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荣荣[1]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多年了，但父亲的音容笑貌在我的脑海里还是那样清晰，父亲的教诲仍然常常在我耳边萦绕。每当遇到困难，我想起父亲的关心和鼓励；职业生涯中有了新的进步，我想起父亲欣慰的笑容；生活中的幸福时刻，也常让我想起和父亲在一起的美好时刻。
我对父亲的怀念和爱戴，不仅是父女间的亲情，更有我对父亲如师长般的尊敬。父亲在我眼里是最优秀的。从小到大我们姐妹常常开玩笑和幻想，希望自己的男朋友或丈夫应该像我们父亲一样，具有我们父亲的各种优点：睿智、成熟、果断和帅气。
爱好广泛的父亲
父亲有北方人的体格，一米七八的个子，在我们眼里，他高大、魁伟、英俊。父亲有比较广泛的爱好。
父亲是一个热爱读书和藏书的人。“文革”前，家里就收藏了很多线装书。父亲的这些宝贝儿，除了“文革”抄家被拿被毁的之外，还有一部分在父亲被军管期间，被运回老家藏着。后来，据说这些书被当成“四旧”撕掉了或用来当手纸用了。这些线装书有些以后也没有看到再版，我们也再没有见到过。所留下的非常有限的书籍慰藉了父亲在文革后期“靠边站”的生活，成了他那个时期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父亲非常喜欢古典文学，常常在家咬文嚼字，之乎者也。只是我们还都很小，没有办法理解和领悟，他越念我们就越困。由于当时的历史环境，这些“四旧”是要被批判和摒弃的，很快，即使在家里面，这些之乎者也的文章也不能够再被宣讲。父亲就给我们讲解毛主席诗词。偶尔做饭的时候，也会讲一点《水浒传》和《史记》中的片段。我们对于文学戏剧的兴趣也是在那个时间形成的。父亲恢复工作之后，每当有内部订书的机会，家里都会花很大的一笔开支买书，包括中外名著。而且购买之前，父亲都会征求孩子们的意见，除了父母要订的书籍，其他也一般都会随孩子们的心愿。在我们的印象中，父亲认为读书和吃饭是同等重要，穿衣和日常开销可以简单、节省。父亲常说：书是一面镜子，能够找出人的缺点。人要活到老，学到老，不读书就不进步。尤其是在父亲恢复工作之后，要求我们不能安逸于现状。让我们要多读书、多发现自己的不足之处，这样才可以进步。在以后，我和姐姐在国外艰苦的勤工俭学和在竞争激烈的工作环境中，能不断地认识自己、不断地完善自己，使自己能够适应异国他乡的竞争环境和艰苦生活，以至于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不断地进取和进步，都是与父亲当时的教诲分不开的。
父亲有很好的文艺修养，尤其喜欢戏剧和舞蹈。他喜欢京剧、豫剧和秦腔，尤其是秦腔著名艺术家任哲中先生演的《周仁回府》。由于父亲和任先生是同乡，有一段时间，任先生经常来家里做客，和父亲聊秦腔的传统剧目和改良剧目等话题。家里也有很多关于戏剧方面的书籍，除了元曲选集，还有明清一些戏剧作品，如《长生殿》、《桃花扇》和《风筝误》等。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京剧和晋剧的册子，如《穆桂英挂帅》、《霸王别姬》、《渭水河》、《火焰驹》、《打金枝》等。父亲的文学涉猎也包括国外的优秀著作。家里有很多外国戏剧的翻译作品，像《莎士比亚全集》等。父亲舞跳得也不错。据说20世纪50年代末，各地政府部门都与苏联有多种交流，受苏联文化的影响，许多机关都在普及和提倡交谊舞。父亲舞跳得好，尤其擅长慢三步和探戈。听母亲讲，虽然她和父亲认识是别人介绍，但是许多次约会和见面都是在舞会上。
父亲文艺方面的修养和母亲文艺方面的专业知识给家里增添了浓厚的文化艺术气息。受其影响，我们几个孩子得到了许多艺术熏陶和精神营养，使我们在生活中受益匪浅。记得“文革”中有一段时间，父亲被军管，母亲被怀疑是国外间谍而受管制，我们姐妹几个没有学上也没有人管，就在家里排练舞台剧，学着大人的模样施展着自己的演艺才能。大姐学着妈妈的模样当导演，煞有介事地指东挥西。二姐用扫把当尾巴，系上围巾装鸡婆婆；用指甲花在额头上点个红点，用煤灰在鼻子上画一长道，又成了狼外婆，边扭边唱。我认真地演那总是上当受骗和三番五次地被狼外婆吃掉的小鸡或小羊。在“文革”那风雨飘摇的年代里，这些自娱自乐的文艺活动像寒冬里的一缕阳光，给我们幼小的心灵带来了温暖和对美好生活的渴望。
父亲总是以开放的心态理解、欣赏和尊重各种文艺表现形式。记得“文革”结束初期，港台歌曲刚刚进入内地，这些当时所谓的靡靡之音还未被当时主流社会所接受。那时一个领导干部允许家里孩子听这些歌曲还是有一定风险的。因为谁也说不准是不是又会受到批评、批判。但父亲泰然处之，并不干涉我们年轻人听这些歌曲。家里宽松的氛围使那些刚被解冻的各类文艺作品，抚慰了我们饱受“文革”创伤的心灵。后来我上大学的时候迷上跳交谊舞，父亲并不干涉，只是嘱咐我不要影响学习。这表现了父亲的开放的思想和宽容的胸怀，同时也表现了父亲作为一位普通的家长对于女儿的那种包容和宠爱。
父亲平时喜欢运动，尤其喜欢游泳。在省委东院，曾有过一个室外游泳池。有一段时期，只要父亲能够挤出一点时间，晚上就去游泳。他游泳的姿势很标准，蛙泳、自由泳，偶尔也会游一两圈蝶泳。每次母亲也一起结伴同游。母亲虽然是文艺工作者却非常喜欢体育运动，她早年在海外参加工人运动的时候，曾在地下党组织的印尼职工大会组织的游泳比赛中得过100米蛙泳的冠军，是位多才多艺的漂亮女士。父母俩人出双入对，在游泳池畅游，常常引起周围人员的远处围观，他们两个人的恩爱，当时也羡煞好多人。
父亲还喜欢烹饪。母亲常常开玩笑说热爱生活的人，也爱吃，爱吃的人也爱做吃的。父亲也开母亲玩笑说也有例外，因为也有人热爱生活，但只爱动嘴，不爱动手。
“文革”期间，父亲曾遭遇近五年的军管压制，又先后到杨梧“五七干校”和省轮胎厂接受劳动改造。到省轮胎厂改造时，已经是“文革”后期了，当时的气氛相对以前也比较宽松一些，没有人再盯梢了，厂里对待我父亲这种人，态度也相对比较缓和一些，政策也相对比较宽松一些，父亲也会请病假在家。在家的日子里，父亲除了时不时和李启明、李宁夫妇、王甫、舒同等叔叔伯伯们悄悄在家聚会谈论当时的时政变化外，还关心我们学习和照顾我们的饮食起居。父亲还买了许多烹饪书籍，每道菜都是严格按照菜谱来做。父亲想尽办法在有限的收入和供应上给我们改善生活。父亲也是在这段时间为以后逢年过节的家庭聚会积累了他的许多拿手的美食佳肴。
后来生活好一点了，父亲还专门从老家搞了一大坛腊汁肉老汤过来，每到逢年过节，尤其是春节，父亲就操持在老家买肉，自己做腊汁肉和陕西地方特色的蒸碗。直到现在我感觉父亲做的蒸碗比西安饭庄做的都要好吃。父亲拿手的菜还有蜂蜜肉、黄焖鸡，父亲做的宫保鸡丁是家里过节的保留菜。除此之外，牛骨汤炖红白萝卜，用炸过油的油渣做的油渣包子和地软菠菜豆腐素包子，都是很好吃的。每到这个时候，父亲很享受操作的过程，厨房的餐桌子上摆满了好几排小碟小碗，每一道菜所需要用的材料都是精心准备的，各色配料都是用小秤称过、严格按照菜谱的比例配置的，父亲会不厌其烦地做同样的事情。每年过春节，从初二开始，老家亲戚不断，像农村坐流水席一样，一拨完了，一拨又上了，从上午忙到晚上。只是姐妹三个人被分配每个人要轮流帮厨，好在我的几个堂姐每到这个时间就来帮忙，也带一些自己家里做的东西，一是春节送礼，二是丰富我家的菜样，这些习惯一直延续到我父亲年老不再下厨为止。父亲很享受这个过程。他享受的不仅仅是他的厨艺让家人吃着高兴，更享受的是和亲戚们的一起相聚，聊聊老家农村的收成，老家人的生活以及亲戚们的家长里短。
人要有生存的技能、健康的身体和做人的本分
“文革”开始时，由于西安交大事件是“文革”在陕西省打响的第一炮，父亲作为当时省委派去的工作组负责人，首当其冲被划到了刘少奇“走资派”的队伍里面，是陕西省最早的一批被打倒的省级领导和被当时红卫兵批斗的重点对象之一。父亲常常被拉去游街，被坐“喷气式”和挨打。父亲自己承担着各种迫害和打击，即使在外面被批斗，回到家里在我们面前也没有表现出任何胆怯或任何精神负担或怨天尤人。父亲被批斗不久，我们全家就被从省委东院的家赶了出来。我们的生活环境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刚搬出来时，我很小，只有几岁，常常闹病。那时候小孩子能得的病我都得了，别的孩子没有得的，我也得了。猩红热、肺门感染、中耳炎等，煤气中毒和感冒发烧更是家常便饭。当时已经没有育儿园可以上，学校也都在停课闹革命，没有什么可学的。即使有，像我们这样“黑五类”的，也不允许上学。那时候我们一出家门就常有周围街道上不上学的孩子们追着我们喊着成串的批斗口号和一连串的叫骂声，骂我们是狗崽子，有时还有更难听的话。除此之外，常常还伴随丢向我们的石子或土块。没有大人跟着，我们很害怕出门。父亲虽然没有办法改变这种大的恶劣环境，但他还是尽其所能关心我们的生活、身体和学习。每天父亲除了被游街批斗外，只要在家，就给我们做饭，尽可能地改善我们的生活。父亲给我们的印象是无论在多么艰难的环境里，他的生活态度一直是乐观的、积极向上的。父亲一直强调我们要有好的身体，同时要求我们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都要坚持学习。还常把我们叫到一起，给我们讲中国古典名著等，有时还和我们一起讨论文言文和陕西关中方言的渊源等。后来大环境所迫，就只能讲毛主席诗词。无论我们是“狗崽子”、“黑五类”，还是寻常人家，或是“高干子女”，在任何时间，父亲对我们的教育和关怀都没有放松过。父亲的教诲和父亲的生活态度一直影响和伴随着我们。我们也是在任何时间都没有放松学习和对自己的要求，没有因为是“黑五类”或是“狗崽子”而自暴自弃。母亲也常常劝导我们，别人骂就骂吧，你们不要还嘴，若他们骂得没有意思了，也就不再骂了，若是还嘴了，他们还会继续。所以我们把这些谩骂当成耳旁风，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每次都祈求他们不丢小砖头块或土块打我们就可以了。这样我们姐妹在逆境中调整自己的生活和学习。
和父亲一起度过的“文革”岁月是我最难忘的。那是个风雨飘摇的年代，也正是我们姐妹少年成长的年代。“疾风知劲草，岁寒见后凋”。父亲在那残酷的环境里展现出了惊人的意志和高尚的品格，虽然由于父亲受到各种迫害使我们和父亲时聚时散，甚至有很长时间不能在一起，可是在我们心里父亲总是在我们身边，他给我们力量和希望，他对我们的教诲始终伴随着我们。
父亲恢复工作后，非常忙碌，每天见面的机会很少，但他也并没有放松对子女们的教育。由于父亲官复原职，我们的学习和生活环境也都有了变化，从原来人人唾弃的“黑五类”、“狗崽子”又到后来所谓的“高干子女”，这对于中学生的我，有点飘飘然。干事情也是挑三拣四、虎头蛇尾，不太认真对待。父亲发现后，很严肃地批评我，教导我以后做事要专一，不要三心二意。不要做了这件想那件，做了那件又想做其他的，这样子就什么都做不好。要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这样自己才能够真正的体现和发现自己的能力和潜力，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那次的批评对我影响深刻，也让我在以后的职业和生活道路上受益匪浅。
要对别人多一点理解，要学会宽容
父亲被军管期间，母亲也被审查和监视不能常回家，我们没有人管，吃了上顿没下顿。而那时候亲戚有的自顾不暇，有的躲得远远的，没有人敢来问候一下，更不用说有人关心我们了。有个别的还在西安市中心钟楼张贴大字报，报我家的所谓黑材料，声明和我家划清界限、断绝关系。更有甚者还亲自带造反派来我家，指着我母亲和我们姐妹骂，喊着口号要划清界限。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是父亲对我们多年的教诲和做人的品格使我们能坚强地面对逆境，坚强地面对人生，努力学习，并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项文体活动。我们在这种环境下生活，像父亲一样，积极向上。我们姐妹无论学习还是文体活动，在班里及年级里都是突出的。父亲常说，无论处于哪种环境，人都要有生存的技能、健康的身体和做人的本分。我们也是本着这个原则去学和体验生活。
到“文革”末期，一些早先和我们家断绝关系或躲闪一边的一直不见踪影的亲戚也陆陆续续上门了。刚开始，我们在感情上接受不了，特别是那些亲戚带领造反派到家里造反，指着母亲骂的那一幕，我们没有办法彻底忘记。我们姐妹不愿意接待，溜出去，也不打招呼。直到他们离开我们才回家。父亲也不强迫我们，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有机会了父亲还是会耐心地给我们讲道理，尽量说服我们，在那个时期，他们也受牵连，若不这样做，他们也待不下去。也是一种自我保全的措施而已，不得不为之，要我们从他们的角度想他们的难处，要多一点理解，要学会宽容。渐渐地我们也学会了换位思考，多从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像父亲讲的，人要多一点理解，要学会宽容。原谅了别人、宽容了别人，也从另外一个角度宽容了自己，使自己生活得更轻松。
不仅对待亲戚是这样，对待原省委机关的工作人员也是一样，包括肖奶奶。肖奶奶在我出生之前就到了我们家。“文革”初期，有一段时间，机关和街道都被要求开批斗和忆苦思甜会，人人都要被点着名的发言，肖奶奶也“忆苦思甜”了，结果被任命为街道居委会主任。父亲恢复工作后，我们又搬回省委东院。肖奶奶也渐渐地变老了，她也很想念以前曾经住过和生活过的地方，我也很希望她能够和我们住几天，父亲很欢迎。父亲虽然也知道她是通过忆苦思甜才被选为居委会主任的，但是父亲说他们是形势和环境所迫，政治导向所致，他们是不得不为之。每到春节，父亲就会在给省委给领导内供的烟酒中，专门留出一瓶酒和两条烟让我送给奶奶，一直延续到肖奶奶去世。
铁汉柔情
“文革”期间父亲曾一度被军管，关押他的地方是73号院（原张学良将军的公馆），就在大姐学校对面，也是在我学校胡同的另外一端，两三分钟的距离。大姐是每个月按照规定给父亲送一次东西，有什么信息，也都写在小纸条上，缝在袖口或棉衣角，总是怕被搜出来。这个只有母亲和大姐知道，我是后来才知道的。虽然军管的地点就在大姐的学校对面，但她从来没有机会见我父亲一面。而我，因为那里教导员的孩子和我是小学同班同学，每逢八一建军节，我们小学文艺宣传队就到那里和看守我父亲的解放军联欢，给他们表演节目。我是文艺宣传队的骨干，虽然小小年纪不太懂事，但每次演出心情都很复杂和纠结。他们看管着我的父亲，我还要表演节目给他们；但是同时又希望他们能够安排那些被看管的人员一起看，从而可以看到我的父亲。教导员也知道我是谁的女儿，态度对我倒也是挺好，但是除了耐心教导我要好好接受改造，和父亲划清界限之外，还是没有给任何机会见父亲。在这当中，我们从没上小学的到上了小学；从上小学的升到了上初中。我们的个子长高了，我们也都长大了，我们裤腿和衣服袖口都接了布，而在这接近五年中，每天望着那座离我们近在咫尺的高墙，却无法见父亲一面。只是听说父亲被军管，由于担心他们自杀，每个单元有内外两间房子，父亲他们被关押在内间，而外间都是解放军看守，所有活动都受限制，和关押政治犯的监狱一样。
我们就这样每天路过和望着离我们不远的那座院墙过了近五年时间。突然有一天，母亲非常紧张地把我们召集起来，让我们换上干净衣服。那个时期，我们都没有新衣服，能够添一件新衣服几乎是我们多年的奢望了，我们的上衣、裤子都是拼接的，落补丁的。大家急忙找最可心的衣服穿上。走在路上，母亲才告诉我们，我们要去见父亲，并要求我们谁也不许哭。
我们走进大门，透过院子里的长廊，在焦急地四处张望着。随后我们穿过前院的房子，被带到后面的一间小房间。我们在那里惴惴不安地等着，一会儿，父亲被带了进来，他一进门，眼睛就直瞪瞪地盯着我们每个人的脸看，之后在我们三姐妹身上上下来回扫着，并不时地回头看看母亲。我们也在打量着向我们走来的这个父亲，他看起来清瘦了很多，苍老了许多，没有像以前那么挺拔了，背也有点弯了，没有那么帅了。毕竟在我们成长的四年多当中都没有见过父亲，一见面还有点陌生。父亲走到我们面前坐了下来，一一拉着我们的手，又不停地分别摸摸我们的头，上上下下打量着我们。我们都变了，都长高了，变得他都快认不出我们了。认这个是谁，猜我们的年级，问我们的学习。由于还有管理人员站在身后，所以我们也不敢扑上前去。我们看到父亲的眼圈红了，说话也都点哽咽。母亲把头调在一边，大姐还是充当家里最坚强的，给父亲说我们各自的情况，而我们两个小的，没有太多的话，傻傻地看着父亲，一个用手死死地捏着父亲的衣角，生怕父亲跑掉；另外一个黏在父亲身边，体会这久违了父爱，即使是只有那么一刹那。
这个对我们来说的幸福时刻是短暂的。很快，父亲就被带走了，他离开的时候我们看到他的那样的无可奈何，看到他对我们那样的依依不舍，看到他红红的眼睛和夺眶欲出的泪水。和母亲一起，我们四人都傻傻地站在那里，愣愣地看着父亲渐渐远去的背影，还都没有缓过神来——既然幸福这么快的来，又为何那么快的溜掉？我们有点懵了，好像这一切都是做梦一般，尤其看到父亲临离开的表情。突然，我和二姐失声哭了，母亲和大姐也抹眼泪。之后，母亲安慰我们说，既然现在开始让见面了，以后可能见面的机会就相对会容易了，让我们好好学习，好好表现，这样下次见面，父亲就会更开心一些。在我们面前从来都非常坚强的硬汉父亲，让我们看到了他情感脆弱和对家人柔情的一面。因此，我们也更爱父亲了。
父亲永远地走了，但是时间的流逝，丝毫没有冲淡我们对父亲深深的怀念，父亲给予我们深厚的爱，任凭什么也无法替换。在风雨如磐的年代，我们感受到父亲的温暖；在艰难逆境之中，我们感受到父亲的依靠；在成长的人生道路上，我们感受到父亲的慈爱；在每取得一点成绩面前，我们更是感受到父亲的赞许和鼓励。父亲处惊不变、敢于负责的高大形象，刚正不阿、宁折不屈的坚强性格，淡泊名利、宠辱不惊的人生态度，清正廉洁、严己宽人的品德操守，以及矢志不渝、始终如一的崇高信念，是我们最可宝贵的财富，将永远激励着我们不断进步。
他们那一代人所具有的精神、文化和理想是父亲留给我们最珍贵的财富。时值父亲百年诞辰纪念，我最想说的就是：父亲，我们非常想念您。
[1] 严荣荣，严克伦小女。先后供职于中国政法大学、德国格来思律师事务所、北京君合律师事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