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2010）
张邦英，小名考生，字杰丞，化名常方一。1910年5月出生于陕西省耀县（今铜川市耀州区）泥阳堡一个农民家庭。祖辈世代都是农民，父辈兄弟四人，父亲张继周排行第三，忠厚、耿直、勤劳、俭朴。母亲张侯氏和伯叔母也都是谨遵封建传统的“三从四德”思想、能织会纺和勤俭持家的劳动妇女。全家男女老少、兄弟姐妹20多口人，每人有6亩旱地。大伯父、伯母去世较早，全家在二伯父的严加管理下，男耕女织，克勤克俭，家庭主要生活来源依靠种田，以及农闲季节在附近地区跑驮运，增加点收入，并在四叔父与别人合伙开的一个杂货铺的补助下，增盖了一院房子。他们家里每年种的粮食及收入，多半都交了派粮、派款，纳了税，正常年景下仅可得到温饱，每逢荒年便得吃糠咽菜，忍饥受饿。家中还多次遭到兵匪抢劫。在张邦英六七岁的时候，陕西靖国军卢占魁部骑兵部队进驻泥阳堡，在他家住了好多天。不仅要好吃好喝、供草供料，还对他父亲进行吊打，勒索钱财。其父亲被逼无奈，只好将家中女眷仅有的一点走亲戚穿的衣服、戴的首饰交出来，才免遭杀身之祸。曾经有两次，其父兄在冬季外出跑驮运时遭遇土匪抢劫，连牲畜带东西一起被抢去，血本无归，空手而回。
张邦英3岁丧母，很早就失去了母爱。在伯叔母等家人的照料下，从小就一边劳动，一边读书，经常跟着大人干些力所能及的农活和家务，割草喂牲口、田间锄地等，常常早出晚归，没有少出力、流汗。其祖父在世时，因家境贫寒从未念过书，父辈几人中，除四叔父读过几天书识些字外，其他人都是一字不识的白丁。当时，由于受旧社会“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封建思想影响，家里总是希望有个读书人，这样既可以光宗耀祖、给家撑“门面”，又可不受人欺负，因而家中尽最大力量供他和几个堂兄弟上学。他从小勤奋劳动，也刻苦学习，一起学习的几个堂兄弟中，唯有他的学习成绩最好，深受家人的喜欢。由于家中生活负担过重，其他几个堂兄弟在读了几年小学后，不得不辍学务农，只有他从7岁起上学，读完本村初小，又上了县立一高小，以后还考入了中学。而他也未辜负家人的期望，总是省吃俭用，用心读书，取得了好成绩。
辛亥革命胜利后，虽然推翻了腐败的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政治依然腐败、社会依然动荡。帝国主义列强采取各种手段，对我国进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侵略，封建军阀连年混战、争权夺利、鱼肉百姓。幼小的张邦英不仅目睹了自己家的处境，也目睹了当地军阀为发展自己的势力，到处招兵买马、争夺地盘，到处拉夫拉差、打骂百姓、强占民房，随地征粮、征款、征税，横征暴敛，无恶不作。在军阀蹂躏、政府繁重的苛捐杂税和土豪劣绅高利贷的盘剥压榨下，老百姓常常食不得饱、衣不得暖，生活极度困难。一遇灾年，更是苦不堪言。好多人不得不外出逃荒、要饭，卖儿鬻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非常悲惨。
张邦英上初小四年级的时候，听老师说县城里正在进行什么运动，他就来到了城里，看到许多教员、学生在大街上进行宣传，在一所天主教堂的门前插着一面旗子，上面醒目地写着：“救我祖国，同胞一心，亡国条件，死不承认。”由此得知，这是由于英、美、日、德等帝国主义国家在太平洋会议上，提出了在华“机会均等”的共管主张，要求中国政府实行“门户开放”，企图瓜分中国而引起的全国性的抗议浪潮。在他上高小时，又从教师讲的历史课中，知道了外国侵略者不仅杀我同胞、占我土地，而且还强迫中国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帝国主义列强趁我国政治腐败、国弱民穷、军阀混战之际，大肆对我国进行侵略。他还从北京、上海回来的人员口中听说，北京东交民巷是外国人的租界地，其巡捕不准中国人通行；上海黄浦滩公园门口的牌子上写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侮辱、打伤中国人的事常有发生；帝国主义列强的军舰，可以随意开进我吴淞口、武汉等地，对我国进行威胁。这些都在张邦英幼小的心灵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他不满社会现状，并在一些爱国仁人志士的感召和风起云涌的爱国运动影响下，萌发了发奋向上与救国救民之心。
1925年夏，张邦英高小毕业后，考入了西安陕西民立中学。初到省城，对一个15岁的乡下少年来说，一切都是新鲜的。巍峨高大的城墙和城门箭楼，东西大街繁华热闹的店铺人流，雄伟的钟楼和镌刻着历代名人字迹的碑林，都使他大开眼界，兴奋异常，他对这座蜚声中外、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古都，产生了强烈的爱慕感，也大大加深了他对祖国大好河山的无限热爱。
民立中学位于西安市东关，为陕西著名的“六君子”（刘养伯、苏敏生、王敏功、孙仁玉、渊龙文、于君堂）所创办，在当时的教育界颇有名气，就读的学生很多。但在办学的指导思想方面，则抱残守缺，而且禁止学生参加校外群众性的政治活动。因此，入学初期，张邦英只是抱着好好读书的想法，专心致志地学习好文化知识。1926年4月间，曾被陕西人民驱逐出去的北洋军阀吴佩孚部下刘镇华，率所部镇嵩军由河南经潼关入陕，围攻西安，企图重新统治陕西人民。围城之初，西安当局为防止久围后城内断粮，动员各校家住外地的学生和一部分市民向外疏散。于是，张邦英和本县的曹雯同学收拾行李，在一天上午趁北城门守军放人时出了城，冒着枪弹炮火，急速向三原、耀县方向奔去。一路上跑得气喘吁吁，汗水都顾不上擦，一直到离城四十里的草滩镇，渡过了渭河，才松了一口气。
回到家乡耀县不多时，遇到本县西塬有个叫刘娥山的，曾在三原师范读过书，受民主革命和国共合作的影响，思想比较进步，当时被派回耀县建立国民党县党部，组织农民协会，领导农民和部分进步青年进行反对苛捐杂税和军阀官僚的斗争。张邦英从内心里拥护，认为这一行动不仅符合农民的愿望和要求，也是救国救民的好办法，从而积极地参加了这一斗争。他曾在县立第一高小同部分农民代表和少数进步青年一起开了会，会后又到乡村进行宣传鼓动抗粮、抗款、反对军阀和唤起农民的工作。在东区召开的一次群众大会上，张邦英走上讲台，慷慨激昂地进行救国救民的讲演，在场的农民群众都感到很惊讶，觉得这个青年人有胆有识。之后，他又和本村许多农民一起砸了官府设在本村大路上的税卡，撕毁了税旗。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农民群众反对苛捐杂税的斗争，也是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开始。
1926年11月，在五原誓师的冯玉祥国民联军抵陕，遂解了西安之围。张邦英于次年初返回西安继续学习。这时，正值北伐战争取得节节胜利、全国革命处于高潮之际。在中共陕西党组织的推动下，西安的政治形势呈现出一派蓬蓬勃勃的革命新气象，各界人民反帝、反封建、反军阀、反官僚的革命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当时，在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一些反映新思想、新文化的进步书刊广为传播，鲁迅、郭沫若、茅盾、蒋光慈等人的著作和《共产主义ABC》《马克思主义浅说》《共产主义与共产党》《导向》等一类小册子也都可以买到、看到。笃志嗜学的张邦英，除千方百计设法借阅外，还在每月仅有的6元生活费中，尽量节省一点钱，购买进步的革命书刊，如饥似渴地阅读。这些新书刊、新思想使张邦英接受到马列主义熏陶，寻求新的革命道路。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西安的学生运动像雨后春笋蓬勃发展起来。张邦英积极参加各种学运活动，和许多进步学生一道召开演讲会、辩论会，出墙报、演新剧，宣传革命思想，反对旧文化、旧思想，并和同学们一起轰走了两个思想非常反动的教员。1927年春，经渭阳中学调来民立中学发展共产党组织的张汝慎同学（中共党员，后在渭华起义中牺牲）介绍，张邦英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从而确立了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不久，又经张汝慎介绍加入了国民党，并指定他担任国民党民立中学区分部书记，以便于掩护党团工作，更好地在学生中开展革命活动。
从此，张邦英即在党、团组织的领导下，和民立中学的其他党、团员一起，多次动员和组织学生参加各界在国民党省党部、易俗社露天剧场、莲花池公园、皇城等处举行的请愿、游行示威活动。曾遭到对学运不满的一些学生的反对，用偷贴大字报的办法辱骂他们是“过激分子”“暴徒分子”“赤化分子”“共匪”等。他们不仅没有被谩骂、恐吓所吓倒，反而更加积极地进行革命活动。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四一二”反革命惨案，公开背叛革命。西安的学生和各界群众，在陕西党、团组织的领导及于右任等国民党正义人士的支持下，掀起了规模巨大的反蒋斗争。张邦英积极同党团员一起发动本校学生，相继参加了陕西省学联组织的声势浩大的纪念“五一”声讨反革命罪行大会，和西安各界在莲花池公园举行了拥护冯玉祥国民联军与国民革命军会师中原大会，并到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请愿。不久，张邦英又参加了在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召开的追悼李大钊同志大会，听了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于右任庄严沉痛的致词，他非常悲愤。7月，由于冯玉祥在郑州会议和徐州会议后倒向蒋介石、汪精卫一边，开始清共、反共，西安的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逆转。此时，正值学校放暑假，张邦英在党、团组织的动员下，到中山学院“暑期军事政治训练班”学习。西安及陕西其他地区的反革命势力，开始向革命发起进攻，浓重的白色恐怖阴云，霎时笼罩在西安的上空。许多党、团员遭到逮捕、关押，我党在陕西地区的重要负责人史可轩、刘含初等同志先后被杀害，陕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遭到失败。
随着形势的恶化，党、团内部有一部分人动摇了，有的不干了，有的消极了，有的自动脱离了组织。而张邦英和绝大多数同志一样，没有被敌人的白色恐怖所吓倒，依然坚持斗争，并于1927年8月初，在西安东关女子尊德中学与10多位共青团员一起，在一间僻静的教室里庄严宣誓，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坚强的无产阶级战士。
由于白色恐怖，西安的党团组织被迫转入秘密状态。张邦英和党团员按照上级党组织的指示，改变斗争策略和方式，把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结合起来。一方面利用自己担任学校墙报插画栏编辑，常用灰色比喻的形式在墙报上写些稿子，说明当前所遇到的困难是暂时的，前途是光明的，鼓励大家拿出勇气，努力奋斗，继续前进。另一方面，每逢革命纪念日或召开群众性大会时，他都要利用夜晚去贴标语、撒传单、挂红旗，扩大革命影响。有一次，在纪念苏联“十月革命”节前夕，他和本县同学曹雯（共产党员）晚上一起出去贴油印的小标语、撒小传单。为了不被人发现，他们夜里10点钟以后才出发。俩人边走边贴，不知不觉就到了东关门内的一条大街，突然迎面出现了两位警察。警察见他俩形迹可疑，便上前盘查。走在前面的曹雯，伸开双手在身上拍了拍，说“什么也没有”，警察便信以为真，遂放他们走了。幸亏当时警察没有搜身，因为还有些没贴完的标语在他的衣袋里，搜身就会暴露身份被抓。
是年秋，中共陕西省委组织开展了反对帝国主义文化、经济侵略的“非基运动”，发动西安市各校学生上街举行游行示威、请愿活动。张邦英当时既是民中的领队，又是学生们推选出的去教育厅请愿的学生代表。当各校的学生正准备入场，在已搭好了临时讲演台的北大街体育场集中召开群众大会时，被西安当局事先调来的武装警察包围，不准集会。学生代表们与警察进行了严正交涉，当局仍然坚持其顽固立场，并且策划用逮捕的手段驱散游行队伍。在此危险而又混乱的情况下，张邦英经组织同意，机智地带领民中的队伍离开了现场，安全返校。
1927年冬，组织上决定由张邦英担任民立中学支部书记职务。这时，虽然党的组织转入了秘密状态，西安等地的一些党员也遭到逮捕、屠杀，但民中的党组织依然积极进行革命活动，陆续发展了高禄瑞等几位同志入党，党组织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
1928年5月渭华起义时，上级决定将民立中学党支部改为特别支部，张邦英任特支书记，主要承担为起义前线传递党内文件的秘密交通任务。并且他亲自送了一次，地址是临潼县城。西安距临潼县城六十华里，沿途敌人戒备很严。他特意穿上“八大块”的学生装，戴上学生帽，把很厚的一摞子油印文件用纸包了好几层，并做了进城时对付敌人卫兵盘查和被逮捕的思想准备。走了大半天，傍晚到临潼县城的西门，只见城门的两旁站着几个持枪的卫兵，他心里不免有点紧张，但此时也只好硬着头皮，不慌不忙地向城门走去。没想到，守门的士兵真以为他是回家的学生，未经盘查就放他进了城，他这颗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进城后他迅速按指定的地点和规定的暗号找到联系人，将文件安全交给了联系人，并连夜返回，一天内来回跑了一百多里路，两脚也打起了血泡。但他顺利完成了党组织交给的任务，经受了一次革命锻炼。
1928年冬，张邦英从民立中学毕业，回到了耀县家乡。当时陕西省委已遭到敌人破坏，组织上把他和曹雯用密信介绍给一位渭华起义失败后寄身于耀县一个亲戚家中的冯鸿儒同志。冯鸿儒正在一个私人面坊里打短工，随后他们三人在耀县西街面坊成立了耀县第一个党小组。1929年初，张邦英被聘为耀县第一高小教员。入校伊始，他便在学生和社会青年知识分子中积极进行革命宣传活动，并利用在校教三民主义课程之便，揭露旧社会的黑暗，传播共产主义思想。是年秋、冬之间，冯鸿儒不辞而别，他和曹雯失去了与党组织的联系。
由于长时间得不到党组织的指示，他心急如焚，感到失去了精神依托。1930年三四月间，为了尽早地与党取得联系，他毅然决然地放弃教学，给学校都没打招呼，即去当时驻扎在三原的陕西讨逆军甄寿山、杨万青部寻找党组织。几经周折，终于在凤翔通过甄部的学兵队队长周志学同志（以后在兵变中牺牲）与党取得了联系。党组织经过研究，决定留他在该部做党的营委书记，进行兵运工作。张邦英随即利用部队中的社会关系，当了营的书记官，积极联络人员，建立发展党的组织，秘密宣传革命和各地红军武装斗争情况。并于是年秋，先后发展了杨再泉、张仲良等多名同志入党，建立了几个连支部，联络了李森同志等几个班、排约一个连的力量。1931年夏，该部在彬县被杨虎城部收编，先后开往河南洛阳、甘肃天水。这期间，张邦英曾两次向党组织请示举行起义，将队伍拉到刘志丹、谢子长同志领导的陕甘边革命武装中去，但组织认为条件、时机不大成熟，未能实现。1932年夏，由于情况发生了变化，他遂向上级党组织要求离开所在部队，得到批准后，独自一人前去参加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陕甘红军游击队。
当他回到耀县寻找在附近一带活动的刘、谢革命武装时，适逢先回到本县的张仲良同志。这时张仲良已接上了党的地方组织关系，并建立了耀县特支，曾一度领导农民进行抗粮、抗款斗争。张邦英从耀县党组织的实际状况和以后斗争发展的需要考虑，觉得耀县党的组织与领导力量显得很薄弱，需要进一步发展壮大。于是，在和渭北特委接上了关系后，他与张仲良同志一起参加了特委在三原武字区召开的一次会议，积极协助发展耀县党的组织，于10月间成立了中共耀县县委。他除了致力于从事当地的农民革命斗争外，还积极地想方设法搞枪支，以便进行武装斗争。一次，杨虎城部的雷天一因部队内讧，带了几个人和枪逃回家中。他闻风即去雷天一家，想把那几支枪搞来，进行武装斗争。当天晚上尚未来得及面谈，却被杨虎城部驻小邱镇的一个连包围缴械，并将他们所有人员一起押到小邱镇的连部审问。当时对方怀疑张邦英是共党分子、进行什么革命活动，审问了三天两夜，未获任何口供、证据，最后把他身上的衣服脱去，换了一身破旧不堪的衣服放了回来。
同年冬，张邦英担任中共耀县县委书记，组织领导当地党与农民群众，用多种办法反对苛捐杂税、抗租抗债，发动贫苦农民向地主借粮、借钱，并于次年春领导耀县西区、北区的农民拿起长矛、大刀、土枪等武器，夜间去豪绅、地主家里进行分粮斗争，以度春荒。为了开展武装斗争，张邦英曾拿出三四十块银元托付一个有社会关系的熟人去买枪，结果却石沉大海。后来又从一个有点权势的好友手里搞到一支捷克式手枪，暗中交给一个党支部帮助农民分粮。这期间，张邦英还积极同红二十六军及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照金苏区取得联系。指派专人昼伏夜出，给根据地送情报，购买油印机、纸张、药品等所需物资，为根据地输送急需的干部和战斗人员。他们村和张邦英家成了秘密交通站、情报站和物资供应站，为创建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
1933年7月21日，驻扎在耀县的杨虎城部骑兵团团长王泰吉（大革命时的共产党员）坚决主张抗日，在中共陕西省委的领导下，率部以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的称号举行起义。起义前后，在省委代表杜衡（后叛变革命）的亲自指导下，张邦英先后主持召开了两次县委会议，研究如何积极配合这一行动。起义一开始，他们即协同起义部队，成立了耀县临时革命委员会，同时组建了一支约百人60余支枪的耀县游击队，协同起义部队逮捕了城内部分豪绅、地主，镇压了南三保最反动的区长张恒义，没收分配了城内最大的雷、段两家地主的财产和官商的屯粮。发动领导农民处决了全县有名的阿姑社恶霸地主左善楚兄弟三人，没收分配了他家的财物，烧了全部土地、债务契约。另外，处决了东区孙家塬一贯横行霸道的流氓地痞坏分子，得到了广大贫苦农民和各界群众的衷心拥护。
起义后不几天，王泰吉即率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向南到三原等地行动。张邦英和县委其他几位同志及耀县游击队向北行动，在距县城以北十里的白家庄，对游击队进行了整编，张邦英担任党代表、陈学鼎任队长、张仲良任副队长，并将游击队分为三个中队，由陈国栋、安天民、张治怀分别担任中队长。随后率领游击队日夜兼程进入照金苏区，受到陕甘边特委书记秦武山、革命委员会副主席习仲勋、游击队指挥部总指挥李妙斋、政委张秀山等人的欢迎，耀县游击队被正式命名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边游击队耀县第三支队”。随即反击了耀县雷天一民团的追击，与相继会合的义勇军余部抗击了杨虎城部孙友仁特务团的“追剿”，并在王泰吉同志的指挥下消灭了对照金苏区威胁最大的后沟寨子张彦宁民团，又会合了黄子祥、杨森同志带领的由渭北游击队改编的红二十六军红四团。
此时，正处在红二团南下失败、陕西省委遭到破坏、王泰吉起义失利、渭北苏区失守的严峻形势下。大家在几支部队是集中行动还是分散行动的问题上发生了意见分歧。大多数同志主张集中行动，少数同志主张分散行动。根据当时的敌我态势，集中则可积小胜为大胜，分散将被敌各个消灭。8月14日，陕甘边特委在照金陈家坡召开了对根据地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党政军联席会议。会上，张邦英同绝大多数同志站在一起，坚决主张集中行动，反对分散行动，对会议做出正确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会议决定以这三支部队作为主力，成立以王泰吉为总指挥、高岗为政委的陕甘边红军临时指挥部，统一指挥，统一行动。红军主力随即打击消灭了照金周围瑶曲、庙湾、让义村一部分民团后向西行动，途中会合了强世清带领的陕北一支队，于旬邑底庙消灭了该县民团一部，并智取了旬邑县城所在地张洪镇，冒雨返回照金苏区。当时正值农历八月十五，又恰逢刘志丹、王世泰等同志历尽艰辛由秦岭返回照金，这是张邦英第一次见到志丹同志，感到由衷的高兴。大家团聚在一起，欢欢喜喜地过了个节日。随后，刘志丹被任命为陕甘边红军临时指挥部副总指挥兼参谋长，率部队继续向甘肃陇东行动，攻克了合水县城。
10月中旬，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乘我照金苏区兵力空虚之机，调孙友仁特务团及周围各县民团数千人进行“围剿”，因寡不敌众，照金苏区陷落。红军主力部队遂向北转移，消灭了庆阳一部分民团，又在毛家沟门反击了甘肃陈珪璋部“进剿”之敌。11月初，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在甘肃合水县包家寨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撤销红军临时指挥部，成立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并决定成立一、二、三路游击队。原红四团改编为骑兵团，将耀县三支队、民众抗日义勇军、少年先锋队编为红三团（因耀县籍战士占了一半，有“耀半团”之称）。王世泰任红三团团长，张邦英任二连政治指导员。在刘志丹等的领导下，红军主力转战南北，先后打了宜君杨家店子、店头镇，甘泉葡萄沟口，合水西华池，铜川黄堡镇，淳化三里原，正宁五顷原，保安马子川等数十次战斗，粉碎了敌人多次“围剿”，消灭了许多敌人，摧毁了敌人许多据点。在著名的西华池战斗中，当敌人行进至西华池村时，正值我们部队吃完午饭休息，被红三团二连发现，随即在刘志丹同志的指挥下，红三团在正面阻击敌人，骑兵团迅速绕到敌后，在敌人立足未稳之际前后夹击，打得敌人乱成一团。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战斗，我军将敌人压到塬边的一个荒坡上全部歼灭。这次战斗缴获长枪600余支，迫击炮、重机枪各2门，骡马30余匹，给“围剿”之敌以沉重打击。
在艰难困苦的革命斗争中，张邦英总是与战士一起同甘共苦，团结奋战，曾两次负伤。一次是在一次行军中他得了伤寒病，发高烧到40多度，既不能走路，也不能骑马。刘志丹同志得知后，即利用以前旧部下关系，将他和几名战士悄悄隐蔽到离合水县城三四十里的蒿嘴一位民团团总贾生财处。该团总派了两名亲信偷偷地把他和所带的几名战士，安排到附近山高林密、比较隐蔽的一个仅能容纳三四人的烧木炭的小土窑洞里，每天送饭送水。几天后病情刚有转机，即离开那里，很快找到部队，继续参加战斗。另一次，部队夜间宿营在耀县西塬南北移村。这天夜晚天气很不好，乌云密布，伸手不见五指。他独自一人去排里了解情况，其间去路边解手，不慎掉落路边一个两三丈深的枯窖中，掉下去后一直昏迷，什么都不知道。待醒过来时，连忙向上喊了许多声，可无人答应。直到本连通讯员从此经过，听到他在窖里的呼喊声，才和几位战士将他救了上来。赶到师部，见到刘志丹同志后，他三言两语简要把经过说了一下。刘志丹听后风趣地说：你倒解手解得深，跑到井里解手去了，摔得不要紧吧！回到连里，战友们见到他平安回来皆大欢喜。随即和部队向淳化转移，执行新的任务。
还有一次，部队向南行动，途经耀县时，张邦英带领大家没收了本乡本村一部分豪绅、地主的大牲畜和财产。当时他父亲觉着这给家里闯下大乱子了，找到部队非要跟红军部队走不可。经过他再三劝说父亲才回去。没过多久，张邦英父亲即被反动当局以其子为“匪首”的罪名，逮捕入狱，“以儆效尤”。继母不得不借住在城里一个姐姐家中，给他父亲送水送饭，受累受惊，不久后去世。张邦英父亲出狱后，由于精神上受刺激过重，担心过多，也于1945年投井离开人世。家破人亡的悲惨遭遇，并未使张邦英的革命斗志受到动摇，反而激励了他同敌人斗争到底的决心。
为尽早恢复照金根据地失守后陕甘边特委的工作，1934年7月，张邦英参加了由刘志丹同志主持召开的具有战略意义的阎家洼子会议。会后，即调到陕甘边特委任组织部部长，同当时新任特委书记的张秀山一起，与在南梁根据地的陕甘边军委主席刘志丹、革命委员会主席习仲勋工作了一段时间。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特委决定将第三路游击队活动地区划为陕甘边南区，成立陕甘边南区党委和陕甘边南区革命委员会。9月间，任命张邦英为陕甘边南区党委书记和游击队总政委。于是，他带领当地一部分游击队与贺连城部起义的一部分民团，合编为一支武装，经过两天多的时间到达陕甘边南区领导机关所在地——陕西省黄陵县双龙镇上川高窑子，协同第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陈国栋、政委张仲良，在已有的正宁、旬邑、淳化、耀县、中宜、富甘游击队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当地革命武装，建立各县党、政和群众组织，扩大革命根据地，不久便恢复了照金苏区。是年冬，组织上决定从当地游击队中抽调两个连的兵力，补充红四十二师主力部队，将第三路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一团，并成立了陕甘边南区游击队总指挥部，张邦英任南区游击队总政委兼中宜富洛游击队政委。当时根据地遭受到了敌人的严重“围剿”，在中宜、富西两支游击队被敌消灭的困难情况下，他经常深入各地检查指导工作并亲自带领游击队向外行动，伺机打击消灭敌人，收缴了中部县隆坊塬民团的枪支，建立了建庄区游击队，并深入旬邑、淳化等敌占区，扩大革命根据地。
1935年8月，陕甘边南区将领导机关移至甘肃正宁南邑村，将富甘、中宜划归边区特委直接领导。任命张邦英为陕甘边南区革命委员会主席、游击队政委。在他领导下相继建立了陕甘边南区各县党政领导机关，进行了土地分配，极大地激发了群众的斗争热情，许多农民积极参加了游击队，消灭了当时距陕甘边南区领导机关驻地最近、对开展工作影响很大的王郎坡反动地主民团据点；同时改编了三个独立营，向彬县发展，成立了永红县。同年11月，他在陕甘边南区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当选为陕甘边南区苏维埃政府副主席。这期间，他与刘志丹等许多同志曾一度被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认为是右倾机会主义在西北的执行者。当陕北“肃反”发展到陕甘边南区时，逮捕杀害了许多党政军领导干部和从白区来的同志，也使张邦英受到很大压抑。如果不是中央红军于当年10月下旬到达陕北，党中央、毛主席及时予以制止，张邦英也难以幸免。后来张邦英同曾参与处理陕北“肃反”问题的罗迈（即李维汉）一起工作期间，在谈到当时“肃反”的情况时，罗曾提及当时捕人的名单中有张邦英的名字，问他是否知道。这就说明，“肃反”如果不是先北后南、先上后下，中央很快加以纠正，他也是在劫难逃。
同年12月，为适应抗日战争的新形势，进一步发展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央瓦窑堡会议决定将陕甘边南区改为关中特区。1936年初，中央派贾拓夫同志来关中特区任特委书记，黄春甫（即江华）同志任特区司令员，习仲勋任特区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张邦英仍继续担任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在陕甘边南区工作的两年时间里，他一直坚持这一地区的斗争，为进一步发展这一革命根据地，扩大革命武装，建立党和革命政权，做出了重大贡献。
1936年6月初，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锋军在取得东征胜利后进行西征。党中央决定：关中特区主力部队和党政军重要领导同志参加西征，并将关中特区主力部队命名为“关中红军”，调张邦英任关中红军政治部主任。他同黄春甫司令员、贾拓夫书记，率领原红一团和新编的红三团与“围剿”之敌进行短期周旋后，向党中央所在地瓦窑堡转移。7月底如期到达目的地。关中红军一到瓦窑堡，即进行改编。当时中央拟调他担任其他职务，张邦英感到自己多年来在革命斗争中一直没有机会好好地进行学习，而中央党校又在此地，是个学习的好机会。所以他请示中央组织部部长罗迈，经批准于8月初去了中央党校。这时中央主力部队已进行西征，正向甘、宁进军。国民党八十四师、八十六师乘机向瓦窑堡“进剿”，中央决定各机关向保安县（今志丹县）转移，党校先行。他还未来得及正式报到，即跟随党校校长董必武及全校人员一起行动，进至保安县城北十多里的任家坪，被编入高级班，开始学习生活。
任家坪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地方，加之战争留下的创伤，党校在吃、住、学习等方面极端困难。但张邦英仍然满腔热情、如饥似渴地学习革命理论知识，聆听罗迈、成仿吾、吴亮平、张云逸等人讲授的“党的建设、社会发展史、苏维埃政权、游击战争”等课程。定边、盐池等县解放后，党校迁到长城脚下的定边县城，生活、学习条件略有改善。但这里风沙很大，到了严寒季节，烧柴非常困难。他和同学们每星期都要到十余里外的沙丘打沙蒿，背回做燃料。同年11月间，为迎接红二、四方面军进驻这一地区休整，中央从党校抽调一批同志去乡下进行筹粮工作。他带领一个小组，冒着刺骨的大风雪和遭受散匪袭击的危险，深入到盐池县靠近内蒙古地界的一个住人的沙窝里，白天积极进行活动，夜晚露宿场边，经过艰苦的宣传动员工作，较快且超额完成了分配的任务。通过这次党校学习，他在思想、政治、军事上都得到了提高，工作能力也得到了锻炼和提高。
1936年12月，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党中央为了适应同张、杨建立统一战线的新形势，把党校大批干部调回当时中央所在地保安，在那，他听取了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等中央负责人的报告。这是张邦英第一次亲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教诲，亲身感受到了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年代，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与旺盛的革命激情，他感到特别的高兴。中央机关到延安后，决定成立新陕甘省，任命张邦英为省委组织部部长。他带领两支游击队，随同当时的省委书记罗迈同志，翻越桥山，通过几处民团据点，到达关中特区驻地淳耀县桃渠河开展工作。1937年4月，在我党正确方针政策的指导下，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中央遂决定撤销新陕甘省。在对当地的工作做了重新布置后，张邦英随罗迈同志一起回到中央驻地延安，参加了党中央批判张国焘分裂党的会议。
1937年4月间，党中央为增进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统一战线，迅速处理当时神府苏区部队同附近地区国民党军队的摩擦问题，在周恩来副主席的提议下，派张邦英和吴溉之同志代表中央去神府苏区，传达我党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方针、新政策，以及对当地工作的指示。他带了一部电台和部分干部，经绥德和佳县到达神府苏区，见到了神府特委书记张秀山和王兆相、乔钟灵等同志，传达了中央有关指示，并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了交涉，双方很快停止了武装冲突。张邦英在当地工作了40多天，调查了解了许多情况后返回延安，为打开我党同附近国民党政府、军队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局面，建立友好合作关系，发挥了积极作用。
1937年5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苏区党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张邦英被选为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候补执委，任组织部副部长。1938年4月，任组织部部长兼边区党校校长。在新的形势下，他积极整顿与发展边区党的组织、培训干部，为各级党组织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干部。1939年1月，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成立，高岗当选为参议长，张邦英当选为副参议长。8月，党中央为遏制国民党的投降反共逆流和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行为，争取时局好转，在延安召开了各界群众大会，张邦英以陕甘宁边区副参议长的名义主持了大会，毛泽东在大会上做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后退”的重要讲话。同年11月，他参加了陕甘宁边区第二次党代表会议，并做了组织工作报告。
1940年9月，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改为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他任中央局常委、组织部副部长。这期间，曾到庆阳陇东地区，在地委书记马文瑞同志主持的党、政、军、群干部会议上，传达了陈云同志在延安所做的“关于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右倾问题”的重要报告。会后参加了当地的一些群众性活动，并在了解了当地工作中的一些新情况后返回。1941年5月，中共中央西北局成立，张邦英任西北局常委、组织部副部长、社会部部长，在加强、壮大边区党的组织，教育培养边区干部，团结革命知识分子，建设与巩固边区，支援抗日前线的工作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为1942年西北局高干会议进行整党整风做了许多准备工作，并在会议上就1935年陕北错误“肃反”在陕甘边南区进行的情况做了发言。
1942年12月，中共西北局、边区政府为加强延安、延长、延川、安塞、保安、甘泉、富县、固临等10个直辖县、市的工作，决定成立延属地区。张邦英被任命为延属地委书记兼三五九旅政委、延安卫戍区政委，王震为卫戍区司令员。1943年1月，他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地委工作会议。会后，即领导延属地区各县党、政、军、民，积极响应党中央、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为了促进大生产运动的广泛开展，他曾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关于农户计划问题》《认真进行积肥工作》《开展除草运动》等几篇代社论的文章。全区当年的农业生产取得了好收成，三五九旅生产的粮食不仅自己有余，还向政府交了300余万斤公粮，成为全边区大生产运动的一面旗帜。为了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军政、军民关系，根据西北局、边区政府的决定，开展了拥军优属、拥政爱民运动。2月初，西北局、边区政府、总工会、延属地区党政机关一起组织了20多人的劳军团，在林伯渠团长的率领下，到南泥湾慰问了三五九旅全体官兵，并举行了热烈的劳军大会。林伯渠、肖劲光、王震和张邦英都在大会上讲了话。次日，三五九旅召开拥政爱民大会，几十里外的很多群众都赶来参加，五六千军民齐集广场，载歌载舞，热闹非凡，把双拥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高潮，对全边区拥政爱民工作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1943年7月中旬，张邦英参加了在延安进行的抢救运动。他作为延属地委的主要负责人，虽然在这场运动中没有出现扩大化的问题，但在审查过程中，对被审查的几位同志在思想上、精神上给予了很大压力。为此，张邦英和其他几位领导同志向他们进行了赔礼道歉。
1943年10月，张邦英以中共七大代表的身份到中央党校学习，被任命为中央党校一部副主任，继任四部主任。在以毛泽东为校长、彭真为副校长的领导下，他一方面努力工作，认真贯彻落实毛泽东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方针，并尽量设法改善学员们的学习及生活条件，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搞好大家的学习；另一方面，利用难得的党校学习环境抓紧个人学习，扎扎实实攻读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等十几部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他在将近两年的党校工作和学习中不仅个人的理论水平得到提高，还为我党培养了一批优秀干部。1945年4月，张邦英出席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
抗战胜利后，张邦英调任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为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他和晋绥分局有关同志研究确定了大力培养、提拔和使用干部的方针，并加紧解决了部分干部在整风审干中悬而未决的问题。1946年秋，张邦英参与了由晋绥与冀察晋部队共同组织收复宁武、朔县、代县、原平、五寨、繁峙、神池等七县的晋北战役，将国民党阎锡山的部队压缩到太原附近沿铁路线几个很少的城镇。当时，为了解决好抗日战争期间沿同蒲铁路各县以铁路为界划归两县，分属晋绥、冀察晋两个地区管辖，收复后归哪一地区统一领导的矛盾问题，他以个人的名义致电党中央，并迅速得到批准。
晋北战役结束后，张邦英于1947年春带领晋绥一个工作队，在晋北朔县离城不远的曹沙会村，根据中央土地改革的新政策进行土改试点。由于战争和统治阶级给当地人民群众带来的苦难深重，很多群众吃、穿都十分困难。为了解决群众的生活困难，他们经过40多天的宣传，深入发动群众，进行调查研究，基本上掌握了该村的土地占有情况。正当准备进一步试行分配时，蒋介石调集胡宗南部的20万军队，向我陕甘宁边区发动了疯狂进攻，妄图夺取延安，摧毁我党中央领导中枢，消灭我西北人民解放军，占领全边区。
5月中旬，西北局急调张邦英回陕甘宁边区，任绥德地委书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绥德军分区代司令员兼政委。当时延安、清涧等许多地方已被敌占领，绥德失而复得。他当即赶到离县城20多里的机关所在地韭菜沟，与当地党政军民一起坚持武装斗争，实行坚壁清野，筹集粮草，支援前线，并加紧动员1万名青壮年参加西北野战军。经过三个多月的艰苦工作，8月间，正当各县集中入伍新战士时，敌二十九军在军长刘戡的指挥下，分数路从绥德、榆林向佳县方向迅速推进，企图将我西北野战军主力压到黄河西岸地域歼灭。在敌大兵压境的情况下，他和杨和亭专员与绥德地区领导机关干部、保卫部队及一部分准备入伍的新战士，临危不惧，跋山涉水，忍饥挨饿，沉着机智地与敌周旋。一天夜晚，他们与敌军突然遭遇，被敌人猛烈的炮火冲散。在极端危险的处境下，他忍着扭伤的脚痛寻找其他人员，连续10天没能与西北局电报联系，西北局领导以为他们已经牺牲。直到著名的沙家店战役打响了，敌人全部撤去增援，他们才摆脱了敌人。随着敌军南撤，他一面命令佳县保卫队去大路旁收缴敌散兵的枪支，一面指示各县的干部尽快解决群众遭敌破坏后吃、住等生活困难。同时，集中新战士，做好支援主力部队进入国民党统治区消灭敌人的工作。
同年11月，中共西北局在绥德义合镇召开了陕甘宁边区土地改革会议，传达中央平山土地改革精神，检查、批评了过去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某些右的倾向，对彻底完成边区土改做出了决议。会后，他同地委的同志按照中央和这次土改会议确定的方针、政策，结合绥德地区的实际情况，进行研究部署，有计划、有步骤地分批推进土地改革，并对土改中出现的偏差及时进行纠正，使全区的土改工作得以稳步前进，顺利完成了任务。
1948年7月，张邦英奉命离开绥德地区，回到重新收复的延安，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秘书长。同年12月，由于陕南斗争形势的发展，在周恩来副主席的建议下，他调任中共陕南区委第一书记兼陕南军区第一政委。途经河南时，与陕南区党委书记汪锋和陈赓同志一起，参加了1949年2月中共中央中原局的商丘会议（当时陕南地区属中原局领导），听取了邓小平同志传达党中央关于当前的形势与任务的报告。1949年3月初，到达陕南领导机关驻地——湖北郧阳。根据中原局会议精神，他及时组织召开了全区党政军群干部会，对前一阶段陕南的工作进行总结，并分析了陕南当前的敌我形势，提出了解放全陕南的任务。同时，集结陕南地区两个主力团和独立团与刚参加了淮海战役返回的十二旅等部队力量，采取军事上积极进攻与政治上分化瓦解相结合的方针，迅速消灭了经常对陕南区进行袭击和破坏活动，捕杀我革命干部和群众的国民党、地主反动武装以及民团、土匪、棒子队、白带子会、红带子会等1万多人。与此同时，积极发展当地革命武装，组织农村工作队，发动农民群众开展减租、减息反霸斗争，巩固已得地区。并加强对陕南公学和部队随营学校的领导，抓紧培训更多的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和战斗中涌现出的积极分子，为解放全陕南做好准备。
同年5月，为确保支前和各方面的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张邦英除相继动员组织两三万民工随陕南主力部队沿汉江西进，支援部队作战外，还成立了前线委员会和支前司令部，抽调许多干部参加这项工作。此时，中央将陕南地区划归西北局领导，同时陕南军区十二旅和十七师等部队奉刘、邓命令，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军，刘金轩任第十九军军长，张邦英任第十九军第一政委。在西北局的领导下，第十九军配合西北野战军，消灭了据守在秦巴地区的胡宗南一部及保安团，解放了安康各县，并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兵团迅速西进，于1949年12月18日解放了汉中南郑，这一地区所属的12个县也相继得到解放。商洛分区部队也积极主动出击，穷追猛打境内的保安团队，于年内解放了全区7个县和宁陕县。逃窜到陕南、川北一带的2万多敌人，经我军远距离奔袭，也被全部消灭。敌鄂豫陕绥靖公署主任卫陵云和其他军、师以上军官约30余人被活捉。并解放了川北通江、万源、南江等县城。此外，陕南军区部队还在西到甘肃成县、康县，南到四川苍溪、剑阁，北到周至、眉县等地区广泛开展剿匪斗争，使陕南地区的社会秩序得以稳定，保护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陕南区党、政、军等领导机关也迁至汉中南郑，建立和健全了各地、县、区领导组织，接收旧政府，继续开展剿匪斗争，安定社会秩序。
陕南地区的部队和地方干部来自五湖四海，特别是地方干部，有太岳太行、冀察晋、陕甘宁、华东、晋绥、中原等地区的干部，还有“川干队”以及新参加工作的当地地下党等各方面的干部，如何把大家团结起来至关重要。张邦英作为主要负责人，在解放陕南的斗争、加强领导和正确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处理各方面的矛盾、团结各方面的干部等方面做了很多艰苦细致的工作，为解放全陕南做出了重要贡献。
1950年1月初，张邦英调任中共陕西省委副书记，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兼陕南区党委书记、陕南行署主任、陕西省公安厅厅长、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后又任西北行政委员会委员。
陕西解放伊始，百废待兴。是年夏，省委决定：年内在关中地区进行土地改革、陕南进行减租反霸运动。张邦英在陕西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上对陕北以往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形势做了总结性报告。会后，他着重在汉中领导了陕南农民群众开展的减租反霸运动。在运动中，张邦英放手发动广大人民群众，有组织、有准备地进行了减租反霸的具体工作和斗争，建立了各种群众组织，解决了许多贫苦农民生活非常困难等方面的问题，为进一步进行土地改革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此期间，张邦英注意到许多群众有“宽大无边”的反映。为了巩固人民政权，安定社会秩序，他立即向西北局请示并经批准，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采取了坚决镇压，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不久，党中央即发出了在全国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指示。8月间，他当选为陕西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副主席。
1950年底，张邦英调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三书记兼新疆军区政治部主任、新疆分局党校校长，后历任中共新疆分局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军区党委委员、常委。新疆是少数民族地区，有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蒙古族、回族、汉族等13个民族。当时新疆解放仅一年多，正处在安定社会秩序、进行社会改革时期。为了做好民族工作，在毛主席认真进行调查研究的思想指导下，张邦英同新疆分局第一书记王震（后为王恩茂）和新疆人民政府主席包尔汗、副主席赛福鼎·艾则孜等同志一起，根据新疆民族宗教特点和具体情况，积极团结领导新疆各族人民，在剿匪、镇压反革命，农业区域减租反霸、土地改革，牧业区政权、经济改革，“三反”“五反”运动，部队戍边屯垦、恢复发展生产，培养民族干部、建立党的组织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他还经常深入到许多地区进行调查研究，总结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十分重视当地汉族人民群众与各少数民族之间的团结。到新疆工作不久，他即去北疆进行民族宗教关系的具体调查，向新疆分局并西北局写了《关于沙湾县乡村民族关系的调查报告》，受到党中央、西北局的重视和表扬，随即批转各省市并在党内刊物上发表。三年多工作实践，使张邦英深刻体会到：要做好新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作，必须把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同当地民族特点紧密结合，政策性非常强。在各项改革特别是土地改革中既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又要争取民族宗教上层人士的支持；在牧区改革中务必区分畜牧业与农业的不同性质，切实实行牧民牧主两利的政策。同时务必要把民族团结教育、尊重民族宗教风俗习惯、大力培养当地民族干部放在重要议程，既要注意防止地方民族主义，又要防止大民族主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做好地方民族工作。张邦英在新疆工作期间，特别是主持地方工作方面取得的成绩，对改变新疆面貌和以后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进一步发展新疆的经济、文化、教育等事业，加强党的领导和民族团结起了重要作用。
1954年3月，张邦英调任中共西北局组织部部长兼农村工作部部长，并负责纪检方面的工作。9月，参加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是年秋，中央决定撤销全国六大区，张邦英调任中央西北地区工作部副部长。1955年初，中共中央西北地区工作部正式成立，当时兼任部长的马明方同志尚未到职，由张邦英负责协助党中央研究解决西北各省、市工作中的重大问题。不久，中央撤销了几个地区工作部，成立了中央书记处三个办公室，张邦英任第二办公室副主任，与谭震林主任一起协助中央分管农业农村方面的工作，调查了解各地农业生产发展方面的情况，研究处理农村有关政策方面的问题。
1955年夏，张邦英参加了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会上有人怀疑“张秀山1952年去新疆参观时，在高岗反党的问题上给张邦英说了什么话”。这对他来说，像霹雳一声，祸从天降。当时，邓小平同志曾就取消他在此次会议上已被提名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候选人资格，不再参加正式选举的事，专门找他谈了一次话，并做了“可能有，也可能没有”的解释，张邦英随即做了“根本没有其事”的郑重声明。会后，又很快向邓小平同志和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等人写了一封较长的信，就有关情况做了说明，并要求中央查明真相。但后来此事长期被搁置起来，他相信党中央一定会搞清楚，也未积极争取查出个结果，这使他以后的任用受到很大影响。
1956年9月，张邦英出席了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同年秋，参加了全国人大成立后的第一个代表团，对芬兰进行了友好访问，途经苏联时参观了列宁格勒、莫斯科。通过这次出访，他开阔了眼界，了解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现状，学习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先进经验。
12月，中央书记处三个办公室改为中央几个工作部，张邦英任中共中央交通工作部副部长，同部长曾山等同志主要负责国务院铁路、交通、民航和邮电系统的政治思想、党的组织、干部调配和部门之间的相互协作、业务监督工作。经过三年多的共同努力，切切实实地解决了许多问题，为促进我国交通、通信事业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1959年4月，张邦英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会议，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并连任全国政协第四、五届常务委员会委员。
1960年秋，中央决定撤销党中央各工作部，重新成立六大区。张邦英调任中共华北局候补书记，主管农业、交通工作。在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大跃进”等“左”的错误泛滥的情况下，生产大幅度下降，加之又遇到自然灾害，致使许多地方人民群众吃粮困难。张邦英曾亲自带队去河北张家口了解农村生产和人民生活情况。目睹了由于集体劳动，分配上采取平均主义办法，一部分农民生产积极性不高，影响了生产发展，特别是公共食堂吃食中好些是糠、麦麸、秸秆等代食品，群众生活非常困难，意见非常大，又不敢明说。张邦英认为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很难维持，必须加以改变。回去后，他马上向华北局和中央做了反映。中央为解决天津市每年20亿斤粮食的需要，决定华北局在内蒙古的适当地区开垦一部分荒地，华北局指定由他负责。为完成这一任务，他亲自带人去内蒙古许多地区进行勘查，并积极帮助内蒙古制定分批开垦计划。
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张邦英带领一个由地方与军队干部组成的工作队，相继在河北永年县的河北堡大队和邯郸市的南堡公社开展社会主义“四清”运动。他坚持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调查了解情况，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特别是对有关干部的情况和问题，进行细心研究分析，并征求群众意见，审慎处理，运动搞得比较稳妥，未出现大的偏差。同时大力帮助解决当地生产困难，发展水利，提高粮食产量，得到了群众的好评。1962年夏、秋之间，张邦英主持在山西召开了华北五省植树造林工作会议，并邀请当时全国劳动模范陈永贵介绍了大寨村植树的经验，会议开得很成功，有力促进了华北地区的植树造林工作。
1966年上半年，华北局召开华北各省、市和部分地区重要干部会议。会议期间，由于工作需要，张邦英到湖北武汉参加全国农业机械会议，回到北京时，许多院校已闹起了“文化大革命”，中央一部分领导干部受到冲击。不久，张邦英也受到“红卫兵”的冲击及林彪、“四人帮”的迫害。1967年5月25日，中央“文革”小组在中南海接见华北局一派群众组织时，康生点了张邦英的名，并要这一组织与甘肃审查“刘志丹小说”的一部分人取得联系。如此一来，张邦英便成为华北局的斗争对象，随即建立了专案审查小组，罗织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斗争的势头像汹涌的洪水一样向他冲去。家几次被搜查，住房被查封，行动受到监视，一度被关押。遭批斗已成为他的家常便饭，为此挨了多次打，吃尽了苦头。特别是在天津体育场的一次万人批斗大会，使他的身心受到极大伤害。而张邦英始终坚信党，坚持真理，实事求是，对各种不实之词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他刚正不阿，不屈不挠，不随波逐流，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操和革命气节。
1968年9月，张邦英被下放到河北省芦台农场监督劳动，继续接受审查。他与夫人成景曼住在刚建的只有四五平方米而且潮湿的房间里，由于冬天取暖煤少，屋里异常寒冷，晚间墙上经常结冰。那时，他虽已年近花甲，身体还好，不当回事，而且积极参加收割稻谷、背枯秆、翻地、挖鱼池、盖房子、用煤石烧水等比较重的体力活。在继续接受审查的几年间，他把所有劳动都当作一种革命工作，尽力去干好。1971年冬，他在安装取暖炉烟囱时，没有站稳，跌倒在地上，将一条肋骨摔断，不得不回北京治疗。这时“林彪事件”已经出来，对他的看法也逐渐发生了变化。随后，在华北局军管小组的主持下，对他的问题草率地做出一个有悖于实际的审查结论。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践和无数的证明材料充分说明，不但“文革”中对他所提的问题都不是事实，而且关于他在1955年党的代表会议上被怀疑与高岗反党活动有关系的问题，也是毫无根据、根本不存在的。连怀疑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当时是从他们以往的工作关系估计、猜想出发的，是完全出于某一个人在任意猜测或其他用意所致，是非常错误的。后由组织上另行做出的明确结论，使多少年来一直背负在张邦英身上的这一沉重包袱，终于得以放下。
1975年6月，张邦英调任中共山西省委统战部部长，后当选为山西省第四届政协副主席。1976年1月，周总理不幸逝世，随之而来的是朱总司令、毛主席相继去世，这使张邦英非常悲痛。当时他很想参加这三位革命领袖的悼念活动，见最后一面，以寄托哀思，但未能如愿，心中很不是滋味。随着“四人帮”被粉碎和邓小平同志重新复出，党和国家的政治经济形势也逐渐恢复正常。张邦英即向党中央写了一封信，要求根据他以往工作的实际另分配其他工作，得到中央的批准。1978年4月，张邦英调民政部任副部长、党组成员，主管国务院系统行政、事业干部，军队干部转业和社会服务，殡葬改革方面的工作，为拨乱反正，为恢复重建国务院系统行政事业干部、军队干部转业和民政事业组织机构、业务建设，为我国行政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社会服务、县级民主选举做了许多工作。1979年秋，他主持召开了全国人事工作会议，并做了人事工作报告。当时，正处于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冤假错案的时候，一些在“文革”中被下放到外地的国务院各部门、大专院校的大批人员，长期在外地工作，户口却在北京，生活非常困难，纷纷要求回京。张邦英作为主管这项工作的负责人，进行了许多艰苦的努力，使相当一部分人得以尽早返京。1980年和1981年，张邦英带领工作组进行了部分省的县、乡政权民主选举试点工作，并检查了执行情况。1981年，他主持召开了全国殡葬改革工作会议，做了关于殡葬改革工作的报告。组织制定了《关于殡葬管理的暂行规定》，积极地、有步骤地推行火葬，倡导殡葬新观念、新风尚，引导群众破除封建迷信和丧葬陋俗，自觉进行殡葬习俗改革，有效节约土地资源，保护人类生存空间，在殡葬管理、制度建设和设施建设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为我国民政事业的发展费尽了心血。他热心残疾人社会福利事业，1984年作为中国福利基金发起人，在理事会上当选为名誉理事。
党的十二次、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张邦英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是党的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大特邀代表。退居二线后，张邦英仍然积极工作，他不仅经常参与中顾委的各种活动，而且常赴各地特别是农村进行调查研究，访贫问苦，向中央反映情况、提出建议，并参加了许多有益于人民群众的社会活动，热情帮助老区的人民群众脱贫致富。张邦英还曾先后两次参加了中央委托有关部门和负责人，解决西北地区历史上某些同志在执行党的路线和“肃反”中存在的一些是与非，以及若干认识问题上的会议，实事求是地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对统一认识起了积极的作用。他所撰写了《片断回忆》《革命生涯》等革命斗争回忆录，成为中共陕西历史研究的重要资料。
2010年6月29日张邦英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
（吕德明 宋剑波）
主要参考文献：
1. 张邦英著：《片断回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2. 中共耀县县委党史研究室资料丛书《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黎明前的搏击》《耀县起义》。
3.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
4. 李宝库主编：《共和国民政部的老部长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年版。
5. 张邦英著：《革命生涯》，中国社会出版社200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