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反动派对一些地下党员、进步人士不敢公开捕杀，就采取恶毒的暗杀手段。特别是国民党的统治越到后期，越不得人心，越要采取这种卑劣手法。敌特将暗杀称为“秘密制裁”，对此曾多次进行布置。敌特《对异党返乡分子秘密制裁实施办法》中，曾要求对“图谋不轨”者、“为匪或通匪企图扰乱治安者”，特别是“赤化已深之老党员”、“从事非法活动者”均“予秘密制裁”，这是国民党的一项反革命政策。当时，作为被统治迫害的地下共产党组织尚且不主张用此办法对付敌特。虽有个别地方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秘密处决过敌特分子，但是陕西省委，还有后来的关中地委领导人连续在会议上说明：“我们应当禁止使用”“打死奸细的办法”，“我们不提倡”“暗杀破坏分子”。而国民党在其统治区竟然不敢公开行事，不敢暴露其反动意图，而采取如此诡秘残忍手段，可见当时国民党政治上的腐败、残忍，亦可说明国民党统治区地下党组织保卫工作任务之艰巨复杂。地下党组织虽然多次提请党员（主要是国民党区有影响的党员）对此提高警惕，注意防范，但是此类血案仍然不断发生。
商洛地委书记王柏栋，1938年7月被暗杀。王是商洛龙驹寨人，老红军，过去常出入白区，进行地下活动，曾因生活困难露宿西安街头，但一直坚持斗争。西安事变后到云阳镇，在陕西省委做地方工作（对外先是红军前敌指挥部民运部干部，后为一一五师留守处地方科科长）。1937年冬被派回本地开展工作，很快建立了党的组织。发展了巩德芳、薛兴军等20多名党员，建立发展了民先队组织，并选派一批党员和民先队员到中央党校、省委训练班以及抗大、青训班学习。王柏栋广泛争取团结进步知识分子和爱国士绅、军人，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还动员他的几个弟弟参加了革命。他二弟王柏桢，曾负责党的交通工作，1943年被敌捕押，忠贞不屈，后获释。三弟王柏梁，1943年与我在延安西北党校同学，后转回商洛工作时中途被捕遇害。小弟王敏中，1938年到省委做勤务员，解放后任商洛地委宣传部长时病故。王柏栋为了给送边区学习的同志筹集路费，曾在家中翻箱倒柜，连他父亲的铜烟锅都变卖了。王并以联队副的身份掌握一个联保的权力，拥有一定数量的武装，在群众中威信很高。国民党专员温良儒多方拉拢，并曾以安排专署参议来收买，王不为所动，且与温公开进行辩论。1938年6月，省委因他的活动暴露，为防不测，通知立即返回省委。就在即将离开时，温指使冯麟生勾结谢孝廉、曹建勋，由曹亲自出马，于7月25日早晨闯进王家，向王开枪后逃离，后知王未死，又返回将王杀害。王柏栋是抗日战争时期陕西地下党组织中，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一位重要干部。中共陕西省委于8月1日，于云阳镇举行了追悼会。
我是1937年初秋，在陕西省委工作时认识王柏栋同志的。当时他对外称一一五师留守处地方科科长，负责地方党的工作，他去商洛后，此项工作由我接替。王柏栋同志对党忠诚，坚强勇敢，性情直爽，生活俭朴。他一心扑在人民事业上，毫无利己之心。他对党只有付出，没有索取，把自己的身家性命全部贡献给了革命。王柏栋同志和很多（而不是少数）地下党员一样，真正实现了“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誓言。
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宣侠夫，是蒋介石亲自下令“秘密制裁”的。宣侠夫是浙江人，早期的共产党员，1924年曾在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因批评校长蒋介石遭关押而愤然离校，后随冯玉祥活动，1927年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冯玉祥被蒋介石拉去后宣侠夫离开，1930年任梁冠英二十五路军总参谋。1933年冯玉祥在张家口成立民众抗日同盟军时，宣又任同盟军军委常委、政治部主任。同盟军失败后，受党组织的指派在天津、上海、香港、南宁等地进行统战工作。1936年西安事变后，宣被党组织调至西安红军联络处。1937年9月任十八集团军高级参谋，利用黄埔军校同学的关系，进行国民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
蒋鼎文任西安行营主任后，对宣侠夫的活动以及宣在军政人员中的影响极感棘手。曾以介绍女友拉拢，建议出国“深造”，宣均拒绝。蒋即布置对宣严密监视，并定期通过“特种联席汇报会掌握宣的活动情况”。军统西安特务头子张毅夫曾罗列宣侠夫与杨虎城旧部“勾结”、以黄埔同学关系与军政人员来往、要挟蒋鼎文、拉拢胡宗南图谋不轨等八大罪状向军统和蒋介石汇报，蒋即手谕“将宣侠夫秘密制裁”。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又派刺客前来协助，张毅夫即布置军统西北区直属组执行。八路军办事处得讯后曾将宣接回办事处居住，并拟调回延安，但因故未走。1938年7月31日下午6时许，宣在街道行走时，即被特务绑进汽车用绳勒死，先投入枯井，后埋于郊外。周恩来为此三次向蒋介石追查宣的下落，蒋在无法抵赖的情况下，只得承认，宣侠夫是他的学生，背叛了他，是他下令杀掉的。在光天化日之下，宣侠夫被绑架杀害，进一步暴露了国民党当局的反共面貌，标志着陕西政治环境的恶化，也说明国民党在反共中实施暗杀政策，是国民党最高当局的决策。
邓子敬是三原县马额乡（武字后区）邓家村人，1931年入党，曾于内战时积极参加领导农民斗争。1933年曾被反动团队逮捕、关押、审讯，40多天无口供，经组织营救出来。后来，邓子敬长期任武字后区区委书记，从事革命活动，引起三原县国民党当局的注目，伺机迫害。1938年邓根据组织意见，反对该乡联保主任郝仲篪，并拟推选党员郝志长（郝垣）接任其职。郝仲篪怀恨在心，即利用邓拟收缴土匪之枪，土匪对邓不满之机，联合土匪与邓以及地下党员为敌。1939年阴历正月初八晚，郝仲篪奉县上密令，率土匪数人闯入邓家，将邓和党员王春发杀害。当天中午拟杀害郝志长时，郝闻风躲避，晚上向邓报信时邓已被害。1951年郝仲篪的血债得到清算，被人民政府判处有期徒刑20年，不久因病保外时死去。
王化哲，是曾参加过1928年渭华暴动的老党员，后在国民党部队任职。从军队转回地方后，以联保主任为掩护，进行党的工作。日寇迫近潼关时，他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搞到许多枪支，并联系一些地方武装，准备日寇入陕后开展游击战争。王化哲在群众中有很高威信，但国民党反动派却视王为眼中钉，指使县民教馆长、敌特分子郯汝君，于1939年春派人将王暗杀。下半年郯又指使人将党员刘生哲暗杀。1940年2月再度指使人将刘兄刘生俊（县教育局教育委员）在丰原张胡村看灯影时杀害。郯汝君解放后被人民政府镇压。
王韵清是蒲城人，1925年入党的老党员，长期从事教育工作。1935年参与筹办蒲城崇实中学、附属小学，后任崇实小学校长兼中学教员。抗日战争爆发后，王积极从事党的工作，领导抗日救亡运动，在群众中有很高威信。敌特对王恨之入骨，多方追查，伺机迫害。1940年4月25日，在蒲城国民党县长王抚洲、县党部书记长牛春韶与县政府秘书武瑞举密谋下，派军统特务两人，将王秘密枪杀于蒲城东门外转弯村旁的小路上。当时王正从荆姚镇参加蒲克敏烈士葬礼之后返回途中。王被害后，群众将尸体安放在小庙内，次日消息传出，崇实学校师生列队前往哀悼。
李华春是南郑“工合”事务所主任，地下党组织负责人。1940年8月一个星期天的早晨失踪，后了解是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凶手是中统汉中特务头子崔睦九、汉中警备司令部特务营长徐登荣等。崔等当时在汉中市钟楼附近将李秘密绑架，当晚用绳将李勒死，秘密埋于城西北角。
李华春系辽宁义县人，东北大学学生。1938年先在西安东北救亡总会工作，后任西北“工合”西安事务所主任。1939年陕西省委决定抽调一些党员，通过关系赴外地“工合”任职，借以开展党的工作。李即被调去汉中“工合”事务所任主任。李于学生时期即从事革命活动，精明能干，被害前曾拟离开汉中，不意被祝绍周派人暗杀。李遇害后，祝为掩盖真相，还曾在报纸上刊登寻人启事。从此亦可看出祝绍周这个反共头子狠毒、虚伪的奸险面目。
陕西著名的共产党员、爱国将领，原任三十八军一一七师旅长、师参谋长的许权中，1938年冬被迫离开部队，回到临潼辛理村家中。从此，他转入新的战斗。他利用九十六军中将参谋和陕西保安司令部参谋的合法身份，发展、支持进步人士办报，抓革命的舆论阵地。协助临潼地下党组织，坚持地下武装斗争。还通过他办的民生小学，培养并向边区输送革命青年，掩护富平、临潼地下党的领导干部。
许权中一回到地方，敌特即进行侦查。1939年国民党陕西省党部调统室即派特务向离专去交口调查。许去长安灞桥读书村其夫人家居住时，特务经常监视。与此同时胡宗南、蒋鼎文又出面利诱，声称：只要登报脱离共产党，即可获高官厚禄，被许权中断然拒绝。1942年，许被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孙蔚如任命为中将参议，兼第四集团军眉县万家塬垦区主任。许即利用此机会了解地形，培植壮大军垦武装力量。敌特对许继续监视，并安插反动分子勾结当地恶霸进行破坏，后阴谋败露而未果。
胡宗南对许权中早已注意，并欲谋杀。1943年8月，向陕西保安司令徐经济下令即时“处决”。徐即向驻眉县之保安第十团团长崔振山转达胡之密令，崔又密告驻眉县槐芽镇之保七团大队长汤翰如将许“相机枪杀”。密令已下，只待时机。先是崔、汤与眉县县长高应笃密谋，借设宴招待之机下毒手。因许的警卫人员预作戒备，未能得手。12月9日，许与三十八军垦区主任、共产党员任耕三，带警卫员（共产党员）刘兴坤察看千阳、陇县山势地形。返回途经眉县教坊村之窑店时遭胡宗南、徐经济指使，崔振山、汤翰如组织的史三友、傅全信（被特意放出的在押抢劫犯人，汤的旧部属）等暴徒二三十人埋伏射击。许等三人奋力还击后英勇牺牲。先行探察的许部特务排排长闫麦绪，听到枪声赶回还击时也牺牲。事先约好接应许等的特务排战士赶到现场时，匪徒已经逃离。
在此以前，许权中即已风闻敌人的罪恶阴谋，但许毫无畏缩之意，且声言：“革命不怕死，怕死的就不革命。”这次胡宗南布置的暗杀事件，再次暴露了敌人的卑鄙嘴脸。胡的帮凶徐经济事后表示，对他的“同乡、同学、至友”许权中之死“至感伤心”，许灵柩路过西安返临潼安葬时，徐曾在西安公祭，这也表明了徐的虚伪面貌。但是几经磨难、久经考验的革命将领许权中的革命事迹将永载史册。
许权中祖籍山东，父辈早年逃荒陕西，许小时随父母讨饭度日。1925年入党，曾任国民二军营长、团长，征战陕西、河北。1926年5月，在党组织布置下，许在北平门头沟策动率领部队以少胜多，击败吴佩孚数旅兵力的围攻。牵制吴军，使其不能南下，配合了北伐军汀泗桥战斗的胜利。10月，许调任国民军旅长后又率部入陕摧毁吴系军阀刘镇华围攻渭北重镇三原城的敌军阵地，有力地配合了国民革命军西安解围之胜利。1927年春，国民联军驻陕司令部成立，许任警卫师旅长、中山军事学校总队长。蒋介石公开反共后，国民联军总司令冯玉祥投靠蒋介石，并企图诱使许率部东征，许请示党组织与共产党员、中山军事学校校长史可轩后率部转移。途中史误中反动师长田生春的奸计，被田活埋，许权中又临危受命，被推举为总指挥。为了保存并壮大这支武装力量，许利用国民革命军各部之间的矛盾，投靠冯子明部。后冯又率5个旅包围许部，许派兵偷袭冯的前卫司令部，粉碎了冯的围歼阴谋。接着许又经好友、进步军人刘文伯的介绍，投靠李虎臣部，被任命为混成旅旅长。在此前后，许借机收编了几股地方武装，使部队扩充到2000余人，党的力量也不断增强。此时许在各个军阀部队的包围、监视下几次移驻防地，孤军支撑。
1927年底，许权中率部进驻商洛山区，利用周围其他部队远离许部的机会，发动群众，进行整军。当时党中央、陕西省委对这支革命军事力量极为重视，多次指示其准备参加起义，实行割据，并派党的领导干部唐澍任旅参谋长，刘志丹任旅参谋主任。许部帮助地方培养了28名军事人员，并配发给枪弹，派党员营长带领返回，成立了陕东赤卫队，为渭华地区起义做准备。1928年4月，李虎臣利用冯玉祥将宋哲元调去河南之机会，发动反冯战争。省委指示许部参加渭华起义，但许主张先派共产党员率教导营一部去渭华配合农民开展武装斗争。大部队按李虎臣的调令开赴潼关，利用军阀混战扩大部队，待机参加起义。许部开赴潼关后，旅党委的领导人未征求许的意见，从2000人的部队中动员了数百人向渭华拉去，许随后即带领骑兵卫士赶到。当许旅改编为工农革命军，成立军党委时，许被排除在外，并将许“永远开除党籍”（后省委、中央均未同意）。许只有“总顾问”的名义，只能带领一个骑兵小分队参加战斗。后来冯（玉祥）李（虎臣）联合派兵围攻，起义部队死伤惨重，余部退入商洛山中，震撼西北的渭华起义宣告失败。
新任的党代表当即召集会议，决定取消工农革命旗帜。许再次临危受命，被公推为领导人。这次渭华起义时，由于“左”倾盲动思想的影响，许权中的某些正确意见未被考虑，许的军事指挥才能未能发挥，实一憾事。事后，许权中为保存力量又率部投入刘文伯师下任第九旅旅长。8月，许随刘师转移河南路经邓县时，被当地反动势力解除武装，许被打伤后隐藏友人家中养伤。伤愈后被党中央送苏联中山大学、红军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被派去天津任北方局军委副书记时，被叛徒以“渭华暴动”中的红军旅长告密被捕。虽经严刑拷打，他仍坚持自己是山东徐姓商人。转押北平后断续关押刑讯，许仍坚持原供。1932年夏，经组织营救出狱。此时“九一八”事件后日寇继续向南进犯，冯玉祥又转变态度，在张家口组建抗日同盟军，党组织又派许权中出任同盟军军委常委兼十八师师长。
同盟军对日宣战后，许权中和吉鸿昌率东路军发动进攻，苦战后重创日伪军，收复察哈尔全省。8月，蒋介石与日寇勾结，逼令冯玉祥下野，断绝抗日同盟军的一切供应，并与日寇联合出动飞机、大炮夹击同盟军。同盟军失败后，许权中化装逃至天津，又辗转避居陕西韩城县。1936年春，因病回到临潼县家中疗养，又在本村创办民生小学，作为革命活动阵地。1936年12月9日，西安事变前夕，许权中被杨虎城任命为警备二旅副旅长。在西安事变中，曾率部抓获了陈诚等国民党军政大员10多人，并参与肃清了西安城内的反动武装。此后又设法资助红军，借机铲除地方反动势力。
许权中1937年8月担任一一七师五二九旅旅长，在三原誓师后率部转战河北、山西。10月13日晋北吃紧，忻口战役开始，许奉命增援，经英勇奋战，付出很大代价，抗击日军半个月，歼敌3000余人，且收复一些友军丢失的阵地。前线总指挥卫立煌曾五次嘉奖并赞扬说：五二九旅增援后，使忻口阵地转危为安。许任一一七师参谋长后，1938年5月日寇进犯晋南，许又率部转战晋南，收复失地，消灭敌军。坚守吴王渡，击毙敌大队长，攻占虞乡车站，重歼日军一个中队。敌人也承认许军“英勇善战”。此后蒋介石对于屡建战功的许权中不予重用，反免去其一一七师参谋长，任命为九十六军毫无实权的中将参议。1938年冬许权中被迫回家养病后，即遭受敌特的迫害。
任耕三也是临潼人，老共产党员。内战时期长期在西北军任营长，与许权中、王泰吉交情甚笃。他的部队内曾安插过很多党员，他为人公正廉洁，治军严谨，爱国主义思想很强。许权中、任耕三被害后，陕西省委很快得知消息，并将许、任的遗属接进边区。解放后人民政府向许家颁发了毛泽东题写的“许权中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的《革命牺牲军人家属纪念证》。许、任被害六周年时，又举行了追悼大会。这次对许、任的悼念，实际上也是对胡宗南残暴凶狠、徐经济阴险虚伪的揭露，对国民党当局积极反共、消极抗日政策的谴责。
当时国民党当局对老共产党员、抗日名将许权中的谋害，与对日寇进犯的消极防范恰成鲜明对比。1943年12月，许权中被暗杀不久，正是日寇对我中原、西南大举进攻的准备时期。国民党的消极抗日政策，严重影响了国民党将士的抗战决心与斗志。日寇从1944年4月开始的战略进攻中，半年多时间即击溃国民党第五、八、九、四战区的战斗部队，损兵五六十万，失地120万平方公里。河南、湖南、广西、贵州大小146个城市陷入敌手，6000多万同胞处于日寇铁蹄之下。特别使人气愤的是，日寇侵犯郑州、许昌、洛阳，从东进逼潼关后，胡宗南再次准备丢弃关中，不战而退。解放后，曾任沦陷区山西省河津潜伏组长的军统特务姬守礼即供称：“胡匪拟放弃陕西，拟派我任武功潜伏组长。”后来日军没有进犯关中，姬守礼担任潜伏组长之计划未成事实。又据解放后，曾任第一战区长官部少校参谋的吴周庠供称：直到1945年，还奉胡宗南之命至豫东一面装备豫东挺进军，一面又联络汉奸庞炳勋、孙殿英，共同扰乱我冀鲁豫解放军。蒋介石亲信胡宗南对日寇的退让、亲近，与对抗战中屡建战功，且正在勘察地形、建设抗日根据地，准备日寇一旦侵入陕西即开展抗日游击战的共产党员许权中的狠毒，恰成可耻的两幅对比图像。联系到前叙1938年日寇占领晋南从南进逼潼关时，胡宗南第一次计划放弃关中，以及随后接连迫害几位抗日县长的事实，更可看清国民党反动派对谁恶、对谁善，对谁狠、对谁和。国民党当局谋害许权中，又向我们提供了一份珍贵的反面教材。
李敷仁是咸阳人，优秀的共产党员，长期从事革命的宣传教育工作，在陕西教育、文化界颇有威望。他创办的通俗的革命报纸《老百姓》报，宣传抗战，反对投降，宣传民主，反对专制，观点鲜明，群众喜爱。从1937年10月到1940年4月，行销13个省，出版100万份，影响很大。因国民党当局不容，被迫停刊。1944年又冲破阻力，创办了《农村周刊》，出了6期又被勒令停办。1945年李任民盟西北总支部青年主任，与杜斌丞、杨明轩等领导革命活动。5月，李敷仁又受聘于省民众教育馆，主编《民众导报》，利用合法形式进行进步宣传，推动抗日民主运动。为撰写一篇《为陕西人民请命》的社论，曾引起反动头子、陕西省主席祝绍周的气恨，扬言要“枪毙”李。1946年4月李敷仁被追查甚紧，被迫辞退主编，拟办交代。4月30日蒋介石亲临西安，听取陕西省参议会议长、CC头子王宗山攻击李敷仁汇报后，发表了讲话。国民党陕西省主席祝绍周、西安警察局长肖绍文即领悟其意旨。1946年5月1日，警察局调查组长严益敬等特务，即按祝、肖之命，将李秘密绑架到咸阳二道塬张家堡附近壕沟枪杀未死，被群众偷偷抬回。后陕西工委相继派王维琪、康子安、韩夏存、王生春等人，护送到达陕甘宁边区的边界，经国民党保安团董策成部掩护进入陕甘宁边区。从5月1日被暗杀到6月2日进入边区，李敷仁被转移了十个地方，多次遇到国民党的警察、密探的追逐，敌人岗哨的盘查，都在地下党员、省委派出干部、地下交通人员以及乡、保和敌军中党的朋友，特别是众多的农民的周密安排、悉心掩护下安全荫蔽转移，顺利进入我陕甘宁边区。这32个日日夜夜，经历了正义力量对邪恶势力的胜利斗争，也显示了国民党统治区党组织的强大战斗力，人民群众对党的拥护爱戴。李到边区马栏后才由地区卫生所长姜哲将子弹从颈部取出，李敷仁到延安后，我在西北局工作与李认识。李几次在大会上将子弹向群众展示，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卑鄙残暴的罪行。国民党暗杀李敷仁的事实，以及李在大会上控诉国民党罪行的新闻发布后，在国内外舆论中引起很大反响。
王璋峰（尚德）是渭南人，长期从事教育事业，进行革命工作，多次被敌逮捕，表现很好。1946年7月，西安敌特“汇报处”专门召集会议，由西安特科驻渭南调查组长宋翔生、渭南县党部书记长师仙洲、三青团干事长宋雪天、渭南县长刘衡等共同策划暗杀王璋峰。党组织知情后急告王璋峰，但王因关心教学楼的建设无意离开。8月13日晨，渭南军统调查组派段振武等十多个特务，将王诱出学校。王觉察，对特务严厉斥责，奋力拼搏后被段枪杀。
韩子芳是蒲城人，西北军退伍军官。掌握一些武装力量，不满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与我地下党有联系。1946年9月1日，被国民党大荔分区保安副司令李侠派人枪杀。
白雪亭、宋宗徽都是华县的老地下党员。白雪亭长期以乡长、保长身份为掩护进行活动，宋宗徽长期以教书为掩护。他二人的活动都被敌人注意。1949年5月16日，国民党县长李佐唐密令自卫团中队长姜启民暗杀白雪亭。这一天，姜启民着人跟踪时，白发觉后借机摆脱。5月22日，华县解放的前一天晚上，正当宋宗徽安排力量准备接收国民党华县高塘地方政权，在回家的路上，姜启民又根据李佐唐的密令派人将宋暗杀。在内战时敌人曾两次将宋逮捕，用尽酷刑未使宋屈服，这次竟用卑鄙的暗算办法夺取了宋的生命。李佐唐、姜启民这两个凶手解放后被人民政府处决。
1948年我军进入反攻阶段后，国民党的败局已定，但仍要做垂死挣扎。在其统治区更加残暴、疯狂地镇压革命人民。4月21日，敌人在耀县药王山集体活埋党员、革命群众32人的暴行，就充分暴露了这种疯狂残暴的面目。被活埋的人员中有陕西工委系统的地下党员，有不少是边区保安处情报系统的工作人员。
地下党员冯智礼，是临潼铁炉乡人。曾去延安抗大学习，1941年被组织派回家乡从事地下活动。曾做国民党的保长，并以父辈给他做生意的6000元购买枪支弹药，扩充实力，巩固地位。1944年，又当了铁炉镇副镇长。曾通过组织“尊义会”的形式，团结教育革命青年，发展党员。利用副镇长职位，掌握乡公所武装的有利条件，掩护地下党的活动。1945年5月，被边区保安处派出并组织“人民自救军”的刘伍（也是临潼人），通过熟人介绍与冯智礼拉上关系，冯后帮刘购置运送枪支弹药。由于这个原因引起敌人注意。经组织研究，冯智礼于1947年2月去眉县，先后任国民党眉县保警队副队长、警察局巡官等职。3月“人民自救军”被敌特破获后，冯即被省警察局逮捕。
这里需要交代一笔，当时临潼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张中涛，曾做过刘伍的小学教师。对刘熟悉，已知刘在临潼等地活动。张中涛警惕性很高，恐乱发生关系造成损失，曾专门通知有关党员（如时任马额镇长的魏新发）不要与刘发生关系。所以刘伍被敌逮捕后，临潼地下党组织未受大的影响。同年4月，相继被敌特逮捕的富平地下党员齐裕森、刘文馨、武梦名、米忠全，除齐被释放外，其他三人也是1948年被活埋于药王山的。
当时，齐裕森任国民党信立乡乡长，刘文馨任该乡六保保长，都利用敌伪人员身份，抵制敌人的反共措施，掩护地下党员，并进行联络工作。1947年5月，我军第一次进攻耀县后，因有暴露，拟带十多人进入边区，因未找到联系人而返回，即分别被西安警察局特高组长刘剑英和县国民兵团副团长张绍基等人逮捕。武梦名于1940年任周至县工委宣传委员，在甘西小学教书。7月回富平时，被县国民兵团派人逮捕。不久经两绅士保释，放出后的第三天又被国民兵团的王亚民诱捕，后转送劳动营。1942年经于右任保释回家。武梦名通过其过去的社会关系，在国民党政府中谋职。这次是第三次被刘剑英带人逮捕，被捕时是国民党富平县社会科长。米忠全是地下交通人员，他家住洪水乡米家村，是地下联络点，他的父母和一家人都为地下联络作过贡献。这个联络点虽然多次遇到惊险，直到米忠全遇害后仍然坚持做好联络工作，直至解放。汪锋离边区去商洛时，李先念进边区前都曾在米家住过。1947年5月，我军进攻耀县撤走后敌人反扑时，组织已通知一些同志转移，因米比别人迟走两天，结果王亚民着人逮捕。以上四人被捕后均押在西安警察局特高组地下室，4人表现都很坚强。武梦名在给妻子传递的字条上写着“我有视牢如家之说，诚为实话”，“试一思将来在一番新的局面下见面当如何”，表现了对被囚时之浩然正气和对未来的信心。米忠全每次被敌特刑讯后，虽然被打得体无完肤，但苏醒过来时仍然说“敌人只能毁掉我的身体，休想从我口里得到他们所需要的一字一句”。敌人无法使武梦名、米忠全及其他政治犯屈服，遂起杀机。
另外，戴桂茂、肖绍文等假造罪名谋害杜斌丞时，先曾迫使张炳南、任秉义等写假口供，承认与杜斌丞、田振英、刘伍联络密谋举事。虽然后来另由敌特亲自为杜等12人伪造口供，并将杜等杀害，又恐逼迫张、任等写假口供一段阴谋败露，亦欲杀人灭口。但是祝绍周杀害这批政治犯，恐“风声太大”，慑于群众舆论，不敢公开执行。便于1948年4月13日将其亲信、驻耀县的保安三团团长朱辅之召去西安，与保安司令部参谋长戴桂茂、警察局长肖绍文一起密谋，制订了秘密杀害的行动方案，列出了杀害人员名单。4月19日即以扩充兵员之名，将武梦名、米忠全、刘文馨、冯智礼、赛坚（刘伍之妻）等32人押解到耀县。晚间，朱辅之又召开有关人员参加的紧急会议，传达祝绍周的旨意，布置具体实施办法。21日凌晨即将武等秘密押解到药王山下，推入事先挖好的深坑，匪徒举起铁镐、锹、棍，猛击武等头部。此时赛坚等奋力喷出口中填塞的手巾，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英勇就义。事后，敌人又派兵掩盖了现场。由朱辅之按照祝绍周的旨意，编造了蒋军在耀县与共军遭遇，发生激战，部分人员牺牲的谎言，并在报纸上发表，以掩盖真相。
这是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反动派为扑灭地下斗争烈火而制造的一起灭绝人性的惨案。但是地下斗争的烈火却越扑越旺，三秦大地的革命游击战争也蓬勃发展。而且这次惨案的真相，并未掩盖得住。解放后，制造这次惨案的凶手除逃出者外，戴桂茂、朱辅之等已先后伏法。纪念赴难烈士的伟碑，却永远屹立在药王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