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缅怀严克伦同志
刘杰诚[1]
一、主持编委会，要统筹兼顾
1980年春，我在陕西省戏曲研究院任编剧。有一次，在剧场看戏前，见了原延安地委书记、时任陕西省民政局局长的白志明同志。他是我的老领导，一见面就把我拉到一边告诉我，省上准备成立革命烈士事迹编纂委员会，由省委书记处书记严克伦同志当主任，我任副主任，还有几个副省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领导同志任副主任，省上有关单位的领导任委员，在编委会下设办公室，还要办一份《革命英烈》杂志。我们在延安工作过，我对你有一些了解，推荐你当《革命英烈》主编。他说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工作，难度很大，白手起家，很不容易，需要选一个有能力、有水平，又十分热爱烈士褒扬工作的同志来主持，开创局面。我把你的情况向严书记作了详细的介绍，他表示赞同。不知你愿意不愿意做这方面的工作？我表示愿意。不久，组织上就调我到省民政局工作。
1980年10月18日，严克伦同志在省民政局会议室主持召开了陕西省革命烈士事迹编纂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研究了贯彻国务院颁布的《革命烈士褒扬条例》和国家民政部关于《编好烈士英名录等项工作的通知》，统一规划了全省革命烈士事迹编纂工作。会议听取了省民政局局长白志明同志关于陕西省革命烈士事迹编纂委员会筹备经过和工作安排的汇报，讨论通过了《陕西省革命烈士事迹编纂委员会工作初步规划》。
省革命烈士事迹编纂委员会主任严克伦同志综合大家的意见，强调指出：革命烈士事迹是党史资料工作的一部分，是一项重要工作，关系到发扬革命传统，加速四化建设和巩固国防。这件事情做好了，就可以使我们子孙后代学有榜样。陕西是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活动的主要地区之一，延安是革命圣地，烈士较多，任务繁重。要搞好这项工作，必须加强领导，统一规划，发动群众，各方配合。各级人民政府要动员、组织各方面的力量，抓紧时间，搜集、整理、陈列著名烈士的遗物和革命史料。目前，要先把全省革命烈士的英名录和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著名革命烈士传记等编印出来，然后逐步开展工作。省革命烈士事迹编纂委员会要加强领导，定期召开会议，有关著名革命烈士传记等重要史料，统一由委员会组织审定，办公室设在省民政局，日常工作由白志明同志负责主持。
二、继承英烈志，要拨乱反正
1980年秋我带人到延安采访时，发现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一伙对四八烈士造谣污蔑，说什么“叶挺是军阀”，“王若飞是叛徒”，造成了严重的恶果。三中全会后全国人民十分关注党对这些英烈怎么看。所以，我和延安丁工写了《不朽的丰碑——延安人民缅怀四八烈士纪实》，准备在《革命英烈》刊发。我请严克伦同志先审阅此文。
严克伦看了文章后说，文章写得好。我们继承英烈志，就要针对现实，拨乱反正，恢复党的优良传统，表达延安人民缅怀四八烈士的心情。该文在《革命英烈》创刊号上发表后，《人民日报》以整版篇幅转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省、市广播电台广播，引起了广泛关注和好评。
《革命英烈》于1981年4月创刊，是全国第一家褒扬革命英烈的专刊。在严克伦和省委党史办的领导下，我主编《革命英烈》杂志十年，出版发行47期，连同革命英烈丛书11部，近五百万字，褒扬了陕西和全国著名烈士约3000名。《革命英烈》受到了中共中央和中共陕西省委领导及社会各界的重视与好评。陈云、彭真、李先念、王震、习仲勋、薄一波、姚依林等中央领导同志都曾亲笔为该刊写稿。李维汉、王首道、何长工、马文瑞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曾著文表扬该刊办得好。
1982年在郑州召开的全国中共党史人物传记研究会上，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革命烈士传编辑委员会主任温济泽同志发表长篇演说，表扬陕西的革命英烈褒扬工作做得好，在全国带了个好头，开创了革命烈士褒扬工作的新局面。后来，新华社还发表消息，赞扬陕西的革命烈士褒扬工作搞得好。这些成绩的取得都与严克伦的正确领导分不开。
三、实事求是，坚持真理
《革命英烈》丛书第一部《魏野畴》一出版，就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和好评。特别是魏野畴的家乡兴平县的广大干部群众，奔走相告，竞相购买。但是，民政部的副部长刘景范同志看后，却意见很大。他将到民政部去开会的陕西省民政局副局长郭长年同志叫去询问，说你看你们这本书上写的刘志丹的老师魏野畴在榆林中学如何宣传马克思主义。我是刘志丹的弟弟，怎么就没有听说过魏野畴？有什么根据？要给读者讲清楚！郭长年一回到西安，即要求召开民政局全体干部会议，传达刘副部长的指示。
在一次省民政局全体干部大会上，郭长年同志传达了刘景范副部长的指示，于是，在民政局的干部中传开了：《革命英烈》出了问题，刘副部长都批评了，《革命英烈》编辑部的同志压力很大。我将此事向严克伦同志汇报。严克伦说：“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路线和政策。刘副部长有批评，我们虚心接受，但要实事求是地研究。如果批评得对，我们可以改正；如果批评得不对，不符合实际情况，我们可向他说明情况。总而言之，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根据严克伦的指示，我和一位编辑到北京三里河刘景范同志的家里，向他汇报了魏野畴在榆林中学任教，以及给刘志丹等学生传授马列主义的情况，还有几位当事人的回忆录。
刘景范同志听得很认真，又看了看书，说：“我当初看的书，好像不是这一本书。”
我说《魏野畴》只有这一本，而且只印了一版，哪里会有另一本？
刘景范的夫人李建彤同志在一旁笑道：“错了就承认错误，不要找借口！魏野畴是刘志丹的老师，这是铁的事实。自己当了副部长，不了解情况的事就不要乱说。你这么一说，给人家编辑部的同志造成多么大的压力，你让人家怎么工作？”
景范同志听到这里，立即站起身来，认真地对我们说：“对不起！我说错了。我给郭长年同志打电话，承认错误。”
后来，民政部的另一位副部长还写文章，赞扬《革命英烈》办得好。
严克伦不仅重视英烈的褒扬工作，而且亲自撰写文稿，缅怀先烈。
崔廷儒又名崔景岳，是严克伦的战友，是一位面对死亡发表演说、宣布自己是共产党员，“这一辈子感到无上光荣”的革命英雄。严克伦对他十分崇敬和怀念，他请我帮他写一篇缅怀崔廷儒的文章，说我们先谈情况，你写成后，我再修改，争取写得真实、鲜明而生动，你看行吗？我同意后，他就每天抽出一个多小时的时间，详细谈了他和崔廷儒认识、交往的情况和崔廷儒牺牲的壮烈情景。我起草好文稿后，严克伦同志又经过多次修改，才定名为《缅怀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崔廷儒同志》，发表在《革命英烈》1983年第二期上。
四、拍摄电视连续剧，壮志未酬身先病
不久，《革命英烈》编辑部与宁夏党史办合作编辑了《崔景岳》一书，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社会反映很好。
我经过长期的调查研究，艺术构思，写成了长篇电视连续剧剧本《崔景岳》。西安电影制片厂研究后，认为剧本不错，可以摄制，决定由副厂长郑定宇同志负责，由张敏同志做导演，联合《革命英烈》编辑部进行筹备，组成筹备组，准备摄制。《革命英烈》编辑部按照西影厂的要求，拨给一万元，作为筹备经费。我们并以《革命英烈》编辑部的名义，给省委宣传部、省委书记张勃兴、省长侯宗宾同志写报告，请求支持。他们都批示同意，省委组织部也从党费中拨出一万元给西影厂，表示支持。
省长侯宗宾同志告诉我，省人大常委会严克伦主任介绍过崔景岳烈士的事迹，我感到很好。省政府已经决定拨出十二万元，让西安电影制片厂拍摄《崔景岳》电视连续剧。希望你们和孙达人副省长联系，抓紧落实，办好此事。
但是，这时候，严克伦同志病了，而且病情发展很快。有一次我去给他汇报工作，我谈了半天，他坐在轮椅上，只是笑，不知表态。他的夫人苏文同志告诉我，说他最近病情发展很快，不能工作了。我的眼泪禁不住流了下来，心中暗叫：病魔啊，病魔，你怎么这么残忍！严克伦是多么好的一位领导和同志啊。你怎么夺去了他的灵感，使他无法工作？！这将给我们党的事业，带来多么大的损失啊！
在严克伦同志诞辰百年之际，我写下此文，缅怀他对烈士褒扬工作的支持，对我的帮助。
[1] 刘杰诚，陕西富平人。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副厅级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