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林[1]
严克伦同志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党员、老干部，他对党忠诚，党性原则和组织纪律性都很强，具有优良的思想和工作作风。我在克伦同志身边前后工作过八个年头，受到他的言传身教、熏陶感染，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珍贵的东西，受益匪浅，他是我十分崇敬的老领导和良师。
勤勤恳恳 一丝不苟
克伦同志曾担任陕西省委副书记，在领导分工中，长期分管财贸工作，还先后分管过纪检、组织、政法、统战、民政和工青妇等工作。他对工作认真负责，作风细致严谨，我给他做秘书深有体会。凡是重要的工作报告和讲话稿他都是亲自动手起草，对工作性的发言稿等也常常是在我们提供的材料基础上重组改写，对正式的工作报告或向下转发、批复的文件，他总是反复修改，斟字酌句，仔细推敲，连标点符号也不轻易放过。
克伦同志对工作抓得很紧。1962年榆林地区遭遇大旱，地委向省里报告，当地粮食歉收，群众生活困难。他得知这一情况后对我们说“救灾如救火，这事必须抓紧解决”。第二天他就带着粮食厅厅长冯绍绪等同志一起赶赴榆林。在榆林进行工作调查期间，他认真听取地委和有关县委的汇报，大部分时间深入基层，走村串户，与群众座谈，了解生产和收成情况。他还去不少农户家中看粮袋，揭锅盖，实地查看农民的真实生活状况。通过走访调查，他很快地掌握了真实情况，弄清了榆林地区当年的灾情确实严重，救灾粮缺口较大。随之他向省委报告，并动员有关单位密切配合，很快向榆林地区调运了大批粮食，使群众稳妥地度过了灾荒。
克伦同志长期患糖尿病，一度比较严重，但他工作起来就不顾病情了。1964年他准备去陕南汉阴县搞社教蹲点，当时正是他病情不稳定期，有关领导和医生劝他不要去或晚些时候再去，但他却未听劝阻，毫不犹豫地按时赶赴汉阴。到了蹲点社队，就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走村串户，访贫问苦，与群众拉家常，释疑解惑，帮助解决困难，还召开大会亲自宣讲“社教二十三条”等中央文件。由于当地的生活条件艰苦，加之多日奔波，过度劳累，他的病情加重了，引发了眼底出血症。在这种情况下，才不得不回西安住院治疗。他人虽住院，却还经常操心和牵挂社教点上的事儿。
克伦同志对人民群众有着深厚的感情，对群众来信来访一贯很重视。粉碎“四人帮”后，他刚恢复工作的那段时间，群众的来信来访特别多，大多是反映本人在“文革”中蒙受迫害或亲属被整致死等问题，急切地希望组织上尽快查清有个答复或结论。克伦同志深切地体会和了解他们的心情，对这些来信来访他都是一一热情接待，认真批示，有的还是亲自直接办理。有的来访人年纪大行动不便，他还安排司机开车接送，做到了信访者满意，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的好评。
严于律己 清正廉洁
克伦同志一贯严于律己，清正廉洁，这是大家公认的。记得1962年的一天，克伦同志找我谈话说“现在国家正在经济困难时期，我们都要响应党的号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领导人必须带头。今后我们在生活及有关方面，都要按照党的政策和咱们机关的规章制度办，绝不能搞特殊化”。他的这一番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多少年来我都牢记严老的教诲，在廉洁自律方面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从未想越雷池一步。
克伦同志不仅说到做到，而且率先垂范，从不占公家的一点便宜。1963年秋，我跟随克伦同志去铜川市进行调研，调研工作结束后，市委书记陪我们到铜川陈炉镇的陶瓷厂参观。临走时，厂领导没给我们打招呼，将他们生产的一些茶具及小工艺品打包塞进了我们的汽车后备厢，其心意是给领导同志留作纪念。我们回到家里发现了这些东西，克伦同志很不高兴，当即要我将这些瓷具送交省委办公厅行政处收存。他还态度严肃地让我给铜川市委办公室写信，要求我在信上给他们讲明这些东西的去向，并指出“下不为例”。这虽然是一件小事，但每当回想起来总让我感慨不已。平时，他对家属子女要求也十分严格，从不搞特殊化。严老不愧是以身作则的省纪检委书记，不愧是严于律己、清正廉洁的楷模。
豁达大度 宽厚待人
克伦同志在我心中是一位忠厚有情的长者，他对同志从来都是以仁者之心待人，不计较个人恩怨，对此我深有体会。
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克伦同志被诬为“走资派”和“叛徒”（他在解放前做党的地下工作时曾被敌人逮捕过，党组织为此在解放前后曾两次做过审查，结论认定他历史清楚，政治上没有问题），不但被游街、批斗，还被非法关押了数年，精神和肉体上都受到严重的摧残和折磨，粉碎“四人帮”后才得以释放回家。他回家不久，我去探望，看着他那长长的胡须、憔悴的面容和消瘦的身躯，不禁让我心酸落泪，同时也感到非常愧疚。我在“文革”期间做过对不起老领导的事，在一次省级党群口全体人员大会上，被迫作所谓批判严克伦同志的发言，还呼喊什么“打倒”之类的口号。现在面对老领导我真是有说不尽的自责，恨自己轻信了某些人对他的诬蔑不实之词，给克伦同志造成了心理伤害，真不知该如何改正和弥补自己的过错。克伦同志当时表情很安详，他劝慰我说，“文革”伤害的人太多了，有的同志被整得家破人亡，让人痛心，我这算不了什么，我受了冤，你也受到牵连，现已过去，不提它了，坚定信念朝前看。听了他的话，我心里轻松了许多，深深地被严老豁达大度的精神所感动。没过多长时间，克伦同志恢复了工作，又走上领导岗位。一天他把我找去，让我再协助他工作一段时间，这时我知道他对我所犯错误是谅解的，政治上是信任的。
严老对我不仅在工作上严格要求，而且在生活上无微不至地关照。在他身边工作期间，他和苏文同志常让孩子给我办公室送来瓜果，让我品尝。每到节假日前，他就催促我早点回家与家人团聚。记得有一天中午我正在机关大灶食堂就餐，突然患肠痊挛腹痛不止，头上的汗珠直往下滴。克伦同志正在家里吃饭，听到此事，放下碗筷就急匆匆赶到食堂来看望我，当时令我激动不已。看到严书记如此关心一个普通干部，在场的同志也十分感动。后来这件事在省委机关大院工作人员中传开了，大家说严书记真是个没有官架子的好领导，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关心爱护人，在他身边工作真是幸运。
坚持原则 实事求是
克伦同志对党忠诚，勇于坚持原则、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表现得很突出。
1978年6月，克伦同志恢复工作不久，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财贸学大庆、学大寨会议”，他率领陕西代表团参加了这次会议。他在会议讨论发言中讲道，“经济工作要搞上去，首先要拨乱反正，认真清查与林彪、‘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搞清大是大非，整顿干部队伍是关键。但我省领导人还在‘捂盖子’，这些工作迟迟难以进展，广大干部群众呼声很大，强烈要求迅速改变这种状况”。在当时的政治气候条件下，像他这样敢于如此坦率直言，实属不易，《人民日报》对此还作了报道。严老的发言当即在我省上下引起了强烈反响，大家赞誉克伦同志，说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时我省工作的要害，顺党心、合民意，讲得对，揭得好。通过此事也说明，克伦同志敢于不畏强权，仗义执言，体现了老共产党员无私的大无畏精神。
1978年，党中央对原陕西省委领导班子逐步进行了调整，新省委的领导同志对清理整顿干部队伍和彻底清查与林彪、“四人帮”两案有关的人和事高度重视。决定成立省委“两案”审理领导小组，由省纪检委书记严克伦同志挂帅，同时抽调了50多名干部组成了省委“两案”审理办公室，各地市也相继成立了相应的机构，我省的“两案”审理工作迅速开展起来了，克伦同志此后较长一段时间里以主要精力抓“两案”审理工作。
为了做好这项工作，克伦同志先后五次组织召开了全省“两案”审理工作会议。在会上他向与会人员传达中央文件，并组织大家反复学习党中央的有关方针政策和省委的具体部署。他告诉大家，“两案”审理工作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整个过程中都必须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的工作方针和政策。特别要考虑到“文化大革命”特定的历史背景，坚持党的实事求是和“缩小打击面，扩大教育面”的一贯政策。通过学习和宣传，大家逐步地认识到“两案”审理工作既要严肃，又要慎重，为在“两案”审理工作中正确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两案”审理工作刚开始时，在一部分同志中存在“嫌慢”、“嫌轻”的情绪，在工作上提出的审查结论定性偏高，处分偏重。后一段时间又表现出嫌“冷”的时间太长，在工作上有些松，有些粗。针对这些不正确的思想情绪和工作态度，克伦同志不断组织大家学习和讨论中央有关文件精神，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关于“两案”审理工作的指导方针和“冷”处理的精神，并通过各级党委以各种方式向广大干部群众做好宣传解释工作。
克伦同志在具体工作中对审查材料的查证工作抓得扎实细致。比如，对广大干部群众揭发原省委几位领导人问题的材料，他要求汇集整理后转给本人所属单位，并报送中央“两案”审理领导小组作进一步核查处理。对涉及的106个省管干部以及“文革”前是工人、农民、学生或一般干部，由于“造反”爬上领导岗位的57个闹派头头的问题，都要逐个进行查清落实，并给予定性处理。对已形成的审查结论，按照中央文件精神认真修改，采取写实方法，是什么问题就写什么问题，既不夸大，也不缩小。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分清罪与非罪的界限，罪错难以分清的以错认定。要重证据，特别是关键性问题都必须有充分证据，证据不足的不上材料。审查结论要与本人见面，本人提出的合理意见要采纳，不合理的必须写出有理有据的说明。对牵涉面较大的重点问题，要组织有关部门联合复核，准确地进行定性处理。
在对有关人员进行定性处理阶段，克伦同志又多次召开专门会议，平衡审议相关的定性结论。他要求大家在研究个人定性问题时，一定要做到既符合党的政策和有关法律规定，还要公平公正。要严格按照中央和省委的有关规定，履行审批手续，审批手续要完备，上报审批材料要齐全。凡属党纪处分的按党章办，属行政处分的按行政审批手续办，属刑事处分的按法律程序办。
在“两案”审理工作后期，克伦同志对如何解决定案处理中存在的问题也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他要求大家认真研究，针对不同的情况提出不同的解决方法，充分体现党的政策。比如，对那些不作组织处理的人员，将形成的材料要妥善处理，本人写的检查材料退还本人，调查的证明材料由组织进行清理，暂归档案保存。对少数态度不端正的人员要进一步做好思想工作，由有关负责同志亲自谈话，耐心听取他们的意见，有针对性地做思想转化工作，对于个别确有错误，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但本人拒不认错，甚至无理取闹的要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坚持不改的要加重处理。类似的具体问题在“两案”审理工作程序中都有明确详细的规定。
在克伦同志的直接领导下，我省的“两案”审理工作搞得很好，做到了既严肃认真，又慎重稳妥，实事求是。在此基础上初步整顿清理了党的组织和干部队伍，凝聚了人心，鼓舞了斗志，克伦同志在这项工作中付出了较多的心血，功不可没，值得称赞。
严克伦同志离开我们已经20多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言行举止永远留在了我的心中，我深切地怀念这位敬爱的老领导和良师。
[1] 李鸿林，陕西韩城人。1949年3月参加工作，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陕西省委办公厅秘书处文印科副科长、科长，省委书记处办公室干事，省委副书记严克伦同志秘书，中共陕西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省纪委专职委员、常务委员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