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地下党组织，是处于艰苦、困难、复杂的环境下，在与敌人的斗争中不断得到巩固的。陕西地下党的巩固有一个发展过程，是由不很巩固发展到较为巩固的。在国民党统治下，党是否巩固，要从两个方面来看：一看党员荫蔽情况，二看党员的素质，特别是革命意志是否坚定。地下斗争发展时期党的主要任务，是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大都积极参加过公开的革命群众团体，领导过围绕抗日救亡而开展的群众斗争。据不完全的统计，县级领导干部70%参加过民先队、青救会或其他群众组织，75%领导过群众斗争。而国民党正是从这些方面来识别、寻找“共产党嫌疑分子”和进步分子的。确有不少党员，特别是县级以上领导干部，因此而暴露了进步面貌（并非党员面貌）。正是这个原因，省委作了有关荫蔽的布置，特别是大批调离暴露的干部。但是有些同志警惕性不高，或者由于与上级领导机关中断联系，不了解省委的指示，没有及时执行省委的部署，致使部分党组织遭受破坏。同时需要指出，大发展时期，有些地方对党员审查不严，党内混进了投机分子。环境变化后，党内就出了内奸、叛徒。这是党组织遭敌破坏的重要原因。这两点也是党的部分组织软弱、不巩固的共同点。
随着不断地执行并改进巩固措施和“荫蔽精干”政策，党组织逐渐巩固，逐渐增强了战斗力。绝大多数地下党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经过党的教育与斗争的锻炼，有着坚强的革命意志。这是陕西地下党的主要领导机构以及大部分党组织能够长期坚持斗争未遭大的破坏的一个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据我了解，抗战时期被敌特逮捕的省委巡视员和地、市级领导干部共有6人。这6人表现都很好，其中：1人英勇牺牲，2人从敌人囚禁中逃出，1人由我方救出，1人经内外配合斗争后出狱，1人拒不承认是共产党员，又无证据被敌人释放。这6位同志情况虽各不相同，但有两个共同点：一是均未暴露所领导的党组织和党员，所以地、市范围的地下党组织未遭受大破坏。二是没有一个动摇过，除1人牺牲外，其他5人出狱后均积极投入新的战斗。据了解其他被捕人员，大部分表现也好。就是被迫办了“自首”手续的，据过去核对自首名单时，发现也多是以群众组织成员的名义“自首”，没有暴露党员身份。据1941年2月对50个办过自首手续的党员统计，以群众组织成员名义自首，未暴露党员身份的33人，占66%。少数以党员名义自首的，大多也没有泄露党组织的机密。而且办理自首手续后，绝大部分继续从事革命或同情革命工作。据1941年2月对31个办过自首手续者的统计，继续革命或同情革命的24人，占总数的77.4%。党员能不能保证安全，免遭迫害，固然能检验党组织的巩固问题；党员的政治素质，党员被捕后的表现，也直接关系到党组织的安全、巩固问题。
与敌特布置内奸活动的斗争，最能检验党组织的巩固问题。据对敌特针对陕西地下党组织布置内奸活动的25人统计，未成功的11人，被迫答应做内奸随即向组织报告的2人，活动不久即被破获的4人，以上共计17人，占总数的68%；对党组织进行破坏，但内奸随之暴露的8人，占32%。没有一人长期潜伏在党内的。中统、军统都曾想方设法，向陕西省委机关派遣内奸，都未得逞。当然，有些问题还需要继续查证。但是，我于解放前在地下陕西省委组织部工作多年，解放后又在陕西省委组织部、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多年，尚未发现陕西地下党组织，特别是县以上领导机关中有一个长期潜伏的内奸。过去地下省委对地下党组织提出“外不孤立，内无奸细”要求中的“内无奸细”基本上做到了。这是陕西地下党经过一系列精干荫蔽措施后，组织达到巩固的一个得力说明。
由于地下党组织所处的特殊环境，党的领导机关对党员、干部进行审查是完全必要的。最早，陕西省委从1938年，即开始进行个别的审查清理。1939年8月，中央关于巩固党的决定下达后，至1941年在全省普遍分批进行审查。先后查出一些投靠国民党的、政治动摇的、内奸和有内奸嫌疑的、破坏党纪的、生活腐化的、思想落后的党员，并当即割断关系，进行清洗。当然，这次清洗中也有不大准确的，后来大都作了纠正。因为在地下斗争环境中，进行清洗只能用各种借口，停止发生党的关系，不能将清洗处理告知本人，且再不宜采取其他措施。所以，后来发现清洗错的或者政治动摇后转变坚定的，思想落后又教育过来的，可以再接上党的关系，比较容易改变原来的处理而无其他严重影响。可是后来在陕甘宁边区和建国后的几次审干运动中，由于存在严重的“左”的思想影响，曾经使肃反扩大化，无端给地下党员甚至地下党组织脸上抹了黑。虽然事后也作了纠正，而且经过一来一往，反复查证，对陕西地下党组织是否巩固、纯洁的问题，认识就更加明确了。但这段历史需要回顾，教训需要记取。
我先谈在陕甘宁边区时，1943年整风运动后期，7月开始进行的“抢救失足者”运动。当时，正是陕西地下党的活动逐渐适应国民党区域的恶劣环境，执行“荫蔽精干”政策取得显著成效的时期。可是，这时有些同志对党内特别是对地下党组织的敌情估计过于严重，甚至有的认为，党内“特务如麻”。中央社会部康生、西北局高岗等人，对陕西地下党更加怀疑。当时进入陕甘宁边区的地下党员，都要接受审查。很多人就是被当作特务，或特务嫌疑专案审查的。被关进延安边区保安处审查的，有原陕西省委系统的干部孙作宾、刘杰（女）、朱子彤、董学源、陈元方、张光天、何承华等。和我一起送西北党校审查的，有刘邦显、张中涛、李浩、严克伦、陈光尘等。还有曹冠群、彭毓泰、刘文彬、张铁镰等大批地下党员被送到中央党校、行政学院审查。当时，不单是对地方上的地下党组织不放心，对三十八军中的地下党组织也有怀疑。邓谦（张西鼎）是三十八军党组织的一位领导干部，也被调进西北党校审查。而且中央社会部有人对他们直接管理的情报系统也不敢信任。澄城的老党员吴卜亭，当时给西安情报站的王超北做交通联络工作。吴卜亭有一次从延安返回西安，路经茶坊（边界）时，被我方人员拆开牲口鞍子进行检查。这是以后吴卜亭向我谈的。后来陕西省委与关中分委合并而成立的关中地委，也把一些地下党员集中起来进行审查，而且还打算将原陕西省委领导人贾拓夫、杨清（欧阳钦）抓起来。据彭毓泰同志谈：1948年彭参加东北地区土改，高岗视察土改工作，谈极“左”的问题时对彭说：“延安抢救运动时，可紧张哩，当时有人要把贾拓夫、杨清抓起来，我向毛主席汇报，主席说：‘你不要轻举妄动’。”据赵伯平谈“对张德生也产生了怀疑，准备抓起来审查”。对赵也“实行监视，派×××为监视组长”。
联系以下事实，证实高岗当时对原陕西省委领导人是极不信任的。据刘蓟谈，“抢救运动”时，高岗认定她是特务，而且对杨清也有怀疑，所以，把她从西北党校拉到西北局亲自审问时，专门让杨清在场。而杨清自始到终一言未发，当刘拒不承认特务，说明赵伯平知情时，带刘蓟去的西北党校某领导人当场也帮腔说：“赵伯平自己也顾不了自己。”高岗为什么对陕西地下党抱这种不正常的态度？张德生曾谈：“高岗对陕西地下党长期怀恨，以宗派观点对待地下党。”汪锋曾谈：1941年陕西省委委托汪向毛主席建议，在关中分区成立警备司令部，统一指挥三支部队。毛主席同意，又当着汪锋、高岗的面征询高的意见，高岗亦表示同意。毛主席同时提出成立西北局，统一领导边区省委和国民党统治区地下党组织的计划。事后高岗见汪锋时，又对省委建议大为不满，认为“我的保安司令部的部队给（肖劲光）吃掉了”。谈到成立西北局时，又声称“我不愿意做那些乌七八糟的头”，将陕甘宁地下党视为“乌七八糟”的组织。汪锋回陕西省委汇报后，当时省委几位领导决定，6月13日向中央发电报，认为高岗没有白区工作经验，陕西省委不宜由西北局领导，仍由中央领导为宜。虽然后来省委还是划归西北局领导，但高岗对陕西省委几位领导人向中央发电报之事一直耿耿于怀，整风审干时，即借机“报复整人”（张德生语）。不单是关进保安处的，而且在学校或其他地方集中审查的人，都规定了与外界隔离的审查纪律，对不少人还进行了逼供。当时有人把整个陕西地下党怀疑为什么“红旗党”、“假党”，不少人在“逼供信”的情况下被逼成“特务”。当时正值国民党调集大军准备进攻边区，根据地干部对地下党在国民党统治区斗争的复杂性、艰巨性又不太了解，所以参加“抢救”的很多同志采取“逼供信”的做法是由于受到“左”的思想影响。个别参加“抢救”工作的原地下工作同志，也有“左”的思想情绪。另外对极少数被当作特务审查的，是出于误会。审干和“抢救”运动时，确有“事出有因”查清否定的疑案。如曾在渭南固市中学上学的党员贺一禾（贺克勤）等七八名党员进边区后，1943年在审干、“抢救”时曾当作托派问题审查。直到1945年春，贺等仍在延安行政学院审查，怀疑仍未解除。后关中地委统战部长汪锋，着权秉华去延安协助查清此案。权即协同有关干部，到社会部了解贺一禾等托派嫌疑的来由，才弄清真相。原来是渭南张文华于1939年被社会部派回渭南，了解有关人与张慕陶（当时康生错误认定是托派头子）的关系，后来张文华即把曾与张慕陶来往过的一些党员和进步人士当作托派向社会部作了报告。这些人员中，有当时在固市中学教书的雷五斋、史天、张资平等。审干、“抢救”中，因贺一禾等与雷五斋等接近，而当作托派嫌疑审查。实际上贺一禾等同志在固市中学时工作积极，政治坚强，与敌特斗争很有成效。雷五斋等思想进步，积极赞助革命活动，也不能当托派看待。权秉华与西北局组织部、西北行政学院有关同志座谈讨论后，作出了正确结论，否定了对贺一禾等同志的怀疑。
还有临潼的地下党员李益敬，也是因为误会，曾被当作内奸特务嫌疑进行审查。其来由是，1941年李益敬进边区后改名王维之，到八一剧团任指导员。但是后来省委又从可靠情报中查出，国民党省党部调统室的内奸名单中，正列有“王维之”，两者一字不差。“抢救”运动中，关中地委即将其当作内奸嫌疑，调到学习班进行审查。1944年底王被转送西北党校一面学习，一面继续审查。一次王在支委改选中当选，而组织不让王担任，就是政治上对王仍不信任。所幸，后来党校六部的另一学员曾在汉中地下活动过，领导的党员中正有一个王维之，便告知组织。而敌特的内奸名单中的王维之，正好地点在汉中。至此党组织对王维之才作出结论，解除怀疑，1945年抗战胜利后，被派去黑龙江工作。这次我在调查敌特破坏活动去汉中时，也查到了王维之为敌进行“特情”活动的详细材料。后来临潼王维之从黑龙江回陕后，我又核实了此事，进一步证实了因同名同姓而造成的误会。
当然，也不排除个别人另外夹杂着宗派主义等不纯的动机。从高岗亲自进行逼供的情节，不难看出这个问题。为了说明陕西省委领导的地下党组织确是“红旗党”，高曾亲自对陈元方、刘蓟等进行逼供，而且打算从原陕西省委组织部干部科长董学源身上打开缺口。先是董列席西北局高干会后，高岗将董学源留在西北局参加整风学习。“抢救”运动开始后，董在“逼供”下仍不承认“特务”、“红旗党”。高岗即在大会上宣布开除董的党籍，看管审查，后转押保安处，仍未使董学源供出假情。后来一天半夜高岗又派人将董学源押到他的办公室，再亲自逼供，未果后，高却毫无根据地赌咒发誓说：“你如果不是特务，杀我高岗的头。”还威胁说“共产党不是不杀人”。董学源不理高岗这一套，高最后竟蛮横地打了董两拳。
而且高岗审查原陕西省委有关干部时，从不向原省委几位领导人调查。甚至1943年派××去关中分区推广“抢救”工作，亲自交代任务时还说：“去关中闭着眼睛，随便一摸，就会有特务。”关中分区所在地马栏，也是原陕西省委驻地。陕西省委一年前已与关中分委合并成立关中地委，从国民党统治区调进边区的党员大部分在关中分区工作。高岗散布这种论调的目的，不难看出，当时确实有人一心想把陕西地下党组织打成“红旗党”。幸好毛主席及时提出九条方针，特别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方针，及时制止了高岗、康生等支持的“逼供信”的错误做法，纠正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倾向。后来又普遍进行了甄别，避免了严重的恶果，“红旗党”的帽子，也没有给陕西地下党组织头上戴牢。
从“抢救”到甄别，对调进陕甘宁边区的地下党员通过内查外调，从家庭出身到社会关系，从个人经历到思想发展演变，有的甚至在国民党区域的言谈行动都详细排查。整整审查了一年多，直到1944年7月间，在西北局一次会议上，方宣布中央肯定“陕西党是很好的党”。才算解除了对陕西地下党组织和地下党员的怀疑，陕西地下党组织才恢复了基本上纯洁、巩固的本来面貌。
据我了解，通过“审干”“抢救”，从陕西地下党先后调进陕甘宁边区（包括原省委机关及其警卫营、剧团）的1000多名党员中，没有发现一个真正潜伏的特务奸细。所有被打成“特务”的地下党员，在甄别时都平反了。其中有两个人当时没有平反，但后来也被否定。一个是原安康地委一位负责干部。他在中央党校第三支部学习时，1943年春陕北公学学生、甘肃张××在中央礼堂的报告大会上作了自己是潜伏党内的特务的“坦白”报告（张××当时是康生亲自树立的一个典型，于1950年4月已经组织结论为“历史上没有问题”），当时安康地委这个同志也被通知参加了这个会。会后，第三支部委员会的同志要该同志交代自己的历史。他如实交代后，又三番五次说他“不老实”，并指责其是打入共产党内搞“红旗党”的特务。后在“车轮战”等“逼供信”的情况下，他才承认是特务。1944年甄别工作开始后，该同志否定了自己被迫交代的材料，但仍被“临时支部”甄别小组作了“保留特务怀疑”的结论。到1949年安康城解放前夕，汪锋布置做策反联络工作的王国进城调查此事，并叮咛要保存好原始档案。安康解放后，王国专门就此向组织写了报告，说明该同志在敌人追捕时逃跑了，表现不错，不是特务。1954年，河北省委根据汪锋、王国等同志的证明才对该同志作出“取消特务怀疑，恢复政治信任”的结论。另一个是，被当作特务处决的，后来弄清也是错杀。这位被错杀的，就是原西安新文学促进会负责人蔺克义。蔺克义是华县人，原西安师范学生，老共产党员。是1938年上半年被国民党捕押的“爱国五青年”之一，在狱中表现很好。“抢救”运动时，蔺克义在晋绥日报社（山西兴县）工作，因陕甘宁边区“抢救”运动牵连，逼供成“特务”。1947年胡宗南进攻边区后，在晋西北被处决。解放后，我在陕西省委组织部工作时，蔺克义的儿子要求查询其父下落，我曾组织专人调查，未查出真相。“文化大革命”中，蔺克义被当作特务处决的材料被抛出后，其弟、其子均受牵连。蔺克义的问题，1981年经省委组织部多方调查后才予以平反昭雪，其弟、其子才被解脱。
经过“抢救”运动这次特殊的考验，党中央已为陕西地下党组织作了公正的结论。但是，“抢救”运动“左”的流毒，仍渗透在建国后的历次运动中。特别是“社教”运动、“文化大革命”中，陕西地下党组织又被诬蔑为“叛徒窝子”、“第二国民党”。不少党员又被错误处理，甚至被整死。先列举地下时，我联系过的两名地下党员的遭遇来说明：一个是抗战前我接过头的旬邑马志超。马志超抗战时担任国民党地方武装的领导人，在国民党区域的活动很有成绩。但1964年“社教”运动中，把马志超当作隐蔽的特务关押多年，“文革”中又备受折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平反纠正。一个是我在1939年接头的兴平县地下党的负责人高忠仕。高忠仕是个知识分子，当时他的职业是兴平县城槐巷小学教员。接头时我曾与他研究布置在环境恶化后如何开展工作，如何荫蔽自己。后来听说高忠仕工作得很好，而且经组织批准参加了中统特务组织。但是，县三青团对他仍有怀疑。1947年延安被敌攻占后，指名要他就敌人占领延安问题给敌刊写文章。为了敷衍敌人，他写过一篇文章。“肃反”中抓住这篇文章把他打成反革命分子，而且判了刑，并送新疆服刑。纠正后，“文革”中旧事重提，又被整死。
还有地下时我熟悉的党员范彦亭，1945年是韩城乔南乡完小校长。我在附近姚庄小学以教书为职业掩护。我们互有来往，他不知我的身份，但我知道他的情况。这一年冬，国民党县政府情报组织要范彦亭任乔南完小情报组长，范彦亭报告县委书记孙绍先（孙昶）。孙与我商量，为了不使坏人钻进情报组织，我们也便于了解敌情，就同意范任情报组长。并报了几个教员的名字，算作组员（未告知本人）。“文化大革命”时，范彦亭任子洲县委书记，为此问题曾被当作“特务”批斗，那几个教员也长期背了黑锅。
我亲自调查平反的麟游县地下党员的冤案，也是个典型。麟游地下党组织，建立于1928年，是关中地区有影响的地下党组织之一。赵伯经是一位知名的老党员，在建立、发展麟游地下党组织，开展党的统战工作，领导武装斗争中颇有贡献。国民党对其恨之入骨。1946年他率西府总队出击麟游山一带，迎接王震部队返回边区后，国民党反动派即策划县参议会提出议案，开除赵的县籍。赵家也遭敌破坏。但到“社教”运动时，一些地下党员就被怀疑审查。“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当时的领导人又大搞“逼供信”，搞出一个以赵伯经为首的“叛徒、特务、反革命集团”，给地下党、游击队的负责人、大批党员以及同情资助过我们的党外人士罗织罪名，甚至有将我地下武装人员处决敌伪分子的革命行动列为“血债”的。简直发展到颠倒是非、混淆敌我的程度。对于被整的这些人，有的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有的被关进监狱，遭受折磨；有的如原文教局长李秉钊被整得家破人亡。赵伯经虽已被迫自杀，但他祖坟也被挖掉，连王乐天等12位烈士的纪念碑也遭毁坏。
1978年夏季，我带调查组一面查证事实，一面对县上有关同志进行说服教育。查证并不费事，而说服教育却颇费周折。这样整整搞了四个月，才于10月25日开了平反大会。从这一段工作中我进一步体会到，在对待地下党问题上那种“左”的流毒确实很深。同时，发现了一个奇特的逻辑，就是：地下斗争中工作越是活跃，成就越是显著的党组织、党员，往往被整得越惨。麟游是西府地下斗争搞得较好的县份之一，而地下党组织也是受害较重的一个县。无独有偶，临潼县是关中东部地区地下工作较好的县份之一，而坚持斗争颇有成效的几位党员被整的也最惨。栎阳镇的杨宜瀚过去为党做过很多工作，对临潼地下武装建设有特殊贡献，且于1936年初，掩护过自陕北苏区去华北路经临潼的刘少奇。杨宜瀚于1939年被人暗杀（当时未死），第二年即去世。“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杨宜瀚虽已去世多年，但被当时的当权者挖墓曝尸，并揪斗了杨的遗孀王秀莲。对领导地下斗争有贡献的谈国帆，“文革”中被整得外出躲避，还被公开张榜通缉。在统战工作、地下武装建设上成效显著，且长期在本地坚持斗争直至解放的另一领导人朗瑞亭也被迫害致死，死后还开会进行批判。
礼泉县康子安的遭遇也可说明这个奇怪的逻辑。康子安是内战时入党的老党员，长期从事地下斗争的优秀干部，一生对革命忠心耿耿，曾以国民党的军官和乡长为掩护，做过出色的工作。1940年康子安任陕西保安一团营长时，驻防中部县（即现黄陵县）。一次胡宗南曾密电告知：周恩来要去重庆谈判，途经中部县时，要设法刁难。康子安向保一团团长做工作，并亲自招待保护周恩来，向周说知自己的政治身份后，将国民党县党部查扣的自延安发出的书报交周恩来。周恩来对康子安的工作及其安全表示关注。后来康子安任礼泉县大路乡乡长时，曾多方掩护地下党组织的活动，并设法抗粮、抗款、抗丁，为群众减轻负担。据统计，他的任期内全乡即少出3000多石小麦。
1946年5月，敌特暗杀李敷仁，获救转移陕甘宁边区途经礼泉时，康子安曾亲自组织人员接送，并安排李敷仁在家中住宿一晚，保证了李敷仁在他负责这一段的安全。事后特务为此纠缠了一年多，康子安花钱贿赂，才化险为夷，继续坚持地下斗争。直到1948年四五月，由于工作上的失误，陕甘宁边区任命康子安为礼泉县长的消息经新华社公开广播后，康才被迫离开国民党的乡长职务进入边区，结束了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艰险战斗的历程，又积极投入解放战争以及后来的民主改革、社会主义建设。但到1967年7月，横祸飞来。当时康子安任省经委物资处长，被戴上“叛徒”帽子，遭受折磨、迫害。最后从渭河捞出尸体，才知他含冤而死。“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这个冤案才得到平反。
华县白雪亭遭遇的迫害，更为严重。白雪亭是1938年入党的老党员，解放前为了掩护革命活动，担任过国民党的乡长、女校校长、商会会长。解放后，曾担任华县副县长、渭南专区林业局长、省林业厅种子公司经理、代理长安五台山林场党支部书记。白雪亭在地下活动时期，对敌斗争立场坚定，成效显著。解放后对所任工作亦勤勤恳恳，尽职尽责。白雪亭于解放前夕，曾从敌特的暗杀阴谋中逃脱出来。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却未逃出当时当政者的迫害。先是1969年华县革委会将白雪亭及其妻补定为“地主分子”，召开万人大会批斗。随后长安县革委会将白雪亭开除党籍、公职。西安市军管会又将白错捕冤押，并曾判处死刑。白雪亭因身心受到严重摧残，终于1970年9月10日含冤而死。白的冤案直到1979年3月才由华县县委平反昭雪。
旬阳杨震（即冯建平）住高小时参加共产党，杨震当时虽然尚无较高的理论知识，但革命热情很高。1941年初，杨震正在安康师管区当兵时，得知“旬阳惨案”发生，当即与另一党员通过关系进入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找到陕西省委（当时驻地是照金镇），我曾接谈过。杨震从省委党员干部学习班出来后，曾在关中分区税务分局工作。解放后任岚皋县新华书店经理。这样一个年轻的革命干部，竟在“文化大革命”中，于1967年11月23日被坏人毒打致死。直到1979年，才作出“关于为杨震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决定”。
临潼新丰镇地下党员赵培元，早在1952年被迫害致死。赵培元原系西安二中党员，后由于反动派迫害，转华县咸林中学上学。1941年暑假前为摆脱敌人逮捕，与咸中很多党员一起由组织派去三十八军教育连学习。后又调三十八军地下党电台任台长。1947年赵携一机枪回临潼与有关同志坚持斗争直到解放。解放后，他先后担任区长、区书、地委组织部秘书。但到1952年“三反”时，被诬为“叛变”遭逮捕，开除党籍，不久因身体受到摧残而死亡。赵培元的冤案直至1982年才得到平反纠正。
一位地下交通员，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诬陷遇害的事实，也需提及。在地下交通战线上与敌特周旋的英勇战士谢正兴同志，在解放后由于病妻幼女的拖累，经组织批准回家务农。1955年因水土不服，迁居三原县独李公社三合大队。曾任大队长、贫协主席、党支部书记，为建设新农村废寝忘食东奔西跑。以身作则，带头劳动，而且大公无私，作风民主，联系群众，团结干部。对工作一丝不苟，对有错误的干部也不迁就。“文化大革命”时，因贪污盗窃被开除团籍、撤销职务的队干黄健顺、杨怀礼，借机“造反”，颠倒是非，将谢正兴打成“特务、土匪、反革命”。虽然到各地调查，找不到任何证据，对谢正兴吊打逼供也无所获，但仍非置谢于死地不可。黄健顺等于1970年5月10日深夜，将谢活活打死，投入井中，并对谢正兴的三弟围攻，将其军衣扣子撕掉，将谢正兴的子女拉到三原中学批斗。“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经过谢女淑芳多次奔波申诉，各方支持群众揭发，后将罪犯黄健顺、杨怀礼逮捕法办，并为谢正兴平反昭雪。1982年1月15日，我地下斗争战友等参加追悼谢正兴同志的大会后，都为一名地下工作人员被害后得到正名感到欣慰。
“四人帮”粉碎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中，各地党组织才陆续推翻了强加给地下党组织、地下党员的一切不实之词。地下党组织再一次在特殊的审查中，经受了特殊的考验。后来陕西许多地方党组织根据中央有关文件精神，针对地下党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经过调查研究，落实了有关地下党员的政策。据我了解白河县虽然动手较迟，但它还是这方面工作搞得较好的一个单位。白河县委为了解决地下组织陕鄂边界委员会的问题，首先从组织部、党史办抽调干部，成立落实地下党政策办公室。开始工作时，他们了解到一些同志对地下党组织、党员的不正确认识有：对于地下党组织的历史地位、历史功绩看得微不足道；看枝节问题多，看主流少；考虑地下人员的公开身份多，看实际斗争少；在落实政策工作上，有思想顾虑，怕承担责任，怕犯右倾错误。为消除思想阻力，使工作顺利进行，1988年9月，白河县委在过去陕鄂委员会活动的中心地域卡子乡，专门召开了有县级六大班子领导人、县委各部、县民政科等部门负责人，部分区、乡党委书记和村支部书记参加的会议。在会上，认真学习了有关文件，介绍了白河地下党和地下党员的历史功绩。明确了处理好地下党历史遗留问题的重要意义，并忆传统、讲贡献，消除了“左”的思想影响，统一了落实地下党政策的认识。会后，又在历史档案、资料基础上，反复进行调查、考证、核查，并多次召开办案会议，分析案情，部署复查工作，1991年完成了任务。我想，如果各地都能像白河县委这样，本着对党组织负责，对历史负责，对本人负责的态度，实事求是地处理地下党的历史问题，必能及时地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增强党的团结，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搞好社会主义建设。
经过在国民党统治区13年的地下斗争，经受了解放前后我们内部历次运动的特殊“审查”，陕西地下党组织的战斗力、纯洁性反复得到检验。对地下党组织的认识进一步统一，功过是非愈加清楚，历史错误不应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