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西安事变后，中共陕西省委重新建立。在省委重建后的13年间，陕西地下党的组织，一直是国民党的破坏目标。1939年以后，这种破坏越来越厉害。地下党组织也不断改变斗争策略，在与敌特的破坏斗争中不断巩固党的组织。现在从国民党的各种破坏活动，看这场斗争的实质、敌我双方的政策措施，以及斗争发展的势态。
国民党特务对地下党员、革命群众的公开逮捕杀害，对地下党组织的公开破坏，是敌特常用的破坏手法。仅1937年到1941年上半年，根据我当时统计的不完全的材料，陕西各地遭敌逮捕的党员即达154人。据了解，解放战争爆发前，中共地下党员被捕者已近300人。解放战争时期被捕人数更多。仅1947年至1948年在敌青训队任队副、队长的汤云生即将被扣人员亲自折磨打骂、虐待致死达23人。组织五人小组互相监视，查出我干部人员送往干部队，后况不明，且将关押的120名青年押送匪军充当炮灰。
1938年春，国民党省党部在西安登报，宣布取缔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西安分队、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简称西青救）、西安新文学促进会等13个抗日救亡团体。六七月，又先后逮捕了几个救亡团体负责人、共产党员于志远、何志诚、蔺克义、李连璧、陈宇等，时称“爱国五青年”。这是国民党当局有预谋的压制、破坏青年运动的活动。但一开始就遭到中共党组织针锋相对的斗争。当2月22日国民党省党部以“未经备案，私自活动”为由，下令取缔民先队等进步团体时，这些团体当即办理登记备案手续。但省党部又节外生枝，继续刁难。民先队等团体即一面揭露其压制、取消救亡运动的阴谋，一面继续领导群众活动。当时，曾由西安学联、民先队组织领导了规模宏大的欢迎世界学联代表团的活动，并主持了有各方面名流参加的与代表团举行的座谈会。5月中旬，国民党出动军警对西青救西安办事处、民先队西北和西安队部进行搜查。5月18日，国民党在报上重申解散13团体的命令。西北青救会主任冯文彬，即代表20万青救会员，在报刊发表谈话提出抗议。直至于志远等被捕后，更引起全国进步人士的关注、各界的谴责，并激起群众的义愤。
中共陕西省委机关报《西北》先后发表社论、文章，反对国民党当局的倒行逆施。陕甘宁边区各界联合会致电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抗议解散救亡团体，逮捕爱国青年。在党的领导下，又立即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营救“爱国五青年”的群众斗争。每天有数百名以至上千名革命群众，轮流到监牢慰问于志远等被捕青年，并在监狱门外组织示威。国民党当局为避开群众耳目，几次转移关押地点。从警察局转军法处，又转至特务组。但青年学生仍不断看望，互相鼓励。被捕青年也与国民党省警察局长亢毅等人据理争辩。直到周恩来、林伯渠亲自与国民党当局交涉后，国民党当局才被迫于9月4日将于等释放。
于志远等五位党员青年由冯文彬接出监狱后，随即搭周恩来所乘汽车同赴延安。抵达延安时，还参加了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出席的欢迎大会。这次国民党陕西省地方当局镇压抗日救亡运动，是经国民党的党、政、军协商策划，并报国民党中央和蒋介石核准的。国民党当局原来还打算逮捕民先全国总队长李昌，因李事先得知消息逃避后转赴武汉。国民党中央社会部随后又发函湖北省党部、汉口特别党部，令其“特别予以注意处理”。所以，这次国民党当局的破坏活动，并非孤立、偶然的事件。我党领导的这次反破坏斗争，也不是消极的防御、单纯的自卫，而是通过舆论等形式，对国民党反动政策集中进行了一次揭露批判。同时，通过组织群众、学生慰问、营救，对广大青年集中进行了一次革命教育。此后，国民党陕西当局即普遍打击民先队等抗日救亡团体。利用“抗协”、“抗先”的反动骨干分子，侦查迫害共产党员、民先队员及其他进步青年。省“抗协”还设有情报股，专门对付革命人员。
国民党省政府主席孙蔚如任命的几名抗日县长被国民党迫害的事实，需要在这里专门叙述。最早被迫害的是国民党合阳县长苏资琛。苏是进步人士，共产党的朋友。1938年1月苏上任后，即选用共产党员、进步人士，改组县政府，成立民众运动委员会，广泛进行宣传动员。又与抗日部队驻军一一七师师长李兴中协商，成立民众自卫队指挥部，各联保、各保分别设立中队、分队，县指挥部直接领导基干队。部分自卫队员多次随军过黄河袭击日寇，毙伤敌多人，队员也有牺牲。还与一一七师合作办了学生集训大队，召集韩、合等县中学生，进行政治、军事训练，准备日寇侵入后开展游击战争。苏资琛在地下党组织秘密配合下，把合阳的抗日救亡工作搞得有声有色。
苏资琛当时还与进步人士，朝邑县长张法杰、平民县长续约斋共同为加强河防、支援抗日部队，组建人民武装做出了贡献。但到1938年6月中旬，一一七师东渡黄河开赴抗日战场，孙蔚如也被去掉陕西省主席职务后，地方反动势力借机向省上控告苏资琛。国民党省党部、省政府等八个单位即派员调查。国民党嫡系部队五十三师进驻合阳，当地反动分子也扬言要查账。因抓不到把柄，苏资琛方得安全离开，几个暴露的党员也相继撤离，民众自卫队等被迫解体。后来，平民县的续约斋、朝邑县的张法杰，也先后被调离。沿黄河地区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也变得销声匿迹了。苏资琛回到家乡韩城后，国民党驻韩城部队新八师师长蒋在珍又奉命要对苏“便宜行事”。苏资琛被迫离开韩城，奔赴晋南抗日部队工作。
接着被国民党反动当局逼走的，是渭南县的抗日县长崔孟博。崔在大革命时期曾参加过共产党，是进步人士。1938年，崔孟博赴任后，即在地下党组织的支持下，选用有志抗日的共产党员、革命人士充任县府有关部门和区、乡领导职务。对欺压群众、贪赃枉法的乡、镇、保长予以查办。扩大充实了县民教馆，加强了抗日救亡的宣传教育工作。建立扩充了抗日义勇壮丁队，挖掘了准备抗击敌人的交通战壕。清剿了山区的土匪，为日寇进犯后进行游击战争做了准备。当崔孟博在地方党组织支持下，加紧进行备战工作的时候，反动势力极力对抗，对崔孟博进行诬蔑控告，崔于1938年秋被迫离职。
被国民党当局迫害的还有秘密党员、华县县长吕向晨。吕于1938年2月任职。上任后即组织训练2000余人的民众武装，又亲临战场，三次清剿千余匪众，消除民患。同时选择、建设日寇入侵后的战时后方基地，并进行撤退老弱、坚壁清野、开展游击战争的演习。吕向晨还了解民情，整顿吏治。吕的工作深受群众欢迎，但又遭反动势力的嫉恨。他们一面控告吕向晨任用共产党员，建立陕东特区，训练百姓，图谋不轨；一面又企图借土匪之手杀害吕向晨。
1939年1月底，当地一匪首吴振彦向县保安大队刘梦九写信，说明他已入城。约定当晚12时攻击县府，杀害吕向晨，要刘与警察局长侯裕民配合。但此信错送交县政警队长刘团九，刘即送吕阅知。吕向晨即调可靠的常备队刘仲廉中队进城，收缴了驻县府与县城四门的保安队的枪械，由常备队分守四城门。午夜土匪攻城，因无内应，见吕向晨从外乡所调国民兵赶到，匪徒逃散，吴振彦等人被抓获。大荔专员处理善后时，也称赞吕“处理有方”。杀吕未遂后，国民党省政府、省党部、保安司令部又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吕撤职查办。吕向晨赴省亲自批驳其诬陷，并控诉反动分子对他的谋害。官司虽然打赢了，但正义并未伸张，吕未复职，真正罪犯仍未处理。华县抗日救亡的大好形势也从此逆转。
1939年3月，发生了秘密党员、国民党临潼县长张锋伯被捕事件。抗战初期，张曾随冯玉祥在几个战区活动，1938年3月，张被孙蔚如委任为临潼县长。张锋伯到任后，通过有关同志与临潼地下县委书记联系，在当地党组织配合下，专门成立了“抗敌室”。集中30名抗日青年为骨干，广泛进行抗日宣传，举办训练班，举行抗日力量大检阅。查追敲诈商民的国民党军官，亲自审讯、关押，围剿土匪，击毙匪首，为民除害。张锋伯还拿出私人积蓄，变卖家产，捐助抗日活动。张的所作所为，深得群众拥护，但遭国民党反动派仇恨。1939年3月初，反动派控告张锋伯“任用民先分子，实行赤化政策”，“宣传八路军之英武，诋毁中央军腐败”，并捏造“侵吞公款”，“剥削商民”，“戕杀良民”等罪名。国民党天水行营也指责张“思想左倾”，“标榜革命的三民主义”，“联合战线”，“言行卑污”等。张锋伯恐敌人下手，先将在身边工作、不好站脚的10多人调离临潼，送延安抗大学习，后又将所掌握的枪械运走，进步书刊烧毁。1939年3月16日，县政府即被查抄，张锋伯被关押于驻防临潼的国民党七十一军军部。七十一军军长宋希濂和地方反动分子拟“妥为看守，勿令他逃，以便就正”，欲置张于死地。但张锋伯从容不迫，威武不屈。后经张凤翙、刘定五、寇遐等陕西名流活动，大陆汽车行经理张佑庭为铺保，释放出狱。后来敌特拟再追究时，张锋伯因寓居重庆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要职的冯玉祥处而幸免于难。
孙蔚如调派抗日县长的来由是：1937年底日寇占领太原，进犯晋南。胡宗南即在西安太乙宫秘密召集亲信决定，日军如再西进，即放弃关中，设防秦岭，并借此使陕甘宁边区处于日军威胁之下。陕西省政府主席孙蔚如在得知胡宗南的阴谋后，当即向陕西东部派任几名进步县长，准备担当抗敌任务。孙蔚如派任的几位抗日县长政绩很显著。但1938年6月孙蔚如离任后，均被陆续去职，且多遭迫害。这些事实说明，早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明确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转变之前，在抗战初期，国民党反动派即已暴露出对日寇退让（拟放弃关中），对从事抗日者不容的反动意图。张锋伯的被捕，吕向晨的被撤职、起诉，苏资琛、崔孟博及其他抗日县长的被迫害、排挤，均使抗日救亡工作遭到破坏。但却使人民看清了国民党当局对日寇退让、投降的真正面目，也使地下党组织更懂得，与敌特破坏活动进行斗争的一个重要策略就是：为了站住脚，为了安全，不但不能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而且连爱国者的身份、坚决抗日的立场也要适当荫蔽。
西安事变后，泾阳县云阳镇曾是红军前敌总部驻地。八路军开赴前线后，一一五师又在此设有留守处。同时中共陕西省委也以一一五师留守处为掩护，秘密驻在此地。这里当时也是八路军在国民党渭北地区一个公开的重要单位，所以特别引起敌特注目，并常派特务侦查。1938年夏秋之交，留守处撤销，主任周碧泉调走。陕西省委负责人大多从西安返回云阳，但省委仍保留一一五师留守处的名义。省委统战部长汪锋，对外称留守处主任（省委移驻陕甘宁边区后，又长期对外称作“团部”，汪锋对外称团长）。
为防敌特破坏，陕西省委更加强了防范措施。先成立警卫班，后又相继建立两个警卫连，最后扩建为警卫营。但敌特的破坏阴谋，从1939年以来更加猖狂。先是国民党泾阳县长、反动分子王开基，对云阳联保主任张永禄与留守处人员接近不满，即着国民党监察主任李述成牵制并蓄意迫害。张永禄即着卫兵毛××将李述成暗杀，王开基即亲来云阳诱张永禄承认系留守处所为。企图嫁祸于我方，制造事端。但毛××已向我方供认是张永禄指使，张也挺身承担责任，甘愿被判刑，王开基的阴谋败露。
1939年初夏，国民党特务华云龙以卖艺为名，混入云阳，企图对我方进行侦查，伺机破坏。但华混入云阳不久，即被我识破并将华云龙及两助手捕获。省委为进一步侦知内情，派小战士赵敏（赵成林）接近华，华云龙即哄骗赵为王开基传递密信，赵当即将信交省委秘书雷荣。华云龙的特务确证被抓获后，又侦知华系日特兼国特双料特务。组织将助手释放，拟送华云龙去延安关押时，华逃跑未遂，后死于监禁室中。此次阴谋遂告破产。还有敌特派遣的童探丁××，混进省委机关当勤务员，被发现后清除回家。
敌特还在云阳镇与以北安吴青训班之间的道路上，有计划地组织暗杀活动。1939年秋，省委组织部干部科长王德（余鸿远）在云阳北门外即被敌人打了两枪，幸未击中。敌特又几次拉拢连队干部、战士携枪逃跑。1939年警卫营一个排长徐少玉因诱奸民女，破坏群众纪律，组织拟审查处理。经敌特诱惑他勾引几名战士携枪逃往礼泉。下半年，被勾引逃跑的两名战士又被敌特派回，煽动更多的战士盗出机枪逃跑。他们的活动经发觉后被捕获。同时，被国民党省党部调统室收买的内奸阎屈义，被特务派回勾引干部叛逃时也被逮捕。后来，阎屈义与那两个战士均被公开处决。此后特务活动稍加收敛，但破坏活动并未停止。
1939年6月，新四军驻湖北平江通讯处被敌军偷袭，工作人员多人被杀害。有鉴于此，陕西省委加强了戒备，夜晚警卫营战士增加岗哨。经中央批准先将大部分机关人员和领导干部，经过国民党统治的淳化县城，迁至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同时做了应急安排，万一敌军袭击，所留人员准备北上与青训班人员一起进嵯峨山，转赴陕甘宁边区。后撤的人员到夜晚也轮流在各自驻地放哨。我在组织部驻地李老五家的后门外即放哨多次。直到陕西省委于1940年夏初全部撤离前，仍多次发现敌人在深夜有打算袭扰的明显迹象。但因哨兵觉察，其阴谋终未得逞。一次发觉敌情，我们拟抗击，敌撤逃，次日即发现机关院后一片麦苗被敌人践踏倒伏。
陕西省委对保密工作也甚为重视。省委为了掩护党的领导机关的真实面貌，各部门对外均称为留守处的部门。如省委秘书处称留守处的秘书处，组织部则称副官处，宣传部则称教育处。经常对外干部的公开身份，则按所在部门性质称呼。因我和雷荣同志分别在省委组织部、秘书处工作，且负责接洽各地来省委的干部、党员，故“罗副官”、“雷秘书”多为人知。各地党组织与省委来往均约代号。为防止被敌发现，省委组织部则将各地党组织的代号用特殊办法登记。各地党组织与省委来往信件均用密写办法（后又改用口头传话，停止文书来往）。各地向省委介绍党员时，除信内一般家常话外，在信后所写日期中以单、双日表示候补或正式党员。陕西省委还曾多次进行保密教育，制订保密规定，从各方面防止泄密。所以省委机关从未发生泄密事件。机关勤杂人员，警卫营一般干部、战士，剧团演职人员也只知“留守处”、“团部”，不知省委。
省委机关撤离前，对云阳地区以及泾阳县党组织也做了妥善安排，并由最后撤离的省委领导人汪锋与党的挚友、云阳小学校长，大革命时入党又脱党的崔贯一进行了交谈，鼓励崔坚持就地斗争。陕西省委在抗战前进驻云阳时，即在崔贯一的支持配合下，开展了云阳地区抗日救亡活动，并以云阳小学、培英小学为基地，发展了地下党组织，后又建立了泾阳县委。云阳小学教师、学生两支部，我曾亲自管理过。泾阳县委也是我受省委指派直接领导的。省委撤离前，有计划地将已暴露的党员、干部调离当地（大部分调进边区），对县委、云阳小学支部以及北乡几个农村支部的工作做了布置，为后来对付国民党当局的疯狂镇压做了思想准备。综上所述，中共陕西省委机关在胡宗南统治的腹地，与敌特长达四年多的较量中，终于取得了斗争的胜利。这场斗争的胜利，不但保卫了指挥机关的安全，坚持了对全省工作的领导，而且为党在云阳镇以及泾阳县建设的基地打下了继续荫蔽斗争的基础。
陕西省委机关全部撤进陕甘宁边区后，国民党统治区反共气焰更加嚣张，对边区的封锁更加严密。我军驻淳化县城的一个营的兵力被国民党借机赶回边区，边界上也加设了碉堡，增强了武装，加紧了封锁。这些事实说明，陕西省委机关迁至陕甘宁边区是完全正确的，也是及时的。但是半年后，中央某单位负责人却提出要省委派一位领导干部重返国统区指挥工作。这个意见当即遭到省委的反对，因而未能实现。事后省委书记杨清（欧阳钦）在一次会议上，还以历史的教训说明当时省委意见的正确。他提的历史教训，一是省委常委、西安市职工委书记，1938年夏末与省委其他领导人一起撤回云阳，1939年又在西安被国民党省党部逮捕，经省委通过周恩来、林伯渠多次向国民党当局交涉才获释。二是省委常委、原秘书长，后任西路工委书记的崔廷儒，1939年冬经中央调派宁夏任地下工委书记，到职后与从陕调去的原朝邑县委书记王博（王喜得）一同被国民党宁夏省主席马鸿逵派人逮捕（后来崔廷儒被敌活埋）。过去的教训以及后来的斗争经验都证明：不单是省委领导机关，而且地、县的领导人撤进边区，从边区指导国统区工作，必要时再出外或从外边找人来布置工作，在局势恶化的情况下是完全正确的，是地下党组织在背靠边区的特殊情况下，一条很有成效的联络指导工作的特殊措施。
1938年秋，省委巡视员赵希愚去商洛地区巡视工作，在洛南县城家中被驻军谢辅三部逮捕。省委知情后，与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同志商议派人乘车前往交涉时，在中途即拦住押送赵的邮政车，从麻袋中将赵希愚找出救回。后将赵调离省委送去延安。赵希愚是一位老党员，30年代初，在团省委工作时即被国民党从西安捕押南京，抗战后被党组织保释出来。他在陕西省委工作时，大家戏称他为“黑先生”。赵希愚于“文化大革命”时，在东北工作被迫害而死。
1939年4月25日，陕西省委常委、西安市委书记惠子俊，因叛徒出卖在西安西门内一自行车铺被特务逮捕。押在国民党省党部，严刑拷打惠无供词。惠子俊是13年来陕西省委被敌逮捕的唯一领导干部。惠子俊设法将被捕消息告知省委后，省委多方营救。陕西省委还通过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和林伯渠，向国民党地方当局去函询问，要求释放。蒋鼎文、郭紫峻均承认押惠，但拟以“煽动工潮”罪名处理。省委后报告中央，请向重庆国民党当局交涉。1939年6月，惠在周恩来、林伯渠交涉，内外配合斗争下被释放，不久即回省委转赴延安。敌人知道惠子俊这位老共产党员的政治面貌，想从中获取地下党的秘密，但是敌人的计划失败了，不但未从惠子俊口中探知到什么东西，而且西安市委仍然继续活动。后来西安市委领导机构虽几经变动（包括设联络员、成立市工委），但党的领导一直坚持到西安解放。
1941年初，陕西省委机关工作人员黄明负责和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联系，并传递文件，取送东西。当黄明从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赶一辆马车回省委，路经西安北城门时，因携带延安《宪政促进会宣言》，被敌人抓去。由国民党西安警备司令部押在秘密监牢，严刑拷打。黄明始终没有暴露党的机密，四个月后逃回省委。
1942年春，在陕甘宁边区封锁线我方一侧以开小杂货铺作掩护的交通员张仁民、高纪光，从国民党统治区返回时，分别被国民党驻军逮捕，并被绳抽棍打，进行审问。因为张、高均背有贩卖的货物，表示互不相识，且始终以事先准备好的口供答称“贩货糊口”，想碰运气多赚些钱来答复。又因他们长期经商会说行话，敌人找不到破绽，政治面貌没有暴露。因敌方看管松懈，后来逃回边区。由于他们以商贩为掩护，多次在边区内外往返赶集上会，做小本生意，跑交通时还常去西安、宝鸡、渭南、耀县等地，向边区贩运货物，摸清了应付敌特的办法，也熟悉了通过封锁线的路径。不但这次能脱险返回，而且多次顺利出入边区，完成交通员的任务。
1946年春，李先念要从鄂豫陕边区通过关中国民党统治区进入陕甘宁边区。其中有很长一段路程，且要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当时关中地委书记赵伯平，亲自向张仁民、军锋（带武装人员进行掩护）交代“只能完成，不能失败”后，高纪光带路完成了任务。张仁民、高纪光都是优秀的交通员，都是长期从事秘密工作的。早期入党的老同志张仁民1927年入团，1928年入党，12年交通工作，共跑了16万里路程。张、高跑交通时，多次遭追捕，多次遇到险情，而仍出色地完成了任务。1947年九十月，正值胡宗南部队袭扰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形势非常严峻。张仁民、高纪光与另一同志接受紧急任务，要趁夜晚从敌军的空隙中钻出到国民党区域。他们各带几颗手榴弹，计划如遇敌人拦截，即掷手榴弹，并保留一颗，万一冲不出时自杀。所幸天明时安全通过封锁线，随即将手榴弹藏一古墓内，直奔工作地点。
秘密交通员在与敌特的斗争中，有其特殊艰险的境遇。正如陕西省委书记杨清（欧阳钦）对交通科同志所谈的那样：“交通人员每出一次差，就等于上一次火线”，并一定要“打胜仗”。省委交通员的“职业化”就是为打仗准备条件。除张仁民、高纪光外，还有很多交通员或以务农或以经商为掩护而进行斗争的。解放战争时期交通员孙光明，从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出发，去国民党统治区路经封锁线时，被国民党驻军陕西保安团逮捕，就是由于他长期定居农村务农，结交国统区农民而得救的。孙光明多次从陕甘宁边区通过耀县以东出封锁线，去西安等地跑交通。国民党保安团即疑其为解放军的探子，捕押在五堵村城楼上。坐“老虎凳”，吊“凤凰单扇翅”，严刑拷打，追问“叫什么？”“哪里人？”“干什么的？”孙答：“叫张忠堂（是孙当时的化名），韩城人，因弟兄三人，保上常要壮丁，我即与媳妇一起逃出在耀县的涝池村做庄稼。”敌人问“谁能证明”，孙因与刘根举是知交，即答“五堵村刘根举可证”。刘根举来后当面说明“张师”是他的朋友，庄稼人，常来往，不是探子。孙即由刘保释。这是地下交通员应付敌特迫害的一种特殊办法。孙为了掩护自己的政治面貌，很早就将妻子从韩城带来，在封锁线边区一侧耀县的涝池村安家种田。为了取得在国民党统治区活动时的掩护，与五堵村农民刘根举及其父刘金奎结交，并经常来往。有时刘家缺粮常到孙家告借，孙有时也借刘家的钱，两家来往犹如兄弟。而且孙本是农民，对刘家任何人均未暴露政治身份。再是农民扮装农民，毫无破绽，因而遇到敌特逮捕，能够化险为夷。
孙光明内战时入党，1938年在中央党校学习，后即到陕西省委交通科工作，也是陕西省委优秀交通员之一。1948年春，宜川瓦子街战役前，关中地委向西北野战军前总提供的敌军调动的详细情报，就是孙光明从西安带回交地委的。瓦子街战役歼敌近3万的胜利，也有一些无名英雄的功绩，孙光明就是这样的无名英雄。过去地下交通员有许多无名英雄，为革命事业默默做出贡献。而这些交通员为了掩护，除过在国民党区以各种职业隐蔽以外，长期在边区安家的还有好几位。如鞋匠出身的李文和李志远，曾分别居住关中分区石门关山中，以备敌军侵占边区腹地后，能够继续掩护身份，从事地下交通联络工作。老交通员单志诚，也长期以普通群众身份，带妻携子居住边区赤水县的梁家庄，以游医、小商贩与地下人员来往。该地是国民党与我们的拉锯地带，后变为国民党统治区，单志诚仍住此地。
1945年8月中旬，关中地委统战部长汪锋亲自向关中调查站联络员王国布置，去西安向西北民盟杜斌丞等领导人传达中央有关当前政治形势和关怀他们安全的意见，并交代如进边区，可由党组织负责安排接送。同时要王将给延安买的机器送回边区，并从西安调查站吴伯畅处带回有关情报资料。王国即准备迎接无数次惊险任务中新的战斗任务。他先以商人身份，从马栏前往边区边沿的封锁线国民党部队某连部内，与连长谈妥贩运回机器通过封锁线后，给予丰厚报酬，该连长热情接待。王国到三原后，又化装成国民党少校军官前往西安。8月下旬，王国到西安后又换成便服，先见吴伯畅，后见与民盟领导人联系的蒙定军。由蒙联系商定与杜斌丞等人会见事宜。次日晚7时，王国即按照约定，到高桂滋公馆花园地下室，向民盟负责人杨明轩、王菊人等传达了中央意见。杜斌丞因事未到，他们声称速告杜先生。此后，王国即乘机将所买机器着人运往三原，准备拉回陕甘宁边区。
但是，9月8日下午王国正往二王巷吴伯畅住地和莲寿坊一联络点裴老太太住地行走途中，因我关中分区公安处派出的马某被捕后的出卖，在二王巷东口，被国民党省调统室特务喝令站住，拟劫持扣押。王国虽遇此危难，仍冷静思考对策。他首先为了将被捕消息传给不远的吴、裴家人，即大声喊：“你们大白天竟公然抓人是土匪”。特务再三持枪威胁，王仍大声抗争。围观群众越来越多，特务即找来两名警察，一起将王国扭送警察六分局。当王被戴上墨镜，推上人力车拉往东关特务监狱时，王又暗中将所带的材料、护照等，塞在洋车座位下面，避免敌特抓住证据。
王国被关进监狱的第二天下午，数名特务将王拉出审讯，并摆着各种刑具，声称“你叫王国，是延安来收买高级将领和购买机器的”。王驳斥说：“我叫王建基，从山西来，是做生意的。”特务说“别人已告密，你还不说”，王仍是原供不变。敌人指着刑具威胁说“再不说，将你送进地牢上刑”，仍从王口中掏不出实话。即以三民主义对王进行说教，又是“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又是“中国只有大贫小贫之分”，王脱口反驳说：“难道西安大资本家是小贫吗？”特务即气势汹汹地说：“你不是延安来的要犯，怎么能这样说！”王又反驳说：“我不是延安来的，也知道有钱人和穷人的区别嘛！”审讯直到夜晚，仍无结果。王国此时已感凶多吉少，准备对付敌人的酷刑，准备为党而献身。
第三天晚上特务又审讯，并说延安如何苦，这里可以给你升官发财等等。王国顶了一句：“你们这一行我干不了，还是做我的生意好！”审了一个多小时，特务们仍无所获。第四天特务将王提出，桌子上摆了几盘菜，让王吃，王拒绝。这时调统室主任李茂堂（王不认识）来说“饭还是要吃！”9月14日中午，特务又将王提出，此时李茂堂进来，并作了自我介绍。王国即借机向李茂堂说：“汪锋希望你少做些坏事！”因汪当时兼任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保安处长，以此话警告李。后李茂堂又说王国是贩卖毒品的，王当即否认，说“我既没贩过毒，也不会吸毒”。这时又出乎意料的是，李茂堂要王国找个铺保，并招呼着管王国的特务进来，一面向王说：“他从你身上拿的几千元不要再要了”，一面让这个特务跟王国出去找个铺保，李要王晚上去东木头市他的家里去一趟。王国恐敌人放长线钓大鱼，想引出党组织其他线索。王国未找他联系的党员或党的朋友，而找一个过去的熟人写了一张“证明王建基没有贩毒吸毒行为”的保状，故即以“贩卖毒品无据”而恢复自由。当晚王经再三考虑，如约前往李茂堂家，适李未在，留条即走。
但王国对此迷惑不解，仍告知有关同志警惕，并于17日天未明即奔赴三原存放机器的国民党某营长家，得知机器已藏好，次日即以商人打扮跟随卖炭的脚户返回边区。到关中地委后，才知他是经过党组织营救，经李茂堂设法放出的。此时李茂堂已为我方工作，得到中央有关方面通知后，在审讯时装模作样，摆出刑具，又做宣传利诱之姿态，最后又以贩毒无据而保释。中央随即电告关中地委“中央社会部证明王国同志被捕后无自首变节行为”。不久，中央社会部西安情报处长王超北与李茂堂到达马栏，转赴延安汇报工作。王国被捕得以获释，除王始终未向敌吐露真情外，应归功于敌特中为我效力的李茂堂的保护。这是反敌特斗争中的另一特殊情况。
王国同志是山西稷山人，是一位坚强勇敢的革命战士。1932年2月在杨虎城的警卫团当兵，不久为刘志丹购买枪支的李某被警卫团捕押。王国因参加营救李某出狱，被排长集合队伍进行毒打。王国三次被打昏，又用凉水喷醒，浑身打肿流血，卧床数十日，但从不流泪，“硬汉子”得人称赞。于1932年10月被介绍加入共产党。当时团长是共产党员张汉民（后任旅长），营长是共产党员阎揆要（后任团长）。王国搞过“起义”，经历过红二十五军因“左”倾思想影响对张汉民部袭击，又将张等杀害的“九间房事件”，参加过西安事变，抗战时参加过山西忻口战役，在敌后打过游击。王国曾任杨虎城部特二团党委书记、三十八军四十六旅特派人员，陕西省委关中调查站联络员，还曾参加过晋冀鲁豫中央局与三十八军的联络工作、郑州情报站的工作，出色地完成了许多艰巨任务。
王国在关中调查站工作时，多次往返，给我党带回有关资料、情报。曾几经侦察，利用有利时机，将四辆人力车所拉药品、器械，通过中正门敌军警的检查从西安城内运出。又改雇大车转运三原，再用牲口驮过封锁线，送到马栏。曾以接“战干团毕业分配人员”名义，将12名西北联大的党员学生送进边区。曾先后带三十八军工委委员张西鼎进出边区，带中央派赴三十八军组织第一次起义的周仲英送出边区。负责晋冀鲁豫与三十八军联络期间，时任三十八军副军长的孔从洲第二次起义失败后正被敌通缉时，王国奉刘伯承、邓小平之命，前往河南敌区孔从洲隐藏之处，为孔作了化装。孔从洲打扮成王国的文书，孔的警卫员则以士兵身份跟随。王国自己穿着少校军服，踏上一次特殊战斗的征途。运用帮会江湖语言，与有关人拉好关系。时而摆出军官架子，应付多次军警的盘查。后又都换成便衣，孔充作敌军谍报队员，王国打扮成谍报员的上级，通过封锁线，安全到达华北解放区。
王国在郑州情报站工作时，还曾按陕西省工委的指示，专程赴陕南五里川，与鄂豫陕边区的领导人汪锋、文建武联系，商讨为他们运送药品，把一些女同志接到国民党区域的问题。安康解放前，王国又奉命进城，与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和平解放了安康城。王国同志凭着高昂的革命热情，丰富的斗争经验，出色地完成了党组织交给的许多重要任务。
商县谢正兴，是先参加游击队后担任地下交通员的朴实忠厚的农民。1938年谢正兴即受革命思想的感染离开农家，毅然投入谢华领导的游击队。入队不久，即参加袭击杨家斜伪乡公所，打死反动乡长，收缴15支枪。后因敌人“围剿”，谢华带人去延安学习。谢正兴等数人时而分散荫蔽，时而集中出击，先后收缴了两个伪保公所的枪支，击毙了杀我游击队员的伪保长。1941年，谢正兴在当地无法活动，又参加蓝田一游击队伏击某敌团长的战斗。谢的活动引起敌人的极大仇恨。自1940年至1942年初，三次抄了谢正兴的家，将东西抢走，家具砸坏，把谢父毒打后与谢叔一同捕押，将谢母打成残废，将谢妻右手打断，全家被赶出门外。此后，谢正兴即带领全家背井离乡，跋山涉水，沿途乞讨，迁往边区。在靠近封锁线的淳化县雷家岭赤岔村安家落户。
谢正兴从此即为中共陕西省委跑地下交通。先后多次向西安、宝鸡、商洛、汉中等地党组织传达指示，向省委汇报情况，并多次将地下党员、革命青年带进边区，或由边区带到国民党统治区。还曾参与将我党中央委员郑位三、陈少敏从商洛带出通过敌区，进了边区。谢正兴同志的忠诚、机警、英勇，以及能够了解、掌握敌情是他完成任务的重要条件。特别需要提到的是，1943年谢正兴曾以探望其父的名义，几次受组织指派安全出入敌西安劳动营，探望被敌捕押的谢华等同志，向他们介绍斗争形势，转达省委对谢等坚持斗争的指示。
冒险闯入魔窟完成任务，是对谢正兴革命胆略的一次严峻考验。1945年5月，兰州师范学校党支部书记杨林（女），逃脱敌人逮捕转赴西安后，谢正兴受王世俊同志指示将杨带进陕甘宁边区。但杨林又带一床被子，谢为了旅途安全，暂将杨的被子留在边境线敌区一侧的耀县小丘镇，先将杨林偷送进边区住在谢家，返回后利用敌人午休只有两个哨兵时将被子带进边区。不料出城时哨兵检查被子，发现内中藏有进步书籍。敌哨当即将谢正兴扣下，正拟将枪背上捆绑谢时，谢正兴猛用力将二敌哨推倒，迅即朝边界奔跑。敌哨喝令“停住”，谢不予理睬。敌即连发数枪，将谢正兴背在脑后的草帽打穿，将耳朵打了一个洞，流血不止。但谢正兴仍奔跑不止，逢沟跳沟，逢崖跳崖，直到脱离险境。进入边区安全地带时，鞋已跑掉，袜子已磨破，双足已肿烂。待艰难撑持，返回家中，已精疲力竭，卧床疗养多日，方将杨林带到马栏关中地委。
1949年西安解放前，谢正兴往西安送信返回边区。在边境线附近杨杜村被敌发现追赶时，谢正兴跳下深崖摔坏了右腿，但摆脱了敌人。护送杨林拼命脱险与跳崖甩掉敌人，反映了谢正兴对敌斗争中的无畏精神、坚强毅力和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
1946年6月，刘庚被陕西工委（此时工委已与关中地委分设）派往商洛，帮助王力、巩德芳、谢兴军领导游击队加强游击活动，牵制敌人，支援中原突围部队。确定由谢正兴带领前往。出发时，谢正兴向刘庚介绍了沿途情况和应注意事项。过封锁线时，刘被安排赶一头驮粮食的驴子。夹在驮粮贩子中间，当夜通过封锁线。敌哨兵准备盘查时，刘、谢已迅速赶上驴子前边走了。接着谢正兴领刘庚住在一粮贩子家中，但该村常有敌特便衣出没，且每晚城门上锁。第二天天刚亮，敌正酣睡时，谢正兴以上地做活为名，将钥匙要来，开门带刘庚出村，急忙搭火车，接着徒步赶路。当赶到蓝田峪口，刘庚正愁如何对付前边几道稽查站时，忽遇敌军车半路揽客，谢正兴当即与司机交涉，搭车到达商县麻街地下交通站。刘庚被安排住下后，谢又不顾疲劳，立即找寻游击队，刘庚得以很快与王力等接上头，不久又见到李先念等同志。
后来，谢正兴向鄂豫陕军区送信时，曾被留下担任一段十五支队游击大队副大队长。1946年冬，接到10天筹措120丈布匹，解决战士冬衣的任务。他曾利用集会时机，带战士收缴了九间房敌乡公所开的商店的120丈布。谢多次在国民党统治区活动，都根据情况作不同的装扮。在出入边区封锁线时，也按照边界人民来往的规律，通过不同的路线，化装成各种身份。一次他被派去西安与一党员领导干部联系，通过封锁线时，即装作在边区收购鸡蛋，在敌区换购火柴的模样混过敌人的盘查。
上述事实，充分显示了谢正兴对付敌特的机智灵活的手段，对完成各种艰险任务的极端负责的精神。谢正兴同志像许多优秀的地下交通员一样，虽然职务不高，但贡献不小，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也像许多优秀的交通员一样，动员全家参加联络、接待工作。家中成了交通站，接送的地下工作者常落脚他家。他的妻子与全家老少都热情接待。他10岁稍多的女儿谢淑芳，也成了一名出色的交通员。她曾多次从边区将密信送往封锁线外三原鲁桥镇、杨杜村，以及淳化方里镇黑豆嘴的秘密联络点。谢母经常将她化装成讨饭的小男孩，将信缝在破衣烂鞋中，或夹在讨饭的笼里。有时还利用边境外附近村镇逢集的机会，混进人群出去。由于淑芳年幼，且跟其父学会了对付敌人的办法，多次完成任务没有一次失误，也没有一次被敌怀疑。谢正兴同志的全家老少，都为地下交通联络工作做出了贡献。
1937年下半年，西安市职工委派党员李××去大华纱厂开展工作。因穿戴举止与工人有差异，在工厂门口被敌特逮捕。捕后押国民党的别动队。在关押期间，敌特曾假借李某的名义，向新文学促进会一位党员写信，约去别动队见面。该党员识破了敌特的诡计，没有上当。后李某被迫登报自首，并查无下落。据知，这是中共陕西省委1936年底重建后，第一个被国民党当局逮捕的地下党员。也是国民党当局于第二次国共合作后，掀起反共活动的一个信号。
1939年4月下旬，敌人对大华纱厂进行大搜捕，但此前党员阎伍青等五人已闻讯躲避，并经党组织介绍去安吴青训班，后转延安学习。由于环境恶化，西安市其他单位很多过去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的党员、革命群众，也相继撤离，其中大多都转赴陕甘宁边区，从而保存了不少干部。
1940年，长安县发生了党员李廷章、陈平（陈维昌）、杨健被捕的事件。3月5日，李廷章跟随县委组织委员兼灞桥区委书记胡怀让拟去县南工作。经过西安时，一同被国民党省党部特务逮捕。特务将胡怀让、李廷章二人拉进省党部后，即分别关押。胡被敌特“突击”审讯，强迫为敌人做内奸，李被转押劳动营，后叛变。
李廷章原系华县咸林中学党员，后关系转长安，在灞桥区某小学任教。当时，长安县委曾在香湖湾村胡家祠堂举办秘密训练班。李廷章参加过训练班。训练班是在晚上举办，学员均用代号，还采取了其他保密措施。但是李廷章还是认出了同时学习的、时任雾庄小学校长的陈平（陈系单线联系，不参加当地支部）。李廷章叛变后出卖了陈平。敌特持照片到校以“共产党”罪名，将陈平逮捕带走，后押劳动营。在劳动营，陈平不承认是共产党员。经李廷章对质作证后，陈才被迫办了自首手续，登在劳动营的小报上，但未暴露党的组织。后来，陈平经过有亲戚关系的孙蔚如的活动，从劳动营开释，并随即在国民党三十八军三十五师（孔从洲部）的师部，以秘书职务掩护下来。数月后，即回孔从洲的家乡，任灞桥上桥梓口小学校长。陈虽办了自首手续，但思想并未消沉。此时县委已停止活动，陈平无法与上级联系。
1945年，陈平与长柞工委取得联系后，又继续积极从事革命活动，而且在省工委布置领导的交通联络工作中，做出了贡献。1946年我军中原突围后，陕西省工委为解决陕甘宁边区与鄂豫陕边区的交通联络问题，曾派李对章、范世英与陈平商议找寻秘密联络点。陈平即指定他领导的党员、灞桥黄桑圃华心诚家为据点。华在抗战初期入党，地主家庭，掌管家事，所住院落是深宅独院。华心诚本人面貌灰色，住地又隐蔽，黄桑圃所在的桥梓口，保长由党员担任，党支部又利用保丁掌握有武装力量。这是地下联络的理想地方。
1946年10月，中原军区领导人郑位三及夫人、孩子，自商洛通过国民党统治区去陕甘宁边区，就曾由陈平将郑位三安排在华心诚家，将郑的夫人、孩子安排在康家堡自己家中。郑位三因病经过20多天的治疗休养后，由交通员李对章和上桥梓口的地下支部书记苏振和，赶着马车将郑位三一家人护送过渭河岸北，然后进入陕甘宁边区。1946年11月26日，李对章自边区返回，又将中原军区另一领导人陈少敏，从临潼接到灞桥。又由陈平带领前往火车站，搭乘开向同官（铜川）的送煤车，转赴陕甘宁边区。郑位三临走时赞扬说：“没想到，离西安很近的地方，能有这样一个红色据点，你们为党作了很大贡献。”这是对陈平、华心诚以及上桥梓口支部的赞扬。
不久，陈平又经受了一次考验。当时，陈平经陕西省工委同意，又与边区保安处驻边界的情报站田振英系统发生关系，协助工作。1947年4月，由于田振英情报系统被破坏，陈平又遭敌特追捕。陈得信后除通知分管长安地下党组织的长柞工委副书记李浩（时在附近的段家小学教书）撤离防范外，立即通过上桥梓口村党支部派人，密切注意敌特动向。当敌特到达灞桥后，陈平即离开了上桥梓口小学到别处躲藏。最后，逃到蒲城县永丰镇原西北军旅长姬汇伯之子姬宝魁（姬毅）的家中居住，后转入解放区，使敌特的追捕计划落空，而且保护了李浩，以及华心诚这个理想的秘密联络点、上桥梓口支部这个地下战斗堡垒，使他们在解放战争时期，继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陈平同志在无法否认党员身份的情况下，被迫办了自首手续。但是，后来的革命实践证明，他仍然是坚强的革命战士。从这个事例中可以看出，党组织后来对于曾向敌人办过自首手续的人，采取具体分析、区别对待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
1940年夏，高陵县委负责人段文义、刘永瑞，于敌人逮捕时逃脱，经三原中心县委送回陕西省委（驻照金）。不久，接替县委工作的张久安，被国民党县党部捕去。张借找铺保之机逃出，又经三原中心县委回到陕西省委。此后，高陵县其他暴露的党员陆续调离。
1940年7月，临潼县中正中学学生党员鲁宗周、王克哲等被捕。起因是形势变化后他们没有及时转变活动方式，继续存阅革命书刊，张贴打倒国民党县长的标语，被特务学生惠志正侦知。特别是捣毁学校三青团办公室殴打惠志正后，惠即向国民党县政府报告鲁等是共产党员。县长王慕曾、县党部书记长郑育人，当即率领武装人员将鲁、王等5名党员连同进步学生共18人一起捕押。此后，又从书院门小学逮捕进步师生2人。鲁宗周等被捕后，县委书记董实丰（董崇儒）即找城区区委书记白依鳞（王恒治）商议，立即设法告诉被捕的党员，不能暴露党的秘密，生活上给予帮助，同时进行营救。后来，城区党委派人前往监所探望被捕同志，指示坚持斗争。所以审讯时，鲁等坚决否认共产党员身份，只承认是民先队员。国民党省党部调统室派特务张百忍前往审问，也无济于事。不久大多数人被保释，少数人被送西安劳动营。后鲁宗周死于劳动营中。
这次中正中学党员被捕事件以前，还有“栎阳事件”，党员杨宜瀚遇害脱险，毛瑞甫遇刺身亡。1943年，又发生了调派重兵“围剿”革命人士的“交口事件”，以及其他个别党员被捕、被杀。但临潼县党的领导机关始终未被破坏，而且后来领导了轰轰烈烈的武装斗争，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秘密工作。
1939年至1940年，连续发生了中共临潼县委负责人和地下党员被国民党当局追查又脱险的事件。这些同志得以脱险，都应归功于当时打入国民党县党部，担任抗敌后援委员会秘书，随时探听、报告情报的张中涛（张依中）。1939年秋，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郑育人，向党部会计程继灏打问：“最近怎么不见刘鸿儒呢？”刘即当时的县委书记刘庚。张中涛听到上项询查内容后，当即通知刘庚，刘即离开临潼，回到陕西省委。
1940年7月，郑育人向干事马任重（致远）查询董实丰（崇儒）（新任县委书记）的情况。因董实丰、马任重均系临潼零口人，董又曾在零口小学以教师为掩护进行活动，故郑育人向马任重询问。张中涛听到后，当即通知董实丰，董即报告省委，由省委派交通员张仁民带路返回省委。此外，当时在交口小学教书的李根蒂，因郑育人向干事陆志明打听其去向，在县城书院门小学教书的韩耀东亦因陆志明向郑育人反映其言辞激烈，由张中涛分别通知李根蒂、韩耀东躲避。
中正中学学生党员鲁宗周等人被捕前，临潼县国民党当局正开汇报会秘密研究，要派人去中正中学逮捕鲁宗周等人。张中涛得讯后，当即找地下党组织联络人县城诊所崔明珍转递情报。但当时正值省委将崔明珍调派去延安，到西北工作委员会传授有关青帮的活动秘密（崔系青帮头目），不在诊所，张中涛又迅速告知开明人士、中正中学校长刘明斋，请他通知鲁宗周尽早躲避。张中涛虽然做出了努力，但未达预期效果，因刘催鲁远避时，鲁不予置理，结果发生了十多人被捕事件。
1940年8月，又发生了国民党省党部书记长郭紫峻追查张中涛的问题。当时郭紫峻给郑育人一绝密信，适郑育人外出，张中涛随手拆阅，见信内称：有人反映张依中（张中涛）思想激进，应即调查。张中涛为表示坦诚，未再加封此信，待郑育人回来后亲手交他。此后，张中涛请假休息，去农村躲藏一个月，以观动静。郑育人又托人叫张中涛上班。张从侧面了解，郑已向省党部报告张无政治问题，且张中涛曾被评为“国民党优秀党员”，估计郑育人不会对自己很快下手，又返回县党部上班。但不久省党部又通知，拟向临潼派出调查组，进行有关调查工作，张中涛恐省党部另有意图，当即决定撤离，并于当年10月县委书记董实丰回县后，一起通过封锁线直奔陕甘宁边区照金镇陕西省委驻地。
张中涛当时代名叫“绿钢皮”，曾向省委密递过国民党一些内部密件。我在省委组织部社会科工作时，曾阅读、使用过张中涛传送的材料。临潼县地下党的组织未被敌特破坏，消息灵通是其原因之一。以上只是地下党员打入国民党党政机关获取情报，保护地下党的一个事例。许多潜入国民党内部的秘密党员，或在党、政、军、教方面任职的党外友人，都曾为进行反敌特斗争、保护地下党组织做出了贡献。
1940年夏，发生了中共临潼县委书记董崇儒（实丰）被国民党省党部追查脱险事件。当年7月，省党部给临潼县党部发来密函内称：有一共产党员，名董毅岫（董崇儒在安吴青训班时的化名）在临潼活动。埋伏在县党部任职的张中涛（张依中），趁党部书记长郑育人外出机会将信拆阅，并告知董实丰防范。因董回临潼在零口小学教书时未用“毅岫”之名，国民党县党部复省党部：查无此人。9月，省党部又向临潼县党部去函：此人确在临潼，要求继续查找。张中涛向董实丰通报后，董即安全返回省委。这是陕西地下党组织从敌人内部获取情报进行反敌特斗争的一例。国统区许多潜入国民党内部的同志，为保护党员做出了贡献。
1940年9月，西安陇海铁路一管理局机关支部的党员孙宝球、侯孟甫，因参加读书会活动，被西安铁路管理局特别党部调统室特务侦查逮捕。后孙宝球被迫害致死；侯孟甫由特务武勃然、徐耀东用“上飞机”等酷刑进行审讯，侯家花钱后始托人将侯保出。侯放出前，即着探视他的亲属，通知徐年逃避。张炳蔚、梅永兴也已及时转移，机关支部即停止活动。
铁路局机务段党支部从1938年开始，即领导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先组织铁工话剧团，后成立战时救护队。敌特对其成员（大多是党员）长期侦查，后来从中将党员靳景贵收买，靳出卖了支书吴冠杰。国民党特别党部调统室即布置特务谷忠义，以进步面貌接近并监视吴冠杰。党组织向吴指出谷忠义政治上可疑，不要与谷来往，昊不听。1940年10月，组织决定吴冠杰去陕北，但吴又将此情况告谷忠义。临走的前一天，谷忠义即将吴冠杰诱至特别党部门口，由特务徐耀东逮捕。武勃然使用酷刑逼取口供，胁迫自首后，指使恢复共产党的关系，企图进一步破坏党的组织，但敌特布置内奸的阴谋没有实现。从这个事例可以反证：省委布置各地党组织在审干中，将一些已经暴露但未调离，或者政治上不可靠的党员的党的关系割断，是完全正确的。
不久，党员吕瑞源也被捕。党员王玉书等多人被传至特别党部，经调统室主任庄世荣、特务徐耀东等胁迫自首，其中12个人还为敌特做了帮凶。这是西安市党组织被破坏最严重的一次。当时柳文明、张绍良、林树森等数名党员，经组织布置先后转到外地另谋职业，继续荫蔽或转赴边区。领导人朱子彤的行踪，敌特也没有探知，至此机务段党支部即停止活动，破坏范围也再未扩展。
但是，西安陇海铁路局调统室反革命反人民的破坏活动并未停止。特务又在西安陇海铁路系统，以及宝鸡机厂、凤翔陈村织布厂、蔡家坡铁工厂、耀县扶轮小学等处逮捕进步人士数十人，并威逼这些人自首。但是自铁路局机关支部、机务段支部被破坏后，暴露的党员多调离或去陕北，后来所捕和威逼自首的人很多不是党员，有的是党员，党组织也割断了联系，并无组织关系。
据当时担任西安陇海铁路局调统室科长、后任室主任的武勃然自己供称：“1943年春，宝鸡站调查员霍子孟，会同伪宝鸡警备司令部，逮捕宝鸡机厂职工赵德林、张宏德、李文彩、史忠良、岳延龄等五人后，由伪陇海路党部主任马毅要回自办此案。由我和徐耀东等虽经刑讯，终未问出与革命有甚关系。明知屈冤，但为顾全反动面子，硬威逼自首。结果赵德林、岳延龄、李文彩等三人自首释放。张宏德、史忠良被诬以坚不吐实，不知悔悟的莫须有之‘罪名’而送劳动营。”
对于毫无证据的“嫌疑分子”，他们还下毒手暗杀。1946年春，同官（今铜川）宁圣甫逮捕自陕甘宁边区来蒋管区的夏妙杰。经严刑审讯后解送西安，由武勃然等再行严刑。但夏妙杰始终声称是国民党军队士兵，作战被俘后逃跑，拟回家。当时的调统室主任雷景义，即以“革命人士而不吐实情”，决定暗杀。特务徐耀东于某日晚将夏妙杰诱至西安车站东闸门口外铁路旁，用铁锤击毙。对夏妙杰所定罪名，武勃然还认为是“武断”。武勃然还承认所捕的真正共产党员，“不过是一些已失关系的个别人员，没有一个真正有组织关系的。”
据有关特务供认，西安陇海铁路局调统室从1941年至1946年10月，将革命人士、普通群众解送西安劳动营者6人，威胁自首者36人，暗杀者1人。这是5年多来西安铁路局调统室破坏革命、迫害人民的犯罪记录。从这段犯罪记录中，也可以看出敌特残害无辜的凶相。笔者对敌特这方面罪行没有专门调查，此处顺便将特务自己的供状一并录出，作为这方面的一个事例，供作大家了解敌特面目的参考。
1940年冬，周至县一些党员因积极领导抗日救亡活动，引起敌人注意。11月29日，国民党省党部书记长郭紫峻亲自去周至，当晚决定逮捕地下县委书记张景文等。危急中，张景文逃回陕西省委。敌特去甘西小学抓党员教师王鸿泰（王礼）时，错将王泰鸿捕去。王鸿泰当即转移，后通过党的关系转到国民党三十八军。继续在当地坚持工作的甘西小学党员校长李萃亭，以及几名进步群众，于第二年年初被捕。李萃亭本是关中知名的理学先生，是道教装束，年近60岁。终生热心教育事业，并创建了甘西小学。抗日战争开始后，非常赞成共产党的主张，欣赏毛泽东著作，遂加入党的组织。曾要求亲赴延安会见毛主席，经组织劝阻未去。这次捕后被押于国民党省党部。虽经非刑吊打，百般折磨，但李萃亭坚贞不屈，未露真情。被释放时李已气息奄奄，出狱后不久亡故。此后，甘西小学也随即停办。
1942年5月，户县县委书记邓××，由于叛徒宋继唐出卖，被国民党陕西省党部调统室诱迫自首承认是民先队员。本来宋1940年因思想落后，吃不了苦，从延安马列学院要求回家。当时省委组织部曾接到中央组织部转来材料，并附有宋曾以身体有病为由，以西青救会常委名义向中组部要求补助的原信。党组织认为宋思想落后，政治上也不可靠，即通知户县工委不要与宋发生组织关系。当时我在省委组织部曾经办此事。但是邓××警惕性不高，向宋泄露了自己的身份，因而宋继唐出卖了邓。邓自首民先队员后，县工委另一领导干部雷文钦也被迫离开，所幸邓并未向特务供出户县党的组织。雷文钦离开时，将组织关系分别交曹希文、曹治中、曹文清三人负责。户县地下党组织在与省委失掉了联系四年后，1945年陕西省委与曹等又开始联系。直到1947年新任县委书记康行（赵廷平）在返回边区向省委汇报工作时被敌五十三师逮捕活埋后，曹希文等与其他人仍然坚持斗争。并于解放战争时期，组织人员掌握了地方武装，领导游击队活动直到户县解放。
1943年，陕西省委已反复布置并加强了地下党组织精干荫蔽的措施。省委组织部还专门搜集研究了敌特对地下党组织的破坏，以及与之斗争的经验，作为党内反特务斗争的教育内容。在省委机关干部中，就进行过三次这样的报告。1943年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气焰更加猖狂，3月蒋介石抛出《中国之命运》，公开叫嚣反共。胡宗南调集10万大军，包围陕甘宁边区。国民党又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加紧对地下党组织的破坏。斗争更趋激烈复杂。据当时的不完全统计，1943年陕西地下党员被捕者60人，仅次于过去被捕人数最多的1940年的62人，而且发生了全国罕见的“大军围剿”革命势力的“交口事件”。
“交口事件”的来由及经过是：临潼县交口地区长期以来，由共产党员和进步势力控制，是秦川平原距西安百里的一个红色据点。反动势力多次企图改变这个局面，并拟除掉实际掌握、指挥这个地区革命力量的共产党员谈国帆、王志温等，但均未奏效。于是敌十区（咸阳）专员温良儒，向胡宗南汇报谈国帆等人的活动情况，胡震怒惊恐。当即召见省保安处处长徐经济，责令立即“围剿”谈国帆。次日，温良儒即找徐经济商谈“围剿”事宜。议定徐派保安团步兵一营、工兵一连归温指挥。温良儒即于1943年8月3日，与临潼县长王家麟，带领国民党陕西保安团和咸阳、临潼、高陵、泾阳等县军警，以及临潼渭北12镇的保甲武装3000余人，突然将施家堡、白杨寨子、花刘村、交口镇等地包围，妄图将谈国帆、王志温等一网打尽。
但是，事先党外朋友包括胡宗南部的高级参谋、第十区副专员、“渭北剿匪总指挥”等多人，已将情报送给谈国帆。谈即通过地方党组织，通知有关人员迅速疏散、隐蔽。谈国帆、王志温也随即走避，结果“大军围剿”扑了空。但是敌人烧杀抢掠并未因此减弱，党员戚玉平、群众王益海等8人被杀害。其中一孕妇被抛进火中烧死，胎儿破胞而出，惨不忍睹。还逮捕了进步人士杨耀仙、包文长，抄了谈国帆、王志温等人的家。事后，敌军在交口驻扎三个月，并将交口乡各保划分出去，取消了交口乡的行政建制。敌人虽然如此毒狠，但是交口地区的党组织未遭破坏，谈国帆、王志温、王廷兰等40多名已暴露或可能受到迫害的人员，安全撤进陕甘宁边区。在中共陕西省委与关中分委合并后新组成的关中地委驻地马栏学习。
交口地区党组织表面上沉寂一段时间后，1945年又开始活跃起来，为人民事业建立新功。温良儒原为第四行政区（商县）专员，曾指使人暗杀了商洛地委书记王柏栋，这次又亲自指挥对交口人民进行屠杀，罪不可赦。解放后，温良儒与王家麟都被我人民政府镇压。
1943年6月，礼泉国民党特务从赵笃学家中搜出的革命书籍中，看到署有用拼音字母拼写的王世俊的名字。10月，当时在省邮局挂号组任职的王世俊，被国民党省党部调统室特务彭年逮捕。由特务江永波、昝玉祥审讯。王世俊原系西安二中党员，1937年11月经组织派赴延安抗大游击训练班学习。1938年毕业后回中共陕西省委，被分配到礼泉县工委任组织部长。王回礼泉时，将抗大学习时写有王世俊拼音字母的书籍带回。1939年离开时，放县工委负责人王育英处。王育英进边区时，书又被转赵笃学家。特务审讯王世俊时，即依据此书说王世俊去过延安，王始终坚决否认，敌特不能认定。王世俊被押11天，审讯两三次后，王妻翟玉莲（共产党员）托邮政局挂号组长、国民党区分部书记李荣春保释。
王世俊当时的工作任务，主要是领导兴国中学地下党组织，以及党员离校后新建的党组织。王世俊被捕保出后，不但使其能继续荫蔽于西安，而且保证了王对兴国中学党组织，以及外地新建党组织的领导。西安兴国中学是1939年秋，由省教育厅新成立的。当时正值西府工委有人被捕，省委为防万一，通知王世俊撤离礼泉。王随即赶到西安，考入兴国中学高中部。此时高中部的学生共400多名，其中各地转来的学生党员50多人。根据省委的通知，兴国中学成立了党总支，王世俊被指定为总支书记。
由于当时西安市连续发生党员（包括市委书记惠子俊）被捕事件，后来成立的市工委处境也困难（不久即停止活动），兴国中学党总支即由省委驻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联络员聂景德直接管理。1941年暑假聂景德离开后，省委将王世俊调回，王即办了退学手续。1942年春，省委又派王世俊回西安继续领导兴国中学党组织。王即考入省邮政局，以邮佐身份为掩护进行党的工作。王世俊直接由省委领导，并指定交通员联络。根据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环境恶化的状况和党的“荫蔽精干”政策，王世俊先将兴国中学总支撤销，支部划小、分设；校内党的工作，由原总支两位委员领导，王世俊与其联系。毕业或因其他原因离校的党员，不转关系，由王世俊直接管理。除直接联系的零散党员外，考入城固西北联大、西安商专、西安医专的党员，分别成立党的小组。考入兰州西北师范学院、甘肃学院的党员，成立临时支部。王世俊分别与各校小组长、支书联系。
1943年王世俊被捕放出后，仍坚持党的领导工作。后来还亲自发展党员，在邮政局建立了党小组。1948年5月，王世俊再次面临被捕危险时，才撤离西安，返回陕甘宁边区，接受新的任务。撤离西安的经过是：当时有一地下党员，原兴国中学学生李金铭，在《西京平报》副刊任编辑。该社社长李芝亭，与其关系密切，且系同乡（渭南人）。李芝亭又是CC分子，与省党部调统室人员熟悉。李金铭即通过李芝亭的关系，得知调统室有一黑名单，内列王世俊，并说明曾在二中上学。李金铭当即告知已打入省党部宣传组的党员张平（张应庚，曾在兴国中学图书馆工作，现由王世俊领导），张即告知王世俊。王即将所管党组织、党员的关系，转交西安市工委筹备工作负责人韩夏存，才结束了对兴国中学系统党组织长达9年的领导工作。
在这9年中，兴国中学系统的党员，已发展至100名以上。这些党员中，虽有部分党员在工作、学习的变动过程中失掉关系，极少数党员思想消沉、脱离组织，但绝大多数都能坚持革命活动。先后有10名党员被敌特逮捕，但无一人背叛组织，党组织仍然能在艰险的环境中坚持斗争。王世俊同志对兴国中学，以及分散各地的党组织、党员地下斗争的领导，是当时“异地领导”的一个成功典型。兴国中学系统的党组织，也堪称地下的战斗堡垒。
西安兴国中学，是由国民党教育厅长王捷三直接控制的。王捷三反对共产党，迫害进步学生相当卖力。1939年秋，三原分校（过去向陕南迁校时，西安未去陕南的各中学学生被吸收而成立的学校）学生并入兴国中学时，王捷三认为这部分人受共产党的影响较深，且其中确有很多共产党员。王捷三拟通过“入学甄别试验”，以“不及格”为名，将进步同学排挤出学校。党支部（当时支书是范山）即发动、领导群众，开展反对王捷三迫害学生的斗争。集会声讨，上街游行，撒传单，贴标语，到教育厅静坐，要求王捷三收回成命。王捷三继续坚持反动立场，并将学生代表5人（内有共产党员3人，“抗协”2人）扣押。此举更激起学生的义愤，并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王捷三才将逮捕的代表释放，并答应：只要参加考试，不管及格与否，都不开除。
这一次斗争胜利结束后，新成立的党总支又继续领导群众，掀起反对教育厅和学校当局用军事管制压制学生，用反动思想控制学生的斗争。先后赶走国民党的三名少将军官，一名反动的秘书长，并派党员打入学校三青团中，秘密控制三青团的工作，在校内外开展革命活动。党员李金铭曾举办夜校，向农民讲抗战形势等课目。后被敌特清查逮捕，李金铭未暴露党员身份，不久释放。1943年李考入商专后，敌特又各方查找。有一次李金铭在易俗社看戏时，被三青团特务李彦杰抓住。李彦杰当时得意忘形，公开宣称：“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并将李金铭押送劳动营，关进禁闭室。但李金铭坚持斗争，始终未暴露党的秘密。后经李芝亭保出，在西京平报社任职并继续进行革命活动。
敌特逮捕李金铭似乎“不费功夫”，但是要从共产党员口中探得秘密，要改变党员的信念谈何容易！兴国中学总支委员何锐，毕业后考入海关，被分配到商南。因邮局一进步职员约何邮寄进步书刊，被敌特发觉，捕押劳动营。何锐表现也好，敌人再未抓到把柄，无奈释放。从兴国中学转到西安医专，又转菊林中学教书的张平，1943年秋被叛徒、特务雒云峰（应吉）逮捕。因张平、雒云峰1938年11月都住过中共陕西省委党员训练班，虽然当时张、雒两人均用化名，但从此互相认识。1943年秋，张平从菊林中学回家途经西关回回巷时被雒看见。张急走，雒喊张，张不理。张奔跑，雒从后追赶。适国民党战干团一反动军官迎面而来，帮雒云峰将张平逮捕。张亦被关在劳动营的禁闭室。因为敌特确知张是共产党员，而且认为是干部，所以一直要张交代党的组织、活动情况。但张平一口咬定“我过去是二中学生，住过共产党一个月的训练班后，再无联系”。兴国中学系统被捕的党员，大多是按“嫌疑分子”逮捕的，只有张平一人肯定是共产党员，敌特决心以张为突破口，破获党的组织，所以对张平施用酷刑最重。
特务曾多次对张平严刑拷打。曾用“坐飞机”的办法，将张绑在板凳上，用砖将腿垫高。曾对张用力抽打，使张皮开肉绽。还曾提出活埋，土已填到半腰，张已等死，后才刨出。但张始终坚定共产党员气节，将生死置之度外，始终坚持“再无联系”，从不改口。后来因为日本飞机轰炸，禁闭室迁移一大庙，又因对犯人虐待，引起暴动，此后管制较松。不久，张平又被调到了学生队。1945年秋，张平经人托开明绅士刘定五，给国民党省政府主席谷正鼎写信保释。张平的坚强意志，终于击败了敌特“打开突破口，破获党组织”的阴谋。
李金铭、何锐、张平被捕押劳动营期间，王世俊曾通过几个渠道，试图营救，并将省委经交通员带来的钱，分发给李、何、张和礼泉被捕押的一些党员，转达了省委对他们的指示与慰问。王世俊还曾以何锐表兄的名义，与何的母亲去劳动营探望何锐。这些对鼓舞难友的斗志，指导他们的斗争策略很有帮助。
下边再介绍兰州师范学院的临时支部、城固西北联大党小组与敌特破坏活动进行斗争的情况。1942年，在兰州组建的临时支部，后由9名党员发展到17名。支部书记常利用假期回西安的机会，与王世俊进行联系，商讨工作。该支部曾确定党员以群众面目组织秘密读书会、半公开的兄弟会，开办书店，出版刊物来组织、教育群众。并多次用墙报、传单等办法，揭露校内外的黑暗统治，鼓动罢课。他们的革命活动，引起当局的注目。1945年1月15日凌晨，国民党甘肃省党部调统室在师范学院院长李燕的催促下，派行动队在师范学院进行搜捕，抓去共产党员李齐夷（读书会负责人）、郭松茂（兄弟会负责人之一）、袁芬、韩其昶，以及由我们团结、争取的国民党区分部负责人之一的薛天纲等五人。搜捕支书江明珍（杨林，女）时，由众多女生掩护得以逃脱。事后，江明珍又秘密返校处理善后，尽力设法营救被捕同志。营救未成，安排新的支书后，即回西安向王世俊汇报。王世俊派交通员将江明珍送去陕甘宁边区关中地委（省委与关中分委合并而成）。
李齐夷、郭松茂、袁芬、韩其昶等四名党员，经过特务多次审讯，主要逼迫承认共产党员，其中三人均受酷刑，从打背花到老虎凳、灌辣面、十指下竹扦，但仍无人承认。袁芬一度受刑不过，曾供出从他处所搜书籍是李齐夷所放。经李通过难友进行工作后，也推翻了口供。特务抓不到把柄，外边的党员和家属又通过上层关系说情，向特务送钱送礼，再加上后来抗战胜利，国共谈判等政治形势的影响，被捕党员分别于1945年8月至10月之间先后放出。李齐夷回西安向王世俊汇报情况，进行商讨后，去合阳县中学任职。王世俊向省委报告了李齐夷的情况，并将党的关系转去。以后，王世俊继续与兰州师范学院党支部新的支书联系。
原兴国中学的刘健（刘存生）、史青云（女）、杨远乾等五名党员，在城固西北联大组建党小组后，即以“真理卫队”革命群众组织的形式团结、教育同学。假期刘健向王世俊汇报商议后，党小组以及“真理卫队”加强了与省工委通过有关同志组建的“西北民主青年社”的联系配合。1946年上半年，发动了轰轰烈烈的群众要求成立学生自治会、反对反动校长刘季洪的斗争。后来，斗争遭反动当局镇压。刘健被捕，史青云、杨远乾也被开除学籍。刘被捕后，与其他被捕的学生据理抗争，后在广大师生的积极配合，全国舆论谴责的情况下，国民党当局被迫将刘健等释放。刘健、史青云、杨远乾离校后分头找到职业，继续与王世俊进行联系。
从抗战后期到解放战争时期，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王世俊始终坚守在领导岗位进行“异地领导”。兴国中学系统党组织一直进行着颇有成效的斗争，很多党员也经受了严峻的考验。
国民党反动当局在疯狂镇压地下革命组织、屠杀人民群众的同时，又用极其卑鄙的手段向民主人士开刀。1946年，国民党捕杀民盟成员、《秦风工商日报》法律顾问王任即为一例。
1946年1月底，国民党派特务在重庆捣毁各界人士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的会场。打伤大会主持人、讲演者李公朴、郭沫若等，以及新闻记者60多人。国民党也在西安掀起镇压农民运动的反动狂澜，引起社会舆论的谴责。西安的《秦风工商日报》连续刊登了这方面的报道和文章。此事即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恐惧和仇恨，并要设法搞垮《秦风工商日报》。1946年2月末，特务给《秦风工商日报》写恐吓信，向报社印刷厂投燃烧弹。西安警察局副督察长姬守礼，在侦缉队挑选数十名“精干队员”监视报馆，散发反共传单。3月1日，国民党组织反苏游行时，姬守礼任行动组长，又率领这些侦缉队员，捣毁报社营业部，殴打报社职工和报童。对此，报社董事长杜斌丞即领导报社人员展开斗争。报社社长成柏仁召开会议，控诉特务罪行。民盟成员、西安律师公会理事、西安人身自由保障会负责人王任，也自告奋勇担任《秦风工商日报》法律顾问，并向法院提出公诉。王任这种合法的正义行为，得到人民的支持，却引得假民主真独裁的反动派动了杀机。据姬守礼后来供称：根据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祝绍周嘱肖绍文（西安警察局长）的意见，肖曾令姬对王任以毒品栽赃，必欲置王于死地。
姬守礼、高志敬（侦缉队长）、王龙章（刑警队组长）于4月9日即率人查抄王任家。查抄时姬守礼将一两多毒品暗置王任床下，然后搜出，即诬其“贩卖毒品”，逮捕了王任，查封了王的律师事务所。4月23日，即以“烟犯”的罪名将王枪毙。对王的杀害，在全国也有反响。当时重庆律师公会虽不知底细，但对此已有怀疑，即专函询问西安律师公会，如此重大案件，为何不到半月将王枪毙？！显系未做调查，未取证据，希告知真相。但西安律师公会讨论此函时，因怕得罪杀人魔王祝绍周，决定不予答复。这足以说明在国民党统治区，确已暗无天日。从重庆律师公会的来函看，他们只怀疑这是未调查、未取证、草菅人命的错案问题，没有料到是暗置假证、栽赃陷害的谋杀问题。一切善良的人们，也不会料到国民党反动派是如此卑鄙。
1947年，国民党反动派对杜斌丞的栽赃陷害，更能暴露出其卑鄙恶劣的面貌，也会使一些善良的人们清醒过来。杜斌丞先生是知名的民主人士，共产党的真挚朋友。他长期从事民主革命活动，在西北地区军界、政界、教育界颇有声望。中国民主同盟成立后，他又担任民盟中委、常委，兼西北总支部主任，积极领导反独裁、反内战的斗争。由于杜斌丞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影响，蒋介石曾进行拉拢，杜不为所动。蒋即电令胡宗南、陕西省主席祝绍周，称杜“通匪有据，迅即查办”。
蒋介石对祝绍周积极反共十分赏识、非常器重。祝对蒋感恩戴德，也善于理解蒋的意图。胡宗南、祝绍周接蒋介石的电示后，祝即争功独揽，“迅即查办”，并积极制造杜斌丞“通匪”之“证”。1947年3月20日，胡宗南进占延安的第二天，敌特军警200余人对杜斌丞宅进行包围搜查。在搜查之前，肖绍文根据祝绍周的密示，布置了栽赃诬陷的阴谋。对此，负责搜查的姬守礼、陈廷珍（警察局副警察长兼调查组长）均有供认。陈廷珍称：当时“姬守礼约我去肖匪绍文处，肖匪当面告我说，并从他的口袋内取出祝匪所给他的一个手谕，叫陷害杜先生。他说这是一个重大的案子，必须秘密。……当时他就拿出一包海洛因，分作两包，让我和姬守礼当时就去杜斌丞府。于是我俩各拿一包，带了20多名警士和职员，并协同伪二分局局长付魁伍进了杜府，先由我和杜先生谈话。姬匪在我和杜先生谈话当中，就将所拿的一包毒品放在杜先生房内书架上……后来我和姬匪商谈，给他的罪已经搁上，并可借此置他于死地，于是就把我的那一包带回去了。”
为了把所栽之赃物当作真的罪证，还填写在搜索票上，令保甲长签名。让杜斌丞压指印时，杜加以斥责，特务即私自加盖杜斌丞的私章，想将所栽之赃证死。事后有人对从杜宅查出烟土有怀疑，询问搜捕杜斌丞的指挥者西安警察局肖绍文：“杜还有大烟土吗？”肖答称：“要他有大烟土，他就有。”敌特虽有如此荒唐的栽赃逻辑，但是杜老不嗜烟毒，人所共知，此搜查“成绩”人皆不信。
欲置杜斌丞于死地，需另设良方，遂有后来假造口供，证明“通匪有据”的恶劣行径。在杜被捕前，长安张周勤（胡宣，边区保安处派出人员）、薛玉瑞、贾孝义、贾升娃，咸阳方涛（国民党三桥乡副乡长），分别由国民党咸阳专署、陕西保安司令部教导总队捕押教导队禁闭室。杜斌丞被捕前，国民党省调统室又开始侦破我边区保安处关中据点的情报人员，以及所组织之“人民自救军”一案。
1944年，曾在西安柏树林公字一号特务机关特联组羁留所任看守的张海潮，于1946年冬听其内弟史金海告知：共党刘伍组织“人民自救军”，并吸收史参加。张海潮为邀功，即将此情密告省调统室特务徐凤岐。徐又转郭永年，郭即告知国民党省党部主任委员王宗山，以及胡宗南。敌即布置史金海为内线，探知内情。后调统室即派特务徐凤岐、常炳煜、张海潮，会同西安警备司令部、警察局，率军警在长安、韩森寨、西安城内逮捕王振清等数人。由昝玉祥等刑讯。王振清供出自救军内情。随后我关中情报据点负责人田振英（杨锋）、人民自救军“司令”刘伍（刘建章），以及田振玺（田英）、李杰三、刘平等，相继由西安警察局蒋逢昌、陈廷珍、乌斌等逮捕。押警察局特高组。张海潮因侦破有功也被提为省调统室行动队长。
1946年9月，祝绍周催问杜斌丞的案情进展情况时，仍无“通匪”证据，即大骂办案人员不负责任。国民党陕西保安司令部主任秘书杨炳南、西安警察局长肖绍文，即商议将上列两案与杜斌丞案硬拉在一起，做假口供，证实“通匪有据”。报告祝绍周同意后，即分别由戴桂茂（陕保司令部参谋长）、杨炳南与肖绍文、刘剑英（警察局副督察长兼特高组长）捏造张周勤等五人与杨峰等五人的口供。国民党陕西保安司令部军法处长冯镇远，则负责杜斌丞假口供的编造。假口供的统一口径是：杜斌丞是中共关中地委负责人，其他人都是共产党派在关中地区的。他们从杜斌丞手中领取大烟土，作为活动经费，并听从杜斌丞的指挥，约定时间暴动。而刘平则被打扮成来往马栏、西安之间，转送烟土、情报的角色。以此编造内容报告祝绍周，祝还不满意，责令“再加补充”。后来又假造了孔从洲给杜斌丞写信，派人联络，促其从速“举事”，相机而动。随即将曾在孔部任职，后赋休在家的长安王宝灵作为“联络人”而逮捕，并新给王宝灵捏造了口供。增加新的“人证”、“物证”后，由冯镇远统一审查“口供”，签写了审讯人的姓名。这时，似乎祝绍周的干将已对蒋介石杜斌丞“通匪有据”的题目作了满意的答卷，所以“口供”交祝绍周最后过目，祝方认可。
为使假口供显得真实，还要履行受害人按指印的手续。在按指印时，宣读真实笔录。然后把假口供中只写两行字的最后一页，拿给受审人问：“你说这些话是真的吗？”受审人答应后即按指印。1947年10月7日，杜斌丞就是被敌人硬戴上“中共关中地委负责人”的帽子，诬称“积蓄武力，贩卖烟毒，图谋不轨，并纵容国军叛变”，而与田振英等共12人一起杀害的。
杜斌丞遇害前，即写信告知亲友：“反动诬陷，早在意中，个人生死，已置度外”，而且预言“彼独裁暴力，虽能夺我革命者之生命，绝不能阻挠人类历史之奔向光明，终必为民主潮流所消灭也”。这封信，表现了这位共产党挚友的高尚革命气节与坚定的革命信念。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员、革命民主人士的诬陷、屠杀，并未挽救其垂死的命运，反而更加暴露出阴毒狰狞的面目，加速其覆灭进程。
这里还须再附一笔。祝绍周为了效忠蒋介石，极力在蒋给胡宗南、祝绍周二人布置的这项反革命任务中争功。除过从栽赃、造假口供到杀害，都由祝一人主持外，到杜斌丞先生被害后，此项案件的宗卷也被祝绍周提走。其用心可疑。如果祝绍周此举是为掩盖诬陷恶迹，也是欲盖弥彰。因为祝的帮凶、杀害杜先生和其他革命人士的刽子手被擒后的供词，已使真相大白。而且杜斌丞先生及其他革命志士的浩然正气，与祝绍周一伙蒋帮干将的卑鄙恶行，这一强烈反差，明显对比，还给后人留下对民主革命与反动独裁这两个对立营垒的感性认识。
1947年，国民党当局还在大专院校，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了一次大逮捕。这年春天，国民党统治区学生运动又起，各大城市“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不断高涨。5月，蒋介石为镇压学生运动，颁发了《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接着，国民党中央社播发陕西少数三青团骨干，盗用西北各院校大中学生名义，表示拥护的通电。这激起广大学生的义愤，纷纷要求罢课，党组织即通过民青社加以组织领导。
陕西省国民党当局极为惊恐。5月下旬，西安市国民党的党、政、军开始镇压学生运动。由杨尔瑛、李犹龙、王友直、刘季洪等，召集有关人员商讨对策，决定由反动学生团体以反宣传方式，开展分化瓦解等反革命活动，并由省调统室科长昝玉祥等，通过各校特务学生搜集黑名单。西安各大专院校学生，后来决定6月2日统一罢课。敌特得讯后，即由国民党警备司令曹日晖、绥署二处处长金柏云、宪兵团长赵玉瓒、省政府调查室主任侯定邦、省调统室主任周仕珊等，开会决定于6月1日晚抓人。当时，周仕珊等亲率特务王纪明、徐凤岐、常炳煜等，以及各方面便衣特务、刑警，按照黑名单分头进行大逮捕。西大葛世民等4人，西工分院柴熙曾等2人，师专史剑北等13人，商专成仁甫等，均被逮捕。在此前后，还有警察局特高组长刘剑英等人，逮捕了民青社负责人武伯纶、张光远、郑竹逸，以及梁益堂、郑伯奇、肖满堂等60多人。其中，肖满堂被刘剑英按曹日晖、肖绍文之令，以“想逃跑”为由枪毙。在捕人时，一些人遭特务毒打。葛世民被打得昏过去，抬进囚车后才苏醒。这些人被捕后，大部分转押到户县牛东镇中美合作所的狱中，也有押在太阳庙门秘密监狱的。
国民党6月1日晚的大逮捕，并未压制住学生运动，民青社组织仍然活动，许多学校仍按原计划罢课，而且又掀起抗议迫害青年，营救被捕人员的活动。月余后，被捕者先后被释放。此事发生前，许多学生运动骨干分子已荫蔽，后来新的学运骨干分子又在斗争中形成。许多学校又重新成立或改造了学生自治会，使自治会的领导权掌握在党员、民青社成员和其他进步分子手中，继续进行斗争。此时，西安市地下党组织又逐渐恢复建立了各校党的组织，新发展了一批党员。学生运动又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而且从1948年暑假开始，将数以千计的党团员与革命青年，一批批地向解放区输送。同时，领导开展了工运、武装、统战、情报工作，为迎接西安解放而斗争。
1947年11月，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发生十多个干部被敌逮捕，户县地下县委书记康行（赵廷平）等四人被敌活埋的严重事件。1947年冬，蒋胡军进犯陕甘宁边区遭到几次战役的沉重打击，我军出击反攻已为时不远。在关中分区游动的关中地委（此时陕西省工委已并入地委），开始训练干部准备开拓新区。当时即集中一批干部，主要是原来从事地下工作，或不久前从敌区返回工委的干部，还有部分从陕甘宁边区抽调准备派出的干部，举办了50多人的训练班，训练班在新正县的核桃坪。
1947年11月12日，地委派人通知，敌五十三旅从宜君出发，经关中分区东南方向向西进犯，第二天拂晓前，拟通过枫子梁控制石门关。要干部当天立即分散荫蔽。训练班当即确定分四队分散，各队均由熟悉情况的边区干部带队，并要求赶在敌军进犯前，当晚穿过敌军行军路线。其他三队都按计划转移荫蔽，但向赤水县方向分散的一队（共15人），因带队人新正县委统战部长吕世玉中途回家而延至次日下午方从赤水县的清水塬甘草坪向南翻沟向土桥塬移动。行至土桥烽火台时，带队人又误将正向西搜索前进的敌五十三旅，当作我军伪装的敌人，派张志远（从敌区返回工委的汉中干部）、王可学（我赤水县土桥区区长）前去联系，张、王当即被扣押。其他队员逃跑时，孙奉印（我彬、旬工委组织部长）、吴志中、魏桂林被当场打死，罗俊富、侯顺兴突围逃脱，吕世玉被打伤，敌兵追来时吕装死，敌兵走后逃离，张春虎负伤后被群众营救，康行等8人被俘。
另外曾任临潼县地下区委书记的张可文，正在附近农场养病，因一起养伤的我骑兵师张维雄团长的马夫唐国治（兵痞）投敌出卖也被敌逮捕（张维雄逃脱）。康行等被捕后，反动透顶的敌五十三旅旅长邓宏义亲自审讯，但无一人供出实情，且均表示互不认识。审康行时，从身上搜出《土地法大纲》，又见康行穿一身新棉军衣，即认定为共产党的干部。当时敌人拟就地将康等活埋，埋人坑已挖好，被俘人员也被拖至坑前。此时，敌正好从附近找到一地主，敌旅长说“共产党分了你的地，共了你的妻，我们要为你报仇”，让其指认哪几人是游击队员。该地主一口肯定“没有一个游击队员，这里的游击队我都认识”，被捕者才得幸免。敌军当晚就地宿营。
次日，敌人又将康行等交特务连押解西行。该连指导员是汉中人，在问话中认出张志远是曾在汉中搞武装斗争被捕逃跑出的“逃犯”。被捕人员被带至旬邑县城时，王可学因围观的从边区逃亡的人员高喊“王区长，王区长”，被敌人弄清其身份。康行等后来被关押在两间民房内，再经严刑拷打，仍无一人动摇。他们不只做到互不联连，而且保护了他们所知道的地下组织。第三天上午，五十三旅拟将被捕人员处决，他们被绑押正向城外行走时，后边赶来一敌军官叫喊：“停止前进，不要执行了。”被捕人员第二次从刽子手刀下暂时解脱出来。
接着，敌人将被捕人员又带回国民党县政府内，由五十三旅旅长、县长金焕嘉、县党部书记长王依仁、三青团干事长吴伯炎、警察局长宋端夫等人会审。当晚10时左右，康行、张可文、张志远、王可学等四同志，即被敌人拉到县城西南角准备处死。就义前康行等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打倒蒋介石，打倒国民党”。口号声叫醒了群众，震慑了敌人。后来敌人以棉絮填塞康等口中，将他们活埋。这些坚强不屈的革命战士，为人民事业英勇捐躯。未被活埋的米让（长安人，曾在国民党三十八军、长安县做地下工作）、冯宝仁（关中专署秘书）、张世兴（曾在陇东地区任区委书记）、李自超（原省工委教导团学员）、李周明（原绥德师范学生，到省工委任会计不久）等，亦未被敌人的暴行所吓倒。
不久，五十三旅返回宜君时，米让等又被特务连押到中部县（今黄陵县）九十师师部。他们在师部关押一周后，又被审问一次。他们所供与以前编造的口供相同，敌人未发现破绽。因李自超佯称是被解放军俘去的国民党军队的士兵，即被叫去当兵。师部有一些军官及妻子是绥德、米脂一带人，对当时被押的非党干部、年龄最小（17岁）的李周明以老乡看待，送吃送喝，施以小惠，企图拉拢软化。但李在米让等难友的教育下未为所动。数天后米让等又被敌人转押中部县监狱，后又由中部县的警察押送，途经宜君、铜川、耀县，然后乘火车向西安发送。他们沿路经过反复折磨，最后被投入劳动营中进行迫害。
1948年春节后，敌军因节节败退，兵员枯竭，米让被送去敌军当兵。借机逃跑后，辗转潜回陕西省工委，其他三人也陆续逃出虎口。这次事件使党的干部遭到重大损失。这些干部也经受了一次严峻的考验。特别是七位死难同志，值得崇敬，其中康行同志堪称模范。康行是户县人，1936年西安事变前在西安民立中学读书时，我正在西安高中上学，一起参加领导学生救亡运动。1937年4月，我们又一起赴延安参加西北青年救国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一同聆听毛泽东等领导人的讲话。1940年春季以后，又一起在陕西省委、省委与关中分委合并后在关中地委工作、劳动。1942年一同转入整风学习运动。1943年秋，“左”的“抢救”运动开始后，又同时被审查“抢救”（当时我被送去延安，康仍在关中马栏）。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与康行先后被派赴国民党统治区做地下工作。分别后，我还经常打听他的情况。我俩有共同的战斗经历，有值得回忆的战斗情谊。他的模范事迹，给我留下深刻的记忆。他在工作中，是一丝不苟、积极负责的模范，他在劳动中，是吃苦耐劳、勇挑重担的模范，他在学习中，是学习理论、改造思想的模范。特别可贵的是，他在环境艰险时那种不计个人得失利害，不顾个人安危生死的革命精神。
1946年夏，国民党正在挑起内战疯狂反共时，康行根据工作需要，毅然自告奋勇申请到敌区工作。当组织确定他回户县任工委书记时，他不顾当地人易于暴露的困难，坚持迎难而上。当他6月潜回户县后，为了避开敌特便于活动，曾经改名换姓，教书、打短工、做长工，转移20多处住地。国民党县政府、县党部发觉康行回户县时，曾派专人四处调查。康行东躲西藏时，仍未放松对地下工作的领导。他亲自与曹希文（任国民党县政府教育局长）商议，通过统战关系，将党员刘庆民调做县南“剿匪”指挥部负责人。准备迎接我中原部队突围后，从户县出山。当知我军已去别处，敌军进犯陕甘宁边区，户县需派民工大队去陕北时，又活动刘庆民做大队长、并派有关人员参加，拟掌握武装，借机行动。
当敌拟捕地下党员时，康行与曹希文又商议通知防范。当四党员、一进步人士被捕后，康行又指示曹希文设法营救出狱。在困难危险的情况下，康行还配合曹治中，亲自对曹在山区联络的“36弟兄”中许多人进行教育，并亲自考察发展了四名党员。还利用小学同学的关系，亲自与国民党一乡长彻夜长谈，争取其为革命效力。康行不但在地方上处境危险，而且1946年10月返回边区时，也遇到几次险情。但他向陕西工委汇报请示后，又坚决闯出封锁线，再到户县工作。康行在户县一年多时间，多次过家门而不入。后经同志规劝，才于一个夜晚探视母病，随即又挥泪而别。
后来户县工委的其他领导干部得知康行出事后，他们根据康行来户县后的所作所为，确信康行不会泄露党的秘密，所以仍然留在当地，继续领导斗争，掌握地方武装，组织游击队，迎接解放。从康行在地下斗争中的表现来看，他又是无私无畏乐于奉献的模范。他的这种奉献精神，是从他参加革命活动时确立，以后在斗争中不断巩固提高的。他在1936年11月28日的诗作中，即有以下语句：“是战士应为民族效忠，血泊中有我们愉快的梦；温软的卧榻，却会致你奴隶终生。”他后来不只为民族，而且为无产阶级为人民大众效忠。不仅有鲜明的民族观念，而且有强烈的阶级意识。斗争中康行真正实践了他的誓言，为了民族、人民的解放，乐于“血泊中”的搏斗，耻于“温软的卧榻”，乐于奉献，耻于索求。这是康行同志高贵的思想品德，纯真的政治素质。这也是许多地下党员共同具备的品德、素质。正是由于这种品德、素质，许多地下党员处于市场经济的社会（虽然市场经济不发达），特务横行的天下，处处遇到金钱的诱惑，武力的威胁，仍能“入污泥而不染”，遇艰险而不惧。正是由于这种品德、素质，许多地下党员能赢得群众的爱戴，战胜各种困难，对付敌特的破坏，取得非凡的成就。也正是由于这种品德、素质，许多党员被捕后至死也不向敌人暴露党的秘密，以自己的生命保护了党的组织。
1949年，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时，西安市敌特杀害了许多进步人士。又捕杀了党员张光庭（杨彬）等数人。1948年中共西安市工委即根据西北局、陕西省工委关于“扩大宣传，安定人心”的要求，曾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以及其他有关宣传材料广为散发。1949年初，新华社播发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后，西安市工委书记韩夏存亲自根据记忆整理，并与负责宣传工作的张禹良、党员张瑞兰连夜刻印后，分三批通过邮局的地下党员姚一宽，向潼关至宝鸡沿铁路线的机关、学校、工厂寄发。最后一批寄发给敌军、警、宪、特机关的材料中，还附有警告不准继续作恶，要立功赎罪等语句。这项工作对教育动员群众，分化瓦解敌人起了重要作用。
胡宗南收信后大发雷霆，严令省会警察局追查。警察局根据所用信封有某警察分局字样的线索，先将印制信封的印刷馆负责人拘讯。后知户籍警察、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员王健华，曾从馆中拿走若干信封，即于1月19日深夜，将王和西一路小学教员、党员张光庭（王、张均系乾县人）、张延令以及校长、党员白靖中，教员、非党群众陈壁等逮捕。此案先由西安警察局六分局局长傅奎五审理，后交刑警大队长刘剑英（系特高组长）审理。4月下旬，敌人从西安逃跑前，报经绥署汇报会议决，胡宗南的参谋长罗烈批准，把张光庭、白靖中、张延令、王健华等用绳勒死，投入东大街红十字会巷警察局刑警大队院内枯井中。韩夏存对这次由于工作不慎，使用警察局信封引起破坏事件，随即向关中地委作了检讨。同时，立即通知张光庭曾经联系的党员躲避。又通过有关人员，向省会警察局特务头子进行警告。使这次破坏再未扩大，西安市工委仍然坚持活动。
这里需要指出：胡宗南对西安这个统治中心多年苦心经营，特务分子遍布全城，一直妄想一网打尽地下党组织。虽曾有一些党员、干部被捕，几个支部遭破坏，但是13年来并未发生全市范围或所属职工委、学委、妇委系统范围的大破坏。而且后来市工委的领导人韩夏存、朱子彤、崔一民、吴伯畅都曾长期活动于西安，又都曾多次通过封锁线，进出陕甘宁边区，始终没有暴露。而且还在敌特戒备森严的情况下，发展并领导108名共产党员和很多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员，进行了艰险的、卓越的斗争。
敌特千方百计要侦查破坏西安市地下党的领导机关，终无收获。只有一次，发现共产党西安市委的“嫌疑”案件，国民党省、市特务头子均大喜过望，并兴师动众进行搜捕、审讯，结果空喜一场。1948年3月，一特工向国民党西安市党部调统室主任王富水报告：南四府街有一名王启敏者，因曾约他去陕北，故有“共党嫌疑”。王富水报省调统室，省室指示立即逮捕王启敏。当晚即由省调统室主任向离与王富水等亲自审讯。经恐吓、诱骗后，王启敏承认他参加共党很久，负责交通工作。又供张某是市委负责人，马某负责组织工作，王某负责经济工作，吴某负责宣传工作，李某负责新闻工作，吴某负责破坏工作，而且他们经常在张家开会。
向离、王富水等听到王启敏的供词后，认为案情重大，当即决定由调统室会同敌警备稽查处，共派出特务王富水、常炳煜、孙文海等十多人，分三路先将王某等五人逮捕。当即由向离亲自主持，王富水等多人参加审讯。经百般威吓、诱骗，无人招供。经刑讯，仍无结果。敌特又将王启敏复讯，仍与前同。再经一周侦查，仍无进展。后叫王启敏当场作证，在押人犯见王后，异口同声都说，他们是经王手买房过程中分别认识的。都认定王启敏是陷害，当场王也否认了原供，且声称自己也非共产党。至4月中旬，敌特才不得已分头让在押人犯取保释放。敌特破获共产党西安市委的美梦破灭了，但国民党省、市特务头子却另有收获。省调统室主任向离得到王某贿赂金条若干，市调统室主任王富水分别得到王某、吴某送给的派力司料子一件、西装一套。联系保释的特务孙文鸿也借机敲诈了若干面粉与钱财。这是地下党组织反敌特斗争史中，应予记载的成功事迹。
1939年5月20日凌晨，发生了国民党驻军围攻吕正操后方办事处，捕押工作人员的事件。在河北敌后的抗日武装吕正操部，原系东北军五十三军五九一团。五十三军后撤时，吕团坚持就地斗争，后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吕任司令员，国民党也委任吕为第一战区独立游击支队司令员。
吕部后方办事处原设渭南，后迁宝鸡虢镇。1939年5月20日凌晨，国民党驻军预备三十一师一个团，奉十六军军部令借口围攻办事处。吕正操夫人、办事处负责人高崇德，一面指挥抗击，一面让人将一些密件、书籍烧毁。天明后，与办事处关系密切的“工合”宝鸡西北办事处主任卢广锦，商同宝鸡县长王奉瑞出面调解停火。停火后，负伤的高崇德、党支部书记尹子家等，被以“政治犯”名义，押解到西安国民党十六军军部旁的竞存小学内。审讯中，高等据理争辩，并设法转告东北救亡总会西北分会陈先舟等进行营救。但国民党省主席蒋鼎文仍认为：该办事处“组织之大，官兵之多，人员之杂”，“显含其他作用，此次预三十一师军部奉命前往搜查，竟敢突然开枪，实属不法已极”。十六军军长董钊，更以被捕人员供称“我们前方部队拨归八路军指挥，因此公私方面均与八路军有联络……后方办事处也不得不与八路军联络，至于所存共产主义书籍，是借来研究用的”等语，证明“承认彼等全为共产党员……该办事处确属共党机关”。诬指他们：“有意破坏抗战，危害民族生存，形同汉奸，殊属可恨。”
后经五十三军军长万福麟活动，又因妄想使“该部”“归向中央”，且未查获确凿证据，6月15日国民党陕西省当局始奉天水行营命，将高等释放。高崇德放出后，即驱车找程潜辩理，后天水行营令将“查获物件一并发还”。是年冬，高又在虢镇恢复了办事处。1940年，国民党企图拉拢吕正操的计划破灭，又发现办事处向八路军总部运送弹药，拟再进行迫害，高崇德、尹子家等始被调回陕甘宁边区，办事处也被迫解散。中共陕西省委当时曾派交通员，接送办事处有关人员通过封锁线进入边区。这次斗争中，由于高崇德、尹子家等同志英勇机智、沉着冷静，吕正操办事处未受大的损失。
1939年1月5日，武功西北农学院党员刘煊章，因埋藏武功的四个党员入党志愿书被敌人发现而被捕。同时被捕的，有涉及入党志愿书的武功支部薛维雅等三人。刘等被押送到陕西省党部后，拒不承认是共产党员。有的入党志愿书是别人代填，字迹不符又无其他证据定罪。有的志愿书虽是自己填写无法否认，但亦拒绝悔过自首。后均具保释放。从此，他们失掉党的联系，武功支部停止活动。
1940年12月底，扶风县委领导反对国民党县教育科长的群众斗争获得胜利。国民党当局对参与领导斗争的人多方监视，伺机迫害。特别是叛徒对县委书记昝耀华（时任西街小学校长）探知后，向敌告密。昝被捕送西安劳动营，同时被捕的还有几名教师。从此县委暂停活动。
1941年1月，眉县县委书记任光烈（时任小学教师）与其他几位教师，反对县教育科长陈日章贪污公款，领导了一次反陈斗争。后任被省教育厅长王捷三以“思想欠正确”为由，着国民党县长逮捕任光烈送西安劳动营。同时被捕送劳动营的还有县委组织部长金××，后金叛变，县委即遭破坏。
1941年3月下旬，武功西北农学院党员郭必忠等七人和一些进步学生先后被捕，两位支部领导干部撤离。因为支部事先已有准备，进步书刊已作处理，未搜出什么“罪证”。被捕人员押至省党部，调统室特务史开明审讯时，亦未审出什么东西。不久被捕者即被释放，学校党员即转入“睡眠”状态。
1941年9月，岐山中心县委负责人，以益店小学教员为掩护的孙生贤，被过去在西安师范上学时了解他的政治面貌的一个叛徒出卖。国民党陕西省党部调统室派岐山籍特务假称买麦子到益店，侦查孙的底细。因孙的姓名已经改变，籍贯也改写了，没有马上被捕。但是，有关人已探知与该特务同行者数人，并携带短枪。而且他们各方打问孙生贤的情况，说明孙已被敌特注目，所以很快撤离，返回省委。
岐山是西府一带建党历史较长，工作相当活跃的一个县。中心县委的领导干部王宏谟、周肇岐、孙生贤、张军，在抗战时期都能在暴露后安全撤离，李秉枢和许多党员能够长期在当地活动，与党的统战工作的成就有很大关系。上面提到的益店小学校长雷星阶，就是共产党的可靠朋友，这个学校就成为较好的革命活动据点。陕西省委西路负责人吕剑人，很多县委领导干部，一些党员都在这个学校活动或荫蔽过。又由于他们社会联系多，消息灵通，几次敌特想到这里迫害党员，都事先得到消息，做了准备，因此有惊而无险。国民党当局为此对雷星阶恨之入骨。
1944年国民党岐山县长刘永德，即派人将雷星阶捕押宝鸡。地方党组织即各方活动，并由地方士绅、各校校长70多人联合控告刘永德，保释雷星阶。终于将刘告倒，雷获释放。在与敌特的破坏活动进行斗争中，党员与党外朋友确是患难相交。还有党外朋友岐山中学校长张云锦，安乐乡中心学校校长、民盟成员陈奇，也都掩护过地下党的干部或帮助过地下党员摆脱险境。
1941年5月30日，宝鸡“工合”事务所的永清堡毛纺站女党员章若雾被敌特逮捕入狱。中国工业协会是国际友人艾黎参与创建的，宝鸡“工合”事务所，是中国“工合”领导的单位，所属企业共有职工数千人。事务所成立后，中共陕西省委即派党员建立了党组织。党组织对职工及附近农民进行了革命教育，领导职工开展了抗日救亡活动，工作比较活跃，是宝鸡县委领导的一个重要单位。宝鸡、岐山县委的领导干部，均曾在“工合”系统荫蔽过。
第一次反共高潮后，国民党当局对“工合”就很注视。陈立夫曾奉蒋介石之命，要求防范“工合”内的革命活动。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书记长郭紫峻，于1940年7月曾持12人名单，亲去宝鸡查询“共产党嫌疑分子”。省党部1940年9月至1941年7月，又连续多次给宝鸡县党部来电催促侦查、逮捕共产党员和进步群众。党组织通过有关人员获取以上情报后，党的领导人、骨干分子王若望、方化、李超、柳文、郑长家、刘季芳（林颖）等，均相继迅速撤离。绝大部分同志进了陕甘宁边区，保存了党的力量。
章若雾已拿到党组织交代的撤离路线、联络暗号，准备撤离时，前一天被捕。所幸被捕时章将写有撤离路线、联络暗号的纸片吞食，未泄露党的秘密，“工合”党组织遭破坏没有扩大。与此同时，宝鸡县委组织部长倪子裕因受组织指示活动鸡峰乡副乡长，得罪了地方恶绅而被告发，被敌人以“共产党嫌疑”逮捕。这次连同章若雾，共被捕去9人，内党员5人。此时县委书记王志贤、宣传部长安铁志，已安全返回省委，宝鸡县地下党组织即转入荫蔽状态。
1941年7月15日，凤翔竞存中学放暑假期间，党总支委员、校务主任滕净东，原民先队长、学生支部委员时保泽等，被国民党凤翔县政府派军警以“共产党嫌疑分子”逮捕。经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何葆华、三青团书记鱼文波等人审讯，滕等坚决否认是共产党员。敌特在搜查时，因党员早有防范，亦未搜出证据。后经车向忱校长奔走营救而获释，竞存中学党的组织未暴露，党的外围组织读书会（前身是民先队）、学生自治会也未受损失。
西安事变前竞存中学成立后，学校就有共产党员，1938年就成立了党支部。到1939年从西安迁至凤翔，竞存中学一直是党组织领导抗日救亡与进步活动的一个重要阵地。党组织也不断积累、总结与敌特斗争的经验。国民党当局先后安插特务分子担任教师、训育主任，建立反动组织“抗协”、三青团，妄图侦查、打击进步力量。国民党县政府、县党部也曾奉命计划逮捕张寒晖等人，但阴谋终未得逞。
从1939年下半年开始，党组织根据党员政治面貌的暴露情况，陆续将党组织的领导人阎子文（天佑）、李正风（长风）、张保全、钱一粟、陈静波（马秉祺）、张寒晖、王汶石（王仲斌）、杨克明（杨树森），以及师生中的一批党员调进陕甘宁边区。有的介绍去三十八军，培养储存了大批干部。暴露的党员撤离后，党组织交由亢甫（思聪）领导，党的工作坚持到1946年竞存中学结束时才停止。竞存中学党组织，是凤翔县地下党组织中，与敌特破坏活动进行斗争较为成功的基层组织之一。
凤翔县当时与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活动进行斗争，较为成功的另一个学校是凤翔师范。凤师党组织在抗战时，从1937年开始，即先后领导同学反对监视、镇压学生革命活动的两个校长的运动。虽遭国民党军队包围，“抗协”分子的迫害，但均取得胜利，而且发展党员较多。曾任该校党总支书记的刘维华（高诚）、高忠仕和两名支部委员，1938年暑假后，分别担任了宝鸡、扶风、眉县、兴平等县的主要领导。不久，担任支部书记的焦世雄，因其所在的高师班被校方加上“思想分歧，图谋不轨”的罪名勒令解散，他被迫离校到宝鸡做小学教师时，仍对凤师实行“异地领导”。直到1942年春两名党员被捕，焦被调回省委，党组织暂时停止联系。但是革命活动并未停止，6月又掀起反对反动校长的第三次学潮。国民党又派军队镇压，并以“共匪暴动首犯”的罪名，对11名学运中的骨干分子进行通缉。其实这11人无一是党员，且已逃避。这时凤翔县委的领导人王志贤（丁超，后任宝鸡县委书记）、冯和骏（黄军）、邰光瑞、张贵林已陆续安全撤离。只留荫蔽的少数党员，按“荫蔽精干”的方针继续活动。我曾听取过凤翔县委，以及凤师、竞中几位回省委同志的汇报。
1943年，党组织遭敌破坏损失较大的县级领导机关是麟游县工委。麟游县党的基础比较雄厚。抗战时期，曾经派遣党员或通过进步人士，掌握了县政府许多科、许多乡以及一些学校的领导权，而且由党员亲自控制了国民党的地方武装。国民党当局为此曾多次调派反共分子到县任职，加强统治，派特务进行调查，并派驻反动武装胡宗南部队九十军的两个营，准备进行镇压。再加上后来地下党员、崔木乡长杨森的蜕化变质以至叛变，1943年10月，到任不久的县长马绍中即与国民党驻军进行搜捕。先是以“盗卖军火”的罪名，将县工委书记王乐天（时任国民党县自卫队长）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崔木镇的两个党员。
原县委书记、老共产党员赵伯经闻讯后，当即与其他暴露的党员迅速撤离。赵后经过甘肃进入边区，到了关中地委（马栏）。另一批骨干，也陆续到达地委，参加学习训练。留在当地的党员，更加注意荫蔽。王乐天被捕后，押到宝鸡专员公署，经多次严刑拷打始终未暴露党的秘密，第二年被敌杀害。王乐天1927年入党，内战时长期从事敌军工作，领导游击队活动。这次被敌关押时，常读《正气歌》中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鼓励自己的斗志。他经常关怀难友的生活，坚定难友的斗志，王乐天就义时年仅39岁。
在国民党“特联组”的统一部署下，1943年冬，国民党陕西省调统室特务郭永年、王富水、徐凤岐、魏仲秋等，去凤翔县活动。他们根据调统室凤翔县中心小组组长刘慕远提供的线索，以“共产党嫌疑”将竞存中学王平（女）、凤翔师范事务主任姚某逮捕。同时拟捕国民党县政府助理秘书张某，因县长张铎保护未捕，后张铎亲赴西安向调统室特务说明。郭永年等后从凤翔折转岐山县，将牛仲昭、牛仲绍兄弟二人逮捕，连同凤翔所捕之姚、王二人一并带西安审讯。结果牛氏兄弟系吸食毒品者，姚、王亦仅怀疑，均具保释放。此次大逮捕中，还从宝鸡“工合”捕去董平、宝鸡申新纱厂捕去工务员吴本涛，交由时任陇海铁路调统室科长武勃然审讯，也因无证据而保释。敌特无端滥捕由此可见。
1946年冬，眉县地下党员庞××，被国民党县政府指令庞家所在地的齐镇乡公所逮捕，押送县看守所。在此以前，眉县地下党组织处于“睡眠”状态。后来李骥德根据党的指示，做了眉县三青团领导人，由省工委直接联系。1946年夏、秋，陕西工委又从陕甘宁边区派回庞和马德（任县委书记）、余正（任县委副书记）来眉县恢复党的组织，开展工作。马在横渠镇武家堡一带活动，余隐蔽在三青团团部内任职。庞被捕后供出他的身份、任务和拟与马德接头的地点，眉县党组织面临严重破坏的危险。
在此紧急关头，李骥德为挽救危局，即以三青团领导人的身份派人阅卷。得知庞的供词，后又亲自提审，拟诱导翻供而未成。最后提示庞的远门亲戚、县参议长出头保释出狱，才防止了事态扩大。后来马德、余正向省委汇报工作回程中，路经耀县小丘地区时被敌逮捕，英勇牺牲。此后潜伏在敌党、政、教育系统的党员和在农村活动的党员互相配合，开展工作。西安解放前夕，还组织武装人员袭击撤退的敌军，收缴武器弹药，配合我军的胜利攻势。
1948年，地下党组织普遍领导了武装斗争，斗争更为激烈。特别是在我人民解放军进攻、撤退的“拉锯”战斗反复中，党员、革命群众被敌逮捕杀害者很多。这段斗争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付出了新的代价。这是当时反敌特破坏活动斗争中的重要特点。扶风县工委领导人被捕前后的情况，即可说明这一点。1947年4月，扶风县工委组织委员牟富生被县警察局逮捕。后又对我党各处搜查，因我们早有准备，敌人一无所获。县党部书记长贺通轩对牟富生多次审讯，虽软硬兼施，打诱并用，但牟拒不承认党员身份。并利用敌党团矛盾，转移贺的注意力。同时经县工委书记孙宪武的帮助，进步士绅的活动，数月后获释。但牟仍被敌人注意，11月经组织调进陕甘宁边区，1948年初敌人第二次捕牟时扑了空（牟后来又返回扶风县领导斗争）。此时县工委（不久改为县委）在书记孙宪武、副书记史汀领导下，继续改造国民党地方武装，发展扩大游击队。后来又配合解放大军进军西府的战役，为解放军运送物资、抢救伤病员。
孙宪武虽被敌通缉，但一直活动在斗争第一线。1948年5月19日解放军撤退，国民党军警“清剿”，孙着游击队员分散荫蔽后被捕，并被认出县委书记身份，转押长安县韦曲镇国民党国防部的“西安爱国青年训导总队”。敌特青训队训导组副组长孔宪文负责审讯。孔对孙进行哄骗诱惑，说只要能自新，“就给工作”，被孙严词拒绝。孔拿出写好的自首书让他签名，他即借机驳斥敌人对革命的诬蔑。敌人对他施用各种酷刑，要他交代地下党、游击队名单，他始终是“不知道”三个字。他还在牢中组织“贞操同盟”，坚定难友的斗争信心，并在牢房墙上用指甲刻划上“为了求真理，哪怕活剥皮”的誓言。
孙宪武被捕后，县委副书记史汀与县委其他同志，继续领导地下斗争与游击队的活动，并培训干部，迎接解放。1949年1月22日晨，史与党员、革命群众四人和一名被抓到拟处理的土匪牟万祥突被敌骑兵队包围。除一人逃脱外，均被捕，并将史的武器搜出。史急中生智高声说：“我是土匪，他们是被抓的百姓。”被押送国民党二一五师师部后，敌人多次严刑拷打终不改口。正当被敌释放时，仍被扣押的土匪牟万祥却大喊：史是共产党领导人。此后，史亦被转押“爱国青年训导总队”。此时孔宪文已升任训导组组长，孔等对史进行审讯时，在无法隐瞒的情况下，史仍拒写悔过书，拒绝敌特的诱惑。当他得知两位地下党员被叛徒出卖后，即设法转告地下组织。后又秘密串联难友，越墙逃跑而未成。
1949年2月，青训总队根据胡宗南的来信，将孙宪武送陕西保安司令部杀害。4月，史汀和记者杨椿与李锦云三人，被送绥靖公署后亦遭杀害。孙、史二人不只是英勇坚强的斗士，而且是大公无私的典范。史汀在狱中曾用组织给他接济的少量钱，买食品分给难友共同享用。孙宪武在筹建武装组织时，曾从家中拿来粮、钱购置枪弹。有一位调派边区的干部衣服破烂，他让妻子用自己的布重新缝制。发现游击队战士家中负债无钱偿还，自己拿钱替战士家还了债。扶风县委的领导，在解放战争时期虽有三人被捕、被杀，但是扶风的革命斗争势头并未减弱。直到解放前夕，游击队发展到三个大队、一个连，与其他地方的地下党组织领导的人民武装一起，为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
1948年5月，我军出击西府后旋即撤离，敌人“清剿”时，除扶风县工委书记孙宪武被敌人逮捕外，又发生了岐山县委书记王宏谟（田超）被捕事件。王于1937年夏任西安师范党支部书记（当时因我参加西安学委工作，与王相识），抗战初期即任岐山县工委书记。1946年11月，又被西府工委从陕甘宁边区派回岐山工作（王时任西府工委委员兼岐山县工委书记），并负责联系西府工委派出其他几个县的同志。王经过一年多的工作，奔走联络西府工委派赴扶风、凤翔、麟游、陇县、宝鸡的领导干部，传达西府工委指示，交流经验，研究工作，在岐山很快恢复、发展了地下党的组织，扩大了武装队伍，发动了群众斗争，开展了统战工作。至1948年4月，岐山即建起4支游击队，发展到300多人员，并与扶、麟、凤、眉、宝的地下武装配合，活动于山区，出没于西凤公路、陇海铁路边沿一带，形成几个不定型的游击区。
西府战役时，王宏谟组织游击队配合摧毁国民党保甲组织，进行支前、筹粮以及救护转送伤病员。大军离境西进后，王宏谟召集各游击队的领导干部布置分散活动。此后，王与干部孟自治、朱殿英随王孝先游击队向山区转移。中途王宏谟、孟自治、朱殿英和游击队员共17个人被胡宗南第一军所部包围俘虏。被转送敌军部时，孟由其岳父陈祥生找董钊说情释放。王、朱被转西安绥靖公署，押西安南郊青训总队关押审讯。朱被编入士兵队（十七中队），10月10日被支遣回家。因为在被俘时，一干部写给“田书记、王主任”（王系指岐山县人民解放委员会主任）的信件被搜出，一游击队员向敌人指认王宏谟即田超书记。王只承认住过抗大，回家后，这次八路军来被人叫去参加宣传、写字，坚决否认做书记，也不承认是共产党员。但敌人仍将王当作干部编入一大队三中队（被俘干部队），并被敌人以延大学员名义填写了《统建运动登记表》，参加“脱党籍脱学籍的宣誓大会”。后来《建国日报》又刊登了反动誓词和包括“田超”在内的242个人名单。因王不承认真实身份，敌人认为“态度顽固”，7月又被转押警戒森严、极力虐待的三十三中队（敌称顽固队）。
此时，陕西省工委曾着西安市工委韩夏存、崔一民通过潜入青训总队担任人事股人事科长的许建中了解情况，设法营救。王宏谟的家属也通过同乡、原许建中所在部队的旅长刘复旦向许求援。许曾与三十三中队指导员张寿平拉关系，了解情况，托其帮助。许将王表现坚定的情况已经探知报告，但营救未成。不久总队部一个名叫向导平的叛徒提审王，向自称“原是老红军，坦白后还受优待，你怕什么”。企图现身说法，诱王叛变，其阴谋未逞，但此时另一叛徒邹玉鼎（孙武）见王后将王出卖。
邹玉鼎是安康人，曾任安康县委书记，后调进边区。1943年与王宏谟都在延安行政学院参加整风学习。1946年6月，二人被分别派出国民党统治区以前，都住陕西工委待命，互相认识。邹玉鼎又从“小广播”中得知，王宏谟将被调至西府工委搞地下工作。后来邹玉鼎参加商洛地区武装斗争，1947年1月被敌逮捕。邹先被押青训总队，后转西安太阳庙门特种拘留所。经绥署秘书处第三科副科长李新华、科员李从林等引诱叛变，并出卖了省委派往汉中的杨怀（汤志恒）以及雷绛（童明钦）、安新、易乔等。邹玉鼎叛变后，1947年7月1日被敌人派任青训总队训导组考核科上尉科员。敌人在青训总队队部提审王时，适被邹看见，邹当即直接向李新华、李从林写信告密，肯定了王宏谟是共产党员，特别是地下党组织西府工委领导成员的身份。两天后，青训总队训导组组长孔宪文传讯王宏谟时，开口就说王“是搞地下工作的”。王宏谋虽已觉察邹玉鼎的叛变行径，但仍坚决否定。孔当即喝令特务将王宏谟捆绑，推上卡车，武装押送特种拘留所。
从此，王宏谟面临更为严峻的考验。西安绥署号称“活阎王”的李新华亲自对王审讯。这时王在叛徒出卖的情况下，被迫承认了共产党员的身份和在陕甘宁边区的某些职务（有许多是编造的），但对地下工作矢口否认，多次审讯，均无结果。11月25日，由于王宏谟的“顽固”和王宏谟与其他犯人为改善生活在狱中的斗争，挨了打并带了重镣。12月4日，李新华在地下刑室对王宏谟进行了最后一次审讯。这次敌人拿出邹玉鼎的告密材料，指他是地下工作的“县委书记”，在“地委工作”，是“西府工委部长”，逼王承认。王宏谟一一回绝，并斥之为“陷害”。李新华即暴跳如雷，命令特务将王绑上老虎凳，酷刑拷问。因王死不改口，连续在小腿下垫砖并不时用棍子抽打腿骨，边打边问：是否做过县委书记、在地委工作、是西府工委部长？被王回绝后敌人将砖直垫到四个。王昏死过去后，又用冷水泼醒，再打再问。从上午8时直拷打到下午3时，才松了刑，将王宏谟拖回牢中。
12月4日，敌人即将王宏谟送特种刑事法庭。审问后于12月23日发出起诉书，起诉书中说明属“危害国家”案件。指出王宏谟“在青训队”时“狡饰推诿”，现“对于任匪方岐山人民解放委员会书记、地委及西府工委部长等职始终否认”，“刑责已属显然，核其行为实有触犯刑法第一百条第一项之罪刑”。正待判决时，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上台，和谈开始，匪徒慌乱。1949年1月26日（腊月二十九日）半夜，特种刑庭接南京电报，要求结束特种刑庭。对未决犯、已决犯分别保释或送监狱，要求次日处理完毕。再加上党组织和王宏谟的祖父通过陈祥生托人，找特种刑庭庭长袁炳辉说情，当时也找保释放。
王宏谟出狱后第三天，即赶回蔡家坡重新投入战斗。王通过关系，向关中地委（此时陕西工委已与地委合并）报告出狱情况。根据凤翔县委传达的地委指示精神，积极联系，恢复各地党的组织，整顿、发展武装力量。经县委决定，指挥游击队3天内摧毁了3个乡镇公所，收缴了6挺机枪、100多支长短枪，很快恢复扩大了游击区，并在敌人统治较为巩固的蔡家坡，也策动了百余人的起义。
1948年4月中旬，我军出击西府大军撤离后，国民党重建的基层政权再次受到沉重打击。此后敌驻宝鸡的守备部队在全县进行“清乡”，对我游击队再次进行“围剿”。岐山党组织吸取了过去的经验教训，一度将游击队化整为零，分散荫蔽。继续加强地方党的秘密工作、统战工作，为1949年5月我军发动关中战役、7月我军发动扶眉战役，配合歼灭敌军，策划地方反动力量的起义、投诚打好了基础。
从岐山县委书记王宏谟被捕事件的前后经过来看，反动势力对于坚强的革命力量不论用硬或软的办法，都无法制服。敌人在岐山曾企图用高压屠杀手段、军事“清剿”办法扑灭革命力量，没有成功。又用特务加叛徒的力量，想从抓获的县委书记口中探得地下党组织和地下武装的秘密，以便一网打尽。但王宏谟连县委书记职务都死不承认，从而保护了党的组织。而且出狱后继续走上艰险的征途，再次粉碎了敌特的阴谋。
1939年6月，甘谷县一些党员被逮捕。甘谷是甘肃省陇南（天水）地区的一个县，县委是新成立的。陇南（天水）临时工委当时由中共陕西省委领导。1939年形势已经恶化，但甘谷党组织仍然采用抗战初期的革命活动方式，在该县生活书店任职的党员，也未及时采取荫蔽措施，再加上国民党的邮检人员查出了两封有怀疑的信件，结果，天水地区工委青运部长、甘谷生活书店分店负责人薛天鹏，甘谷县委委员李庭广，曾积极营救党员、参加党的活动的翟志文，以及天水、甘谷的几名党员、群众，以“共产党嫌疑”被捕。被押在国民党天水专员公署的看守所。因薛天鹏等矢口否认是共产党员，敌人也未获得证据，后又托人说情，花钱行贿保释。甘谷县以及天水地区其他党员也无一人暴露，党组织仍然荫蔽。但是，当时天水工委负责人却误认为是特务从党内探知真情，甘谷党组织已暴露，即通知甘谷党员自行找职业，或去外地。从此，甘谷党组织就停止了活动。这是一次夸大敌情的错误判断。
1938年底，发生了富平县工委书记邵武轩被敌逮捕的事件。邵当时的掩护职业，是富平县信立乡（觅子镇）小学教员。邵曾与乡长冯灵山交朋友，经常进行宣传教育，使其支持我党领导的乡抗敌后援会的活动。这一带抗日救亡工作开展后，震动了全县，也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1938年县教育局另派来校长，并委任国民党县党部干事、反动分子程亚廉当教务主任，环境逐渐逆转。因程亚廉在学校吸大烟、赌博，引起群众不满，学生党员董存敬即发动领导学潮，将程轰出校门。校长回校后要开除董存敬，师生反对，相持不下。学潮后回校的邵武轩，即将董送去省委转到延安学习。
学潮后的第三天，国民党县党部干事支怀诚，即带警察到校检查图书室、抗敌后援会办公室，并将邵武轩逮捕解县。先由国民党教育局长带领多人审问。主要质问一些进步书籍从何而来？邵答：从西安生活书店购买，并存两联单据为证。邵武轩根据情况判定，敌人对他纯属怀疑，并无共产党员的确证，当即内外配合开展斗争。邵武轩一面坚持自己是一爱国青年，绝不暴露党的任何秘密；一面写信告知地下党员与冯灵山商议营救。后冯活动其兄原国民二军师长冯子明，给国民党县长谭超一写信催促放邵。谭单独审问企图软化时，邵仍声称与共产党并无联系。谭密令乡长冯灵山调查邵在学校的情况，冯灵山着地下党员、乡文书姚振夏草拟报告并送入狱中着邵武轩看过。所以第三次国民党县长、党部书记长、国民兵团团长、教育局长四人会审时，邵武轩对答与冯灵山的调查报告一致，使敌无懈可击。国民兵团团长周公甫当场威胁“你不承认参加共产党，今晚就要活埋”，也被邵武轩顶了回去。1939年2月中旬，地下党员通过四名士绅办理保释手续后，邵武轩得以出狱。该县党的组织亦未受牵连。这是邵武轩入狱后，通过统战关系，内外配合与敌特破坏活动进行斗争的一次胜利。
还要指出，这次敌人不但没有破坏富平党的组织，而且没有制止住邵武轩对富平工作的领导。1939年，邵武轩被组织调派去临潼县交口镇辛理村许权中同志所办的民生小学任校长，并继续担任富平县委书记，“异地领导”富平工作。1942年初，县委撤销后，他仍以联络员身份领导富平工作。1943年任边区淳耀县委统战部长，1946年春任陕西工委组织部干部科长时，仍用秘密派出、秘密调进党员的办法，了解情况，布置任务，兼管富平党的领导工作。1946年5月，富平县委重新组建时，他又担任县委书记，建立、壮大武装力量，开展游击战争，直到1949年富平解放。10年前逮捕邵武轩的支怀诚也得到惩处。这里还要提到：在与敌特破坏活动的斗争中，不单锻炼了干部，而且取得了一些新的经验。邵武轩对富平党组织的“异地领导”，就是陕西省委在中央提出“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十六字方针前，总结出的一条斗争经验，开始推行的一项荫蔽斗争措施。
1939年5月，彬州师范党支部发动领导了驱逐反动校长范重仔的斗争。范勾结彬县专员张明经，率武装人员将魏安西（支部书记）、董作魁等领导学潮的学生党员和积极参加的进步学生共50多人抓去。将魏安西等5个人刑讯后，押送咸阳战干四团特训队。其他被抓去的学生，被开除学籍，限期离校。后被开除的学生经过斗争，范重仔被撤换，被开除的学生经教育厅介绍别处上学。在此以前，1938年12月，由于叛徒、特务教师李次峰的破坏，党员王××的叛变，几个党员曾被传讯。后来被捕的学生，均否认共产党员身份。但是，经过这两次破坏，加上部分党员的转移，彬州师范党的组织即停止了活动。
1939年12月，西路地委组织部长兼永寿县委书记严克伦，在永寿以教育工作为掩护进行地下活动时，永寿国民党县教育科长孙仁宣（内战时叛党），勾结县党部党务指导员张恒忻、县长王孟周向省党部密告其为共产党员。后严克伦与共产党员任瑞华，以及四名群众被逮捕并押送西安。因捕严时，搜出党内刊物《共产党人》创刊号等，严克伦见敌人抓到证据，随即声称：“我是共产党员，别人不是。”在国民党省党部调统室，由调统室主任朱宜之、特务王克平、向离等多次审问，集中追问党的组织及活动情况，以图达到破坏地下党组织的罪恶目的。严克伦始终围绕这一关键问题，与敌特进行斗争。开始敌特曾用一官半职诱严叛党，严轻蔑地拒绝了。后敌特用毒打、鼻子灌辣椒水等严刑逼其就范，严克伦宁死不屈，未暴露党的组织及其活动，从而挫败了敌人的阴谋，保卫了严所了解的永寿及西府各县党的组织。
不久，任瑞华和其他四名群众被保释，严克伦被省党部调统室关押48天后，又转押咸阳青年训练总队（劳动营）继续迫害。严克伦在劳动营待了32天，于1940年2月26日利用请假外出机会，冒险逃脱，返回陕西省委，转赴边区。
严克伦是1932年加入共产党的老党员，过去还曾两次被捕，表现都不错。1934年被敌特捕押肃反会看守所，但严拒不暴露政治身份。敌人原以为严与崔廷儒是同乡，查证不是同乡，押20多天后，取保释放。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党组织派严克伦去杨虎城部队警二旅六团做政治工作。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该团被国民党收买哗变。严被劫持到户县秦渡镇时，乘机逃跑。
像严克伦这样长期经过地下斗争和敌人监禁考验的老同志，1942年西北局组织部作了审查结论，认为被捕没有问题。而1943年在西北局党校进行审查，“抢救失足者运动”时，又作为审查对象，且以被捕中的所谓“问题”，定为“反革命分子”。经严向中央申诉，1944年7月甄别平反后，仍将第三次被捕后的表现作为“保留问题”挂在档案中。1956年经审查取证后，取消了所怀疑的“保留问题”。
“文化大革命”中再次审查，仍查不出问题。从1943年开始，严克伦经过敌人三次扣押的考验，经过我们一次错误的处理，四次严格的审查。直到1978年，前后经历40多年的磨炼，终于将其政治清白、斗志坚强的本来面貌刻印在历史记载中。透过严克伦同志的经历，也可窥见地下革命斗争的艰险情景和许多地下党员经受的特殊考验。
1940年6月下旬，三原中学学生党员郭壬戊被敌特逮捕。高治昌等两学生党员，以及两位非党学生被国民党县党部找去谈话。郭壬戊还被送去劳动营，但这三名党员均未暴露共产党员身份，三原中学党组织未遭破坏。三原中学是渭北地区有革命历史传统，党的力量较强，党的工作很活跃的一个革命阵地，也是敌特长期注目并企图破坏的对象。早在1938年春，三原的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郜鼎印，即唆使几个反动学生伙同县警察局一些警察，在夜间将三中教师、地下党员朱茂青、刘继宣、原和森等无理殴打，并绑架到县党部，企图加以“赤化学生”、“破坏抗战”的罪名。第二天，三原县委书记周芝轩即与三中支部发动各界人士和各校同学质问郜鼎印，迫使郜向被抓的教师赔情道歉，全部放回。
但国民党并未放弃迫害三中革命师生的活动。除更换进步的校长、教师，扶植“抗协”等反动组织外，并多次在学生宿舍进行秘密的、公开的搜查，企图从中查出共产党的线索。但因党组织有了准备，几次搜查均无收获。在这次逮捕郭壬戊前后，三中支部又在上级党委的指示下，将被敌人怀疑的学生党员调离三原，或去陕甘宁边区，或去三十八军，或者转学，以便保存实力。留校的学生党员，暂时停止组织生活，待机而动。后来这些学生党员，很多人又考入新成立的由省教育厅长王捷三兼任校长的西安兴国中学。他们又在兴国中学，与其他党员建成新的战斗堡垒——兴国中学总支，开展了新的斗争。
1938年7月，以小学教员为掩护的泾阳县委军事部长郭天寿，以及地下党员白德全，经县委批准，由县教育局派去西安国民党战干团受训。两个多月后结业时，郭、白被过去在三原中学同过学的特务学生陈先礼（时在三青团总队受训）密告为共产党员而被捕。白经过争辩与应付后获释。郭因住青训班与上延安学习之事被敌人侦知，郭拒不屈服，被敌活埋，但县委组织没有暴露。郭天寿是1939年春泾阳县委成立后，从中央党校学习回来的。郭一回泾阳，省委即确定为县委军事部长，是我与他谈话并向县委宣布的。郭勇于接受任务，积极从事革命工作，是个好同志。因其脚大，曾戏呼他“郭大脚”。
1942年10月，被敌人逮捕的主要领导干部还有肖江洪。肖当时任三原中心县委副书记，在三原西阳镇东寨支部书记周新轩家中，与周同时被捕。被捕的原因是：地下党员，当时任国民党保长的段兆忠、任副保长的周宏铸，因派人应差受训问题得罪了周志杰。周志杰即向国民党驻军十五师便衣队密告段兆忠、周宏铸，以及周新轩等是共产党员。结果便衣队将周新轩等数名党员捕去，当时正逢肖江洪在周新轩家，也一起被捕。
本来此事事先上级曾通知要提高警惕，清理文件书籍等，以防不测。一些党员都按此办理，但周新轩没有认真清理。便衣队从其家中搜出笔记等，后来与肖一起被送西安劳动营。肖江洪被捕后受敌严刑拷打，未向敌人暴露所领导的党组织。后通过其他来人的探视机会，与省委取得联系，并经省委同意办理自首手续后被释放，随即进了边区回到省委。肖江洪被捕后，三原、临潼等地一些被敌人怀疑的党员，或调进边区，或转去国民党三十八军中荫蔽。
这里需要提到的是，国民党推行的自首政策，以及地下党组织对自首政策的对付措施。国民党为了反共、灭共，自内战以来，一直推行自首政策。1940年第一次反共高潮后，又将个别登报自首的办法，发展为数十人、数百人声明脱离共产党，脱离民先队、青救会，脱离抗大、陕公、青训班的所谓“脱党籍”、“脱队籍、会籍”、“脱学籍”的宣言，企图搞成自首运动，造成反共声势。
陕西省委组织部为了研究国民党的自首政策，以及对付办法，1941年春，曾专门分别搜集研究了抗战时50名、内战时期若干名办过自首手续的共产党员的具体情况。研究结果认为：“绝大多数同情于党，继续革命”，应该对他们“分别看待，具体研究”，不能“一概拒之于党外”。此后，省委为过去办过自首手续、失掉党的关系，但并未暴露党的秘密，而且后来积极从事革命工作的党员解决了党籍问题。同时，将调查材料报送中央。
1941年冬，中央讨论陕西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工作时，有关领导人曾明确指出：党员被捕后敌人如确知党员政治身份，必要时，在绝对不危害党的利益，不暴露党的秘密的前提下，可以承认党员，履行一般手续。这个意见，省委于1942年初的一次会议上曾作过传达。这次同意肖江洪办理自首手续，就是依据这个精神而确定的。这也是对付国民党自首政策的一个新的对策。
1943年遭敌破坏比较严重的，还有礼泉地下党组织。长期以来，礼泉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程新三、县长冷刚峰，县童子军理事会秘书吴鼎昌、县三青团书记韩俊英等人，对中共地下党员、革命青年进行侦查。分别掌握了一些“嫌疑分子”的名单。特别是他们从党员中拉出去几个叛徒为敌特效力，使敌人了解到一些党员情况。先是西安二中学生党员景怀珍回礼泉后，被他的连襟程新三拉拢叛变，当了县政府政治指导员。但景怀珍对礼泉只知道原县委书记张思明的政治面貌，而张已进了陕甘宁边区。景怀珍即利用过去小学同学关系，于1943年春，把县委原来的交通员王干城拉去。王供出一些地下党员和礼泉中心县委书记张思敬。张当时正在礼泉女子小学教书。4月，程新三将张与另一党员教师张世馨抓去审讯。二张均未承认是共产党员，不久由县上绅士保出。本来张思敬的身份已经暴露，程新三审讯张时提到“有人说你是共产党县上领导人，还有一支短枪，两支长枪”，所提确是事实。三支枪是原县委领导人王育英1940年进陕甘宁边区时，交王干城转送张思敬的。但张未躲避，仍回女小教书。结果1943年6月张第二次被捕后，转送西安劳动营。张承认是共产党员，并登报自首，还供出张世馨等9名党员是民先队员或共产党员。8月，张在劳动营五科雒云峰的陪同下，返回礼泉，诱劝张世馨等去劳动营受训。张将此行任务向程新三报告时，程称：“王干城、姚志鹏、赵增录早已成为我们的工作人员，由我担保不去受训。”张即分头动员其他6人。刘开弟当时病重，断然拒绝。李邦昌去西安征求原礼泉县工委组织部长王世俊的意见，王明确表示不能去劳动营，并告诉“站不住脚时，可去陕北”，后来即躲避，张叫赵天祺（黄明德）时，赵亦向王世俊征询意见。王给赵10元钱做路费，当即让赵进了边区。最后，张思敬将张世馨等3名党员叫去劳动营。
此前的5月，程新三根据有人告密，派人从张世馨家中搜出一些革命书籍。6月，韩俊英、景怀珍又在王干城带领下，从赵笃学家中搜出一些革命书籍。以上屡次发生的事件，特别是县上各方面特务头子和几个叛徒搜集、提供的大批“共产党嫌疑分子”和党员名单，为此后的大逮捕提供了条件。
1943年11月长安县库裕发生的农民暴动，又促进了大逮捕的进行。当时长安县库裕一带300多人，佩戴“除暴安良”臂章，在与蓝田县交界沿山一带进行游行示威。捣毁国民党乡公所，杀死两名罪大恶极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后被国民党当局镇压。这完全是一次农民自发反对暴政的斗争，但敌特以为“共匪为患”，颇为震惊，蒋介石亦急电胡宗南加速搜捕共产党员。胡宗南当即召集陕西省主席熊斌、省汇报秘书谷正鼎、军统陕西负责人文强、省党部调统室主任李犹龙、西安市警备司令周某开会决定大逮捕。为此，还成立了统一机构“特联组”，由谷正鼎、李犹龙任正、副组长，统一指挥全省行动。
12月礼泉大逮捕，就是这个政治背景下敌特统一行动的一部分。其经过是：1943年12月初，李犹龙亲自带领省党部调统室、三青团省分团部、胡宗南长官部、七区专员公署等单位10多名特工人员到礼泉。由地方配合，12月八九两天，根据各方面提供的情报进行大逮捕。共捕去共产党员23人，群众25人。先在县上进行审讯，后解送西安押柏树林公字1号监狱，继续审讯。此时刑讯逼供变本加厉，特务动不动拳打脚踢、坐老虎凳、鞭子抽、灌辣面、下竹扦。据受害者统计，被捕人员共125人次被用酷刑，受刑12种。但被捕人员却很坚强，共产党员除有人被迫承认参加过共产党或民先队外，无一人向敌供出其他党员。共产党员张浩贤因多次受审，不听特务“劝导”，即被特务拉去后院以枪毙恐吓。张仍不屈服，敌特即朝张的头顶连打几枪，张仍无惧色。共产党员赵文祥在受审时，因拒不交代真实情况，被特务靳宝英上刑，两腿致残。而有的非党群众，在刑讯中又被屈打成招，假称是共产党员。由于敌特对所捕人员虽经审讯，但谁是共产党员始终真假不辨，所以1943年12月12日被捕人员解送西安前，释放的4人中，有1名共产党员。1944年三四月间先后释放的17人中，有7名共产党员。4月当作重要犯人押送太阳庙门秘密监狱的4人中，2人是非党群众。后来其他被捕人员还有押太阳庙门秘密监狱的4人，都转送劳动营监禁。这些人员，除趁机逃跑或保释外，有12人于1945年底日寇投降、国共达成“双十协定”后，最后释放。这12人中有7人是非党群众。
张思敬的被捕和这次大逮捕，使礼泉党组织遭受了损失，中心县委停止了活动。但是，由于张思敬对所知的大部分党员没有告知敌人，被捕的其他党员虽经拷问也未供出同志，所以中心县委领导的咸阳、兴平等地党组织，以及礼泉大部分党员能够继续荫蔽下来。由省委个别联系的康子安也未涉及。
礼泉地下党组织，1945年下半年又由过去撤进陕甘宁边区的张思明、王育英等和潜伏在地方的康子安等人开始恢复了活动。解放战争时期，开展了武装斗争，加强了统战工作。当时全县7个乡镇，即有4个由党员和进步人士掌握。党员人数也由1943年敌特破坏时继续潜伏地下的120多人，发展到300多人，结果共产党员越抓越多。而反动头子程新三、叛徒景怀珍解放后被处决，反动分子吴鼎昌、叛徒王干城，也被人民政府捕办。
这里需要将程新三、吴鼎昌、王干城补叙几句，可以看看他们在破坏礼泉党组织中所起的作用。程新三自1937年调任国民党礼泉县党部书记长以来，一直积极从事侦查、迫害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的活动。早在1938年7月，因发现仓小许多学生去安吴青训班学习，即派兵包围学校，查封图书馆，没收、焚毁进步书籍，解聘革命教师宁中暄、王育英、杨居智，撤换同情革命的校长魏光祖。程又经常向省党部汇报礼泉共产党员名单。1940年冬，程向上报名单时，让县党部录事陈秉乾抄写。陈暗中将所报人名告知党员张居让，张又转告县委领导人，张思明、王育英、马天行（马德）等随即撤离去省委。程还曾派人从张世馨家中查出《八七会议宣言》等革命书籍，以及介绍党员刘开弟去安吴青训班的信件。后来，程又通过叛徒王干城，掌握了一批党员名单。这次大逮捕中逮捕的党员，大多是程新三提供的。大逮捕前对张思敬、张世馨逮捕，也是程新三所为。程确是这次礼泉党组织破坏的元凶。
吴鼎昌长期利用县童子军理事会秘书职务之便，通过各校童子军教官了解“共产党嫌疑分子”。这次大逮捕中，学校的许多革命师生就是吴报告的，但其中非党群众较多。吴兼任童子军教官的昭陵中学，这次共捕去教师1人，学生9人。除1名学生党员外，其余都是非党群众，其中有的是吴趁机挟嫌报复的。这次大逮捕后，吴还于1943年10月间，奉程新三、冷刚峰之命，逮捕了党员王璋。大逮捕时，省党部调统室主任李犹龙即住吴的寓所，李与程、冷密谋策划时，吴一直积极参与。大逮捕后，吴又跑去西安亲自“催案”。吴鼎昌对礼泉革命力量的破坏罪不可恕。
王干城1938年、1939年曾任礼泉县委与陕西省委来往的交通员。后来思想动摇，不愿革命，想在地方谋得一官半职。适大路乡七保保长出缺，王即通过另一叛徒、负责选择保长的原小学同学景怀珍的活动当上保长。从此，王将一些地下党员及有关情况告诉景。景如获至宝，当即报告程新三，程即着人带王去省党部调统室办理自首手续。调统室给予热情招待，教给如何在共产党内搜集情报，约定秘密联系人员。王当时向省调统室又写了20多名共产党员的名单。6月，王带领景怀珍、韩俊英到共产党员陈瑞云、赵笃学家中，搜出部分进步书籍。7月，王又被人带去陕西省三青团分团部再次办了自首手续，再次写了共产党员名单。分团部又是设席招待，又是叮咛保证王的安全。大逮捕前，省特联组给礼泉县政府开来拟捕人员名单，要冷刚峰核查。王干城又与景怀珍、吴鼎昌一起核查。大逮捕后，国民党省调统室主任李犹龙因对捕押的40多人是否都是共产党员亦觉怀疑，又将王干城叫去查问。可见，国民党当局认为王“奇货可居”，多方利用。虽然当时党组织已与王割断党的关系，特务布置其“在共产党内搜集情报”的阴谋没有实现，但王也确实红极一时，为害不小。
礼泉党组织是继蒲城党组织之后，关中地区第二个被敌特严重破坏的地方党组织。而且两个县主要领导人，在大破坏前的思想状况也十分相似。都曾拒不执行省委调回边区的决定，都对党组织造成危害。蒲城县委书记李作济在被捕前对革命已经“没有信心”，对于回省委之事一推再推，结果俯首就擒。礼泉县委书记张思敬在被捕前，也因对革命失掉信心，不愿回省委，结果被敌人抓后送去劳动营。据省委交通员李纪成后来说：张思敬在被捕前他曾三次叫张进边区，张不愿离开。所不同的是，李作济从动摇发展到公开叛变，为敌效劳，而张思敬虽曾自首变节，出卖过党员，并未完全投靠敌人，还把三支枪一直藏到解放后交还组织。所以，这两个县的破坏程度也就不同。这两个县的事实再次说明，领导人的政治思想素质，直接关系到地方党组织的强弱、安危。
陕西省委撤离云阳不久，国民党二十四师即进驻云阳。泾阳县长王开基和县党部书记长李巨然、咸阳专员温天纬、省党部书记长郭紫峻，相继率领“视察团”、“清乡团”络绎不绝来到云阳。他们将云阳当作已赤化的地区看待，在南城门上大书“收复失地”四个大字，并对当地群众大加怀疑。王开基、李巨然等，甚至设计了一种类似良民证的证件，将居民按政治上是否可信分为两类，拟分发佩戴，已经印制完备，但因省上未批，没有分发。“清乡团”和二十四师政工人员，对云阳小学师生更加敌视。不断派人听教员讲课，看学生作业，甚至驻扎学校，进行监视察看。但我党组织已将党内材料、革命书刊早做隐藏，敌特一无所获。王开基、李巨然后又强迫教职员工加入国民党。该校教员、县委宣传部长、云阳小学支部书记白德全请示我党组织后，学校教员（包括党员）和校长崔贯一都加入了国民党，并成立了国民党区分部，公推崔为区分部书记。后来，发现区分部委员、教员张鸣天是复兴分子。他过去在三原上学闹学潮时，曾伪装进步。后来我们了解复兴分子李巨然常与张鸣天秘密来往，崔贯一即借机将其辞退。
国民党当局对云阳小学一直视为眼中钉、肉中刺。1942年暑假，即强迫崔贯一辞职。但人们都觉得国民党视云阳小学为红区据点，不敢接任校长职务。崔贯一即趁机向县教育局长建议，由局长兼任校长，由白德全代理校长。商妥后，白又增聘了包括县委组织部长谢鸣智在内的几位党员教员。此时15名教员中即有7名党员，云阳小学继续掌握在我党手中。
这时党支部不但新培养了党的积极分子，发展了党员，而且利用各种办法进行思想教育。其中一个办法，就是订阅一些进步报刊，并函请外地捐赠书刊。由于云阳邮局的王某思想进步，同情革命，一接到这些报刊即迅速秘密转交白德全等，甚至将国外寄给早已撤离的安吴青训班的书报，也送给白德全。白即将此种进步材料，在党员中秘密传阅，妥为保藏，从未泄露。此时，敌特仍不甘心。11月，国民党省党部秘密派特务与云阳乡乡长袁某勾结，在一个夜晚率人将学校包围，破门而入。教职员闻变后越墙出走。进步教员、过去在三原中学因阅读进步书籍曾被捕押劳动营的杨永茂未及脱身，与两名云阳小学非党毕业学生被捕，押西安省党部。杨永茂一直思想进步，协助党的工作，而且知道党内很多人。谢鸣智等同志曾研究过是否介绍杨永茂入党的问题，最后研究结果是：暂留党外较为有利，所以杨永茂确是党的知心朋友（解放后杨永茂才被吸收入党）。杨永茂是继1940年6月在三原中学被捕后第二次被捕，这次被捕后表现也很好。杨永茂被押国民党省党部禁闭室时，曾被敌特多次刑讯，并于夜晚拉至荒野以活埋相威吓，逼杨供认自己是共产党，并说出其他党员。但杨永茂始终守口如瓶，替党保守了秘密。一个非党员两次被捕，两次都能坚持斗争，值得赞扬。
后来我党才了解到敌特在淳化抓住一个叫李文俊的青年，李在受刑下供出杨永茂是共产党员。敌特对杨永茂逼供无效后，又将李调省重审。李承认是受刑不过而胡说的。但此后敌特仍不放杨，认为杨先是云阳小学学生，后是云阳小学教员，必受共产党熏陶拟再送劳动营管教。被押一个月后，幸经崔贯一托国民党官员、泾阳人周伯敏说情释放。但国民党仍不罢休。1943年，由县上任命雒某为云阳小学校长，将白德全调县教育馆任干事。冬季，白继1940年被捕押释放后，再次被捕送劳动营。经崔贯一等活动，两年后又放出。1945年初，雒某在云阳小学贪污盗窃学校经费，被云阳小学创办人，时仍任理事的崔贯一查出。经县教育局将雒撤职后，崔借机将原云阳小学毕业后住陕西师训所的何学荣推荐为校长。云阳小学这个党的据点又失而复得。
1941年又任命CC分子向丕桢为泾阳县长。向曾任北京市伪警察局侦查科长，是个大特务。到职后胡作非为，并常命警察局长阻拦驻重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来往延安的汽车。后由党外友人赵仲玉设计，由卫志毅等人将向暗杀。此举刹了反动派的气焰，并为我党组织继续在泾阳以及云阳镇的活动增加了有利条件。
1940年陕西省委迁入边区后，断断续续与泾阳党组织负责人接头，同时，陆续派人到云阳镇，与党外挚友崔贯一秘密联系。但敌特对崔不断迫害，并企图发现、摧毁地下党组织，迫害与反迫害斗争从未间断，解放战争时期斗争更为激烈。崔贯一自1942年暑期因国民党当局怀疑而被迫辞去云阳小学校长职务后，回到他创办的私立培英小学专任校长。1944年春，崔贯一又被群众推选为云阳乡农会的理事会主席。崔即重新搭班子，并找来几位云阳小学毕业的共产党员做职员。从此，云阳又多了一个党的据点。新的农会当即杜绝过去农会工作中的弊端，办理棉田贷款，开办小型水利，开办农场，推广麦、棉优良品种，后又开设农民诊疗所，为群众办了许多好事，深得群众赞扬。但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仇视，即欲夺取农会领导权。经选举崔仍任主席，挫败了反动派的阴谋。1945年泾阳县选参议员时，来云阳的监选委员、县民政科长被授意无论如何不能选崔贯一，但选举结果偏偏崔贯一被选上。崔贯一拟推辞不干时，适陕西省工委派来的联络员张中涛在崔家，闻知此事，即劝崔应允，且嘱崔贯一今后可借此开展社会活动。此后敌特的迫害接连而来，而崔贯一的反迫害斗争又屡次得胜。
不久，敌人竟以“云阳民众”名义，给崔贯一写恐吓信。信中威胁说：“你是没有自首的共产党员……要赶快辞掉这个参议员职务，否则大祸不远矣！”崔贯一一笑置之。接着，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刘坚如与特务杨子敬同谋，以崔贯一的名义伪造了一封要求延安朱德总司令“另行分配工作”的信。大特务、国民党县长赵芷青亲自找崔查问。崔贯一答：“纯属政治陷害，如此愚蠢，岂能相信！”赵方收敛怒容。1946年夏，从云阳小学毕业后在国民党淳化县政府任职的青年向崔贯一告知，胡宗南的绥靖公署在《奸伪最近的动态》中登载：泾阳县云阳镇人和村设匪联络站，负责人崔贯一（后来泾阳县三青团干事长孙坤山亦托人将此事告诉崔）。不久，敌县警察局长县府汇报秘书相继到崔处窥探。因崔贯一平时忙于社会公益事业，且重视“开展社会活动”这一方针，所以后来国民党县府汇报会研究，并向上报告崔无多大问题。但又不大放心，即决定将崔贯一调县居住，以便监视。新任县长李秀民即以云阳地方复杂，易产生误会为由，要崔贯一移住县城。崔与挚友商议后，即迁往县城，在参议会上班，并在泾阳设宴请客，县上党、政、团的头子以及各界名人一一请到，要求大家对自己的事业多多帮助。此后，崔贯一的交往更广，地位也较前巩固。
但在此前后，大叛徒、特务头子陈建中（程建文）在三原县召开的渭北肃反会上，听到泾阳县党部书记长刘坚如汇报崔的“反动”情况后，当场命令：哪里见到崔贯一，那里枪杀！黄子文参加了这次会议，会后即着人告诉崔贯一，赶快躲避，并着崔转告李子健、冯一航、赵曼青也要防范。崔贯一躲避一段时间后，自觉不必惊扰，即返回县城。10月间，崔贯一请假回家安排农会工作，不料敌特得讯，即着特务分子杨子栋持短枪埋伏在泾惠渠黄家桥棉田内，计划在崔路经此处时暗杀。但因当时崔贯一搭乘的马车共有四名乘客，杨不便下手。事后，杨回樊家窑村中向人透露：“崔贯一命大，不然已牺牲了。”崔的学生党员、农会职员樊世贤的叔父，连夜向崔汇报。
从此，崔又注意防范，民主人士赵仲玉等也为崔担心。赵与县参议长王菩僧商议，由兼银行董事长的王菩僧召开董事会，推选崔为县银行经理。1947年崔贯一接任后，宴请大棉商以及政、学、商界人士，要求帮忙。数日后，存款数目猛增，银行亏损局面扭转。他并对银行进行整顿，购置了进步图书，开设了图书馆，还购置了收音机，有时偷听新华社广播。国民党县长闻风索去收音机，察看能否收听新华社广播。但崔事先已将零件换掉，说明机子早已损坏不能使用，此事又被遮掩过去。
1948年春节期间，敌特又为崔贯一列出四大罪状：一是共产党并未自首，二是护送李敷仁上陕北，三是办云阳农会掩护共产党，四是办银行是为陕北资助经济。一、三属实，二、四是捏造。敌特将上项内容以匿名信向敌绥靖公署、省政府告发，信被县警察局的邮检人员检出，即经崔的朋友告知崔，崔贯一又预做准备。寄省政府的信后来转县民政科长郑聪查处，崔贯一请郑吃了饭，未予追究。绥靖公署派人调查，王菩僧也代崔请客疏通了此事。
是年8月，国民党咸阳十八绥靖区又派以特务项连为团长的视察团来泾阳，先亲自找崔贯一问话。项说“有人告你是共产党”，崔否认。又问“云阳是八路军驻过的地方，有无共产党？”崔答“看不出来”。项要亲自去云阳察看，崔即通知云阳农会党员和家中预做准备，免被敌特发现问题。次日，项等视察团人员同刘坚如、郝聪带崔，由国民党驻军骑兵旅派出一骑兵连护卫，浩浩荡荡如赴战场乘马前往云阳。到后，先后去崔贯一家及所办培英小学、农会观看。崔借机表白：“家母已年届九十，家住高楼大厦，还种百余亩地，人家告我是共产党，团长相信吗！”晚上，项借口人多，派三人住崔家，以观动静。次日回城时，崔贯一以不惯骑马，要乘车返回。项又派一特务头目与崔贯一同行，进行监视。岂知夜间被派往崔家和后来与崔同车的特务头目，却是我方派入十八绥靖区，担任代理处长的秘密党员马生辉同志。马对崔贯一虽不知底细，但也只会掩护，不会找事。项连几天调查未发现崔的问题，而刘坚如却一直攻击崔贯一，且持短枪紧随项连时刻不离，意欲保镖，又像监视，引起项的不满。且刘又借机攻击参议长王菩僧，泾干中学校长、民主人士高兰亭，还捏造事实，说县长赵玉林不给县党部拨经费，经查并非事实。特别因为项、赵均是复兴分子，刘是CC分子，引起敌内派系斗争。
于是项连离开泾阳前即在县上各方面头面人物参加的会议上，当场查过财政科给县党部几次拨款数目后，当着赵玉林、王菩僧、高兰亭、崔贯一的面严厉训斥刘坚如说：“你怎么能说赵县长不给经费呢！”“我到泾阳后你对我说了许多假话。你说要罢免王议长，还说了高兰亭许多坏话，报告崔贯一是共产党。这些我已查实，都是你的假报告。”今后“你要规规矩矩”。项连走后第二天，高兰亭约数人到会议室，又将刘坚如找去，刘一进门，高即打了刘两个耳光，并将刘坚如痛骂几句，踢了一脚，叫声：“滚你妈的×”。此后，这个反共分子威信扫地。崔贯一即借敌党团合并之机，向原县三青团干事长、后任县党部副书记长的孙坤山进行思想开导，说明形势，指明出路，并要孙坤山搜集刘坚如的罪恶材料，向原省三青团干事长、后任省党部副主任委员的杨尔瑛控告。不久刘坚如被撤职，孙坤山后亦脱离国民党县党部，经崔贯一等介绍去大荔县中学教书。崔与敌特的迫害接连斗争获得胜利后，仍未摆脱险境。刘坚如下台后对崔贯一更加仇视，扬言“要放崔的血”，但崔时刻警惕，刘坚如的阴谋未能得逞。
1948年秋初解放全国胜利在望，陕甘宁边区政府根据关中地委（陕西工委已与关中地委合并）的意见，拟于泾阳解放后，由崔贯一任泾阳县长。地委派人征求崔的意见，崔贯一觉得不宜担任此职。但此消息被赵玉林得知，赵即怒气冲冲传讯崔，崔贯一笑答“你能相信此事吗？刘坚如和我有仇，你若听信刘的造谣你就上当了”。赵始态度缓和，随声说：“我也不信你能做他们的县长”。
是年冬，胡宗南节节败退，崔贯一恐黎明前的黑暗到来时，敌特下毒手，乃辞去银行经理返回云阳，专管农会工作。1949年3月间，省上又派来视察团，偕同敌县党部新任书记长吴某、民政科长刘鉴古前来云阳。伪乡长约崔贯一共同接待，此时刘暗中告诉崔贯一：视察团长王某到泾阳后，即打听你的情况。吴亦向崔示意：“我可不是刘坚如那样的人，请老兄放心”。晚间，突然王着吴约崔贯一前去谈话。崔恐出事，即以“明日请视察团人员吃饭，要预做准备，明天再说”为由，返回家中。次日上午，王召集三个乡保甲人员开会，下午王又应约到崔贯一家吃饭。晚间王等闻知富平、耀县已被我军解放，乃无心亲自向崔贯一查询，连夜抱头鼠窜而去。崔贯一同志与敌特持续多年的这一连串斗争，自此胜利结束。这是崔贯一广交朋友消息灵通，热心社会事业，遇事胆大机警而取得的成就。许多地下党员、革命人士都因采用崔贯一的这些斗争策略而坚持斗争，取得胜利。特别需要提到的是，崔贯一不是单为个人安全，主要是为进行革命活动而坚持斗争。在这里，另有几件事需要补叙。
1947年胡宗南进攻陕甘宁边区时，刘坚如和国民党的国大代表王剑青在参议会提出“讨伐陕北共产党”的提案。崔贯一即联络公正的参议员，并向议长王菩僧说明利害，后即否定了这个反动提案。1948年8月，泾阳县工委联络员马汉骐被捕押淳化后，其父托人向崔求救。崔贯一即慷慨解囊，拿出巨资交马父向敌行贿，使马得以虎口逃生。1948年底，马汉骐持关中地委密信送崔贯一，要他搜集绘制泾阳地图，并注明敌骑兵旅驻扎地点，以作进军之用。崔贯一设法绘制后，交地下党负责同志送地委。解放后，我在省委组织部任职，研究解决崔的党籍问题时，还在崔贯一的档案中见过此地图。
特别需要提到的是，崔贯一协助建立云阳特支的事。1946年初，张中涛又被组织派到云阳，要求找一职业，便于进行地下工作。崔考虑培英小学是他办的私立学校，教员不必报县批准，且小学隔壁农会又有党的组织，便于掩护，崔贯一即将张中涛安排到培英小学，以教员为名整顿地方党组织。张的任务是“异地领导”临潼县地下党组织。夏季，即以三十八军回乡的党员军人为骨干，另组织了云阳特支。由农会干部崔朝义任特支书记。在敌特三番五次迫害进步人士、搜查共产党的情况下，云阳特支到1948年党员即由10人发展到78人。先后建立了8个支部、1个武工组、1个贫农团，并护送了原三十八军中的党员40多人进入边区。
与此同时，1946年陕西工委又重新成立了泾阳县工委，派原县委书记涂洛克（涂福元）等担任领导。至1949年6月，党员已发展到297名，新建许多支部，广泛地开展了统战工作，争取了许多敌伪人员，支持我武工队的活动，向边区运送了许多枪弹物资，又向边区护送党员和进步青年93名。由省委直接发展组建的云阳镇以及泾阳县的党组织，在省委撤进边区后不但未被敌人摧垮，反得到蓬勃发展，并在泾阳解放中起了重要作用。
这场斗争，反映了地下党组织很好地贯彻执行了党的国民党区域工作方针，也反映了崔贯一等党外朋友，对党的事业的竭诚帮助。同时也进一步暴露了敌特，特别是老牌特务刘坚如的反动面目。刘曾是崔贯一的学生。解放后刘被审判时，已查清了1932年冬泾阳县教育局长、大革命时的党员庞纪震，请崔贯一任督学，并协助庞办小学教师寒假讲习所。庞纪震、崔贯一即请了几名老共产党员王璋峰、王子常等做教员，引起敌人注目。曾在讲习所学习的小学教员刘坚如，认为有机可乘，升官有望，即拟用告密办法取得一官半职。刘便于第二年初借庞、崔因事赴西安之机，即向国民党省党部特务头子宋志先诬告：“庞、崔来省，图谋暴动”。庞纪震、崔贯一当即被捕，后转押十七路军军法处。其间，泾阳县各界人士设法营救。首先当军法处调阅讲习所学员笔记时，庞、崔的知己友人预先做了审查，所以讲课方面查不出问题。当国民党省政府、高等法院、军法处、省党部四方会审时，又说崔1927年办过农民协会，而且是共产党员。崔否认共产党员，只承认经于右任允许办过农民协会。后来泾阳各界推选出代表到省请愿递保状，经各方营救，国民党省党部所提各判10年徒刑的意见在会审中被否定。最后，以讲习所曾用共产党员当教员为由，给崔、庞“停止任用”的行政处分，庞、崔被关押100天后被放回。
刘坚如向宋志先告密后，果然得到宋的赏识，当即录用为省党部侦缉员，后又任省党部肃反会审判科科员。不久刘即参与破坏陕西省委、西安市委机关的罪行。以后逮捕了程建文（陈建中）、袁岳栋、杜衡（以上三人均叛变），杨升、高岗、贾红光（托夫）逃跑。后又接连升为神木肃反办公室主任，府、神、佳三县肃反办公室主任。其间共逮捕刑讯革命人员30多人，强迫180多农民自首。西安事变后，又潜伏渭北建立秘密据点，为敌供应情报多次。任泾阳县党部书记长后，还指控群众许康济、许顺康为共产党员，加以逮捕。又以异党罪名将群众张效信酷刑逼供，又加关押。还主谋查封进步刊物《新泾阳月刊》。
1948年7月，渭北工委负责与泾阳地下党组织联系的联络员李俊麟（马汉骐）执行联络任务后，回到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赤水县的十里塬（现淳化县境）他的岳母家，卧床养病，数月不起。敌军向我进攻时，李和妻子、小孩转移到淳化县高家村其妻舅高生岳家荫蔽。被从边区跑出投靠敌人当了保长的魏振林发现后，高喊高家“藏有红军”。李俊麟拖着病体再次转移时，途中被敌乡长高彦龙带人逮捕。当时又被人认出李是十里塬镇盐业公司经理（李曾以此作为职业掩护），即被毒打并将李押送乡公所。但李始终未暴露党员身份，且声称早已脱离盐业公司。此时因战争关系，渭北工委不断游动，行止不定，对李被捕之事无从得知，也无法营救。李即托人告知当时住在泾阳县马家堡的父亲马昌援（非党群众），设法给敌人塞钱搭救。其父家贫，即向一直忠诚于革命事业的崔贯一求助。崔当即帮助1000多斤棉花，变卖伪币6亿多元，李父即携款赶往淳化买通敌人。8月有一天的晚上，敌人将李拉到野外“枪毙”，枪一响即放李逃跑。这是与敌特斗争中以钱获救的一例。
慷慨资助革命的崔贯一，1937年以后曾多次冒险帮助党的工作。李俊麟原系云阳小学党的支部书记。1938年夏，由省委介绍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一年。1939年秋，又由省委介绍到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淳化、耀县工作。李在云阳小学时以及调派淳化时，我正在省委工作，与李多次联系。为了准备让李以后再到国民党统治区活动，去淳化、耀县前我帮他起了假名“李俊麟”。省委移驻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后，1940年秋他开始穿过封锁线去国统区为省委采购物资。后来长期从事地下交通工作，经常通过封锁线去国统区渭河南北，为省委向有关地下党组织传达指示，了解情况。有时要购买物资，有时还要带领人员进边区。1942年，西北大学的数十名党员和进步学生，就是由李俊麟分几批领进边区的。因为人数多，目标显著，通过敌人的封锁线非常困难，即由省委统战部长汪锋，派李俊麟持信去见驻防边界的国民党陕西保五团的副团长魏志毅（大革命时共产党员，后脱党），谈好由他的防地秘密通过。此后，李即先后多次带领西大同学由西安、三原等地，经过事先安排的食宿地点，再通过约定的魏志毅部的防地，顺利送进陕甘宁边区，到达省委驻地。
不只是李本人，而且李父马昌援从1942年起，也帮助省委完成了许多重要任务。先是省委为了与马联系方便，着马把家从云阳镇搬到较为偏僻的老家马家堡（1929年关中地区遭大旱时，马全家逃荒离开此地）。此后，马家即成为一些交通员和几个领导干部临时住宿和掩护的地方。他曾配合其他交通员，或单独多次通过封锁线，接送进边区的数十名党员、群众。1941年，吕正操部驻宝鸡办事处遭敌袭击捣毁后，十多名被敌人监视的人员，就是由马与交通员李季诚用几个月时间，设法帮助撤离宝鸡。先转移到三原、泾阳马的一些亲戚家中，然后分批送进陕甘宁边区。1943年，马昌援还帮助河南省委，由西安、宝鸡等地接送过干部。1947年，马的革命活动曾引起敌人的注意，并受到威胁，但马并未因此而动摇。马昌援是经过考验的共产党的真挚朋友。就是这样一位朋友，全国解放后却得不到公正的对待。1952年马汉骐任泾阳县委组织部长时，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受到错误处理，其父也被加上“包庇地主”之罪名，1972年其父去世前仍呼“含冤未明”。1982年马汉骐的冤案获得平反，马父的罪名才得以清洗。
旬邑马志超是对敌斗争的一条硬汉子。他于1927年入团，1928年转党。参加了1928年旬邑暴动，暴动失败后几次逃避敌特追捕，远走他乡。后来局势稍加平静，回县担任了戒烟所长。1937年春，我与马志超接党的关系时，他正在国民党省卫生处训练班学习。后来，省委常委崔廷儒根据中央当时政策，向他提出放手与国民党交朋友，打进其内部长期埋伏，争取武装，积蓄力量。马即按此方针进行活动。
1938年春，西安防空司令部成立。参谋长是徐子才，司令由省主席兼。马志超即借此机会去司令部做卫生防护工作，并与徐子才经常来往。1938年秋，徐调任省保安处长后，马离开防空司令部请徐另找工作。徐很高兴并提出搞文案不如带兵，你先去战干团学习3个月，然后我再为你谋事。学习未满，马即被派新编保安四支队三大队任大队长，后驻防彬县县城内。1939年秋，崔廷儒找到马说，他去宁夏工作，带有两位同志和文件在城外，可派人把他们接回城。马即派人接回住旅社。第三天，马给买了去平凉的汽车票，安全送上路。保安四支队九中队队长郭相唐，是旬邑的老反共分子，散布马是“另一世界的人”。但由于马志超是省保安处派来的，且副支队长张宜之原系防空司令部科长，与马熟悉，对马支持。郭的造谣，受到张宜之批评便缄口不言。1940年，保安四支队改编为保安九团。团长董辑五与马熟识，在改编时马志超被调任十一中队队长。马部先驻旬邑，后移淳化，此时马被调为团直属迫击炮中队长。
1942年初任三十八军中共党委书记的蒙定军，派人给马志超送信，说有要事请他到西安去一下。马和蒙原是小学同学，1928年暴动后各自分开，从无往来。他认为来信必非一般，即前赴西安城隍庙巷蒙的家。蒙说你来得正好，有重大任务相商。国民党将赵寿山调走，张耀明接任三十八军军长，积极清查共产党员。许多党员不能站脚，要进入边区，无法通过封锁线。马志超说此事我负责完成。蒙和马约了联络代号：蒙代号是孟明，马是冯光。以后凡持孟明代号者即护送。马为了避免每次接送要他出面引起有关方面注意，建议蒙派了两个党员到他队兼分队长，负责接送。先后由马派人，将三十八军党委范明、张西鼎和一批干部及其家属，共160多人安全送进边区。最后，马志超亲自将蒙定军秘密通过封锁线引进边区。但在范明进边区路过淳化县城时，乘坐轿车带有警卫并一大堆行李，引起群众围观。马恐出事，连夜派人带枪将范送进边区。边界一带特务活动较多，护送范明的次日，董辑五团长叫马志超去说，你把共产党要人送进边区。马解释说那是几个做生意的人。董说是什么人你自己负责，“我这包袱小包不了你，你应该设法做那些人的工作”。次日，马志超摆了6席菜，把淳化城内的特务及政府官员招待了一番，他们很高兴。因为淳化县城接近陕甘宁边区，马守城防，特务们也想和马接近，此事就此平息。事后中统淳化主任王依仁对马说，老哥今后多关照，咱们各走各路，交个朋友。
1942年冬，蒋介石为了准备内战，扩充反共兵力，命令将陕西5个保安团的士兵空运云南改编，保安九团是其中一个。这5个团到西安飞机场后天已黑了，团部通知12时上飞机，马出去了解情况，想找熟人研究对策。在黑暗中看到遍地是逃跑的士兵，时间紧迫来不及了。他即连夜回到城内昌仁里蒙定军家里，说明情况，暂且住下。次日，听说飞机场的几个团那一晚全跑了。马志超多年争取到的兵权得而复失，一时也想不出良策。蒙定军提出他要去马栏汇报工作，无法通过封锁线，要马领他去。马即领蒙到淳化方里镇，通过老关系趁黑夜过封锁线，到马栏见到汪锋。汪说他去延安参加七大，要马等他回来后再走。后因七大延期，汪由延安打电话告诉马志超，根据七大精神，要派大量干部到国统区工作。马在国统区有社会基础，要马回去开展工作。马同意组织意见返回西安。
1945年10月，适逢内战期间曾被捕自首但未出卖组织和同志仍愿帮助革命的旬邑参议长蒲玉阶，从南京开毕伪国大代表会回到西安遇见马志超。说旬邑新任县长边翼藩是他的老同学，要他介绍旬邑人帮他工作。蒲说你如愿意我介绍，马答应后回县等候，并叮咛对人只说我们是乡亲师生关系。
马志超临离西安时，蒙定军说赵寿山家有些手枪没人敢取走，马说我取。即在一个晚上，蒙带马到赵家取走12把手枪和3000发子弹。马回旬邑时，亲自把枪弹带回。马因前一段资助三十八军人员进边区，所有积蓄已经耗尽，幸喜得此枪、弹，补充了活动资金。但是带十多把枪，行动非常危险。为了安全，他把枪、弹带往已调任彬县调统室主任的王依仁家住宿。返回旬邑后，县上刚成立警察局，边县长委任马志超代理警察局局员，下辖警士80人。1946年5月，马又被调任代理军事科长。由于旬邑地处陕甘宁边区边境要冲，各色特务都有，而且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卜涛反共最力。又由于马志超是1928年在旬邑已公开的共产党员，所以千方百计对马进行攻击控告。说“旬邑存亡在马志超一人身上”。9月县参议会开会期间，卜涛指使人向参议会控告。参议会中一批反共分子也随声附和，并支持会议讨论。马当时列席会议，慎重而勇敢地提出要公开，声言可以讨论，并说“你们把我推到共产党那边去对你们有什么好处？”蒲玉阶主持会议，见此激烈情景即宣布散会。他把马拉到一边说，如果闹大我不好收场。马即离开参议会到大门外问一乡亲老者，刚才有谁到参议会门前叫冤。老者说是崔保长，马知此人是卜派的人，为了打击卜派气焰，当晚派人将该保长除掉。
此后，卜涛等特务逃到彬县，联名向西安有关方面告马志超。不久省保安司令部派王树桐为县保安纵队附，县长兼纵队长，直接领导县自卫大队和乡镇武装。马不认识王，王常住彬县，把工作委托给马志超。王将他的实情也告诉了马，王说：他来旬邑之前，曾任保六团大队长。驻防淳化县官庄被解放军包围，他缴械投降。当时认为活不了了，但出他意料的是到马栏后受到欢迎，他的一件一物全交还了他。他认为共产党军纪严明，古今少见，共产党战胜国民党是肯定的。他要求回西安，临走时向关中分区领导表示，他出去后再向共产党打一枪被捉住死而无怨。马志超见王态度诚恳，即消除了对王的戒心。
王树桐还对马志超说，现在这个自卫大队刘大队长很反动，咱们把他搞掉，大队长由你担任。此后有一天，刘找边县长要钱，态度蛮横。边找马说刘太蛮横你看怎么办，马说此事交我。马志超当即令县政府警卫把刘扣起来，马和王一起查出刘吃空名100多，偷卖壮丁数十人。王树桐即建议县长先由马代理大队长职务。王树桐对马说他和祝绍周熟，并拿出赵桂茂亲笔信要王推荐一人任大队长给马看，马即交王短枪两支和法币数万元，让前去西安活动。经王活动，省保安司令部正式委任马为大队长，引起旬邑卜涛等特务震动，纷纷逃往彬县联名上告。
约在3月中旬，彬县专员乔维森打电话给边翼藩，要马志超去彬县见他。马见边说话神色有异，问边什么事，边说不知道。马分析有问题，去了可能有危险，不去没理由，必须马上离开旬邑。但自卫大队700多武装刚到手拉不走，丢掉武装个人离开，等于临阵脱逃是大错误。马志超考虑省保安司令部刚任命他大队长，别人弄不清内幕，不敢把他怎么样，告状的多并没抓到什么证据。至于1928年党员问题，当时已公开，年深久远不以为据。基于以上考虑，马决定单身去，即使是鸿门宴也要闯一回。
马志超到彬县后，专员初见他时态度冷淡。对马说：有人告你你可知道。马说卜书记长和边县长有矛盾，卜见边报我任自卫大队长心存不满，告我实际是攻击边县长。我今天来当面辞职去西安，让卜书记长回旬邑工作。乔说：卜边不和与你无关，你在旬邑工作得很好，我看你这年轻人不错。回去好好工作，过一段我调你到专区任区保安副司令。旬邑靠近边区注意不要受共产党宣传，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成不了事。另外一些事下去和宋主任（宋祥生，富平人，叛徒）谈，明天我请你吃饭。宋见了马特别客气，说专员请人吃饭这是少有的事，卜涛今后再告你有我呢，请老哥放心。次日中午专员请马志超吃饭，专署头面人物都到了。宋祥生说专员因事不能出席，由他代表专员欢迎马队长。下午，马提出防务要紧即回旬邑。乔维森为什么转变态度，当时马也搞不清。后来得知他去彬县的先一天，蒲玉阶偶然去陈建中那里（陈是中统西北调统室主任），听说马是共党分子派徐凤岐到彬县扣留马志超。蒲为了保护马，对陈建中说，马是他的人，陈说既然是自己人给彬县打电话不要扣押马，一场生死搏斗就此闯过。
1947年5月初，蒙定军的长子到马志超家说有个人在城外叫你有事情商量。马立即去城外，见是黄艾民。马说城里复杂不可久留，领黄到张洪四中队驻地。黄对马志超说现在胡宗南部对陕北压力大，不便于党中央机关活动。上级组织决定，要马在旬邑率部起义吸引胡宗南分兵南下关中，便于中央活动。这是配合西北战场作战，保卫党中央、毛主席的任务，必须坚决完成。临别时，马说如何决定请立即通知我预做准备。黄走后过了三天未见消息，马即写信派警卫员蒲兆廉到土桥找领导请示，“起不起义，请即明示”。当晚拿回复信，内容是：“决定你马上起义。主力任务重抽不出人帮你，能全部起义就全部，不能全部搞一部分。万一困难大，可将部队拉到彬县方向，以后再用。”回信是张德生同志写的。马志超接信后，即下令将县城周围三个中队集中到西堡子上，等主力进城后配合起义。同时通知张洪四中队马玉德等候主力到达就地起义。为了不发生意外，马把原有几个中队长隔离起来，把分队长集中一起晓以大义，跟共产党走。第二天，张德生同志来接见了马，张说你任务完成得好。为了扩大政治影响，要用你的名义宣布起义，你认为如何？马说按党的需要我没意见。张便转告新华社记者说，现在正式宣布马志超起义，同时宣布组织决定：马任旬邑政务委员会主任，彬旬工委书记，关纵游击支队长。后来主力部队北上，马志超按张德生同志安排，仍留在旬邑一带坚持游击战，在敌军的残酷“围剿”中保存了自己。
1962年习仲勋同志被错误处理，马志超也被株连审查。1964年又遭诬陷为“叛徒、特务、假起义”，关进监狱近20年。1979年12月彻底平反，结论是：“对强加给马志超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一律推倒，维持1956年陕西省委给马所作结论。即：马志超同志在地下工作多年，没发生过任何问题，党龄从1928年算起。”
1939年10月16日到18日，日本飞机炸死蒲城尧山中学学生4人后，学生派代表要求迁校。校长李浩以学生闹事为由，勾结国民党当局，捕去同学50多人。将其中共产党员戴明仁、王润仓等5人，送西安劳动营，不久均经保释。戴出劳动营后，被党组织送去陕西省委转赴延安。1940年下半年，国民党当局又根据西安警备司令部的公文，第二次将王润仓逮捕，并指控为共产党员。经国民党县长王抚州、县党部书记长牛春韶、三青团书记薛志芳、尧中校长李浩四人刑讯，王始终没有承认共产党员身份，后又放回学校。
1939年底，澄城县共产党员翟贞祥，因过去根据东府工委指示办曙光报社时，被国民党澄城县党部注意，并没收了包括《世界知识》、《读书生活》等13种刊物。又因国民党第十战区政治部来函告知，翟是共产党员，国民党县党部即密令该保对翟监视。当时统战对象冯原联保主任关子石随即告知翟，并叮咛“小心谨慎”。不久，统战对象县社训队副队长李生辉又亲自去翟家告知敌特拟杀害的情报，并催促快走，“一天也不要耽误”。此后，翟即注意防范，并于1940年春，与其他几位不好在当地站脚的党员，回到陕甘宁边区找到省委。当时去边区的路条，也是由统战对象代庄联保主任李元生开给的。许多地方地下党组织在与敌特破坏活动的斗争中，常常得到民主人士的真诚救助。翟贞祥从敌特谋害的险境中逃脱，只是民主人士竭诚相助的一个简单事例。在地下斗争中，民主人士的功绩不可磨灭。
1940年初，商同区民众动员指挥部为适应国民党的反共政策而成立，国民党在韩城各乡、保派驻指导员实行连坐法，加强反共。4月，由于个别党员警惕性不高，发生了教师党员冯万荣（县委青年部长）、吉明超、王亢学、马腾野，以及进步青年高燕生、冯中才等被捕送西安劳动营。党领导的益智书店（原韩城少年派报社）的经理王纪元，也因书店曾将原来秘密发售的革命书籍卖给小商贩作包装用纸被发现后遭逮捕。进陕甘宁边区人员的家属，也被敲诈勒索。后来，冯万荣由当时在国民党陕西社会处任职的本村人冯尚智保出，吉明超等后来也回县。冯万荣等四名党员均未发生自首叛变问题。吉、马、王先后恢复了党的关系。冯万荣以后脱党。王纪元在韩城惨遭毒打、关押数月后，托人向商同动员指挥部的特务送去一个金戒指、一辆自行车后才得释放。当时，县委除青年部长被捕外，组织部长、当时任教员的孙云斋，由国民党县民政局长谈话，要他到西安战干团受训。孙设法摆脱了敌人。孙的丈人正招兵，党员冯自倡任连长，孙向组织说明后，即跟冯部去了河南。宣传部长孙中令，当时做教员，并在西庄搞了一个合作社，也借国民党招兵之机，到国民党五十三师做政工人员去了山西。但与县委保持联系，并给县委搞到四支短枪、两箱长枪子弹送回。
韩城正由抗日前线，变成封锁陕甘宁边区的反共阵地。县委领导干部相继被捕、出外之际，省委派人传达了进一步精干荫蔽的措施。县委书记孙绍先（孙昶）当即增补了县委领导成员，并和其他党员干部，根据前一段的经验教训与省委指示，转变工作方法，加强统战工作。同时，开始广泛打入国民党的政、教、军，以及党团组织中，开展新的战斗。1941年初，孙绍先受聘为小学教员后，和另一位教师党员吴沙浪、任国民党巍阳乡副乡长的党员段绳祖，被指令参加动员指挥部所办的战时动员训练班，接受反动教育、政治审查，而且承受黑暗专横的统治。孙、吴均经谨慎应付，顺利过关，而且政治上又多了一层保护色。但段绳祖在站队时，队长追问与段一起住宿的某学员去向，段答“你未叫我看他，我怎知道”。队长即认为是反抗，并蛮横地让人压倒趴下，后又送县关押。孙绍先恐涉及政治问题，当即与吴商议寻找关系，设宴请客，很快放出。1943年，孙绍先又受聘韩城中学任事务主任。各地同志以家长给学生送面、送钱名义，与孙联系工作，或者召开会议。连续三年多，直到1946年夏组织确定调离为止，未引起他人怀疑。后来，县委又通过各种关系，由党员、进步人士担任了全县三分之二的完小校长，掌握了多数乡、半数保的领导权。还在县三青团部，先后安插四个党员担任组、宣股长。1946年4月，韩城县三青团选举参加全省团的代表大会代表时，省团部指定县三青团书记高淮承、干事冯光波为代表。而县委指定的共产党员贾德陞（县委宣传部长）、吉明超竞选成功，正式出席省团代表会。高、冯双双落选，列席了会议。这是韩城党组织对三青团人员争取、团结、教育的结果，也反映了我党在教育界、青年中进行工作的成就。韩城党组织是善于对付敌特破坏，贯彻执行党的“荫蔽精干”政策较好的一个单位，所以县委自1937年5月重建后，领导成员虽有变动，但能坚持领导工作十多年从未间断。而很多地方都在40年代初期环境恶化，领导机关无法活动后，经省委宣布市县委暂时撤销，基层组织暂时处于睡眠状态。孙绍先同志担任县委书记荫蔽当地又长达七八年之久，这也是不多见的。长时期颇有成效的荫蔽斗争，为后来开展游击战争打下了基础。
1940年12月至1941年8月，国民党当局对华县共产党员与革命群众进行了三次大逮捕，并按照国民党中央党部给各地党部的密令，进行反共行动时，必要时要与军队“通力合作”免“失时机”的精神，调国民党军队也参与镇压。具有光荣革命历史传统的华县教育界，特别是咸林中学在抗日战争开始后，党组织领导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又与反动势力进行了公开的针锋相对的斗争。因此，敌特伺机进行破坏。先是1940年12月中旬，咸林中学的民先队员因“抗协”坏头头辱骂八路军、新四军“游而不击”与之辩论，在球场上与三青团员发生冲突。坏头头董春生即于20日引来胡宗南的亲信部队国民党第一军特务营，以搜查“异党分子”为由包围学校，逮捕党员学生白万诚，以及青救会员、民先队员和其他进步学生共6人。先押国民党县政府，几次拷打，迫其承认共产党员，均遭否认。转送西安劳动营后，又遭折磨近两年，白等才越墙逃跑。其中年仅14岁的时万俊因受刑，身遭严重摧残，逃出后即亡故。
1941年7月，咸林中学正在毕业会考时，第一军特务营派兵包围了咸中、少华女中、县教育局、华县报社，逮捕学生党员郭宏昌和两名进步师生，党外人士、教育局长史百康，党员史卓生、杨照荣，华县报社的两名编辑，还从社会上捕去进步人士共11人。郭等被捕后均遭刑讯，其中编辑郑云章被拷打致死，史卓生被拷打致残。1个月后，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杜士亮，三青团代理书记宋光祖，“抗协”领导人王乾亨、李培升等，又利用暑假时期，把咸中、少华女中平时热心抗日救亡工作的进步青年集中起来，由第一军派武装人员进行“特训”。在“特训”时，由“抗协”、三青团骨干分子对进步青年逐个审查，最后将少华女中的学生李玉梅等3人捕送西安劳动营（后李等自劳动营逃跑）。又对咸林中学的3名学生进行毒打。因为党组织早有准备，虽然敌特前后3次共逮捕20人，但多数是非党群众。
早在1939年底，环境恶化后，县委委员卢鹏、郭明丁，以及党内骨干分子王平凡等均已陆续调走。新的县委书记高诚，即采取单线联系办法领导工作。1940年12月第一次捕人后，高即去华县荫蔽。1941年第二次捕人前，党组织通过有关人士，从县党部获得情报后，又及时将留下的县委委员王岗、雷万里，咸中特支青年委员凌志耕，以及咸林中学很多党员派去三十八军教育连（前程教导队）。将杨树森等10名党员，送进陕甘宁边区。其他7名党员，去外县或外省荫蔽。这三次大逮捕中，虽有几个党员被捕，但党组织并未破坏。党的骨干力量一部分继续送外地保存，一部分留本地荫蔽。正是这些保存、荫蔽的同志，1944年开始恢复了地下党的联系。后来重新成立县工委，在解放战争中积极展开了活动。1949年5月，由县工委书记王平凡亲自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达成谈判协议，迫使国民党解除武装，华县得以和平解放。几个镇压群众运动的刽子手，也一一束手就擒。这是陕西地下党组织反敌特破坏斗争中的又一曲胜利凯歌。
1941年，蒲城地下党组织遭受了一次大破坏。蒲城地下党组织在抗战初期发展很快，党员很多，工作也活跃。但保密工作较差，许多党员已暴露又未及时撤离，特别是党的组织不纯，党内混进了投机分子。早在1938年暑假时，陕西省“抗协”在西安办训练班，党组织确定参加蒲城中学“抗协”的四名秘密党员前往“受训”。“受训”期间，特务王恒芳诱逼这些党员自首。接着省“抗协”也要蒲城中学“抗协”负责人、共产党员蒋××自首。蒋虽未办自首手续，但却引起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牛春韶的注目。1939年，蒋在牛的威胁利诱下，供出一些民先队员名单。牛即掌握武学敏曾任蒲城中学民先队负责人这一重要情况。而且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多次致函牛春韶，侦查监视一些“共产党嫌疑分子”。中共陕西省委根据当时的情况，曾多次派人、写信催促暴露的干部撤离。1941年初，白水县工委书记赵振仓就是根据蒲城中心县委书记李作济传达省委的布置，转移到耀县躲避的。但李作济本人和其他有关人员却迟迟不动。1941年大破坏前夕，县委已确定李作济、武学敏（后做县委青委书记）等4个领导干部立即动身撤离，但行而又止。为何没有很快撤离，后来武学敏交代：“我这时的思想已动摇，对革命没有信心，对边区的艰苦生活畏惧。又要通过封锁线有危险，又顾虑走后家庭受到连累，所以没有坚定地服从组织的决定。”李作济后来也承认，自己“没有革命的决心”。也正是武、李的这种对革命没有“信心”、“决心”的思想，从不愿撤离发展到背叛革命。
这次大破坏的经过是：1941年4月初，国民党省党部书记长郭紫峻、省调统室主任朱宜之，给牛春韶写信、附名单，催促抓捕“共产党嫌疑分子”。牛即与县三青团书记薛子芳逮捕武学敏，武随即叛变，供出所知党员。接着，又捕李作济等人，李供出很多党员，甚至下边干部给他汇报的发展对象也当作党员出卖。李作济还亲自诱骗党员自首。当时蒲城中心县委领导的白水县工委，也因李作济的叛变而遭破坏。县工委临时负责人高云峰和其他6名党员，也被国民党白水县长刘思敬、党部书记长郭延祺派人逮捕，并持李作济的口供证词，来进行审讯。直至6月，蒲城、白水两县共有50多名党员（内区委以上领导干部15人）被捕。在这次破坏中，许多党员办了自首手续，有些党员在敌人追捕中逃脱。如蒲城何志云，就跑进陕甘宁边区找寻党的组织。有些党员被捕后表现很好，如蒲城县党员马俊升，过去在一个小学做工友时，曾与一教师党员发生党的关系。回家务农时，党的联系虽然中断，但被迫去国民党县党部后，在那个教师党员出卖、叛徒追问的情况下，仍然不承认是共产党员。后来又主动找到党的组织，继续从事革命活动。李作济、武学敏叛变后，伙同牛春韶炮制了一份“五十四人脱党宣言”，在全县普遍散发，并在《西京日报》刊登宣扬。
当时陕西省委驻在陕甘宁边区内，我们曾搜集到这份《宣言》，逐个查对了名单，发现其中有的人并不知情，有的已进入边区，不在蒲城。这次调查，在这54人的自首名单中，有4人已离开蒲城县境，5人并未被捕也未办自首手续，6人只是发展对象，非党员，也未办自首手续。以上共有15人是强加在自首名单上的。据我了解，这次蒲城中心县委以及白水县党组织的破坏，是1936年底陕西省委重建以来，地下党组织遭受的范围最大的一次破坏。牛春韶由于破坏有功，事后国民党中央党部专门发给奖状，三青团书记薛子芳也得了奖金。这种特殊荣誉在陕西国民党人员中也是少有的。
大破坏半年后，1941年12月，牛春韶为了表功，又把被捕放出的李作济等3人，派去国民党省党部“听训”。省调统室主任朱宜之接待了他们，询问了党组织破坏情况，又令各人写了自传，填了自首书。最后，省党部书记长还作了反共训话，交代了任务。后来，国民党当局安排李作济当了小学校长，武学敏当了督学，这是国民党对叛徒的赏赐。这次大破坏就此收场。由于省委在早些时候曾调离保存了一些党的骨干（如刘拓、刘史智、刘子毅、焦一平等），均系单线联系；很早被敌捕押后又释放的老党员许尚志，这次大破坏时逃脱；后又重返蒲城的党员何志云，又整顿、恢复了一些地方党的组织，所以，蒲城县在解放战争时期又重新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而叛徒李作济、反共老手牛春韶，解放后得到应有的惩处——被人民法院判处死刑。
这里需要谈叛徒对地下党组织的破坏作用。在蒲城党组织被破坏中起作用的叛徒，除过新叛徒外，据查老叛徒参与这次破坏的有：与牛春韶一起领导逮捕、审讯党员的薛子芳（韩城人），勾引“抗协”中党员自首的王恒芳（富平人），指挥这次大破坏的省调统室主任朱宜之（江苏人）。在陕西参加领导反共破坏活动的头面人物中的老叛徒，中统方面的有：最早专程到陕西布置“内线”工作的中统特派员杜衡（佳县人），曾任中统西北区主任的陈建中（富平人），历任省调统室主任的李犹龙（四川人）、吴若萍（河北人）、李茂堂、向离（渭南人）；军统方面的有：曾任军统北方区区长兼中美训练班副主任的文强（湖南人），曾任军统西北区关中站长的许登建（山东人）、张毅夫（湖南人），曾任省政府调查室主任的肖漫留（江西人）。还有在陕西进行反共宣传的著名鼓吹手、常在反共刊物《抗战与文化》上发表反共文章的叶青（即任卓宜，四川人），在地方行政和反共武装方面的著名打手、彬洛区民众动员指挥部副总指挥梁干乔（广东人）也是叛徒。上述这些人除曾改过自新、立功赎罪者外，大多都是死心塌地进行反共破坏的。陕西地下党组织在与敌特的破坏活动斗争中，得出一条十分重要的经验：要时刻提防、加倍警惕那些曾经戴过共产党帽子的特务和披着红色外衣的内奸。
1941年4月，朝邑县发生一名女共产党员英勇机智逃脱囚禁的事件。朝邑县女共产党员张铁镰（张振文），原在西安女师上学。毕业后党组织决定张先回本县，张即到朝邑县东街小学任教。因为张在1936年冬西安事变后，曾几次参加回乡救亡宣传队，工作活跃，人所共知，再是她的弟弟、几个同学好友进了陕甘宁边区，敌特即对张怀疑。后来，敌特检查了张与同州师范某同学的来往信件，张对该同学不满国民党当局检查书籍的说法，在信中表示同情和支持。国民党大荔县党部书记长李世芳、朝邑县书记长董正宇即持大荔专区专员蒋坚忍的手谕，于1941年4月4日凌晨2时，从张家中将张逮捕，指控张为共产党的交通员，并在学校、家中进行搜查，但只从家中搜出一张国共合作的歌片，从学校搜出张所存薪金二三百元。当时，即将张押朝邑县两宜镇，由国民党两个县党部书记长和朝邑县县长陈某进行审讯。逼张承认是共产党的交通员，并诬称所搜出的薪金是从共产党那里领取的。天亮后，将张押至朝邑县党部，当晚再次审讯，张仍拒不承认。审讯毕，先由董正宇老婆看管，后张被锁在一房内。此时，张即谋划逃脱。半夜张假装拉肚子，几次喊县党部的小勤务开门要去厕所。5日早晨四五点钟时，勤务忙于打扫，最后开锁后再未加锁。张即借此机会溜进审讯她的房间，将审讯记录和搜查的歌片以及被检查与同学来往信件拿出装进棉衣内，趁无人监视之机，大摇大摆地当着门口哨兵的面，走出县党部的大门，跑到一同学家，同学不在，借同学母亲为她买早点之时，将从党部所带材料塞进炕洞，急速奔往城门，并装作出城上坟的样子（当时张的伯母去世，正穿着白鞋，戴着孝袖），催促守城士兵将门打开。
张铁镰通过县委负责人，去找赵渡村的党员谢瑶。为避敌耳目，张白天在防空洞内躲藏，黄昏时才与谢见面。经商议后，住在张的同学好友李云霞的家。李父早亡，李母一人寡居。张认为此处便于荫蔽，但不料当晚县绅、李的伯父到李家抽大烟。晚11时，李的伯父被叫去赵渡乡公所，接县政府打来的电话。返回后，经张和李母询问，方知县府通知各乡、镇、村注意盘查搜捕一个20多岁的女共产党员。张铁镰即佯装惊异，言说：“大概是外地跑来的，咱们县没听说有女共产党员。”次日晨，张即移住沙坡村东街小学同事王师根家。王虽非共产党员，且与张是新交，但能积极帮助掩护张铁镰。张在王家住了四五天，准备出去筹备路费时，也是王去同州师范向张的同学好友借钱，与省委的交通员韩夏存联系好。到柳枝车站拟与韩一起上路，进陕甘宁边区时，又是王师根派他的堂兄将张送上火车的。张铁镰的脱险和其他许多同志的脱险一样，也得到非党朋友的热情帮助。
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到共产党的主张、活动，以及党员的言行，对广大群众确有很强的吸引力、凝聚力。相反，从敌特后来搜捕张铁镰的情况也可看出，国民党当时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所作所为不得人心。张从国民党县党部逃出后4个多小时，敌人才发觉，当即关闭城门。城内搜查后又派人各处搜捕，直到张逃出5天后，朝同公路上还是二里一岗，严密查找，但仍一无所获。这件事不但震动了朝邑县，而且震动了东府各县，也气得国民党朝邑县长在县府的员工大会上，大骂他的下级是笨蛋，连个女人也不如。其实，他的手下并非都是笨蛋，而是他们失掉群众，“失道寡助”，得不到群众的帮助。这位县长还觉得，一个女人好对付。其实这个女人，是个有坚强革命信念、有胆量、有智谋的共产党员。她危难时思考的“并不是生活琐事，也不是个人生死，而是设法逃脱，绝不能做对不起党的事情”，“不能给敌人捞到任何有利的事和物”（张铁镰对当时思想的回忆）。
其实张铁镰机智脱险不止这一次。1939年暑假时，张也遇到一次险情，同样摆脱了险境。当时与另一位女同志从云阳镇陕西省委训练班学习返回，路过三原，天黑宿一旅店。店主询问登记时，怀疑她们是从云阳来的，她们矢口否认，并称她们是表姐妹，从姨母家来。张恐发生意外，当即将组织上托她们给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所带材料和自带的照片销毁。次日出店时，店主硬要领她们到特务机关三青团招待所去。张即跑到原西安女师教导主任、时任三原一中学校长的冯济安家中，经冯向三青团招待所证明无问题，并亲自送张等上火车后，才脱险安抵西安。许多地下党员，都遭遇过敌特的追查或拘捕，不少党员也都凭着共产党员的胆识脱离了危险。而张铁镰两次脱险，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
1941年5月，渭南县赤水农校校长王尚德（王璋峰）与其他师生四人（内一人非党学生），遭国民党第一军第一师逮捕。王尚德被送西安太阳庙门街，在敌军统特务组织“西安办公厅调查科特科拘留所”关押，三年后保释。王尚德是陕西地区党、团的创始人之一。他为革命工作建立活动基地，并经营赤水农校。多年来亲自在农校为党培养了很多干部，亲自掩护了几届渭华地区党的领导人的活动。王又是陕西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教育家，在群众中很有影响。敌特对王和赤水农校恨之入骨，中统、军统一齐上阵进行破坏。国民党省党部调统室特务史开明、庞鸿，早就到农校探查。1940年冬，国民党渭南县党部调统室，又收买了农校学生党员牛××，后来又连续逮捕了农校数人。这次王尚德被押西安后，先是拷打审问，后又由胡宗南亲自劝降，均被王尚德顶了回去。王被释放后，敌人仍不放过，1946年8月将王杀害。敌特三番五次迫害王尚德以及赤水农校的另一个目的，是企图借此破获、摧毁渭华特别是渭南党的领导机关。但是，他们的计划始终未能实现。
敌特对渭华地区的革命活动恨之入骨，意欲抓获党的领导人，摧毁党的组织，扑灭革命活动。1939年，白云峰任华县县委书记后，在北柳村小学以教书为掩护。当时柳溪小学学生刘杰山思想进步，不愿埋头读书，私自跑到河南部队中，被其父将其找回，住在家中，十分苦恼。白即将其叫到学校，一面学习一面帮白做些事情。后即介绍刘入党。但刘的姐夫秦××是国民党华县地方团队队长，有特务身份，硬逼刘杰山去他的团队当兵。白让刘躲避，秦即来校找白云峰大吵大闹。看情况如不交出刘杰山，白即有被查究的可能，而且有危及党组织的危险。白云峰当即将县委工作交组织部长雷百里，第二天黎明即将刘杰山带回陕西省委，并为刘杰山改名为刘铁军。华县县委又避免了一次被破坏的危险。
1942年，任渭南县委书记的王杰是内战时老党员。曾参加过渭华暴动，后来又参加红军游击队。敌特即将抓获目标集中在王杰身上。王杰曾在渭南三张镇北韩村，以教书为掩护职业。当时名为王清廉，不久离校荫蔽，敌特各处寻找未遇。后适遇曾任三张镇长的党员薛仁轩去王劲哉抗日部队，奔赴抗日前线后向王清廉来信催要党的关系。信转赤水农校，被敌发现。当时农校教员中有一名叫王清源者，被误作王清廉追捕。其实王清源大革命时参加过共产党，早已脱党。王清源不得已逃离赤水。这是敌特第一次以一字之差错捕了人。但敌特并不善罢甘休，又专门将几个特务秘密安置在王杰的村子辛庄，专门寻找王杰。但王已识破敌特诡计，很少回家。王杰本名王玉山，特务又多方打听王玉山的下落。后在渭南西塬贺家村，将一名叫王健山的教员当作王玉山逮捕。王健山也是共产党员，在中途吃饭时逃跑，后进了陕甘宁边区。这是又一次因一字之差，错将别人当王杰逮捕。敌人急于抓获渭南县委负责人，破坏渭南党的组织，但自抗战初到解放战争时期前后几位领导人沈志民、王杰、权秉华等，均能机警安全地躲过特务的追逐。敌特为破坏渭华党组织，也曾将王尚德逮捕，未能达到目的，使特务的阴谋一再落空。
这里还需要提到特务机关破获的一起假“渭南地委”的案件。其“破案”情况如下：1943年，国民党省调统室派驻渭南调查员龚继亨，在渭南逮捕了所谓“共产党渭南区委”王某，押送省调统室。二科干事、叛徒昝玉祥以欺骗手段，又诱其供出梁某为“共产党渭南地委”。王被迫自首后释放，昝着龚继亨将梁相机建为“特情”，而龚于1943年秋又将梁捕送省调统室。经昝对梁多次审讯，坚不承认，使用坐飞机非刑后才逼其供认系“渭南地委”，又被迫供出张某（女）。1944年春，张被捕送省调统室，由特务王英审讯并将张奸污。后又由昝玉祥续审，仍无结果，半月后始将张释放。省调统室侦破“渭南地委”这一要案，经过一年周折，三次捕放“要犯”，到此才算结束。其实，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陕西省委（工委）从未建立过渭南地委。经查所捕王某、梁某、张某均非共产党员。从渭南县地下党的领导人多次摆脱敌特追逐，以及这次敌特对所谓“渭南地委”的破获，再次说明很多地下党的干部能够坚决执行“荫蔽精干”政策。许多地下党的组织反对敌特破坏活动屡屡取得胜利，也暴露了一些敌特分子反共活动的疯狂与愚蠢。
渭南县的领导干部王杰、权秉华长期在县秘密活动，1940年去省委后仍多次回县传达布置工作。敌特曾将其列入搜捕名单，并曾多次设法逮捕，但一无所获。渭南几次组建的县委（县工委），不仅未被敌特破获，而且地下党组织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1946年我军中原突围后，渭南党组织（还有临潼、长安、耀县、蓝田等地的党组织）根据省工委指示，在县委领导下建立的秘密交通线，出色地完成了将李先念、陈少敏、戴季英、郑位三等领导人，从鄂豫陕边区通过国民党统治区接送到陕甘宁边区的艰巨任务。
1946年5月初，我任东府特派员驻韩城时，发生了张士珍等人被捕事件。张过去从延安学习后返回陕西省委时，与我同行。当时张的代名是沙漠，不久他被派回韩城，后被党组织派去三青团任股长。另一个很早进边区在延安保安处工作的党员孙瑞臣，回家时乱找原来认识的党员，并与张士珍接头，张不顾组织纪律与孙瑞臣接谈党内事情，并将三青团的内部刊物《团讯》等交孙。同时孙又与党员吉子勋（任国民党盘惠乡副乡长）、闫鸿儒（任国民党保长）、女党员孙林芝（张子超之妻）乱拉关系，谈论党内情况，并从孙手中拿走张、孙结婚照片。孙瑞臣返回边区经过宜川县交里镇时，被敌人搜出三青团的《团讯》等和张、孙的照片，将孙扣押至西安。经拷打审讯后孙供出吉、闫、孙等。与孙同行的卖棉花的脚户返回韩城后，县委得知此情。
此时三青团省团部给张士珍发报要张即去西安，张见县委书记孙昶时，孙给了些钱，着张速去合阳躲避，哪怕给人打短工，以后设法送去陕甘宁边区。但张却返回县三青团部拿衣服，正碰上从西安赶回韩城的三青团书记高怀诚带人将张逮捕。孙亦通知阎鸿儒等速离，但阎等思想麻痹，认为孙瑞臣政治坚定，不会变节，又觉得他们在乡、保任职，不会有问题。结果也先后被捕。党组织保存在闫鸿儒家的四支短枪、两箱长枪子弹也被搜去。
县委书记孙昶因与张、阎直接发生党的关系，恐被敌人涉及，我与孙商量后即着孙暂回边区，县委工作交由贾德陞主持。此后，韩城北区党组织亦停止活动。但是，县委以及绝大部分党员未受牵连，继续坚持地下活动。我与张士珍虽然认识，1945年我去韩城后，也了解过他的情况，但未发生关系，所以我直到8月才回陕西省工委。这是一次少有的因外系统党员乱拉关系而招致组织被破坏的事件。也是韩城自1937年重建县委后，地下组织损失最严重的一次。韩城县地下党组织历史较长，力量较强。虽然国民党当局几次进行破坏（包括1940年国民党商同区民众动员指挥部逮捕党员冯万荣），但是县委一直坚持领导斗争，而且曾将700多名党员、革命青年，很早调进陕甘宁边区进行培养储存。大批留在地方的党员（主要在南乡），荫蔽在国民党的基层政权系统和广大农村待机而动，后来苏史青、白云峰、吴沙浪等同志，就是带领着这些储存的部分干部，由荫蔽地下的党员配合（仅芝秀、巍阳两乡接上关系的党员即达17人），开展了颇有声势的游击战争，迎接了韩城的解放。
1938年8月，共产党员、汉中地区民先队部负责人尚锡铭，因公开刻制队章被敌县党部逮捕。一些民先队员被敌侦知，几个队员被敌人传讯。这次被捕、被传讯的党员并未暴露党的组织，但是他们已引起敌人注意。事后党组织当即确定：民先队停止活动，并将尚和其他一些党员、民先队员送去延安学习，保存了一些干部。尚锡铭从抗大毕业后，分配在敌后工作，1942年在反“扫荡”作战中牺牲。
1939年6月，南郑县一地下党员瞿文德叛变后，充当敌人的内奸。汉中地委组织部长任戈白发现疑点后拟走避时，被国民党中统汉中区特务头子崔睦九逮捕。任戈白被捕后，先押国民党县政府看守所，后转押县党部。在押时，崔睦九等对任使用酷刑，企图威逼其就范。先后多次采用压杠子、坐老虎凳、脱光衣服毒打等刑法，任几次昏死后又用凉水泼醒再用刑。任坚贞不屈，拒不供出任何党员。任以“不为威武所屈，不为富贵所淫，为革命而死，无上光荣”来激励自己，并作了最坏的打算。解放后，崔睦九被关押时也供认：“这人意志很坚强”，“没有说出一个共产党员”。11月初敌机轰炸南郑，县党部专门看守人员出去躲避飞机。任趁自己做饭吃的方便，用铁器将脚镣砸开逃跑。
任逃出后拟疗伤改装远走。他先找汽车站一党员，该同志已调走。后从农村小路赶赴城固桃花店，找县委书记。适县委书记外出，其妻安排另一负责人陈利民见任。但陈警惕性很高，因未与任接过头，对任又有怀疑。恐怕有诈，见面后不敢承认党的关系，掉头就走。无奈，任又拖着伤病身躯，以坚强的毅力艰难地赶向洋县，住一位交通员家。因伤病缠身，且两脚打泡，一星期多不能下床。被人注意后又转住另一党员家中养伤十来天，能够行走后，才由县委书记梁志宇帮助换了衣服，搞到路证，从洋县沿着小路翻越秦岭，回到陕西省委驻地泾阳县云阳镇。任戈白同志死里逃生，几年后任在逃跑中遇到的梁志宇、陈利民又先后在斗争中英勇牺牲，这再次说明地下党与敌特斗争的激烈、严酷。自任戈白被捕后，地委即停止活动，一些暴露的党员也调离原地。西北联大与地方党组织，分别直接由省委领导。敌特长期潜伏“一网打尽”计谋失败后，企图从地委组织部长口中探出汉中地区党组织的计划也落了空。任戈白用无比坚强的革命意志，保护了汉中地区党的组织。
1940年春，洋县地下党员牟新钊从陕甘宁边区返回国民党统治区。行经泾阳县永乐店时，被敌特逮捕，押送西安劳动营。在劳动营中经敌多次严刑审讯，牟宁死不屈，未泄露党的机密。敌特无计可施，竟下药对牟毒害，并破坏了他的嗓子。从此牟的身体受到严重摧残，也无法说话。1941年7月，劳动营才通知家属保释治病。回家后，牟虽无法用语言与战友交谈，但仍吃力地用笔刻写了自己的心愿：“我的一生已经完结，你们要继续为革命奋斗到底。”到11月牟即逝世。牟新钊同志是1932年入党的老党员，入党后他在白色恐怖下一直坚持斗争。曾经四次被敌逮捕，未向敌人屈服。直到这次第五次被捕遭敌毒害，仍未丝毫动摇其革命意志。牟新钊是一位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
1940年，城固县桃花店支部书记、小学教师陈利民，因国民党一士兵盗枪案牵连被捕，押在汉中。地方恶绅控告陈是共产党员，陈一概否认。陈后因被折磨致病，被保释后不久即亡故。
1940年10月14日，汉中中统特务崔睦九，会同汉中警备司令部的特务稽查员白鸣皋、李海英、徐振乾等，奉祝绍周之命，将南郑县新集小学校长、共产党员戴树人从汉中市东关戴的家中诱出逮捕。次日，敌特又将新集小学革命教员宋鑫泉逮捕。戴才华出众，能歌善画。戴、宋常在学校公开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教育工作。戴树人除教唱革命歌曲外，还于1940年9月中旬在工艺美术课中组织师生用胶泥塑造刻制了两尺多高的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朱德、鲁迅等人的半身像，在新集街口展出。此事引起敌特的注意。国民党南郑县党部干事李明义从戴的办公室中窃取内有不满反动当局内容的宣传教育材料，拍照后报告特务机关。到“双十节”的夜晚，戴在党支部的同意下，组织170多名师生进行了一次火炬、提灯大游行。游行中戴、朱又领导呼喊了一些革命口号。这些不符合荫蔽斗争原则的行动暴露了自己，也给杀人不眨眼的反共头子祝绍周疯狂镇压以借口，导致戴、宋被捕。戴、宋被捕后，祝即亲自审讯，但一无所获。后又由汉中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主任与崔睦九审讯。戴等虽经各种严刑，仍坚贞不屈，未暴露任何同志。
戴树人被捕十多天后，敌特又将与戴经常来往的汉中市中山街小学教务主任王洋逮捕。戴为使王不受牵连，在王进狱时，戴打王一耳光，并厉声责骂以表示与王并非同伙。戴私下告诉王：“我是不得活了”，“我们三个人不能都死在一起”，“总要留一个”。11月12日凌晨，戴、宋被汉中警备司令部执法队枪杀于汉中东门外牛集坝麦地里。王洋因得戴保护，幸免于难。戴树人不但严守了党的秘密，而且还借机保护了战友，这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的高尚品德。
戴树人等被捕后，曾经来往过的党员和革命青年大多逃离汉中，远出躲避。戴的妻子也不敢回家，几个月后在娘家将戴的遗腹女生下，送交戴母，由弟媳抚养，自己也远出避祸，戴女至今不知生母确切去处。为了革命事业，戴树人同志不只奉献出自己的生命，而且他的未见面的女儿也失去了母爱。戴树人被捕后，汉中警备司令部的密探还假装喝茶到戴家所开茶馆进行盯梢，以侦查与戴有关人员。但此事被同学认出，即召集100多名学生包围密探，索要戴树人。警备司令部拟派军警镇压，幸被人解围、平息。这件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民群众对共产党员、对戴树人的爱戴，对敌特、对祝绍周一伙的仇恨。
敌特捕杀戴树人的前后，崔睦九伙同祝绍周公开捕杀的还有：勉县的鞠大有、教育服务团的团员徐沙（在汉中十八里铺被捕），以及宋兴金、石梦侠等。被他们杀害的有一些是非党群众。据了解，石梦侠就不是党员。石是镇巴县人，进步青年。30年代初期在上海美术大学求学，毕业后先去河南，后回汉中，曾在女师、五师教音乐美术。石平时积极从事抗日救亡工作，并公开表示不满国民党，拥护共产党。国民党反动派对此十分气恨。崔睦九将此情况向祝绍周汇报后，祝即派特务营长徐登策在戏院将石逮捕，当晚就活埋在汉中市西北校场。石临死前对特务破口大骂。由此可见，敌人要镇压的不只是共产党员，他们对革命群众也不放过。按崔睦九自己的说法：几个被杀害的人“是否真正的中共党员，我不清楚，只在当时是无产阶级的言论和活动”。国民党反动当局不只对于有“无产阶级言论和活动”的人，而且对于积极进行抗日救亡工作或对国民党表露不满的人都视为“异己分子”，企图借机铲除。正因如此，国民党开始反共后，陕西省委不只要求地下党员在外表上尽量使自己“灰色”，在言行中不能显示激进，而且经常提醒党外朋友不要在言行上让敌特抓住辫子。
张慕陶原系陕西早期的共产党员，后因反对中央而出党，但仍主张抗日。张为逃避国民党政府的通缉，后改名马云程，任阎锡山的高级参议。因共产国际流行的托派说法，有人认为中共党内也有“托派汉奸”。实际上张慕陶并未参加托派，也不是汉奸。但康生在《解放周刊》中发表的《反对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一文中，却指名张为“托派汉奸”。1938年2月4日，山西民族革命大学即将张按“托派汉奸”逮捕。张被押送西安后，经人活动于7月从西安第一监狱中无罪释放。张出狱后闲住西安期间，1938年8月26日国民党中央执委秘书处电告陕西省党部，内称：张“倡言‘共产党没有希望，国民党已腐烂，非走第三条路子不可’。青年之中附和者甚多，闻张之第三阵线已改组，张已自认为小组织不讳，但谓此小组织为马列主义的，尚无正式名称，唯日来活动甚力，颇堪注意……特此密达，希即查照”。
1939年3月1日，张慕陶又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并关押陕南勉县。当时虽系寄押，并未严管。张曾住县政府的秘书室，有时外出，还与地方士绅、青年来往，并与人筹办巴山合作社、嘉陵铁厂。1939年7月，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又向省政府密报“张慕陶近来言行溢出轨外”，并列举张与当地有势力之士绅，倡议巴山合作社之组织，与财政助理员拟开书店，并发行刊物，与哥老会众谈话，与各校学生、各保保长来往，对中央负责人加以谩骂，张又谓陕南有变为战区之趋势，宜使人民武装等等，并指责勉县政府“过于放任”。不久，国民党省政府主席蒋鼎文电省党部，嘱对张“待遇固可从优，但绝对不许自由行动及对外接触”。自此，国民党当局对张严加看管，8月18日又依据蒋介石的“手令”，转押略阳县狱中。
1940年8月，蒋鼎文拒绝了张妻申云心因张患病拟赴省医治的请求。冬，张病重，经南郑中心医院派医生诊断为：“急性狂躁症”。不久病情更重，“狂笑狂哭”，“殴打咬伤看护士兵”，“自食其溺，不辨亲疏”，当即被移送南郑中心医院，并派警察看管。但蒋介石对张仍不容，遂于12月8日电告蒋鼎文：“此人应即枪决，希照办具报。”1941年1月4日晚，南郑专员魏席儒即奉令以“提县管押”为名，将张“秘密枪决”。这是蒋介石无数铲除异己事例中的又一例。
蒋帮不但对张不容，而且对张在勉县寄押时曾来往过的青年也不能容。张寄押勉县时，曾在延安抗大学习过的革命青年贾璧、沈尚文对张同情，曾看望交谈。张住南郑中心医院治病，1940年12月2日晚，贾、沈又去看望，出医院时被特务逮捕。经南郑中统特务机关审讯后，转送西安，押国民党陕西省党部进行电刑审讯。无口供，又转押西安劳动营。1942年8月，贾因病获释，沈被迫在南郑特务机关调查专员处工作。后汉中警备司令部传讯沈时，沈自杀身亡。
以上事实再一次说明，国民党当局不但坚持反共政策，而且坚持铲除异己；不但铲除异己，而且株连无辜。另一事亦需提及，张被杀害后，蒋鼎文又电告魏席儒称：张妻申云心“尚在青年，必将另嫁，如能为介绍一本党同志，俾有归宿更佳”，蒋帮之恶毒用心由此可见。
1941年春，勉县女党员刘彩凤被敌逮捕、杀害。刘又名肇亚，系汉中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曾参加民先队，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3月入党，同年秋组织送去延安抗大学习。临别时给当时女师支部书记张秀兰留言：“天上月亮光明，地下道路不平，做的是苦工，活得不像人。姐呀，我们要斗争，铲除这不平。”这既是对战友的临别赠言，又是为自己立下的誓言。是日寇的侵略激起她的抗日热忱，是国民党统治的黑暗驱使她下定斗争决心。1938年底抗大毕业后，又在女大学习，在陕甘宁边区政府搞交际工作。1940年春，被调派回汉中工作，化名苏维俊，在让水乡莲花寺小学任教。其时中统汉中区已派特务监视，并随时向省调统室反映。后来刘在延安边区政府工作时与林伯渠的合影被人发现，即先后转到南郑、宝鸡“工合”。1941年2月，因父病故，回家奔丧时，被曾在临潼县镇压青年学生，后调任勉县县长的王慕曾逮捕。县三青团负责人亲去劝降，说：“只要你答应去西安受训，愿保释出狱”。刘答：“宁愿坐牢不受训”。王慕曾让其妻劝刘为丈夫做妾，刘怒不可遏，打了王妻一记耳光。刘又叮咛家人“不要给反动派卑躬求情”。敌人软的一手不能奏效，即进行严刑拷打，但刘仍不屈服，且于王慕曾一次路过狱所时，刘用小凳向王砸去。敌人软硬两手均告失败后，即以“共产党案”“煽动犯人企图暴动”为由，于1941年4月4日深夜，将刘偷偷押往勉县城北何家营村外用刺刀戳后推入石灰坑中活埋。临死时，刘还高唱《国际歌》。刘彩凤虽然只活到21岁，入党也只有3年，但她短短的3年时间内，特别是在囚禁的两个月内，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实践了“要斗争，铲除这不平”的誓言。
1941年5月，洋县中心县委副书记梁志宇，因内奸翟芬（女）的告密，拟撤离洋县时，被汉中特务头子崔睦九策划逮捕。梁被捕押县政府时，曾通过关系告知有关同志，并计划内外配合，密送铁锉，锯断脚镣逃脱。但因敌特很快将梁转押至南郑而未成。梁临离洋县时，留条誓言：“我宁死不能说出一个人”。到南郑后，经中统汉中区特务的严刑毒打，未向敌人暴露一个党员。他向战友表示：“头可断，血可流，我决不投降叛变。”敌特也供认：“我当时看梁志宇一言不发的样子，真没办法！”不久梁被敌人杀害。梁系独生子，未婚，他上小学时，父亲即病故，其母以卖豆腐维持生计，家道清贫。梁一直工作积极，斗志坚强。梁志宇虽然牺牲了，中心县委也停止了活动，但所辖党组织仍然保存。洋县中心县委是继1939年汉中地委被破坏后，汉中地区第二个被内奸破坏的领导机关。梁志宇是继任戈白之后，第二个被内奸出卖，在敌特的淫威下严守机密、宁死不屈的领导干部。对敌特机关来说，这也是他们既未能将内奸长期潜伏在领导机关，又未能用酷刑从领导人口中探知全区组织的接连第二次失败。
1941年六七月，汉中特务崔睦九，先后将共产党员魏兰青（女）、唐澍人等捕去，严刑拷打逼其自首。魏、唐出狱后相继自杀身亡。崔睦九在此前后逮捕的革命者和非党群众，还有邱致中、姚作光、李兆文、饶文信、杨茯芝、李玉兰、刘传博、黄勉初、姚文伯、胡家驹、王沛、杨庄之、李志云、徐骏、闫丽娥、穆秉义（后三人是西医学生）、王玉翠（乐育中学教员）等人，其中一些人被迫自首。据了解，崔逮捕的许多人是非党群众，有的过去参加过共产党，很早就脱离了，有的只参加过民先队。据崔睦九供称：“除民先组织被我们掌握外，其他还没有掌握到些啥”。其实崔逮捕的，有的连民先队也没参加过。1942年崔睦九在西乡时，曾协同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赵寿阶，传讯一个名叫曹春莲的女乞丐，并将曹押送西安劳动营。崔睦九的做法，代表了当时国民党特务的反共指导思想：他们不但仇视共产党员，而且对不如意的群众也不能容。各地敌特都是如此。据1941年冬的不完全统计，全省被敌特逮捕的党员共154人，非党群众却达196人。
左翼作家、著名戏剧家左明，长期被敌特跟踪追逐的事实，也能说明国民党反动当局对革命人士的迫害政策。左明原名廖宗岱，南郑人。20年代在上海、北京求学期间，积极参与左翼文化活动，并在戏剧、电影的创作上颇有成就。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曾率抗日救亡演出队第五队，从上海转赴苏州、南京、汉口、开封、西安等地演出。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的阻挠，积极宣传抗日救亡工作。该队在西安地区仅演出一周，左明即被国民党部队逮捕。经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交涉后获释并转延安，参与了鲁迅艺术学院的创建与戏剧系的领导工作。1939年秋，左返回国民党统治区，到汉中时因国民党特务追踪，转去上元观乐育中学任教。此时，中统特务又派人对左进行监视。后来国民党省党部调统室还直接派特务与左接触，探察其言行。1940年秋，左无法立足，转赴重庆。正与友人共商开展抗日救亡文艺事业时，不幸肺病突发，住院治疗。因医治无效，又返回南郑牟家坝夫人黄亦新家中，一面养病，一面写作。此时，特务机关又派特务专住近旁进行盯梢，直至1941年9月左病逝。国民党当局在1940年以后，对共产党员、进步群众，以及所谓“嫌疑分子”加紧进行监控，在各地布置了大量的职业特务和兼职特务。当时地下党组织曾经教育党员并告知革命人士，要学会识别与摆脱特务分子监控的办法。又由于国民党反动当局执行与人民为敌的政策，也促进了更加广泛的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形成，出现了党内外联合与敌特破坏进行斗争的有利形势。
1941年9月，城固县西北区委书记张书行和领导骨干穆春发、李长青、王勃兴、胡永沧等，被汉中警备司令部派军队逮捕。早在1940年环境恶化后，张书行等均采取了荫蔽措施。张书行打入国民党勉县县党部任干事，穆春发打入国民党宁强县党部任录士。1941年5月22日，汉中警备司令部派人同时在勉县、宁强、城固将张书行等五人逮捕，后均押汉中警备司令部。在狱中，敌特对张等使用各种酷刑，以死威胁。但他们都坚贞不屈，视死如归。1941年10月22日，被敌特集体杀害于汉中北门外。
张书行等同志，都是内战时参加革命的老共产党员。城固西北区委（因活动于南郑、城固、褒城边界地带，曾称南城褒边区委员会），也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区委是1932年冬建立的，曾配合红军开展游击战争，并领导建立苏维埃南城褒革命政府。1933年秋，区委遭敌破坏。区委书记亢学诗被敌杀害后，李瑞英接任区书。1934年，李又被敌逮捕杀害。1935年，在与上级党组织失掉联系的情况下，张书行与几位党员秘密串联商议，先成立部分支部，后即恢复区委。新的区委成立后，积极开展群众斗争，后又发展民先队组织，进行抗日救亡运动。当敌特准备再次镇压该区革命活动时，张书行、李长青、穆春发、胡永沧等，组织力量秘密处决了几名反革命分子、敌探，为民除了害，为革命扫除了障碍。
敌人并不甘心失败。汉中的反动头子祝绍周，又布置警备司令部的力量进行镇压。这是敌人对城固西北区委的第三次破坏，对区委领导人的第三次屠杀。但是，革命党人并没因此而吓倒，正义的烈火没有因此而扑灭。这次和上两次一样，前边的同志牺牲后，时隔不久，1942年9月，新的区委就又组建起来，而且多年坚持领导群众进行革命活动。直到1949年积极参与筹组“陕南人民军汉江纵队”，迎接了城固的解放。西北区委领导成员，一个时期受到“左”的思想影响，没有坚持好荫蔽斗争的原则。但是，他们的革命斗志非常坚强，能够吸取教训改进工作，逐步适应新的斗争环境，能够前仆后继再接再厉，直到取得胜利。城固县西北区委及所属支部，确实是陕西地下党组织很多坚强的战斗堡垒中，值得专门提及表扬的一个党组织。
1943年8月，西乡县国民党反动当局对我地下党员进行疯狂镇压。1942年，为了应付当时形势的变化，保存党的力量，省委将西乡一批党员、干部（包括从西安迁入西乡的师范、西安女师的党员）调回省委或调去外地工作。留下的党员，集中在农村开展活动，黄池支部是活动据点。西乡简师的几个党员，也到这一带活动。刘继哲是黄池支部书记，以小学教师为职业掩护进行工作。刘在东渡小学、杨河小学任教时，生活非常简朴，教学非常认真。他长时期每周自家中带干粮、酸菜，每次用开水泡着吃。他对备课、批改作业却丝毫不苟，常常工作到深夜。刘对群众的疾苦很关心，曾出钱为穷人的孩子看病抓药，亲自为双目失明的老太婆挑水，亲自为被保长打伤的农民鸣冤告状。刘因此深受学生家长、人民群众的爱戴。刘还利用学校的假期，经常在麂子寨等地组织青年读书会、补习班、讲演会、笔谈会、茶话会，办墙报，宣传革命思想，揭发国民党当局的反动腐败行为，引导青年“为人类的崇高理想而奋斗”，培养发展共产党员。后又联合青年揭露劣绅恶霸程鸿儒、陈伯章贪污庙产、校产，并用贿赂窃取草庙中心小学校长的劣迹。
这场斗争取得了胜利，但程、陈对刘怀恨在心，即控告刘继哲召开共产党的秘密会议。伪县长温恭、党部书记长赵寿阶、警察局长于聪生密谋后，于1943年8月20日晚集合警察队，分头逮捕了刘继哲等9名共产党员（内有原西乡简师党支部书记陈鼎昌，支部成员万发明、冯忠恕）和2名进步青年。刘、陈等11人被刑讯多次，无一人暴露党组织的秘密。刘继哲在狱中还写绝命诗《生与死》，向难友表示“我把死早已置之度外”，鼓励难友“即使你们也被敌人杀死，还有千千万万的后来人，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牺牲前，刘的母亲、嫂嫂带着他的儿子看望他时，4岁的儿子啼哭，刘一边给儿子擦眼泪，一边还叮咛：“长大了要跟爸爸一样。”同时将新写的《甘将热血献八荒》的诗，秘密传交嫂嫂带出。诗的全文是：“你问啥，我不讲，你动刑，我不降；你要杀，我昂头，甘将热血献八荒；今日鲜血浇棉田，明日红旗满天扬！”通过这篇短诗，刘继哲向党向人民汇报了他与敌特斗争的实况，表达了他对革命胜利的信心。这首诗也代表了陈鼎昌以及所有英勇牺牲的共产党员在敌特面前坚贞不屈的浩然正气。
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赵寿阶，在解放后也交代“会审中虽用刑逼”，“没有一个承认自己是共产党的”。西乡县反动当局虽未审出任何共产党员的证据，但在1943年11月29日晚，仍然顺从劣绅恶霸的指控，按照汉中警备司令部“秘密处决”的指令，将刘继哲杀害于西乡县南河堤管草坝。将陈鼎昌和其他两名共产党员，押送西安劳动营。陈鼎昌在劳动营中，亦被迫害而死。当时西乡县党组织中两位骨干，都为革命事业英勇献身。这次党组织遭敌破坏后，暂时停止了活动。但是未被捕杀的一些党员，更加注意荫蔽并继续组织领导群众斗争。解放战争时期，与省工委派回的党员又积极开展活动，而且组建了40多人的“西乡人民解放队”，迎接了西乡的解放。实现了烈士预言的“明日红旗满天扬”的胜利局面。
1945年上半年，城固柳林铺保长马公良，因为桃花店学校教员、支部书记陈利民任保民代表时曾反对他，对陈仇恨，即向当时驻柳林铺的国民党青年师密告陈有“共产党嫌疑”。青年师即派一连包围桃花店学校，捕去陈利民，并搜出过去民先队的文件。将陈解送汉中警备司令部，经使用各种酷刑，包括烧红铁板逼着光脚走过，用燃烧的木炭装在铁筒中，硬给背在背上，要陈招供，陈至死不招。当陈被拷打得气息奄奄时才准保释。陈兄为此当出7亩地，花了180个银圆，才将陈用车拉回，陈回家的第三天即逝世。逝世后，青年师还派人将已钉好的棺材打开，检验是否真死。
桃花店支部是城固西北区委领导下的支部。陈利民是老党员，老的基层干部，1932年即任支部领导成员。1938年任支书时，又兼任桃花店地下交通站站长。支部的组织委员杨存岁等人担任交通员，汉中地委（特委）先后5位领导人都在陈等掩护下在此安全藏身。交通员多次安全地传送文件，护送去省委人员。陈与交通站其他党员还曾变卖家产，为帮助交通站的活动筹集经费，表现了共产主义战士无私贡献的精神。直到1941年汉中地委、洋县中心县委停止活动后，交通站才完成了它的光荣历史任务。
陈利民的前任支书是胡凤仪。胡是1931年入党的老党员，1932年支部一成立（当时名朱家湾支部），正值红四方面军长征过境。胡等即配合红军活动，并掩护了7名伤病员。后又发展了很多党员。1938年2月，由于叛徒的告密，胡被住柳林的义勇队长陈世祥逮捕。虽经严刑拷打，仍无供词。第三天送国民党龙头区政府后，被枪杀在西街外。临刑时胡面不改色，正气浩然，高呼口号英勇就义。
1945年第二任支书陈利民牺牲后，杨存岁继任书记。1949年临解放敌人撤退时，计划烧仓库、炸桥梁，该支部派进国民党驻军二十六师当兵的党员，从敌军拉出20多支枪，组织人员保护了仓库、桥梁。桃花店支部一直活动到解放，共坚持了18年之久。桃花店支部，是陕西诸多模范地下支部中的一个。桃花店交通站，是陕西诸多模范地下交通站中的一个。胡凤仪、陈利民，是值得颂扬的诸多地下工作者中的两位英雄人物。
1947年5月23日，南郑女地下党员陈新颖，在马桑坝家中遭敌逮捕。被关押在汉中狱牢中，受坐老虎凳、背卫生背篓等酷刑。后又押解西安，关在国民党绥靖公署二处太阳庙门特种拘留所。再次遭受电刑，直至精神失常，不省人事，仍未使陈屈服。后陈被送青训总队进行“管教”，并“考核处理”，但陈仍不服“管教”。青训总队训导组长孔宪文，又将陈关押进地下的“特训室”。特务百般摧残折磨，仍未从陈口中掏出任何党的秘密。陈经再三迫害后，精神病愈加严重，青训总队才将陈推出门外，陈即疯疯癫癫流落街头。西安解放后，才被西安劳动司习艺所收容，护送回南郑。
陈的母亲肖承善勇敢、善良，思想进步。1933年5月，地下党员、杨虎城部的特使武志平在建立汉中与我川陕根据地之间的多处秘密交通站的工作中，得到肖的关照与帮助。当时上小学的陈新颖，也为武探听敌情，传递信息。1937年，陈被组织派去安吴青训班学习。后转延安抗大，在抗大时加入共产党。后又在中央组织部训练班学习，到边区妇联工作。1939年7月被派回汉中，以南郑县莲花小学教员为掩护，从事地下工作。
陈新颖与内战时曾来往于汉中、四川，为杨虎城部与红军达成互不侵犯协定而建立奇功的武志平，在革命活动中建立了感情，后结为夫妻。1940年武从延安派回南郑后又一起建立工作联络点。年底武在宝鸡被敌逮捕，后关西安劳动营。1942年武从劳动营跑回后，武、陈一起转移到南郑王谢沟耕田隐居。陈新颖是1945年武志平转赴晋察冀边区后一年多被捕的。陈在敌牢中以无比坚强的意志顶住了敌人的酷刑，出狱后又以无比坚强的意志战胜了病魔。陈新颖同志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
1949年5月西安解放前，胡宗南率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及其他党政人员逃退汉中。同时，将部分政治犯解押南下。到汉中后，敌特又逮捕地下党员、革命人士70多人。后来又将许多人杀害。被害人员中有罗煜、张国宪、谢金喜、陈廷杰等原三十八军秘密党员，以及原三十八军军官马志实。罗煜于1945年由西北局统战部派回汉中，先后与谢、陈、张等取得联系，并在开展社会调查联络武装人员方面取得成就。1948年，在国民党军队中荫蔽。由陕西工委联系的另一党员高慎之（时任陕西保安团长），在西安遇见原三十八军的同事、好友马志实。就国内形势、共产党的政策等交谈数日，马愿参加革命事业，高又将马介绍给罗煜。此后，马由特务机关调任汉中潜伏组组长，张国宪、谢金喜也隐身于潜伏组内。
1949年三四月间，马志实、罗煜派谢金喜去凤翔高慎之部队的驻地，与高商议所联系的地方武装具体行动问题。高因随国民党部队流动与上级失去联系，谢随高流动，高随部队起义后又将谢介绍给十八兵团政工科。后由政工科将谢派回汉中联络罗煜、马志实，了解敌情，策划武装起义。但谢返回途中翻车负伤暴露。被国民党五十七军某部逮捕后，由褒城押送迁往汉中的胡宗南西安绥署。1949年9月罗、张、马、陈及其他涉嫌人员共45人，被绥署二处逮捕。此案当时由曾刑讯孙明德、王宏谟的李新华（时任绥署特勤队副队长）和刘庆曾（特勤队长）、唐西元（绥署二处科长）、王克敏（省调统室秘书长）轮流主持审讯。12月31日胡军从汉中逃离时，又将罗煜一案人犯押送四川绵阳囚禁。此时又由李新华亲自草拟杀害罗、谢、陈、张、马5人的文稿。绵阳解放前夕，又是李新华亲自将罗煜等5位同志从看守所提出杀害。同时被李提出杀害的还有从西安押来的、汉中逮捕的“共产党嫌疑分子”、革命人士13人。至此，连同汉中杀害的11人，绥署特勤队在汉中、绵阳两地杀害的已确知者为29人。
这里还要提到，当时绥署敌特对爱国民主人士同样仇视，同样迫害，而且屠杀罪行并未就此结束。石泉的陈雨皋、西安陕西师专训导长傅鹤峰，就是1949年5月被捕的。陈雨皋原系国民党三十八军参谋处人事科长，1944年三十八军工委为避免国民党特务的迫害，安排陈回石泉家中隐居。石泉解放前，曾与有关人员商议策划地方武装起义未成，后被胡宗南部捕押。陈于敌南逃时逃脱，傅后被杀害。傅鹤峰是城固人，早期在北京求学时，投身“五四”运动。后长期从事教育事业，并曾在国民党政府监察院和董钊的十六军军部任职。其间曾救助过被捕的地下党员、革命青年。1949年5月西安解放后，时任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的董钊已南逃汉中。傅鹤峰虽已年过半百，但仍自告奋勇，甘愿冒险前往汉中，说服曾是他的学生的董钊弃暗投明。1949年10月2日抵达汉中后，当晚即与董深夜密谈。次日傅住女师校长熊文涛家中，傅的亲朋好友连日来访，傅借机进行宣传。此时绥靖公署二处的特工人员已对傅进行监视，并于10月5日夜在熊宅隔壁故意纵火，后借查户口之机将傅捕押。敌南逃后，又将傅押赴成都。12月22日夜，与从西安押解来的湖南毛泽润及其他3个人，被活埋于成都西门外金牛坝。
胡宗南逃离汉中时对革命人民的疯狂镇压，并没有丝毫减弱回乡的三十八军地下党员和爱国民主人士积极配合解放战争的斗争势头，也没有因此而平息广大革命人民反蒋反胡的革命怒潮。全省国民党统治区，有很多三十八军的回乡党员和民主人士，发动领导了地下斗争，成功地组织了武装起义，为取得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做出了贡献。汉中地区就在罗煜、傅鹤峰被捕、被杀的前后，伍力、赵冠群、黄河昆、魏洪涛等原三十八军地下党员，协同地方党组织，在洋县、城固、南郑发展了数百人的人民武装，策划了国民党陕南暂编纵队七团高儒安部千余人的起义。民主人士（原共产党员）、宁强中学校长刘甲三，通过关系，经过谈判，使宁强的魏辅唐部停止对解放军的抵抗。又策反宁强保安大队长成连音起义，起义后又伏击消灭反共救国军，俘司令、略阳县长常立亭等人。
此外，地下党组织还派人打入敌特组织，掌握了敌特潜伏人员名单。通过打入国民党保安第四旅的田敬文，动员旅长谭华初率部起义，并包围褒城县保安大队，逼其缴械，俘获敌县长。通过地下人员分别说服国民党南郑保警大队长蒋桂捐部、四十八师王定伯营、保安营王年伯部，以及反动武装“忠义救国军”接受人民解放军的收编。通过人民武装，迫使城固保安大队樊安民部起义，洋县县长所带的两个中队投诚。多年来，汉中地区国民党当局对革命力量镇压最力，且自称“巩固区”。但在解放战争时期，经上级党组织派人与原荫蔽人员开展活动后，敌人即成土崩瓦解之势，“巩固区”也不巩固了。
1938年5月，被省委派去陕保二团第二大队以文书上士为掩护的程波涛（何家箴），被保二团团长党信民等以“共产党嫌疑逮捕”。程原在国民党三十八军阎揆要团做医务工作。当时在阎团任营长的石葆真，曾由程给看过病，关系很熟。该团移驻安康后，程即与陕东南工委书记刘湘卿（刘秉坤、王力）联系，任工委巡视员。5月，石葆真去武昌受训未归时，程被逮捕关押于第三大队。虽经审讯，程坚称不是共产党员。被押月余，石葆真返回后7月初被石保出。程被放出后，曾巡视旬阳等几县工作两月多，并与暑假回乡的安康师范的党员学生建立党的组织。后来程波涛被调回省委。程波涛是安康地下党组织重建后，被捕押的第一个共产党员。此后，敌特迫害党员、革命青年的事件即频繁发生。
原兴安师范地下党员，1938年七八月回汉阴县做地下工作的储成济，由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胡超吾威迫叛变，并出卖了陕西东南工作委员会书记刘湘卿（王力）。九十月间，刘去汉阴住县城东门外一小店。第二天到储家谈工作，发觉储神色不对，就结束了谈话。离储家后，即出城跑到安康恒口。刘是内战时老党员，安康地区党组织是他在陕西省委军委任干事，随警一旅三团去安康后，经请示省委亲自通过发行进步报刊、结交朋友、发展党员后领导建立的。刘湘卿勇敢、机警、沉着、果断。他刚逃离汉阴，胡超吾即向店主追查刘的下落。两三天后，刘着程波涛去储家拟用调虎离山办法，调储去陕北学习审查。储不走，程对储警告后即回。石泉县工委书记董明钦，因在兴安师范与储成济是同学，先后都在兴安师范入党，储知董的政治面貌，储叛变后也出卖了董。石泉县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传讯董明钦时即指出：“汉阴储成济检举你是共产党”。董暴露后，即于1939年1月离开石泉。
1939年3月，安康地委组织部长刘华（刘经安）在石泉以教书为掩护，借去汉阴为学校购买文具之名，拟再说服储成济改恶从善。但储却配合国民党县党部将刘逮捕，并当面对质，说刘是共产党员，刘矢口否认后被押送安康。刘在敌软硬兼施下，始终未暴露党的机密。后托人营救并经组织指示，以青救会员名义办了自首手续，取保出狱。
由于胡超吾的破坏和储成济的背叛，汉阴县直到1940年9月才建起党的支部，由陈世维任支部书记。但第二年3月，胡超吾又传讯陈，陈承认参加过民先队，未暴露共产党员身份。从此汉阴支部停止活动，党员也与上级长期失掉联系。另一地下党员庞明哲，1938年时被胡超吾纠缠后，亦长期失掉党的联系。但陈、庞仍按“荫蔽精干”的政策精神进行工作。到1949年春节时，为配合解放战争，陈、庞与进步群众薛成林商定组织“汉阴青年学术研究会”。经过一个多月的联系，于3月3日正式成立。成员包括两名党员、四名民先队员，七名小学校长、一名国民党乡长、两名国民党县政府科长（军事科长、建设科长）、两名县自卫团中队长。研究会以“读书、学文”，“维护正义”之名，联络教、军、政各界人士，迎接汉阴解放。特别是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对自卫团两个中队的官兵进行工作。自卫团与国民党军队争夺城防权，使城防掌握在研究会成员、中队长之手达两个月之久，并借机缴获了国民党团管区接兵部队的枪支，使汉阴县城得以和平解放。反共分子胡超吾、叛徒储成济，都无法阻拦党员的革命活动，都抵挡不住汹涌而来的革命潮流。储成济于解放后，被判刑劳改。
1940年5月13日，安康地委书记刘文彬（化名刘家辉）、组织部长刘华（刘经安），在紫阳县芭蕉口小学以教书为掩护进行活动时被敌追捕。芭蕉口离紫阳县50里路，当时校长较进步。教员中除二刘外，还有原旬阳县委书记罗长勤（化名罗功远）、国民党员吴仲璧。高年级学生年龄较大，家境大多穷困，易于接受革命思想。刘华于1939年春从敌牢中脱险后先到此校荫蔽，并发展了几名学生党员。刘文彬、罗长勤后到此任职。他们已在学生中进行了很有成效的抗日救亡活动和思想教育，在经常进行的对学生家长的走访中，也与群众加强了联系。
本来这里条件很好，但因工作中的失误而暴露。先是4月中旬3名党员教员带领近100名学生，在半个多月的春游期间进行抗日宣传，扩大了我党的政治影响，提高了学生的政治觉悟。但是有些标语未按事先布置的要求，照搬党中央的政治口号，如“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实行减息”等，被国民党安康专员亢毅、紫阳县长陈伟器发现，暴露了自己。再是5月初因校董、地主恶霸克扣校款，停止修建工程，激起师生罢课，对校董进行斗争。
虽然斗争取得了胜利，但斗争中未注意策略，树立了敌人。再加上校董家族人借管理邮箱之机会，检查了刘等的来往信件．对刘等怀疑，即控告刘是共产党员。刘华等预感形势恶化，即布置人探听消息。当5月13日晨得知陈伟器正带军警前来捕人时，刘文彬、刘华即着学生积极分子王在德带路逃跑。陈伟器到校后，将学生会主席、积极分子黄群悌逮捕（后又将罗长勤捕去，月余后先后放出），同时派人追捕刘文彬、刘华。二刘逃离后先住王家，当追捕的人拟去王家时，学生党员罗鸿忠又去王家报信，刘等当即转移。中途遇追捕的四人，即飞步逃脱。二刘从很高的山崖上扑下后虽已跌伤，仍挣扎着趁黑夜大雨机会逃离。两人失散后，刘华走了两个多礼拜，到达石泉。在几家休养一个多月后，与学生党员罗鸿忠，以及安康几名干部一起通过封锁线，进入陕甘宁边区找到陕西省委。刘文彬逃脱后，被一保丁抓住。遇到一个保长认识刘，送刘到附近养伤。后又从附近找到几个年纪大的学生，几次抬刘转移，最后由毛坝地区名绅朱鹤年安排在镇巴县境一亲戚家。一个多月伤愈后，与一直护理刘的学生党员胡春贵一起返回省委。
当时紫阳正处于白色恐怖的情况下，而国民党员吴仲璧却坚决要求与刘文彬同往省委。刘华、刘文彬、吴仲璧三人到省委后是我接待的。吴为表示诚心投靠共产党，当场将国民党的党证亲手交给我。吴仲璧在党的教育下从此彻底转变了。进边区后，曾由民政厅分配在吴旗县任政务秘书。他要求参加共产党，未获批准。1943年被送延安行政学院审查。后因“既参加国民党，又要参加共产党，恐有政治意图”，且因原安康地委负责人被迫承认是国民党特务，搞“红旗政策”，吴即被押在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审讯。但吴坚决不承认特务问题，直到1945年春，才作出否定特务问题的甄别结论，放回行政学院。后经吴再次申请，西北局组织部长马文瑞批准，才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吴仲璧为投奔革命，经历过不少波折。他自幼停学从商，后在国民党县保安大队做文书上士，为谋事此时加入国民党。又去国民党县党部做录事帮办，不久即到芭蕉口小学任教。他曾一度生活颓废，但对现实不满，经教育后倾向革命。罗长勤被捕后又积极活动保释。吴仲璧是旧知识分子转变的典型。
刘文彬、刘华都是安康兴师学生，都是负责开辟安康工作的王力抗战初期最早发展的党员。他们后来协同王力大量发展党组织，在各县普遍撒下革命种子或建立党的县工委、党的支部或小组。他们都曾被敌特追捕过。刘文彬曾在入党前的1937年上半年与进步师生一起，被捕送西安，抗战开始后被释放。他们都未因此而退缩。都曾冒险去陕西省委进行汇报、请示，去各地检查布置工作。这次被追捕虽负伤，但在党员群众掩护下休养和转移时仍然与当地党员一起研究安排工作。最后，都是分别从国民党统治区耀县、礼泉冒险通过封锁线，闯进陕甘宁边区的关中分区到达陕西省委的。从刘文彬、刘华的脱险和吴仲璧的转变，可以看到刘文彬、刘华等人对敌斗争的坚强毅力，也可看出这个地区的民心向背和党组织的凝聚力。
1940年6月，发生了宁陕县四亩地支部书记彭易乾被敌追捕的事件。彭易乾原系西安二中学生，1938年入安吴青训班，后转延安抗大学习。在抗大入党，毕业后陕西省委派彭与另一党员回到家乡（四亩地）开辟党的工作。彭很快发展了两名党员，建立了支部，彭任书记。联络了一些青年（内有过去红二十五军掉队战士），收集了十多支枪。省委当时又派人通过彭的关系，在四亩地建立秘密交通站。彭当时还拟掌握其伯父彭治安（柴四乡乡长）等人所领导的武装未成。后彭治安向国民党县政府密告彭易乾指使人抢劫。国民党宁陕保安大队分队长逮捕了彭所联系的傅良卿等人，同时拟捕彭易乾及其父彭旭初，彭氏父子即外逃。从此四亩地的党支部即停止活动，秘密交通站也即撤离，但革命力量仍呈此起彼伏之势。
不久，自兴师毕业的党员黄朝禔回县。黄为了荫蔽，在兴师时已入三青团，回县后又加入国民党，任县参议员、中学教员。黄朝禔回乡之前，在国民党部队中加入我党的张乐天也回乡，在汤贾乡任乡长、县民众自卫团副团长等职。黄、张二人在失掉组织联系的情况下，各自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活动。1946年8月我中原突围部队路经该地时，张乐天与黄朝禔商议后，设法对付了国民党当局的“清乡”活动。将掉队的七名干部、战士发路费送出山，其中伤病员还帮助进行了治疗。环境恶劣时荫蔽自己，不做引人注目的革命活动。具备条件时，大胆进行革命工作。张乐天、黄朝禔正确地执行了党的精干荫蔽政策。
1941年2月，国民党地方当局在全国第二次反共高潮中，策划了旬阳大屠杀。李兆众（曾任县工委组织委员）1940年8月从延安学习回旬阳后，虽未转回党的关系，但仍与县工委书记鲁世恭来往。李曾向鲁提出拟组织暴动，鲁表示“拿不准”。而李仍然与魏凌玉等，不顾条件酝酿暴动。由于密探内奸的告密，国民党县长施德广、党部书记长胡爱瑗、国民兵团副团长樊佑庶等，即策划镇压事宜，列出镇压名单。于1941年2月10日发出密令，诬称李等为“汉奸”，声言2月10日（阴历正月十五日）晚要暴动，要求限时就地处决。不久，又有国民党安康保安副司令张瑛，赶来旬阳参与指挥镇压。从2月10日至22日，反动当局先后捕杀了共产党员梁宏、魏凌玉、李兆众、鲁世鑫等4人，非党群众王昌民等13人。这些非党群众，大部分是不满国民党统治的青年，还有既与共产党无关系，又与暴动无牵连的正、副保长二人。枪毙保长时，还把一个曾传出刑讯人犯惨状的和尚，拉去陪杀场。国民党反动派乱捕滥杀由此可见。
屠杀前，施德广曾将一在押群众金德钊，于2月10日早释放出狱，而又于2月10日晚将金杀害。以后施德广派人烧毁县府三间破房，而嫁祸“奸匪”“意图报复，趁机抢劫”，以扩大屠杀范围。从中可见施德广的阴谋手法。被害者大都未经审讯，当场杀害，唯有李兆众被捕后，敌人施用炭火烧烤等酷刑进行逼供，致李浑身烧烂，脊背流油，仍拒不供出同伙。李被枪杀后，敌人也承认“共产党员真的比钢铁还硬。钢铁也可烧软打弯，可人家（李兆众）就是不开口”。由于李兆众等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严守了党的秘密，旬阳县工委未被暴露。事后，逃出的党员随即向省委作了报告，当时我作了记录。后来，组织部向中央的报告中叙述了这次事件。
这是抗战时期国民党反动当局对共产党员、进步青年的一次大屠杀，是为“旬阳惨案”。施德广等人的大屠杀，激起旬阳各界人士、广大群众的强烈不满，且有标语写着“共产党是杀不完的”。后来，国民党当局对逮捕的党员、群众6人，不敢再杀而押送西安劳动营。1941年3月，施德广、胡爱瑗也在武装护送下离开旬阳。
旬阳大屠杀，严重影响到旬阳地下党的活动。但是，县工委及有关领导人未被牵扯进去，而且从中吸取了教训，从实践中更加认识了“荫蔽精干”政策的重要意义。许多党员、干部参加国民党、三青团，并以各种社会职业为掩护，更好地潜伏下来，积极稳妥地进行荫蔽活动。县工委书记兼组织委员鲁世恭，将党员名单、党内书刊进行秘藏（直到解放后送交新的县委）。秘密联络部分党员，向死难者家属进行慰问救助。大屠杀刚过，于2月底即在过去教育工作的基础上，将县财政科科员刘金章介绍入党（时鲁在国民党县政府合作指导室任职），直至1946年又发展了4位党员。
1946年鲁世恭任教师时，还在家中隐藏了中原突围部队一名掉队的伤员，鲁请医生治好伤后送走。县工委军事委员路德厚，在国民党县政府时曾对政府职员进行宣传教育。1946年任大同乡乡队副时，又继续发展党员。刘金章入党前后，利用他的职务之便（1946年后任国民党县政府秘书，兼汇报秘书、自卫总队副官、民政科长等职），经常向鲁世恭通风报信，帮助掩护地下党员。
1948年解放军在陕南转入进攻阶段后，旬阳地下党员以各种方式支援了解放战争。党员赵学成利用警察局分队长职务，解救了农会干部，并设法使我秘密联络员脱险。党员郑文才、黄华山与远在百里外的解放军联系，组织武装小分队，遏制反动势力，维持地方治安数月之久。党员黎文治，以曾任县自卫营副官的身份，多次与自卫团团长段西屏接触交谈，促成了自卫团起义。党员郭永杰，因侦察敌情而献出生命。
旬阳县的党组织是比较坚强的，它并未因长期失掉上级联系和国民党当局的大屠杀而陷入瘫痪。旬阳县的许多地下党员是机智勇敢的，他们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主动进行了不少工作。“旬阳惨案”后，安康地区国民党当局又在全区进行大搜捕，石泉、岚皋、安康县逮捕“共产党员嫌疑分子”的事件相继发生。
石泉县的地下党组织，主要是兴安师范石泉籍学生党员毕业回县后建立起来的。1939年初，原县委书记离开后，由韦荣荫任书记，李代洵、罗锡九分任组织、宣传委员。1940年5月，正在国民党当局进行发展国民党员、三青团员时，地委组织部长刘华脱险逃离紫阳芭蕉口小学在石泉养伤。他传达了陕西省委扩大会议精神，指出“不得已时，党员可以参加国民党、三青团，打入敌人内部争取地位”。“这样党组织更加荫蔽，以便进行党的工作”。此后，县工委韦、李、罗以及蒙子瑜等许多党员，先后加入三青团或国民党。罗锡九还当了县教育局督学。
1941年2月，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王北屏，逮捕了罗锡九和以教员为掩护的党员李美如、毛授传、黄朝宗，以及民先队员何嗣哲，小学校长、三青团员张丹如等六人。韦荣荫、蒙子瑜、李德贵等，即利用三青团员的身份，通过三青团石（泉）宁（陕）分团筹备处负责人汪孔殷，向国民党省党部、省三青团部、省教育厅发电控告王北屏诬陷罗等，又发动县教育界人士营救，不久罗等即被释放。后来，石泉几个党员按照党的荫蔽政策，又打入国民党的教育行政部门，担任国民党的职务。蒙子瑜当了教育局督学。罗锡九做两河乡乡长，同时被派任为国民党区党部书记、情报所主任。他们不但利用伪职和国民党员、三青团员的身份，几次逃过了险境，而且卓有成效地进行了地下斗争。
1945年5月，县工委书记韦荣荫去世。与上级组织又失掉了联系，但是很多党员仍然为党工作。特别是1946年8月，我中原突围部队的三五九旅主力通过石泉两河乡时，罗、蒙与另一地下党员黄朝宗，冒险抵制国民党县长任向午的布置，采取了针锋相对三条措施。一是针对国民党当局“坚壁清野，一切食粮、物资统统运送县城，不能资敌”的布置，罗等商定并具体安排三、五两个保的学租稻谷7000余斤，留在当地，供我过境部队食用。后来，我军过境时这些粮食正好补充了急需。二是针对“加强保甲，盘查哨所，遇有可疑之人逮捕送县”的布置，罗于我军过境前一天借故将被乡队副扣押的疑为我军侦察人员的商贩放走，并指示了此人探问的路径，次日大部队过境正是向所指路径通过。部队过境后，全县扣押的40名掉队人员中，无一人系两河乡所送。而且罗还与黄朝宗和当地群众共掩护了五名掉队人员，其中罗家亲自收留了一名掉队战士。对这五个人，有病的请中医治疗，愿走的送走，愿留的也作了安排。三是针对“各乡镇电话随时报告情况，以便配合大军堵击”的布置，罗锡九在我军过境的前两天即撤掉电话机，避免县上索要情报。新四军过境时，罗又离开两河。罗因而以“违抗命令、贻误军情”的罪名，被国民党县长扣押。托人说情后才被释放，改为撤职留任处分。
两河乡支援突围部队的功绩，事后得到王震的肯定。当时三五九旅七一七团政委杨润贵也证明：我军“几度转战，给养十分困难”，“在陕南石泉县两河集镇确实补充了粮食给养”，“我军路过两河顺利，在那里掉队和寄存人员以后大都归了队”。但罗锡九这位两次被敌逮捕，仍能保持革命气节，且在对敌斗争中特别是支援突围部队过境时做出特殊贡献的同志，建国后不但不准参加地下党员学习班，人身自由受到限制，而且还于1951年2月，被石泉县人民法院逮捕，并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所幸中级法院未批，后判7年徒刑。1958年才恢复了党籍。但据说由于解放后未参加过工作（实际上是在“左”的影响下被剥夺了工作权利），罗的革命工龄仍未解决。现在本人因长期受到折磨已两眼失明，也只拿每月60元的补助费维持生活。这个问题值得有关部门研究。
岚皋县地下党组织，也是安康兴安师范岚皋籍学生党员李开藩（时任安康地委宣传部长）等，于1939年10月建立县工委的。但早在1939年7月，军统方面从西安行营派驻安康联络组的联络参谋周昌嗣，即用每人每月20元津贴，从兴师及附小收买了两个坐探。其中一个就是兴师岚皋籍女生谭际桂。谭原系“抗协”分子，后又参加三青团。谭经特务分子陈直卿介绍给周昌嗣后，即伪装进步面貌进行侦查活动。首先受命查询报告去延安抗大的同学及其与家中联系情况。谭被转介给特务头子王东望后，又令秘密侦查民先队员、共产党员。谭委托在岚皋上小学时的老师马某，帮助了解到城关小学教员卢岁华等4名教员、1名学生是民先队员；谭又在兴师打听到学生李开藩、李开樾（均岚皋籍）等5人，与1名教师是民先队员；还探听到汉阴、石泉各一位共产党员。谭将以上名单向特务汇报后，即成为以后岚皋敌特迫害革命者的重要依据。
1940年6月22日，岚皋县长刘诚宣又密令各地，对所属各机关公务人员，各学校职员、学生，各保甲人员、团队士兵、壮丁等，切实负责考核，如发现“政治嫌疑犯”，立即拘捕。1941年2月，安康专员亢毅布置全区大逮捕时，岚皋县长刘诚宣即派军警先后将共产党员李开藩、李开樾，民先队员卢玉涵、卢岁华、孙海静、周世昌和进步青年任铁夫、王明礼、卢治安九人（绝大部分与特务谭际桂所提名单相符）逮捕。除以逃跑为由，将卢治安当场打死外，其他人均被押送西安劳动营。3月，敌人又从紫阳将岚皋党员李学林逮捕，迫其登报自首；岚皋工委书记王寿山逃往紫阳后，1942年8月也被刘诚宣威逼自首。至此只有数名党员的岚皋党组织即行解体。
岚皋党组织被破坏说明敌探对岚皋党组织的危害，也可看出安康地区地下斗争的严酷。李开藩曾任陕西东南工委秘书，安康地委宣传部长。李在佐龙小学任教时，地委曾在佐龙开过两次工作会议，李分工管理安康地区南片工作，并曾与刘文彬一起到宁陕、石泉建立过党的组织。1940年5月敌特追捕刘文彬、刘华，他们逃进陕甘宁边区。7月，省委决定撤销地委后，李开藩仍留岚皋活动。这次捕押西安劳动营后，因李茂林叛变后所写自首中供出李，敌特拿出证据迫李自首。但李并未暴露他知道的党员。至此陕东南工委安康地委领导干部共四人，均被敌特追捕过，无一人幸免。其中两人被捕押（刘华、李开藩），三人次逃脱（刘湘卿、刘文彬、刘华第二次被追捕时逃脱）。安康地区领导干部与敌特斗争的激烈程度，有其特殊情况，但也具有代表性。因为很多地下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都是在敌特捕杀的威胁下坚持活动的，而且经常准备着对付敌特迫害的措施，包括万一被捕时编造的假口供。地下党员，没有任何人住的“安全窝”，做的“太平官”。
1941年2月，安康国民党县长张宁静也按亢毅的指示，派警察局长赵培太，以“共产党嫌疑”进行搜捕。在西区逮捕党员15人，在安中逮捕学生党员王崇法（任安康县委书记）、刘振清、何伯淳3人，民先队员5人，进步教师4人。除党员何伯淳因家中搜出高尔基像，民先队员王复荫、张慕枢因被搜出民先队员证被送西安劳动营外，其他因未抓获证据以及各方配合斗争而被释放。王崇法等安中学生被捕后，除由党组织营救、发动学生罢课外，还借助于三青团的力量。1939年冬，三青团安康区分部在安中发展团员，经党组织批准，一些党员借机参加。刘振清还担任了三青团安中区队长，王崇法任组训，另一位党员任宣传。党组织即利用三青团区分队进行活动，且取得安康区分团部的信任。王崇法被捕后，三青团安康分团部领导人即找专员亢毅交涉，不久即将王、刘释放。
此前，中统省调统室曾强调实行内奸政策，用打进共产党内部的办法侦查内情，彻底破坏。但是，亢毅却在“旬阳惨案”后，布置各地大抓“嫌疑分子”。结果，安康县（还有石泉）这次破坏活动，对党组织并未造成大的损害，党员仍可继续隐身于敌人阵营中进行活动。县委书记王崇法赴陕北途中跌伤返家养病，与上级组织失去联系，还曾在城固西北联大进修班、重庆国民党中央警校学习，在南郑、宁强县国民党警察局任巡官。1946年，王崇法以“纵放烟犯脱逃”罪名，被国民党宁强县政府逮捕，判无期徒刑。1949年8月，经托人活动具保出狱。王崇法两次被捕均未暴露党员身份，虽长期身在敌阵营中，心仍未忘革命。
1941年9月，发生在安康县恒口镇的夺枪事件，由江中连（党员）、何万发领导，在乡军人支部几个党员和部分非党群众参加。他们公开收缴了国民党恒口警备班的武装，组织抗日游击队，进山活动。后因国民党县长赵文质率部追击而失败。除江中连逃走外，共产党员张家贵、吕国藻，连同群众何万龙等共八人被杀害。张、吕被害前，敌人曾严刑审讯，但无口供。敌人即气势凶狠地说：“要打死你”，张答“要打就打，人就这一个”。由于张、吕的坚强态度，地下党组织没有暴露。这次夺枪事件，是安康地区继旬阳筹划暴动事件后，第二次未经上级同意，党员擅自做主的重大事件。参与这两次事件的党员，都有坚强的革命意志，但却缺乏正确的策略和政策思想，而且当地党的领导人没有很好地负起教育和领导职责。本来，在此以前，恒口在乡军人支部的同志即提出：“日寇已进逼湖北郧阳一带，要搞公开的武装斗争。”当时的县委书记虽明确指出不能轻举妄动，后又同意将计划报省委审查后再定，但未密切关注这些同志的行动。结果，尚未将计划送交省委时，抢枪事件即发生了。
1943年10月，叛徒史洪基协同国民党中统陕南调查专员王文楼，带领国民党军警到他参加过地下活动的安康县恒口区，逮捕共产党员杨麟科等23人，彻底破坏了安康县地下党组织。史洪基又名江鹏，安康恒口人。1940年参加地下党，同年去陕甘宁边区。在关中师范学习中，即表现不吃苦，闹情绪，处处不满。1941年2月学习期满后，又不服从分配。两年调动工作四次（剧团干部、民教馆长、小学教员等），在工作中一贯敷衍塞责，拉关系、搞宗派。从思想落后一直发展到1943年3月1日开小差，投敌叛变。史先跑到彬县国民党新七军，后被介绍到国民党中统驻彬县办事处，向敌特报告关中分区党、政、军情况。1941年4月，又被介绍到西安国民党省党部调统室，参加中统特务组织，并报告他了解的安康地下党组织情况。6月由特务机关安排到安康县立中学图书馆，利用做馆员之机，调查各校共产党的活动。10月，国民党陕西调统室陕南专员王文楼来安康后，史再次写了20多名安康地下党员名单，并在王文楼亲自指挥下，分别由安康县长袁德新率军警、由史洪基带领便衣队逮捕党员23人。许多人被迫自首，并在脱党宣言上签字。县委书记杨静江宣布脱党并叛变后，又供出党员多人。至此，安康县除少数未暴露的党员继续荫蔽外，地下党组织被迫解体。史洪基在破坏活动中特别卖力，他不只在特务刑讯被捕人员时出庭作证，而且向被捕人员及其家属强索“看管费”。把鲁宗胜、唐志贞迫害致死。后来史继续从事特务活动。
解放后，史洪基被我政府关押时，又潜逃进行反革命活动。1951年被人民政府判处死刑。这次安康县地下党组织被破坏，是抗战以来历次破坏中最厉害的一次。史洪基也是死心塌地投靠敌特向革命疯狂反扑的一个忠实鹰犬。安康地区党组织，由于某些单位发展党员不重视质量，组织严重不纯，接连出了几个叛徒。又由于未能很好坚持秘密工作原则，党员之间互相知情者很多。而且从1941年秋开始，陕西省委两次派人与地下组织联系，均未接上关系。省委的指示无法下达，暴露的党员也难调回省委，所以党组织遭受的损失就大。但是敌特严重的破坏并未根除安康地区的革命种子，也没有吓倒留在地方的真正的共产党员。除过1940年及以后冲破重重难关，奔赴陕甘宁边区的领导干部刘文彬、刘华和一批革命骨干外，1944年全区主要是旬阳、石泉两地，仍有100余党员在失掉上级党委领导的情况下，秘密活动在国民党的行政、教育部门和广大农村中。
白河县地下党与敌特破坏活动的斗争，是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许多激烈斗争场面中的又一幕。先是兴安师范毕业的几个白河籍党员，以教书为职业进行活动。1940年冬，兰继芳曾以“共产党嫌疑犯”被敌捕押。1947年冬，张开铎被国民党县党部传讯。兰继芳叛变后，二次被国民党县长黄家麟抓去亲自审讯，兰不招，自杀未遂，后被保释。转入西乡的柴隆荣也因张开铎告密，被西乡县长王馨明审问，柴拒不承认。
“东方不亮西方亮”，当兴安师范几个返乡党员的活动受到挫折时，黄正甫及其所建立的陕鄂边界委员会却在敌人的防范破坏中，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群众斗争。黄正甫是白河县卡子乡（信立乡）东坝大屋沟人，1926年在湖北上学时加入共产党。后一直从事革命斗争，并曾5次被敌逮捕，5次脱险出狱。1939年冬，奔赴延安学习。1946年8月，任绥德师范工作团团长时，由陕西省工委派回白河。当时省工委统战部长吕剑人，向黄正甫交代做其叔父黄统（时在国民党南京政府任职）的工作，同时建立地下党组织，开展武装斗争。1946年12月，经过许多周折回到家乡。但此时正值我中原突围部队王树声部经过白河后，敌正进行“清乡”。国民党县长黄家麟获得情报后，几次派人到卡子乡调查。后又派警察局巡官李光武，率一排武装常驻跟踪。黄正甫险遭逮捕，幸经有关人员与李光武周旋，黄才逃脱。此后黄即在湖北竹山与白河之间的大山中开展建党工作，准备武装斗争，并建立了以黄正甫为书记的中共陕鄂边界委员会。很快党员发展到30多人，群众发动起700多人，划分了三个大队，准备暴动。
此时，白河又调来国民党军队一个机枪连、一个迫击炮排，安康专员公署也下令通缉黄正甫。国民党白河县长黄家麟宣布：“谁能捉住黄正甫，一两骨头，一两黄金。”同时，国民党国防部派遣一名与西安特务机关直接联系的马姓特务，侦知“东坝共匪黄正甫暴动”。后来三个大队人员，被敌冲散或分散荫蔽。黄正甫逃隐竹山槐花园。武装暴动虽然失败，但唤醒了民众，打击了反动统治，为白河解放做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
1948年2月，地下武装又公开活动。4月，白河第一次解放后，黄正甫所联系的武装人员，经挑选组成县大队，其余动员回乡参加建设工作。7月，国民党军队侵占白河后，边界委员会领导的党员、积极分子绝大部分继续坚持对敌斗争。黄正甫在白河第二次解放前虽曾患病，但一直坚持斗争。为分化瓦解敌人，黄曾给国民党竹山县长写信，宣传党的政策，派人送去。当时国民党二十一军三十一师驻白河，该师的九十三团团长黄鹏是黄正甫的堂兄，黄正甫也多次写信劝降。
在此以前的1948年2月2日，黄正甫正在竹山槐花园荫蔽时，得知他的叔父黄统竞选立法委员借机回乡的消息。经地下党员黄伯勋（时任国民党保长）的联系，约好回东坝与黄统见面。为防万一，在见面时由党员组织力量暗中保护。2月27日见黄统后面谈三次，黄统虽未明确表态，但从其行动看，黄正甫的工作确有效果。当时黄统发觉本族黄戴华告密的消息，即当面正告在国民党地方任职的黄戴华、黄正中：“你们都是一些蠢材，你们想干什么？你们要知道国民党是个大党，共产党也是个大党，我们黄家又是一个大族，为啥不允许斗娃（黄正甫乳名）当共产党？”“你们这些人干国民党，他干共产党；老百姓听他的，难道不听你们的？你们要和他比一比吗！杀一个黄正甫，能把共产党杀完？谁要是把正甫怎么样，我就不饶他！”黄统的这一席话既保护了黄正甫，也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
不久，黄统离开东坝去南京时，黄正甫借送行机会再做工作。1949年上半年，黄统在国民党立法院提出停止征兵征粮的议案。8月13日，在香港与其他54名立法委员通电脱离国民党政府。1949年10月回大陆。1951年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黄统投入革命阵营与黄正甫的工作不无关系。
黄正甫同志和许多地下工作者一样，提着脑袋默默地干了一件又一件不大为人知晓的革命事业。黄所领导的陕鄂边界委员会，也和许多地方党的组织一样，在艰险复杂的斗争环境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大多数党员在敌特的疯狂破坏活动中，不屈不挠，坚持斗争。后来查清陕鄂边界委员会的32名党员中，除1名叛变、1名因故被除名、8人脱党外，22人一直坚持斗争，其中11人英勇牺牲。边区委员会黄伯勋利用他担任国民党信用乡东坝保长的有利条件，搜集敌方情报，进行革命活动，掩护黄正甫。暴动失败，黄正甫躲避后，黄伯勋负责东坝地下党的领导工作和党员群众的转移。当时白河县警察局怀疑他是共产党，他即随机应变，将未及逃避的群众组织起来，佯加训斥，布置为乡、保送粮送款，掩盖了敌人的耳目。在黄正甫会见黄统时，国民党戒备很严。黄伯勋一面以保长身份招待黄统和县上的“客人”，探听情况，向黄正甫汇报；一面组织河防班长以修堤为名保护黄正甫的安全，保证黄正甫进行了说服争取黄统的工作。
白河第一次解放后，黄伯勋成为建政的骨干。敌人反扑侵占白河后，黄又坚持领导群众进行斗争。1948年8月24日，黄不幸被敌逮捕。敌拟从他口中探知党的秘密，一面用石头砸，一面审问。但黄伯勋一直横眉冷眼对之，最后英勇牺牲。
尹柏森，卡子乡西坝人。是民间草药老名医，以救人为本，不计钱财，且不惧权势，好打不平，1929年曾因为冤死者家属告状，被恶棍诬陷入狱，并被打断一腿骨。1930年黄正甫在当地筹资组织革命武装时，被国民党民团逮捕，并拟以“杀人扰民”之罪名处死。当刽子手正要执行时，尹柏森冒死阻拦，并说服很多民团士兵一起担保相救。后又暗中协助黄正甫的游击队，直至游击队失败，黄脱险远走。十多年后，黄正甫于1946年冬返回白河，与尹柏森相遇，即介绍尹加入共产党，并担任第三暴动大队长，此时尹已近60岁。有次尹柏森、黄正甫联络信件不慎落入一个反共地主手中，将其告发。尹被国民党县警察局巡官李光武等人逮捕，押卡子街区公所。适逢被尹治好病的李光武之妻和乡长艾和林之妻硬要李、艾放人。因尹是本县名医，又无实据，随即释放。1947年冬两次暴动失败后，尹柏森全家七口逃入深山老林。房屋家产被烧掠一空，但尹仍四处奔走。1948年4月白河第一次解放后，尹曾任西坝村的翻身队长，带领民兵拦截逃亡地主、匪徒，又亲自带我军进山追剿敌人。后因腿疾行动不便，留做地方工作。一次遇到敌军散兵几人，被认出抓去，并搜出“黄正甫”、“尹伯森”两个私章，即押送湖北竹山县八道关。由保长涂海之对尹柏森严刑拷问，尹针锋相对进行批驳，痛斥敌人：“你们这些王八蛋很快就完蛋了。”涂海之气急败坏地拿一烧红的火钳，趁其不备插入尹的咽喉。尹柏森仍怒目而视，最后被剁指、卸肢，残害而死。
党员赵厚仁被敌逮捕后虽经重刑罚，始终不屈，而且只要能说话，就是一句“我为人民服务”。表示始终坚信党的宗旨，至死不改自己的人生信条。
在与敌人破坏活动的斗争中，表现出色的还有一位叫作“赵青嫂”（因丈夫赵青而得名）的女党员。赵青嫂家住东坝仓库棺材石。1947年55岁时由黄正甫介绍加入共产党，并被指定为联络员。她常以四处游动卖花线、帮人做针线活为掩护，进行侦察、联络工作。她曾按侦知敌人多少人以每束黑线多少根的规定，将黑线送交党员传递情报。又按照讨要黑黄豆的办法，遇有紧急情况，即向党员说以下密语：“你借我的黑黄豆，什么时候一定要送去。”意即国民党要来人搜捕，什么时间一定要全部荫蔽。有时她亲自赶回告知地下党组织。一次，遇到国民党警备班数十人，沿公路向卡子街方向行进，她即一路尾随探听。得知警备班专程捉拿黄正甫等人时，连夜赶回报信。黄等及时转移，使警备班扑空。
赵青嫂的家门前深沟陡坡，房后悬崖峭壁。要到她家，要上几面坡，要过几道沟，而且站在房边岩上，山下行人看得一清二楚，所以，她的家成了地下党员秘密集会的理想地方。她为了筹备党员聚会的伙食，常到邻里借粮，为此她共借粮数千斤。有一次到某佃主家借粮后，该佃主怀疑，随后偷偷来检查。放哨人发现告知后，黄正甫等主要人即从后山转赴竹林荫蔽。赵青嫂即着其他人，拿上工具下地劳动，表示借粮是为请人帮工之用。赵青嫂在地下活动中，遇到多次艰难险阻，她都能以坚强的毅力，无畏的勇气去对付。有一次送情报，奔走湖北竹山县与白河县交界的峭壁中，正与被打伤的野猪相遇，和野猪一起滚落深沟，幸被猎手相救。当时她虽已昏迷，仍念念不忘“送花线”、“讨黑黄豆”（实为传递情报）之事。1948年国民党反扑白河，在敌人狂喊要把共产党员、积极分子斩尽杀绝的白色恐怖下，赵青嫂在深山岩洞中荫蔽时被捕。虽经严刑拷打，屠刀威胁，仍能镇定自若，据理舌战，幸免于难。
白河县党组织在地下斗争时期，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涌现了许多英雄人物。这里还需要交代一件事。据有关同志谈：黄正甫同志在绥德师范工作时，由于历史复杂，过去在国民党区域又五次被敌逮捕、五次脱险，边区党的组织又无法取得旁证，因此对黄政治上持怀疑态度。1943年的“抢救失足者”运动中，黄被当作“重点抢救”对象，而且还被带到绥德召开的大会上，被迫上台“坦白”。后来，虽然党组织普遍纠正了“左”的做法，进行了“甄别”，但是对黄政治上仍然不信任。直到1946年秋从陕甘宁边区派出时，党组织还是准备让他在对敌斗争中继续考验。这两年激烈艰险的斗争考验，证明黄正甫是可以完全信赖的共产主义战士。由于地下斗争的特殊情况，还有许多有类似情况的党员毫不犹豫地继续投入出生入死的战斗，接受这种考验。这些党员为革命拼博，不只是不求报酬，而且还背着政治上被怀疑的包袱而毫无怨言，这是多么可爱、可贵的高尚品德呀。
1939年初，担任商洛地区工委委员，并取得商县茶坊联保甲队长职务的雷振杰，因敌人追捕带警卫人员转移到洛南的景村躲避。雷与工委武装领导人巩德芳、薛兴军策划，由巩、薛处决参与杀害王柏栋的茶坊联保常备队长谢孝廉。7月中旬，敌人派人到景村联保处，以亲戚打来电话要雷通话的谎言将雷振杰诱捕，押敌西荆公路警备司令部狱中。经严刑拷打，坚贞不屈，1941年10月被敌杀害。
1939年9月，商洛地区工委委员周梦熊，于商县中学师资训练班毕业时，以”共产党嫌疑”被捕。因周坚不吐实，且无证据，即转送西安的三青团训练班学习。后转富平卤泊滩盐务处任职，并继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周梦熊曾借此掩护，救助过许多同志。
1939年，商县中学党员周××被敌追捕。后来叛变，向敌县党部供出刘福慧等。刘等于1940年也被捕。后来周当了商县国民党的东乡指导员。
1940年6月，中共商县县委委员王士哲，被国民党保安中队长冯麟生率部队在途中打伤逮捕。关押在西荆公路警备司令部。1941年10月，与商洛地工委委员雷振杰同时在商县北街十字路口英勇就义。当时敌人给雷、王安的罪名是匪首。王大声宣称：“我不是土匪，……从来没有抢过乡亲的一针一线。我是宣传抗日的。”临刑前，两人同唱《国际歌》，同呼“中国共产党万岁！”雷、王虽被杀害，但敌人并未从他们身上获得任何党的秘密。
1942年，遭敌破坏严重的是商县地下党组织。1940年商洛工委撤销，以王连城为书记的商县县委成立。他们曾研究并实施了处决暗杀王柏栋、追捕王士哲的国民党保安中队长冯麟生。此后形势恶化，县委移驻蓝田，实行“异地领导”。王连城后又兼任蓝田县县委书记。1942年10月，因内奸王克发告密，周宝航、谢维杰等14人分别在洛南、蓝田被捕。县委遭严重破坏，王连城等被捕后关押在商县监狱，由敌西荆公路警备司令派人审讯。在狱中与巩德胜、周宝航、张银治等秘密组织党的小组，团结难友，坚持斗争，并积极准备越狱。但不幸越狱事发，敌人对王、巩严刑拷打。遭杠子压、烙铁烙、皮鞭打，他们多次被打得昏死后又用水泼醒，但都不屈服。敌人追问“谁组织，谁帮忙越狱”，都说“是我的职责，不需谁帮”，“与他人无关”。敌人以死恐吓王连城时，王说：“人生自古谁无死？我为革命而死，死也值得。”敌人诱使巩德胜等写悔过声明，巩用“收起你的好心”顶了回去。王、巩自知他们牺牲在所难免，宁把个人节余让给其他战友用，将干燥的铺位让别人睡，充分表现了毫无自私之心的崇高品德。王、巩还向难友们再三叮咛：“天大的事由我们两人担着，千万不要暴露自己的党员身份，……不要灰心丧气，要坚持斗争，革命一定会胜利。”敌西荆公路警备司令部的谍报室主任也供认：“巩、王由我审讯，坚不吐实”。1943年6月26日，敌人以“土匪”名义杀害了王连城、巩德胜二位同志。
王、巩英勇就义前，高唱《国际歌》，并向敌人愤怒斥责：“我们是光明正大的共产党人，那些残害共产党人的人才是真正的土匪”。王连城、巩德胜都是1938年由王柏栋介绍的党员，都住过中央党校。1940年在地方暴露后都调回省委，做过省委保卫队教员。他们都是优秀的共产党员。同时被押的周宝航等人，在敌人的刑讯中也未屈服，后来陆续被营救出狱。由于被捕的同志都保持了共产党员的气节，特别是王连城、巩德胜同志用自己年轻的生命掩护了难友，保守了商县、蓝田两县党组织的秘密，所以这次破坏事件再未扩展。王连城、巩德胜是继商洛地工委委员雷振杰、商县县委委员王士哲之后，又一次被捕后严守党的机密而英勇就义的领导干部。也是1938年商洛地委书记王柏栋被暗杀后，第三批在商洛地区地下斗争中牺牲的领导干部。正是这些革命烈士，用鲜血保护了大批党的干部，激励着后来轰轰烈烈的武装斗争。他们的英勇事迹也说明：地下斗争和两军对垒的战场一样，战斗是激烈的、严酷的。革命一方的胜利，同样要依靠无数忠于人民的革命战士前仆后继、英勇牺牲来取得。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根据其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转变，制订了一系列“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措施，陕西国民党反动当局对共产党组织加紧了破坏活动。陕西地下党组织不断转变活动方式，控制以至停止发展党员，缩小支部组织，调离暴露政治面目的党员，严格保密纪律，改变领导方法，加强气节教育。1942年国民党进一步加强了反共措施，在城乡普遍推行反共“连环保”。7月，国民党省党部颁发的《陕西省公务人员检举奸伪连环保证办法》中规定：“为防止奸伪分子潜入各机关、团体、学校活动，主管人员有检举保证责任。”且要求“将所属员工按其相处熟悉情况，以三人至五人相互保证。”随着国民党反共措施的进一步加强，地下党组织与敌特破坏活动的斗争更加激烈，党的十六字活动方针，在执行中也日趋完备。
1939年春，由于城固西北联大党支部领导学生反对当局解聘曹靖华、沈志远、章友江等进步教授，以及领导签名声讨汪精卫运动，给国民党右派以沉重打击。同时，民先队、剧团前一段的活动，也引起敌人的注意。西大CC头子胡庶华，即勾结汉中警备司令祝绍周，派人以“共产党嫌疑”将党员、学生运动骨干、民先联大区队长郑登才，剧团负责人李昌伦，党支部书记刘长松等三人逮捕。押汉中国民党党务专员办事处肃反组，由督导专员张宪权主审。张逼郑等承认共产党员，郑等拒不承认且无实据。后经党组织领导罢课，与进步师生营救，郑等承认是民先队员而获释。西北联大党组织没有暴露，党的活动没有停止，学生运动也没有被镇压下去，但是活动方式有了改变。
1939年7月，国民党教育部为加强控制西北联大，用肢解的办法将部分学院从联大分出。联大改名西北大学，只留文理、法商两学院。改组后的西大党支部，普遍改用组织读书会、办壁报的办法团结教育同学，开展群众性的读书活动，后又引起敌特的注意。1941年，国民党汉中警备司令祝绍周，为了扼杀西大群众中的革命思潮，继续与西大反动党团紧密配合，迫害革命师生。暑假毕业前夕，6月21日，祝绍周即列出姚文焕等40名有“奸党活动嫌疑”的毕业生名单，密令校方进行个别谈话。毕业典礼后，祝派代表对“嫌疑分子”个别训话，并通知再去汉中警备司令部“谈话”，而且要找保人，保证今后不参加违反三民主义的政治团体等。还对许多毕业生拒绝填发毕业证。但是，事先党组织已觉察到反革命风暴将要来临，陕西省委已经派人将20名比较暴露的同志调去驻陕甘宁边区的省委机关。
因有6名“嫌疑分子”未去汉中谈话，敌人认为“嫌疑重大”。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发专函，要求对此6人要“查明报部”。祝绍周即派人沿途追捕。曾将女党员靳爱鸾，当作六人中的另一女党员陆玉菊（里林）扣留外，一无所获。而且靳爱鸾将学生证拿出否认自己是陆玉菊，敌特承认误扣被释放了。而此时，陆则已踏上奔向陕甘宁边区的旅途了。这次祝绍周等人对西大党组织的破坏又未得逞，不仅未能改变进步同学的进步思想，而且还增强了党员与党外朋友的友谊。被列为“嫌疑分子”并被拒发毕业证书的姚文焕并非共产党员，但也与党员同学有深厚的感情。因我过去与姚文焕熟悉，西大党员到省委后我曾问及姚的情况。得知：党员任诗绥（张容林）这次进边区前准备混过敌人封锁线，在西安换装时，就是姚文焕帮他搞来衣帽。陈野苹进边区也是姚资助路费的。
这里再将西大的非党同学王建及其兄、姐热情帮助西大党员和进步同学奔赴陕北的事迹作一介绍。王建是西大党组织领导的读书会“展望社”、“文艺学习社”的骨干。其兄王豫成是铁路职工，住西安红埠街。其姐王淑英寡居王豫成家。当时西大党员、革命青年去陕北人数较多，要分批前往，首先需要在西安找一联络点。王建积极承担了这一艰险的重任，并明确表示：“非党也要自动干革命”，于是将联络点定在王豫成家。当时王建尚未工作，王豫成收入也微薄，又要负担二姐王淑英及子女的生活费用，家境十分艰苦。但他们姐弟三人不但要为去陕北的同学频繁往来进行保密、戒备，而且还要热情招待。为了搞好伙食，王淑英曾暗地卖掉一个金戒指。为了应急，王豫成还曾出钱接济路费。后来，王建在国民党的兰州贸委会西北办事处、西安陇海铁路局会计处工作时，继续帮助同学去陕北，为边区保安处派驻西安的人提供情报。王建姐弟三人的革命事迹，既说明西大党组织团结、教育非党群众很有成效，又表明当时国共两党清浊迥异，路线相左，从根本上决定了人心的背向。
1942年5月，祝绍周为了消灭西大的革命力量，与前一年新任西大的校长、CC骨干分子赖琏，在西大采取了全国罕见的镇压措施。受害者百余人，时达两个多月。先是逮捕进步学生组织“平大同学会”主席李诚，理事王致增、桂奕仙3名党员和1名群众。追捕党员李东带、孟培华等人时，李等离校。后来，汉中警备司令部认定进步毕业生百余人“思想不正，行动可疑”。对这些人统统发给警告信、自首书，逼令限期自首，并由赖琏个别“训话”。留校接警告信、自首书的党员都拒绝自首，没有低头。广大师生也对此大为不满，进行抵制。国民党当局此等反动行径，也遭到重庆、西安等地舆论界的谴责。由于这次政治迫害不得人心，最后只得以开除六名离校同学的办法草草收场。李诚等三名被捕的党员，先押送汉中警备司令部审讯，后送西安劳动营关押。敌特企图从“平大同学会”打开缺口，找到党的机密。李等坚持斗争，既未暴露党员身份，也不承认“平大同学会”违法。后来，因劳动营在押人员的告密，王致增、李诚去延安抗大学习过的事相继被牵连出来。敌特又逼王、李登报声明脱离抗大学籍，也被拒绝。他们又经过多次斗争，先后于1943年冬、1944年春脱离劳动营。而留校继续上学的党员，改变斗争方式，仍然坚守着党在西大的阵地。
1942年在迫害共产党员、进步同学的同时，汉中警备司令部又向季陶达、徐褐夫、杨慧修等进步教授发出警告信，暗示他们“在课堂上不务正业，好谈课外事”。后来，校方长期对季等监视防范。文学院院长马师儒是米脂县人，1942年春季因父逝世回家奔丧途经延安时，进行了参观，谒见了毛主席，应邀在抗大发表了演说。离别时坦率地说：“边区虽小，有新气象，就像咱陕北所说的新发户。重庆摊子虽大，但有死气，倒像一个破落户。毛主席伟大思想，所望群策群力，中国大事已定，共产党必胜”。马师儒的延安之行于当年9月2日在重庆《新华日报》披露后，国民党政府的教育部长当即去西大申斥马“身为文学院长，在陕北讲演公开赞扬异党的政治，应予警告”。赖琏当即宣布免去其文学院院长职务。但是这些措施，未使进步教授学者低头。1947年，国民党当局还不得不请马师儒担任西大校长，以接替不得人心的刘季洪。由于反共卖力，祝绍周后来被国民党中央政府晋升为陕西省政府主席。但是第三次破坏西大地下党组织的计划已宣告破产，而且离开西大分布国民党统治区各地的党员又开辟了新的战场。
西大党员离校后根据省委指示，与反动势力“独立战斗”情况。先谈李诚等三人的情况。李等脱离劳动营后，即按照陕西省委布置的“保留党籍，不转关系，白区荫蔽，独立作战”的要求，分头战斗，有时也聚会商量。桂奕仙曾在国民党政府的外贸委员会任职，不久病故。派王致增先在三青团“受训”，后奉调往边疆坚持斗争。李诚改名李可风，先隐居农村。1944年夏经西大革命教授的推荐，到我地下党组织的据点，并配合四川两名地下党员，对学生进行革命的启蒙教育，对校内的反动分子进行斗争。1945年春转川西，任温江女中教务主任兼成都《学生报》总编辑，与原西大革命群众、后来入党的王仲雄（温江中学校长）、刘文范（《学生报》创办人），原西大党员周锡贤、邱孝平以及川西地下党员开辟了地下党组织新的据点，扩大了党的影响，培养了一批革命青年。1942年7月，李又应原西大党员姜沛南的邀请，与周锡贤同去江苏丹阳县蒋墅乡鹤溪中学任教导主任（姜系校董事长，周任校长）。与原西大党员段开泰、李相宾等，共同坚持这个新的农村据点达三年之久。在此建设了党的阵地，荫蔽转移过一些革命人员，后来又成为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的情报站。同时对学生进行时事教育，宣传党的政策，为革命培养了大批人员。1948年冬，我解放大军紧逼长江北岸，敌人犹作困兽之斗，加强了丹阳的统治，蒋墅乡也是军特四处活动，鸡犬不宁。1949年初春，姜沛南被捕。敌又拟抄洗鹤溪中学时，李可风、周锡贤与二野情报参谋才撤离该校脱离险境。
先期到达成都的西大党员邱孝平，根据不转党的关系的新情况，一开始就决心要“在群众中找同志，在工作中找党”，从《新华日报》的字里行间了解党的指示。他先通过师生关系，在国民党四川省政府统计处任职。1946年，又被调任省政府卫生处统计室主任，直至1948年8月离开。其间，他主动结识朋友，组织读书会，进行革命教育。又通过统计处一地下党员，与当地党的青年工作小组成员刘明章认识，后定期碰头。1945年8月，按照青年工作小组的指示，筹办团结、教育中学生的成都《学生报》。1947年3月，由于反动当局的刁难，被迫停刊。不久，即又约请有关人员研究，使《学生报》复刊。《学生报》除配合政治形势进行革命的宣传教育工作外，还通过社员小组和通讯员小组，吸引了100多革命青年，从中培养吸收党的外围组织、很多“民协”成员和部分共产党员。1945年，邱又参与筹组另一党的外围组织“海星合唱团”，并积极参与筹组李公朴、闻一多被特务杀害后的追悼会，参加反对内战签名，支援小学教师罢教，声援成都市大中学生反饥饿游行等。同时，将国民党省政府有关统计资料、重要文件转交党组织。1948年2月，邱被成都地下党组织重新吸收入党，邱妻胡玉淑同时入党。
1948年6月，敌特逮捕“海星合唱团”两人，危及邱孝平夫妻安全时，党组织又调邱、胡去仁寿县江洋中学任教。他们先指引同学的反饥饿斗争，逼使田赋管理处主任为学校启封出粮。后指引同学进行反对学校有关人贪污与开除学生的斗争，也取得胜利。1949年8月，邱孝平又由组织调去内江县中学任教。协助党的领导人进行统战工作，开展武装斗争，策划和平解放事宜。
1939年初被捕，6月放出的李昌伦，被迫离校后亦去四川荫蔽，也在没有党的关系的情况下坚持斗争。他在成都齐鲁大学、乐山武汉大学期间，建立“姊妹团”（并非妇女组织），后改名“立达社”。联合进步青年，学习马列主义，进行革命宣传，领导同学与驻军的反动军官斗争。陈立夫在大会讲“唯生论”时，他们驳斥说，贪官污吏花天酒地是“唯生”的，老百姓却是“唯死”而已。白崇禧游峨眉山过乐山来校训话时，因军警把赶来参加大会的武大校长王星拱所坐人力车连人带车掀翻在地，引起同学愤怒。白刚讲话，一位立达社社员起立打断白的话说：“将武大校长打翻在地，国法何在。此地是大学讲坛，不是军人耀武扬威之地。”顿时会场哗然，立达社社员、进步同学呼声四起，白被迫中途扫兴而走。
李昌伦转湖北恩施后，与当地地下党员王维章发生了党的关系，共同再建“姊妹团”。以“姊妹团”形式，在一些大中学校和机关职员中联络进步群众，进行抗日救亡活动，反对独裁，反对贪官污吏，揭露国民党策划的“青年从军”骗局。因此，许多青年反对“从军”。李的活动引起省三青团支部的注意，反动分子在团干部大会上攻击李是共产党、反革命，并勾结国民党六战区特务逮捕李。1945年8月下旬，李得讯后与其妻孟子奇一起撤离。后来“姊妹团”即利用三青团的机关报《楚风周报》发表湖北医学院“女生多有彻夜不归”侮辱女生的报道，发动医学院200多学生痛打《楚风周报》总编辑，迫使停刊一段时间，对省三青团迫害李昌伦进行了回击。而李领导的“姊妹团”，1946年冬又投入规模较大的反美帝、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游行示威和罢课斗争。引导湖北农学院、医学院学生自治会出面，组织罢课、示威、请愿，迫使国民党湖北省主席万耀煌答应提高公费生生活待遇。
1948年，李昌伦党的关系转武汉市委，与王维章等组成直属党支部，此后“姊妹团”改名“新武汉建设协会”，在市委直接领导下，开展了迎接解放的斗争。“新建协”特别注意在国民党省政府职员中发展会员。先后在省政府秘书处、财政处、地政局、田粮处、电务局、会计处，以及警察学校等武汉市、武汉县的10多个单位发展150多会员，联系了200多积极分子，并组织他们学习《新民主主义论》、《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后来，由建设厅秘书、会员张云冕联络国民党省政府各厅局有关人员，建立核心小组，领导了省政府职工颇有声势的反裁员斗争，迫使新任省主席张笃伦当面答应“收回成命”。还组织人员以对敌伪档案采取掉换、抄写、运进边区等办法，粉碎敌人转移、烧毁案卷的阴谋。特别是根据会员反映，借机布置武昌市商会常务理事，组织3000多人的“商民自卫大队”，打击了匪徒、特务、溃退敌军的破坏活动。收缴了敌人准备武装恶霸地主，用以对我开展游击战的枪支、弹药，粉碎了千余名散匪抢劫行为，当场俘虏26人（其余弃械逃跑），从而维持了城市治安，迎接了解放军进城。
解放战争时期，李昌伦夫妇在与敌斗争中，还有几个惊险镜头需要补叙。1949年春，武汉敌人准备逃跑的同时，还要做垂死挣扎，敌宪兵四处巡查，敌刑警队经常抓人。李昌伦夫妇冒着生命危险，积极完成各项任务。当时，孟子奇负责党的交通联络工作，为了搜集情报（包括敌人应变计划），掌握敌人档案处理情况，转送材料，要经常出入敌省政府各部门。她为顺利通行，将自己打扮成高贵夫人，大摇大摆地进出衙门。为了秘密转移敌档，孟将档案捆在几岁的女儿身上，然后穿好衣服，抱上或引上孩子通过岗哨。有一次，敌军住进党支书王维章宿舍所在的华中玻璃厂，王家存有不少敌伪档案，存在着人被抓，材料被抄的危险。李得讯后，当即装扮成高级职员的派头，进厂后找到驻军连长，声称“这是省政府熊委员办的厂”，要他们赶快撤走。当天下午驻军即撤离，王家安全得以保证。
突击抄录敌档是粉碎敌特转移、销毁档案的方法之一。李昌伦夫妇常常从晚抄到天明。为防万一，他们总是在桌上一边放一把手枪，一边放一瓶汽油，一盒火柴。准备敌人闯入前，立即销毁，如来不及，即用枪御敌，准备牺牲。李昌伦同志与陕西地下党组织失掉联系后，确实“站在人民革命的立场上始终不变地向反动政权做着坚韧顽强的、至死不屈的斗争直到解放。”（摘自1956年湖北党组织审干结论）
以上所列李诚、邱孝平、李昌伦等人的材料，只是西大离校党员在“保留党籍，不转关系，白区荫蔽，独立作战”的指示下坚持斗争的部分事例。根据原西大一位党员计算，1941年至1944年，离校后分布在国民党统治区的40多名党员，除个别犯错误者外，都能遵照“白区荫蔽，独立作战”的精神，继续革命活动。其中有十五六人参加了当地地下党组织（包括南方局、华中局以及四川省委系统）领导的工作。以上事实说明：西大党员不单在学校能顽强机智地进行斗争，而且在脱离原来组织的情况下，也不失共产党员的本色。
需要提到，这些同志却长期没有解决党籍问题。有的只能重新入党，不承认过去的党龄。有的地方党组织公开表示：“不转关系，保留党籍”，“是当时陕西省委的指示，我省党组织不好承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熟悉当时内情的杨克、王国同志，分别向中组部、陕西省委汇报。陕西省委组织部经过调查核实，写出报告，认为坚持斗争者应恢复其党籍。中组部批复后，长达30年没有解决的党籍问题，才得到公允的解决。已故的桂奕仙，也补办了承认过去党籍的手续。西大党员恢复党籍这件事，对于类似问题的研究处理，应有启示。
1943年，西北大学党员在上级停止联系后，仍以“白区荫蔽，独立作战”的精神，与敌特的破坏活动进行斗争。先是河南一个叛徒，因与西大一位党员曾在开封高中有过组织关系，来信逼该党员自首。经支部研究去信应付，后转学他处再转解放区。本人未遭迫害，支部未受影响。1944年转学毕业的党员离校后，留王升堂、周玉海二党员，通过公开的“笃行学社”的活动团结教育同学。1943年3月，汉中警备司令部勾结校方，以“共产党嫌疑”将王、周和四名同学逮捕，押在汉中警备司令部城固稽查处。同时对进步社团大肆搜查，借机打击。特务审问王、周时拟诈出共产党员的身份，王、周坚决否认。又未搜出什么证据（他们事先均有准备），后经同学营救，无罪释放。
国民党当局对西北大学的控制，确是费尽心机。西大校长赖琏曾说：西北联大驻西安时，主要麻烦是距延安近。后来迁校城固的原因之一，就是为了切断西大与陕甘宁边区的联系。1938年西大迁去城固后，当年9月学生即被集中汉中，以军训之名加强思想控制。汉中警备司令祝绍周，亲自训导学生“要在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领导之下”。同时，联大又在全国首先创设训导处，加强对学生思想、行为的监视、控制。后来，又用肢解西北联大，解聘进步教授，接连逮捕党员、进步青年等办法，妄图将西大作为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直接领导的训导处、国民党区党部、三青团分团部严密控制的学府，妄图将学校共产党组织彻底摧毁。但所有这些都是徒劳的。西北大学（连同西北联大时期）先后共有地下党员近百人，从1938年至1943年共发生四起党员被捕事件，但党内未发现一个叛变，党组织活动也没有停止，而且利用高等学府这个特殊阵地，长期坚持领导学生运动。这是反敌特破坏斗争的又一胜利。
1944年后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陕西省委执行的“荫蔽精干”政策更趋完备，加之许多党员根据组织的布置，暂时处于“睡眠”状态，留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党员被捕人数大大减少。但被捕党员仍时有发生。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并未放弃反共方针，不久又加紧了在其统治区的反共破坏活动。1945年10月，国共谈判签订《双十协定》后，国民党政府旋即撕毁了协定，发动了内战，并加紧了在其统治区的反共破坏活动。1947年12月25日，国民党政府颁发了《戡乱时期危害国家紧急治罪条例》，指明实施区包括西安地区，国民党统治区的白色恐怖日益严重。地下党组织为了配合解放战争，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加强了党的组织工作、群众工作以及人民武装活动，部分地区在广大群众掩护下，继续开展荫蔽活动。部分地区则是武装活动和秘密活动互相配合，打击敌人的疯狂反扑。从此，地下党组织又经历了一场新的更为艰险残酷的反敌特斗争。
1946年上半年，国民党当局对西北大学革命师生进行迫害所引起的学潮，就是这场斗争的第一幕。西大原有党员离校后，1944年下半年由西安王世俊联系的学生党员刘存生（刘健）、史青云等即编为小组，重新开展党的活动。1945年，联系建立了“真理卫队”等秘密外围组织。同年，陕西省工委通过共产党员李敷仁、武伯伦、王维琪、张光远、郑竹逸，以民盟身份组建党的外围组织“西北民主青年社”。以后，又在西大建立了以卫佐臣为负责人的“民青社”组织。在党小组、民青社领导下，全校的进步社团组织逐渐恢复、建立起来，学生运动又趋活跃。但此时西大校长刘季洪对师生的反动统治，并不亚于他的前任赖琏。除派特务对革命师生监视、刁难外，还公开宣布教职员不得成立教授会、职工会，学生不得成立自治会，妄图将西大变成国民党反动派的一统天下。
1946年二三月，西大当局配合反苏反共大游行时，革命师生即公开打破它“一统天下”的梦想。先是季陶达、原政庭等几名教授，在西安《工商日报》联合版上发表声明，对西大当局轻易以“西北大学全体教授”名义所发反苏通电表示反对，对反苏挑衅提出异议。接着，广大同学对校方假借“西大全体学生”所发反苏通电强烈不满，并召开学生社团联谊会进行讨论。一致主张成立学生自治会，管理学生自己的事情，结束特务统治学校的局面。3月1日，校方无视学生意见，召开各院院长、系主任、班代表联席会商定反苏游行事宜时，班代表又提出“要游行，由自治会自己组织”。后来，西大只有国民党、三青团骨干分子和几十名学生参加了反苏游行。而3月4日则由学生自治会筹委针锋相对地组织了反帝爱国游行，并于当晚召开了400多人参加的同学大会，推选出卢永福（真理卫队成员）、杨远乾（地下党员、“民青”社员）等8人为自治会领导成员，以卢为主席。但校方策划有关人员联合发表“劝告”，否定了自治会的合法权利。3月7日自治会召开成立大会，并宣布罢课。后校方宣布开除自治会主要领导人卢永福、杨远乾等4位同学学籍。自治会因主要负责人被宣布开除，另选卫佐臣等8人组成主席团。地下党员、民青社员史青云（女）任秘书，并组织代表团分赴重庆、西安争取支援。5月29日刘季洪曾表示：只要复课，可承认学生自治会，同意宣布开除的可以复学。但次日又食言，声言自治会须在“指导委员会”指导下改组，四代表可改为留校察看处分。同学对此非常气愤，但自治会经会议研究认为可以再次改组，以争取合法地位。于是以刘季洪为首的国民党反动党团及其御用组织，出动全班人员，捧出几个人与进步学生竞选。
由于支持和参与竞选的反动学生大多不学无术，支持和参与竞选的进步同学大多品学兼优，两次改选结果，班、系、院、校自治会干部仍多为原人。刘季洪企图用改选办法将学生自治会变为校方御用工具的计划失败后，即恼羞成怒，再次食言，对改选的自治会仍“绝难承认”，并扬言“少闹少开除，多闹多开除，全体闹则全体解散”，“就是陕南这块小小的天地，任你们怎么闹，也逃不出我的手心。”这样，更激起广大同学的公愤。4月15日，学生大会即决定由自治会对刘采取行动，刘即被赶出校门。刘到汉中后，即在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陕西胡宗南、祝绍周支持下进行反扑。首先交涉部队派驻汉中、城固；再是纠集国民党、三青团骨干分子、特务学生组成“护校团”成员30多人，配发手枪，配合军警武装包围并强占西大商学院；又指示人从肉铺要来猪血，染成血衣，诬陷西大三位同学砍伤刘季洪的外甥，并以“妨碍公务，杀人未遂”罪向城固法院起诉。政治陷害阴谋失败后，校方又借口迁校，宣布提前举行毕业考试和期末考试，并说明不登记者不能参加考试。以此来分化、瓦解学生运动。
4月21日，西大党组织、民青社即根据上级组织关于“大局逆转”应讲究策略，适可而止和有关人员“迅速撤退”的指示，改变了斗争策略。学生自治会当即宣布解散，劝说同学尽快到法商学院进行登记，争取参加考试。暴露的共产党员、民青社员、真理卫队成员（包括学生自治会领导干部）迅速做好撤离准备。4月23日晚，学生自治会召集最后一次同学大会后，当晚大多数暴露的同志安全撤离。4月24日晨，特务学生带领反动军警占领校本部外，分别到校内外进行搜查，并逮捕刘存生等四五十名同学（后特务根据事先准备的黑名单正式逮捕了其中20人）。25日，当局将被捕学生押解陕西省高等法院汉中分院，以“暴动行凶，触犯刑律”，“妨碍公务，侮辱师长”罪名起诉。后又以“鼓动学潮，参加暴动”的罪名将革命同学卫佐臣、杨远乾、史青云、卢永福等41人开除学籍。对赵鼎昌、石敬仁等27人勒令退学。对吴维琦等9人记过两次。逮捕革命同学的举动，遭到广大同学、群众的反对，有的同学当场质问特务。革命同学被押离城固时，成百同学含泪送别。押在汉中时，许多同学参与营救工作。又通过检察官将起诉书抄出，转送被捕同学，以做申辩准备。
国民党当局镇压城固学生运动的消息传出后，引起全国民主力量的关注。重庆、上海、延安等地报纸，纷纷报道声援。同时，被捕同学在审讯时，针对起诉书中的诬陷进行辩驳，并揭露了国民党当局的法西斯罪行。在内外斗争的配合下，汉中法院方于6月1日对在押学生“判刑一年，缓期三年执行”，准予找保释放。这是国民党当局对西北大学八年来第五次大的镇压行动，是继1942年对百余师生的迫害后，第二次对百余革命学生的大规模迫害，也是1942年西大当局遭受舆论谴责后，第二次受到社会舆论的围攻。但国民党当局对革命学生的镇压、迫害，并没有改变广大进步同学要求成立自治会的强烈愿望。西北大学迁至西安后，重新开展斗争，学生自治会又宣告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