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怀念严克伦同志
王一士[1]
岁月悠悠，故人情深。2013年是中共陕西省委原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原主任严克伦同志诞辰100周年和逝世25周年纪念日。他虽离开我们25年了，但他和蔼可亲的音容笑貌，温文尔雅的言谈举止，一直清晰地萦回在我的心间，宛如昨日，历历在目。
活在人心便永生
从咸阳地委到陕西省委，我在克伦身边工作了十多年。他是我的好领导、好师长。他对我言传身教，耳提面命，教诲良多，我很敬重他。然而岁月无情，他却过早地离世了。在我看来，他虽因糖尿病并发症猝然逝世，但他生前的几十年，除了在革命战争中出生入死，受到难免的伤痛外，敌人监牢里的酷刑拷打，“文革”监管下的无情折磨，都使他的身心受到严重摧残。特别值得景仰的是，从新中国成立到新时期的改革开放，他一直肩负地方党政重任。他从地委书记到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始终勤政敬业，忘我工作，是个勤奋而不知疲倦也不知满足的人。
他一生在陕西工作了近六十个春秋，从穷乡农户到山村小店，从秦岭南北到塞外沙漠，到处洒下了他的汗水，留下了他的足迹。他的政绩和人品，有口皆碑。在一次省党代表大会上，他以全票当选为省委委员和省委书记处书记，这在陕西党内还是少有的。他一工作起来，无论大事小事，政务事务，只要于国于民有利，他都高标准，严要求，一丝不苟，尽力做好。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是农民的儿子，深知农民疾苦，为人民尽心尽力，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我在他身边工作，熬夜是家常便饭。可以说没有一天看到他在午夜十二点以前熄灯就寝的。当日能完成的事，绝不推到第二天；自己能做的事，绝不让别人做。他撰写的关于发展农村供销合作社商业的书稿，好几万字，稿子改了一遍又一遍，都是他自己誊清，不要秘书代劳。他说：“自己写的文章，只有在自己的誊抄中，才能字斟句酌，把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精益求精。”这就是他的严谨作风和敬业精神。什么叫“认真”？克伦为文，一字、一句、一个标点符号，都要反复推敲。既要文从字顺，更要符合党的政策。否则，宁可不发，绝不滥发。如果现在把他的那些手稿拿出来展示一下，对我们党政工作部门的干部，也是具有启示教育意义的。作为一名高级干部，他是彻底地为人民利益工作的，是凤兴夜寐，殚精竭虑，积劳成疾而鞠躬尽瘁的，因而受到了人们无尽的哀思和崇敬。1988年10月，当他的骨灰从秦皇岛迎回西安故地安放时，从火车站到南郊陵园，数以千计的省市党政领导和干部群众，在悲壮的《奠礼进行曲》中，默默肃立，以“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严以律己，忠厚待人”……的挽联挽词，满怀哀思。殷切崇敬之情，感人至深。真可谓“后人景仰即不朽，活在人心便永生”。
防“左”比防右更重要
1950年初至1952年底，克伦任咸阳地委书记期间，集中全力领导了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他在地区第二届党代表会议上作了《关于土地改革实施计划》的报告，分期分批于1952年冬顺利完成了全区十三个县的土地改革。在这次土改中，他统揽全局，精心指导，安排地委政策研究室和土改办公室的两个主任，一个了解点上情况，一个了解面上情况，点面结合，以点带面，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情况明，才能决心大，方法对。在实际工作中，克伦发现一些干部有简单急躁情绪，认为要放手发动群众，就不要怕“过火”。甚至认为地富定得越多，贫雇农就分得越多，有侵犯中农利益的现象。克伦认为这是个很值得注意的严重问题。他尖锐地指出，多年来在我们一些干部中，一直存在着怕右不怕“左”的问题。总认为“左”比右好，“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因而遇事“左”三分，宁“左”勿右，以“左”为尚。其实“左”比右危害更大，它扩大了打击面。破坏了党的政策，脱离了广大群众，是很不得人心的。他告诫土改干部，要接受老区晋绥土改的经验教训，既要防止右，更要防止“左”，防“左”比防右更重要。特别要用大力做好团结中农的工作。他要求对侵犯了中农利益、错划了地富成分的，要认真检查，坚决纠正。错划一户纠正一户，错定一人纠正一人，一户一人都不能错。克伦的观点斩钉截铁，有理有节，既给土改干部敲了警钟，也给工作指明了方向。因而咸阳地区既积极又稳妥地完成土地改革。省委和省土改委员会曾派白治民和曹冠群同志及时总结了咸阳的土改经验，予以推广。
土改之后，分得土地的农民欢天喜地，每个人的脸上都露出“耕者有其田”的喜悦，劳动生产积极性很高。但也有一部分贫苦农民在生产上存在种种困难。有的没有牲畜，有的缺少农具，有的劳力不足，迫切要求人力畜力的劳动互助。这样变工互助的劳动组织形式便应运而生。著名的全国劳动模范张明亮互助组，就是这样组织起来的兴平县第一个互助组。1951年秋，他们种植的16亩玉米，平均亩产750斤，1952年3月获得中央人民政府颁发的玉米丰产模范互助组称号。时任咸阳地委书记的严克伦，对这个新生事物，满腔热情地给予支持。他深入到张明亮互助组调查研究，在田间地头和农户家中走访座谈，同农民唠家常，让他们说心里话。问他们是不是自愿加入的，生产劲头大不大，换工公道不公道。农民们你一言，我一语，异口同声地说：“我们是人合心，马合套，自觉自愿组织起来的，互相知根知底，干起活来五牛爬坡，个个出力，没有一个偷奸耍滑的。”当时张明亮互助组已由开始的四户发展到十几户，生产热情很高。克伦回到地委后，立即亲自起草，向省委马明方书记写了调查报告。省委领导认为这个报告很及时，于1952年4月11日批转了这个报告。指出“这个报告对于正确地建立和领导变工互助组织是有很大指导作用的”。马明方也找到张明亮谈了话，充分肯定了他们变工互助生产的经验，希望这些经验能在全省开花结果。
趋利避害话商旅
上个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克伦主管全省财贸工作期间，同省政府主管财贸工作的张毅忱、黄静波相互协调，相互支持，配合得很默契，工作很有起色。这些领导同志，包括省委财贸部长和省政府财贸各厅局长刘邦显、林茵如、郭艾正、陈凯、冯绍绪、雷振东、王慈等同志，他们定期在一起研究讨论工作，有时对一些问题也有争论，各抒己见，直言不讳。但“争论不存芥蒂，分歧无损友谊”的大度风范，也是很感人的。他们的基本做法是集思广益，谁的意见对就照谁的办，不搞一言堂，也不机械的少数服从多数。这种民主和谐的气氛，使我感受很深。在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有些同志只愿意发展国营商业，巩固国营商业阵地，不愿意安排私营，特别是对城乡小商小贩（即商旅）和个体手工业者及其作坊。总想把他们挤垮挤掉，强迫他们弃商转农。克伦认为，城乡群众生产生活中的需要是多种多样的，光靠国营商业“一花独放”是满足不了的。许多小农具、小商品都是靠前门开店后门开厂的“杂货铺”、“夫妻店”、“货郎担”边生产边流通活跃市场的。他们是农村贸易战线尖兵，知道农民需要啥，什么时候要，他们就组织货源，送货上门，适应性很强，很受农民欢迎。如果不看实际需要，盲目地把他们统统挤掉，那就把城乡的流通渠道堵死了，于公于私都是不利的。克伦说：“现在农村的手工业作坊，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多一些才好。”他认为发展农村手工业生产，不仅可以活跃农村市场，补充国营商业货源的不足，而且还可以商补农，以商兴农，使农民真正富起来。用农民的话说：“有粮吃，有钱花，日子才算过得莫麻达。”
1962年西安市八仙庵农贸市场兴起后，全国20多个省（区）市的商贩来此进行物资交流，震动很大。当时许多领导干部认为这是资本主义泛滥，应即取缔。但克伦陪同省长赵伯平和西安市委第一书记张策现场视察后，一致认为这种全国性的物资交流，对互通有无，调剂余缺，好处很多，利大于弊。即使有弊，也是“利居其百，害仅其一也”。因此，他们主张“放则活，关则死”，关的结果，只能把明市变成黑市，把低价变成高价，对生产者和消费者都是不利的。他们的独到见解，当时虽受到多数人的诟病，但实践证明，他们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
以“情”治家的典范
在日常生活中，凡是我熟悉的同志和朋友，常常有人惊异地问我，克伦和苏文，一个是生在农村，长在农村，红军时期就参加共产党的“土包子”；一个是出生在印尼，从小唱洋歌、跳洋舞，享誉戏剧舞台的“洋包子”，会相处得很好吗？回答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用高尔基的话说：“谁要是不会爱，谁就不能理解生活。”爱不仅仅是感情，而是感情与理智的融合。克伦与苏文之爱，就是这种深含理智的至诚至爱。他们虽然一土一洋，但都是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有共同的理想和信念，是革命的红线把他们“恋”在一起的。人们之所以对他们的结合，有这样那样的不理解，根本的一点，就是只看到苏文在剧坛上绚丽光彩的一面，而没有看到苏文早在1945年就参加了爱国华人组织的新中国剧艺社，1947年参加了中共党组织领导的中国歌舞剧艺社，投奔祖国东江游击区，配合大军南下解放华南，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因此，苏文也是一位在新中国成立前的艰难情况下参加地下工作的“老革命”，今天已是有6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从这点上说，她既是“洋包子”，也是“土包子”。她和克伦的结合，可说是志同道合的两个知音的结合，大有相识恨晚之憾。
他们两个人的可贵之处，莫过于真诚、信任和体贴。遇事相互包容，相互理解，从不争你高我低，谁是谁非。用克伦的话说“学会理解比争胜更重要”。理解愈深，感情愈好。相互理解，才能两情相悦，自觉地相互支持。他认为任何一个家庭都会有摩擦，有矛盾，正像家里的锅碗瓢盆一样，磕磕碰碰的事总是难免的。但是，“爱则亲，不爱则疏”。要懂得，“家”是一个只讲“爱”不讲“理”的地方，以“情”治家胜似以“理”治家。所谓“清官难断家务事”，正是这个道理。在家庭中，当他和她“不讲理”的时候，学会宽容和让步，是关闭纷争的最好锁钥。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有一句名言：“当妻子骂得我忍无可忍时还得忍！”因为“夫妻之争是没有胜者的，只能是两败俱伤”。各讲各的理，往往是离开了理智的情绪化、片面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这种“理”只能越讲越僵，越讲越糟，既伤害了对方，也伤害了自己。如果忍了让了，就能一了百了。居家处事，还是和气的好。
一位哲人说过：“幸福的家庭不是没有问题的家庭，而是善于解决问题的家庭。”克伦和苏文人称模范夫妻，他们的家也是模范家庭。在他们家里，父母疼爱孩子，孩子敬爱父母。偶有矛盾，就开家庭生活会，商量解决，既有天伦之乐，又有民主新风，一家人和睦和谐，把一切美满的幸福和欢乐都浸润在亲密无间的亲情关系中。克伦曾说：“我一没有存款，二没有房产，我的最大财富就是有一个温馨的家。”苏文说，克伦是她的好老伴、好老师，“我俩相濡以沫，相敬如宾，相互搀扶着度过了几番风雨，几多磨难，可谓松梅之情，弥久愈坚”。他们三十多年的伉俪深情，众口一词，不可胜辩。大家高兴地看到，这朵“土洋结合”的灿烂之花，在古城西安结出丰硕的温馨之果，松梅溢香，可敬可佩，堪称我们治家做人的学习典范。
怀念克伦，我们要学习他最受人尊敬的崇高品德——淡泊名利，一尘不染。他的廉洁自律遐迩闻名。他从不以权谋私，不做非分之事，不取非分之财，不搞制度以外的任何特殊，时刻把自己置于“平常人”之中。他生活俭朴、平易近人，是个忠厚温和的人，善于接近群众，很具亲和力。无论是对自己的下属或普通老百姓，他总是和颜悦色，没有架子，没有官气，使人感到他和你是平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这就是他的平民情结，也是他的人格魅力所在。“意莫高于爱民，行莫高于民乐”。他心里装着群众，群众就乐于亲近他。民谚云：“爱民之官民恒爱民。”作为“爱民民爱”的人民公仆，克伦是当之无愧的。
[1] 王一士，陕西周至人。1929年9月生，194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中共咸阳地委、中共陕西省委办公厅、陕西省人防办等单位任职。著有《雪泥笔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