强袭瓦岗集，激战至3日上午，全歼伪军独立第一旅1600余人。冀鲁豫军区部队三战皆捷，稍作休息后，于19日远途奔袭驻袁庄之伪军第七师残部及伪独立第二旅。部队首先集中主力，与由大范庄增援之伪军展开激烈白刃战，将其击溃后又集中主力猛攻袁庄之伪军，迫使守军投降，全歼伪军第七师残部及独立第二旅，俘伪师参谋长以下2200余人。当晚，第四军分区部队乘胜向杜淑部暂编第六军军部驻地大范庄发起总攻，歼其一部，残部向卫河以西溃逃，战役结束。
此役，八路军共歼灭伪军5600余人，缴获轻机枪35挺、长短枪2000余支，沉重打击了伪军的嚣张气焰，恢复和开辟了卫河以南抗日根据地。卫南战役是1943年八路军对日伪军发动的规模较大的进攻战役。由于正确地判断了敌情，周密地部署了兵力，充分地利用了日伪军的内部矛盾，成功地运用了奇袭、强攻和大胆穿插、分割包围等战术，发扬了我军英勇顽强和连续作战的作风，因而取得了重大胜利。这次战役的胜利，给进犯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日伪军以歼灭性打击。日伪对卫南抗日根据地“扫荡”和“蚕食”的阴谋遭到彻底失败，极大地鼓舞了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军民的抗战士气，扩大了共产党、八路军在群众中的影响，为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军民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1月，八路军冀鲁豫军区部队在河南省濮阳城东南八公桥地区对伪二方面军总部发动进攻战斗。当日伪军向冀鲁豫、太岳抗日根据地大“扫荡”时，伪二方面军孙良诚部亦进占濮阳城及其周围地区，安设据点、修筑碉堡百余处，“蚕食”抗日根据地。阎揆要根据其据点、碉堡稠密，兵力较强的特点，向杨得志司令员和黄敬政治委员建议集中主力，采取“掏心”战法，首先深入其纵深，消灭总部，尔后各个歼灭该部伪军。为了迷惑伪军，冀鲁豫军区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军分区主力部队集中于濮阳城东南地区，佯做向东进攻态势。16日夜，第二军分区第七、第八团经过20公里急行军，秘密绕过外围据点，直插八公桥附近，乘夜暗风大，伪军麻痹之机，突然向八公桥伪军据点发起攻击。经激烈战斗，歼其大部；伪军残部及特务团一部退至中心碉堡顽抗。17日上午，冀鲁豫军区部队加强攻击兵力，突破伪军中心碉堡，全歼伪二方面军总部及特务团等部。尔后，军区部队乘势扩大战果，以军事打击与政治攻势相结合，连克王郭庄等据点、碉堡。濮阳周围伪军据点惧怕被歼灭，纷纷逃回濮阳城，伪副旅长刘侠起义，战斗结束。此战，冀鲁豫军区部队攻克伪军据点、碉堡17处，歼灭伪军2150人，生俘伪二方面军参谋长甄纪印，粉碎了伪军“蚕食”抗日根据地之图谋。
抗日战争进入反攻时，冀鲁豫军区及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领导人分赴山东、东北就任新职，中央任命王世泰为联防军司令员，习仲勋为政治委员，王维舟、阎揆要为副司令员，张仲良为副政治委员，张文舟为参谋长。此时，联防军仅指挥陕甘宁边区部队。
抗战胜利后，阎揆要到延安担任中央军委一局局长。1945年8月21日，晋绥野战军和晋绥军区从联防军建制内调出，直属中央军委领导。不久，胡宗南奉蒋介石密令向陕甘宁边区淳化县爷台山发起进攻并袭击了旬邑、耀县等地。联防军立即成立了爷台山反击战临时指挥部，组织部队反击作战，最终收复了爷台山等全部失地，保卫并巩固了陕甘宁边区。
1946年4月2日至27日，边区第三届参议会在延安召开。出席会议的参议员139名（其中候补参议员21名）。这次大会是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召开的，是一次民主团结的大会。这次大会的中心议题是争取和平与民主，把边区建设成新民主主义的模范民主自治区。大会开幕典礼是在隆重、和谐和欢腾的气氛中进行的。在副议长谢觉哉致开幕词后，朱德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致贺词，他称赞了边区在八年抗战和建设中做出的贡献，及其对各解放区和全国的伟大模范作用，希望把边区建设成和平民主新中国的更光明的灯塔，更坚强的堡垒。大会从第3日至第14日，进行各项政府工作报告、质询及讨论。阎揆要、贾拓夫、王子宜、周兴、唐洪澄等就军事、财经、减租减息、司法、保安及干部问题做了重要发言。会议还选举任命了边区政府各部门负责人，王世泰任边区政府保安司令部司令员，阎揆要任副司令员。
第三届民选政府成立以后，蒋介石发动了全面内战，胡宗南调集军队准备向边区进攻，边区随即转入战争状态。共产党领导的各解放区部队经过7个月的自卫战争，歼灭来犯的国民党正规军56个旅，被歼灭人数已超过国民党进犯解放区部队的四分之一。国民党军队已开始失去军事上的主动地位，人民解放军开始在几个战场上夺取了主动权。为统一全党对当前形势的认识，做好迎接中国革命新高潮的思想和物质准备，中共中央于1947年2月1日在延安枣园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简称“二月会议”），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出席会议，讨论和通过了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党内指示。会后，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以晋绥军区第一纵队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所辖新编第四旅、教导旅、警备第一、第三旅，共6个旅2.8万余人组成陕甘宁野战集团军，张宗逊任司令员，习仲勋任政治委员，王世泰任副司令员，廖汉生任副政治委员，阎揆要任参谋长，徐立清任政治部主任。3月初，野战集团军以一部兵力出击陇东，以调动准备进攻延安的国民党军。
3月13日，国民党军以34个旅25万余人，向陕甘宁解放区发动进攻。其中，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所部15个旅14万余人从南线直攻延安。为了加强陕北地区的作战指挥，16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所有驻陕甘宁解放区的野战部队和地方武装，统归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彭德怀和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指挥。同时，成立西北野战兵团，撤销陕甘宁野战集团军番号。19日，西北野战兵团胜利完成了中共中央、人民解放军总部和人民群众安全撤离延安的任务。3月25日至5月4日，阎揆要协助彭德怀、习仲勋指挥西北野战兵团以2万余人的兵力，在粮食、弹药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连续进行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次战役，歼国民党军3个旅及地方团队一部共1.4万人。经过这三次战役，初步稳定了西北战局。5月下旬至7月上旬，阎揆要协助彭德怀、习仲勋率西北野战兵团挥师陇东，北进三边，收复了环县、定边、安边、靖边等地，共歼西北行辕副主任马步芳、马鸿逵所部2400余人。巩固了解放区，并为战略反攻创造了条件。
1948年6月，阎揆要出任西北野战军参谋长，在协助彭德怀西府、陇东战役后，为配合东北、华东、中原及华北人民解放军的战略决战，指挥西北野战军于8至11月间，先后发起了澄（城）、（大）荔北和冬季三次战役，歼灭国民党军5.9万余人，牵制了胡宗南部于西北战场，有力地配合了其他战场的作战，并扩大和巩固了陕甘宁解放区，为尔后解放整个大西北地区创造了条件。
1949年2月1日，遵照中共中央和军委1948年11月1日颁布的《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规定》，和1949年1月15日关于各野战军番号改按序数排列的决定，西北野战军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在组成第一野战军领导成员时，毛泽东曾与彭德怀商量，要调张宗逊或是阎揆要到军委工作，彭德怀皱起眉头说：“一野需要他们，您若委以重任，我不能本位主义，只有服从了。” 毛泽东笑了：我知道调他俩你不高兴。” 彭德怀说出了心里话：“不仅是我彭德怀离不开他俩，更是西北战场离不开他俩。将不明，则三军大倾；将不精微，则三军失其机。我们多年合作，互补互助，相辅相成：有他俩在，我思路活跃；若没他俩，我脑子板结得用铁锤也难砸开条缝儿。况且，他们对西北地形熟悉，对胡宗南吃得透彻。”毛泽东笑得更开心了：“如此看来，若解放大西北，就不能动你的这哼哈二将喽。没想到你彭老总早搞桃园三结义喽！”[7]张宗逊和阎揆要，既是彭德怀的左膀右臂，也是他的得力智囊，多年的相知相处，他们深为彭德怀所器重；同时，他们也非常敬重这位身为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员的老首长。特别是阎揆要，在黄埔军校时，他和胡宗南同班，对胡宗南的脾气、秉性、志趣、爱好，尤其作战招数明察秋毫。彭德怀说西北战场离不开他们那是大实话。他们熟悉西北、熟悉胡宗南，这只是其一，更重要的是，在我军弱于胡宗南军，更弱于胡马联军的情况下，就更需要他们这二位足智多谋的强将了。
6月，蒋介石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幻想在华北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和第十九兵团尚未入陕之际，令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联合反扑西安。阎揆要协助彭德怀率第一野战军首先在眉县歼灭胡宗南的第三十六军一部，入陕的第十八团继在咸阳予青马军以重创。胡、马联合反扑受挫后，被迫西撤，企图凭借有利地形建立作战联盟，阻止解放军西进。此时，第一野战军辖4个兵团，兵力达40万，超过了国民党军。根据中央军委关于解放大西北的战略部署，以1个兵团钳制“二马”，集中3个兵团歼灭胡宗南部主力于扶（风）眉（县）地区，迫使其残部退守汉中。
为了共商破敌大计，野战军前委于7月6日在咸阳第十八团司令部召开前委扩大会议。根据中央军委关于“先打胡”的方针，彭德怀司令员于6月下旬向各兵团首长发布消灭胡宗南的部署，要求各兵团务于7月8日前完成一切战斗准备。
彭德怀认真听取大家意见，不断完善作战方案，并提出作战方针是“‘钳马打胡’，力争在漆河、千河之间歼灭胡宗南主力”。接着，阎揆要参谋长按彭总的作战部署下达了各兵团作战任务。战役打响前，为迷惑敌人，隐蔽作战意图，我军担任助攻的部队从南北两翼开始了行动。7月10日，北线的第十九团按计划进入阵地，摆出要进攻的样子，使其不敢轻举妄动。而担任卫戍西安的第六十一军则向子午镇发起进攻，使胡宗南一时摸不清我军总的作战意图。
扶眉战役，一次歼灭胡宗南部队4个军、4.4万人，并割裂了胡宗南部与马步芳、马鸿逵部的联系，使西北战场军事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加速了解放大西北的进程。扶眉战役的重大意义，不仅是打垮了胡马联盟，使关中地区全部解放，更重要的是为解放全西北、支援西南战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扶眉战役后，阎揆要又协助彭德怀率部西进。固关一战，西进的解放军歼灭了马步芳的精锐骑兵第十四旅，粉碎了青马军守陇南、宁马军守陇东的计划。马步芳急调青海兵团2个军和新成立的骑兵军共7万余人，退守兰州、临洮地区。第一野战军决心集中优势兵力首先歼灭马步芳部。
兰州是西北第二大城市，是国民党统治西北的政治、军事和经济中心，北有白塔山，南有皋兰山，黄河从中穿流而过，一座清末年间修建的铁桥横跨两岸，是北驰宁夏、内蒙古，西接青海、新疆，东往陕西、河南的交通要冲，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城南逶迤数十里的山脉，从东到西依次为马家山、豆家山、狗娃山，峰峦高耸，互为依托，成为兰州的天然屏障。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第8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修筑了永久性国防工事，明碉暗堡，沟壕相通，盘山公路直通主峰，地势险要，易守难攻。马步芳、马继援父子认为固守兰州是他们生死存亡的关键，企图在兰州与第一野战军决战。
兰州战役是解放大西北的最后一次战略决战。解放军与青马军决战兰州，毛泽东曾在7月6日《解决大西北的方针》中明确指出：“对青宁二马，应区别对待，首先打击马步芳，歼灭了青马即可基本解决西北问题。”当时阎揆要协助彭德怀确定的作战方针，是力争同马步芳在兰州决战。8月4日，阎揆要根据第一野战军的作战计划，向中央军委电告了其作战部署，中央军委接到报告后，即于8月6日回电：
第一野战军按照中央军委的电报精神，及时对战略部署进行了调整。阎揆要按彭德怀的作战部署，向各兵团下达了作战任务：即以第十九团六十四军牵制宁夏马鸿逵部，集中绝对优势兵力，首先歼灭青海马步芳军。第一野战军以锐不可当之势，9天追击1400里，解放16座县城，于8月20日抵达兰州近郊。第一野战军司令部也进到兰州东南的乔家营，阎揆要及时把司令部的情报送交彭德怀。得悉马步芳的第八十二军的3个精锐师分守马家山、营盘岭、沈家岭三个主阵地时，阎揆要对彭德怀说：“马步芳野心勃勃，气焰嚣张，妄图凭借东、南、北三面环山，中夹黄河的有利地势和抗战时期修筑的国防工事坚守兰州。”彭德怀说：“我们就希望他在这里决战，如果跑回青海，对解放军今后作战不利，还会迟延解放大西北的时间。”彭德怀深思了一会又说：“我考虑要在这里全歼守敌，一是要夺取兰州主要屏障南山，二是要控制敌人北撤的退路黄河铁桥……”阎揆要立即按照彭德怀的意图，下达了作战命令：第十九团之六十三军攻打十里山、豆家山，第六十五军进攻马家山、古城岭，第二兵团之六军攻战营盘岭，第四军进攻沈家岭、狗娃山，第三军为总预备队。8月21日，第一野战军先以九个团的兵力向马家军主要阵地豆家山、古城岭、营盘岭、沈家岭发起试攻。但是，马家军明碉暗堡星罗棋布，工事非常坚固，各团经过两天激烈的战斗，没有攻下一个阵地，却遭受了重大伤亡，其中仅第六十五军就伤亡近800人。彭德怀听了汇报后，立即用电话向各部队指挥员打电话，命令部队停止进攻，认真总结作战经验教训。第二天，阎揆要陪同彭德怀深入前沿阵地，用望远镜一面观察马家军布防情况，一面带着自责口气说：我们对敌情摸得不清，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如何摧毁马家军坚固的工事，前指要开会好好研究一下。
23日至24日，前指和各部队分头开会，发扬军事民主，针对马家军情况，研究攻击战术。接着，阎揆要参谋长让司令部发出进攻兰州的战术指示，强调指出：“青马匪军在全国也是有名的顽敌，我们对他要有足够的估计，并做充分的精神准备，力戒轻敌、骄傲、性急。”他要求各部队“进攻时需要仔细侦察，摸清敌情，精密计划，充分准备”，“集中优势兵力、火力、技术于一点，一个一个山头、房舍、阵地，逐次消灭敌人。不攻则已，攻必奏效。”
22日，阎揆要收到第1兵团攻占临夏的电报，急忙送交彭德怀。彭德怀看后走到地图前用手一指，第一兵团正向西挺进，直捣马步芳的老巢西宁。坐镇兰州的马步芳，得到解放军攻占临夏直取青海循化的消息，惊恐万状，于24日急令骑兵第八旅和几个骑兵团调回青海。当天傍晚，这个发誓要“督师南山、抬棺而战”的马步芳，在兰州乘飞机仓皇奔赴西宁，把守备兰州的重任交给他的儿子、陇东兵团司令马继援。
解放军经过三天认真准备，几百门火炮全部进入前沿阵地。全军将士经过战斗动员，斗志昂扬，决心攻克兰州，为解放大西北再立新功。阎揆要传达了彭德怀的命令，25日拂晓，各部队向兰州发起总攻。顿时炮声隆隆，震撼了兰州大地，各部队以准确的炮火，轰击马家军前沿工事，继以熟练的爆破技术，炸垮马家军层层外壕，接着各路步兵排除马家军的地雷、铁丝网等重重障碍，迅速冲向马家军阵地，并打垮了顽军数十次反扑，占领了守军一些前沿据点。下午5时，阎揆要传达彭德怀全线出击的命令，在东起马家山，西至狗娃山，长达50公里的南山防线上，解放军向守军发起最后攻击。经过几个小时的激战，第六十三军攻占了十里山、豆家山，第六十五军夺取了马家山、古城岭，第六军占领了营盘岭，第四军已把红旗插上沈家岭。这时，马家军开始紧缩兵力，退向兰州市区，解放军咬住马家军不放，发起连续进攻。午夜，第三军奉命配合第四军攻占了狗娃山，预伏在七里河地区的第七师，投入战斗，攻入市区小西湖。彭德怀对阎揆要说：“立即通知他们，赶快抢占黄河铁桥，挡住敌人退路。”第七师跑步向西关速进，第十九团三营尾追马家军不放，仅用一个小时便抢占了黄河铁桥。26日早晨，第四、六、六十三、六十五军分别从东、南、西三面攻入市区，守军失去指挥，乱作一团，被解放军一一缴械。上午11时，解放军通过黄河铁桥，攻占城北白塔山，敌总指挥马继援乘吉普车由庙滩子逃向西宁。至此兰州战役胜利结束。解放军共歼灭马步芳精锐部队及保安团队2.7万余人，为解放大西北奠定了基础。
兰州解放后不久的一天，在第一野战军前委工作的阎揆要小姨妹肖林和爱人王俊（后任兰州炼油厂首任党委书记）带着三个子女去“三爱堂”看望阎揆要。阎揆要非常高兴，对他们说：“我们两家人都参与了兰州的解放斗争，我们应当为此感到无上的荣光。可以讲，兰州战役是我军西北战场最重要的一次战役；兰州一解放，西北大地光复指日可待。在我们欢庆兰州解放的喜庆日子里，我们特别怀念那些为解放兰州而光荣献身的指战员们。要知道，他们献身的场面是何等感人！他们个个头部朝向兰州匍匐在地，似乎是爬也要爬到兰州，不解放兰州死不瞑目。这次战役中我军牺牲的级别最高的指挥员是王学礼团长。[9]学礼同志是我的老部下，他一贯作战英勇，身先士卒，冲锋在前。他的牺牲让我非常悲痛。他虽然牺牲了，但他的精神不死，他永远活在人民心中。我为有这样一位战友感到自豪。”
肖林和王俊含着泪水听完了阎揆要的一席肺腑之言，动情地说：“姐夫，请放心，我们自小参加革命，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王学礼同志能做到的，我们也能做到。”
国民党西北长官公署副长官马鸿逵的宁夏兵团3个军7万人，不敢应援，退守吴忠、银川地区。阎揆要协助彭德怀指挥第十九团，从兰州、固原地区分三路向宁夏省会银川挺进，先后解放靖远、同心、中宁等县城。9月19日，马鸿宾的第八十一军在中卫县宣布起义。接着，第十九团又分别攻占青铜峡、金积、灵武，歼灭宁夏兵团主力第一百二十八军。23日，第一百二十八军军长卢忠良、宁夏保安司令部参谋长马光天、省政府秘书长马廷秀在和平解决宁夏问题的协议书上签字，但因宁夏兵团的贺兰军和第十一军在此之前，均已不战自溃，故该协议未能生效。当日，解放军进驻银川市，宁夏兵团残部投诚，宁夏遂告解放。
国民党驻甘肃的第九十一军和第一百二十军退往河西走廊，第一百一十九军于扶眉战役后退至陇南武都。阎揆要在彭德怀的指挥下，将部队兵分两路，一路沿河西走廊向新疆进军，解放武威、临泽、高台，另一路解放西宁后，越过祁连山，攻占民乐，截断国民党军西逃之路，解放张掖。9月25日，国民党在酒泉地区的部队在第8补给区司令曾震武和西北长官公署副参谋长彭铭鼎率领下，通电起义。12月9日，驻武都的国民党第一百一十九军长王治岐和副军长蒋云台率部通电起义。至此，甘肃全境解放。
第一野战军指战员解放了陕、甘、宁、青四省全境后，兵分两路，一路由贺龙率领进军川北，一路由彭德怀率领进军新疆。国民党西北军政副长官兼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新疆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包尔汉在与中共联络员邓力群取得联系，并在新疆内部进行了一系列工作后，接受中共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率领所部7万余人于9月25日、26日分别通电起义，新疆宣告和平解放。
1949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第一野战军与西北军区合并，称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阎揆要任参谋长。1950年4月，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决定，第一野战军和兵团番号撤销，所属部队归西北军区建制。
阎揆要在协助彭德怀加强部队建设的同时，还积极参加地方政府的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他还担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北军政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委员，组织部队开展剿匪、生产、屯垦戍边，协助地方建党建政、土地改革等工作，为巩固西北各地人民政权，维护社会治安，恢复和发展生产，保障部队供给，做出了重要贡献。
1952年，阎揆要调任中央军委总情报部部长。为捍卫新中国的国防安全，保障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奉献了满腔热血与聪明才智。1953年2月29日，军委总情报部撤销，划归总参谋部建制。
随着各军种、兵种和各总部机构的相继建立，为对其工作实行严格而有效的监督和检查，及时解决问题，1955年6月22日，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这是全军性的监察机关，是20世纪50年代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八大总部之一，主要负责监督和检查全军的战备、训练、编制、武器、装备、纪律、政治教育和后勤保障等方面的工作。叶剑英担任部长，周纯全、杨至成、陈再道、阎揆要、彭明治为副部长。阎揆要分工负责部队战备训练工作，他按照条令条例要求部队，严格训练，严格管理，对训练中发现的问题，毫不留情地指出，并加以纠正，特别是对干部的要求更加严格。
1955年9月，阎揆要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7年6月，被授予三级八一勋章。
1957年11月15日，总参谋部在上海组织在使用原子、导弹、化学武器条件下方面军抗登陆战役的战役集训，参加集训的有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军区及军区各兵种，高级院校的首长，以及军事学院战役系学员，总共309人。陈赓大将任总导演，总政治部副主任甘泗淇上将任副总导演，许光达大将、李达上将、彭绍辉上将、陈士榘上将、陈伯钧上将、洪学智上将、阎揆要中将、曹里怀中将、刘道生中将、王尚荣中将、万毅中将、陈锐霆少将等为小组教员。苏军总顾问率领顾问和译员共82人进行协助和指导。集训于12月4日结束。陈赓在集训总结中指出，集训中对敌我力量估计、歼敌于陆上、阵地战结合运动战、战役布防、防御工事体系、指挥关系和该方向作战方案等问题曾有很大争论，但最后取得了比较一致的认识，达到了预期的目的。陈赓说：集训根据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从敌强我弱的装备条件出发，研究了战争初期抗登陆战役的指导原则和上海、南京方向可能的作战方案，统一了认识。陈赓还对上海、南京方向抗登陆战役中的一些问题做了解答。
1958年5月，阎揆要调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济南军区是1955年5月1日，根据国务院2月11日关于全国军区重新划分的决定，由原华东军区所辖山东军区改编的。济南军区担任机动防御，驻守范围包括河南、山东两省，防止敌人从海上登陆，掐断北京与中部、南方的联系。时任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舒同。当时，军区组建不久，部队布防还没有完全到位，阎揆要到任后，一边抓部队规章制度的建立，一边针对部队的作战任务抓部队的教育训练，使各项工作很快走上了正轨。他在济南军区工作了两年多，踏遍了各海岛边防哨所，跑遍了军区团以上单位，对重点设防方向进行战役勘察。他还特别重视司令部机关的自身建设，认为面向未来战争需要，应该把“高起点、严要求的第一锤”敲在领导机关的身上。他十分注重抓参谋业务学习，以提高素质，提高指挥能力。
1960年11月，阎揆要调任军事科学院秘书长。军事科学院是中央军委直接领导下的军事科学研究机关，是全军军事科学研究中心，是计划和协调全军军事学术研究工作的机构。它成立于1958年3月15日，德高望重的著名军事家叶剑英元帅出任院长兼政治委员。阎揆要协助叶剑英元帅对中国军事科学做了许多奠基性、开拓性工作。由于军事科学院刚组建不久，没有单独的办公场所，暂时以国防大学一个叫21号的大楼作为院首长办公场所。阎揆要到职后，除负责军事科学院各项办公制度、生活制度的制定外，还负责营建工作。当时正处国家三年困难时期，搞营房建设的材料不足，劳动力不足，建筑公司也不够用，叶剑英和阎揆要找到广东省委书记陶铸，从广州调来工程施工队伍，才完成了两栋楼的修建。
虽然是白手起家，但阎揆要在叶剑英院长的领导下，带领工作人员搞好各项保障，协调军事科学人员克服种种困难，在短短的三年时间内就编写完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第一代战斗条令，解放军从此有了统一的作战思想和作战方法。1965年1月，阎揆要担任了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军事科学院的组织编制也几经调整，至1966年上半年，设有院办公室、政治部、院务部和战争理论、战术、战史、外国军事等4个研究部，以及军事技术直观教研馆，共有研究人员500余人。
1964年12月，阎揆要被推选为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搞军事研究不同于其他研究，必须有实战经验，阎揆要这个从黄埔军校第一期走出来的战将，有着丰富的军事理论和战斗实践，他在组织进行军事研究中，认真搞好传帮带，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围绕军事战略方针调整、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新世纪新阶段国家安全战略和军事战略等重大问题，先后向中央军委呈送了一系列研究报告和信息资料，为军委、总部决策提供了重要的咨询建议和有力的理论支撑。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军事科学院的建设遭到严重破坏，科研工作一度处于停顿状态。1969年11月，全院人员被裁减四分之三，军事技术直观教研馆被撤销。1972年9月，重新调整编制，阎揆要担任了军事科学院顾问，虽然职务退居了二线，但他却重新焕发出了工作激情，积极进行军事基础理论和国防建设、军队建设等重大问题的研究，参与了编修军队的条令、条例和其他有关军事法规等工作，为中央军委、总部决策提供战略性建议和咨询，提供军事学术研究方面的信息。他还认真参与总结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和作战经验，中国历代的、外国的军事理论和经验，探索现代条件下武装力量建设和人民战争的规律。他组织编撰的一批研究报告和理论专著，以及丰硕的军事科研成果为繁荣和发展我国军事科学做出了贡献。
阎揆要不仅在工作上用自己的行动为大家树立了榜样，还在生活中用一名革命老战士、老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阎揆要退车让房的故事，至今在军事科学院传为佳话，表现了一位老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感染了一代又一代的军科人，每当谈及此事，无论是老同志还是年轻人，敬意和感慨油然而生。阎揆要级别为大区正职，上世纪70年代，组织上决定为他更换已经使用多年的老吉姆轿车，配发新的红旗轿车。他多次向组织表示，自己的老车还可以使用，把新车给更需要的同志。有一次，当他的司机把新车领回，开到家门口时，阎揆要当即要求司机把新车退回，并表示，一天不把旧车换回，就一天不乘车外出。再就是，按照规定，阎揆要应该享受大区正职住房，但长期以来，他和老伴一直住在一套军职房内，80年代，正好院内腾出一套大区正职的住房，组织上决定，让他搬进这套房子居住，但他明确表示，我们俩的房子已经够住，建议安排给其他急需住房的同志，始终坚持不搬这个家。有一天，工作人员趁他不在，把家里的花盆等东西搬到新房，阎揆要回来发现后，严肃批评了工作人员，坚持把东西再搬回去。这些事作为一种精神，在当时被传为美谈。
1972年，时任军事科学院院长的宋时轮提议，经院党委讨论决定：院领导任职期间，不允许以任何理由将自己的儿子、儿媳、女儿、女婿调入本院工作。该院原副院长阎揆要退下来后，有人劝他：规矩只管在任领导，如今你休息了，只要张个口，调一个孩子到身边，在任院领导不会驳面子。阎揆要说：“退下来了更应该做出好样子，不能给继任领导出难题。”
1978年2月，阎揆要当选为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并担任文史委军事组组长，总参顾问孙毅将军，原国民党高级将领杜聿明、侯镜如、覃异之等为副组长。军事组是一个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征集研究军事作战历史资料而成立的机构，在征集研究和编辑整理、核实军事资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们从黄埔建军、北伐战争、国共内战、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从国共合作时协同抗战，内战时兵戎相见，到现在都成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大家一起共事，讲团结，讲合作，讲交友，对自己了解的历史资料进行交流。这些老将军们在每一次聚会时都有说不完的话，特别是说到一起兵戎相见的情景时，更是津津乐道，毫无保留。阎揆要经常参加军事组会议，一起研究征稿选题和专题史料的编审工作。他在任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军事组组长期间，除出席会议外，还参与领导了上述内容书籍的出版，以及多部军事历史资料图书的审定等有关工作。经过军事组集体讨论，反复修改，陆续出版了不少军事史书。
1978年12月24日，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为彭德怀举行追悼大会，阎揆要百感交集，把与彭德怀共同战斗、生活的日日夜夜写了下来。1979年5月，他又挥笔写下了诗歌《怀念彭总》：谨从领袖教，三省日日功。铮铮一身骨，是非不苟同。为帅亦为兵，能官又能民。无私自无畏，战斗到终生。祖国将解放，又急辽东邻。功勋誉天下，含冤得众伸。长上复严师，诲我常躬亲。吾虽年已耄，铭教不因循。
1984年6月，黄埔军校同学会成立后，阎揆要被推选为理事。他认为：黄埔军校为国共两党培养了大批卓越的军事、政治人才，对我国革命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产生过深远影响，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现在全国和各省市都建立了黄埔同学会，应该本着“发扬黄埔精神，联络同志感情，促进祖国统一，致力振兴中华”的宗旨，充分发挥其作用。他积极参加同学会组织的各种活动，在一次活动中他提议，应该积极向台湾、港澳和海外的黄埔同学开展工作，期望台湾当局，发扬当年国共两党合作创办黄埔军校的精神，以民族、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以“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为蓝图，共同促进第三次国共合作和祖国和平统一，建设一个繁荣昌盛的新中国。
1990年6月，经军委批准成立第一野战军战史编审委员会，阎揆要担任副主任委员。他虽然年事已高，但在按大区正职离休以后，位退未敢忘忧国，仍积极参与两个文明的建设，特别关心一野战史的编写工作。阎揆要说：编好一野战史，是一项光荣的任务。对于宣传老一辈革命家的历史功绩，继承共产党解放军优良传统，教育部队和后代懂得革命胜利来之不易，都有非常重要和深远的意义。阎揆要积极地参加第一野战军战史的编审工作，为存史、资治、育人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之后还著有《黄埔同学团结协作的忻口战役》《阎揆要回忆录》等。1995年3月26日，阎揆要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赵仕枢 李敏杰）
[1] 此信选自1988年1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周恩来书信选集》，原标题为《统一战线要以同情抗日为标准》。
[2] 王兄，指王超北（1903—1985），陕西澄城人。当时受中共党组织派遣，从事对敌隐蔽斗争和交通运输工作。
[3] 汪兄，指汪锋，1910年生，陕西蓝田人。当时是以中共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在十七路军做党的秘密工作。
[4] 谢德铭、李万良：《他从黄埔军校走来》，载《西北将军传》，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8月版，第98页。
[5] 谢德铭、李万良：《他从黄埔军校走来》，载《西北将军传》，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8月版，第99页。
[6] 王中新、李正义：《血染中条铸国魂——原十七路军三秦儿女抗日片段述略》，载《十六大以来全国党史部门党史优秀成果获奖论文集》，2007年版，第260页。
[7] 刘立波：《血拼兰州》，长城出版社2011年版。
[8] 彭张阎，指彭德怀、张宗逊、阎揆要。
[9] 王学礼（1916—1949.8.25），陕西神木县人。1931年参加革命。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十九期，毕业后任第一野战军第二兵团第四军十一师三十一团团长，在兰州战役中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