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玉书[1]
克伦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十五个年头了。每每回忆起这位德高望重、为革命事业奋斗终生的老同志、老领导，都使我感慨万分、钦佩至极。克伦同志对党忠诚，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对人民热爱，有高度的革命事业责任心和原则性。他思想道德之高尚、敬业精神之坚韧、为人处世之真诚、工作作风之严谨、为政立身之清廉，无一不是我学习的楷模。
我自1978至1982年曾在克伦同志身边做秘书。他的一言一行，对我的成长进步和世界观的形成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我至今仍历历在目，终生难忘。克伦同志永远是我的恩师，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
1991年暑期，我陪河北省领导同志在北戴河看望宋平同志，宋平同志问我都在什么地方工作过，其中我说曾在陕西省委办公厅给严克伦同志作过秘书。宋平同志当即深有感触地说：“克伦同志去世了，他是个很好的同志。克伦同志在我们党的高级干部中没有什么可挑剔的。”还有一次我去北京看望马文瑞同志，提起克伦同志，马老说：“克伦同志为人很正派，有水平，党性强。我在陕西省委工作期间，很注意听他的意见，他提的意见，我基本都采纳了。”宋平、文瑞同志对克伦同志的评价是实事求是的，代表了陕西广大干部、群众对克伦同志的一致评价。
克伦同志有很强的党性和组织观念。他在“文革”中受到残酷迫害，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重新出来工作。1978年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分管组织、政法、群团和全省的“核查”工作。此时的克伦同志已是64岁的老人了，但工作仍然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特别是当时克伦同志负责清查“两案”和落实干部政策工作，需要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克伦同志面对繁重的工作，从不推诿。尤其是克伦同志患糖尿病、心脏病、高血压，多病缠身，但他均置之度外，几乎每天加班加点，从未休过星期天。克伦同志严格执行中共有关审理“两案”的政策，对每一个案件的重要情节，总是反复阅卷、查证、核实，认真负责，从不敷衍。历史证明，经克伦同志处理过的上百件“文革”中的大案都经得住历史考验，更没有出现新的冤假错案。对犯错误的干部，克伦同志始终把握一条原则，那就是：既要按党纪认真处理，又要注意教育干部、保护干部，绝不能一棍子把人打死。他常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要全面地、历史地、客观地看一个干部，犯了错误，只要认识了、改了，就是好同志。”不仅如此，对那些“文革”中批斗过他的干部，他宽大为怀，不计前嫌，不感情用事，不公报私仇。克伦同志这种高尚的品质，深受广大干部、群众的赞扬。
克伦同志公道正派，一身正气。克伦同志在省委任书记期间，一直分管组织、政法工作。他坚持党管干部和集体领导的原则，坚持德才兼备、任人唯贤的方针，从不徇私情封官许愿，公道正派，知人善任。他从未向省委、组织人事部门以个人名义、口头或批条调动、任免任何干部。有的干部给他写信或口头提出要求，他都批示省委组织部，提出意见，严格按干部管理程序办事。所以，凡同克伦同志共过事或接触过的同志，都说克伦同志既有原则，又可亲可敬，是大家信得过的好领导。
克伦同志是1931年参加革命工作的老同志，又是陕西籍人，老同志、老同事、亲属很多。他待同志，无论上级还是下级，年长者还是年轻者，总是那样和蔼可亲，从不发脾气、随意训人，更不背后议论人。他和同志的交往，真正做到了平等、诚信、朴实无华。有的同志或亲属找他调动、安排工作，或涉及纠纷案件找他说情，克伦同志总是耐心地说明解释，从不徇私情。1983年克伦同志由省委书记改任陕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人大机关干部的提拔任职，克伦同志一贯坚持集体领导，走群众路线。需要提拔什么岗位职务，先在机关干部中进行民主测评，然后党组集体研究决定，依照干部任免程序办理，从不个人说了算，搞一言堂。记得1985年5月，因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另有任用，需要从机关产生一名秘书长。经过机关干部测评，推荐我的票较多，党组研究后向省委推荐由我担任。在省委常委会讨论我任职时，克伦同志说：“今天常委会讨论玉书同志任职，玉书同志做过我的秘书，为了大家讲话方便，我就暂时离席了。”这一切都体现了一位老共产党员、一位高级领导干部严格的党性和高尚的道德风范。
克伦同志求真务实，作风严谨。这种可贵的思想作风，体现在他经常的大量的日常工作、生活之中。凡是经他手办过的事、处理过的问题，都能做到事实清楚，明明白白，有根有据。我每次给他起草重要会议上的一些讲话，克伦同志总是准备好了提纲、要点，然后把我叫到跟前进行认真交代。克伦同志文字水平是很高的，对给他提供的讲话材料，他总是字斟句酌地反复推敲、修改，包括标点符号的使用都要求做到准确无误。克伦同志批阅文件、书写信件，包括材料的改动，文字工整，措词严密，所以不少同志风趣地说，“字如其人，看了克伦同志的字，就知道克伦同志端庄的品格”。
克伦同志对身边工作人员关心备至，注重培养。他每年初和年末都把秘书、司机、公务员叫在一起开个小会，问有什么困难，对他的工作有什么意见、建议。并多次嘱咐：“我们在一起共事，是工作关系，都是平等的，只是分工不同。咱们要互相学习，互相帮助，把我们这个‘小班子’的工作做好。”克伦同志还经常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你们年轻，要抽空多学知识，增长才干，把路走端正。我们这些人都老了，祖国的建设发展要靠你们了。”克伦同志这些谆谆教诲至今仍感到亲切、中肯，仍在时时激励着我。
克伦同志清正廉洁，艰苦朴素。克伦同志有较高的思想、文化素质和道德风范，确是一位造诣深、明事理、受人尊崇的领导和长者。克伦同志身为党的高级干部，但在他身上看不到一丝一毫的特殊化。他的言行举止和普通老百姓没有什么区别。克伦同志生活十分简朴，粗茶淡饭，粗衣布裤，陌生人看不出他是一位“高级官员”。克伦同志常说：“咱们都是农民的儿子，地位变了，不要忘本，不要忘记群众。”从他工作、生活各方面都能体现出他平易近人、淡泊名利、严于律己、为政清廉的可贵品质，从一些日常琐事的处理上，就可以看到克伦同志高尚的思想境界：1980年，苏文同志的亲属从印尼寄到西安机场一台彩色电视机。克伦同志让我和司机陈师傅去机场取回。将电视机取回后，克伦同志拿出钱交私人用车费。我再三说：“这是给你配的专车，又是在市内，不用交费。”克伦同志严肃地说：“这是私人用车，必须把车费交了，不能公私不分。”我只有把车费交到财务科。克伦同志办公室周围有各种果树。每年收获季节，办公厅都采摘一些送给各位书记们、工作人员品尝，克伦同志都坚持交费。克伦同志还要求家属不能随意进书记、秘书办公室，不能搭乘他的工作用车上下班和私用。克伦同志外出开会或检查工作，都是自己准备行装，衣服也是自己洗。这些习惯他一直坚持到晚年。
克伦同志常说，自己能做的要自己做，要养成自立的习惯，什么事都要别人帮忙不好。克伦同志的老伴苏文同志是印尼华侨，20世纪40年代回国参加革命，新中国成立后在北京工作，后到西安，曾担任过陕西歌舞团的团长。她是一位充满爱国激情，对革命事业有着执著的追求而又深明大义、谦虚谨慎、宽厚善良的女性。在家是贤妻良母，是克伦同志的贤内助，但克伦同志从不允许她干预政事，她也从不在克伦同志面前说长道短。由于克伦同志家教很严，加上苏文同志的支持理解，所以他们有一个很好的家风。身边三个女儿都聪慧活泼，讲文明、懂礼貌，严守校纪家规，对待来客和克伦同志身边工作的秘书、司机、公务员，总是彬彬有礼，从不盛气凌人，不以高干子女自居。克伦同志对孩子们的升学、就业从未过问过。她们成人走上社会后，生活低调，奉公守法，认认真真做事，踏踏实实做人，工作都很出色。克伦同志1988年去世时，孩子们哭着说：“爸爸，我们没有沾您什么好光，就沾了您‘走资派’的光，我们不恨您，我们敬您、爱您，爸爸走好！”
克伦同志在5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始终都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和务实作风，为中国革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作出了重大贡献，最后倒在了工作岗位上，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克伦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奋斗不息的一生。他的高尚品质、革命精神和优良作风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怀念。
2004年
[1] 张玉书，河北省滦南县人，1941年11月生。曾任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兼人事处处长、秘书长，秦皇岛市副市长（正厅级）、秦皇岛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政协党组书记、主席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