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记严克伦同志的二三事
杨庚泉[1]
严克伦同志，原名丕作，陕西永寿人。他是陕西资历颇深的一位优秀共产党员，在陕西的干部群众中享有很好的口碑。他在推翻旧政权创建新中国的过程中，赤心为公，舍身奋战；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事业中，奋发图强，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功绩非凡。严老离开我们已25年了，每当追念往事，让我感动与敬慕。
一身正气 敢于勇斗
克伦同志青年时期就积极投身革命。1934年3月，时年19岁即担任陕西临时省委委员，分管组织兼青年工作。同年10月，他和临时省委负责人魏光波遭敌逮捕。在狱中，他未暴露身份，与监管人员进行不懈的斗争。后在一次狱政人员的疏忽中，翻墙越狱脱险，回到革命队伍。1936年12月，被组织派往杨虎城部从事兵运工作，后被派回永寿县建立中共组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彬县、长武、永寿地区开展武装斗争，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特别是他在西府地委书记吕剑人领导下策动国民党地方部队头目董策成率领全部人马武装起义，归顺人民，赢得了可歌可泣的胜利，促使西府地区的武装力量得到相应的发展。
工作认真 处事严谨
我这个普通一兵，最早认识克伦同志是1950年春季中共陕西省委机关成立以后。那时他担任咸阳地委书记，每逢省委召集各地委负责同志来西安开会时，我们办公厅秘书处一些年轻人为会议服务，接触后感到他和颜悦色，是一位很谦逊的领导。
1952年，克伦同志调任省委秘书长，协助潘自力、李合邦等书记工作，他在制定机关各项规章制度中，呕心沥血不断进行完善。凡是发出的电文，从底稿上均能清楚地看出，他亲自动手进行审阅修改的墨痕，且字迹工整，然后再呈书记签发。
1953年3月5日，西北局报请中央同意，任命潘自力、刘庚、严克伦等13人为省委委员，潘自力为书记。
1954年7月21日，中共陕西省第一届代表大会后，在8月2日举行的省委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严克伦当选为省委常务委员。
同年10月，省委机关从五岳庙门搬往已撤销的中共中央西北局驻地建国路。为适应党中央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要求，省委决定新设财贸部、公交部、基建部等部门，克伦同志出任财贸部部长。那时，粮食统购统销、棉花统购、对群众供应布票等政策，已实行两年。财贸口工作量大事繁，涉及商业、供销、外贸，面对群众生活，牵涉群众切身利益。我从陕西省档案馆存的财贸部资料中看到，部里的例会常常由他主持，每项议题研讨的结果，他都安排得井井有条，认真开展。他偶尔到北京或外地开会，还要过问在家主持工作的副部长，叮嘱要把会议开好，注意落实必办事项。
1955年6月28日，省委书记处组建。为加强领导班子，省委决定充实几名年富力强的领导成员，最终严克伦、赵守一两同志报经中央批准，增加为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省委书记处建立两年后，克伦同志又任书记处书记。
总括以上来看，克伦同志不论在办公厅还是财贸部，工作都做得十分出色，对广大职工和农民群众充分奉献了自己的精力。
培养接班人 让党的事业后继有人
1964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问题。因第一书记张德生患了重病，第二书记赵守一也因病住院，省委派克伦同志赴京出席会议。由于会议主要议题是研究培养各级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建立梯队，以利后继有人。会后，克伦同志向省委常委传达了这次会议精神，并安排省委组织部制定方案，对省、地、县各级党政的后备对象，几次在省委常委会议上反复讨论。根据组织部门的考察结果，当时担任县委书记工作有创新的几名县级领导，都列入拟提拔的干部。我那时是会议工作人员，克伦同志告诉我，将几次酝酿的名单和个人先进事迹送到他办公室，他予以调整修改，并在其后的干部配备中给予妥当使用。在陆续提拔的新干部中，许多同志的工作都干得深孚众望。
反对“左”倾 拥护正确
1964年12月，胡耀邦同志调陕主政，因在贯彻1965年1月中央工作会议制订的《二十三条》中与西北局主要领导人产生分歧。1965年2月胡耀邦同志放弃春节假日，轻车简从到安康地区调研，提出“三个暂停”、“四个一律”。其后，西北局指责胡耀邦同志在安康发出的电话通讯，搞不好肯定出现翻案风。这场斗争前后持续了八个多月。克伦同志在批判胡耀邦同志的斗争中，同情支持耀邦同志的主张。不讲过头话，不认为是犯了“路线”错误。当年陕西经济的发展，粮棉油的产量均获得新中国成立后十多年中最好的丰产纪录。这中间也渗透着克伦同志下乡调研，指导生产，为夺取丰收的一份心血。
在1979年1月8日至21日，省委召开的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解决了陕西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些重大问题，省委决定：“文化大革命”前，胡耀邦同志主持陕西省委工作期间，反对“四清”运动中的极“左”路线，以及他对陕西工作提出的指导思想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是正确的，当时对他的批判是错误的。由此证明，克伦同志在刘澜涛与胡耀邦的斗争中是正派的、是有远见卓识的。当年，在了解这场斗争的是非曲直的领导成员中，大多钦佩他在党内斗争中的原则精神和与人为善的高尚作风。
落难在家 安然自在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克伦同志被派往西安交通大学担任工作团长。他在交大为整顿同学们停课闹革命，批判老教授，破四旧，立四新等表现，与工作团的同志向学生们反复做思想教育工作，规劝学生不要上街游行，设法保护老校长彭康和不少有名望的教授们人身安全。闹事的学生不听劝阻，成群结队来到建国路省委机关院内和街道静坐绝食，惊动了西北局主要领导和省委书记霍士廉也到现场。他指出学生们盲目行动是错误的。省委发电将情况反映到中央，周恩来总理让同学们推出22名代表坐飞机赴京，他面对学生代表做思想工作，要求他们安分守己，复课学习。而克伦同志却在交大遭受磨难，屡次受到无端批判。
此后一段时间，克伦同志赋闲在家，读书看报，练习书法。我们这段时间同住一院，有时聊聊社会现象，谈论机关干部贴大字报的内容。他当时患糖尿病，每次做饭时，手持杆秤称好杂粮，以求降低血糖，稳定病情。他平素精神乐观，年已50余岁，每天还主动扫院落，搞好卫生。特别是遇到冬季下雪，他早早起来，扫除积雪。院里的住户，都赞扬严老的服务精神。
复出工作 尽职尽责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李瑞山同志在省委召开的全体委员（扩大）会议上传达中央会议精神，急告克伦同志出席会议。严老连身穿的旧衣服都未及更换，便急忙赶往陕西宾馆参加会议。复出工作后，他曾任省委书记兼省纪律检查委员书记，协助省委第一书记马文瑞分管人民团体和纪检等项工作。“文化大革命”中导致了许多冤假错案，为加强省委对平反冤假错案的领导，省委于1979年3月7日成立了纠正三案（即冤假错案）领导小组，由严克伦同志任组长。随后省委又派出130多人组成若干办案组，分赴10个地市，下到基层，帮助落实政策，纠正冤假错案，使受冤枉、错处理的同志丢掉包袱，获得解放。充分调动了挨整人员的积极性。
1983年4月，他当选为陕西省第六届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1988年8月去北戴河调研养病时，不幸离世，终年75岁。
谨以此文，作为我对严老的诚挚缅怀。
[1] 杨庚泉，陕西合阳人。1930年12月生，1948年参加革命，1950年5月加入共产党。曾在中共陕西省委办公厅、渭南地委、省委统战部和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等单位工作。1991年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