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垂垂[1]
我的叔父严克伦去世已经20多年了，这些年来，我一直怀念他老人家。
他是一位生活十分简朴，却又积极关心与帮助生活困难的群众，关心别人胜过关心自己的老干部。从我记事起，他逢年过节都要来我家探望，问寒问暖。当看到我家兄弟姐妹多、生活困难时，从上世纪60年代末开始，连续十多年坚持给我家寄来粮票和钱，补助家用。1966年前，他住在省委3号院，叔母苏文上班忙，他工作更忙，三个女儿放学要按时吃饭，经常没有时间买菜，就叫我在他家院子里打了一个土窖，把菜贮于土窖中。下班回到家，他和普通职工一样，立即下厨做饭，根本不像个省级领导干部。
我是永寿县永寿村一名普通农民。有人问，你姓任，严克伦姓严，他为何是你叔父？其实早在1911年5月，我祖父去世，祖母改嫁到永寿县封侯村的严家，生育了三个儿子，长子即严克伦。由于这种特殊的亲属关系，我叔父严克伦特别关心我们家，对我更是关爱备至。
上世纪60年代我患了骨节炎，每天只能干半天农活，到晚上腿疼痛难忍。由于家庭困难，无钱医治，拖延了好几年，直到70年代初发展成骨结核，行走十分困难。1974年春节，叔父得知我的病情后，叫我立即去西安医治。2月，我拿着家里仅有的5元钱乘公共汽车来到西安。在玉祥门下车后，我步行三个小时到位于建国路的叔父家里。叔父看到我来了很高兴，给我做他家平时最好的饭菜，并安慰我说，一定要把你的病彻底治好。在叔母的引领下，我去西安红十字医院进行了两天检查。医院的结论是：骨结核，立即住院，手术治疗。这时，我心里很害怕，住院做手术这需要多少钱呀！而我身上只有两元钱。叔母看出了我的心事，安慰说，只要能治好病，钱的问题我们来解决。由于需要住院的病人很多，一直等了20多天才住上院，这期间叔母每天陪我去医院等床位，而且每次上电车时，她总是扶我先上车。当时我听说她是回国华侨，是省古典艺术团的导演，感动得我偷着流泪。天有不测风云，就在我住院期间，我妹任小萍因意外事故，面部和胸部严重烧伤，叔父得知后立即安排住进省人民医院，并负担了全部的住院费。
我在医院住了两个多月，手术很成功。当叔父接我出院时，医生护士认出了他是省级领导，将他围住问有什么事，他说接侄子出院。医生埋怨，怎么不早说呢，等了20多天才住上院。叔父就是这样一个人，从不以自己的地位搞特殊化。他叫了一辆人力三轮车将我送到车站，还给我买了吃的和一个拐棍，想得十分周到。
叔父一生胸怀坦荡，光明磊落，公道正派，严于律己，清正廉洁，从不谋取私利。1975年恢复领导职务后，他住进省委5号院。在5号院期间，我先后四五次在他家住过，亲身感受了他简朴的生活和对三个女儿的严格要求。每顿吃饭快结束时，他总要把没吃完的菜划分给在座的每个人，叮嘱一定要吃完，不能剩，不能浪费。他从不抽烟，不喝酒，也常劝我不要抽烟。在5号院，我按照他的想法又打了一口深两米多的土窖。在给土窖做木门时，买了一根圆木，我们两人用锯子解成板做成了木门，而省委东院后勤处有的是板，但他说那是国家的，私人不能拿。做门时，没有凿子，他就骑着自行车跑了几公里去买。他配有公车，但从不公车私用。大约上世纪80年代初，他要搬家到省委东院，就打电话叫我搬家。我到5号院后，他叮嘱：办公桌、沙发、地毯、窗帘等国家的东西一律不准动，仅把家里生活用品用具搬走。我一个人用架子车搬了两天时间，他没叫一个工作人员来帮助搬家。
他一生爱读书，爱收藏书。上世纪70年代末托人在永寿买了几根核桃木圆木，由老家永寿县封侯村一个木匠做成四个书柜，运回家中藏书。我就纳闷：作为一个省级领导干部，弄个书柜还要在老家做？
叔父一生原则性、政策性很强。祖母在世时，多次嘱咐他给我安排个力所能及的工作，我弟任青海1974年当兵退伍后找他安排工作，但他坚决按国家政策办，没有给我们兄弟俩安排任何工作。如今我仍然是一个普通的农民，我弟自己找了一个事业单位当了一名炊事员。他三个女儿都是通过高考入学参加工作的。
叔父离开我们已经20多年了，但他忠于党、忠于人民，一心为公，不谋私利，两袖清风的高贵品质一直扎根在我的脑海里。
2011年12月30日
[1] 任垂垂，陕西永寿县人，严克伦侄子。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