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人的公开破坏、暗杀，破坏了部分地下党的组织，但党的绝大部分组织没有被摧毁，于是敌人把希望寄托在布置内奸上。敌人所谓的“放长线，钓大鱼”，就是企图通过派遣内奸在共产党组织或党领导的抗日组织中“长期潜伏”，待机将共产党员“一网打尽”。抗战初期，国民党特务机关即曾布置内奸工作。1940年以后，特别强调此项工作，他们称之为“内线工作”或“特情工作”。国民党CC的特务机关“中统”在陕西的“特情组织”，是1939年由大叛徒杜衡领导建立的。先叫“特情小组”，直接受中央调统局领导。1940年“特情小组”并入省调统室，改称“特情股”。国民党的另一特务系统复兴社的“军统”，也重视“特情”工作。这两个特务系统，都曾将“特情”工作作为对革命组织的主要破坏方式。他们的“特情”工作方法有两种：一是“突击”和“打入”。“突击”是将选定之对象中共产党员、革命人员“以非常手段加以秘密逮捕”，“转变其信念”，“再秘密放回”，仍然埋伏在“共产党阵营中”。“打入”是利用“左倾团体接近奸伪”，或“运用秘密自新分子转移地区，打入其组织”。二是“培养”和“争取”。“培养”是“选择适当对象（或称‘灰干’），进行教育训练，使他们对我们的主义有更坚决的体认”，然后使他“学习敌方的理论，模仿敌方的作风”，“故意与敌方接近，然后抓紧一个适当机会，运用各种方法，有计划地打入敌方阵营。或是‘待价而沽’，等待敌方‘找上门来’”。“争取”是从“中共分子”中选择有“不满”“而产生脱离中共之念头”者，“逐步引导”，且“以理论政治说服”，也可用“其他方式，如感情联系，官位、金钱、女色之引诱”，使之为敌特服务。
1940年8月，国民党陕西省党部调统室曾专门密令各地“寻找机会，选派忠实精干而意志坚定的青年”，打入我方单位“刺探机密，从事内线活动”。1941年冬，省调统室又下发“高级特情工作竞赛办法”，指定“合格数量”、“完成期限”，各地即以“全部人力、财力策划进行”。针对敌特的这一阴谋，陕西省委曾明确提出党组织巩固的目标是：“内无奸细，外不孤立”。在审查党员工作中，清洗了一些坏人，割断了有怀疑的党员的组织关系，以防止内奸混迹于党内，一旦发现又及时采取措施。从下列内奸活动的事例，可了解敌特的阴谋和我们与之斗争的部分内容。
临潼丁维箕，新丰人。内战时曾参加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互济会，后自首叛变投靠国民党，当了宪兵。西安事变后，是军统宪兵一团特高组的成员，住西安。此人1938年即以进步面目，经常来往于临潼县委书记刘庚开设的骊山书店，并向刘（刘是内战时期的老党员）假意表示悔恨过去的反共行为，愿脱离宪兵与刘同甘共苦，并要求加入共产党。刘庚识破了丁维箕的诡计，其阴谋未能得逞。此事刘曾向省委组织部长张德生作过汇报。丁钻进来的办法未成，却侦知刘永瑞（县委组织部长）主持骊山书店的日常工作并常外出活动，判定是共产党员，拟把刘永瑞拉过去做内奸，即预谋在西安“突击”（即突击逮捕，突击收买，马上放回）。1938年10月，刘永瑞去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为书店取书刊时，丁发现后告知宪兵一团特高组组长张自由。刘永瑞即被特务劫持到西北大旅社，胁迫他做共产党的内线工作。要刘永瑞仍“表示积极为共产党工作，监视刘庚的活动，了解他与谁来往。”还叫刘永瑞偷文件，答应每月给40元津贴。刘永瑞假意应允，但未承认党内职务，也未暴露党的机密。刘永瑞被秘密释放后，即回县委交代此事，县委当即撤走有关人员，党组织未受损失，军统收买党员做内奸的计划以失败告终。后刘永瑞被送到省委，省委安排在连队当兵，经研究开除了党籍，是我经手宣布的（后又重新入党）。据知，刘永瑞是抗战后，国民党“军统”特务组织在陕西地下党组织中第一个被选做内奸的“突击”对象。前几年我和刘庚同志交谈，根据刘永瑞的一贯表现和被捕后的具体情节，对照后来有关文件精神，觉得当时开除他的党籍处理重了，向组织建议恢复了他的党籍。丁维箕1942年底任敌八十军谍报队长，1947年任国民党临潼新丰镇长，解放后被人民政府判刑关押。
某特务的弟丁××，是国民党劳动营少年班中训练出来的小特务，亦即特务机关所说的“童探”。1939年下半年，混入省委机关做勤务员，曾暗藏在桌下窃听会议发言内容，并企图进行其他破坏活动。时间不长，即被我们发现清除。
西安师范地下党员李××，1938年10月被省党部特务秘密逮捕，秘密释放。李答应长期潜伏党内为敌人做内奸，并向敌人告密了胡怀让、曹碧文（女）、郑继周等同志。据了解，李是抗战后陕西地下党组织中第一个为“中统”效力的内奸。由于李与特务来往，暗中领取津贴（每月10元）的事早被发觉，李接二连三写报告向组织邀功，而且捏造历史，也是自我暴露。从此党组织即对李戒备，并经省委同意，将其调离西安，介绍到安吴青训班学习。后又转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以便割断李与当地党组织的关系。这样，中统最早设计的这个长期潜伏的阴谋就胎死腹中了。由于李在西师支部和以后转关系时认识一些党员，这些党员后又分布在几个县委，省委当即调离了一些同志，也大大减少了他的危害。1939年10月中央有关部门通知陕西省委，李已逃跑。省委当即告知长安县委书记李浩，通知有关同志提高警惕，加强戒备。此后李即公开进行反革命活动，先在敌劳动营政训队受训，并监视受训人员。1940年12月，到劳动营韩城招待所后，曾参与逮捕地下党员刘江霞等四人。李于1942年下半年改任小学教员，直至解放。李××解放后被定为反革命分子，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从西安师范学校毕业后在长安工作的胡怀让，由于李××的告密，特务又用“突击”办法，于1940年3月5日将胡秘密逮捕。押在省党部“突击”一夜，布置潜入我党。要胡“多找党的线索”报告他们，要向上级“要文件”给他们看，“要往上爬，你的地位越高，我们从你身上得到的就越大”，并要胡把党的关系转入兴国中学，企图侦查学校的党组织。叮咛探听的情况要随时向特务秘密汇报，并约定秘密接头的地点。胡怀让被迫答应后，很快跑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找到省委联络员聂景德，向组织作了交代。聂当即将胡送到延安，中统的计划没有实现，长安党组织未再破坏。但是当时省委为防万一，将县委领导干部立即撤离长安。胡怀让在特务审讯时，已探知他是被李××告密的，从此李××的内奸叛徒面貌完全暴露。
李的内奸叛徒暴露后，陕西省委又于1940年3月20日、4月10日就“关于保卫党的组织问题”，向各地党委先后发出第1、2号紧急通知通告此事，并再次催政治面目暴露的党员和民先队、青救会等革命团体的非党干部，“毫不迟疑地坚决地迅速地”调到省委、陕甘宁边区或其他地区。“哪怕损失部分工作，亦应坚决去做”。同时要求加强党内反特、反奸以及应付被捕的教育，认真检查秘密工作，严格保密纪律。消灭乱拉横的关系，销毁党内文件，肃清党内查有实据的敌探奸细、异己分子，严密防止这些分子混入。最后指出：“进行保卫党的斗争中应坚决反对随便马虎，满不在乎，太平无事的麻木不仁现象，同时反对‘坐卧不宁’、‘疑神疑鬼’的张皇失措现象。”这是陕西省委通过实际事例，对党内进行的又一次反特、反奸的具体布置。通过这次部署，许多地方增强了保卫党组织的措施。但是，有些地方或因联系中断，或因省委已迁至陕甘宁边区，边区周围又被国民党军队封锁，通过封锁线的新的交通线尚未建立，暴露的干部很难调进边区，因而有的地方一些措施无法落实。
南郑的瞿文德，是由中统汉中特务头子崔睦九直接掌握，计划长期潜伏并拟钻进领导机关的内奸。瞿文德系南郑新集人，内战时参加红军，抗战初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工作。1938年下半年，我在办事处认识此人。1939年初瞿被省委派回南郑，瞿一回去即叛变。4月任戈白同志到汉中任地委组织部长后，瞿即向敌特告密。崔睦九指使瞿为任在南郑街上安排居住地点，任、瞿即在此开一小杂货铺作为掩护。此时瞿加紧探听并追踪地委书记李铁轮的活动，拟将汉中地区的党员一网打尽。但任、李已觉察瞿行动可疑，先是任戈白从外地检查工作返回时，发现瞿与一些警察、流氓在房东家赌博，即批评瞿“这些人经常来，暴露了我们怎么办”。瞿即说“警察局来人查户口，怀疑你，可能是对门地主老婆报告的”。企图荫蔽自己。从此任即对瞿戒备。瞿曾打问李铁轮的住地，任始终未告知。后瞿提出去外地工作，以探知别处党的组织，任未允，并通知瞿回陕西省委，瞿拖延不走，声称他所在单位南郑特税局调他到外地任职。6月初任已觉住地暴露，收拾铺面关闭上锁，拟做撤离准备，不久发现瞿又潜入店铺内。任当即与李铁轮商定，马上离开南郑，李按计划返回省委，再次通知瞿回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任与瞿谈话后特务觉得一网打尽无望，又想让瞿继续潜伏，即将任、瞿同时逮捕。又立即查寻追捕李铁轮，因瞿打问李的住址时，任始终未告知，李也已警觉，故李得以安全离汉中返回省委。此后特务仍不甘心，瞿假借“保释”出狱，向任索要各地的组织关系，被任回绝。特务接着又让瞿前去泾阳县云阳镇省委机关继续潜伏，但省委同志对瞿已有怀疑，拟进行审查，瞿即诱骗一战士携枪逃跑。瞿文德此后又在西北劳动营、洛川敌特办事处等地长期进行反革命特务活动。1960年这个叛徒、内奸被我人民政府逮捕归案，1961年被判处20年徒刑，后病死狱中。
靳景贵，西安陇海铁路局机务段党员，曾任党组织领导的战时救护队副队长，兼办《汽笛》周刊。因审稿关系，认识国民党特别党部干事（叛徒、特务）苗建平。1939年4月靳送审稿子时，苗与密谈，促靳交代所知党员。靳后来说他当时“贪生怕死”，随告密他的入党介绍人吴冠杰等3名党员。1940年初苗又给靳10元钱，要靳与吴拉关系，探听共产党情况。6月靳为苗写了12人的党员名单，后又多次受特务指使，对党员、革命群众进行侦查，召唤党员去特别党部调统室谈话。靳1943年4月正式填表参加特务组织，当上“特情人员”。西安陇海铁路局机务段党支部的破坏，内奸靳景贵起了重要作用。这再次说明“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特务机关对靳很器重，特别党部调统室副主任徐耀东曾亲自与靳联系。靳是河北人，他的内奸问题，1944年关中地委已经情报系统掌握，解放后才公开揭露，被清除回家。
渭南冯××，汉中地区朱××，都是1939年10月被敌人调去汉中市十八里铺，在国民党军统局“军事委员会战地游击训练班”受训的学员，1940年1月被派遣混进安吴青训班学习。4月，陕西省委的七月剧团（后改名八一剧团）需要工作人员，冯、朱从安吴青训班毕业后即混入剧团当文化教员、演员，但并未混进党内，更无法接近陕西省委机关。1941年7月他们二人的问题被发现，当时我曾与冯谈过话。时隔50年后，1991年10月我又在渭南找到此人，并查出他的档案。经这次查访与我的回忆，现把这一案的始末介绍于下：
汉中的“战地游击训练班”，是军统系统向革命组织派遣内奸的一个特务训练组织。学习期限两个月，毕业时教官才向他们交代任务：“去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组织中长期潜伏，打入党组织，抓取领导权，在抗日反攻阶段，里应外合连同共产党全部消灭。”毕业后，由驻西安的军统西北特侦站将学员派出，分别混进革命组织。当时与冯、朱一起到安吴青训班的还有曲×、金×二人。冯在进入剧团后，经过学习和对“边区、蒋区的政治和群众生活等的情况对比”，认识到共产党一定要胜利，因而思想动摇。但又觉得蒋方实力强，还有美英援助，“一定要有20至30年残酷厮杀”，想摆脱政治斗争。加上剧团政治空气较浓，还进行反特教育，所以1941年7月冯的思想斗争很激烈，坚决要请假回家。因组织上发现冯心神不安，剧团指导员王维之找冯谈话。冯即将他和朱被特务机关派遣的事作了交代。我与冯谈话后即决定将冯、朱送延安边区保安处审查。1942年4月，保安处根据他二人交代悔改情况以及无重要罪行的事实，按照本人的意见将冯释放回家，给朱分配了工作。但冯于回家途中被敌扣押，先被关押在省党部，后被军统的西北特侦站要去。敌特让他报告他了解的共产党的内情，他将赵伯平报告为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实际赵当时是省委宣传部长），将汪锋报告为军事团长（实际是省委统战部长），又说“罗文治是省委委员”（实际我并不是省委委员）。不久特侦站先后拟派他到边区做“内奸”人员的交通员，到西安南郊韦曲小学调查某“共产党嫌疑分子”。冯均借口推辞。1943年5月，特侦站又把冯当作共产党派进国民党方面的“内奸”关押于特种拘留所，9月才释放回家。冯回家后，我们通过地下组织了解，冯从事农业，兼营商贩，自谋生活，再未投靠特务。据杨公愚（即八一剧团团长斯曼尼）后来谈，解放初期冯以劳动模范身份在西安出席抗美援朝代表大会时，他还与冯交谈过。从我了解到的内奸来看，像冯××这样从事特务工作时三心二意，后又改恶从善的不少，而死心塌地为敌特效忠的并不多。从冯、朱的案件看，军统这次派遣内奸的工作收效甚微。
闫屈义，原友军中地下党员，后调回省委教导营三连任排长。1940年初，闫离开部队后在西安劳动营当了特务。不久又被派回企图拉拢教导营干部叛逃，该干部报告组织后将闫抓获处决。
翟芬（女），山西文水人。在洋县国立七中上学时，与洋县中心县委副书记梁志宇联系。1939年冬，由西安迁洋县的西安高中、一中都有反共组织“抗先团”。“抗先”的负责人李鸿超（高中学生），向洋县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侯祺报告了西安高中、一中和国立七中包括翟芬的黑名单，要求逮捕。侯报告国民党中统南郑专员张逸之，张即派特务崔睦九协同侯祺逮捕多人押县政府。但各校同学数百人到县政府要求放人，被捕押一日后放出。唯翟芬经崔睦九审讯后承认参加民先队，押南郑后，再经崔威胁利诱而秘密叛党，与崔同居，并供出梁志宇。崔将翟拉入特务组织后，又派回七中佯装无问题，并拟完成特务交给的三项任务：第一，要继续与梁发生党的关系；第二，要了解所有组织关系；更恶毒的是第三，让翟芬表现积极，伺机混入领导机关，接替梁的领导职务，在地下党组织中埋设一枚更深的炸弹。特务认为这是“一件有价值的”内线工作。但是很快省委从中央社会部的电报中得知翟芬的内奸实情，并当即向洋县中心县委书记江峡告知。江回洋县后向梁志宇转达。但梁拟将翟“调虎离山”派进边区到省委。当梁动员翟回省委时，翟托词不走。1941年省委再次通知梁志宇速回省委时，梁思想麻痹，又去说服翟芬同行。翟将此情密告特务，特务得知梁要撤离，觉得翟除过第一项外，第二、三项任务已无法完成，认为潜伏阴谋暴露，叹息“计划失败”，当即逮捕了梁志宇。敌特在逮捕梁志宇的同时，又率军警四出搜捕江峡。5月6日，在江的家乡贯溪窖场附近将江团团包围。但江峡手持泥叉冲出包围圈，然后渡过汉江，通过地下交通，将中心县委负责人被捕的消息通报各级党组织，又亲自到各区布置紧急荫蔽事宜。
在此以前，江峡又向汉中、城固、西乡、西北联大党组织负责人传达了省委关于进一步做好荫蔽工作的指示，为抗战后期汉中地区党的工作做了安排，也为解放战争时期汉中地区党组织的恢复发展保存了革命种子。这次脱险后，5月中旬江峡又与县委委员梁文龙化装逃离汉中，回到省委。梁文龙当时改名平凡，留省委做总务工作，解放后调新疆，“文化大革命”中被整死。翟芬1942年即与特务头子崔睦九结了婚，后被特务机关安插在勉县做邮检工作。1944年，在一次车祸中才结束了这个可耻的叛徒、内奸的生命。崔睦九是东北辽阳人，老牌敌特人员。1929年即在东北的昌图、海城敌公安局任职（时年26岁）。从1939年至汉中解放，一直在汉中地区从事反革命特务活动。他与当时的国民党汉中警备司令祝绍周互相配合，疯狂迫害共产党员、革命青年，作恶多端，罪行累累。汉中解放后，崔又参加反革命特务武装忠义军，任总务处副处长。忠义军被人民武装逼降后，崔被人民政府收审，收审期间崔交代了自己的罪行。崔供认他亲自参与杀害的革命人士即达六人，后经人民法庭判刑关押，受到了应有的惩处。
何志诚，1929年曾加入共青团，1932年转党，1933年即自首叛变。西安事变后，何隐瞒自首叛变的问题，在西安师范混入党内。后在西青救（西北青年救国会）、安吴青训班工作。离开青训班后，于1940年4月在西安第二次由国民党特务原芬牵线叛党，做“特情工作”。受省党部调统室主任朱宜之、情报股长王克平领导。朱着其打入中共陕西省委做内线，或等上级组织派人接关系，借机埋伏在共产党的领导机关。此后，何即以西安织毯厂职员为掩护进行“特情”活动，并向敌特组织写了安吴青训班情况以及他所知道的共产党员名单。因为何的历史问题和他后来的表现，地下党组织已与何切断联系，所以他多次向省委写信联系未得结果，也未等到上级派人接关系。后来何用过去了解的一些党员线索为敌效力。他曾将一党员安排在西安教书，暗中监视，企图了解省委在西安的线索，但未成功。后何志诚又以革命面目亲自侦查，暗中向特务机关报告，致使6名共产党员先后被敌特逮捕或传讯。
从何志诚侦查出卖户县宋继唐的情况，可以了解其“特情”手法。宋继唐在西安高中入党，从事青年工作时与何志诚熟悉。1940年下半年，何得知宋回户县后，即以地下革命工作者的身份找宋，谎称他正被国民党特务通缉，想到陕北去，要宋想办法。宋轻信了何的谎言，应允设法，后即找县工委书记邓慎祥。邓答他也联系不上，宋即向何说明与邓交谈情况，何即探知宋与当地党组织有来往，回西安就此向国民党省党部调统室写了报告。后调统室传讯宋，宋去国民党省党部后，先否认自己与共产党的关系，后来拿出何的报告，宋即叛变并供出邓慎祥，致邓也被特务传讯。本来省委根据宋继唐的表现，曾通知户县工委书记邓慎祥，不要与宋发生党的关系。但宋回户县后在定州村小学教书，邓也以教书为职业，互相熟悉。当时户县党组织保密制度不严，邓的警惕性不高，他的党内领导身份被宋得知。敌特机关通过何志诚多次成功地进行“特情”活动，但是打入党组织内部的企图并未实现，而且最后一次“特情”活动又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1941年7月，王克平要何志诚策反在陕甘宁边区工作的弟弟何志德为特务做内线，并派叛徒、特务姚秀珊陪同到淳化通润镇（靠近边区），以税务稽征员为掩护，写信约其弟见面。先是何弟到通润镇，姚、何策反未成，何弟半夜逃回并报告组织。组织研究后确定将计就计，由何弟去信表示愿意投靠国民党，并约定何到红白交界处会面。何志诚见信后喜出望外，回西安报功。此时正值国民党特务机关“高级特情突击竞赛”完成期限（1941年至1942年1月）之内。省调统室主任朱宜之听到汇报异常兴奋，朱当即将何引见国民党中央特派员、中统局第一科科长张炎茂。张对何大加赞赏。但是好景不长，1942年1月，何返回通润镇，按约定地点与其弟会面时，关中分区保安处派人把何抓获。由我和关中分区保安处副处长于桑进行审讯，后陕西省委派人将何志诚押送边区保安处。在边区保安处关押一段时间后安排了工作，解放后组织上进一步查清了何志诚的罪行。
旬阳县政府政警队班长涂兴诗，曾充当反革命密探。旬阳县长施德广几次派人伪装革命，探听旬阳革命青年的暴动计划。据施德广解放后交代：旬阳大屠杀前，他指使涂兴诗与策划暴动的群众王昌民接近，并打入内部，探知详情。涂兴诗即向王昌民表示支持暴动，答应到时里应外合，王即告知行动计划，涂及时将探得情报密告施德广。施德广同时布置自卫队长杨锦文探听，又令保安队士兵杨文成，以不满当局的伪装取得王昌民的信任，参加了准备暴动的会议。施德广掌握内情后，又派出大批武装便衣人员，暗中监视，并策划了1941年2月10日（即阴历正月十五）开始的旬阳大屠杀。敌人按计划实施了“内线”活动，达到了镇压群众的目的，这是暴动失败的直接原因。而思想麻痹，认敌为友，是招致这次大屠杀的一个沉痛教训。
南郑王××在南郑“工合”做供销工作，1941年6月底，被国民党南郑县党部特务秘密逮捕。由汉中调统室专员崔睦九、向离等秘密审讯，强迫王秘密自首并参加国民党调查网。王答应为特务服务后，第二天被秘密放出。王的内奸面貌，陕西省委已经了解，他无法从党组织内部实施内奸计划，却在特务唆使下，以进步分子面貌结识“工合”张华功的爱人林锐和原三十八军军官、地下党员武志平（时在西安劳动营关押）的妻子陈新颖，探知张华功、武志平的情况后告知特务，后来张华功去河南跑生意时失踪。1945年武志平从劳动营放出回南郑后，王又以进步面目与武接触，并引特务指认，次日特务去抓武，但武已离开，后特务将与武志平一起活动的两人捕去。
旬阳罗长勤，又名罗尚卿（在陕甘宁边区时化名李鸣华），曾任旬阳县工委书记。因政治面目暴露，1941年4月调进边区。10月罗患眼疾，要求去西安治病。在西安治病期间思想动摇，主动到国民党省党部调统室自首。在特务头子朱宜之的劝诱下，罗尚卿参加了省党部调统室“特情”工作。朱宜之以为奇货可居，给他安排了秘密住处，派个女人和他鬼混。三四天后给了活动经费，规定了联络暗号，派回边区进行内奸活动。要求罗多吃些苦，争取做个布尔什维克，“取得信任”；争取多负责任，还要他设法打入陕西省委机关工作。后省委分配罗长勤到关中分区同宜耀县做行政秘书工作。罗的内奸活动尚未得手时，1942年5月省委根据可靠情报逮捕了罗长勤，也是由我和于桑审讯的。审讯中他交代了被派回做内奸的全部情况，并交待了他回边区后曾向省调统室送过一份回边区情况的材料，压在柳林镇一棵大树旁的石头下，由别人转送。关押期间，罗曾将衣服撕成布条，拧成带子绞颈自杀，但被及时发现制止，送边区保安处后，因病辗转治疗。1949年8月将罗安排到山西长治县做小学教员，后又到长治潞安煤矿矿务局工作，在“文革”期间失踪。
罗长勤在以前工作还积极，在旬阳开辟了工作，1940年8月在紫阳被捕时表现不错。10月二次被敌追捕时逃脱，并带领两名暴露的党员进了边区。罗长勤逃后罗父和两个弟弟被捕，其中一个弟弟罗霞被送进劳动营。这次罗长勤从动摇到叛党，按罗的交代主要是由于“罗霞在集中营，有性命危险，叫我设法营救，当时又是德苏战争吃紧阶段，日寇又偷袭珍珠港，莫斯科完了……于是我认为抗战没希望，革命没前途，加上与个人利益发生了矛盾，就产生了保住个人小家庭……回家做个庸人的反动思想，把革命利益一脚踢开了”。罗长勤从思想上的自私，政治上的动摇，走上了背叛革命、从事内奸活动的自述是可信的。
造成党组织严重破坏的内奸，还有商县的王克发。王克发是商县县委书记王连成的叔伯弟弟，在国民党军队当过兵。王连成误认为王克发家境贫穷，政治可靠，便吸收其参加地下活动，还出席了1942年9月下旬的县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决定王连成等同志返回商洛部署工作后，撤进陕甘宁边区。而王克发却暗地与县东区指导员刘文荣联系，并报告了扩大会议的内容。刘文荣又将王克发介绍给敌西荆公路警备司令许永修、谍报室主任张巨振。许、张布置王克发继续参加地下党的活动，并交王克发持司令部一公文，让王伺机与地方政府联系逮捕王连成等。
10月2日开始，王连成等14人即先后被捕，田申荣等在被围捕中逃脱。党组织遭严重破坏，而内奸王克发并没有好的下场。开始王克发因出卖革命人员有功，西荆公路警备司令部经商县政府派任商棣乡乡队副。据谍报室主任张巨振后来供称：“当时认为王克发这个人太不可靠，太无常。他出卖了巩、王二人，显然是企图升官发财，将来他如再变卦，未尝不可以出卖我，所以不敢把他放在伪司令部内，把他派去东区。他如果反动的不彻底，巩、王余党是一定会给他一个报复，他死了倒也痛快。当时我的用心不为不狠。”这是敌人利用叛徒、内奸的真实思想，从敌人眼目中也可以看出叛徒、内奸的真正形象。王克发到商县任职后又为非作歹，欺压百姓。地下党员通过国民党县参议向县长告发，县长派人捕王押县稽查处，王逃走后在东区抢劫，县警察局派人捉拿时将王击毙。王克发虽非共产党所杀，但这个内奸的下场也正中特务“死了倒也痛快”之意。
商××，礼泉人。抗战初期入党，曾任县委宣传部长，后上西安商专学习。省委从敌内部获知的内奸名单中有“商××”，“1943年”从事内奸的记载，因未核实，不便记叙。近与原礼泉县地下党负责人王育英交谈，始得证实。王育英谈，商曾亲自告知其经过：商在西安商专上学时，一天夜晚在莲湖公园的入口处，遇两特务以手枪威胁，以黑布蒙眼，强行拉走。进入一室后突击审讯，扬言：如不交代，当晚即枪决。商即自首，并交代了入党介绍人及其他党员名单（这些人当时已进陕甘宁边区，或已叛变，或系敌特人员），答应做内奸后当即秘密放出。商被威逼做内奸后，未闻有破坏党组织情事。而且在解放战争时期，白色恐怖严重的情况下，将王育英荫蔽在家中保护了两三天。敌人使用的内奸中类似此种情况还有几人。
十六、西安马××。敌特不但用“特情人员”侦察、破坏共产党组织，而且用“特情人员”破坏民主党派。敌特使用马××侦破民盟组织即其一例。昝玉祥任中统西安市区主任时，除派特务跟踪郑伯奇、刘健秋、李子健、杨明轩、杨玉珊等人外，还在民盟内部安插了“特情人员”。1946年夏秋之际，丁××向昝玉祥告密小学教员马××是民盟。昝即先拉马自首，然后建立为“特情”，利用马调查民盟在西北的组织人事。自1946年8月至1947年5月昝玉祥与马接头四五次，证实李敷仁、郑伯奇、梁益堂为民盟，并获得加入民盟手续、登记表格及其他有关情报，为进一步侦查和逮捕民盟成员提供了条件。
敌特为了彻底破坏地下党组织，布置“内线工作”真是费尽心机，而且一些党的组织确曾因此而遭严重破坏，一些党员因此而被迫害。但是绝大多数党委按照陕西省委的布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党内多次进行反特务、反内奸的教育等，使大部分党的组织能够粉碎敌特派遣内奸的阴谋。除王富水外，据朱宜之供称：为了搞内奸活动，曾于1939年、1940年，先后在省邮政管理局、东北救亡总会中“埋伏”了两个党的秘密自首分子，等待党组织派人发生党的关系，借机再潜入党内活动。但都“始终没有人接头”，“阴谋完全失败”。另拟诱捕、诱骗两人，使做“内奸活动”，但因未捕到或捕后逃脱，也失败了。朱宜之还派特务王克平、李茂堂秘密逮捕西北“工合”、蔡家坡雍兴纱厂、西安某铁工厂多人，结果“不是证实了他们确实没有地下革命组织的关系，就是很久以前有过一度的革命组织关系，以后便失掉了联系”。还说派进边区的罗长勤等6人也是“去了以后，没有消息”。
陇海铁路局调统室，是陕西国民党统治区特务组织布置内奸进行“特情”工作最力的单位之一，但是党组织对于已暴露未撤离的党员，在未经考验前不予接头，故其“特情”工作收效也不大。如1944年在蔡家坡铁工厂工作的原陇海铁路职工徐××，被特务徐耀东诱捕到西安，经武勃然甜言蜜语诱迫自首，并密使再装进步恢复组织关系，但未成功。
国民党派特务打入革命组织内部，潜伏破坏图谋已久。早在1936年下半年，国民党的教育厅长周学昌（抗战后当了汉奸）就曾经把当时西安高中二七级学生、西安学联负责人（常委）杨洪绩（1934年曾以反帝大同盟成员名义登报自首）秘密收买，妄图埋伏在革命组织中，待机而动。但西安事变后，杨洪绩从周学昌处领钱的事被发现，杨的面目暴露，被西安学联驱逐。杨洪绩即公开反共，后当了陕西反动青年组织“抗协”的头头，以后又做了宁夏三青团干事长。周学昌当时手法是先哄骗、诱惑，再重金收买。1936年下半年，周学昌在教育厅召见西安高中几位积极从事学生运动的骨干时，曾声称：自己对马克思主义有兴趣，愿共同研究，要同学常去他处交谈。杨洪绩可能是从此上钩的。
关于国民党对陕西地下党组织派遣特务或收买内奸问题，1940年我代省委组织部草拟的报告中，曾经把内奸特务统计为十多人，并列举了活动事实。现在看来，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对有些情况了解得还不清楚，也有把好人当作内奸特务的个别事例。这就是前边提到的甘谷县的翟志文（现名翟林椿），我们长时期错误地把他当作特务内奸看待。情况是这样的：1939年初，甘谷的两个青年党员王无、李庭广，从山西抗大分校毕业后，回甘谷途中，在渡黄河时，被国民党部队阻拦。正在危难之际，恰遇国民党某军中校秘书翟志文。翟帮助王无、李庭广脱险，并卖掉自己骑的马，买了两套国民党军装，让王、李换上，随同他们一起渡黄河到了甘谷。又一起在当地参加革命活动，还参加了党的会议。由于翟志文有一系列公开显示自己进步面貌的行动，被天水地区工委负责人认定是拟打入党组织的特务，还曾决定将翟志文处决。因李庭广坚决反对，后决定由甘谷生活书店的党员负责人薛天鹏带翟志文、李庭广离开甘谷去重庆时，被国民党天水专员公署以“共产党嫌疑”逮捕。这时，天水工委负责人对翟志文的同时被捕，亦认为是所设“圈套”。
后来天水工委派组织部长张德祥到省委汇报说：翟志文伪装进步，是打入我党的内奸特务。汇报是我接谈的。以后天水地区地下党的关系又转交甘肃工委领导，再无法核实，我们就相信了这个汇报。后来省委组织部向中央的报告中，又将此事作为国民党进行内奸活动的一例。张德祥由陕西省委送延安学习时，仍按天水工委的错误判断向组织汇报。1940年10月20日出版的中央党内刊物第十一期《共产党人》发表的题为《关于天水党组织的破坏》一文，即指名翟志文是奸细。直到前多年天水党史办的同志向我了解有关材料时，才弄清楚这次几人被捕只是“嫌疑”。国民党当局并不确知他们的政治面貌，他们被捕后也无一人承认是共产党员。天水地区以及甘谷县的党组织未因此遭受破坏，后来王无、李庭广等都用花钱行贿或依靠关系，获得释放。翟志文却关押多年，表现很好，放出不久又被押在西安劳动营，直到抗战胜利时才获释放。以后，翟志文又在南京被国民党当局捕押。翟三次被捕均未暴露党的组织，所以他不是内奸，而是几经磨难、经受考验的革命者。因我了解翟志文在甘谷的活动以及党组织对翟错误处理的前后经过，随即向中央档案馆写了《共产党人》中《关于天水党组织的破坏》一文与事实不符应予说明的意见，并将前后情况告知了翟志文所在的党组织。
叛徒对地下党组织的破坏作用是极其严重的，陕西地下党组织在与敌特破坏活动的斗争中得出一条十分重要的经验，这就是：要时刻警惕党内出现叛徒，加倍防止叛徒的破坏，一经发现，就坚决清除。
1938年暑期，陕西国民党当局对全省高中二八级学生集中进行军训。军训人员指使同学中的“抗协”分子，侦查迫害同学中的共产党员和民先队员。事先有关党的组织预料到此种情况，在准备受军训的学生党员中，进行了与敌特破坏活动进行斗争的教育。在军训时，绝大多数党员都能逃过敌特的迫害，但是极少数党员却出了问题。据知当时西安高中两人因参加民先队等被押多日，女师数人被迫自首。安康兴师的党员袁子昌、杨××，就是军训时经“抗协”分子侦破后，被队长威胁诱骗叛党并参加“抗协”的。袁、杨回到安康，又伙同国民党当局对党员、民先队员进行围攻迫害。安康以及兴师民先队领导人相继被传讯，有些被迫以“民先”自首，安康民先队即停止公开活动，有些党员也从此脱党。袁子昌毕业后回到旬阳，继续从事反革命活动。曾向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胡爱瑗告密旬阳县一些党员，为后来敌人镇压革命活动提供了重要情报。袁子昌因受国民党当局信任，后来成了县三青团的领导人。袁子昌、杨××是安康地区，也是陕西省委重建以来地下党组织中发现的最早的两个叛徒。
1939年6月，原安康师范学生党员李茂林抗大毕业后，因不服从组织分配，拒绝去抗日前线工作而被开除党籍。7月，他从延安返回安康，踏进国民党统治区即叛变革命，并向国民党省党部供出6名党员。李茂林回安康后，1940年5月，被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张蕴锐派人逮捕后再次叛变，又出卖共产党员和民先队员20人，并写了《李茂林自述——参加共党及脱党经过》，除登报外，还印成册子广为散发，对党造成很大危害。李茂林后来做了国民党县党部的录事，又加入特务组织党网，效忠国民党反动派。
1941年4月，省邮电局党员王富水（王生）被捕自首，叛党投敌，作恶多端。王富水系长安县人，曾住西安师范、西安高中、三原分校高中部。王于1937年8月加入民先队，10月在安吴青训班学习时加入共产党，后在省邮电局任佐理员。
1939年，西安职工委书记惠子俊被捕后，职工委委员蔺泾水（张健）即负责职工委工作，并与王富水发生党的关系（对王称名蔺士英）。当时蔺为工作掩护，曾经王富水介绍到南四府街两湖小学任教。12月蔺因西安敌特活动猖狂，借湖北省建设厅纱布局咸阳工厂（现国棉八厂前身）招生之机，报考被录取，离开西安。他对西安职工委系统的党员，实行异地领导。利用星期六、星期日及节假日机会，到西安进行联系。后来得知王富水与特务来往，即割断与王的关系。1941年3月，叛徒何志诚、宋继唐相继以革命面貌向王富水探听有关情况，未果。国民党省党部调统室特务王依仁、聂铭锡即于4月1日下午，将王富水捕押省党部看守所。当晚由王克平、张百忍等多次刑讯，最后又将宋继唐叫来对质，王富水即自首投降。6月6日王被保释，并受敌特监视控制。
1942年，敌特关中文又将省调统室三股股长王富国，介绍住进通济南坊14号王富水院子的东厦房。1943年4月1日，王富水经王富国、李茂堂介绍参加了中统，次日即到省调统室第二科任助理干事。此后王历任该室总务科长、组训科长。1948年又任省调统室西安分区主任。西安解放前逃往兰州，后又改名王德清，逃往迪化。新疆和平解放后，王富水走投无路，向人民政府登记后被遣返西安，落入法网。王富水在中统时积极从事反革命活动，仅据本人供称，曾参加国民党警备司令部曹日晖为首的高级交换情报小组、敌特出版检查组的反共活动。1943年冬参与逮捕凤翔、岐山“共产党嫌疑分子”。1947年“六二”学运前夕曾参与分化、镇压学运积极分子。1948年曾指派特务分子，侦查大华纱厂女工曹国华、郭淑贤等7人、火车站附近名杜胖妞的女人、三原县曾任《益世报》记者的薛述敏，并派特工人员伪装革命，设法接近，建立“内线”关系，未获结果。1948年3月，逮捕并亲自与特务向离、杨子哲审讯西安市民王启敏，用威吓、诱骗办法，迫使王启敏承认是共产党的交通，并供出所谓“市委”人员7人。王富水与其他特务人员又分别将所供人员逮捕、审讯，后虽经证实确系虚构，相继释放，但王富水与其他特务分子对人犯还敲诈财物。
1948年，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第二处破获西情处利用陕西盐务局电台为我发报的案件后，王富水参与侦查逮捕西情处的工作人员梅永和，并参与刑讯梅永和及另一西情处骨干王释奇。据王释奇谈，在参加审讯的特务中，王富水对他用刑最为狠毒。此外，王富水还亲自积极发展特务“细胞”，只他自己招认经他介绍做专任特务的即有7人，拉入“党网”的17人。王富水是西安事变后重建陕西省委以来，投敌叛变、死心塌地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叛徒之一。
王富水由开始的畏刑怕死而自首变节，后来发展到为升官发财而死心塌地效忠敌人，这也是所有叛徒思想发展的规律。由于在国民党统治区活动的地下党员随时有被敌人捕杀的危险，党组织经常教育党员要有为革命献身的精神。实践也证明，有无献身精神确是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和消极退党分子的分水岭，而一些投敌叛党分子像王富水这样的人，又是从这分水岭上继续滑下去的。过去陕西省委领导干部赵伯平，在一次讲话中谈巩固党的组织问题时，强调要重视解决一种人的问题，就是“怕死鬼”的问题，赵伯平的讲话切中要害。解放后王富水被镇压。
在镇压革命活动时，国民党的一些死硬反共分子常抱着“宁可错杀一千，不能放过一个”的反动原则。1946年3月至1947年5月，担任国民党岐山县长的袁德新就是这样干的。袁德新在岐山任职一年零两个月，协同县警察局长孙睿伯以“烟匪”名义、戴红帽子办法，杀害群众63人，且有许多瓜蔓连抄。孙明卿是国民党县参议员，曾于1943年应地方人士之托，控告前任县长刘永德贪污。因证据充足，刘永德被判无期徒刑。袁德新对此怀恨在心，必欲剪除，同时为了压制县参议会，使参议员不敢说话，即以私通“土匪”冯兴汉（我地下游击队长）武装走私名义，将孙明卿及其弟孙江逮捕。虽然并未搜出任何证据，但仍于十多天后将孙明卿兄弟同时杀害。
同时以暗供枪支、走私分赃名义枪杀了候补参议员马逢乐及其弟、国民党县政府职员马逢先。中药店掌柜王锦荣和十几岁的小伙计也被栽赃，以贩鸦片罪名杀害。因袁滥杀群众，在岐山引起民愤。袁德新是一个有20多年反革命历史的叛徒、刽子手。袁德新是湖南湘潭人，1921年参加共产党，曾在莫斯科学习，担任过唐山市、武汉市市委书记，湖南省委代理书记。袁德新1928年被国民党逮捕叛变后即效忠国民党反动派，大肆逮捕共产党员。1931年到陕后担任过国民党延安县长、镇安县长、安康县长。曾在延安联合地方土豪恶霸、地方武装“围剿”工农红军。在镇安逮捕两名革命人员解送西安劳动营，并将万某杀害，将万的头摄影上报。在安康杀死6名群众。因袁德新深得国民党当局信任，1947年春胡匪进犯延安后，又被任命为延安县长，5月将我一退伍军人枪杀。1948年5月，袁德新被提升为商洛专区专员，兼反共救国第四纵队司令。曾将商县一欢迎过我军的农民枪杀，指使镇安县长将接近革命人士的熊启烈杀害。10月，又配合谢辅三在商县捕杀了准备起义转向我军的十余名敌方人员。这个死心塌地的叛徒、国民党反动派的帮凶，终于1949年12月在西乡县境被我军生俘，在岐山及各地所欠人民的血债才得到清算。对袁德新的清算中，可以看到袁德新对人民群众的迫害无比残暴，但对地下党组织领导的武装斗争和荫蔽活动无法阻止，破坏共产党的阴谋无法实现。
在与敌特破坏活动的斗争中，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也出现了一些消极畏缩的逃兵，还暴露出少数投靠敌人的叛徒，充当敌特破坏活动的帮凶。1947年7月，自动投敌的高绥夫（金山），就是这样的叛徒、帮凶。高绥夫是乾县人，1934年参加共产党。西安事变后曾任省委巡视员、西府工委委员。后来，省委认为高不宜做地下工作，即调陕甘宁边区任照金区委书记、关中贸易公司科长，最后到陇东统战部工作。
1947年国民党军队进犯陕甘宁边区，当年7月高绥夫被派往敌区时，自动跑回乾县，又通过关系，投靠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殷子修。殷满口答应高绥夫自首后保证无事，但国民党当局对高并不放心。第二天高进城时，国民党县长杨炳森、保安副司令金炳嘉，即将高捕押到西安保安司令部，转“西北爱国青年训练总队”。接着高绥夫被押西安绥靖公署太阳庙门秘密监狱审讯，后又转青训总队。高绥夫在青训队时，我边区关中分区专署民政科长杨直也押在此处。杨直等30多人曾计划12月某日晚趁敌人点名之际，分成三组夺枪逃跑。杨直认识高绥夫，即将此计划告知高，约高绥夫一起行动。但杨与高谈话时被敌特发现，高绥夫为了保护自己，不惜将杨直置于死地而向敌三中队长慕超告密。声称：“杨直告我一起逃跑，我不愿意。”后许多同志被捕，杨直同志被杀害。高绥夫因此而获得伪钞10万元奖金。
高绥夫为了表示对敌忠诚，1948年3月又将地下共产党员、甘肃省平凉专区保安司令任谦向西安绥署出卖。开始国民党甘肃省主席郭寄峤不相信，将高绥夫提去兰州审问，高仍坚持其“真实性”。郭当即下令捕任谦，幸任得讯后率精干的武装人员进入陕甘宁边区，得以安全脱险，但党在敌区的工作受到严重损失。高绥夫出卖了两个重要的党员，得到的恩赐是：在青训总队中，作为“队员调用”使用，抽出管理伙食。1948年12月，青训队撤离西安时，敌特认为高绥夫已无多大用途，即释放回家。高绥夫叛变的事件再一次说明，在与敌特破坏活动的斗争中，叛徒对革命组织是严重的危害，而对特务机关却是廉价的工具。所以特务机关要千方百计找寻、利用叛徒，而革命组织则要时刻警惕出现叛徒，防止叛徒的破坏活动。这是一条血的教训。
国民党反动派利用劳动营、青训队等形式迫害革命人士，手段残忍，罪恶深重。
在反动派对革命人民的迫害与反迫害斗争中，涌现出许多像孙宪武、史汀这样的英雄人物，也暴露出“西北青年劳动营”、“西北爱国青年训练总队”，以及孔宪文、陈怀义等刽子手残害人民的罪行。
孔宪文是山西安邑人，曾在西安高中二七级学习。从1942年开始，即充任国民党劳动营的少校科员、第一大队政治大队副。劳动营结束后，任“青训总队”训导组一科中校科长、副组长、组长。孔宪文在劳动营、青训队期间，仅据已知者统计，遭其迫害的革命人士、进步青年即达数百人，致死者五人。除孙宪武、史汀等四人被送出枪杀外，还直接杀死小学教员张天特。张天特在西安高中上学时，与孔宪文是同学。张天特曾参加民先队，在小学任教时，因三角恋爱，被指控为共产党员，而捕押于劳动营。出劳动营后，张天特在街上碰到孔宪文，对其鄙视，张又被捕押至绥署二处太阳庙门特种拘留所，后转青训总队。西安解放前，青训总队由孔宪文等带领，撤至勉县时，于1949年6月将张天特杀害。此次撤退还有不少人下落不明，孔宪文也不能逃避罪责。此外，孔宪文等在西樊村又设一秘密监狱，随意拘禁青年。孔宪文曾先后将崔振邦、曹九德等40多人送入秘密监狱严刑拷打。称崔振邦等30人曾“图谋暴动”，崔等不肯招供，即将崔从高崖上推下，摔成血人，致成残废。孔宪文镇压革命、残害人民罪不可赦！
孔宪文的同伙，1940年10月到1943年10月历任劳动营五科科长、代理教导处长、特训队长的陈怀义，破坏革命、镇压群众的罪恶也不亚于孔宪文。陈怀义招认他1940年开始做劳动营这个“特务机构中的一个特务科长”，“领导着100名以上特务”，“组成情报网”，“向全营一千多名……共产党员及进步青年，作无情的进攻”。并供称，曾给“犯人”雒云峰灌过辣面水、吊打，对谭万朋、罗福、董林进行拷打。亲自考核后将许多所谓“顽固”的犯人押送内外禁闭室进行折磨。还曾代表劳动营，参加西安市各特务机关统一的特联组，提供情报，转交外地逮捕革命人士。由于陈怀义和劳动营其他特务头子的纵容，一女犯被某区队长强奸后自杀身亡。一犯人被毒打致死，两名生病住医院的犯人被迫投井而死。据审查，陈怀义刑讯后送外禁闭者共二三百人，并将所谓“思想顽固”、“不堪教育”者提出意见，送绥靖公署设在终南山的杀人魔窟秘密监狱中。
以上所列并非陈怀义、孔宪文的全部罪行，也只反映出劳动营、青训总队的鲜为人知的部分劣迹。但从这两个特务头子的所作所为，以及劳动营、青训总队破坏革命的部分罪恶中，还可以反衬出共产党员、革命人士与敌特破坏活动进行斗争的顽强艰险情景。可以从地下斗争这个特殊环境中，感受到各种人的心灵中美与丑、善与恶、正与邪的鲜明对比。
1948年秋，国民党当局又抛出新的镇压革命的花招，他们在各地成立专门对付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的“特种刑事法庭”。8月17日，国民党政府教育部要求“将各学校学生之重要现行犯，捕送特种刑事法庭依法处理”。对革命人员进行镇压的时候，间或要“依法”进行，这是国民党政权覆灭前，法西斯统治中的“法治”点缀。且举以下事例看看他们“依法处理”的实情。
当时，西安各大专学校党组织按照关中地委的布置，有计划、有组织地向根据地大批输送党员、革命青年。国民党教育部得知许多学生不辞而别后，即通知要求各校“切实查明”“私自离校学生”。9月20日，西安高等特种刑事法庭以“危害国家嫌疑罪”传讯并张榜通缉西大学生崔世勋、高攀桂、常继曾等30多人。23日，又将学生曹春德捕押太阳庙门秘密监狱审讯，要其交代崔世勋等人的下落。西北工学院在校的进步同学何士平、温作丁等多人，亦被特种法庭传讯。学校党组织经过与西安市工委有关同志联系后，很快由专人将这些进步学生带进陕甘宁边区。敌人用“特种法庭”的形式，镇压革命青年的效果并不大。继续隐蔽在学校的地下党、团员，仍然坚持斗争。甚至1949年新华社的元旦献词，我军发布的“战犯名单”，还出现在西大的民主墙上。
这里还需要用以下事实，揭穿国民党用特种法庭“依法处理”的虚伪面貌。国民党反动集团逃离西安前夕，就曾将经特种法庭判处有期徒刑的“人犯”，从服刑的牢狱中拉出枪毙，或服刑开释后又重新秘密捕杀。如边区保安处“关中据点”一案中之王树滋，1948年8月由特种法庭依据曾住延安抗大，后见陕北亲人，而未在“限期自首”，判处8个月徒刑。1949年2月蒋介石下野，特种法庭执行南京“疏散减刑”要求而将王释放。但到3月，西安警察局刑警大队长刘剑英听特务袁××汇报王树滋出来“乱说”，即报告警察局长肖绍文，按肖指示，刘着刑警队组长、特高组组员王龙璋将王秘密枪杀于南门外。为使人不能辨认被害人，还在王的脸上倒了一瓶镪水。又如前叙孔宪文以“图谋暴动”罪名迫害崔振邦等人，崔等不招认。1948年9月，崔等七人被送西安特种法庭审判，后以“不守青训队法规”为理由，判崔等七人每人两年徒刑。但据原特种刑庭庭长供称：“送监不久，听说绥署提去，再未送回。”这些事例充分说明了特种法庭的“法治”，丝毫掩盖不住当时国民党独裁专制的真实面貌。
西安绥靖公署的刽子手李新华对革命人民的残酷迫害，没有延缓国民党统治的垮台，也没有保住自己。而且被我俘获后，对其罪恶历史进行了清算，给人民留下一份反面教材。
李新华是吉林人，1933年起在国民党河北省党部从事特务工作。1940年凭中统关系到陕西、甘肃税务、特务机关任职。1946年到西安绥靖公署汇报处任股长、副科长，主管对革命人员的审讯工作。1949年西绥署撤退汉中，汇报处改组后任特勤队副队长，仍管审讯工作。逃窜成都时，又任别动总队纠察队副队长，直至被我军捕获，才结束了李新华17年的特务生涯。仅据本人自供和部分旁证材料，李新华在西安绥靖公署任职的4年中，曾亲自审讯共产党员、“共产党嫌疑分子”、“民盟嫌疑”、我军被俘人员以及革命群众184人。审讯时用刑非常狠毒，常用电刑、老虎凳、夹指板等严刑拷问。女犯徐芝云被打致残，腿被锯掉后，下落不明。黄宗英也被打得小产。因李新华对犯人残忍狠毒，人称“活阎王”。李被捕后曾三次声称：“木板子不是刑具，用木板子打人不算用刑。”李新华竟将拷打视为家常小事，可见其狠毒习性。李新华审理的案件中，诱骗5人办了自首手续，将30多人送青训队，7人送军法处法办，1人送特别刑庭判刑，将15人杀害。另外，在特勤队时，由别处审理后交李新华等执行处决的还有10多人。由于李反共卖力，1946年得奖金30万元。自西安撤离后李的反革命活动更加积极，为了审讯犯人，扩大线索，残害更多的人，每晚审讯，常从9时延续到凌晨2时。因李新华很得上司称赞，又获得奖金白洋50元。李为了升官发财，还给犯人凭空捏造一些罪状。如对罗煜硬加上“汉中特委书记”的头衔，给马子实硬戴上“汉中县委情报部长”的帽子。我们可以从李新华的反动行径中，看清国民党部分死硬特务分子反共反人民的凶相，也使人们加深对胡宗南及西安绥靖公署反革命罪行的认识。
解放战争时期，西安市地下党组织对铁路系统特务机关的猖狂活动十分警惕。负责工运的朱子彤按照省委的统一部署，除与副局长袁伯杨联系外，对于曾遭敌特破坏的铁路系统的党员一直割断关系，再未联络，避免了党组织再遭破坏。陇海铁路局调统室特务对曾被逮捕、传讯过的党员反复纠缠而一无所获。强迫已暴露未撤离的党员自首，对所谓“共产党嫌疑分子”或与革命人士接触过的人员仍然疯狂迫害。
1949年2月，铁路系统特务数人从河南洛阳逃来西安。向铁路局调统室报告，自河南来西安的同路人陈某、刁某等共有男女十多人行踪可疑。调统室主任武勃然即命昝玉祥会同敌宪警扣留检查，并送西安警备司令部审讯。但均无任何可疑事实，即先后释放。在此以前，我解放军向西府出击，向渭北挺进时，铁路系统许多职工曾与解放军接触。我军转移后，武勃然又先后派徐耀东等特务，将宝鸡蔺家村车站徐某，宝鸡机厂王某，宝鸡车站赵某弟兄，耀县机厂李某，吴某逮捕，由昝玉祥等进行审讯。有的还送西安绥靖公署，转陕西高等法院特种刑庭审判，但均因无罪证而先后释放。武勃然等特务甚至制作假证，以“共产党分子”诬陷职工，拟加迫害。
1949年3月，因物价飞涨，伪钞贬值，铁路局长王建光拟将客货运费改收银圆。但恐社会舆论指责，即授意武勃然策动职工请愿，以作要求改收银圆之借口。武即派徐耀东等特务，通过各地工会分会进行发动。结果群情激愤，宝鸡、咸阳段均组织请愿团前来。长安职工也酝酿请愿，实际形成要求增加工资的工潮。铁路局领导人以及特务们见事态扩大，事与愿违，当即进行哄骗、恐吓，企图平息工潮。后因成效不大，武勃然等特务经报告王建光同意后，连夜抄写出“反饥饿反内战”、“拥护解放军渡江”等二三十条共产党口气的标语，贴在车站等处，企图“嫁祸”于职工中的活跃分子。栽赃陷害的阴谋实施后，即将四名积极分子的相片从人事室卷宗中取出，交西安绥靖公署，准备必要时逮捕。虽然后来因故没有逮捕，但从中可以看到国民党政权覆灭前垂死挣扎的丑态和反共分子的愚蠢与恶毒。
西安解放后，铁路系统特务们西逃时仍对革命人民疯狂迫害。1949年6月，昝玉祥逃至天水，住甘肃省党部调统室陇南分区主任李信通家时，积极协助李等多次用酷刑审讯陇南革命军事组织领导成员李振清等，并根据审讯中得知线索，去甘谷县抓董邦（董振国），未获。后来天水解放前，李振清等4人被敌杀害。7月马匪军反扑咸阳时，武勃然又派徐耀东为工作队长（原为工作组长），随军东进，搜集情报，指导各据点工作，联络特务“细胞”。这个时期武勃然还曾与有关人分别秘密商定，拟将认定为“革命人士”的宝鸡机厂工务员刘文兴、陇海路局工务处职员徐剑青枪杀，后因故未执行。仅据武勃然供称：解放战争时期从1946年11月至1949年7月，逮捕人员中威逼革命人士自首者6人，送当地驻军及其他地方处理者7人，阴谋杀害未遂者2人。
西安陇海铁路局调统室是全省中统系统中破坏革命、迫害群众最卖力的单位之一。这个调统室的几个骨干，反共反人民的罪行也较突出。比如解放战争时期路局的调统室主任武勃然，西乡人，是个反共老手。他1934年即在国民党内任职，1941年调陇海铁路调统室工作。武勃然先后曾逮捕革命人士40多人，威逼自首10多人，送劳动营、绥署汇报处9人。曾在我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连云港东海一带布置“特情人员”，窃取情报，得到中统传令嘉奖，1946年又决定杀害了一名疑为“革命人士”者。西安解放后，武勃然曾一度逃回原籍西乡。以洪帮关系煽动洪帮首领与地方反动豪绅组织自卫团，拟以巴山为根据地与解放军对抗。汉中吃紧后又逃去天水、兰州、青海、迪化等地，直到新疆和平解放，走投无路，才终止了准备东山再起的念头。
解放战争时期，武勃然手下的两个科长，都是罪恶深重的老牌叛徒、特务。昝玉祥，长安人，1927年参加共产党。1933年曾任陕西临时省委委员，分管宣传。1934年被敌逮捕叛变。1935年在国民党勉县县党部任职，1941年开始即任国民党省调统室干事、科长。1947年调西安陇海铁路局调统室任视导、科长。仅据他自己供认，他干特务时，逮捕、参与逮捕、审讯、参与审讯的革命人士、无辜群众共60多人。逼其自首者8人，建立“特情”者3人，送绥署汇报秘书处者4人，经他审讯后被杀害者5人。
西安解放前，昝玉祥西逃时将档案全部烧毁。但是他只能毁灭档案，绝不能毁灭他和同伙所犯的罪行。另一科长徐耀东也是叛徒，他曾任共产党奉天省委书记。1933年叛变后就为中统卖力，特别是在西安铁路系统罪行不少。他在任陇海路局调统室长安站长，以及任调统室第一科长时，疯狂破坏革命组织，特别是吸收培养了许多“特情人员”。徐耀东在诱骗共产党员叛党时，还以自己原系共产党“高级干部”后投靠敌人的事实为例，恬不知耻地向人现身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