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地下党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许多优秀的共产党员为革命作出了无私的奉献。回顾这一段如火如荼的斗争历程，先介绍两个情况：我在陕西省委的工作经过；省委机关的几次变动、迁移。然后再介绍三部分内容：省委执行地下工作方针的发展演变过程；省委有一个好的领导班子；省委机关的干部素质和工作、生活情况。这也是本书的基本结构。
我从1936年10月开始，在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下的西安学委工作。1937年秋，又被调到省委机关负责交通科的工作，并管理接转组织关系的业务。1938年下半年，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任省委联络员。1939年初，又调回省委机关，先后任组织部组织科、社会科科长。1943年春，省委与关中分委合并为关中地委后，我仍管理原社会科的业务。1943年7月，审干抢救运动开始后，我被送到延安西北党校（后改为中央党校五部）。名义是学习，实际是接受审查，时间整整一年。1944年8月，又调回关中地委统战部任调研室副主任，负责调查研究国民党区域的情况。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省委派我去国民党统治区任驻陕西东府联络员，住韩城。次年8月，又调回省委，后到西北局统战部任地方科科长，不久又到组织部干部科做干事，都是分管地下党的有关工作。1947年3月，敌军进攻延安至六七月这一段，南线部队准备出击国民党统治区时，我被调派随军工作。1948年夏，延安收复后，西北局派我到东府工委，任城工部长。这时东府工委所辖地区，一部分已经解放，我负责管理国民党区域工作。这样，建国前断断续续或在省委机关，或被派出搞地下工作，或在其他方面管理有关地下工作的业务，共13年之久，其间留在省委机关约有7年。
中共陕西省委机关驻地，先后迁移过5个地方。1936年12月25日，在西安重新建立了陕西省委。不久，因蒋介石拟派亲信顾祝同进驻西安，1937年1月底，省委迁移到泾阳县云阳镇。云阳镇是中国工农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的驻地。抗战开始，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开赴前线后，又是八路军一一五师留守处的驻地（主任周碧泉）。1937年初，省委的主要领导成员也到了云阳镇。为了既安全，又便于掩护，省委的驻地先与前敌总指挥部，后与留守处靠近。省委个别同志以前敌总指挥部民运部、留守处地方科干部的名义，进行云阳地区的党、群工作。并非一开始就是以留守处名义出现。1937年秋我到省委时，大部分领导人和许多工作人员又到了西安，很多重要工作在西安进行，还和西安以及附近县的党组织直接联系。留赵伯平在云阳主持日常工作，并负责领导外县的工作。不便在西安进行的工作，仍在云阳进行。如省委的党员训练班在云阳举办，全省性的会议也在云阳召开。
1938年七八月份形势突变，省委主要领导人又返回云阳，住北街毛老五等家。这时八路军一一五师留守处已撤销，省委机关对外即沿用留守处的名称。汪锋在名义上成了留守处主任。省委组织部对外是留守处的副官处，住北街李老五家。组织部长张德生名义上是副官处主任，我对外是副官。宣传部对外是留守处的教育处。省委秘书处叫留守处的秘书处。地下党员来省委，先找雷荣（称雷秘书），再转我接头。这时省委的主要负责人只留杨清（欧阳钦）在西安。后来，杨回省委，赵伯平到了西安，由赵负责西安工委的工作。1940年初，赵伯平也离开西安回云阳。
1939年冬，由于形势恶化，中央指示省委迁进陕甘宁边区。先是大部分领导人和各部迁走，汪锋和部分干部于次年4月撤走。省委到边区后先住关中分区淳化县的安社村，组织部、宣传部住安社的“列宁里”（是为新打的一排窑洞起的名字）。约半年后，又迁到耀县的照金，组织部与省委负责人住附近的坟滩。1941年12月，又与关中分委、专署先后迁到旬邑县的马栏。
陕西省委机关迁进边区后，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变化，机构几经变动。开始一段时间，把中共关中分委划归省委领导，省委仍直属中央领导。当时中央设有西北工作委员会，贾拓夫在此工作。省委有些事与西北工委联系。1941年5月，西北局成立。西北工委并入西北局，此后省委即属西北局领导。1943年1月，省委与关中分委合并，改称关中地委。省委的一些负责人到地委担任领导工作，原来省委承担工作的大部分内容包括在地委统战部。1946年1月，为加强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工作，又根据西北局的决定，成立了中共陕西省工作委员会，和关中地委分设。1947年春，胡宗南进攻陕甘宁边区，2月19日首先侵占了马栏。同年夏，西北局又决定省工委和关中地委合并，仍称关中地委。地委以原省工委为基础，设立“城工委”。后又改为“国民党区工作委员会”，简称“国区工委”。由地委书记赵伯平负责，一直到关中地区解放。为了叙述方便，在本书的有些地方，我统称为省委，不另提省工委或关中地委。
中共陕西省委正确执行中央机动灵活的工作方针，地下斗争成绩卓著。1936年底至1949年这13年间，省委执行党的地下工作策略的演变发展情况，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发展阶段。
从1936年底省委成立到1938年底，是地下工作大发展的时期。西安事变后，国民党在陕西的不少机构瘫痪，省党部被摧毁，特务组织也瓦解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国共合作开始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逐步建立。这时，陕西省主席是孙蔚如，全省还有十几个进步县长，有利于抗日民主活动。不久，国民党势力卷土重来，恢复和加强了统治，对于人民抗日活动有所限制。对共产党开始进行防范，也有少数党员被捕。但抗日总是大势所趋，总的来说环境比较好。到1938年6月，国民党陕西当局的反共面貌已经明显暴露。如取缔13个抗日救亡团体，逮捕5名群众组织的领导成员等，形势开始恶化。这个阶段党的活动主要内容是：
首先，党组织得到恢复和大发展。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陕西党组织遭到几次大的破坏，党员人数锐减。西安事变后，党组织主要是由以下五个部分组成，并进一步发展起来的。
第一部分是：西安事变以前留在地方活动的老党员。如崔廷儒、惠子俊、吕剑人、严克伦、周芝轩、谈国帆、刘庚、王杰、胡达明等，都是当时省委的骨干力量。抗战初期，在云阳小学工作的王云、孙一君，还有1937年上半年我接头的党员马志超（崔廷儒介绍，马当时在省卫生训练班学习），1938年接头的贺伯珍（吕剑人介绍，贺当时在三原斗口农场工作），都是内战时期留在地方进行活动的老党员。刘拓、聂景德也是以周芝轩为书记的渭北工委在二战时期发展的党员。陕西省委成立初期参加活动的谢华、徐彬如，则是很早中央派到西安进行地下工作的西北特支领导人。
第二部分是：保存在杨虎城部队的老党员。其中先后调到陕西省委工作的有杨信、王写剑、王力、王国、吴伯畅、雷荣、孟浩、李向中、秋宏等。他们也是省委的骨干力量。1938年下半年，阎揆要调到中央后，很多党员仍留在西北军工作。但他们常常根据形势，有时在部队，有时又在地方工作。当蒋介石向部队安插反动军官，追查共产党员，有同志在部队待不住或地方需要时即回地方。当地方情况紧张，不好立足，或部队需要时，又去部队。他们无论在部队还是在地方，都起了很好的作用。他们不少人常驻西安。1938年下半年，我随汪锋与杨晓初接过头，也单独与崔一民联系过。
第三部分是：监狱中保存的老党员。如赵伯平、韩学理等，都是西安事变后从敌人监狱营救出来的。
第四部分是：在西安事变后，红军移驻渭北时期发展的党员。
第五部分是：从西安事变前已经开展的学生运动中涌现的积极分子中发展的党员。这部分党员在陕西党的革命斗争中，也起了比较重要的作用。内战时，董学源从陕北来西安师范上学，他是荫蔽在学生中的一个老党员。西安事变前，他即在学生中发展党员，先是几个人，成立了临时支部。西安事变后，由这几个党员又在西安十来个学校学生运动积极分子中发展党员。到1938年春，已达到300名左右。董学源在这方面是有贡献的。就我仅知的少数算了一下，先后入党的西安学生有现在陕西或在陕西工作过的陈元方（陈宏）、何承华（何贵生）、刘邦显（刘零）、李连璧、朱平（朱怀琳）、肖江洪（肖蓼）、王博（王喜德）、刘蕴华（柳青）、冯和骏（黄军）、任鋆、惠贵迪（方晨）、白宗信、康行（赵廷平）、李骥德、王宏谟（田超）、李浩（李丕满）、邵武轩（邵文修）、张路（张克智）、王子绩、韩夏存（唐磊）、陈吾愚（陈钦）、秦树文（苏逢贤）、杨洛平、麻兆瑞（女）、刘蓟（女）、刘杰（女）。在外地的有，甘肃的陈煦（毕淤仁）、孙生贤（梁浮）、王维祺，云南的安平生，北京的刘南生（刘日修）、杨拯民、陈因（岳文琴，女）、陈芳（岳文兰，女）、姜辅文（张力之）、曹冠群（李冰，女）、张铁镰（女）、苏一平（蒲望文）、杨克（杨文秀），沈阳军区的张午，安徽的杨蔚屏（杨三保），上海的郝继贤（少儒），原团中央的罗毅（薛乐义），新疆的张思明（江仁凤），黑龙江的王维之（李益敬），天津的安群，江苏的史悦（薛会文），包头的孙彬水等。
西安发展或者以后入党的学生党员，有一批是山西运城地区过来的。“九一八”事变后，运城的学生抗日运动发展很快。1934年，运城发动了一次反对“会考”的学生运动。当时阎锡山不让学生过问政治，在学生中进行“会考”（即正常考试之外增加的考试），使学生埋头于功课，无暇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学生因此反对“会考”，闹学潮，阎锡山勒令开除了这批学生运动中的积极分子。许多被开除的学生便跑到西安，其中除杨春荣（李浩林）原来就是党员外，其他很多人后来都参加了革命，入了党。在西安高中和我在一起上学，能记得名字的有16人，就有14人参加革命，入了党。其中曲晓峰、马启庆、马保全、贾武明、贾全民等5人，后来在斗争中牺牲。
按照省委的布置，西安的学生党员，参加领导回乡工作团、宣传队，或者假期回乡时，又在当地抗日宣传活动中考察、发展党员，播下种子，然后再继续发展。1937年，我到凤翔师范检查工作时，接头的支部书记刘维华（高诚），就是西安师范的学生党员肖蓼发展的。这个支部的一些党员，又是刘发展的。这些党员毕业后，又在几个县发展了党员。
由于陕西特别是西安的学生运动，有其光荣的革命传统，到1935年“一二·九”运动以后，又是学生运动的高潮，所以这一批从学生积极分子中吸收的党员，大多数质量较好，不少人后来成了党的骨干力量。当然也有不重视质量、审查不严，甚至简单“拉夫”的现象。1937年冬，我到兴平县东关五岳庙小学，找肖蓼介绍的一个学生党员接关系时，他不承认是党员，说他是民先队员。西安学生党员中后来出了几个叛徒，也和审查不严有关。
1938年底，省委系统党员在册人数达八九千人，实际上中共陕西省委成立后发展的党员已超过1万。因为还有一批送进边区的党员，一批转到外地工作的党员，一批被国民党拉壮丁的党员，一批牺牲了的党员，都未统计在内。
其次，为解放区输送了一大批革命青年。中共陕西省委成立以后，从西安向延安选送的青年学生很多。现在全国著名的骨科专家尚天裕，就是当时从西安高中介绍到延安抗大的。除西安以外，当时临潼、三原、渭南、华县、麟游、韩城、宝鸡、凤翔、岐山、扶风、高陵等地，党的力量比较雄厚的地方，也选送了不少青年。由于要求去解放区的学生很多，1937年秋，经省委提出，由贾拓夫等与冯文彬商议，在省委驻地附近，先在斗口农场，后在云阳设立了一个青年干部训练班，协助省委训练革命青年。1938年初，青训班第三期又迁到云阳北边的安吴堡。这时青训班已经中央批准面向全国（还有国外华侨），并属中央领导，但仍与省委有横的联系。省委仍从各地继续介绍青年（也有党员）去训练班。我在省委时和青训班有工作来往，除介绍一些党员到青训班学习外，还接收过青训班地方科在附近农村发展的党员的关系（共4个支部）。截至1940年4月撤回边区，青训班前后共收1万名学员，为解放区培养、输送了大批革命干部，还有很多人结业后又返回国民党统治区参加、领导抗日救亡运动，有些还参加了地下党的斗争。实践证明省委关于设立青训班的建议是有远见的。
再次，合作抗日，掀起抗日救亡运动。陕西省委一成立，特别是抗战开始后，就布置各级党组织和共产党员，要大力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教育工作。动员民众服兵役，购买救国公债，对党员、革命青年进行军事训练，组织民众抗日武装等等。1938年初，因日寇侵占晋南黄河东岸，关中的沿河地区已成抗日前线。当时驻防沿河的一一七师，由吕剑人负责的党组织即与地方党组织联系，在一一七师举办了沿河各县学生军训大队，召集部分党员和进步青年进行政治军事训练，准备日寇过黄河后领导游击战争。当时党组织还选派出一些共产党员，协助进步县长的工作。如雷荣、伍仲秋（女）就分别派去担任华县县长吕向晨、合阳县长苏资琛的秘书，开展抗日救亡活动。还动员一些同志到武汉，参加国民党的战干一团学习。过去和我在一个支部活动的西安高中二七级女党员卢清慧，就是其中一个。当时特别强调，共产党员要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和抗日前线，发挥先锋模范作用。那时在国民党部队的共产党员，由于作战英勇，牺牲的很多。仅阎揆要部队中的共产党员，就牺牲了200多人。
这个时期总的斗争方针是要积极抗战，反对投降，要求民主，反对专制。学生运动也围绕这个内容。1937年12月，省委派我去凤翔师范检查党的工作，正碰上学校闹学潮。起因就是同学们在党支部领导下，要求进行抗日救国教育，减少文化课授课时间，增加抗日救国教育内容，并已开始实施。但校长忽之申阻止破坏，学生便群起反对。我去后，和该校党支书刘维华研究如何领导这场斗争。后来学生派代表赴西安，向国民党省政府请愿。省政府主席孙蔚如答应了学生的请求，撤换了校长忽之申。当时党领导的类似斗争不少。
西安事变后直到抗战时期，大力发展进步组织，最多时省委领导的进步群众团体有几十个，成员不下几十万人。如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西北青年救国会、学生联合会、新文学促进会、妇女慰劳会、西北青年文艺工作者协会等。省委掌握的舆论工具也相当多，如《西北文化日报》、《工商日报》。省委的刊物《西北》杂志也公开发行，影响很大。当时各地党组织发动领导的救亡运动轰轰烈烈，很有声势。因为我们的活动合乎时代潮流，所以中间势力大都倾向共产党。而国民党领导的群众团体人数不多，影响也小。1937年4月，我到延安参加完第一次西北青年救国代表大会，回来向西安高中同学传达会议精神时，大礼堂坐得满满的。有些教职员工也参加了，有个平时不问政治的数学教员叶志刚，从头到尾听完了传达。
省委和各级党委的革命活动（非党内活动）方式，由公开、半公开逐渐转向荫蔽。抗战初期，党的主张可以通过报纸或其他方式公开发表，省委几个负责人也用化名发表文章。比如贾拓夫化名关锋，张德生化名张心余，欧阳钦化名洋青，赵伯平化名赵戬、方晟。李初梨也曾以省委负责人名义，公开出面活动。当时党领导的群众团体多，党领导或受党的影响的进步报刊多，党领导或掌握的进步书店多，党领导的学生假期回乡工作团、宣传队多。有很多党员，就在这些进步活动中担任领导工作。1938年下半年，我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时，和西安生活书店的党员就有联系。地方党组织的有些领导人，就把书店作为活动据点。临潼县委书记刘庚，就是为了便于活动，扩大宣传，才专门开设了骊山书店。还有华县的王立人、合阳的管建勋、凤翔的王田夫，都曾以书店为掩护进行活动。
当时很多党员虽然公开进行抗日救亡活动，但是党员身份、党的活动绝对保密。党员凡进入边区另行分配工作，或到省委工作都要改名换姓。罗文治就是我到省委后改用的名字。因为我在省委组织部工作，还帮经省委介绍到边区的一些党员起了化名。
1938年夏季，环境开始恶化，省委大部分领导干部在七八月即从西安转移到云阳，并于8月在云阳召开了全省积极分子会议，研究部署党的活动方式的改变和调整。因为敌人对西安等大城市控制严了，党的主要活动地区逐步由城市转向农村。从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转向扎扎实实的群众工作。从敌人集中打击的民先队、青救会的活动，改为着重开展一般社会团体的工作。从集中在进步群众圈子中活动，转向同时注意对中间层、落后层的工作。同时开始注意在国民党、三青团和国民党控制的“抗协”中开展活动。1938年底，省委又根据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把少数已经暴露的党员调开原地。阎揆要和西北军中其他一些党员，就是这个时期撤回省委的。这些活动方式的转变、调整，为党组织在国民党统治区继续活动提供了条件，为后两个阶段的进一步转变做了准备。
第二，巩固阶段。
从1939年到1940年上半年，是陕西党组织的巩固阶段。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河南很多地方相继沦陷。这段时间陕西东部的潼关等地已成抗日前线，陕西再次出现遭受日军进攻袭击的危险。1938年底省委扩大会上，即提出保卫陕西、保卫西北的口号。根据这种情况，陕西抗日气氛应该更浓些，国民党对战争的准备应该更充足些。但国民党自1939年1月五届五中全会后，即公开执行反共政策。年底又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当时，陕西处于国民党的反共前线，其反共措施更为突出。他们不仅在大中城市镇压进步活动，迫害共产党员，而且这种镇压和迫害已经扩展到农村。国民党为了加强思想控制和清查异己分子，加强了联保制度。还设置了许多训练机构，除战干四团和劳动营外，各专区、各县都有灌输反动思想的训练机构。教育界和保甲人员，是他们进行思想控制的重点。国民党还通过强行发展党员来加强思想控制。我记得1939年的《西京日报》，曾刊登过国民党要人吴稚晖发表的题为《吾党一以贯之》的文章，就强调要普遍发展党员。同时，国民党普遍建立情报特务机构。党务系统有“党网”，政府系统有专任“调工”、情报组、情报员。这个时候，国民党特务普遍进行邮检。西安邮局经常有警备司令部、行营宪兵队、省党部、省政府等单位派的专人检查信件。他们在取缔进步报刊的同时，在西安集中了叶青（任卓宣）、柳宁（朱其华）等一批共产党叛徒、反动文人，大量编印《抗战与文化》这样一类的反动报刊。这个时期破坏共产党组织，捕杀共产党员的事件也越来越多。
针对以上情况，中共陕西省委不得不同时准备两手，来对付国内外敌人的进攻。根据1939年8月中央《关于巩固党的决定》精神，省委采取了一些新的措施来巩固党的组织。
首先，加强武装工作。既准备对付日寇进犯陕西，又准备对付国民党的破坏。省委从抗日战争开始，就在各期的党员训练班中设有游击战争这一课。我参加的第二期训练班，就学过游击战争。省委要求每个共产党员，要做好打游击的思想准备，都要具备一定的军事知识。同时，省委又把关中地区划分为几个区域，一旦日寇打进陕西，即以南北两山为依托，各自为战，互相配合，和敌人进行周旋。还准备在铁路沿线的重要据点，荫蔽一些没有暴露的共产党员，以便在日寇占领后开展工作。在《西北》刊物上也多次发表文章，号召保卫陕西，保卫大西北。这一时期，省委要求各地党组织要加强地方武装工作，强调对在乡军人、地方团队和其他武装进行争取和改造。重视武装工作，是陕西地下党的一个优良传统。在解放战争中所以能够普遍组织地方游击队，策划国民党地方团队起义，和平解放许多城镇，就是因为前多年打好了武装工作的基础。
其次，明确荫蔽斗争的指导思想。1939年，省委领导人的荫蔽斗争思想已经明确。我印象比较深的是1939年春，张德生在全省组织部长联席会上，就提出巩固党的问题，改变了过去强调发展组织的提法。省委书记贾拓夫在一次讲话中，就曾借用《水浒》上的语言，提出陕西一些党的组织将来应该起到“开城门，放吊桥”的作用。明确要求：先荫蔽下来，必要时从敌人内部杀出来，里应外合。赵伯平也曾提出共产党员在国民党统治区要“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要把人当人，谨防鬼捣鬼”。明确要求党员学会随机应变，要有保护色。由于省委领导的思想明确，各地党组织在布置工作和进行各项斗争中，大多能按照长期荫蔽斗争的思想路子办事。
再次，针对国民党的反共政策，采取了一些针锋相对的斗争办法。比如针对国民党开办训练班来审查公教人员，加强对政教系统的控制，省委即确定：共产党员可以参加国民党的训练班，有些地方还要有组织、有计划地派党员和进步人士进去。特别需要提到的是：针对国民党强迫人们加入国民党的情况，在中央没有统一布置前，省委专题报告中央后，即确定在特殊情况下，共产党员可以参加国民党，并对参加国民党的有关问题，作了具体规定。比如必须报告组织，如果在参加前来不及时，事后也要说明。在国民党担任一定职务的，不过党的组织生活，只单线联系等等。这是当时陕西省委有远见的一项大胆决策。1939年，我分工领导泾阳县委的工作。云阳镇小学是泾阳县委活动的重点，县委一位领导干部便荫蔽在这个学校。当时国民党咸阳专署要从云阳小学抽人受训，并安插特务到学校进行控制。我和泾阳县委负责同志商量后，选派了党员和信得过的进步人士去咸阳参加训练。这样，就可以事先把位子控制在我们手里。同时，告诉泾阳县委领导人，在接受训练时可以参加国民党，以免敌人怀疑。
第四，加强对党员的教育，针对这一时期党内出现的轻敌麻痹思想，加强党内教育，使党员认识抗日战争的长期性、艰苦性，认清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治面貌，认清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区别。使党员做好长期斗争的思想准备。同时，针对国民党的破坏阴谋，进一步突出保密教育和气节教育。1939年省委还专门派人到外地巡回教育，举办小型学习班。
第五，组织工作中的荫蔽措施。除继续把暴露的党员调回边区，或向其他地方转移外，党内活动更加荫蔽。在领导方式上、党员管理上、党内文件的处理上都是这样。比如泾阳县委的活动，由于该县辖区驻有八路军一一五师留守处、陕西省委机关和青训班，国民党统治较严（曾被称为“模范县”），再加上后来形势恶化，所以从1939年3月成立县委，到1940年把领导干部调进边区一年多时间里，县委只开过两次会。一次是我宣布县委班子的成员，讨论分工；一次是我传达省委有关指示，大家研究贯彻措施。平时县委成员，都是个别联系。当时县委书记涂福元（洛克）住在县城，负责城区党的工作。组织部长杨万仓（杨雨霖）分管北区工作，住在云阳小学。云阳小学的教师支部和学生支部都与我直接联系，他们之间互不来往。有一次县委曾拟填写党员登记表，我知道后，当即制止。党员不仅没有花名册，而且县委几位领导人除直接管理者外，对其他人管理的党员也只知道数目，不问姓名。再如党内文件，能减少，就减少，能不用就不用。我在省委工作时曾三次外出巡视。1937年去凤翔师范，把要传达的文件放在点心盒内；1939年先后去铜川和兴平、咸阳，这两次什么文件都没带，全靠脑子记忆来传达。接转党员关系也更加隐蔽。我在组织部接转党员关系时，开始是使用化学密写办法，即地方组织在普通信纸的字里行间用化学药水写上，晾干后不显字迹，我们收到后再经技术处理，设法将字显示出来，进行识别。有时在密写中重要字句，还使用事先约好的密码来代替汉字。到环境开始恶化后，为防万一泄密，化学密写、密码办法也不再使用，而来人只持一封以商人或同学名义写的普通信。只是上下款填写约好的代名，所介绍的是否正式党员从落款的日子来识别，如是单日表示候补党员，双日表示正式党员。当时省委有关组织方面的材料，如党组织代号、负责联络地点等都用特殊办法记载，防止万一丢失，或敌人突然袭击被查抄，别人也无法辨认。
第六，加强省委的警戒保卫工作。1939年下半年，在全国连续发生了几起国民党军队袭击我军后方办事机构（同时是地下党组织领导机关驻地）的事件。先是湖南平江惨案，接着是河南竹沟事件。在此前后云阳发现了一个叫“华云龙”的特务，以“卖艺”为名对省委警卫部队进行侦察（被我捕获），同时发生了干部科长王德（余洪远）在云阳北门外被人打黑枪（幸未击中）的事件。从各种迹象看，国民党随时都可能袭击陕西省委，省委就加强了机关的保卫、警卫工作。省委开始组建了一个警卫连，后来成立了警卫营。两个连每晚除连队巡逻外，省委机关干部都要轮流在各自单位驻地放暗哨。我在组织部驻地李老五院子的后门放哨。1940年春，有一次国民党某部拟偷袭或摸哨，警卫连发觉后，开了枪，敌人跑了。第二天察看时，发现一片麦子被踏倒，证实了前一天晚上发生的事情。
当时安吴青训班也做了防止敌人偷袭的准备，并和省委互相照应。直到1940年4月同一天，经事先商量安排青训班从安吴向西北翻嵯峨山撤进边区，省委最后一批人员从云阳向西过淳化县城撤进边区。
第三，“荫蔽精干”阶段。
从1940年下半年开始，到1946年解放战争爆发，是“荫蔽精干”阶段。这个阶段国民党曾于1940年冬、1943年夏掀起第二、第三次反共高潮。这个阶段，是国民党统治区的反共措施日益加强的阶段，也是我地下党“荫蔽精干”政策在实践中逐渐完备的阶段。也就是通常说的“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十六字方针的贯彻执行与不断总结提高的阶段。在1945年6月党的七大，特别是8月日本投降后这段时间，省委加强了对地下组织的联系，加快了各种革命力量的“积蓄”。这段时间前后共五六年。
1940年4月，陕西省委全部搬进陕甘宁边区后，形势更加严峻。后来国民党把陕西划为三个区域：陕南为“巩固区”，陕北为“斗争区”，关中为“肃清区”。“巩固区”就是要巩固国民党在陕南的统治；“斗争区”就是要对陕甘宁边区制造摩擦，进行破坏；“肃清区”就是要肃清关中地区的共产党组织（地下党的活动主要在关中）。为此，国民党在边区周围大量增派部队，修筑碉堡。一方面封锁边区，一方面增强“肃清”关中地区我党组织的反动实力。在陕甘宁边区周围还侵占了我军驻防和边区政府管辖的一些地方。1940年4月我随省委最后一批人员撤进边区，路经淳化县城时，那里还驻我们一个营，不久也被国民党逼迫撤离。
国民党为加紧迫害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还采取了两项特殊的反共措施。一是1940年冬，成立了两个民众动员指挥部。东边是商（洛）同（大荔）指挥部，头子是蒋坚忍，管辖商、同两个专区，主要管大荔专区的一些县。西边是彬（县）洛（川）指挥部，头子是梁干桥。主要针对边区周围的彬县、旬邑、淳化、耀县、洛川、同官（铜川）等县。蒋坚忍是蒋介石的侄子，梁干桥是个叛徒、托派，都十分反动。当时梁干桥已重病在身，但仍让人用轿子抬着到交通不便的地方，去布置指挥反共事宜。二是国民党在社会上到处部署特务网络，特务控制很严。每个保都设指导员，实行“连坐法”。普遍建立“通讯网”，每个完全小学都设情报组，所有战干团毕业的学员都布置情报任务。如果说1938年下半年国民党强行大量发展党员，企图全国皆党，以国民党员的数量战胜共产党，那么这个时期国民党就是到处发展特务组织，使全党特务化，全国特务化，企图用特务手段彻底破坏以至消灭共产党。当时国民党为了消灭共产党，除了积极镇压和推行自首政策外，还有一套更为恶毒的办法，就是所谓“打击外围，深入内线”。在取缔进步群众团体的同时，企图用收买或派遣的办法把内奸放在共产党内长期潜伏，进行“内线”活动。这个时期，我党不少地方的党组织遭到特务破坏，地下党的活动极端困难。有一些意志不坚定的党员自行脱离党，有的向国民党当局办了自首手续，还出现了少数叛徒。
地下党和执政党的处境完全不同。执政后，一些企图升官发财的人，设法往党内钻；而地下时，当环境恶化后，一些只顾保命、贪名图利的人，就从党内往外跑。我接触过的两个党员就是这样。一个叫宋继唐。他于西安高中上学时，1937年春在延安西北青救代表大会上被选为青救会常委。以后组织送他去延安马列学院学习。因宋继唐吃不了苦，曾以西北青救会常委名义，借身体有病为由，向中组部写信要求补助，未得满足，即提出离校回蒋管区。宋离校回家后，中组部将原信转交省委，陕西省委从此停止了宋的组织生活。宋继唐后来投奔国民党的特务机关，与国民党省党部调统室挂上了钩，还在社会处（实际是特务机关，陈固亭是处长）当了科长。户县地下党遭破坏和宋有关。另一个叫姚秀姗，也是西安高中学生党员。西安环境恶化后，贪图享受、追求名利的思想就暴露了。1938年下半年姚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与我接头时，以来回乘坐人力车等花费不少为借口向组织要钱。我当即进行了批评。后来又听说他曾去安吴青训班，因吃不下苦又到了西安。姚什么时候与国民党挂上钩，我不清楚，但后来我知道此人在国民党省党部当了特务，而且从敌人内部材料中，看到姚亲自到凤县追查过“共产党嫌疑分子”的消息。
针对国民党的破坏和党内出现的问题，陕西省委便千方百计设法保护、巩固党的组织。国民党要“打击外围，深入内线”，省委便提出党的组织要“外不孤立，内无奸细”。国民党企图从共产党员的行动中找出借口，进行打击，省委便提出党员的活动要做到“好人都赞成，坏人难反对”。这个时期，我印象较深的主要会议有两次。第一次是1940年9月，在照金召开的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传达、讨论中央关于陕西工作的决定，围绕“荫蔽精干”的方针政策，研究制定了一系列新的巩固、加强党的措施。第二次是1942年初，在马栏召开的省委扩大会议。传达讨论西北局关于陕西工作的决定，进一步丰富了贯彻执行“荫蔽精干”政策的内容。这个时期省委的具体措施有以下几点：
第一，继续审查清理党组织，大批撤离暴露的党员。为了保存地下党的组织，实行“荫蔽精干”政策，1939年即开始有计划地审查党员。1940年集中进行了一年，以后是陆续审查，陆续清理。当时清理的办法是，除开除极少数严重违纪党员外，对成千名政治上有怀疑和思想上消沉的党员，停止了党的生活，割断了组织联系，但大多数仍然进行党外联系。针对国民党推行的自首政策，对于办过自首手续的，也是争取改造的方针。到1942年，根据中央的有关指示精神，还准许在被捕后，必要时，在不暴露党的秘密的情况下，可以履行一般手续。这个时期把暴露的党员大量调离本地。那时调进边区的人数最多，陕西省委驻照金时，仅西北联大就调进二三十人。当时县级以上领导干部，绝大部分进了边区，进来的同志有近百人还参加了在照金附近秀坊沟开办的干训队。由于以上原因，加上一些自行脱离的，这个时期地下党员的数目就减少了几千。
第二，撤销机构，缩小目标。大发展时期，党员数目多的地、县普遍设有地、县委或工委。1939年下半年，陆续撤销地委，改为中心县委。1940年下半年，为了缩小目标，便于荫蔽，县以上机构绝大部分撤销，改为由个别领导人领导，而且这些领导人大部分撤回省委。后来省委分设了第一、第二两个研究室。研究室的成员，都是从国统区撤回的领导干部。他们又都分区指导国统区的工作，平时学习研究，必要时以特派员、联络员身份派出联系。完成任务后，又回到省委学习。
第三，划小基层组织。过去一个支部十几个人，甚至几十人。1940年后，支部一般三至五人。而且有多种形式。有平行组织，比如一个单位有两个以上的平行支部，互不联系，不发生横的关系。有交叉联系，如许多地方党员因职业变动到了外单位或外地后，不转组织关系，仍由原领导人领导。有“异地领导”，比如一个地区的领导不驻本地区，而在外地取得职业掩护，必要时去本地联系，这也是交叉联系。
第四，要求党员群众化，社会化；强调不突出，不特殊。1940年9月，省委在讨论中央关于陕西工作的指示时，明确提出党员要“内红外灰”（也有“内红外白”的提法。但张德生认为：对于少数在敌人内部活动的党员需要“外白”，而对多数地下党员来说，“外灰”更为合适）。为了外表上“灰色”，要求党员对政治活动要极其慎重。原来积极从事进步活动的党员，为了站住脚，必要时可以暂不进行公开的政治性活动，表面上“消沉”。党组织在一定时间，甚至较长时间不去联系，主要任务是保存自己，待机再起。此种情况因形似睡眠，当时有人叫作“睡眠状态”。后来恢复联系，加强活动后，又用“叫醒”来形容。在国民党党、政、军方面干事的，曾提出“同流而不合污”，这是“内红外白”的特殊要求。“外灰”主要是不要轻易进行群众性的革命活动，不暴露革命面貌。但是联系群众的工作非常强调，要求党员“广交朋友”，要求党员用群众能接受的形式联系群众，用合法方式从事社会活动。我任东府联络员时，在合阳联系的党员管俊亚，就是以卖文具的货郎担为掩护，进行活动。青年农民党员孙明远，就以结拜弟兄方式联系群众。我去接关系时，一进房门迎面就是梁山泊一百单八将挂图。当时党员用结拜弟兄、姊妹的形式，交结朋友比较普遍。同时，为了避免引起怀疑，党员活动强调用“自然联系”的办法。日本投降后，派我到韩城时，县委书记孙绍先（孙昶）在韩城县中学当事务主任。我去时，并没有通过孙或其他党员给我安排掩护的职业，而是通过我的一位老同学关系（进步人士），当了个小学教员。
为了活动方便和接近下层群众，党员还曾准备利用青洪帮等封建会道门组织。1940年夏，我去延安，住西北工作委员会期间，西北工委曾专门把临潼地下党员崔明珍（青帮头目，以行医为职业）调到延安，向我们传授青帮活动知识、行动规矩和常用暗语，并给每人发了一本青帮的《海底》。张德生和我们在延安的几位准备外出搞地下工作的人员，都办了参加青帮的手续。当时，刘庚同志还专门研究青洪帮工作。崔明珍是个好党员，为革命做了不少工作。解放战争时期，中原突围的领导人陈少敏等返回边区，路过临潼时，崔曾进行掩护。虽然我们办了加入青帮的手续，准备在必要时利用，但是因为我们党的政治影响很大，群众基础很广泛，所以实际活动中很少利用。
第五，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在国民党的行政、教育、军事、党务系统中取得职务，并争取打入国民党的要害部门开展工作。当时许多党员和进步人士做了学校校长。有些打入国民党政府的基层政权，当联保主任、保长、乡队附、保队附等。对参加敌党团问题，第一阶段是限制，第二阶段允许，这个阶段是鼓励有条件的积极参加。对于参加敌伪组织的，要求“向里钻，往上爬”。所以，有些党员就打入了国民党、三青团的领导机构。韩城县委曾派几个党员通过关系，在县三青团做股长。1941年，我在省委接待过渭南县固市中学学生党员贺一禾。他既是固市中学党支部的干部，又是固市中学三青团的负责人，还经组织派去国民党的战干团学习，懂得国民党特务活动的知识。贺一禾和他的未婚妻从固市中学回省委，途经国民党封锁线时，被碉堡中的敌人扣留。在审问中，他说是固市三青团的负责人，在战干团受过特殊训练，是国民党派到边区搞侦察工作的。贺会用左手写字，便谎称他的这种特殊字体，是进行特务联络的暗号，敌人信以为真。奉承招待后，放他们过了封锁线。临潼张依中（张中涛）是利用与县党部书记长郑育人的师生关系，到县党部做干事的。在省委社会科时我曾使用过他提供的材料，他当时的代号叫“绿钢皮”。打入国民党内部，荫蔽得比较好的，如李骥德，后来当了国民党眉县三青团干事长、县党部的书记长。刘德生当上了高陵国民党县党部的书记长。药怀愉当了副书记长。
陕西省委对国民党政权内部的工作，很早就重视。1939年省委派我到铜川巡视工作，就了解布置了当时陈炉镇镇长的工作。云阳镇镇长张永禄（张端），原来是泾阳县长王开基为对付我们特意选派的。后经多方说服教育，张思想转变，靠拢我们。省委驻云阳时，张对保卫省委机关起了一定作用。省委撤离时，张永禄也进了陕甘宁边区。关中地区有许多县，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其中有好些县，都掌握了几个乡镇的军政实权，而且这些乡镇统战工作搞得好，群众基础又好，实际上是我们秘密控制的红色区域。所以我们一些重要人员，如中原突围后的几位负责人以及汪锋、李敷仁、杨明轩等，过往关中几个县都很安全。临潼县的栎阳、交口地区，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临潼渭北地区，本来是几股封建武装势力长期盘踞的地方。内战时，地下党员谈国帆就开始在交口、毛瑞甫开始在栎阳进行活动。后来，谈国帆（还有王志温）经过斗争，逐步掌握了交口镇的镇、保政权，毛瑞甫协同杨宜瀚，掌握了栎阳的镇、保政权。这两个镇的地方武装、教育机构，长时期也由我们控制。两镇都有修械所，都能自造枪支，都能团结领导一批革命群众，都能必要时动员数以百计的武装人员。这两个镇地区相连，互相配合，并对周围镇、保实力人物，根据其政治面貌，或者多方联络，友好相处，或者进行打击，予以控制。这样就长期形成秘密的革命割据局面。
1936年初，刘少奇从陕北奔赴华北时，就曾住在杨宜瀚家，并由毛、杨派人护送上了火车。这个地区很早就引起敌人注目，并曾设法剿灭其革命势力。1939年冬，匪徒在栎阳袭击杨宜瀚、毛瑞甫。毛当场被害，杨躲在床后进行还击，幸免于难，但不到一年也亡故。1943年7月，敌人调集数千武装力量，对交口进行洗劫烧杀。谈国帆、王志温和一批暴露的干部，被迫撤进陕甘宁边区。虽经如此重大挫折，但地下党员郎瑞亭等，继续就地领导斗争，国民党当局仍难控制。而且在解放战争时期，还设有若干秘密交通站。过去撤回边区的尹省三（卫平）、王智德等地下干部，仍然能安全来往通行，联络布置工作。1946年汪锋从马栏去陕南，李先念等从陕南回陕北，都安全地通过这个地区。
韩城县委这方面工作做得也好。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曾鼓吹进入宪政时期，乡、保长的产生，要通过选举形式。韩城县委领导人孙绍先等人即趁选举之机，通过各级党组织，利用敌人内部矛盾，动员党员、革命群众用竞选等方法，安插革命人士担任乡、保长。不到一年时间，在全县不少乡、保，特别是南乡，安插了许多党员或进步人士。在县参议会竞选中，也争取民盟负责人苏资琛做了副议长。甚至三青团选举赴省代表时，把县三青团书记挤掉，将县委的贾德陞等二同志选为赴省代表。全县中小学校校长中党员、进步人士更多。
第六，加强调查研究。陕西省委根据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做了很多工作。实践证明，要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活动，就必须调查研究国民党。要对付国民党对我党组织的破坏，就必须调查研究国民党的特务组织、破坏活动规律。1940年7月，省委成立社会科后，我曾到中央社会部听取关于对敌情调查研究的部署，回到省委后专门搞这项工作。当时不仅社会科，而且其他部、组织部的其他科都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并向中央和省委领导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调查报告。仅1940年，省委组织部就编写过9份调查报告。有的调查材料，中央有关部门还曾来电表扬。当时，省委与三十八军地下党组织有电台联系。省委曾通过三十八军党组织，搜集过日寇与国民党方面秘密来往的重要情报，并转报中央。
1944年8月，我回到关中地委统战部调查研究室后，与唐磊继续调查研究国民党统治区的有关情况。通过编印《陕情汇报》，向中央有关领导人和地委负责人提供情况。1945年8月底，我离开时，已编印了近30期。后来，陕西省工委还曾成立调查站，搜集研究国民党区域行政设施、社会情况，并编印小册子供领导参考。
这一段的前期（1940年下半年到1943年上半年），省委同各地的工作是集中贯彻执行“荫蔽精干”政策并不断总结经验，改进工作。这个时期，“荫蔽精干”政策日趋完善，工作很有成效。到中期（1943年下半年到1944年上半年），因抢救运动的影响，省委与绝大部分地下党组织中断联系。后期（从1944年下半年对抢救中搞错了的人普遍进行甄别，到1946年上半年），省委派人与下属组织逐步恢复联系，并在新的情况下继续执行“荫蔽精干”政策。抢救运动的影响，实际不只一年。由于这种影响，调进边区的许多干部，后来没有很好地学习。有些同志重新使用后，工作也束手束脚。地下党的组织后来恢复得很慢，有些组织也一时难于恢复联系，均与此有关。所以抢救运动对地下工作造成的损失的确不小。
第四，解放战争阶段。
这个时期，国民党当局为了配合进攻陕甘宁边区和其他解放区，在国民党统治区对革命力量加强了镇压措施。解放战争后期，敌人垂死挣扎，更加疯狂地进行了大逮捕、大屠杀。但国民党的倒行逆施，又激起了人民群众的反抗，迎来青年学生和工农群众的革命运动新高潮，党的组织和武装斗争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大发展时期。这个阶段因我不在陕西工委，对整个情况不了解，只就我了解的部分材料，结合当时我的工作变动，谈谈这个阶段的情况。
1945年10月，国共两党签订了《双十协定》。当时我在韩城，后来也听过党内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的传达，准备在国民党区域进行公开合法活动。但是国民党很快破坏了《双十协定》，向“和平民主”过渡已无希望，地下党组织随即承担了配合解放战争的任务。
随着形势任务的变化，这个阶段总的活动方针已经不是“荫蔽精干”，而是发展壮大组织，积极开展活动。不是“积蓄力量，以待时机”，而是时机已到，有条件的就要采取各种形式，发动群众斗争，打击、摧毁国民党的统治。当然解放战争的前期，在条件不成熟的地方，特别是敌人统治严密的城市和平川地区，在斗争中仍然强调“荫蔽”。
当时武装斗争提到突出位置。为了大力开展工作，发展武装斗争，过去调进边区的地下党的干部，从1945年日本投降，特别是1946年8月起，大批派回原来活动的国民党统治区。原先撤销的地、县委组织又普遍恢复，在有条件的地方组建游击队，并争取、改造民间武装。1946年8月，我从东府返回陕甘宁边区时，正值敌人“围剿”我中原突围部队，也是我地下武装开始大力发展的时期。这时省委即将苏史青、白云锋、吴沙浪等一批当地干部派回东府，组织游击队，并相继重新组建了东府工委和各县委（韩城县委原来就存在，这是“荫蔽精干”时期继续保存的少有的一个县委机构）。我回到陕甘宁边区时，又适逢国民党保安六团三大队董策成在边区封锁线上率部起义。董是由省委的地下交通员王生春通过同乡、同学关系长期联系并经过多种统战关系进行工作后率部起义的。这是陕西省委在解放战争中策划的第一次敌军一个营规模的起义。
1946年秋，我被调去西北局，先后接替严克伦、胡达明到统战部、组织部工作（严、胡被分别派去西府、商洛地区活动）。我在统战部是搞地方科的工作，联系、了解国民党统治区党的斗争。在组织部干部科，分管分布在边区各处的原地下工作干部的搜集、登记和派出工作，也接触从国民党区返回边区的地下工作领导人员。李敷仁、杨明轩就是这个时期到延安后，我们才熟悉的。李是被国民党特务暗杀未死，由地下党组织营救护送回边区的。杨是陕西早期知名的共产党员、革命的教育家，他长期坚持地下斗争，不受敌人威胁、利诱。国民党当局规定放映电影前必须向“蒋委员长”立正致敬，他为表示“绝不屈服”，多年来没有看过一场电影。国民党当局对杨明轩恨之入骨，拟进一步迫害时，1946年秋陕西省委将其调回陕甘宁边区。杨回边区前，曾于1944年与杜斌丞共同组织了民盟西北总支，并与韩夏存分头联系李敷仁、王维祺、武伯伦等，领导了西北民主青年社的工作。民青社在解放战争时期，配合全国的民主运动，发动了西安地区的学生运动。特别1946年春领导的反对反苏游行的斗争，1947年夏领导的总罢课，把争取民主、争取和平的斗争推向了高潮。这是解放战争时期，陕西省委在国民党统治区领导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学生运动。
1947年春胡宗南进攻陕甘宁边区，我被调任东线工作队指导员，在延属分区的固林方向活动。3月19日，胡宗南攻占延安的前三天，我又从东线被抽调回去，活动于关中分区的南线指挥部。随从张德生（时任西北局统战部长，又任第一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负责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先与第一野战军总部，后与警一旅一起活动，准备出击时相机与地下党组织联系，配合解放战争。旬邑县自卫大队大队长、地下党员马志超，就是我军第一次进攻旬邑时，由黄艾民联络起义配合攻占县城的，当时我曾随军进城。在此以前，我军第一次攻进耀县县城时，我也随军进城。当时我军抓获敌耀县专员严师儒。严是乾县人，虽系黄埔军校一期学生，但非国民党嫡系，有转变的条件，可能为我所用。开始严关押在警一旅时，何承华和我与严师儒有接触，后交西府总队管理教育。不久严被放回国民党区，为我们做了一些宣传工作，起了一定作用。解放后曾被任命为彬县、宝鸡副专员。那时为了解放战争的胜利，确实动员了一切力量，调动了各种积极因素。从严师儒的转变，也可看出党的反蒋、反胡统一战线的威力，以及争取团结西北地方人士正确方针的效果。
我离开南线部队后，接触的两件事也能说明此点。先是我军转入内线作战，我随即离开部队北上，返回西北局，根据敌军流动情况，随西北局在陕北游动。这个时期，原杨虎城部旅长，抗战时任国民党师长、曾在中原前线与日寇奋战的王劲哉（外号王老虎），因不满国民党的统治，摆脱了胡宗南的控制后投奔陕甘宁边区。王是渭南人，是由地下党员贺修之介绍到陕西省委，后由省委转西北局的。当时正是敌军占据延安，胡宗南气焰嚣张之时。关中解放后，王劲哉曾被任命为渭南军分区副司令员。再是1948年，我军从边区向国民党统治区出击后，我又南下被调派到东府工委工作。当时东府工委活动的澄城、合阳一带，是敌我反复争夺的拉锯地区。正是此时，过去西北军的旅长姬汇百，在其子地下党员姬颖的影响下，也进入东府解放地区。而且敌军反扑时，还拖着病体随机关转移北上。
我到东府工委时，地下党组织领导的武装斗争已非常活跃。东府地区的韩城、合阳、澄城，都有较为强大的游击队伍。曾在西北地区解放战争，以及澄合战役，解放韩、合、澄战斗中起了有力的配合作用。这时东府工委又抓了朝邑[1]、平民[2]、大荔的地下武装斗争。大荔是当时国民党专员公署驻地，也是抗战后期反动的商同指挥部所在地。敌人统治很严，地下党的力量薄弱。我当时联系的董周温是大荔西北乡的一个领导人，那里也有小股地下武装。朝邑与大荔情况不同，那里既有地下党的长期斗争历史，又有从三十八军派回的军队干部。当时党的领导人史曼中、韩增友、刘仲谐、杨海潮等，他们认真执行了地下斗争的方针，出色地完成了控制敌人地方武装的任务。不但绝大部分乡镇政权及其武装由党员或进步人士控制，而且掌握了国民党的县保警大队、常备大队的领导权（杨海潮、王彦亭分别任正、副大队长），还掌握了平民县的地方武装（县民众自卫队队长王志敬被教育、发展为党员），为迎接西北战场的全面进攻做了充分准备。
1948年10月初，在配合荔北战役中，为牵制敌军，根据西北野战军前总的要求，平朝工委及朝邑起义指挥部成功地领导了朝邑县常备队、保警队等地方武装1000余人起义。在城内很快抓获敌县长以下200余人，城外俘获敌军近百人，朝邑第一次解放。后又策应、配合了平民王志敬部的起义。这次成功的配合，受到西北野战军彭总的表扬。在此以前就听说1947年秋，我军围攻白水县城时，过去从西北军转入地方工作，分别担任国民党县保警队长、常备队长的杨培才、田焕贵等，在省委直接领导下率部起义，俘虏敌县长等400余人，第一次解放了白水。白水、朝邑是西北军中地下党员转移地方组织后，抓地方武装的两个成功例子。解放战争时，我接触的上述东府地区的武装斗争，只是陕西地下党组织开展的武装斗争的一小部分。但是，从中可以看出陕西省委很早注意“开城门，放吊桥”，长期执行“荫蔽精干”政策的成效。
这里需要特别提到的是，陕西省委领导的三大摊武装。一摊在渭北是谈国帆领导的地方武装。谈国帆于1943年7月敌人袭击交口（时任镇联保主任）的“交口事件”后，与一批进行地下武装斗争的干部撤进陕甘宁边区，在马栏进行学习训练。解放战争中的渭北总队，就是以这支武装力量和三原、泾阳、高陵、耀县的武装为基础发展起来的。
另一摊是西府赵伯经领导的地方武装。赵伯经在1930年做过麟游县长，后任县军事科长，与县委书记王乐天（1943年被捕后英勇牺牲）等人，长期从事武装斗争。内战时，组织领导游击队。抗战后，曾控制了麟游县国民党的常备队。该县党组织和所掌握的武装力量虽经几次破坏，但仍保留了一批骨干。西府总队就是由麟游和礼泉、乾县、永寿、岐山、眉县、扶风、长武等地游击队，以及保六团起义的董策成部组建发展起来，由赵伯经与吕剑人、严克伦领导的。
还有一摊子是商洛地区的地下武装。这股武装最早是由王柏栋创建的，王被害后，由巩德芳领导，以地下党员为骨干逐渐发展壮大起来。巩德芳于反共高潮后与一些武装骨干被调进边区，进行整训。1945年底，由陕西工委先后派回商洛，重新建立武装。后来，陕西工委又派王力、薛兴军、刘庚、秋宏等加强领导，并成立了陕南游击指挥部，领导了1000余人参加的武装斗争。他们在配合中原部队突围，建立鄂豫陕边区的斗争中起了很大作用。当时和巩德芳秘密配合埋伏在敌人内部的还有李世华。李是陕西省委很早联系培养的地方军人，李世华被吸收入党后，党指示其打入敌人内部，取得合法地位，到时发挥作用。李世华后来取得敌二十七军军长谢辅三的信任，并多方活动担任了第四区清剿指挥部参议、保安团第三营营长，掌握了几百人的武装力量，驻扎在交通要道麻街。在鄂豫陕边区斗争十分困难的时期，担负了重要的地下联络任务，保护了我们很多人员，并掩护过郑位三、陈少敏等领导人。直到当地解放前夕，李才率部起义，公开了政治面貌。李世华是长期埋伏在国民党地方武装中，工作成绩突出的党员。但解放后，由于“左”的思想影响，曾被开除党籍，后几经周折才得以纠正。
除上述地下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外，还需要提到的是：咸榆公路以东，由蒲城、富平、同官、白水地方武装组成的路东总队。陕西工委配合中原部队突围后，在商洛等地开展斗争而组建了长（安）柞（水）支队。由于在陕西国民党统治区普遍建立了我党武装力量，并对国民党的地方部队进行了工作，所以后来绝大部分的县城都是和平解放的。
解放战争时期，荫蔽在敌党、政、军机关中的党员，在情报、策反工作中也起了重要作用。1948年，我在东府工委工作时，常驻澄城活动。获悉该地地下党员刘振邦，前多年经组织安排曾去国民党的战干团受训，后来做了国民党的乡长。解放战争时期，刘振邦即受命与过去熟悉的敌特务专员杨兆春接近，了解情况，进行工作。后杨兆春携特务电台起义，并策划了另外几部敌特电台归降。西安市敌人控制严密，多次对革命力量打击破坏，但地下党组织仍然保留了骨干力量。解放战争时，韩夏存（西安市工委书记）、吴伯畅（西安调查组长）、崔一民、朱子彤等，仍然就地坚持领导斗争。他们除过进行解放西安的准备工作外，在情报工作中也取得了显著成绩。为西北战场上几次重大战斗（包括歼敌3万多人的“瓦子街战役”），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军事情报，受到彭总的表扬。而这些重要情报，都是来自早期按照“往里钻，向上爬”的要求，埋伏在敌人要害部门的党员之手。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区域又一次出现了大批革命青年要求进入解放区的热潮。地下党组织借此选送了很多青年到解放区受训，为新解放区培养骨干。1948年冬，东府工委驻合阳县黑池镇时，就在南边靠近国民党区域的蔡目村举办了一个训练班，我和方晨都讲过课。当时，许多新解放区党组织都举办了训练班。同时，经过地下交通员、交通站把一批一批的党员和革命青年，安全地送到老区马栏和延安学习。
纵观陕西地下党13年的对敌特斗争历程，陕西党组织认真记取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左”的、右的教训，特别是“左”倾路线的教训。在贯彻执行“荫蔽精干”政策中，能够根据陕西的特点，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完善充实，使地下党组织在国民党发动的三次反共高潮，以及后来发动的全面内战中，不仅保存了自己，而且不断发展壮大，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陕西地下党之所以能够在13年中经得起严峻的历史考验，能够取得比较显著的斗争成绩，首先由于陕西省委是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并长期直接受到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党的组织关系直接与中央组织部联系，党员关系介绍信直写组织部长“陈”（云）、“李”（富春）。经费由中央财政部拨给。特别是一些重要问题，毛泽东主席亲自听取汇报，进行指导，亲自参加研究制定有关文件。1942年后，虽改属西北局，但有关重大工作仍由中央决定。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负责人，也积极支持帮助地下党的工作。办事处曾经为地下党的活动提供了不少方便。比如1937年省委领导人贾拓夫、张德生等，曾于夜间在办事处地下室召开西安各校支部负责人会议，传达布置工作。又如1937年4月，在延安召开第一次西北青救会代表大会时，叶剑英就曾亲自布置派车，并着人与我联系接送代表去延安。代表大会期间，毛泽东还专门接见了西安、三原的代表。1938年初，陕西省委派到天水地区领导地下工作的董振国（董邦），就是林伯渠给省委推荐的。这一年下半年，我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时，曾以侯某代名与董联系汇款。从陕西省委成立直到1940年，省委在办事处一直派驻联络员。当时办事处有人对省委利用办事处做秘密工作有抵触，而林伯渠是积极支持的。惠子俊和群众组织的五位领导人被敌人逮捕后，也是周恩来、林伯渠亲自交涉要出来的。
其次，陕西地下党活动的国民党统治区，紧靠陕甘宁边区，形势艰险时，省委可迅速迁进边区，大批骨干站不住脚时，可以调进边区，可以依托陕甘宁边区领导国统区的地下斗争。省委经费困难时，也在边区的边界开设商店，自筹经费渡过难关。陕西省委的很多工作，都得到陕甘宁边区有关单位的资助、配合。这是陕西地下党一个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
再是陕西地下党有光荣的斗争历史。从建党初期到1936年西安事变时，党的活动从未间断。党的领导虽然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是有许多宝贵的经验教训可以借鉴，有许多好的革命传统可以继承。党组织虽然经过几次大的破坏，但是保留了一批久经磨炼的骨干。在地方和西北军中长期坚持了有组织的革命活动。后13年陕西省委工作的成就，与前十多年党的工作基础是分不开的。
省委有一个好的领导班子，是陕西地下工作能够取得成就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这方面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以主要领导人来说，在省委（包括关中地委、陕西工委）先后任职的有五位书记：贾拓夫、杨清（欧阳钦）、张德生、汪锋、赵伯平，他们虽有不同特点，但他们都经过长期的斗争考验，都有一定的理论基础，都有丰富的斗争经验，特别是地下党的工作经验。杨清于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即参加领导党在陕西白区和白军中的工作。其他同志在陕西工作更早，因此，对陕西的情况了解较多，对过去路线错误特别是“左”的错误有沉痛的教训。他们介绍情况时，常联系陕西的实际，把过去“左”的、右的路线作为借鉴。
同时他们又很注意摸索新的情况，总结新的经验。因此，在指导陕西的工作中，虽然也有过某些缺点，但总的来说，还是比较好的。特别在形势恶化，几次转折关头，安排得当，策略灵活，行动坚决。比如在执行“荫蔽精干”政策中，坚决撤离已暴露的干部。地区一级差不多所有领导干部，县级绝大部分主要负责人，都撤回边区进行储备，参加学习与工作。这样，我们就可以在第二次大发展时期，向国民党统治区派出大批骨干，逐步打开局面。1946年我到西北局组织部工作后，因为经办抽派干部的工作，对此感受尤深。我想如果当初不下最大决心储备干部，以后形势发展很快，要铺开工作就很困难。
我感受较深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在转折关头，对政策性问题处理也较稳妥。比如，对办过自首手续的总要区别：是自首群众团体，还是党的组织？办自首手续后是继续革命，还是消极不干？视其不同的情况考虑不同的处理办法。并不是一律开除党籍，也不是简单地疏远他们。又如当时被清理了的党员，大多仍以朋友关系接近，使其能在党外帮助革命。这样，党内虽然少了一个党员，党外却多了一个朋友。再如省委统战部对地方实力人物，包括士绅、在乡军人以及民间武装、地方团队中的领导人“画像”（这是当时的形象说法），即对其历史影响，特别是政治态度，按左、中、右进行了解分析。有的还专门写了传记，立了档案。这样，就可以针对不同的对象进行不同的工作，为广泛开展统战工作做好充分准备。
陕西省委领导对机关建设也很重视。省委机关政治空气浓厚，文化体育生活活跃，工作组织紧凑，工作效率比较高，干部的艰苦奋斗作风好，组织纪律性也很强，使领导机关确实成为有力的指挥机构。突出的特点是：
首先，学习空气浓。省委举办各式各样的学习班、训练班，13年中基本没有间断过。党员干部训练班办了十多期，同时办过农民党员训练班，委托青训班办过职工干部训练班。陕西省委迁进陕甘宁边区后，办了几期训练队，后来用“德记店”的名义训练商洛的干部。“德记店”结束后，又办教导队、教导团，扩大训练范围。训练商洛、西府、渭北以及从三十八军撤回的干部，先后有几百人。省委机关的两个研究室，实际也是学习单位。地下县委以上领导干部，绝大多数都离职学习过。省委机关内的工作人员，也根据文化程度指定不同的学习材料，编入不同的学习组织。学员学习认真，要求都有笔记，坚持定期讨论。省级领导人有时也参加讨论，并定期向工作人员作时事报告。当时条件虽差，但长期坚持不懈。
省委驻云阳时，在庙里作报告，在安吴时在大树下作报告，对于提高干部的政策理论水平很有帮助。机关学习，特别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干部在学习讨论中，大都能自觉地结合检查工作检查思想。而且检查思想时，确实做到“事无不可对党言”的程度。省委驻云阳期间，毛主席的《反对自由主义》即成为机关干部的必读材料，真正成为干部改造思想的“座右铭”。那时不单是省委机关，而且安吴青训班还把《反对自由主义》用大字书写在墙上，学员们普遍对照自己进行学习。回想起那时的机关、学校，学习气氛很浓，人们的学习自觉性很高。这与现在某些单位那种学习不大联系实际，不谈思想改造的情况大不相同。
其次，风气正，要求严。干部基本能做到认真工作，团结友爱，遵守纪律，服从分配，保守党的秘密。从上到下，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领导能以身作则，干部也严格要求自己。1940年春，省委搬进陕甘宁边区前，夜晚干部要站岗巡逻。搬进边区后，要自己开荒种地，打柴烧炭，务菜养鸡，生豆芽，拾野菜，搞运输。大家都争着干，没有偷懒怕苦。那时，吴沙浪是从韩城调回省委的地下党的干部，曾负责运输队的工作。经常带领运输队远途跋涉，且亲自把几百斤重的驮子从牲口身上搬上搬下。省委驻照金，杨清任书记时，有一次省委秘书长张中给干部安群（安秀杰）分配一项任务，安因病未接受任务，杨叫去谈话，批评时发了脾气。安心直口快，马上又批评杨态度不好。杨随即向安作了检讨，安消了气，服从了分配，上下之间又言归于好。
1938年，省委的党刊《西北》在西安出版发行。当时具体负责印刷、发行工作的，只有史悦（薛会文）一人。条件虽然困难，但仍千方百计完成任务。特别是下半年国民党特务多方阻挠、破坏，史仍坚持到年底。出刊30期后转移到陕甘宁边区印刷，从云阳秘密发行。史悦在西安时，我在八路军办事处，我们常在一起活动。史悦除过《西北》的有关业务外，还经常进行其他工作。他机智勇敢地从国民党省党部拉回患精神病党员的事至今仍能记起。一位名叫吕应熊的地下党员，在西安邮电局工作。根据本人要求，拟持介绍信去延安学习。吕由于兴奋过度，精神错乱，到八路军办事处后，随即外出。史悦当即跟随吕后，吕径直跑去国民党省党部，不料跌入一坑内，高声呼喊。在危急时刻，史悦随即跟进，并在省党部院内从容应付敌人盘查，找黄包车将吕拉回八路军办事处，后搭朱德总司令所乘汽车，送去延安治病。省委机关民主气氛很浓，支部大会、学委会、俱乐部大会都定期召开，汇报工作，民主讨论，选举负责人。1939年省委召开会议，选举出席七大的代表时，无记名直接选举。选举结果，当场唱票，黑板上记录公布。
再次，机关文化生活很活跃。当时虽然生活很苦，工作也紧张，但机关生活很活跃，工作人员很乐观。省委领导人也关心机关文化生活。机关人数不多，但经常进行体育活动。在云阳时常打网球，在照金时常打篮球，而且经常进行比赛。工作人员也经常排戏、演戏。曾参加演出的有彭毓泰（女）、李静（女）、年丰（女）、王文（女）、孙毓青（女）、韩学理（严一农）、肖金、董学源（杜介夫）、董实丰（董毅岫）、姜哲、朱明、崔伦、里明等。我和董学源、李静等，曾演过话剧《闲话江南》、《棋局未终》，和孙毓青、董学源、董实丰、王文等曾演过《塞上风云》、《流寇队长》。1941年夏秋之间，排《塞上风云》时，张寒晖刚从凤翔竞存中学回到边区的照金，张就做了导演。张德生因在内蒙做过地下工作，熟悉塞外风情，还亲自指导。
平时一些爱好秦腔的同志，也常在业余自唱自乐。吕剑人、王国、杨信、鲁鹏等人，教我们唱的一些唱段，至今还有印象。省委的七月（八一）剧团是在形势恶化时，由赵伯平领导建立的。剧团前后的领导人斯曼尼、王维之、袁光，都是回省委的地下党员。剧团演出的秦腔剧本，有的是赵伯平亲自编写的，如《七半仙》、《抓壮丁》等。《三滴血》、《黄鹤楼》是常在西安活动的吴力亚（吴伯畅）从易俗社抄好，亲自带回剧团，经赵伯平修改后排演的。这种愉快乐观的情绪，包含着对革命的坚定信念和胜利信心。环境再艰苦再恶劣，也改变不了革命者的乐观主义精神。前面提到的韩学理，内战时期被敌捕押，遭受百般折磨，残酷迫害，甚至双腕被捆绑见骨，两耳被割切过半（治愈后伤痕仍在）。虽遭如此苦难，但韩学理在监牢中，仍不改乐观主义情绪。曾用床单搭起舞台，与难友赵伯平等人演唱秦腔。在马栏时，韩任机关总务科长，年已三四十岁，仍化装登台，扮演旦角。1943年秋，我们被送去西北党校审查。虽然当时行动受到限制，气氛比较紧张，但是大家坚信问题总会澄清，能够泰然处之。1944年初，我和邓谦还参加了春节秧歌队的排练活动。后来《解放日报》提到的秧歌剧《孙老汉拾粪》，就是我们根据边区劳动模范孙万福的事迹自编自演的。
由于陕西省委对机关建设，特别是思想建设的重视，机关干部的素质比较好。他们在金钱和屠刀下，能经得起考验。省委为克服困难自己解决经费不足的问题，开过几处商店。交易数额较大，来往人员也较杂，但多年来未发生一起贪污案件。在工作分配上，干部大都能服从革命需要，不畏艰险，不讲价钱，以苦为荣，以奉献为乐。1938年牺牲在商洛的王柏栋，是1937年冬我去省委工作时熟悉的。当时他的身体很弱，但很乐观。除组建云阳小学党的组织外，又积极开展云阳的群众工作。他善于联系群众，不论是大人、小孩，总是有说有笑。离开省委时，他愉快地走上新的工作岗位。他面临商洛的复杂情况，很快地打开了工作局面。王柏栋的一个弟弟王柏梁，1943年和我一起在西北党校学习。柏梁也很乐观。冬季时，为了改善生活，他约我们几个人到山地里捡拾群众刨收后剩下的小洋芋烧着吃，觉得很有兴趣。后来，省委又派柏梁回商洛工作，他毫不畏缩。赶赴商洛不久，就英勇牺牲了。
马德（马启庆，林坚，外号“工人”）1934年和我一起，在山西运城反对“会考”，后又一起到西安上学。马德入党后，曾在西安学委、长安县委工作。1940年回陕西省委后，经常被派出工作。先到礼泉、商洛，最后到眉县。他对于眉县党组织的恢复、发展，对非法武装的争取改造工作，很有成效。马德同志纯朴、幽默、忠诚、勇敢，不管分配到什么地方，都不讲价钱。1946年12月，他从眉县回省委汇报工作，春节过后，返回眉县。通过小丘封锁线时，被敌特抓住，遭严刑拷打，未暴露任何机密，与同行的余正（徐景先，临潼人）一起被敌杀害，推入枯井。当时敌人进攻边区，他爱人张铁镰临产，在窑洞里生下孩子，三天后将孩子寄养在群众家中。1949年夏，我任韩城县委书记时，张铁镰是县妇联主任，我未让张早接孩子。西安解放后，张铁镰在西安工作，去接时，不幸儿子已从岩上跌下摔死。每思至此，非常懊悔。
据我了解，陕西省委的干部中，表现出色的不少。再如吴伯畅，山西人，内战时党员。原系西北军军官，后来放弃优裕生活，长期从事地下调查联络工作。曾任省委西安调查站长，中央情报部西安交通站长。搜集传递情报，采购运送物资，护送干部，很有成绩。吴伯畅非常能吃苦，经常徒步来往于边区，汇报联系工作。过边区封锁线，为免遭敌人追捕，通过敌岗楼时，常常快步飞跑，因而吐血。解放后一直做公安工作，他后来病故，实系过去积劳成疾所致。
王国，也是山西人，内战时入党。1940年党组织从西北军把他调回省委后，长期来往于西安等地。除联系有关党组织外，经常向边区内运送物资，接送干部。王国工作泼辣，不避艰险，多次圆满完成任务。1940年，曾与李俊林（马汉骐）一道，从西北联大接引地下党员陈越平、里林（女）、张榕林、万千等二三十人安全进入边区。在解放战争中，王国在西安进行地下斗争时，被特务抓捕。他沉着冷静，与敌周旋，方得获释脱险。
张中，是西安事变后我党从上海监狱中救出来的一位老党员。张是广东人，家中只有妻子幼女，他出狱未回家，直奔西安，后留在陕西省委机关工作。妻子携幼女，专程寻夫，找到延安未遇，又折回西安，找到八路军办事处，得知确讯后，转赴云阳，才得团聚。张中先后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做联络工作，在省委秘书处工作，后来是省委秘书长。我和他相处多年，看到他的生活很艰苦。他长期穿的布鞋，是在狱中自己制作的。他对工作非常认真，埋头苦干精神十分突出。当时省委的文件、党内刊物需要油印，很多蜡版都是张亲自刻写的。我经常看见他的指头因刻蜡版过多而红肿，但仍包着布条继续刻写。
我在与张中以及省委机关许多同志接触中，处处体察到他们时时刻刻考虑的是人民的事业，几乎把全部心血都倾注在革命工作上，很少计较个人的得失、利害。很多人有这种高贵的品德，机关也有这种革命的气氛。一些同志在生命的最后一息，面对敌人的枪炮、屠刀，能够视死如归，就是这种崇高品德、高尚思想的集中表露。
曾在陕西省委工作，后来牺牲的同志，除上面说过的王柏栋、马德外，还要特别提到以下几位：崔廷儒（景岳），旬邑人，是1927年入党，二战时期坚持领导地下斗争的一位老党员。1936年12月，陕西省委初成立时，任秘书长。此人机智勇敢，刻苦乐观，斗争经验丰富。经常活动于西安、西府等地，对恢复地下党组织做过很多工作。1939年冬，被中央调派去宁夏任省工委书记，1940年被特务机关捕押，虽然经严刑拷打而至死不屈，后在马鸿逵指使下被活埋。陕西省委的同志，对崔廷儒无不痛惜怀念。1947年第一次解放旬邑时，我随张德生曾专程看望了崔廷儒的父亲（崔家住旬邑县城东门外）。
前面提到的商洛地区地方武装首领、共产党员巩德芳，曾任省委“德记店”经理、教导团负责人。解放战争时巩德芳在十分恶劣困难的环境中，坚持斗争，支撑危局，后积劳成疾，不治而亡，死后敌人还割头示众。他的弟弟巩德胜，也是省委派出工作牺牲在商洛的。巩与其叔父两家共8口人，敌人抄家时又杀害了4人，巩母也气恨而死。巩家为革命牺牲了7人，只有巩德芳的小女儿被扣在箩筐下，未被敌人发现，幸免于难。巩家堪称“满门忠烈”。
胡达明（胡通、胡治安），蓝田人，长期从事工人运动。性情直爽，政治上坚强，工作积极，学习认真。1932年被捕，在狱中仍坚持斗争。1935年出狱后，立即找到组织，继续进行地下活动。1939年调陕西省委，曾任省委职工委书记、组织部干部科副科长。解放战争时被派往商洛，任鄂豫陕边区一分区副书记、第一军分区副政委。战斗中负重伤，牺牲前拒绝了警卫员要背他转移的要求，令警卫员立即追赶部队，亲自销毁了随身携带的文件。胡达明是独生子，父早逝。解放后，组织上将其母亲接到西安供养。
秋宏，礼泉人，著名烈士秋步月的亲属。从小就受到革命教育，曾在三十八军任连长，二战时党员。1938年下半年回省委经过八路军办事处时，我们认识的。他坦率赤诚，坚强勇猛，后在省委警卫营担任连长、营教导员，教导团政委。解放战争时被派往陕南，曾任鄂豫陕二分区副政委，西北民主联军三十八军十七师副政委。1948年在豫西西峡口战斗中，侦察敌情时被炸牺牲。秋也是独子，其母很早寡居，且体弱多病。秋宏死后，组织未敢告知，以“派出秘密工作”相瞒。其母至死不明真情。
康行，户县人，曾在省委做宣传工作。我认识康是1937年4月同赴延安参加第一次西青救代表大会期间。1942年、1943年我在地委统战部时，他在宣传部工作。康行为人耿直，吃苦耐劳。在马栏上山砍柴时，他拉运的木柴最多。当时我们都住在新打的土窑洞内，一天深夜，康所住窑洞一大块土垮塌，幸好未砸到要害处。解放战争中，康任户县工委书记。回省委请示汇报工作时，1947年11月遇胡宗南进攻边区，在旬邑境内被敌捕去活埋。
胡宣（张周勤），长安人，原西安二中学生。抗战初新婚期间，即离家出走，投身革命。1938年省委派任三原联络站站长。当时联络站只有一两人，胡在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干扰下，不畏艰险，为党工作。为给陕西省委、西青救和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联系有关事宜，我与胡宣曾多次接触。1940年初，胡因患病一度精神失常，一天晚上从三原城墙上跳下，后即送延安治病、学习。1947年被陕甘宁边区保安处派出工作时被捕，10月7日与杜斌丞等被敌人杀害。
当然，在陕西省委工作过的干部中，也有动摇逃跑和叛变的。据我所知动摇离队的有：原西北联大支部负责人文仲山（余××），调回省委后，安排在宣传部工作。1942年初派出向西大分散各地的党员传达省委指示，布置工作。但传达后，未返回省委，自行在外找职业。他虽然参加了民主党派的活动，做了些有益的工作，也没有发现危害党的行为，但从此脱离了党的组织。
叛徒金山（高绥夫），乾县人。1939年曾在陕西省委做过短时间的联络工作。后因思想不好，调到陕甘宁边区淳耀县做行政工作。解放战争时被敌人捕去，在劳动营叛变，向敌人出卖了被押在劳动营的关中专署民政科长杨直，致杨被敌杀害。解放后，镇压反革命时将高绥夫处决。
交通员李占青，原西安市人力车工人，长期做交通员工作。因思想落后，与一农村妇女私通。后一同逃出陕甘宁边区，到眉县齐家寨落了户。后来在解放战争时，他又准备联络人迎接解放军，被敌杀害。
陕西省委机关中，虽然出现过逃兵、叛徒，但总的来说干部的绝大多数革命立场是坚定的，思想作风是好的，是真正继承和发扬了党的优良传统作风的。
在这里，我把陕西省委交通科的情况再作个介绍。省委交通科和省委其他部门是分开住的。前后有几十名交通人员，除李占青逃跑外，绝大多数不辞劳苦，不避艰险，传递信息，接送人员，昼夜兼程，从不懈怠。但他们的事迹鲜为人知。史青（苏佐良）、梁浮先后担任交通科长的时间长。他们对交通科管理得很好，依我看交通科是一个默默无闻的英雄群体，其中有不少值得提起的出色人物。如李对章（范世华），长安人。他父亲曾参加辛亥革命，后牺牲。李对章家境赤贫，他小时候讨饭为生，是内战时党员。1937年冬，我在省委党训班学习时，与李同期学习。因李当时任生活队长，后即起名“李对章”。后来我管理交通科，他担任交通员，直到全国解放前夕病故时，一直搞地下交通工作。李对章对党忠诚，社会经验丰富，机警灵活。环境恶化后，他身着蓝布袍，手提筐子，内装蟋蟀作掩护，通过城门等重要地方，为避免敌特检查，即见机将蟋蟀放跑，借机追赶捕捉，以转移敌特注意力，避过敌人检查，然后趁机通过。因李既机警又忠诚，所以许多重要任务交他完成。1947年，中原突围的领导人郑位三、陈少敏，从商洛进陕甘宁边区时，其中一段路就是他带的。
再如任民（张仁民），渭南人，老党员。多年来一直从事地下交通工作，直到解放。张仁民身形瘦小，容貌、体形、风度，一派农民模样。加上农民装束，不被敌人注目。多次出入陕甘宁边区，从未出过问题。1947年李先念安全进入边区，就是张带路的。
还有李俊麟（马汉骐），是云阳小学的学生党员。做地下交通时，李的全家为之帮助，李父曾自愿单独承担交通任务。李俊麟有一次被敌捕去，表现很好，后经家中花钱买通有关人员，在夜晚枪毙时逃跑。
我记得好的交通员还有：形似老农，外号“老百姓”的澄城孙健；1945年带领我出边界封锁线的韩城高纪光；经常挑担，以卖小百货为掩护的河南人单志诚；留有山区农民的“刷刷头”短发，常跑西安和西路各地的礼泉李继成；曾专门从西安向陕西工委传递情报的长安孙焕文、韩城孙光明；长期在西府跑交通的王振邦（赵乃鼎）；跑交通并从事联络站工作，解放后任三原独李村支书，“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商洛谢正兴。
我20岁时调到陕西省委工作，那时正是政治上成长的时期，自到省委后我受益匪浅。现在虽然时过境迁，但是我仍然留恋那一段生活，仍然怀念牺牲了的战友，仍然觉得有许多同志值得我学习。
忆往昔，看今朝，13年峥嵘岁月，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47年的社会主义建设，虽然取得改革开放的胜利，但是工作中的很多困难和问题，仍然急需解决。创业难，建设亦不易。我们如果能够继承发扬民主革命时期好的精神作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定会胜利。我虽已是夕阳西下，但仍满怀激情，翘首企足，盼望着灿烂的明天。
[1] 朝邑原为县治，1958年撤销，辖区在今大荔县境内。
[2] 平民原为县治，1950争撤销，辖区在今大荔、华阴境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