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9月9日）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委党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各人民团体党组：
中央决定：为所谓“红旗党”一案正式平反。现通知如下：
在1943年的延安审干运动中，康生曾把原甘肃地下党的一个同志打成所谓“红旗党”，诬陷这个同志是国民党派进来的“特务”，并据此推断“红旗政策是国民党在其统治区对共产党实行内奸政策的一个新策略”。还以“抢救失足者”为名，大搞逼供信，制造了所谓“红旗党”一案。甘肃、河南、陕西、四川、湖南、湖北、云南、贵州、浙江、广西等地区的地下党都被诬陷为“红旗党”，不少地下党员被打成“特务”、“叛徒”、“内奸”。
延安审干后期，中央发现康生制造的所谓“红旗党”一案纯属假案，及时进行了纠正，给受到冤屈的同志平了反。但对整个所谓“红旗党”的问题，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未能作出全面的结论。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考验以及建国以来的历次重大政治运动和多次审干的审查，证明上述各地的地下党组织都是我们党的一部分。在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这些地区的地下党组织都曾英勇地领导了人民群众参军、参战和从事各种对敌斗争的活动，有力地支援了革命战争。在抗日和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很多同志为党为人民做出了重大贡献，许多同志壮烈牺牲。把这一部分同志诬陷为“红旗党”是根本错误的。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一历史问题又被翻腾出来，许多同志再次遭到诬陷和残酷斗争，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残、致死。
为了彻底解决所谓“红旗党”的历史遗留问题，消除康生制造这一假案所造成的不良后果，中央决定给甘肃、河南、陕西、四川、湖南、湖北、云南、贵州、浙江、广西以及其它地区被诬陷为“红旗党”的地下党组织正式平反，推倒强加给这些地下党组织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对因此案受到迫害的同志要彻底平反，致死的同志予以昭雪（不开追悼会）；有的同志因此失掉了党籍，要根据具体情况，妥善解决；人事、干部档案中如有这类不实之词的材料，要取出销毁。希望曾在这些地下党组织中工作过的同志坚持为党为人民奋斗到底的革命精神，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中共中央办公厅
1981年9月9日
各地、市、县委，省委、省革委会各部、委、办、局党委、党组或党的核心小组：
省委同意省委、宝鸡市委调查组《关于麟游县“叛徒、特务、反革命集团”假案的调查报告》，现转发你们参考。这一假案的彻底处理落实，还需要做出很大努力，请宝鸡市督促麟游县委认真做好下一步工作。
麟游县地下党组织，同我省其他地区地下党组织一样是好的，为党为革命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曾在我省把持很大权力终于投靠“四人帮”的人，积极推行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全面否定陕西党组织、诬蔑“老区党不行”，“地下党不纯，是黑窝子”。横加罪名，把许多从事地下工作的革命干部、党员、游击队员，打成“叛徒”、“特务”、“反革命”和“土匪”。把许多同情、资助过地下党的工作的进步人士，也加以种种罪名，造成不少假案。麟游县的问题，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复查和纠正这类假案，是揭批林彪、“四人帮”，落实干部政策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具体分清路线是非、拨乱反正的一场严肃斗争。各级党委必须对这类假案同对其他错案、假案、冤案一样，认真查清情况，抓紧处理，彻底平反。坚决推倒强加给地下党组织、党员、游击队员和革命人士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对于那些进行阶级报复，制造假案，陷害好人，造成严重后果的，应依法予以惩处。彻底揭批林彪、“四人帮”打击迫害干部的罪行，肃清其流毒和影响，总结经验教训，分清路线是非，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在新的长征中做出新贡献。
中共陕西省委
1979年1月10日
宝鸡市委并报省委：
1972年以来，干部、群众不断向中央、省委和宝鸡市委写信，反映麟游县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把地下党打成“叛徒、特务、反革命集团”，株连许多干部，要求解决。今年七月，省委派调查组协同宝鸡市委进行调查。经过两个多月的工作，问题已基本弄清，集团假案已公开平反。现将情况报告如下：
（一）
麟游地下党组织，从1928年建立到解放前的20多年，虽然受过局部破坏，但是长期坚持斗争，较早地抓了武装工作。基本力量一直保存下来，并且不断发展壮大，成为关中地区有影响的党组织之一。解放战争期间，武工队、游击队发展到200多人。在迎接王震部队返回陕甘宁边区的战斗中，在支援周围几个县的武装斗争中，在打击反动势力，帮助群众抗粮抗款抗丁的活动中，起了积极作用。许多共产党员、革命战士对敌斗争坚贞不屈，浴血奋战，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为革命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早在1964年“社教”运动时，有人对一些地下党的问题，就无限上纲。“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破坏和“陕西地下党不纯，是黑窝子”的反动谬论影响下，麟游县和省化工学校一些人，互相勾结，大抓地下党的“叛徒”、“特务”、“反革命”。1969年3月清理阶级队伍中，麟游县革委会根据省、地有关单位指示，成立了专门“深挖”地下党中“叛、特、反”的“〇〇一”专案组。他们违反党的组织原则，把早已调离麟游的原地下党领导人赵伯经（1926年入党，原西府游击总队司令员，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已去世）、刘章天（1927年入党，原地下工委委员，后调省化工学校工作）、柏少英（1937年入党，原地下县委副书记兼游击大队政委，后调甘肃工作）、赵杰（1935年入党，原游击大队长，后调宝鸡工作）和其他数十位同志，进行“审查”，最后形成了《关于赵伯经、刘章天、柏少英、赵杰叛徒、特务、反革命罪行的专案审查报告》和《赵伯经、刘章天、柏少英、赵杰叛徒、特务、反革命罪证》的结案材料。经县革委会核心小组批准，于1970年10月3日印发全县基层单位和农村生产大队，发动群众，开展批判。
现已查明，这个《报告》和《罪证》完全是一个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主观臆造和虚构的假材料。其事实真相是：
第一，1928年3月，赵伯经同志因陕西省委机关破坏，通讯地址暴露而被捕。经敌审问未获真实口供，由地方人士具保释放。同年7月，刘章天同志在上学途中，因被驻军查出《共产主义与共产党》小册子被捕。刘坚持是在来校路上拾的，未看内容，不知是什么书。敌人不明他的身份，也由地方人士保释。这两人的被捕，没有直接联系，地下党组织也未受到影响。经过当时和解放后的多次审查，均已作了结论。这两个材料，却捕风捉影、牵强附会地硬把两件事拉在一起，诬蔑赵伯经被捕后，叛变自首，供出刘章天，刘章天被捕后亦自首叛变。
第二，麟游县是曾有过复兴社分子，但始终没有成立过复兴社组织。这两个材料却捏造了1939年在麟游县成立复兴社的离奇事件，把赵伯经等百余人打成“军统特务”。
第三，1943年冬，因敌特告密，敌人利用伪县自卫队战士盗买子弹事件，将王乐天同志逮捕（当时王任麟游县工委书记，敌自卫队长，捕后坚贞不屈，1944年3月被敌杀害）。赵伯经等在敌人准备逮捕时，闻讯出走。这个问题，在事后不久，即已弄清。解放后，在审讯伪县长马绍中时，也有口供记录在案。可是这两个材料，却伪造王乐天在被捕前赵伯经即已向伪专员秘密自首，出卖了王乐天。说赵的出走，是同伪县长合谋，“假意逃跑”的。
第四，1948年，我军出击西府时，当时任西府游击总队司令员的赵伯经，按照西府游击总队党委的决定，召见当地部分敌伪人员，交代政策，指明出路。这两个材料却把这件事，篡改歪曲为“内奸”活动。
这两个材料不仅诬陷攻击了赵伯经等四位同志，而且全面地诬陷攻击了地下党和所领导的游击队，诬陷攻击了西府党组织四十多年的工作，也诬陷攻击了当时上级党委的一些主要负责人。它诬蔑地下党是“叛徒、特务、反革命势力”，游击队是“土匪”，搞合法斗争是“投降主义”，搞武装斗争是“行匪抢劫”。这两个材料还攻击解放后的17年，完全成了变“复辟希望”为“复辟行动”的十七年。诬陷百分之七十二的县级部、局长以上的干部是“叛徒”、“特务”、“反革命”。材料中涉及5个省、市、区的100多名干部、党外人士和群众，点名的就有48人。它的形成和散发，给麟游县的党内外干部和群众，造成极大的思想混乱，影响十分恶劣，后果非常严重。不少当事人因此遭到残酷迫害打击。有的被搞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原省政协委员、县文卫局副局长刘耀亭，1928年入党，脱党后仍为党工作。在“深挖”地下党问题时，作为“叛、特、反”包庇的“地主分子”关进监狱。全家扫地出门，儿子拖儿带女出外落户，孙子被清除出教师队伍。刘耀亭从监狱出来后，“批斗有人抓，吃饭没人管”，于1973年5月含愤去世。革命烈士王乐天的弟弟王永林，在王乐天同志被害后，王将遗体搬回，将烈士子女抚养大。在极“左”的思想影响下，家庭被补定为地主，本人因被逼要枪支跳崖自杀。一些游击队员和曾经同情、资助过我们的群众，也遭株连。据在桑树塬公社7个大队调查，现在活着的20多名地下党员、游击队员，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冲击。社员王之权因给游击队保存过枪支，以“窝藏过土匪”批斗要枪，逼得上吊自杀。柏少英的哥哥柏万里，因给游击队筹粮备饭，通风报信，曾被国民党将家产查抄一空。在“深挖”时，以“土匪窝主”进行批斗，儿子外出入赘，本人抑郁含冤而死。烈士纪念碑1967年被毁坏后，弃置不理，还攻击是给“土匪头目”“树碑立传”。
由于“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反动思潮的影响和这个假案的株连，1966年以来，麟游县被戴上各种帽子拘留法办、开除公职、开除党籍的干部共111人（被迫害死亡的9人），占年底干部总数的百分之十三点三。据已经复查的60个案件的统计，48个是错案或冤案，5个部分错了，处理基本正确的只有7个（都是贪污盗窃、奸污妇女问题）。错案中，有的是“老账新算”，把本人早已交代和组织作了结论的问题，重新定性处理。有的是在“对号入座”中，强安了个反动组织，强加了个反动职务。还有的把革命活动搞成了“反革命”。原法院副院长安兆林，为给游击队筹款买枪，参与“抢”过地主、伪保长，被定为“历史土匪”，开除党籍、公职，1974年含冤去世。游击队员李世杰，在袭击国民党的乡公所时，打伤了一个反抗的敌伪人员（不久死去），以“有人命血债”，审查四年，批斗四十多次。群众看到这些情况气愤地说：“这是给地主报仇！”后来，干部群众对这个假案不断向县委和上级党委反映，县委也复查过，只是个别地作了纠正，集团假案从未复查。粉碎“四人帮”后，来信上访更多，仍未引起重视。由于干部政策长期落不实，严重地挫伤了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影响了干部的团结，生产发展缓慢，各项工作起色不大。这个集团假案的所谓“深挖”经验，1969年还在陕西省首次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作过介绍，流毒甚广。
（二）
为什么麟游县错、假、冤案这样严重，而且长期以来，得不到解决？主要是：
第一，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遭到严重破坏。1964年以来，在错误路线影响下，原县委一些领导人不顾事实，大肆宣扬麟游地下党“根子不正”，干部队伍“严重不纯”，“民主革命不彻底”等错误言论。1968年革委会成立不久，一些负责人又提出麟游地下党问题“根子深，黑线长”，“根扎西安，蔓扯西藏，花开宝鸡，瓜结兰州”。强调“要揭四十年的阶级斗争盖子”。清理阶级队伍中，又大讲“地下党大多数发展的是国民党党团骨干，地、富、绅士、土匪”，后来“很多人又投敌叛变了”。解放后又“利用职权招收了一批反革命，肃反中赦了一批反革命，统战中又统了一批反革命。麟游县17年来，政权基本上被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把持着”，全部否定了麟游党的工作。为了深挖地下党的“叛、特、反”，在县上举办了所谓“有问题”干部的集训队。在不少公社举办地下党员、游击队员、地下工作人员的“三地”学习班，强迫交代揭发问题。特别是，还把敌伪人员、反革命分子、刑满释放犯甚至在押犯也集中举办“活舌头”学习班，让揭发问题。然后把这些人提供的假材料拿到被审查的干部中去“落实”，逼迫本人承认。由于大搞逼供信，不少人被打伤致残，有的被逼致死。原民政局长荆克强，因追问“黑线”关系和让承认当过三青团区队副，被逼上吊自杀，死后还在现场开会批判。他们带着框框搞问题，对介绍真实情况的话不听，反映真实情况的材料不用，以至敌伪原始档案，过去组织的审查结论，都置之不顾，硬拿着逼供的假材料来定案处理。他们不是“去伪存真”，而是“去真存伪”。当1970年县革委会核心小组印发结案材料时，柏少英同志在甘肃省已经解放使用，还给定成“特务”、“反革命”。
第二，党内外的民主生活极不正常。文化大革命以来，讨论处理干部问题，不让本人参加申辩，审查结论不让本人看。本人一申诉就认为是“翻案”，就打击。根据麟游县提供的材料，被省电业局错误开除公职回到麟游的刘士清，对处理不服，向上申诉。县革委会核心小组决定给判刑十年，上级未批，关押了两年半。原林场副场长马蛟如，因复兴社假案，打成“军统特务”，戴上“反革命”帽子，开除公职。本人不服，以“翻案”罪关进监狱，被人活活打死，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1977年6月，群众来访，要求落实干部政策，县委办公室认为“有些人错误估计了形势”，“进行翻案”。县委主要负责同志把这个《简报》批发各单位，提出“对教育不改，一再翻案的，要按情节教育、批判和处理”。1977年10月，县委全委扩大会议上又重申“少数有问题的人，歪曲十一大精神，猖狂进行翻案活动”，要“坚决打击”。被错定为“反革命”开除公职、党籍的原文教局长李秉钊，已患癌症在床，因写信申诉，还扶在驴背上到六个生产大队巡回批斗。崔木公社医院有个干部，因同情李秉钊，曾说：李秉钊“老婆气得上吊了，女儿被人引走了，儿子的媳妇不跟了，现在只剩下他一人，弄得家破人亡”，便以“为反革命分子鸣冤叫屈”，作为一条“罪状”，开除公职。县农机局干部李宝银，自1967年开始，即对处理干部持有不同意见，粉碎“四人帮”后，多次写信要求平反集团假案和落实政策，均未得到处理。1978年2月，在县委召开群英会期间，贴了一张大字报，批评县委某些领导人。县委反认为是“闹”派还在“闹”，一面拍照大字报，一面搜集整理材料，并经县委常委会议讨论，请示主要负责同志同意，作为“闹派”在大会上点名批判。由于这些错误做法，弄得民主空气窒息，言路堵塞。许多干部，互相戒备，精神紧张，不敢讲真话。有些在外地工作的干部也不敢回家。
第三，揭批“四人帮”搞得太差。县委一些领导干部，受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毒害较深。粉碎“四人帮”后，又没有认真清理思想，被林彪、“四人帮”颠倒了的是非没有从认识上颠倒过来。所以，长期以来，错误地认为林彪、“四人帮”对麟游的干扰破坏不大，审干中的问题也不大，因而对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不但没有认真批判，反而批了要求落实政策的干部和群众。1977年8月，在三大讲、揭批“四人帮”会议上，县委负责同志总结发言时，说什么“有人全盘否定清队和‘一打三反’的成果，公开为一小撮阶级敌人鸣冤叫屈”。把受迫害的干部说成是“货真价实的历史反革命分子”，要求“坚决打击，绝不手软”。由于揭批“四人帮”深不下去，干部中路线是非没有分清，许多糊涂观念没有解决，不少干部对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心有余悸，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怕替坏人翻案，怕引起一部分干部情绪不安定。少数干部抵触情绪很大，找寻各种借口不予复查，或在复查纠正时总想留尾巴。群众反映：复查审干案件是“没大问题抓小问题，没小问题抓态度”；“摘了帽子揪辫子，没有辫子揪头发”，感叹“落实政策难，难于上青天！”
第四，县委办事机构很不得力。具体办理落实干部政策的县委组织部，9名干部，7名是“文化大革命”中入党的。许多同志不但缺乏党的基本知识，而且思想路线不端正。3位正副部长中，一位副部长是“〇〇一”专案组的负责人，一直分管审干。调查组到达后，还讲有人想借落实政策搞翻案。另一位副部长，对群众提出要弄清一些错案的形成原因很反感。许多干部反映，“他们是靠整人上去的，指望他们落实干部政策，比骆驼过针眼还要难”。许多错案假案迟迟不能平反，和组织部没有认真复查，没有反映真实情况有很大关系。其他一些办事机构和部门，也有类似情况。
（三）
我们认为县委的错误是严重的，但就多数同志来说，是认识问题，相信是能够改正的。调查组一直把工作重点放在帮助县委提高认识，转变立场的工作上。通过对集团假案的调查研究和对一些案件的复查处理，使他们看到错、假、冤案的真相及其严重危害，促使提高认识，改变立场。同时，一切问题的处理，都通过县委进行，调查组因势利导，启发他们自觉改正。经过这段工作，县委多数同志思想认识提高较快，主要问题看法基本一致，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已经初见成效。对于集团假案，经过讨论，决定予以平反。1978年10月25日召开了全县平反广播大会，县委书记张杰同志代表县委检查了错误，初步总结了经验教训，为受迫害同志恢复了名誉，干部群众反映较好。被毁坏的烈士纪念碑，决定搬迁修复，现正抓紧施工。对被开除公职、党籍的干部，经过复查，已有45人恢复了公职，23人恢复了党籍。把李宝银同志当“闹”派批判的错误做法，张杰同志也在大会作了检查。
麟游县委已经做了大量工作，总的趋势是好的。但应看到，集团假案的平反，只是个新的起点，林彪、“四人帮”的流毒还远远没有肃清，任务还很重。为了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战略决策，进一步解决好认识问题和做好下一步工作，我们意见：
第一，要结合集团假案的平反，放手发动群众，进一步揭批“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分清路线是非，彻底肃清流毒，发扬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要进一步发动群众，查清假案的来龙去脉，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对于诬陷好人，进行阶级报复的阶级敌人，要依法惩处；对于挟嫌报复，制造假案，造成严重后果的，要揭发批判，严肃处理；对于犯有错误，包括有严重错误的同志，要按照“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帮助教育。
第二，（略）
第三，继续抓紧落实干部政策。已经平反了的，要做好一系列善后工作。受迫害、排挤的干部，要尽快重新分配工作，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尚未复查的案件，要抓紧复查。复查案件，要敢于排除干扰，坚持实事求是。
第四，要加强干部、群众的团结，加强思想教育工作。把广大干部、群众揭批林彪、“四人帮”激发起来的积极性，引导到做好当前工作上来。尽快把全县各项工作，特别是农业生产搞上去，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做出更大的贡献。
中共陕西省委 调查组
中共宝鸡市委 调查组
1978年10月25日
罗文治
贾拓夫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于1967年5月7日被迫害致死，迄今已25年，我经常以崇敬的心情怀念这位老领导。
我于1937年秋末到中共陕西省委，后分配组织部工作。当时省委驻国民党区域泾阳县云阳镇，对外以“八路军一一五师留守处”为掩护。此时贾拓夫已任省委书记。由于工作关系，时有接触，并深受教诲。他在领导地下斗争时那种浓烈的革命热情，开朗的革命胸怀，丰富的斗争经验，锐敏的革命预见，充分显示了一个优秀的领导干部的革命本色。
从西安事变后重建陕西省委时起，到抗战初期，贾拓夫与省委其他领导人领导了卓有成效的党组织的恢复与发展工作，领导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当时新党员急骤增加，各级组织中新干部也很多，党员干部急需培训。省委为了加速培养党的干部，专门开办了秘密的党员干部训练班，省委负责人都亲自授课，贾拓夫主讲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省委驻云阳时期，党员干部训练班先后共办10期，每期学员30～50人，一期1个月左右。为了保密，学员均用化名且不得暴露籍贯、身份。经过10期干部训练班，大部分县级以上干部都受过训练，这是加强党的建设的一项重要措施，对于提高干部的政治思想水平，增加干部的工作能力起了重要作用。当时在救亡运动中还不断涌现出大批积极分子，他们也渴望学习革命理论。为了适应这种革命形势，加速培养革命青年，1937年10月初，贾拓夫、杨清（即欧阳钦，时任省委军委书记兼统战部长）即向因公来云阳镇的中共中央青年部长、西北青年救国会主任冯文彬商请协助省委训练革命青年，主要是学生运动、工人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也包括少数党员）。经冯允诺后，战时青年训练班（以下称青训班）于10月11日创建。青训班先驻三原斗口农场，后移云阳镇。经过两期训练后，影响不断扩大，学员不断增多。青训班为扩大规模，又移至云阳北数里的安吴堡，故后又称安吴青训班。1937年底，毛主席听取汇报后，肯定了青训班的形成和学习内容，从此青训班改归中央领导，学员除由陕西省委继续通过各个渠道介绍的陕西革命青年和部分党员外，还吸收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以至海外华侨。由于革命青年纷纷涌来，青训班至1940年4月结束时先后训练了1.2万余人。学习结业后，有许多人转赴陕甘宁边区；有些人仍返回国民党区域，为大后方撒播了革命种子，扩大了革命影响。实践证明，安吴青训班和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一样是青年的革命熔炉，在吸收、训练青年干部方面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实践同样证明，在国共合作那个特殊时期，在靠近陕甘宁边区那个特殊地区，由共产党干部公开出面在国民党的鼻子下面举办训练班，是革命活动中的一项成功的创举。而这项创举也反映了贾拓夫同志的预见和胆略。
抗战初期，政治环境较好，陕西省委机关只留民运部长赵伯平主持工作，贾拓夫及其他领导人均自云阳秘密移驻西安领导工作。但1938年上半年形势变化，国民党当局对抗日救亡运动和其他革命活动进行限制、破坏。国民党省党部2月命令取消民先队、青救会、新文学促进会等13个救亡团体，5月又限期解散，6月1日又进行搜查并逮捕蔺克义等救亡团体负责人。由于环境恶化，省委领导人居住西安已不安全，贾拓夫即于6月2日报告中央，说明省委大部分领导人拟从西安撤回云阳镇省委机关，西安只留一代表团。除西安外，其他各地工作均集中云阳解决。同时要求中央给省委配拨一部电台（过去省委与中央的电讯联系均经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经中央同意后，贾拓夫等领导人即返回省委机关，中央也配发了电台，并以一一五师留守处的名义逐步增加了武装警卫力量，从而保证了领导机关及领导人的安全，使领导工作得以顺利进行，一直到1940年4月省委机关又安全撤进陕甘宁边区的关中分区。省委领导人撤回云阳不久，中共商洛工委书记王柏栋和八路军高级参议宣侠父相继在商县、西安被敌人暗杀。从以上事实和后来多次发生党的领导干部被捕被害的事实来看，贾拓夫及其他省委领导人返回云阳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也是及时的。
省委大部分领导人返回云阳后，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工作即进入新的阶段。1938年8月中旬，省委在云阳召开全省积极分子会议。贾拓夫在会议上作的工作报告中，首先强调提出在发展党的同时，要巩固党。为巩固组织，贾在报告中还强调秘密工作与反奸斗争问题，提出为适应复杂的环境，工作要有弹性，要随机应变，即：从先进的狭小的范围转向广泛的包括落后层的范围；从城市、从上层转向农村、转向下层；从政治活动方式转向群众化方式。以贾拓夫为首的省委领导的这次党的、群众工作的转变为后来进一步加强荫蔽斗争打下了基础，为1940年转入“荫蔽精干”阶段做了初步准备。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日本帝国主义对国民党当局的政策由军事打击为主改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国民党反动派为适应日本政策的改变，也采取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而且普遍吸收三青团员，与共产党争夺青年；对乡、保行政人员，学校教职人员，规定要轮流参加“政教人员训练班”，进行反共教育。根据新的情况，省委确定：有条件的党员，可参加三青团，行政、教育界的党员也可参加“政教人员训练班”，以便使自己面貌“灰”一些，活动方便一些。当时，国民党当局还在各地大量强迫征收国民党党员。这样，既可推行“全国皆党”的统治措施，又可孤立和暴露共产党员。在此情况下，有些被强迫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处境甚难。同意参加吧，以为这违背了自己的政治信仰，而且党的政策也不允许；如果拒绝参加，或等待报告党组织批准后再表态，又有暴露党员身份和失掉职业的危险。正当一些党员进退为难，地方党组织苦无良策之际，贾拓夫与省委其他同志商议后，果断作出决定：在未接中央指示前，党员在被强迫参加国民党时，或为取得职业地位，或为便于在国民党对民众运动包办的情况下开展公开合法斗争，只要不暴露共产党员身份，都可以在党组织同意后参加国民党，或在参加后报告组织。而且规定了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后应遵守的纪律和应注意的事项。贾拓夫随后将此做法报告中央。允许共产党员在被迫的情况下参加国民党是一项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大胆决策，是陕西地下党组织与国民党当局针锋相对的斗争中的一着有重要意义的好棋。这项决策不但有利于党员身份的荫蔽，便于进行革命活动，而且对于地下党员的长期埋伏，党的力量的长期积累起了重要作用。严酷的地下斗争实践验证了这项决策的正确性，也证明了它的普遍意义。1940年5月4日毛主席为中央写给东南局并加发各地的指示内关于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方针中，就明确指出：“在党员被国民党强迫入党时，则加入之”。由于这项政策当时在全国都适用，所以中央文件确定为所有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方针。
还需要特别提到的是：自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一整套“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政策以来，反共活动日渐猖獗。此时贾拓夫即预感到国民党反动派将来发动全面内战可能难免。所以他在离开省委前的一次讲话中，借用《水浒》中的语言，要求地下党员准备力量，很好荫蔽，以便将来必要时“开城门，放吊桥”。虽然这个时期不可能像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后我党制定的精干荫蔽政策那样完备，措施那样周密，但是“开城门，放吊桥”这6个字的要求，与后来中央提出的“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十六字方针基本相符。而且七八年后解放战争时期，陕西蒋管区地下党组织也确实普遍组织了人民武装，普遍在敌人营垒内培植了革命力量。许多地方确实是经过里应外合“开城门，放吊桥”获得解放的。事实证明了贾拓夫的远见和卓识。
（1992年）
董学源 陈煦 罗文治 杨克
欧阳钦同志是优秀的共产党员和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不幸逝世已有十多年了，我们很怀念他。
我们在几十年的革命斗争中，在不同的岗位上，接触过许多领导同志，从中体会到一条重要经验：就是要做一个好的领导者，工作作风必须认真负责，必须密切联系实际，必须创造性地、扎实地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同时要努力学习，不断进步，在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方面，身体力行，为人表率，起一个良师的作用。一句话，一个好的领导者，应当又是一个良师。有幸的是，我们在地下党陕西省委机关工作的那段时间里，当时省委的领导同志们，基本上都具备这样的特征。欧阳钦在这方面对我们的教诲和熏陶，至今铭记不忘，革命的友爱是深厚的。我们着重从这些方面，写一些回忆和体会，以表示我们对欧阳钦同志的深切怀念和崇敬。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后，12月25日，在西安成立了新的中共陕西省委。贾拓夫任书记，欧阳钦任常委兼西北军工委书记。欧阳钦到达西安后，即投入紧张的工作。在西北军和进步群众团体中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反复说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有利于促成团结抗日、争取民族解放事业的道理。并通过进步学生和爱国人士扩大宣传党中央的方针。他还派人同原来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一些同志接上关系，为发展党组织做了积极的工作。在省委领导下，董学源等同志在西安各学校很快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了党组织，成立了西安学委。董学源、刘日修（刘南生）、毕于仁（陈煦）先后任学委书记，在欧阳钦和张德生等同志直接领导下开展活动。
1938年1月，欧阳钦接任省委宣传部长。他积极筹办党的机关刊物——《西北》周刊。他直接领导该刊的工作，带领同志们搞印刷、搞发行，亲自撰写评论等文章。他有很好的理论修养和组织能力。他写的文章针对性强，文笔鲜明生动，对宣传组织民众，发展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国民党顽固派对《西北》周刊极为仇视，竭力破坏。但是，广大群众喜爱这个刊物，它的订户普及省内外。毛泽东同志曾为《西北》周刊题词：“要把西北的事办好，人民必须有言论自由”。在欧阳钦的精心指导下，《西北》周刊办得颇具特色，富有战斗精神。成为宣传党中央方针政策的号角，群众救亡运动的喉舌和向导，向国民党顽固派斗争的有力武器。同时，也是教育党员和革命群众的好教材。
1939年春，贾拓夫赴延安，欧阳钦即主持省委工作。是年5月，中央正式任命欧阳钦为中共陕西省委书记。不久，欧洲战争爆发，国际风云突变，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顽固派推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在其统治区进行各种特务活动，破坏我党的秘密组织和进步团体。欧阳钦和省委领导成员张德生、赵伯平、汪锋等同志团结战斗，及时抓巩固党的工作。鉴于陕西省国民党统治区已经有近万名共产党员，是一个相当大的地下党的组织，1939年1月以后，根据形势发展，省委先后提出党的组织“在发展中巩固”、“发展与巩固并重”、“以巩固为主，一般停止发展”等口号，并要求在群众工作中采取多种多样的组织形式，利用合法的方式进行必要的斗争。
1940年1月，省委在边区淳耀县安社村召开的第三次扩大会议上，欧阳钦在报告和结论中，特别强调巩固自己的阵地，保存力量，一定要吸取历史的教训。指出，我们需要坚强的、密切联系群众的，而不是庞大无力的、脱离群众的党组织，因为一切决定于党的骨干力量和群众的力量。巩固党的工作是当前的中心任务，必须努力做好。
1940年5月，党中央在指示中提出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方针是“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稍后，中央又听取陕西省委汇报，吸取新的经验，作出《中央关于陕西工作的决定》。9月，省委在照金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张德生传达了中央指示精神，欧阳钦主持会议，认真研究贯彻执行中央决定。欧阳钦告诫大家，不能只讲成绩，满足现状，而要正视工作中存在的严重缺点，否则，是很危险的。他指出，在当时环境下，做抗日的事、进步的事，宁可“有实无名”，以免个人突出，引起暴露。为了巩固党的组织，要做“劳而有益”的事，绝不能做“劳而有害”的事。要懂得“无为而后有为”，有时候不做工作，正是做了保护党的组织的工作。他还要求领导干部必须懂得革命发展的规律性，善于遵从规律前进，避免发生大的错误。当时局好转时，要准备时局恶化；和平时期，要准备战争。古谚语说得好，“有文事者必有武备”。他的这些思想观点，在当时和今天都有启发教育意义。
为了总结经验，进一步贯彻“荫蔽精干”政策，1941年7月，中央调欧阳钦到西北局工作。不久要张德生去延安汇报工作。9月间又通知省委让杨克和一位县委书记去延安汇报组织工作及基层支部活动情况。当时陈云同志主持座谈会，专门研究陕西党的工作问题。贾拓夫、欧阳钦、张德生等同志参加。据张德生向杨克说，陈云详细具体地了解了陕西党组织活动情况及社会情况，讲了我们自建党以来、大革命失败后，党组织历次遭受严重破坏的主要教训，提出在国统区反共日益严重的形势下，怎样使党的骨干能够保存下来，使国民党特务破坏秘密党组织和“一网打尽”的阴谋不能得逞；怎样实现“荫蔽精于，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基本任务。1941年12月28日，毛主席主持召开的政治局会议，讨论对陕西工作的指示。欧阳钦等同志列席了会议。会后由贾拓夫负责，将会议讨论的内容整理成一个文件，报送中央、毛主席修改审定。经毛主席提议，将这个文件改用西北局名义下达，即《西北局对陕西工作的决定》。这个《决定》实际上是中央的决定。当时，高岗是西北局书记，虽然参加过这个《决定》稿的讨论，但《决定》稿的基本内容和文字定稿，是由陈云提出并经党中央、毛主席审定的。“文革”中，有人把这个《决定》诬蔑为“高岗西北局的黑指示”，这是极大的荒谬。1976年10月，欧阳钦曾向看望他的杨克、刘南生、张思明、朱平、李浩等同志说：“杨克你一定要向中央把这个情况说明一下。”不久杨克给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写了一封信，说明了有关情况，还建议将这个《决定》编入《毛选》中。欧阳钦当时还严肃地说，我们陕西省委的同志过去受高岗的歧视、压制和打击，我到东北还有这种情况。我们过去同高岗有分歧，对他的一些错误有过抵制。“文革”中说我们是“高岗的黑帮”，“执行高岗黑指示”的“黑干将”，完全是胡说八道、诬蔑不实之词。欧阳钦由于在“文革”中遭受摧残，行动不便，听力很弱，有些话必须由黄葳同志大声转述。但他的思维很清楚，记忆力很好。把看望他的几位同志原先在西安地下党时叫的名字都能一一叫出，见到同志们非常高兴和亲切。他一贯坚持党性原则的精神，使在场的同志深受感动。
1942年以后，陕西省委继续贯彻中央“荫蔽精干”的方针，工作越做越细，经验积累也更加丰富。由于欧阳钦和省委其他领导同志正确地执行中央政策，陕西地下党保存了大批骨干（仅调进边区的较“暴露”的重要骨干就有几百人），党的组织基本上得到了保存并发展壮大，在抗日战争，特别是在解放战争期间做出了重大贡献。中央历次决定、指示中，对陕西地下党的工作成绩都是充分肯定的。解放战争开始前后，省委派出大批干部，在陕南和关中一些地区组织武装力量，开展了游击战争，大力动员组织群众支援野战军，配合野战军解放了全陕西。战争中曾侦察获得敌人的许多重要情报，为我军打胜仗做出了贡献。如1948年瓦子街战役胜利后，彭德怀司令员曾表彰陕西省工委及时提供了重要情报。中央领导同志先后多次表扬说，“陕西地下党是个好党”。1984年9月，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主席的李先念同志，在西安听取陕西省委、省政府负责同志汇报后说：“解放前我两次来陕西，对陕西的情况还是比较熟悉的。康生诬蔑陕西地下党是个假党，我就讲陕西地下党怎么会是假党呢？陕西的党是个真党，是个好党！我在陕西走的那条路，说是白区，实际上是红区，很安全。少奇同志也是从那条路走过来的，好多人都是从那条路走过来的。”他还说：“解放前我两次来陕西，一次是长征，一次是五师中原突围。两次都不顺利，都得到了陕西党组织和陕西人民的大力支持。”“没有陕西党就没有我李先念。”先念同志对陕西地下党的这些评价，董学源、罗文治等同志都曾亲耳聆听过，我们大家都感到非常欣慰，迄今记忆犹新。这也是我们应当告慰已逝世的欧阳钦和拓夫、德生等同志以及大批在斗争中牺牲的同志们。
欧阳钦非常重视调查工作。他提出要真正成为“陕西通”、“国民党通”。提出我们不仅是中央政策指示的传达者，而主要是中央指示的执行者、灵活的运用者。他对陕西的社会、历史、自然、经济诸种情况都调查研究，曾安排有关同志专门整理了一份陕西经济资料。对陕西的各政治派别以及社会矛盾也注意调查分析，以便熟悉国民党统治区政治、经济情况，更好地贯彻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为了总结1937年至1941年四年多的工作，他曾组织机关干部，对党的组织工作、宣传教育工作、统战军事工作、青年运动等各方面，分别总结经验教训，整理出近百万字的材料。我们四个人都分别负责调查研究，整理了有关材料。这些材料有一部分由欧阳钦亲自审阅修改定稿。这些材料报送中央有关部门后，曾受到好评。
欧阳钦关心爱护同志，一贯重视对党员干部的教育工作。1939年春，省委机关专门集中一段时间学习《论持久战》，澄清了一些糊涂思想，帮助大家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心。1940年2月，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发表后，省委及时印刷发行了这部著作，并组织指导党员干部认真学习。欧阳钦不但带头宣讲，撰写文章介绍，而且还组织同志们写学习心得。他特别重视组织干部学习哲学，持续学习的时间最长。省委几位领导参加各部门学习讨论会，也自编一个组认真学习，经常讨论得很热烈，甚至争得面红耳赤。
欧阳钦自身廉洁奉公，生活俭朴，工作刻苦认真，并且努力在机关培育艰苦奋斗的作风。他经常用党和红军的优良传统和事例教育大家，和大家同学习、同工作、同战斗、同娱乐，从不搞特殊化。由于欧阳钦等领导同志的表率作用，省委机关在泾阳县云阳镇和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的安社、照金、马栏等地，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吃苦耐劳的作风。机关初进驻边区时缺油少菜，只好挖野菜吃，后来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开荒种粮种菜，饲养猪、鸡，上山砍柴烧炭。虽然生活艰苦，物质条件很差，但同志们精神振奋，朝气蓬勃，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每遇节假日，省委都组织文娱活动，唱歌曲、唱秦腔、演话剧、讲故事、说笑话、猜谜语，丰富多彩。记得有一次中秋晚上，大家欢聚窑洞外边赏月，贾拓夫出了一个谜语：“外国人在中国，打一人名。”我们大家正在猜想时，欧阳钦很快地说：“杨克！杨克！”大家哈哈大笑，都佩服他的思维敏捷。
欧阳钦工作态度认真，作风扎实。他在1940年9月常委扩大会议上作报告时曾提出：要提倡认真、切实、具体、精细的作风，克服纠正粗枝大叶、敷衍塞责的毛病。这种思想，无疑是和他的实事求是精神有密切联系的。他还有个突出的特点，是善于从实际工作表现中了解干部，与同志相互交心、相互信任。在西北局机关搞“抢救运动”时，对待地下党的干部，他坚持客观慎重的态度，顶住压力，决不随波逐流。他的无私无畏的可贵品质，给同志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欧阳钦是一个经历了大风大浪的老同志，是一个经得起执政党地位的考验和战胜“和平演变”的革命家，是一个始终保持无产阶级革命家本色的领导干部，他永远是我们的良师，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罗文治
我于1937年秋到处于地下的中共陕西省委组织部工作，当时张德生同志是组织部长。1943年1月中共陕西省委与中共关中分委合并成立中共关中地委，张德生任地委书记，我在地委统战部工作。解放前，我在德生领导下工作了6年。全国解放后，从1954年德生调任陕西省委书记至1965年德生同志病故，我在省委组织部先后任副部长、部长，又在德生同志领导下工作了10年。德生同志很好的政治修养、优良的思想品德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从中获得的教益不少。我对德生同志印象最深的是：
德生同志政治嗅觉锐敏，领导反特反奸斗争有力。1939年夏，南郑县秘密投靠国民党特务机关充当内奸的瞿文德在敌特逮捕中共汉中地委组织部长任戈白时，也被特务机关假捕。因任戈白同志坚贞不屈，未向敌特供出一个党员，敌特对地下组织“一网打尽”的阴谋未能得逞。于是又以“保释”名义将瞿放出，并派赴驻陕西泾阳县云阳镇的中共陕西省委机关继续潜伏，拟实现更大的破坏阴谋。但此时德生同志已识破瞿的伪装，立即着手进行审查。虽然瞿后来潜逃，但是这个狐狸精的尾巴并未瞒过张德生的眼睛。作为组织部门的业务，张德生经常对地下党组织的领导干部进行反特反奸教育。早在1939年4月全省地县委组织部长联席会议上，张德生就提出要准备对付国民党更加严重的反共措施，要警惕敌特派遣奸细混进我们党内进行破坏活动。1940年国民党特务机关加紧破坏共产党的地下组织，而且普遍部署进行“内奸”活动。也正是这一年的1月省委扩大会议上，德生同志所作的工作报告详细讲了敌特内奸进行破坏活动的办法、过去我党地下组织遭敌破坏的经验教训，叙述了反敌特内奸斗争的意义，提出了具体要求。为了加强反敌特的斗争，1940年夏秋之交我随张德生赴延安期间，省委报经中央有关部门批准，在陕西省委组织部专门设立了调查科，并任我为科长，负责调查研究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及其破坏活动。德生专门向我谈了此项工作的重要意义，并将我介绍给中共中央社会部负责人谈话。此后在德生亲自领导下，省委进一步加强了反特反奸斗争，而且多次在干部中专就反特反奸问题进行报告反复教育。中共陕西省委自1936年12月下旬重建直至全省解放的13年中，敌特虽然逮捕、杀害了我们几百名地下党员，但是大部分县没有发生全县范围的大破坏，所有地市没有发生地市区范围的大破坏，县委以上领导机关中也未发现一个长期潜伏的奸细。而地下党组织却在与敌特破坏活动的斗争中得到生存、巩固，以至解放战争时期的又一次大发展。这与张德生和中共陕西省委（工委）其他领导人贾拓夫、杨清（欧阳钦）、汪锋、赵伯平具有高度政治警惕性，十分重视巩固党的工作，重视反特反奸斗争，是有直接关系的。
德生同志对干部能慎重选拔，大胆使用，严格要求。地下省委时期，德生在组织部长任内认真遵循“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严格坚持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而且能够亲自领导干部科同志对各级干部以及选拔对象进行考察了解，提交省委讨论任命，及时调整加强各级领导班子。虽然在地下斗争的环境下对干部的考察难度很大，但从斗争的实践来检验，选拔任命的领导干部绝大部分是胜任的，素质是好的，特别是在遭敌特逮捕在敌人的屠刀与金钱面前是经得起考验的。据了解，在13年地下斗争中数十名县级领导干部被敌逮捕后，绝大多数表现是好的；6名地市级干部被捕后，都能不畏强暴，不怕牺牲，不泄露党的秘密，不向敌人屈服。这6位同志有的经内外配合斗争设法出狱，有的冒死逃脱，有的英勇献身，没有一人动摇背叛。这些事实充分说明了张德生和中共陕西省委其他领导人在干部工作上的成就。还需要指出，张德生在选拔使用青年干部上有非凡的魄力。据我回忆，在抗战初期选任的中共安康地委书记、长安中心县委书记、岐山中心县委书记，都是20来岁的青年。1939年省委确定分工管理地方党组织的名单时，除过省委常委分工管理几个地区外，另有5个县交组织部3科长分别管理，其中分管周至、户县的一位同志只有19岁。虽然选拔使用年轻干部有当时的特殊历史条件，但是这与省委张德生等领导人的思想解放不是没有关系的。在地下斗争时，张德生对干部一贯严格要求。他曾提出机关干部要经过地下斗争第一线的考验锻炼。他对省委机关其他干部是这样要求，对他的夫人王文同志也不例外。虽然王文1935年即在北平参加地下斗争，她又是高度近视，体质也很弱，而且1939年国民党统治区环境已日趋恶化，但德生仍将王文派赴中共礼泉县委担任妇女部部长。后来王文以店头小学教员为掩护参加第一线斗争。半年后经县委研究，认为王是东北口音，高度近视，引人注目，不宜长期在礼泉工作，提请省委同意后才调回省委。
德生同志掌握政策稳妥。地下斗争时期他根据环境的变化，能及时研究提出地下党的组织形式、党员活动方式以及领导方法的转变；他经常了解各级领导干部政治面目的暴露情况，及时提出调离名单；他对于办过自首手续的党员明确提出要具体分析，区别对待；他对于在国民党区域活动的党员，根据其参加普通职业和潜伏在国民党党政机关内部的不同身份，分别提出“内红外灰”和“内红外白”的不同活动要求。
1957年在全国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情况下，德生同志对省委直接掌握的地厅级领导干部右派分子的审定作了较为严格的控制。我回忆当时党员厅局长中划为右派的共3人，其中2人还是住中央党校时由党校划定征求陕西意见后介绍回陕的。1958年“大跃进”时，许多地方都刮起浮夸风，陕西也不例外。但是当时张德生和各级领导干部的头脑还是比较冷静的，因此陕西所报的粮食产量比较实在。但是这个比较实际的数字与周围一些省份所报的浮夸数字相比，就明显偏低，所以中央一位负责人来陕视察时，在大会上公开批评陕西的工作保守落后，指责陕西的粮食产量处于“黑锅底”。当时陕西干部感到精神压力很大。在此压力下，张德生仍然没有随波逐流，虚报产量。由于产量接近实际，征购过头粮也较少，所以到后来发生自然灾害时，就能如实地调拨救济粮，因浮夸风而产生的恶果比其他省就较轻，所谓“黑锅底”的是非也就不辩自明了。当然张德生在主持中共陕西省委工作期间也犯过“左”的错误（如全省的反右派斗争以及后来的反右倾斗争），但是他在掌握省级机关反右派斗争中、“大跃进”时期比较冷静、稳重的思想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德生同志十分重视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张德生自1954年主持陕西工作以来，多次在会议上肯定成绩的同时，又恳切地指出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多次提出需要改进工作作风，提高工作效率，以适应新的历史时期对干部新的要求；多次强调要对干部进行监督，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张德生来陕不久，根据几位地委书记的反映和自己接触的实际情况，在1955年元旦团拜会上，在省级机关党代会上，就批评有些单位工作效率低，事故多，工作质量差，办事拖拉。他举例说，有些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只需两三天，却拖了二三十天。下边有的请示送到省级一些单位，不见回音，如“石沉大海”。还批评有些部署、指示一般化，不解决问题，他形象地比方“万金油”太多，“盘尼西林”太少。他要求干部对待工作要有高度的责任心，要有社会主义热忱。同年6月，张德生在省党代表会议上根据会议期间揭发出工作中的一些缺点、错误，批评有些同志对于发生的严重问题熟视无睹。有些党组织党的生活不健全，不能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或者批评时轻描淡写，转弯抹角；而且有些人还把这种圆滑态度视之为“老练”，“有社会经验”。他严肃指出这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张德生对待是非曲直的严肃态度是我们学习的榜样。1956年10月张德生在省委扩大会上的讲话中谈到需要对干部从各方面加强监督时，特别提到对高级干部（当时正部厅级系属中央管理的干部，故正部厅级以上干部统称高级干部），对德高、年高、位高的“三高”干部更需要进行监督（所提“三高”干部均指在职的领导干部，并非后来的离休老干部）。他指出，因为这些同志不管属于哪一“高”，都不容易听到别人对自己的批评意见，所以更需要加强监督。这些同志也更应该提高自觉性，更应该发扬民主，发动干部提意见，并虚心听取大家的批评意见。更为可贵的是德生同志在几次会议上公开表态，欢迎与会同志对省委的工作提出批评意见。而且几次指出这种批评“还不够”，说对省委的批评“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在几次会议上，他对了解下面情况不够，对农村的指导精力分散，对农业布局不当等缺点、错误进行了自我批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几届党代会省委委员的选举中，德生同志是当选委员中票数最少的委员之一，我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人对他这种坦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态度不满，而他却并不因为选票少而稍变得油滑、马虎。现在回想起30多年前德生指出的机关工作中的问题、干部思想中的问题，仍然感到十分中肯。现在重温德生对干部的这种真诚坦率的同志式的批评帮助态度，仍然感到十分亲切。尤其对于他不为选票而放弃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非常敬佩。现在记叙德生同志以身作则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仍然感到有现实意义。
（1994年6月8日）
罗文治
我怀着尊敬和悲痛的心情悼念赵伯平同志。在悼念时，不由得引起对一些往事的回忆，在脑海中浮现出赵老的高尚形象。
坚强的革命意志，欢快的乐观情绪。1937年秋末我被党组织调到陕西省委组织部工作。当时省委机关设在国民党统治区泾阳县云阳镇。我初到省委时，省委领导人大都在西安活动，省委机关只留常委、民运部长赵伯平和两三个干部。我经常向赵请示汇报工作。1938年夏省委领导人大部分回到云阳，省委机关干部增加了。但我仍长时期在省委工作，所以彼此熟悉。我们初识时，我20岁，他已35岁，我是新干部，他是已有10年党龄的老革命，但他从不谈论自己的斗争事迹。后来才陆续得知他在革命历程中曾多次知难而不退，遇险而不惊，临危而不惧。得知：他在30年代初曾接受省委的任命，从关中只身秘密潜赴绥德县领导陕北特委工作，参与开辟陕北根据地。当时虽遇反动军阀的严密控制和残酷镇压，赵仍坚持数年毫不畏缩。1933年他调三原担任中心县委书记时因叛徒告密被敌逮捕。敌人曾以枪毙恐吓，而赵仍镇定自若，且严正斥责：“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表现了大义凛然、坚贞不屈的高尚气节。敌人也承认赵是硬骨头，“坚不吐实”。敌法庭先判处赵死刑，后改判10年徒刑，直到西安事变后才被无条件释放。出狱后赵立即回到重新组建的陕西省委，投入新的战斗。赵伯平虽然经过不少磨难，但他始终保持着革命乐观主义情绪。他在西安监狱时，曾与难友演戏自乐，到陕西省委后又常与战友清唱消遣。省委驻云阳镇时，为了加强宣传教育，针砭时弊，移风易俗，推动联合抗日，他亲手创建了七月剧团（后改名八一剧团），亲自为剧团编写剧本，公演时深受群众欢迎。省委移驻陕甘宁边区马栏时，他还托吴柏畅从西安易俗社拿回《三滴血》剧本，经他改编后指导演出。赵和其他领导干部一样，能与一般同志欢乐相处，从无架子。当时干部间互以“同志”或“老张”、“老王”相称，不以“书记”、“部长”的职务称呼。我与赵虽有年龄大小、职务高低的悬殊差距，大家仍同样以“同志”或“老赵”、“老罗”呼之。而且赵伯平等领导干部之间以及与一般干部开玩笑呼诨号亦是常事。当时省委所处环境虽然恶劣，条件虽然艰苦，但是由于赵伯平等领导人乐观主义情绪的感染，大家工作热情很高，机关生活很活跃。许多干部都参加过秦腔、话剧的公演，更多同志业余时间经常以生、丑、净、旦各色腔调清唱联欢。
丰富的革命经验，渊博的社会知识。赵伯平同志由于长期从事地下斗争，与社会上各个阶层的群众既有广泛的接触，又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善于观察社会，分析问题，所以他向党员干部介绍历史经验，讲解地下党组织的活动方针和方法时，通俗易懂，生动风趣。因为我在党员训练班听过他的讲课，多次在省委召集的会议上听过他的发言，有些内容至今记忆犹新。我记得他谈十年内战时“左”的教训，提到不看条件，不顾后果，动不动由少数党员、积极分子举行飞行集会、游行示威时说：少数人冒险“示威”，实际上是“示弱”，而且是“自我暴露”。谈到悲观失望的右倾情绪时，引用了一位干部坦率表述的论调“不行，不行，回家务农”。他讲在国民党统治区既要警惕坏人，又要结交好人时，几次提到以下警句：“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要把人当人，谨防鬼捣鬼”。这四句警语对于当时初涉社会的大量青年党员非常重要，它既纠正了不看对象、不分场合，到处进行政治宣传，暴露自己的幼稚做法；又防止了不敢与人接触，处处疑神疑鬼，孤立自己的神秘态度。赵伯平不但强调分清敌友，而且明确指出要多交友，少树敌，对友、对敌都要具体分析，区别对待。他对此也有通俗深刻的讲解，他曾说：“朋友要多交，但要有厚薄；敌人要少树，且要分大小”。同时提到“爱我者，都可成朋友；怨我者，不一定都是敌人”。在这短短的几句话中道出了辨认和对待朋友与敌人的许多哲理，反对了在敌友问题上的形而上学和不讲策略的简单化做法。赵伯平还向干部传授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对付敌人检查的经验。由于赵的革命经验、社会经验丰富，语言生动，他在党员训练班讲课时，深受学员的欢迎。
对地下斗争方针的深刻理解，对精干荫蔽政策的精辟论述。从1936年12月省委重建到抗战初期，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活动方针是大力发展党的组织，壮大党的力量，广泛发动群众，积极领导抗日救亡运动。但自1938年下半年陕西环境日渐恶化，特别是1939年初国民党中央制定“防共”、“反共”、“溶共”政策后，陕西反动当局加紧了对我地下党组织的破坏。针对国民党统治区环境恶化，陕西地下党组织也逐渐改变活动方针，开始实施精干荫蔽政策。直到1940年夏，党中央提出了“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在此活动方针的转变中，部分同志思想并未转变或未完全转变过来。这样有些党员就难以荫蔽，有些党组织就难以巩固。所以教育党员转变思想以适应不断恶化的形势是贯彻执行并不断完善精干荫蔽政策的关键。陕西省委（省工委）其他领导人贾拓夫、杨清、张德生、汪锋等同志从1939年以来都以不同的形式为地下党组织活动方针、思想认识的转变，为不断巩固党的组织，做出了贡献。赵伯平在这方面也有独特的见解，精辟的论述，也为荫蔽、巩固党的组织做出了贡献。1942年1月省委讨论《西北局关于陕西工作的决定》时（此决定实际是经中央讨论制定，后确定以西北局名义下发），赵针对一些同志的模糊认识所作的发言很有说服力，我参加了这次会议，也很受教育。他指出要使党的组织精干，党员能荫蔽好，不能只用减少党员数量来解决，关键是党员的质量问题。他说“量之多少不能离开质的好坏来讲：”。“若党内有不少‘怕死鬼’、‘冒失鬼’、‘马虎鬼’，那党员就是多了。”他既指出组织的巩固、荫蔽决定于党员质量，又指出影响党员质量的三种人、三种错误思想作风，即思想上动摇，斗争中贪生怕死（“怕死鬼”）；行动上不执行精干荫蔽政策，不顾主客观条件，冒险行事（“冒失鬼”）；工作中不遵守保密制度，不观察分析周围环境，麻痹马虎（“马虎鬼”）。斗争的实践证明赵以生动、形象的语句指出的这三种人、三种思想正是某些地方党组织在对敌斗争中的隐患，正是一些地方组织暴露、党员遭敌捕杀的内在因素。赵的提法虽然尖刻，但确实击中了要害。赵在这次发言中谈到克服关门主义，开展社会活动时，提出开展社会活动的三条原则，即“不生硬，很自然”；“不特殊，很一般”；“不狭小，很普遍”。这里既要求社会活动方式“自然”、大方，不生搬硬套，活动内容要适应群众切身利益，“不特殊”，不惹人注目；又要求活动范围要适当广泛，不要束缚在狭小的圈子里。赵的这三条原则完全符合省委提出的“内无奸细，外不孤立”以及“广交朋友”的要求，有助于地下党员扎根、荫蔽于群众之中，击破国民党反动派孤立、破坏共产党组织的阴谋。
周密的工作部署，极端的负责精神。1946年初秋，我从外地返回陕西省工委所在地陕甘宁边区马栏后，赵伯平接替汪锋担任省工委书记。当时赵除领导国统区地下党的日常工作外，还为配合中原突围与创建鄂豫陕边区，不断向陕东南调配干部，加强陕东南的游击战争；并亲自部署、检查鄂豫陕边区与陕甘宁边区之间的几条交通联络线、许多交通联络站。9月，接受中央关于配合鄂豫陕边区党的组织，将李先念、郑位三、陈少敏等中原突围部队的领导人，从鄂豫陕边区秘密通过关中胡宗南统治的腹心地带，接进陕甘宁边区的艰巨任务。当时汪锋（时任鄂豫陕边区党委书记、司令员）负责组织人员将李等送出，赵伯平负责组织人员接应，一直引进陕甘宁边区。为了确保接应李先念等同志的绝对安全，赵亲自选派了武装接应的武工队，而且连夜守候在电话机旁等候消息，直到李先念同志安全进入边区。陕西省工委、豫鄂陕边区党委的有关同志整整忙了一个多月，才顺利完成任务。中原领导人对陕西地下党的工作十分赞赏，解放后李先念来陕时曾说：“我在陕西走的那条路是白区，实际是红区，很安全。”把国民党统治区的一些地方建设成实际上的“红区”，李先念等领导人所经国民党区域的渭南、临潼、蓝田、长安、富平等县许多交通站，能够“很安全”，是陕西省委（工委）以及有关党组织长期苦心经营的结果，也是赵伯平、汪锋同志极端负责、周密安排、正确指挥的结果。赵伯平对革命事业极端负责的精神，还反映在后来陕西省工委与关中地委合并，赵任地委书记时为西北野战军总部报送情报的工作上。解放战争时期，关中地委为了及时了解西安方面的军事情报，专门选派了三名交通员常住西安，轮流向陕西省工委传送情报。1948年2月初，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给关中地委来电，要求三天内将敌二十九军的兵力部署、行动计划查清报告。赵接电报后立即发动关中分区的党、政、军在分区周围密切监视敌军行动，了解敌军情况，同时等待西安传送情报。正在焦急等待时，第二天交通员孙光明即带着由西安工委崔一民交来的二十九军军部和所属两个整编师拟从洛川向宜川增援的重要情报，连夜赶回马栏送交地委，赵当即报告彭总。我军据此即在敌增援部队必经之瓦子街设伏，并取得一举歼敌3万余人，击毙二十九军军长刘戡的重大胜利。在战斗结束后的前委扩大会上，彭总当面对参加会的赵伯平说：“你们的情报很重要，很准确，对作战有很大帮助。”而且专门为此进行了奖励表扬。在此以前的1947年4月，也因关中地委提供了胡宗南部队向绥德、米脂方向进犯的重要情报，我军借此在蟠龙镇取得歼敌一个整编旅的战斗胜利，也受到西北野战军总部的表扬。这些既是对钻入敌人要害部门巧取情报人员和及时传送情报人员的表扬，也是对组织领导情报工作的赵伯平的表扬。全国解放后，赵谈及以上往事时，当年肩负重任，奋力拼搏之情仍溢于言表。
坚定的原则立场，坚强的革命意志。我对赵老印象最深的是：任何情况下都能坚持原则；任何环境中，都能保持坚定的信心；身处逆境时从不随波逐流，从不消沉悲观。1943年秋边区进行审干时，康生、高岗等人将陕西地下党组织诬为“红旗党”，对很多调进边区的地下党员当作“特务”或特务嫌疑进行审查，对陕西省委原负责人也无端怀疑，以至进行监视、控制。当时我被调进西北党校审查，正在延安的赵伯平亦在被监控之列。高岗亲自威逼女同志刘蓟承认特务，被刘严词否认，并声明“我的情况赵伯平同志清楚”时，带领刘的某人公然声称：“赵伯平自己也保不住自己了”。赵对自己的处境十分清楚，但他此时心境坦然：并没有为“保不住自己”而焦虑，也没有因有人监视而紧张，反而笑着对负责监视他的一位干部谈：“我如果是特务，你也早就没有了。”（内战时该同志与赵一起搞过地下工作）后来由于毛泽东同志的干预，停止了“抢救”运动，甄别了搞错的案子，纠正了对陕西地下党组织及原领导人的怀疑，1946年赵伯平也被任命为陕西省工委书记，继续领导地下斗争。1947年冬，西北局在绥德义合召开会议，按照《土地法大纲》研究布置土地改革工作，同时检查纠正某些地方出现的右倾错误，会议上有些人“左”的情绪很明显。但参加会议的赵伯平保持着清醒头脑在会上作了发言。他不看风使舵，不看眼色行事，仍然介绍关中分区如何对待新式富农的经验，而这一条经验正与“左”的情绪相抵触。当场就有人打断他的发言，但他仍能泰然处之。当时我是西北局组织部的干事，正在会场，对赵的原则立场深表敬佩，对赵的处境也有些担心。直到1948年7月，西北局召开的高干会上才对这次会议重新作了估价，指出那次会议有“左”倾情绪，赵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也就澄清了。全国解放后，赵又两次被整。1962年，赵伯平因所谓“彭、高、习”问题被批判并调离陕西省委到全国人大常委会任职后，不几年又遇到“文化大革命”的浩劫，遭到批斗，疏散在湖北沙市。期间，我去北京看望过与赵老相依为命、生死与共的赵大嫂。此时赵大嫂已因赵老接连受到迫害而精神失常，不久即亡故。赵从沙市返回北京后，我曾探望多次。此时虽然家身连遭不幸，但赵仍然像过去那样健谈，那样乐观，毫无怨言和倦意。此后，有同志向我告知，有人对赵老1929年一段历史进行造谣诬蔑，我为弄清究竟，前几年找到中央组织部1982年经中央领导同志批准的《复查结论》。从《复查结论》看，不但否定了造谣诬蔑之词，而且撤销了1945年党组织所作的不公正之《审查结论》。这时我才知道赵伯平同志曾因1929年一段历史背过多年不公正结论的包袱。该《审查结论》认为，赵1929年在国民党西安市党部做秘密工作时，有人代他登报声明脱党，虽然赵事先声称：“你登你的，我坚决不登”，事后还与此人争吵，但因“未能坚持自己立场即时离开市党部”，是“一时的政治动摇”。赵对此结论一直不知。“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有关党组织还拟维持这个不公正的政治结论。这时，赵伯平才提出申诉。经中组部调查后作出了公正的《复查结论》。该《复查结论》不但明确指出“该脱党声明，完全是刘兆沛所为，赵伯平同志没有责任”。而且指出：赵去国民党市党部是“当时党委负责同志派去的”，“以后又服从组织调动而离开，均是符合党的原则的。”同时指出：赵在国民党市党部期间“积极从事地下工作，是有成绩的。”赵伯平同志从此才卸下这个不公正的政治包袱。赵伯平同志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又是坚强不屈的一生。
赵老虽然与世长辞了，但他那高尚的情操、品德，优良的思想作风，永远留在人们的心中。
（1995年9月26日）
罗文治
1936年西安事变后，党中央进驻延安，延安就成为千百万革命群众心目中的革命圣地。很多革命青年日日盼夜夜想，一心向往延安。由于我参加过学生运动，后又入了党，所以介绍过不少青年去延安。但是“我什么时候能到延安？”常在脑海中回旋。后来终于实现了“去延安”的愿望，而且五次去延安。五次进出延安，在我的革命生涯中留下深深的烙印，在我的思想成长中起着难忘的促进作用。现在回想起来，仍然历历在目。
出席西青救第一次代表大会
1937年4月初，我在西安高中二六级上学时，被选派为出席延安西北青年救国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当时心情十分激动。这次西安的代表有何贵生（承华）、蒲望文（苏一平）、赵廷平（康行）等，共20多人，我负责组织联络。出发前先要联系解决乘车问题。当时红军办事处负责人叶剑英电话通知我：叫大家到办事处去乘车，因我听不懂叶的广东话，办事处的驻地“集贤庄”三个字反复讲也听不懂。后叶说：代表集中在西安高中，让汽车开到学校门口乘车。后来办事处一位同志持叶的便条找我。大家即乘车出发。车过三原时，还有几位代表搭车。因为叶剑英给我写的便条，是共产党重要干部的手笔，我一直珍藏着，直到解放战争时连同我的所有衣物、书籍一起丢失，实在可惜。代表大会共开了六天，会议主要由冯文彬领导，胡耀邦等协助办理具体工作。
西青救大会是12日开始，17日结束。大会开始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博古、林伯渠等领导人都出席会议并讲了话，洛甫（张闻天）代表党中央作了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报告。洛甫报告时，虽有国民党飞机在上空滋扰，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已为民心所向，大势所趋。这是我第一次当面聆听党中央领导人的讲话，也是我第一次看见共产党领导人，穿戴着与普通红军战士一样的衣帽。会议期间印象最深的是：一天傍晚，毛主席接见了我们陕西国民党区的一些代表。约见地点，在凤凰山脚下毛主席到延安后第一个住地的院子。当时毛主席坐在长条石桌旁，我们围着石桌坐了一圈。毛主席亲切地询问后，讲了抗日救国的道理。这次三原苏文（女）还给毛主席带来三原特产蓼花糖。共产党中央领导人简朴的衣着、和蔼的言谈，与国民党许多大小当政者腐朽的生活、桀骜的举止，恰成鲜明对比。这次中央领导人亲自出席会议讲话、毛主席亲切的接见，还有西安红军办事处负责人叶剑英亲自安排车辆，这种非常重视、极端负责的态度，对我也是教育。
会议期间，我们参观了抗大、中央党校（在桥儿沟），了解了学员艰苦、紧张、愉快的学习生活。出席了几次晚会，对廖承志演出的革命党人在敌人牢狱中斗争的话剧记忆犹新。西安代表还单独会见了丁玲、成仿吾等几位著名作家。会议期间，我们与包括红军代表在内的300多位代表，过了一周紧张、活泼、愉快的集体生活。当时，吃饭时既无食堂，也无桌凳。到时有人挑来一副桶担，一桶是菜，一桶是小米饭，大家就地分而食之，吃得很香。会议材料全是油印的，包括胡耀邦分发的歌曲本，还有我从抗大学员、我的老同学杨三保（杨尉萍）手中要来的教材也是油印本，但是我们对这些油印东西很喜爱。一周的延安生活，使我开始认识到苏区、白区截然不同。生活条件，苏区远远不如国民党统治区。但人们的精神面貌，机关、团体、学校的战斗气氛，苏区远远超过国民党统治区。而后者正是区分新生力量与没落势力的分水岭，也是将来胜败、存亡的关键所在。
会后，我们返回西安，继续投入各自的战斗岗位。我回校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全校师生传达会议精神，主要内容是洛甫所讲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虽然我自觉理解得不深，讲得也不太好，但是听众却很踊跃。包括平时不过问政治的数学教员叶志刚，也从头听到尾。这说明党中央提出的政治主张，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党的路线是得到人民拥护的。这与当时人民群众对国民党亲日反共反人民的不满情绪截然不同。我和西安其他许多代表临离开延安时，每人都带回一顶缝有红五角星的红军帽。从此，我们这些青年，除过革命热情外，坚定了政治信念，也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许多代表后来在革命斗争中都有出色的表现。赵廷平就是其中一位。他原系西安民立中学学生，抗战时长期和我一起，在陕西省委（工委）工作。他忠实、坚强、吃苦耐劳，勇于承担组织分配的任何任务。解放战争时，他奉派出外担任户县县委书记，不畏艰险，开展活动。胡宗南进犯马栏后，他进边区向省委汇报工作时，1947年11月被敌军捕去，英勇不屈，惨遭活埋。
这是第一次进出延安的情况。
学习的愿望与工作的需要
1937年暑假我自西安高中毕业，卸掉了西安高中支部书记的职务，离开了西安学委的工作。此后我几次向党组织提出要去延安学习，未成。初冬，陕西省委调我去泾阳县云阳镇省委党员训练班。短期学习后，留省委组织部工作。一到省委就工作了好多年。这是我在革命经历中政治上成长的关键时期。但是我自到省委后，仍未放弃去延安学习的愿望。直到国民党区域环境恶化，省委从云阳搬进陕甘宁边区的关中分区，进驻耀县的照金后，1940年7月，我才被批准去延安学习。这两年我在组织部组织科工作，多次为去延安学习的地下党员改名换姓，多次为他们写介绍信，这次轮到写我自己了。当我看到省委书记杨清（欧阳钦）在一寸见方的写给“陈、李”（中组部部长陈云，副部长李富春）的党员介绍信上签名后，我的学习愿望实现了，兴奋极了。临走时，高兴地买了50支一大包的“司令”牌香烟，走了一路，吸了一路，到延安，烟瘾就吸上了。
这次上延安，与当时省委组织部长张德生和其他数人同行。这次与前次上延安不同。那次是乘大卡车走咸榆公路，这次是步行，要从远在咸榆公路以西翻山越岭，穿沟涉水，常常整天要走荒无人烟的羊肠小道、梢山密林。夜晚有时宿在破庙或过去被人丢弃的草房，还要提防国民党特务的突然袭击。为此，我的党员介绍信也缝在衣服里边。走了四五天，直到富县的张村驿，转到富县，才走上边区内的公路，才吃上热饭。第八天才走到延安。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走了这样长的路，翻了这样多的山。
但到延安后，情况发生变化。党组织确定要加强党的地下斗争，要从延安抽调干部去陕西省委。这样，根据工作需要，我在延安进学校的计划被取消，准备再返回省委工作。当时党组织还选择了几位正在学习或工作的地下党员，拟再派回国民党统治区进行秘密工作，他们都愉快地接受了新的任务。西安事变后从西安来的青年学生，经过学习后大多也根据战争的需要，分赴抗日前线或敌后去了。“根据工作需要，服从组织分配”，已成为每个革命干部自觉遵守的纪律。正是这种自觉遵守纪律的精神，增强了革命队伍的凝聚力，保证了革命事业的胜利。
这次延安城已和以往大不相同。上次我住在城内，现在由于日寇飞机狂轰滥炸，城内房屋所剩不多。各机关、学校已搬往城外半山腰新的窑洞里。根据需要，新建的窑洞，是依据山势，分层排列，再由崎岖小径相连，上上下下诸多不便，雨天或夜晚步履更觉艰难。但是久而久之，大家慢慢适应了这种环境，遇难不觉难，吃苦不感苦了。而且感到这种窑洞的好处很多。延安窑洞既节约，又实用，既可办公住宿，又可防空避弹，还是冬暖夏凉的好地方。党中央正是在这些窑洞里指挥了革命战争，决定了中国的命运。正是在这些窑洞里，培育、发扬了革命的优良作风，吸引、造就了成千上万的革命人才。延安窑洞既体现了延安人战胜困难的智慧，又反映了延安人艰苦奋斗的精神面貌。延安窑洞可亲可敬！这次我就在兰家坪西北工作委员会，第一次住进了新打的窑洞。在这里，我和其他十几位地下工作干部一起，参加了专门办的短期训练班，听取中央有关部门领导人讲地下斗争的工作方针、工作经验。为了便于在国民党区域活动，党组织还从临潼县调来一位身为青帮头目的医生党员崔明珍，请他详细传授青帮内部联络的暗语、行动规则，以及有关知识，专门摆了香堂，举行参加青帮的仪式。最后还给每人（包括张德生）发了一本“海底”。崔明珍是位好同志，后来他返回临潼继续为党工作。因为他在县城开一诊所，有固定职业掩护，与三教九流都有来往，他的面目一直未暴露，在解放战争时期掩护过不少同志。中原突围后，中央局组织部长陈少敏，就是路经崔处进入边区的。
在我们学习时，张德生向中央汇报陕西省委的工作并由毛主席亲自参加，讨论在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后地下斗争的方针，亲自参与制定文件。1940年8月18日《中央关于陕西工作的决定》，就是这时制定出来的。张德生考虑到能早日让省委其他同志知道中央的指示精神，在文件尚未定稿时，就让我先将初稿带回省委。于是我在延安逗留月余后，又从原路返回照金。这次来回远途跋涉，对我确是一次很好的磨炼。
临离开延安前，又接通知，组织已确定在省委组织部内设立社会科，并要我负责。中央社会部领导人约我去社会部面谈，交代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调查研究国民党方面的情况。
待张德生也返回照金后，省委即召开省委扩大会议讨论贯彻《中央关于陕西工作的决定》。从此，陕西国民党统治区党的组织，积极按照中央指示精神，很好地执行了精干荫蔽政策，亦即“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16字方针。这对于巩固、加强地下党组织，迎接后来国民党的第二、第三次反共高潮，起了重要作用。我的工作也从组织部组织科转到社会科，并为省委搜集、整理了有关敌情和地下党组织遭敌破坏等有关材料上报中央及有关部门。
一年的党校生活
我第三次进延安是1943年7月。这次进延安没有前两次那样兴奋。当时陕西省委已搬到旬邑县的马栏，西北局也已成立。西北工作委员会撤销，省委又与关中分委合并，改称关中地委，归西北局领导。原省委的大部分工作，由地委统战部管理。这次我是从马栏出发，仍走山沟小路。我初到延安时，先住南关西北局的招待所。当时康生、高岗等人对很多干部特别是原来国民党统治区的干部普遍怀疑。审查干部工作中“左”的“逼供信”的做法已经开始，而且进入“抢救失足者运动”阶段。边区大礼堂的一次“抢救”大会，我被通知参加。会议号召当了国民党特务和其他失足者自己坦白，知情者进行检举。我座位旁边有一位从渭南调进边区的地下党员，因为他到省委时曾向我汇报：某某参加过三青团，向县三青团作过汇报，此人后来进了鲁迅艺术学校。我让他检举。他书面检举后，西北局一干部让他把参加“三青团”改成“复兴社”。他问我，我说你应如实填写，不知道参加复兴就不写复兴。但该同志又将我的话向那位干部汇报。这位干部当即指责我破坏运动，我再三辩解，仍无济于事。后来此事不再追究，而且我有幸住进西北党校（后改为中央党校五部），但仍是一面学习，一面接受审查。
这时我才知道，原陕西省委系统的干部几个人关在保安处，很多人放在陕北公学、中央党校审查，和我一起送西北党校审查的，还有刘零（刘邦显）、钟韬（张中涛）、邓谦（张西鼎）。连原来省委的几位领导人也被怀疑，这时我的心情有些沮丧。但不久这种情绪即有改变。我是8月1日进党校，8月中旬中央即针对审干中“逼供信”的错误做法作出了《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规定了审干和肃反的九条方针，“抢救”运动也已停止。10月，毛主席又亲自规定在反特务斗争中“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往后又对“抢救”中逼供的受害者进行了甄别，这才避免了内战肃反时某些地方错杀革命干部的惨祸。此后，我所知道的陕西地下党的干部凡在陕甘宁边区被错捕的，都放了；被错打成特务的基本都甄别平反了；更没有一个被错杀。后来知道原陕西省委系统干部唯一被错杀的，是过去西安新文学促进会负责人、内战时党员、中央发行部晋绥发行站站长蔺克义。蔺是在1947年于晋绥被错杀的。后来毛主席从领导责任的角度，还亲自在大会上向挨整的同志赔情道歉。所以我从内心中发出“中央英明”、“毛主席伟大”的呼喊。我心情中的“沮丧”又被“振奋”所代替。这种对“逼供信”的纠正，普遍进行甄别，有错必纠、有过必改的做法，充分体现了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
毛主席曾专为中央党校写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在整风报告中讲了实事求是的问题。我们参加整风学习的同志也都联系实际，结合思想，反复检查有无主观主义，反复研究如何能够做到实事求是。在干部中普遍形成了重视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这种好的风气。实事求是是延安精神的重要内容，它在干部改造思想、改进工作中起了重要作用。毛主席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对发扬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优良传统作风、活跃党的民主生活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延安生活中，我深深体会到：广大党员、干部积极性的充分发挥，党的机体活力的增强，正是来源于这种民主气息。
我的振奋情绪和一年的学校生活也有密切联系。首先，在西北党校的学习是马栏时整风学习的继续与深入，又有新的收获。特别是1944年夏季，由于毛主席的推荐，党组织将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作为整风学习材料，印成小册子发给同学。大家对此认真阅读，热烈讨论。都从李自成农民起义军进入北京城后的骄傲而导致的失败中吸取教训，都用历史悲剧警惕我们自己。也是这个时期，《解放日报》也按照毛主席的建议刊载了苏联的话剧《前线》。剧中揭露、批评一位名叫戈尔洛夫的将军，背上历史功臣的包袱骄傲自满，固步自封，影响了对战争的指挥。《前线》也在同学中引起强烈反响。戈尔洛夫成为居功自傲的代名词，生动的反面教材。长期的干部教育中，一直强调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但这次一个小册子，一个话剧，又将“反骄破满”的教育提到新的高度。现在回想起来，深感毛主席能深谋远虑，有远见卓识。在抗战胜利的前一年多、全国解放的前五年多，就用外国话剧、中国历史，告诫人们要谨防胜利冲昏头脑，谨防进城后思想变质。正是毛主席敲起的警钟，党的多年教育，使成千上万的干部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始终保持着旺盛的斗志。
其次，党中央、毛主席所号召的生产运动，对于我的思想改造起着重要作用。过去我在照金、马栏时，也参加过生产劳动，捡过野菜，生过豆芽，熬过精盐，从山上拉过柴火。但到党校后第一次参加了开荒，第一次学会了缝制棉衣（给被服厂加工），第一次捻羊毛、纺棉线，第一次为基建工地抬运石头。当时从中央领导人到学校学员，每人都分配生产任务（以小米若干斗来计算），我们的生产责任感很强。而且生产又与改善伙食直接联系，学校生活也不错。那时学员都能吃到小米，菜里还有不少油水，加上劳动强度大，所以，吃起来很香。
从这段生产劳动中，我也深感自力更生的思想、艰苦奋斗的作风，是克服困难的一个法宝，是革命、建设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我们在延安学习或工作过的同志许多人都知道毛主席在1939年一次干部大会上的讲话。毛主席针对国民党的封锁和边区的经济困难，向与会者尖锐提出：在这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是等着饿死？还是宣布解散？还是自己动手活下去？前两条路无人赞成，只有自己动手发展生产。此后边区的大生产运动很快发展起来。不但机关、学校，而且军队在南泥湾等地也开荒种田，农村的生产发展很快。到我在党校学习时，许多地方还实现了“耕三余一”（即耕种三年所收的粮食够四年吃）。当时边区只有100多万人口，土地也贫瘠，要养活几万机关、学校、部队人员，要担负着抗日战争总后方的繁重任务，如果不下最大决心自己动手发展生产，后果真不堪设想。自力更生不但使我们走出了困境，而且走向了“丰衣足食”。国民党反动派不让我们活，我们不但活下去，而且生活得很好。这就是毛主席领导广大干部、军民下决心不靠别人靠自己的收获。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永远是战胜困难、发展生产的强大武器。
再是学校的文化生活增加了学员的欢乐气氛，增强了革命乐观主义情绪。这是我进学校后的另一个思想收获。1944年初为欢度春节，我参加了学校秧歌队的活动。当时和我一起活动的从陕西省委来的还有邓谦、王柏梁。秧歌剧要自编自演，而且要符合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我和邓谦首先搜集材料、编写剧本。因为延安的吴满有是有名的劳动模范（毛主席的儿子毛岸英后来背上小米到吴家学习、劳动），所以我俩先到吴家枣园向吴采访。后来因为题目太大，没有编成。接着我们又根据陇东劳模孙万福的事迹编写了《孙老汉拾粪》。准备演出时，因为戏中只有我（扮孙老汉）和毛驴，为打破单调气氛，给装扮毛驴的人带了一个水袋，演出时，毛驴有时撒尿，增加了剧中的趣味，再加歌词内容符合宣传大生产运动的要求，所以后来该剧也被《解放日报》挂在当时出色的秧歌剧的剧目名单中。我们为这次演出成功而高兴。
学校生活是活跃的，秧歌队成员的生活更活跃。有一天排练秧歌的空隙，王柏梁提议：群众秋收后，地里还有挖剩下的小洋芋，我们弄来调剂生活。大家响应，立即上山。果然挖来不少，晚上大家围着火堆，边烤边吃，别有情趣。这里需要再把王柏梁同志交代几句。他大哥叫王柏栋，老红军，1937年初冬我到云阳陕西省委机关后，认识不久王即被调任商洛地区工委书记。开辟工作很有成效，并掌握了一个乡的武装力量，敌人想拉拢他，王不为所动。1938年秋被敌专员派人暗杀。王柏梁后来也被派回商洛工作，不幸于归途中又被敌杀害。这兄弟二人平时都很乐观，斗志都很坚强。我至今仍然怀念这两位同志。这里还要提到上党校时改善生活的一件事。1944年夏季，审干、肃反的甄别工作大部分结束，原来被打成特务、受到怀疑的人，大多放下了包袱，担负审查任务的学校也陆续解除了对学员的活动限制。一次在校外，我碰到云阳时的战友王云。因王从国民党进边区后，手头还有积蓄，王即请周紫轩和我下了一次馆子，吃了一盘用鸡蛋等制作的“三不黏”（因吃时不黏嘴、筷子、碗而得名）的名菜来改善生活。这是五次进延安唯一的一次“进馆子”。
我在党校整整住了一年。1944年8月1日被组织调出又派回马栏，在关中地委统战部负责调查研究室的工作。回马栏前，我曾向组织要求去敌后参加武装斗争，未允。到马栏，我又向组织提出到地下斗争第一线。所以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就被派去国民党统治区任东府联络员。常住韩城姚庄，以教书为掩护，协同有关地下党组织，贯彻执行精干荫蔽政策，恢复并加强党的组织。
战火的考验与胜利的喜悦
一年后，我又返回边区第四次被调进延安。
1945年下半年我在韩城时，由于毛主席去重庆谈判，并签订“双十协定”，一度认为和平有望。也曾听过延安有关“和平民主新阶段”的说法，但不久国民党凶相暴露，我们不得不准备武装斗争。8月底我返回边区时，边界气氛紧张，敌人盘查很严。我经过淳化方里镇时，化装成商人，以收账为名，混过封锁线。到马栏不久，由新成立的陕西工委介绍去西北局，我又踏上从小径步行延安的旅程。
这个时期，延安的战备气氛很浓。我先到统战部地方科接替严克伦，管理国民党统治区地方党的工作。严被派出领导关中西府的地下斗争。后来我又被调到组织部干部科，接替胡达明（治安）的工作。负责搜集、派出原陕西地下工作人员，胡被派到商洛地区参加领导武装斗争。许多干部后来陆续派出。延安派出的干部大多能继承、发扬延安的革命精神，对革命事业极端负责，对敌斗争英勇顽强。一些同志后来为革命事业献出了生命。胡达明离别延安，就是我们最后的分手。我于1937年到陕西省委后与胡认识，我在组织部，他先在省委职工委员会工作，后任组织部干部科副科长。胡是当时省委干部中少有的一位工人干部，他刻苦好学，性情直爽，斗志坚强。内战时在敌人牢狱中，抗战后在国民党统治区能够坚持斗争。这次派出后担任鄂豫陕边区第一分区地委副书记、第一军分区副政委时，也能英勇战斗，为掩护部队曾亲自扛起机枪向敌射击。1946年11月下旬率部突围时，身负重伤。当时他拒绝警卫员背他转移的要求，亲自销毁文件后壮烈牺牲。
我到延安不久，遇到的两件事使我更加认识国民党反动派反共反人民的狰狞面貌。一是在边区礼堂参加了欢迎从中原突围归来的王震将军的晚会。从王震激愤慷慨的讲话中，清楚看到蒋介石背信弃义突袭我中原部队、发动全面内战的罪恶行径。再是李敷仁用自己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亲身经历，来揭露国民党反动派阴险狠毒的卑劣手法。李是陕西文化教育界的知名人士，共产党员，西北民盟组织的领导人之一。因办《老百姓报》、《民众导报》等通俗的进步报刊，为国民党当局所不容。在蒋介石的亲自干预下，于1946年5月1日被特务秘密绑架、暗杀。幸而未死，被群众秘密转移后，由陕西工委派人接进边区。子弹从颈部取出后，由李珍藏。李到延安时，曾多次在大小会议上亲自拿出这颗子弹进行控诉。引起舆论界的愤怒谴责，在国内外反响很大。
还有一件事值得记叙。1946年12月初，朱老总六十寿辰时，董必武曾写诗贺寿：诗中赞朱老总“甘为公仆耻为官”，而朱老总又按原韵赋诗赞扬边区干部“只见公仆不见官”。的确，当时在干部队伍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是深入人心的。我们学习时，常用对人民是“全心全意？还是半心半意？”“是一条心？半条心还是两条心？”来检查、衡量干部的思想作风。“做人民的勤务员”、“做人民的公仆”，是对所有干部的共同要求。“只见公仆不见官”也确是当时边区干部队伍的真实写照。正是有这种革命思想的干部，才可能培育出优良的革命精神、革命作风。延安精神的基础，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1947年3月中旬，胡宗南部队拟从洛川、宜川两个方向进攻延安。西北局即临时抽调我随军工作。先派我任东线工作队指导员，随队去临镇。但时间不长，西北局又通知我立即赶回延安，转赴南线，以备向国民党区域出击时参加活动，我即连夜赶回延安。天明后沿途即有敌机袭扰，到西北局后又逢敌机轰炸。当时组织部科长李万春告诉我，中央、西北局都准备撤离延安，要我很快赶到富县的套筒塬（即道德塬，“套简塬”是转音而来，这样称呼群众已成习惯），到西北野战军总部找张德生（原陕西省委书记，后任西北局统战部长，解放战争时调西北野战军军部任政治部副主任）。为避免敌机袭扰，我半夜起程。离延安时，只见各个山腰无数星火闪烁，各单位正连夜转移。我就是在这种紧张气氛中开始了一年多的游动生活。这一年，我的心情和千千万万“延安人”的心情一样：随着党中央撤离延安，胡匪进犯边区，时刻关心着毛主席、党中央的安全，时刻关注着我军的战绩。这一年对我来说，又是一次新的锻炼，又吸取了新的思想营养。所以，这一段撤离延安后的活动和在延安时一样，值得回忆。
这次出延安后，头两天的路线和前两次不同。过去步行去关中分区时，先上公路过甘泉、到富县，然后离开公路走小路。这次因为胡宗南军正从公路北上，我只能一出延安就从南郊七里铺离开公路来钻山沟。先沿杜甫川西行，然后向南拐。等到天已大明，我正继续前进时，碰到习仲勋（西北局书记、西北野战军副政委）从总部返回。习知我去向后说：“不是碰到我，我看你要向敌人怀里扑”。他说总部已经转移，套筒塬可能被敌侵占，要我到高窑子找关中地委后方机关，打听总部新的驻地。我于天黑后，宿一山庄。次晨起程，主家老农见我一人独行，前边还是大山，又恐敌特活动，主动送给我一根大棍，十分关切地嘱我“防身”。解放战争开始后，我与边区的地方干部和群众接触较多，又亲自看到干部带领群众进行转移，组织群众抢种、抢收，与群众一起运送军粮，抬送伤员，干群关系、军民关系亲密无间。敌军进犯后，当地干部又带领青年组建游击队，对敌袭扰，群众则坚壁清野，封锁消息，陷敌军于人民的火海之中。我后来多次在旅途中，到群众家吃饭，因无盘缠路费，只打一个条子，让群众自己以后与乡政府算账，抵交公粮，群众照样热情接待。所以，我深深感到边区的干部确是公仆不是官，边区的群众也真心热爱军队热爱党。
经过几天奔波后，终于在富县西南山沟里，找到关中地委后方机关的驻地高窑子。然后转赴总部与张德生接上头，后来总部带野战军北上，我即随地方部队警一旅旅部活动。张德生也暂留南线。我临离高窑子时，李云（管建勋）特意送给我一枚手榴弹，以代替木棍。到部队后，又搞到一支左轮手枪。这时又把手榴弹换掉。这是我在边区自卫战争初期，第三次更新自卫武器。我第五次从延安出去后，除过左轮，又增加了一支盒子枪，警卫员还有一支“加拿大”手提机抢。这时我算有了“三大件”武器，就可以大胆来往于游击区域了。这是以后的事。许多同志都是这样，随着战争的胜利发展，逐步把自己武装起来的。
这次南下随军活动，使我经受了战火的考验，也享受到战斗胜利的喜悦。5月初，我地方部队第一次攻进渭北重镇，通往边区的交通要冲耀县县城时，我随军进城。这次俘敌1000多人，还打开敌人一个军械库，搬出枪弹不少，游击队也借机进行补充。因为这是自卫战争以来第一次出击后攻进重要县城，俘获不少，撤离又顺利，大家都很高兴。出击前我随部队正好路经边界的淳化县方里镇，这时我又有特殊的兴奋之情。8个月前，我还偷偷摸摸从这里回来，现在可以大摇大摆从这里出去。看来，敌人的封锁线终究是要崩溃的。
我还有另外一种喜悦，就是看到党的政策的胜利。这次攻占耀县后，俘虏了耀县专员严师儒。严是乾县人，黄埔军校一期学员。严被押期间，我们与之有所接触，觉得严的政治态度与蒋、胡嫡系人员确实不同。将严交陕西工委、西府总队进行教育放回敌区后，表现较好。解放后被任命为彬县、宝鸡副专员。联系到以后原杨虎城部旅长、抗战时国民党师长王劲哉，自渭南投奔边区和原西北军旅长姬汇百自蒲城永丰镇投奔我东府解放区这两件事实，充分说明陕西党组织根据中央关于扩大反蒋反胡统一战线的要求，执行争取、团结、教育西北地方人士的方针确有成效。5月下旬，我地方部队第一次解放旬邑时，旬邑自卫大队长马志超率部起义，进行内应。这次我也随军进城。马内战时与崔廷儒（景岳）发生党的关系。
1937年上半年，马志超在西安住卫生人员训练班时，崔曾将关系交我联系。后来组织上布置他打入敌人内部活动。早在1939年，当时的陕西省委书记贾拓夫，就提出某些党员要准备在环境恶化时打入敌人内部。向国民党反击时“开城门、放吊桥”。马志超正是在解放战争中最早起了这个作用的。可惜崔廷儒并未见到他曾亲自联系、培养的党员，在国民党内长期埋伏后所发挥的作用。崔也是旬邑人。西安事变后曾任陕西省委秘书长，在长期的地下斗争中做出过出色贡献。1940年任宁夏工委书记时被捕，第二年4月马鸿逵亲自布置将崔杀害。为了对崔表达崇敬、怀念之情，这次解放旬邑时，我随张德生专程到崔家（住旬邑县城东门外）看望了崔的父亲。
行军对我是锻炼，也带来异样的情趣。因为要与敌军打“蘑菇”战，要不断随军转移，就要多辛苦我们的双脚，要时刻注意解决脚板“打泡”问题。所以这个时期对脚布特别感兴趣，几个同伴曾风趣地谈：有朝一日进了大城市，先要买一些脚布。因为军队要出其不意地偷袭敌人，还要不露目标地逃避敌人的追击，常要连续日夜行军。此时，我才学会了行军中打瞌睡。当睡实后立着不动时，后边同志一推，才马上吃口干粮，喝口水，提提精神，继续上路。宿营时，随便找个能躺的地方。三四月间一个夜晚，我和何承华住在一个废弃的羊圈里，当时气候较冷。我们将棉裤当褥子铺地，棉袄当被子盖着，倒也觉得暖和。后来我们编了顺口溜互相逗笑：“行军好，行军好，铺的裤，盖的袄。”延安放弃后胡宗南军队横行边区时，延安的以至所有边区的地方干部，绝大多数都有坚强而欢乐的情绪。大家都经受了极其艰苦的磨炼，许多人与敌周旋中，还碰到极端险恶的境遇。但是我认识的所有干部中，无一畏缩逃跑，而且都有坚强的斗志和乐观主义精神。
6月，因地方部队转移，马鸿逵又准备向关中分区袭击，我随部分非战斗人员，从关中分区辗转到陇东、三边分区，最后到绥德分区的子洲县马蹄沟返回西北局。后来又随西北局转移至绥德的义合镇。因胡宗南军进犯绥德，又从义合向东北，经吴堡地界过黄河到山西省临县碛口附近的南疙台。1947年冬胡军在遭到几次沉重打击后，从米脂、绥德等地撤退，西北局又从山西转回陕北。1948年初我又被临时调去米脂县参加土改。
自卫战争初期，开始听到毛主席、党中央仍留在陕北的消息，许多同志曾有争论。主张撤退山西和赞同留在陕北的各执一词，但两派同志都关注中央的行踪和安全问题。7月底，我们在马蹄沟路边活动时，看见几个人骑马自西向东行进，认出其中一位是陈赓。因为都知陈的部队驻在山西，即揣测陈是从中央领命返回山西，将要配合西北战场采取行动。也估计中央现在驻在马蹄沟以西，后来才知道驻靖边县的小河。8月中下旬，胡宗南军抵达佳县，形势危急时，中央领导人仍然在佳县、米脂一带游动。沙家店战斗时，离战场很近。后来我们从佳县来人的口中得知，当时毛主席和其他领导人生活艰苦，连油水也吃得不多。
1948年初，我到米脂参加土改，被分配负责桃镇区的领导工作。桃镇区和印斗、杨家沟共三个区，组成一个土改指挥所。当时党中央正好住在杨家沟。杨家沟的土改工作，由中央办公厅派人参加领导。因为我兼土改指挥所的副指挥，所以常去杨家沟开会。有一天晚上，我观看了评剧团为中央机关演出。演出前毛主席进会场时那副健壮的身躯和安详的神态，给了我们土改队同志莫大的喜悦和宽慰。这是我离开延安后第一次看见毛主席。土改期间，我军捷报频传，胡宗南军开始败退，蒋介石妄想利用大军追扑共产党中央机关的计划已彻底破产。这时，我特别体会到毛主席、党中央决心留在陕北的伟大胆略和指导解放战争的高超艺术。在土改中还体会到毛主席、党中央在制定、掌握土改政策上的远见卓识。
当时晋绥、陕北土改中，普遍存在着严重的“左”的现象。米脂土改开始时，正是党中央开会研究土改政策，提出纠“左”后不久。我们按县委传达的精神，批判了“左”的做法，但仍有“左”的情绪，仍有打地主、富农的，挖“底财”的。后来了解到，虽然杨家沟在米脂全县来说，那里的地主最多、地主最富，但是工作组对贫下中农进行了细致的思想教育，严格执行了土改政策，地主、富农没有挨打的，也没有挖“底财”的事情。群众说：“这多亏了毛主席。”后来我想，当时全国正在对蒋军反攻，解放区正不断扩大。我们的政策应该既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包括贫下中农的积极性，又能争取团结更多的各界人士，以利于稳定人心，扩大并加强反蒋统一战线。毛主席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坚定地纠正了“左”的做法，并为正确执行政策树立了榜样。
1948年3月初，临离米脂时，听到彭老总指挥的宜川大捷，异常兴奋，对彭老总的指挥才能十分崇敬。我是1947年3月底，在南线见到彭总的，当时从那严肃庄重的表情中，可以看出他的必胜信心和坚强毅力。但是，我又想以很少的兵力要战胜20多万敌人谈何容易，自卫战争必费时日，我自己也做了长期斗争的思想准备。而出乎意料的是：只有一年时间胡宗南主力就被打垮，陕甘宁边区大部分已经恢复。西北野战军广大指战员、边区人民立了大功，彭老总的功绩更不可磨灭。
告别延安
1948年4月22日延安收复后不久，我第五次进入延安。这时因为中央一级单位均已转入华北，延安的住地就宽裕了。西北局没有回南郊，而住进原来中央军委所在地，也是毛主席撤离延安前的驻地王家坪。当时西北局的领导人，大多忙于前方的解放战争和新解放区的工作。我们在后方除了派遣干部外出、参加救灾工作（胡匪占领延安时造成的灾情很重），事情不多。当时我还抢种了一片西红柿。但是当西红柿苗正在成长时，我也被调派去东府工委工作。这样，我在延安逗留的时间不长，又要向延安告别了。临行前，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还请几位派出干部吃了一顿饭。林老和善热情的态度，使我们既激动，又不安。我于1937年4月，在延安西青救代表大会上见过林老一面，但印象不深。1938年下半年，我任省委驻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联络员时，住在一号院地下室的里间，林老就住在头顶的房间。那时办事处个别同志觉得我们的工作影响他们的业务，但林老却积极支持协助。后我回省委，林老伯渠是延安受人尊敬的“五老”之一（还有董必武、吴玉章、徐特立、朱宝廷等人）。这次见到林老，感觉十分亲切。
6月我搭乘大卡车离开延安，经黄龙到澄城地界。先随西北野战军总部，后转东府工委。从此，随着党中央的转移，我的视线又从延安、陕甘宁边区转向华北，听取中央的进军号令，迎接全国大解放。在进军号令中，毛主席提出带纲领性的三项任务、四句话的号召：“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我至今仍牢牢地记着。从这四句话和毛主席以往的一些提法，可以看出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正在与国民党决战的关头，毛主席除指出军事行动方向外，同时要求抓生产和党的建设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革命纪律问题。毛主席一直是反对单纯军事观点的。抗战初期，毛主席亲自为抗大制定的教育方针就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他把政治方向、革命作风与作战方针同时提出。当时抗日战争的中心任务虽已明确，但仍把政治方向摆在首位，并不忘培养干部的优良作风。后来毛主席又根据十多年的经验，提出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党的建设、统一战线、武装斗争。也没有因为建立武装斗争这项中心任务，而忽视党的建设这个带根本性的任务。这个指导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毛主席领导培育延安精神的思想基础。单打一的军事观点，或经济建设观点，不可能重视党的思想建设、作风建设。
告别延安离开边区后，仍然留恋着先后近两年延安生活和中央撤离延安后一年多的游动生活（实际上也是延安生活的继续）。脑海中仍然刻印着对延安的美好回忆：延安的水是甜的，延安的小米是香的，延安的人是亲的，延安精神是人类高尚品德和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结晶。延安精神是民主革命胜利的保证，也将是建设社会主义通往共产主义的保证。有志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人将继承、发扬延安精神，将抵制并批判任何背离延安精神的行为。延安精神将传播全国，永放光芒。
周玉秀
文治同志生前撰写的《中共陕西地下党反敌特斗争纪实》（以下简称《纪实》）一书的编辑出版，得到了陕西省委、省政府、省纪委、省委党史研究室有关领导以及许多老领导的高度重视与支持，现在终于出版发行了。文治的遗愿实现了，他将含笑于九泉之下，我感到由衷的欣慰，谨向所有支持的组织和同志们表示诚挚的感谢。
这部《纪实》，是文治晚年致力于党史工作研究，进行了大量艰苦细致的调查之后，以坚强的毅力抱病完成的。本书的出版，上足以缅怀告慰先烈，对党组织、对历史负责；下足以激励和启迪后人，继承发扬党的优良传统。
文治离开我已一年多了，每当回忆起我们朝夕相处的情景，他的音容笑貌总是重现在我的眼前。50年前的5月，经我表姐杜绍霞介绍，我们在延安相识。因工作需要当时只见一面，我就北上清涧县工作，他南下东府工委。到1949年5月2日我们又在韩城相聚，5月3日举行了极简朴的婚礼，从此结为伉俪，志同道合，相依相伴，相依为命48个春秋。他对工作严肃认真极端负责的精神，对同志战友赤诚爽快的态度，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以身作则的高尚品质给我们全家做出了表率，为我们树立了清廉的家风。
文治原名张金法，曾用名郭蔚林，出生在山西临猗县角杯村一个农家。他是个独生子，7岁入学，父母亲含辛茹苦，借债供他上学。他自幼刻苦勤奋好学。1934年山西运城二中的毕业学生，因对国民党消极抗日的政策不满，联合起来反对会考。国民党当局镇压学生运动，开除了一批积极参与组织领导的学生，文治就是其中被开除的一个。他借郭蔚林的毕业证考入西安高中二六级。1935年在西高学习期间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10月西安学联成立，他被推选为学联常委。在举世震惊的西安事变中，他被组织指定为便衣总指挥，负责游行请愿队伍的指挥联络工作。12月9日早晨，他脱下学生装，穿上长袍，戴上礼帽活跃在游行队伍前列。12月16日他又被西青救、西安学联派到朝邑大庆关去接北京学生代表。1937年2月，由杨春荣介绍，在西安高中入党。三四月，文治在西安高中担任地下党支部书记，并被选为西安学生代表，出席在延安召开的第一次西北青救代表大会，受到毛主席的接见。
1937年暑假，文治在西高毕业，党组织要他自谋职业，他以优异的成绩在众多的人中考入西安测候所，当了职员为该所翻译外文。这年秋组织调他到省委组织部工作（对外称八路军一一五师留守处，驻泾阳县云阳镇），改名罗文治，担任对外联络副官，至此同志们亲切地称他罗副官。在艰苦的地下斗争13年中，他在国民党统治区白色恐怖下不避艰险，出生入死，机智勇敢地应付各种复杂情况，完成组织交给的各项任务。全国解放后，他致力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任劳任怨，忘我工作，常常是半夜甚至通宵不眠。
1965年他任陕西省委组织部长，组织调他去江苏省委组织部做副部长。那时他胃病严重，不能吃米饭，我劝他不要去。但他以大局为重，不计个人得失，冷静地对我说：“组织上调我去做副部长，这必须服从；如若是正职，还可以提出请组织再考虑。”我理解他是按照党的干部能上能下的原则要求自己的。刚到江苏不久，“文革”开始了。在“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中，文治屡遭诬陷、迫害。那时江苏的组织部长向造反派捏造罗策划干部假造反，因此被打成“二月逆流”复辟的黑干将，不光受到批斗，而且受到非人的待遇。我去看他时，他住在一间养着猪的房子里。看到他受此折磨，我心里极为难过，眼泪夺眶而出。而他却安慰我说：这数九寒天，有猪做伴，还暖和些。他面对逆境，泰然处之，坚信历史是公正的，真相终将大白。在整个“文革”中，他把个人生死安危置之度外。关心的是党的事业，国家命运。当时有一位曾在地下斗争中为党做出贡献的老同志被打成反革命，文治在写证明时，顶住压力不随波逐流，仍称其为同志，并做了实事求是的证明。这位同志对我说：“从我一生痛苦经历中，我认识了一个最好的同志，那就是罗文治同志。”1967年，文治被揪回陕西审查半年多，批斗了几十场。为了不使时间白白流失，他日夜在学习，并将以前学毛选的批语进行分类整理，回南京后，拿出51本笔记给我看，他高兴地说：“这是我在西安最大的收获”。现在，每当我翻阅这些整理得工工整整的笔记时，总是爱不释手。1978年6月下旬刚从江苏回陕，组织确定要他去麟游县平反冤假错案，当时我俩住招待所，大伏天我的左脚被开水烫肿，行走不便，全靠他照顾。他对我说：相信你能克服困难。8月4日他就去了宝鸡麟游。以后我才知他和其他同志们一起，冲破重重阻力，克服一切困难，才平反昭雪了涉及百人、历时10年的冤集。他无私无畏，不怕艰险，敢于坚持真理，坚持实事求是的品格，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文治同志对工作极端负责，勤勤恳恳，他正气浩然，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他对同志关怀体贴。曾在陕西省委组织部工作的老同志们回忆，在两次“反右”运动中，陕西省委其他部都定了“右派”分子，唯独在罗部长领导下的省委组织部没有定一个“右派”分子，甚至没有一个内定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文治始终把自己摆在人民公仆的位置，全心全意为人民奉献终生。他平易近人，生活朴素，对人民群众、烈士家属怀有深厚的感情。50年代他在省委组织部工作时，因公务繁忙，顾不上照看自己的父母；但他却经常惦记着两位烈士（秋宏、胡明达）的母亲，对二位老人的生活照顾关怀备至。白天忙不能去看，夜晚他抽空去看望老人，问寒问暖。每年春节、中秋节，他必带上月饼等食品看望两位老人。烈士子女有事找他，他总是尽力帮助解决，不能办的也向他们讲明道理。一次他下乡，有人向他交来征收新兵中勒索群众的录音带，他很快将此物转寄给中央军委。以后在报上看到对这类问题处理的报道，他高兴得连声说处理得好，处理得好。他那尊老爱幼的美德，为民办事的品质，深深地感染教育了我。文治的母亲、父亲于1969年、1976年先后在老家去世，他这个独子，总是因工作需要，未曾回过，而是让儿子回乡办理丧事。1958年我4岁的女儿脚上患骨髓炎，曾两次开刀，他将我们母女送进医院后，再未来医院看过。在我心目中，文治对个人的事，再大也觉得是小事；对工作上的事，再小也认为是大事。
文治从省纪委退下来后，还去延安、榆林两个地委，到12个县，进行党风廉政调查，还写了专题报告。1991年着手写《纪实》书稿。他很重视调查研究工作，重视掌握第一手资料。为了搜集有关材料，我伴随他跑遍了关中、陕南7个地市，48个县。在连续几年的调查过程中，他倾其全力，苦苦求索，总是亲自走访当事人，仔细阅读每份材料。酷热的七八月，他到陕南各县，不分昼夜查阅一堆堆档案资料。一次在城固县，因档案未整理，管理人员告诉他无法借阅，他坚持要进档案库房看，在铺满地上、摆满桌上的材料中连续翻阅几个小时，直到查出所要材料后，才肯离去。1992年冬我陪他到蒲城、白水等地调查。他把时间抓得很紧。白天找人交谈，一边谈一边记录。夜里天气很冷，抱上热水袋翻看材料，直到将借到手的材料看完才休息。在渭南市为查找被敌特派进边区的一个内奸，核对事实，他多次请地纪委、党史办的同志查找此人，经过三年多查询，终于有了下落。此人向他详细说了1939年敌人派他打进边区进行内奸活动的经过情况。他满意地对我说：这是一个大收获。就这样夜以继日，搜集了数百万字的资料。
文治对自己要求很严，他的一生只有奉献，没有索取。他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在工作上拼命干，但生活上却极其简朴，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外出调查，每到一地他总是一再叮咛，住宿、吃饭一切从简，不要给下面增添麻烦。由于他不顾年老体衰，长期超负荷工作，不注意休息而过度劳累，使体质每况愈下，患了胃癌，不得不住院治疗，1994年11月25日做了介入化疗。手术前两天晚上他还在病房里为《纪实》书稿写前言。我看见他坐着一尺高的木椅，趴在一尺多宽的小桌上，手里握着只有一寸多长的铅笔，用左手扶着颤抖的右手聚精会神地在写，顿时我的心简直要碎了，眼泪忍不住往下淌。我怕他看见，又怕他难受，只好拿着照相机拍照。现在这些照片成了我的珍贵之物。1994年12月1日医生对他施行手术，胃被切去三分之二。手术前他唯一的托付，就是丢不下《纪实》手稿。手术后，刚能坐起时，只要一拔掉输液针，他就将材料铺在病床上一页一页地补充、修改、整理。1995年10月25日为取回《纪实》有关材料，他又一次去泾阳县。泾阳是他曾经战斗过的地方，他对那里的土地怀有深厚的感情，他想念那里的人民。这次去泾阳也是他一生最后一次下乡的地方。11月又住进医院，确定12月13日做第四次化疗。12月9日他从医院回家，精神抖擞的带着他亲笔写的“寿”字为96岁的崔贯一去贺寿，同时也是为了去访几位从各地来的战友们核准《纪实》中的几件事实。那个“寿”字是他一生中书写的最后一个毛笔字。1996年5月9日他做了第二次手术，切除了升结肠，术前写好“后记”。5月28日，手术后仅18天，他就伏在案上为《纪实》中所记1939年翟林椿同志蒙冤案向省委组织部刘揆楚部长写了报告，请求予以纠正平反。在两年多的治疗中做了3次手术，5次介入化疗，病魔对他的折磨苦不堪言，但他始终心系书稿，一天也没有停止过整理修改。在极度衰弱无力的情况下，艰难地写作，以高度认真负责的态度将整理书稿工作完成，整整齐齐包好放在他的身边。
1997年2月24日，他还对我和孩子们说：如若他病能好转，他还要充实完备《纪实》材料。这时他已精疲力竭，耗尽了枯槁之骨脂。在最后弥留之际，我不忍心让他再写，遂将他身边的笔、纸收藏起来。但不知在什么时候，他竟用画体温的红圆珠笔，曲曲折折地为《纪实》补写下两页小标题，遂绝笔而终。这白纸上的红字是他吐出的血丝，我的小女儿张梅一见此字放声痛哭，她哭她的爸爸一生就是这样忘我负责，一丝不苟，不遗余力。此前我一看见他病得不成样子忍不住悲悲切切，肝肠欲断；而他却始终心境坦然，他对我说：要有风云不测的准备。我和孩子们痛在心里，昼夜不离守护着他。1997年3月1日文治离我而去。在这悲痛的日子里我在想：他离休后我们常谈要上华山和法门寺去看看，要去西安南五台山、翠华山旅游点。但他总是说等写完书稿再去吧……现在书稿已完成，而这些地方他却没能去看看。今读此书，如见故人。他走后我整理阅读他写的全部书稿后，方知我每次劝他休息不要再写时，他总是对我说“你不懂、你不懂……宁可少活十年，也要写好这本书”的意义。现在我深切地体会到，他在与病魔进行殊死斗争之中，完成了一件很有历史意义的工作。文治在我心中留下永不磨灭的高大形象，他是我永远学习的榜样。以上区区记其终始，谨以此文寄托我对文治永恒的怀念与哀思。
（1998年5月）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坚强的党的地下工作的勇士，出色的党的组织、纪检工作的领导干部，原中共陕西省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罗文治同志，于1997年3月1日19时45分在西安逝世，享年80岁。
罗文治同志原名张金法，曾用名郭蔚林，山西省临猗县人，生于1917年3月。193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至1937年，在西安高中上学期间任学校地下党支部书记，先后担任西安青年学生救国会常委、学委委员，1936年10月即从事革命活动，西安事变时任学生游行请愿队伍便衣总指挥。1937年秋，调陕西省委地下机关工作，曾任交通科、组织科、社会科负责人、科长，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联络员，泾阳县委书记。1941年以后，在马栏关中地委组织部、统战部调研室任副主任。1945年，任中共陕西省委驻东府特派员。1946年下半年，任中共西北局统战部地方科副科长、组织干事。1948年以后，任东府工委城工部部长、韩城县委书记、大荔地委组织部部长、陕西省委土改训练班主任。1950年10月以后，任陕西省委党校副校长、校长。1953年4月至1965年，任陕西省委组织部副部长、部长。1965年夏，调江苏省委组织部任副部长。“文革”中遭受残酷迫害。1972年6月恢复工作，担任江苏省革委会政工组组织组副组长、江苏省委组织部副部长。1978年下半年，任陕西省委临时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1983年4月，任中共陕西省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1986年11月任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主任。1990年11月离职休养。
罗文治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同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一生。早在学生时代，他就积极追求进步，投身革命，自觉参加反帝、反封建、反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中学时代，因参与抗日救亡活动，被开除学籍，后改名换姓考入西安高中。在举世闻名的西安事变中，在党的领导下，他积极组织青年学生的游行请愿活动，并负责指挥联络工作。西安事变前三天，根据组织布置，罗文治被指定为便衣总指挥，组织了大规模的学生游行请愿活动。与其他同志一起，率领游行队伍向临潼进发，打算当面向蒋介石请愿。张学良当即赶赴十里铺，挥泪劝阻，并表示向蒋介石亲自表达学生意见，保证五日内答复，促进了西安事变的爆发。之后，他被选为西安学生代表，参加了在延安召开的第一次西北青救代表大会，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他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不避艰险，出生入死，机智勇敢，顽强斗争，完成了党组织交给的各项任务。他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中共中央“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为此，他和其他领导同志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总结推广了不少好的经验，从而巩固和发展了许多革命活动据点，为陕西地下党组织的发展壮大做出了重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罗文治致力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任劳任怨，忘我工作，倾注了他的全部精力。解放初，他积极发动和领导群众，开展减租减息、土改、镇反等民主革命运动，建立巩固人民革命政权。他在担任中共陕西省委党校校长和省委组织部部长期间，兢兢业业，恪尽职守，认真负责，为培养教育干部倾注了大量心血。为各级领导班子选拔、配备了大批优秀干部，为基层党组织的发展壮大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他一贯坚持、正确贯彻党的干部路线和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公道正派，知人善任，任人唯贤。他反对帮派，不搞山头，坚持五湖四海，自觉顾全大局，维护党的团结。他为人耿直，襟怀坦白，关心同志，爱护干部，正确执行党的干部政策。他对待犯错误的干部，重在教育，在处理上慎之又慎。他高度重视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的意见和措施。“文革”中，罗文治同志身处逆境，屡遭诬陷迫害，从不说违心的话，不做违心的事，不考虑个人得失，时刻想着党的事业、人民的利益和国家的命运，表现了共产党人的高尚情操和革命气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他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积极参与拨乱反正工作。平反冤假错案，复查历史旧案，使许多老干部的问题得到公正解决。在清查清理工作中，按照中央和省委的部署要求，为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纯洁党的组织，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
罗文治同志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刚直不阿，无私无畏，是党的忠诚卫士。在担任中共陕西省纪委书记以后，以检查纠正“招、转、住”中以权谋私的不正之风为突破口，推进了全省端正党风的工作。在领导开展打击严重经济犯罪活动中，坚持原则，不徇私情，秉公执纪，严肃查处了一批违纪分子。在查处案件工作中，凡涉及人的处理问题，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严肃执纪的原则，亲自审阅案卷，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认真讨论，集思广益。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处理恰当，手续完备，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为新时期省纪委及全省纪检机关的恢复组建，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纯洁党的队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担任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主任期间，他虽年事已高，但依然精神矍铄，笔耕不辍。亲自组织领导全省各级党史部门开展党史研究工作，为立准立好党史资料多次进行实地考察。足迹遍及关中、陕南，并修改、审定、出版了十多本重要党史资料文献。
罗文治同志离职休养后，官休志不休，病倒笔不倒。他仍然时刻关心党的事业，关心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他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撰写文章，积极提出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意见和建议。他多次给省党校学员讲课，受到各方好评。他赤诚为党，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积极向有关部门直至中央反映重要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为完成他思想上酝酿已久的《中共陕西地下党反敌特斗争纪实》一书，他亲往7个地市、40多个县市党史和档案部门，查阅、搜集、整理了数百万字的档案资料。从正反两方面进行查证和反复思索研究，几经修改，完成了数十万字的书稿。1994年患重病后，先后做了三次大手术，他一面与病魔作顽强斗争，一面完成他未竟的事业，趴在病床上仍继续坚持写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文章。他撰写的《从解放前后眉县两个县委书记的对比中探讨反腐败问题》一文，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教育了广大党员干部。罗文治同志一生的作为无愧天地，堪称楷模。他为党、为人民、为国家，真正做到了无私奉献，鞠躬尽瘁，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凡是熟悉他的同志都赞不绝口，肃然起敬。
罗文治同志在长达6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一贯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共产主义事业，具有坚强的党性。他的突出特点是“慎在于畏小，智在于治大”。注重小节，防微杜渐；狠抓大事，明智果断。他刻苦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密切联系实际。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拥护改革开放，始终同党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和行动上保持一致。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具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责任感，识大体、顾大局、讲政治、讲原则，始终把党和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他襟怀坦白，光明磊落，从不计较个人恩怨得失。他实事求是，公道正派，团结同志，联系群众。他严以律己，艰苦朴素，廉洁奉公，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他谦和虚心，平易近人，始终把自己摆在人民公仆的位置。他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严格要求家属、子女，表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崇高品质。
罗文治同志的品德、精神、情操、作风，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要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改革开放，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努力奋斗！
中共陕西省纪律检查委员会
1997年3月11日
[1] 本文是罗文治同志任省委调查组组长时，向省委起草的工作报告。
[2] 本文原载“中共陕西党史人物丛书”《贾拓夫》一书。
[3] 本文原载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回忆欧阳钦》一书。
[4] 本文原载“中共陕西党史人物丛书”《张德生》一书。
[5] 本文原载：“中共陕西党史人物丛书”《赵伯平》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