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克伦母亲遗像
严克伦，原名严丕作，字乐亭，1913年5月17日（农历四月十二日）出生于陕西省永寿县监军镇封侯村一个小农家庭。
青少年时代
严克伦的父母都是朴实厚道的庄稼人，一年四季辛辛苦苦在田间劳作，靠着几亩薄田支撑着一家人的生活。严克伦兄弟姊妹6人，他排行第四，上有两姐一兄，下有两个弟弟。一家人的生活虽然不是十分富足，但也安康和乐。父母亲没有上过学，深感不识字的痛苦，便下决心送孩子上学。在严克伦7岁时，父亲就把他送到村里的私塾读书。在私塾的几年里，严克伦学习了《三字经》、《百家姓》、《四书》、《诗经》、《左传》等。虽然在私塾上了几年学，但严克伦不喜欢私塾里所讲授的那些古板枯燥的内容，厌倦那里沉闷呆板的气氛。在他的强烈要求下，1925年，12岁的严克伦报名进入永寿县立第二高等小学学习。
严克伦母亲遗像
永寿县立第二高等小学是一所新式学堂，与农村的私塾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学校开设了不少新课程，有三民主义、国语、算术、音乐、图画、体操等。严克伦很快就被这里多样的科目和活泼的氛围所吸引。虽然进了新学堂上学，但严克伦农家子弟朴实的本色一点未变，平时上学时间紧，每逢星期天、寒暑假时，他就跟随父亲到田间干活，帮大人劳作。
严克伦故居
永寿县立第二高等小学是一所校风纯朴的学堂，教员多是西安中级学校毕业的青年人，思想较为开放。1927年夏冯玉祥与蒋介石、汪精卫合流，在陕西等省“清党”反共，西安时局恶化。8月，在省立西安师范上学的永寿籍学生共产党员严昶回到家乡，担任永寿县立第二高等小学校长，聘请了同学张希古为教导主任，联系思想进步的老师陈乾益、段锡安、严敏等人来校任教。这些进步教师经常向学生宣讲革命道理，教唱革命歌曲，在他们的影响下，第二高等小学的思想日渐开放，政治空气日益浓厚。特别是教导主任张希古，是一位性格耿直、思想活跃的教师，他常常公开发表讲话，向学生宣传打倒帝国主义、铲除军阀等进步思想，并在二高的学生中组织成立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外围组织——青年社。此时正在二高读书的严克伦，也朦朦胧胧接受了一些进步思想，对当时风起云涌的革命形势有了一些初步的认识。在张希古等进步老师的影响下，严克伦加入了青年社。他在这里接受了一些反帝反封建思想的启蒙教育，并开始参与一些革命活动。每逢集日、星期日，严克伦就和同学们一起来到城镇周边农村，高喊着“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向群众宣传反封建、反军阀、反贪官污吏、反土豪劣绅的革命思想。当时的永寿还比较落后，仍然保留着许多清朝时候的习惯，如男人留辫子，女子裹小脚。青年社的同学们就上街宣传，劝说男子剪掉辫子，提倡妇女放足。经过学生们的宣传，有的群众自己剪掉了辫子，有的则请这些学生帮着剪。这些举动，在当地引起了不小的震动，群众开始初步接受这些进步思想所带来的变化，严克伦也在活动中得到了锻炼。
22岁的严克伦
投身革命
1929年，高小毕业的严克伦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陕西省立第一师范，永寿县教育局每年发给他98元津贴，他靠这些钱支付一年的学费并维持日常开销。在省立第一师范，严克伦开阔了眼界，接受到更多的新思想，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同学，积极参加革命活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严克伦积极参加了西安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并担任了永寿县旅省回乡工作团的领导。寒假回乡时，他组织回乡工作团的团员上街宣传，向民众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宣传抗日救国思想，激发群众的爱国热情。
1932年3月，严克伦考入陕西省立高级中学（今西安高级中学），在这里度过了三年的求学生涯。由于家境贫寒，永寿县教育局每年为严克伦提供140元贷费，这些费用是他一年的学杂、生活费。在高级中学期间，严克伦认识了时在中共陕西省委工作的孙作宾、崔廷儒等，从此在他们的领导下进行革命活动。他积极地参加各种学生运动，组织进步青年学生游行、贴标语、散传单、作演讲，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揭露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8月，严克伦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0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担任西安反帝大同盟党团书记，正式走上职业革命的道路。
投身革命的严克伦满腔热血，一门心思为党工作。1933年初，冬天的严寒还未散尽，严克伦回到永寿，与共产党员张起一同通过驻永寿县的国民党部队副排长、共产党员王伯栋弄到了5支步枪，准备开展游击活动。但因经验不足，行动被察觉，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王伯栋脱离部队去了渭北区，张起去了杨虎城部严云生旅做兵运工作；严克伦则回到西安继续上学，秘密开展地下工作。
1933年夏，中共陕西省委机关遭到破坏，省委书记袁岳栋及红二十六军二团政委杜衡被捕叛变，许多共产党员被抓。平时与严克伦直接联系的共青团省委的冯玺玉，在省委被破坏后仓促出走，后经北平去了陕甘苏区。冯的离开使严克伦与上级党组织联系中断。当时形势十分紧张，报纸上经常刊登着共产党员被捕或者自首的消息，街上遍布叛徒特务，到处捕拿共产党人。在紧张的白色恐怖下，党员之间无法分清谁敌谁友。严克伦也不敢轻易与他人接头联系。虽然形势严峻，但陕西的共产党人一直没有停止斗争，他们不顾个人安危，继续秘密开展活动。崔廷儒、孙作宾等为恢复党组织积极工作，冒着生命危险，坚持对敌斗争，并设法与党中央恢复联系。几经周折后，崔廷儒、孙作宾等避开敌特搜捕，召开会议，并建立了中共陕西临时省委。几个月后，到了苏区的冯玺玉将严克伦的组织关系介绍给了孙作宾。1933年底，严克伦才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
1934年4月，前往上海中央汇报工作的魏光波带着中央指示由上海回到西安。在孙作宾、魏光波主持下，在西安盐店街[1]召开了党团活动分子会议，研究决定成立中共西安中心市委，代行省委职权。会议推举魏光波任书记，崔廷儒任军委书记，严克伦任组织部长兼管共青团工作。当时形势仍很艰难，被破坏的党组织大部分没有恢复，有的党员身陷囹圄，有的变节，情况非常复杂。为了不引起敌人注意，更好地隐蔽身份，中心市委的同志选择了游人较多的八仙庵附近的一个弹棉花铺子作为联络接头的地点。为了确保安全，每个人负责自己手里掌握的组织关系，各自为战，单线联系，除特殊情况外，一般不发生横向联系。大家处境困难，手中没有一点活动经费，不仅要面对残酷的政治环境，还要努力解决窘迫的生活困难。身为学生的严克伦生活贫寒，每天的饭食就是几个蒸馍，有时候还会挨饿。虽然条件艰苦，他和崔廷儒等人的革命情谊却日渐深厚。崔廷儒没有固定职业，居无定所，生活更为艰难，严克伦经常把买的蒸馍省着吃，留一些在碰头时带给崔廷儒充饥。同志们身上展现出的乐观积极的革命情怀也更加感染了严克伦，进一步增强了他坚持革命的信心和勇气。
10月，魏光波突然中断了与所有人的联系，大家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只能更加小心地进行活动，后得知魏光波被敌人抓捕。不久，崔廷儒也被特务盯上了，在一次甩掉盯梢的特务后，崔廷儒决定离开西安，前往陕南汉中。他通过地下党的关系，打入驻汉中的国民党部队，开展兵运工作。严克伦仍坚持一面上学，一面更加谨慎地继续从事革命活动。一天下午，严克伦刚进校门，值班看守的门夫就出来说：“校长找你呢。”随即从门房里走出来两个特务，一前一后围住了严克伦，强押着他来到校长办公室。早已等候在那的校长、训育主任声色俱厉地对严克伦说：“省党部派人叫你来了，说你有共产党的关系，如果你如实说了可以不去，否则就带你到省党部去。”严克伦内心虽然紧张，但他什么也没表现出来，坚决不承认自己有什么关系。随后，他被国民党肃反会逮捕，关押到国民党陕西省肃反会看守所，戴上脚镣监禁起来。
第二天肃反会开庭传讯，再三讯问严克伦认识不认识一个姓崔的人，严克伦坚决否认。在审讯了几次后，敌人找来一个名叫聂建国的叛徒出来作证说：曾听崔廷儒说过西安高中有个姓严的老乡。肃反会的特务当初就是以此推断并指证严克伦的，要他招供和崔廷儒的关系。听到这些，严克伦心中断定敌人也只是猜测而已，没有掌握真凭实据，于是一口咬定说自己没有姓崔的老乡，并抓住敌人的漏洞机智地进行反击，让他们自己去调查到底有没有，一席话问得敌人哑口无言，无以应对。在肃反会看守所里，严克伦还意外地看见了魏光波，原来他也被逮捕关押在此。两人互相装作不认识，擦肩而过。这样被关押审讯了二十几天后，敌人实在找不出什么证据，只好释放了严克伦。出狱后，他继续回到学校学习。
争取地方武装 开展革命斗争
1935年，严克伦从西安高中毕业。他先在西安孤儿院找了份工作，干了一段时间后，按照组织的指示回到家乡永寿，在县立第二高等小学担任教员，利用教师的身份作掩护，在乾县、永寿、麟游等地开展地下工作，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
1935年，严克伦（前排右三）在陕西省立高级中学毕业时与同乡留影
严克伦和孙作宾、崔廷儒等一直保持着紧密联系，接受并按照他们的指示工作。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消息传到西安后，中共陕西临时省委的同志喜出望外，立即把这一消息转告给其他党员。中共陕西临时省委急于同党中央取得联系，于11月派谈国帆赴陕北，向中央汇报了陕西国统区党组织的工作情况，中央也将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上所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讲话精神向谈国帆作了传达。
1936年1月，谈国帆从瓦窑堡返回西安，带回《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等瓦窑堡会议文件。临时省委指示尽快印发文件，把会议精神传达给陕西地下党的同志。崔廷儒把这个任务交给刚担任临时省委秘书的严克伦，让他负责刻写、翻印《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等会议文件。当时敌人的活动很猖獗，捕人的警车到处横冲直撞，“查户口”的警察、宪兵经常四处搜索，随意破门而入，要找一个安全的秘密刻印场所十分不易。严克伦细心周密地寻找适合的地方，最后通过地下党员聂彦林找到了一处独院房，在那里进行刻印。在聂彦林的协助下，严克伦日夜不息，连续工作了多个通宵，终于刻印、装订了几百份文件。中共陕西临时省委将这些文件散发给关中各地的党组织，在孙作宾、严克伦等的精心组织和安排下，各地党员和基层组织进行了认真学习，明确了对中共中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认识。
在此期间，严克伦积极奔走于乾县、永寿等地区，争取地方武装，开展革命斗争。在他的努力下，成功地争取了赵伯经部，并在其部队中建立了中共支部。
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蒋介石调集重兵对西北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为了钳制敌人，保卫党中央，保卫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陕西临时省委决定在敌后开展武装斗争，破坏敌人的交通线，拖住敌人，策应西北红军的反“围剿”斗争。1936年5月，受中共陕西临时省委的派遣，严克伦和谈国帆来到地处渭北麟游县的崔木镇，和赵伯经领导的武装取得联系，在那里开展兵运工作。赵伯经是大革命时期入党的老党员，蒋介石四一二政变后，他被反动派逮捕，后被时任国民二军师长的甄寿山保释出狱。出狱后，赵伯经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便在甄寿山领导的西北民军中任骑兵营长。
麟游县崔木镇麟游游击队驻地遗址
杨虎城率部入陕后收编了西北民军，赵伯经部被改编为地方民团，驻扎在麟游县崔木镇。中共陕西临时省委决定在这支武装中开展兵运工作，争取整编，使其成为我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经过细致的分析和预测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后，严克伦受命前往崔木镇，并很快和赵伯经接上了头。他认真地对赵伯经分析形势、讲明道理，经过一番耐心劝说，赵伯经决定进行革命活动。严克伦不负众望，成功转化了这支队伍，并建立了中共支部，使其成为党在白区领导的一支革命武装力量。
当时，渭北地区除了赵伯经这支武装外，在乾县还有几股当地农民自己组织的武装，这些武装既打富济贫，反对国民党的统治，也抢劫百姓财物。其中较大的是以张科科、张熬娃为首的一支保安分队，有几百人，一二百支枪，主要在乾县铁佛寺一带活动。为了把这支武装力量也争取过来，中共陕西临时省委决定派与二张有宗族关系的地下党员张庚良去做工作，由严克伦与张庚良秘密联系，传递信息。严克伦和张庚良约定，需要接头时严克伦先到铁佛寺的一个药铺找联系人，由他通知张庚良，然后在铁佛寺北门外的一个群众家里等候，晚上两人见面交谈，传递信息。严克伦在执行任务时小心谨慎、机警敏捷，每次都安全及时、准确完整地把临时省委的指示传达给张庚良，并把张庚良的请示转报临时省委。这些信息的及时交流，为乾县铁佛寺保安分队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成功起义提供了保证。临时省委后来又派刘庚等协助张庚良开展工作，领导起义，他们在部队讲课，和队员谈心，用各种方式宣传党的政策。由于中共陕西临时省委的领导正确，指示准确及时，经过几个月艰苦细致的工作后，掌握了这支保安分队的领导权。
1936年8月23日晚，严克伦与张庚良、刘庚秘密商议如何攻打乾县、永寿县城，如何收缴地方武装、破坏交通等事宜。经过讨论，决定先攻打永寿。当晚，队伍攻进永寿县城，打死县长祁芸石，缴获自卫团长短枪100余支。1936年秋，这支农民自发组织的地方武装被改造为党领导下的武装部队，正式宣布成立陕甘边抗日联军，扩编为步兵、骑兵等3个大队。虽然后来在敌人强大兵力的围攻下，部队粮弹消耗殆尽，不得不分散转移，但起义部队在活动过程中，有力地打击了地方反动势力，牵制了“围剿”西北革命根据地的敌军，为保卫西北根据地、保卫党中央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乾县铁佛寺起义旧址
严克伦还积极联络周边地区的党组织，互通消息，互相支援。当时，红军渭北游击队在三原民团围攻下难以立足，经谈国帆介绍，游击队负责人汤玉怀、李露天等带领一小支队伍来找严克伦。严克伦引领游击队员们来到崔木镇，将他们安置在一个党员家里。游击队昼伏夜出，经常利用时机在西兰公路破坏敌人交通设施，拦截敌人车辆。关中地区的游击队互相帮助、互相支援，共同抗击敌人，促进了革命形势的发展。
在积极开展革命活动的同时，严克伦还利用教师身份，向学生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张。西安事变期间，徐海东将军率红十五军团奉中共中央命令开往商洛，途经永寿县城时，永寿各界人士前往迎接。红军在县城休整时，严克伦与徐海东将军取得联系，并请徐海东到第二高等小学为全校师生作了“关于抗日救亡”的报告。通过徐海东将军的报告，全校师生对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中国的罪行及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有了更加清楚而深刻的认识，激发了师生的爱国热情。报告会后，一些学生积极申请加入中共永寿组织。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共陕西省委于1936年12月下旬恢复重建，并派员巡视各地，传达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纠正关门主义倾向，恢复、健全各地党的组织。为了与杨虎城部第十七路军更好地进行合作，共同抗日，中共决定帮助其建立政治工作制度。在西安事变刚发生不久，严克伦就从开始南撤的东北军那里了解到了西安事变过程，他迅即去麟游将这些消息告诉了赵伯经，两人决定乘此机会进行活动。他们带领部队占领了麟游县城，搜查了县党部，并逮捕了一些反动分子。离开麟游后，严克伦来到西安，与此时正负责刚刚成立的中共西北军工委的崔廷儒取得了联系。在听取了崔廷儒关于形势的分析和下一步工作的指示后，严克伦按照组织安排，通过社会关系进入了杨虎城部，在警备二旅第六团任上尉政治协理员，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当时西北军里高、中级军官成分复杂，蒋介石又暗中收买，进行分化，十七路军军心浮动，思想比较混乱。身负重任的严克伦面对这种复杂的形势，积极地开展工作。他收集情况，分析形势，每天和战士谈心，宣传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日的主张，工作起来经常是废寝忘食。在他的努力下，许多官兵都有所转化，接受并支持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但由于军中形势复杂，六团官兵被收买，离开二旅西去户县，与准备东开三原的二旅背道而驰，严克伦也被看管失去自由。一天早晨，他乘人不备悄悄离开团部，回到二旅，并随旅部到了泾阳。当时八路军总指挥部就设在泾阳云阳镇。在泾阳，严克伦见到叶剑英，向他汇报了情况后，奉命回到西安。
发展西路地区中共组织
1937年5月，中共陕西省委召开中共陕西省代表会议，严克伦参加了会议，聆听了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等的讲话，明确了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组织千百万群众进行保卫中国的民族革命战争。会后，严克伦按照省委指示，再次回到永寿，继续开展革命斗争。
陕西关中西部，主要指西安、咸阳、宝鸡等地。这一地区主要是平原，地域辽阔，交通便利，土地肥沃，物产富饶，政治、军事、经济地位重要。西安事变后，中共陕西省委在领导关中西部的革命斗争中，为了尽快适应这一地区革命形势，发展壮大革命力量，将这一地区划分为两个工作区域，一是陇海铁路沿线地区，称西府地区；二是西兰公路沿线地区，称西路地区，主要包括乾县、永寿、长武、麟游等县。严克伦的工作区域主要就是在西路地区开展活动。
西兰公路沿线的这一区域幅员辽阔，国民党地方势力盘根错节，开展党的工作很困难。面对组织分派的工作，严克伦以极强的党性和极大的革命热情，认真负责地对待每一项任务。他经常奔波于乾县、永寿、长武、麟游等城镇乡村，活跃在党的基层组织和广大农民中间，向党员和群众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发展壮大党的组织，领导群众和反动当局进行斗争。
严克伦在西路地区的革命活动中，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帮助各地建立中共组织。他自1935年高中毕业回到这里开展工作时，就开始积极活动，努力帮助各地发展党员，建立组织。当时，西路各县只有一些单线联系的个别党员，没有党的组织机构。在他的努力下，西路地区党组织日渐发展。1936年4月，严克伦、任瑞华在永寿县立第二高等小学发展了首批党员。在六团任政治协理员期间，他利用当时的有利时机，在永寿县西原地区发展了一批党员，并成立了中共永寿西原支部，直属中共陕西临时省委领导。重新回到永寿后，严克伦继续为建立党的基层组织积极奔走。他先后在永寿县城的第一高等小学和监军镇的第二高等小学发展党员20余人，并在第二高等小学成立了中共永寿特别支部，下辖4个支部，严克伦担任特支书记。到1937年6月底，永寿党员发展到61人，建有5个支部。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为了进一步加强西兰公路沿线地区的革命斗争，中共陕西省委决定建立中共西路工作委员会。1937年7月，中国共产党西路工作委员会（又称西兰工委）在永寿县城成立，书记张庚良，组织部长严克伦（兼中共永寿特支书记），青年委员高绥夫，后赵伯经任军事委员，张思明任宣传部长。西路工委辖乾县工委、扶风工委和永寿、麟游等特支，在陕西省委的领导下，整顿、建立西路地区各县党的组织，积极发展党员，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严克伦的主持下，中共永寿特支响应中共中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民族实行抗战的号召，积极发展党员，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群众中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将拥护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进步人士、开明绅士等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在特支的领导下，永寿县组建了各界抗敌后援会，并设立了第一高小、第二高小和商界分会，动员群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为了进一步发动群众，严克伦指示各支部负责人在各界人士、学生中组织宣传队，大力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支持旅省学生返乡宣传团的工作。在他的领导下，十余名在西安上学的永寿籍学生回到家乡与中共永寿特支取得联系，以抗敌后援会的名义，在县城大街小巷及附近农村开展宣传活动，教唱救亡歌曲，演出救亡话剧，张贴抗日标语，散发抗日传单，向广大群众宣传抗战形势和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抗敌后援会还派出人员分赴各乡、保调查县境内适龄青年的情况，动员青年参军；发动群众给抗日前线将士写慰问信，募捐衣物、钱粮，激发广大民众团结抗战的热情，扩大了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永寿特支还按照中共陕西省委关于要纠正党组织发展中的“关门主义”倾向的指示，积极发展党员，壮大党的组织。永寿不仅在学校、农民中建立起中共基层组织，而且在国民党社训队里也建立了中共特支。到1938年春，永寿特支已有党员66人，下辖6个支部。针对党组织迅速发展的状况，严克伦还加紧了党员的学习，采用“党员课本”、“党员须知”、“支部工作”等手册，对党员进行党的知识、组织纪律、革命气节等教育。
除了在永寿开展革命活动外，严克伦还根据西路工委的分工，经常去邻近各县开展工作，他与工委负责人一起奔走于乾县、礼泉、永寿、咸阳、邠县（今彬县）、武功、麟游等地，布置任务、检查工作，帮助建立党组织，发动组建民先队、抗日救国会等群众救亡团体，宣传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37年7月，严克伦在参加永寿县小学教师暑期讲习会时，借机发展了一些党员。暑期后，有些党员考入了邠州师范。邠州师范设于彬县，是当地的一所省立中级师范学校，校长刘高天思想比较进步。考入邠州师范的党员在严克伦的领导下，在学校传播党的主张，扩大党的影响。之后，还成立了邠州师范中共支部，发展联系了好几名党员，不仅有学生，也有教师，党的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但1938年夏天，校长刘高天遭遇车祸去世，国民党陕西省政府另派范重仔担任校长。范为国民党顽固派，来到学校后大力压制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引起邠州师范学校师生的反感和抵制。严克伦与教师中的党员阎赞禹、伍仲秋等研究，组织了邠州师范的“驱范”运动。范重仔在当局的支持下，采取高压手段镇压了这次学生运动，领导学潮的共产党员魏安西和进步学生董作奎等5名学生领袖被捕，押送到咸阳国民党青年特训总队囚禁。1939年后，国民党当局解散了邠州师范，中共组织将党员安排到其他地方。邠州师范虽然被解散，但革命思想已经在师生中传播，“驱范”学潮更是在当地群众中引起了强烈震动，打击了国民党彬县当局的反共气焰。
在中共陕西省委和中共西路工委领导下，西路各县党组织不断发展壮大。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各县的领导，1938年4月，中共陕西省委决定改西路工作委员会为中共西路特别委员会，崔廷儒任特委书记，严克伦任特委组织部部长并兼永寿中心县委书记。同年秋，西路特别委员会又改为西路地方委员会，下辖礼泉、永寿、麟游、乾县4个县（工）委和长武特支、邠州师范支部。自1937年7月成立以来，中共西路工委领导西兰公路沿线各县委、特支做了大量工作，党组织有了很大的发展，到1939年，党员人数由初期的80多人发展到630余人。在中共组织领导和推动下，乾县、礼泉、永寿、彬县、麟游等县都普遍建立了民先队、抗日救国会等群众救亡团体，以青年学生为骨干，积极组织和发动群众，采取各种形式，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使西路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建在武功的西北农林专科学校中共组织通过民先队团结教育青年，组织师生阅读抗日救亡刊物，成立宣传工作团和剧团，经常利用节假日到农村、城镇和铁路工人中宣传抗日，发展民先队员。民先队经常组织青年学生到农村宣传抗日，动员群众支援抗战，动员组织学生和青年到安吴青训班学习，为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培养骨干。这些工作，使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和积极响应，推动了西路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广泛开展，也使广大共产党员和爱国青年在斗争中得到锻炼和提高。
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后，其政策重点从对外转向对内，推行“防共”、“限共”、“反共”方针。国民党陕西当局在全省实行“严格防制政策”，仅在西安地区就设立特务机关几十所，特务人数达四五千人，破坏各地共产党组织和抗日救亡团体，捕杀共产党员的事件越来越多，陕西国统区中共组织的工作环境日益恶化。为了防止国民党顽固派对各地中共领导机关的破坏，中共陕西省委于9月决定撤销地委一级组织，改由特派员联系、指导各县工作。
中共西路地委撤销后，崔廷儒、严克伦分别担任西路正副特派员，联系指导西路各县工作。严克伦主要负责永寿、彬县、麟游、长武等县中共组织。为了应对日益严峻的形势，1939年12月初，中共陕西省委指示，凡能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在国民党统治区谋得职业的党员都转入地下，借以掩护革命活动。严克伦和中共永寿县委通过各种关系，将任瑞华、郭振东等40余名党员分别安排到县立一高、二高、县政府、乡保等单位，以合法身份开展地下工作。但几天后，永寿国民党县教育科科长孙仁宣（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叛党），勾结县党部党务指导员张恒忻、县长王孟周向国民党陕西省党部调统室告密，指控严克伦为中共永寿负责人。12月8日，严克伦被逮捕押送到西安，同时被捕的还有负责县委宣传工作的任瑞华以及另外4名进步青年。中共永寿组织遭到破坏，党员分散隐蔽。由于国民党永寿当局在严克伦处搜出《共产党人》等党内刊物，严克伦为了保护其他同志，随即声明：“只有我是共产党员，别人都不是。”国民党陕西省党部调统室主任朱宜之等特务多次审问严克伦，追问中共组织及活动情况。刚开始时他们曾用许诺官职厚禄等方式引诱严克伦，被严克伦严词拒绝。国民党顽固派见利诱无用，就开始刑讯逼供，施用毒打、灌辣椒水等严刑，逼迫严克伦屈服就范。但严克伦宁死不屈，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顽强的斗争，没有透露党组织的任何情况，咬定只自己一人是共产党员，没有暴露任瑞华的身份。严克伦高尚的革命气节，挫败了国民党顽固派想从他这里获取西路党组织情况的阴谋，保护了永寿县及西路各县党的组织。
陕北公学遗址
在严克伦的掩护下，任瑞华和其他4名进步青年不久被保释出狱。严克伦在被刑讯关押48天后，又被转押到咸阳西北青年训练总队（劳动营）。一个月后，他利用外出的机会，于1940年2月26日冒险逃脱，在泾阳县云阳镇找到陕西省委，通过省委介绍前往延安。
在延安的日子里
延安大学
1940年春，严克伦辗转来到延安，刚开始组织没有给他安排具体工作，他住在中央组织部的招待所，一直等待分配。10月份，严克伦进入陕北公学研究班，开始进修学习。自投身革命以来，严克伦还从未有机会好好地坐下来听老师讲课，系统地学习革命理论。他十分珍惜这个宝贵的学习机会，认真地学习每一门课程。在这里他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听老师讲授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共党史、时事政策，不仅认真听讲，更思考着将学到的理论如何运用到斗争实践中去。1941年5月，严克伦又在延安大学俄文系继续学习，直到1942年3月。一年多的进修学习，严克伦的政治理论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为他日后的革命工作提供了更为坚实的理论基础。
1942年4月，严克伦受命出任中共平东工委书记。平东工委属中共陇东特委（中共甘肃工委）领导，主要活动范围在甘肃东部一带，领导着甘肃镇原南三镇及平凉、泾川、华亭、灵台等县和陇县、清水等毗邻地区的工作。1942年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后，中共平东工委机关由镇原马渠迁到三岔，转入秘密活动。严克伦在平东工委工作期间，带领平东工委的同志积极开展工作，针对重点地区采取重点发展的方式，扩大党的组织，积蓄力量。针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倒行逆施，平东工委按照中央制定的“精干荫蔽，积蓄力量，长期埋伏，以待时机”十六字方针，向各地派出单线联系的特派员开展工作。在严克伦及其他工委负责人的积极活动下，中共平东工委以镇原县为基地，在国民党统治的平凉等地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动员民众抗日救亡，与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战、破坏团结的行径进行机智顽强的斗争，保障了边区西南部有效地开展工作。
1942年中共中央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这是一次普遍的教育运动，是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1943年4月，严克伦来到延安，在中共中央党校五部参加整风学习。学员们学习了毛泽东的《整顿党的作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文件。严克伦认真地学习文件，并在领会文件精神的基础上写出检查材料，在小组会上检查自己的政治思想认识问题。7月，时任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的康生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抢救失足者》的动员报告，开始了所谓的抢救运动，正常的审查干部的工作发展成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而且在运动过程中大搞逼、供、信，造成许多冤假错案，陕西的地下党组织也被污蔑为国民党的“红旗党”，是“假共产党，真国民党”。在“抢救”过程中，严克伦也被列为审查对象。长期在国统区做地下工作，曾在杨虎城部担任过政治协理员、两次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严克伦的这些出生入死、历经磨难的革命经历，当时却被当作历史问题加以审查。其实在1942年，中共中央西北局组织部已经对严克伦作过审查，并作出了没有问题的结论。但在“抢救失足者”运动中，他又被作为审查对象，并且针对被逮捕的“问题”，将他定为“反革命分子”。严克伦据理力争，提供了大量的人证、物证，但仍遭关押乃至逮捕。严克伦虽然想不通，但他仍然相信党，相信中央，相信加在自己身上的这些莫须有的罪名一定会被洗清，他一直没有放弃向党中央的申诉。在当时假口供百出的情况下，严克伦一直坚持实事求是，始终没有说一句违心的话。1944年7月，中央对他的问题进行了甄别平反，但对他最后一次被捕后的表现仍作为“保留问题”挂在档案中。直到1956年，经过审查取证后，才取消了这个被怀疑的“保留问题”。从1943年4月到1944年6月，严克伦在中共中央党校五部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学习；7月又来到中共中央党校三部继续学习，直到1945年6月结束学习。
抗日战争胜利后，陕甘宁边区的万余名干部调赴全国其他解放区，中共中央西北局机关的许多干部也被分派各地。时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习仲勋在此重要时刻，受命出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主持中共中央西北局工作。1945年7月，完成党校学习的严克伦被分配到中共中央西北局，担任办公厅秘书，开始了在西北局机关的工作。机关工作与做地下革命活动有所不同，要求也不一样。严克伦面对新的变化，加紧学习，不断摸索，很快就适应了新的工作岗位。在习仲勋的领导下，严克伦勤恳认真、尽职尽责地做好每一件工作，受到习仲勋的肯定。此后，严克伦又调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统战部秘书。一年多的机关工作对严克伦是个不小的锻炼，大机关统揽全局的高度，使他的眼界更加开阔，思维更加缜密；紧张忙碌的工作强度，使他的能力更加提升，水平更加精进。严克伦的思想认识和工作能力进一步提高，更加坚定了他做好革命工作的信心。
中共中央党校校部旧址
领导西府工委 开展游击战争
1946年6月，国民党撕毁停战协定，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中原军区遵照中央军委“生存第一，胜利第一”的指示，保存力量，争取主动，主力部队于6月底分路突围，实行战略转移。8月10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兼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代政委的习仲勋写信，指示派几支游击队策应突围部队，创建陕南游击根据地。习仲勋接到毛泽东的指示后，立即作了安排。中共陕西工委组织人员前往商洛地区接应，并抽调关中警一旅两个加强连，组建了三百多人的西府游击支队，赵伯经任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刘懋功任副司令员。严克伦因熟悉西府一带情况，又有丰富的基层领导经验，习仲勋委派他出任西府游击支队副政治委员。同时，为了加强对西府各县党的工作领导，中共陕西工委和关中地委根据西北局指示，批准成立了中共西府工委，赵伯经任书记，严克伦任副书记。西府工委机关随支队行动。8月下旬，西府游击支队离开旬邑县马栏，涉渡泾河，越过国民党部队封锁线，奔赴麟游山区，开展游击活动，牵制胡宗南军队对中原突围部队三五九旅的围堵，确保其安全返回陕甘宁边区。西府游击支队到达麟游山区后，一面寻找王震领导的三五九旅，一面与遭遇的胡宗南部打游击。9月底，游击支队在安舒庄与追击三五九旅的国民党三十八师遭遇。三十八师以为支队是他们寻找多日的三五九旅主力，派出3个团的兵力围追堵截。赵伯经、刘懋功、严克伦率领游击支队在山里与敌人“捉迷藏”、兜圈子。同时，还发动当地群众，打击地方反动势力。游击支队与敌人周旋了一个多月，在得知三五九旅已胜利返回边区的消息后，经向陕西省工委请示后，于10月上旬回撤边区。西府游击支队的此次行动，史称“迎王战役”。由于组织得力，深入敌后，行动机敏，有力地牵制了敌军，受到了党中央的通电嘉勉。严克伦在这次行动中发挥了积极的领导作用。
迎王战役遗址
1947年初，胡宗南率领二十多万国民党军队进犯陕甘宁边区。2月19日，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首府马栏被侵占，3月19日，延安军民在进行了七天七夜的延安保卫战后，中共中央主动撤离延安。陕甘宁边区军民在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西北局领导下，开始了消灭胡宗南部队的艰苦战争。3月，中共陕西工委与中共关中地委合并，建立新的关中地委，西府工委归关中地委领导。根据中共中央西北局的指示，关中地委对陕西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组织和任务进一步作了全面部署，成立了几个地区性工委、游击总队或支队。为了加强党在西府地区的工作和便于开展游击战争，关中地委决定将西府工委改组，成立新的中共西府工作委员会。6月，受关中地委的委派，严克伦带领几位同志经过艰险跋涉，来到活动在关中分区南部的南线指挥部，向大家传达了关中地委对国内外和边区形势的指示以及重建新的西府工委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府总队的决定。经过认真讨论和准备之后，很快组成了新的中共西府工委和西府总队，吕剑人任西府工委书记兼总队政委，严克伦任工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赵伯经任总队司令员。在此后的两年多时间里，吕剑人、赵伯经、严克伦等领导西府工委和西府总队，坚持在关中分区南线敌占区进行游击战争。同时，还大力加强礼泉、兴平以西沿陇海铁路、西兰公路各县广大地区的地下党组织活动与武装斗争，直到1949年6月西府地区完全解放。
1948年4月，彭德怀率西北野战军出击宝鸡，中共西府工委奉命率西府总队随西北野战军参加西府战役。在出发之前，中共西府工委和西府总队研究确定：要抓紧这一有利时机，突击发展地下党组织和各县游击队及总队力量，大力动员各县青年农民参加游击队，动员知识青年参加革命，并尽可能地把他们安全送到边区，进行培养教育，为陕西全省解放培养初级干部。严克伦作为组织部长，主要负责这项工作，他以高度负责的态度，积极奔走各地，动员各县党组织落实工委这一决定。在西府工委及各县党组织的努力下，城乡一大批青年踊跃参军，投身革命，参加了声势浩大的解放战争。解放宝鸡的战役结束后，西府地下党组织和游击队都有较大程度的发展和壮大，进一步提高了战斗力，扩大了群众基础，更加受到老百姓的信赖和爱戴。
为了更好地配合西北野战军解放宝鸡的战役，严克伦主持召开会议，精心部署，从多方面研究如何做好支援前线的工作。由于组织得力，西府各县的人民群众出动人力、畜力，积极为部队转运粮草，提供担架，护送伤病员，把缝制的布鞋送到战士手里，人民群众的这些大力支援，受到西北野战军官兵的称赞。
1948年4月，中共西府工委奉命率西府总队随西北野战军南下，参加西府战役。在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西府各地相继解放。在此形势下，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以中共西府工委为基础，建立中共西府地方委员会。西府地委隶属中共中央西北局领导，下辖彬县、长武、永寿、礼泉、扶风、凤翔、岐山等县的党组织，严克伦任组织部部长兼城工部部长。其间，严克伦在干部的培养、调配等问题上倾注了大量的精力。1948年冬，中共西府地委决定把从老区来的干部和各县原有干部统一调配，尽可能地配齐各县的党政领导班子。当时干部缺少，有的县还没有中共组织，要完成这一任务困难很大，地委把这一任务交由严克伦负责。严克伦接受任务后，迅速召集有关人员进行研究，很快形成了一个干部配备意见，提交地委讨论决定。由于掌握情况全面，建议中肯，这个干部配备意见得到西府地委同意，并执行落实。
曾担任中共西府地委副书记的吕剑人后来回忆说：“克伦同志工作上值得赞扬和怀念的方面很多”，“他对日常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对关中地委交付我们坚持和发展游击战争，开展国统区地下党活动，积极争取改造非法武装和瓦解敌之乡保武装来武装自己，扩大力量，并配合西北野战军解放陕西，解放大西北的任务完全拥护，坚决贯彻执行。在工作中他精力充沛，信心十足，遇到困难、险恶，他毫不畏惧，积极设法克服，并以身作则，用实际行动去影响、教育、鼓励同志们”。[2]
1949年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在关中一带发动了强大攻势，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5月20日，西安解放。随之，永寿、扶风、麟游、岐山等地相继解放。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中共中央西北局于5月决定撤销西府地委，将西府分区划分为彬县分区和宝鸡分区，分别成立了中共彬县地方委员会和中共宝鸡地方委员会，隶属中共中央西北局领导。严克伦调任中共彬县地委副书记兼秘书长、组织部部长等职。
中共彬县地委下辖长武、彬县、永寿、乾县、麟游、礼泉、旬邑等7个县委。此时，礼泉、乾县、永寿及彬县等大部分地区已解放。西安解放后，胡宗南率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人员退据汉中。蒋介石为保住西北腹地，命青海的马步芳和宁夏的马鸿逵同胡宗南互相配合，向咸阳、西安反扑。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伺机诱敌，准备将其聚歼于西安以西地区。西府分区的党政干部和武装部队奉命撤至灞桥、泾阳、三原一带休整待命，各县党政机构之间互相协调，配合第一野战军，为全部解放西府地区做准备。严克伦带领彬县地区人民全力配合第一野战军，动员各个方面力量支援部队行动。7月下旬，彬县分区所辖各县全部解放，地委机关进驻彬县县城，全面开展新区工作。
进城后，严克伦和地委面临着更严峻的挑战，虽然战争结束，但经过连年战争，经济无序，百姓困窘，清匪、建政、恢复生产等一系列任务摆在眼前。严克伦与地委其他负责人一起，在中共中央西北局的领导下，清除敌匪，争取国民党地方保安团队投诚。同时，把工作重点放在恢复和发展生产上，采取各种措施，帮助工、农、商、金融等各业正常运行，稳定市场物价，保障社会秩序和人民生活。同时，初步建立起分区和县、区、乡党政机构，为医治战争创伤建立和健全了组织领导力量。
1950年1月，中共陕西省委成立后，根据中央及中共中央西北局关于统一国家财政，施行整编的指示精神，决定把关中的6个分区合并为3个分区，撤销彬县地委，长武、彬县、乾县、麟游、永寿5个县委划归中共宝鸡地委领导，礼泉、旬邑划归中共咸阳地委领导。5月，三原、咸阳两地委合并，组建了新的中共咸阳地方委员会，严克伦出任咸阳地委书记，踏上了新的征程。
主政咸阳 造福百姓
在担任中共咸阳地委书记期间，面对百废待兴的社会局面，严克伦时刻心系百姓，始终把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根本宗旨。在领导土地改革、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稳定物价、统一财经、镇压反革命、支援抗美援朝战争等工作中，他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深入调查研究，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倾注极大的心血和精力，推出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使各项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
中共咸阳地委全体委员合影，前排中为严克伦
1950年中央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后，经过调查研究，严克伦组织制定了《咸阳专区土地改革实施计划》，成立了由他兼任主任的咸阳专区土地改革委员会，组织土改工作队带领全区农民分期分批地稳步开展土地改革。经过近一年的努力，至1951年5月全区没收地主土地和征收公、庙、学地10.18万亩，分配给60多万个无地或少地农民，基本完成土改任务。经过土地改革，彻底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激励和调动了广大农民的劳动生产积极性。在土改中，严克伦统揽全局，精心指导，安排地委政策研究室和土改办公室的两个主任，一个了解点上情况，一个了解面上情况，点面结合，以点带面，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在实际工作中，他发现一些干部有简单急躁情绪，认为要放手发动群众，就不要怕“过火”，甚至认为地富定得越多，贫雇农就分得越多，有侵犯中农利益的现象。严克伦认为这是个很值得注意的问题。他尖锐地指出：多年来在我们一些干部中，一直存在着怕右不怕“左”的问题。总认为“左”比右好，“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因而遇事“左”三分，宁“左”勿右，以“左”为尚。其实“左”比右危害更大，它扩大了打击面，破坏了党的政策，脱离了广大群众，是很不得人心的。他告诫土改干部，要接受老区晋绥土改的经验教训，既要防止右，更要防止“左”，防“左”比防右更重要。特别要大力做好团结中农的工作。他要求对侵犯了中农利益、错划了地富成分的，要认真检查，坚决纠正。错划一户纠正一户，错定一人纠正一人，一户一人都不能错。他的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既给土改干部敲了警钟，也给工作指明了方向，因而咸阳地区快速稳妥地完成了土地改革，走在了全省前列。中共陕西省委和省土改委员会专门派省委秘书长白治民和省妇联主任曹冠群及时总结了咸阳专区的土改经验，在全省予以推广。
1951年咸阳专区土委会委员合影，后排右一为严克伦
土改之后，分得土地的农民欢天喜地，每个人的脸上都露出“耕者有其田”的喜悦，劳动生产积极性很高。但也有一部分贫苦农民在生产上仍然存在种种困难。有的没有牲畜，有的缺少农具，有的劳力不足，迫切要求人力畜力的劳动互助。在这种情况下，变工互助的劳动组织形式便应运而生。著名的全国农业劳动模范张明亮互助组，就是这样组织起来的兴平县第一个劳动互助组。1951年秋，他们种植的16亩玉米，平均亩产750斤，1952年3月获得中央人民政府颁发的“玉米丰产模范互助组”称号。严克伦对这个新生事物给予了充分支持。他深入到张明亮互助组调查研究，在田间地头和农户家中走访座谈，同农民唠家常，让他们说心里话，问他们是不是自愿加入的，生产劲头大不大，换工公道不公道。农民们你一言，我一语，异口同声地说：“我们是人合心，马合套，自觉自愿组织起来的，互相知根知底，干起活来五牛爬坡，个个出力，没有一个偷奸耍滑的。”当时张明亮互助组已由开始的四户发展到十几户，生产热情很高。严克伦回到地委后，立即向省委书记马明方写了调查报告。省委认为这个报告很及时，于1952年4月11日向全省批转了这个报告。指出“这个报告对于正确地建立和领导变工互助组织是有很大指导作用的”。
新中国建立后，针对大批潜伏的国民党特务和各种反革命分子及反动的党团骨干分子的猖狂破坏活动，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在全国开展了镇压反革命活动，次年2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根据中央、西北局和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精神，在严克伦等领导下，咸阳地区的镇反工作迅速展开，打击了敌人，保护了群众，深得人们拥护。1951年6月11日至14日，严克伦主持召开了各县县委书记、公安局长联席会议，在会上作了《三个月镇反工作总结和今后工作计划》的报告，对全区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咸阳全区的镇反工作随即轰轰烈烈开展起来。据统计，咸阳全区在三个月的镇反工作中共逮捕反革命分子1212人，处决罪大恶极者351名，有力震慑了咸阳地区的敌特和反革命分子，从而为巩固新生政权，保证土地改革和经济恢复工作的顺利进行提供了有力保障。
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工作中，严克伦按照中央和省委的要求，结合实际情况，统筹兼顾、运筹帷幄，推行了以恢复和发展生产为中心，稳定物价，统一财政，扶持和发展工商业经济，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稳固调整等一系列政策。同时，严克伦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精简编制，厉行节约。他个人严于律己，艰苦朴素，以身先而率众，以律己而服人，有效地节约了机关的各项开支。经过三年的努力奋斗，咸阳地区国民生产总值从1949年末的1.09亿元增加到1952年末的1.54亿元，社会总产值由1.53亿元增加到2.25亿元，工农业生产走上了发展正轨，顺利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的艰巨任务，为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完成社会主义过渡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履任新职 勤政为民
1953年1月至1956年8月，严克伦任省委秘书长，主要协助两任省委书记潘自力、张德生工作。1953年3月5日，中共中央西北局报请中共中央同意，任命潘自力、刘庚、严克伦等13人为省委委员，潘自力为书记。1954年7月21日，中共陕西省第一届代表大会召开，严克伦为主席团成员，并任大会秘书长。在8月2日举行的省委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严克伦当选为省委常务委员。同年10月，省委机关从五岳庙门搬往已撤销的中共中央西北局驻地建国路。为适应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省委决定新设财贸部、工交部、基建部等部门，由严克伦兼任财贸部部长。1955年6月28日，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处组建。1958年4月，为加强省委领导班子，省委决定充实年富力强的干部。报经中央批准，增加严克伦、赵守一为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1960年11月，在中共陕西省第三届代表大会上，严克伦当选为陕西省委常委、书记处书记。
1950年1月，新的中共陕西省委建立之后，为了适应工作的需要，陆续形成了一些新的规章制度。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和机构设置的变化，对机关的正常运转提出了新的要求。任省委秘书长期间，严克伦围绕省委中心工作，服务大局，不断加强政务、事务和后勤工作，较好地服务、促进和保障了省委的工作。他坚持服务领导、服务机关、服务基层的原则，为领导出谋划策，在综合协调、督促检查、安全保密、档案服务和后勤保障方面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保障了省委工作的顺利进行。严克伦同志参与了这一时期省委大政方针的研究和制定，陆续完善了机关各项规章制度，加强了机关管理，使省委机关的科学化管理水平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凡是以省委和省委办公厅名义发出的电文，他都要亲自动手进行审阅修改，且字迹工整，然后再呈书记签发。
中国共产党陕西省委员会全体委员合影，第二排左五为严克伦
严克伦主管全省财贸工作期间，同省政府主管财贸工作的副省长张毅忱、黄静波相互支持，配合默契，工作很有成就。他们经常和省政府财贸系统各厅局长刘邦显、林茵如、郭艾正、陈凯、冯绍绪、雷振东、王慈等在一起研究讨论工作，各抒己见，直言不讳，工作中那种“争论不存芥蒂，分歧无损友谊”的大度风范，非常感人。在工作中严克伦广泛听取大家的意见，谁的意见对就照谁的办，不搞一言堂，也不机械的少数服从多数。在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有些同志只注重发展国营商业，轻视发展私营经济，特别是对小商小贩和个体手工业，总想把他们挤垮挤掉，强迫他们弃商转农。严克伦认为，城乡群众生产生活中的需要是多种多样的，光靠国营商业“一花独放”是满足不了的。许多小农具、小商品都是靠前门开店后门开厂的“杂货铺”、“夫妻店”、“货郎担”边生产边流通活跃市场的。他们是农村贸易战线上的尖兵，知道农民需要啥，什么时候要，他们就组织货源，送货上门，很受农民欢迎。如果不看实际需要，盲目地把他们统统挤掉，那就把城乡的流通渠道堵死了，于公于私都是不利的。严克伦说：“现在农村的手工业作坊，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多一些才好。”他认为发展农村手工业生产，不仅可以活跃农村市场，补充国营商业货源的不足，而且还可以商补农，以商兴农，使农民真正富起来。用农民的话说：“有粮吃，有钱花，日子才算过得莫嘛哒。”
注重深入实地调查研究是我党的优良传统。严克伦深谙调查研究的精髓，不论遇到多大的事，他首先深入实地获取第一手资料，听取各方意见，然后作出正确的判断，使问题得以妥善解决。1962年西安市八仙庵农贸市场兴起后，全国20多个省（区）市的商贩来此进行物资交流，社会影响很大。当时许多领导干部认为这是资本主义泛滥，应立即取缔。但严克伦陪同省长赵伯平和西安市委第一书记张策到现场视察后，一致认为这种全国性的物资交流，对互通有无、调剂余缺，好处很多，利大于弊。即使有弊，也是“利居其百，害仅其一也”。因此，他们主张“放则活，关则死”，关的结果，只能把明市变成黑市，把低价变成高价，对生产和消费都没有好处。他们的独到见解，当时虽受到多数人的诟病，但实践证明，他们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
1962年榆林地区遭遇大旱，中共榆林地委向省里报告，粮食歉收，群众生活困难。严克伦得知这一情况后第二天就带着省粮食厅厅长冯绍绪等同志一起赶赴榆林。在榆林调查期间，他除认真听取地委和有关县委的汇报外，大部分时间都深入基层，走村串户与群众座谈，了解生产和收成情况。他在农户家中看粮袋，揭锅盖，实地查看农民的生活状况，商量救灾办法。通过走访调查，他很快地掌握了真实情况，弄清了榆林地区当年的灾情实况，立即向省委汇报，并动员有关单位密切配合，很快给榆林地区调运了大批粮食，使群众度过了灾荒。
严克伦出身农家，长期受党的教育，对自己严格要求，不请吃，不收礼，不占公家便宜，至今为人称道。1963年秋，严克伦一行去铜川调研。调研工作结束后，市委书记陪同他到铜川陈炉镇的陶瓷厂参观。临走时，厂领导派人将他们生产的一些茶具及小工艺品打包塞进了汽车后备厢，其心意是给领导同志留作纪念。严克伦秘书李鸿林回到家里发现了这些东西，向严克伦作了汇报，严克伦很不高兴，当即要秘书将这些瓷具送交省委办公厅行政处收存。他还态度严肃地让秘书给铜川市委办公室写信，要求在信上给他们讲明这些东西的去向，并指出“下不为例”。这虽然是一件小事，但生动地反映了严克伦公正廉洁的高贵品质。
严克伦公道正派，一身正气。他在省委任书记期间，一直分管组织、政法工作，他始终坚持党管干部和集体领导的原则，坚持德才兼备、任人唯贤的方针，从不徇私情封官许愿。他公道正派，知人善任。有的干部给他写信或口头提出要求，凡是合乎情理的，他都交由省委组织部，严格按干部管理程序办事。所以，凡同他共过事或接触过的同志，都说他既有原则，又可亲可敬，是大家信得过的好领导。
1964年5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出席会议。会议主要研究农业规划和农村工作，制定第三个五年计划，此外还讨论了反修防修和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问题。因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患了重病，第二书记赵守一也因病住院，省委派严克伦赴京出席会议。会后，严克伦向省委常委会传达了这次会议精神，并安排省委组织部制订方案，对省、地、县三级党政干部后备对象在省委常委会议上反复讨论，妥善配备，合理使用，使一大批德才兼备的年轻干部脱颖而出，成为陕西各条战线的领导骨干。
严克伦长期患糖尿病，一度比较严重，但他一工作起来就废寝忘食，不管不顾了。1964年他决定去陕南汉阴县搞社教蹲点，当时他病情不稳定，血糖指标居高不降，有关领导和医生劝他不要去或晚些时候再去，但他却未听劝阻，毫不犹豫地按时赶赴汉阴。到了蹲点社队，就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走村串户，访贫问苦，释疑解惑，帮助群众解决困难，还多次召开大会宣讲《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等中央文件。由于当地的生活条件艰苦，加之多日奔波，过度劳累，他的病情加重了，引发眼底出血。在这种情况下，他才不得不回西安住院治疗。他人虽住院，却还经常操心和牵挂社教点上的事情。
1964年12月，胡耀邦同志调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主持陕西全面工作。在贯彻中央《二十三条》文件精神的过程中，与西北局主要领导人产生意见分歧。1965年2月胡耀邦放弃春节假日，轻车简从到安康地区调研，纠正社教中“左”的错误，提出“三个暂停”[3]和“四个一律”[4]。然而，西北局相关领导却指责胡耀邦同志在安康通过调研所提出的意见很有可能导致出现翻案风，遂展开了对胡耀邦的错误批判。严克伦在此期间，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始终态度鲜明地支持胡耀邦的主张，不讲违心话，不做违心事，不认为胡耀邦是犯了所谓的“路线”错误。实践证明，1965年由于贯彻执行了胡耀邦“把经济搞活，千方百计夺取农业大丰收”的指导思想和一系列惠农政策，调动了广大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当年全省的粮食总产量由上年的70亿斤，猛增到125亿斤，获得解放后十多年中最高的丰产纪录，这中间也蕴涵着严克伦等省委领导成员竭诚辅佐的一份智慧和心血，同时也是他随同省委一班人坚决抵制阶级斗争“无时不有时时有”的扩大化倾向，坚持实事求是的结果。
“文革”中历经磨难 坚定信仰矢志不渝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成为“文化大革命”正式发动的标志。5月20日，中共陕西省委发出《关于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通知》。6月1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会议，学习了《五一六通知》，通过了《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讨论纪要，要求把斗争矛头指向党内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当权派。6月2日，西安交通大学贴出7000多张大字报，质问校党委书记兼校长彭康。当晚，中共陕西省委召开书记处会议，根据西北局指示，派书记处书记严克伦带领工作组进驻交大。6月3日凌晨2时，严克伦带领工作组进驻交大。工作组要求师生站在运动最前沿，但大字报不要贴出校外，不要涉及国家机密，不要上街游行，不要停课，更不能打人。严克伦保护彭康和学校老师的意见，遭到学生的反对，他们上书中央，要求中央派人领导交大“文化大革命”，反对省委工作组。6月6日，交大贴出大字报，列举工作组的“十大阴谋”和“十大罪状”，提出要赶走工作组。6月9日，中共陕西省委决定，交大工作组改名为工作团，严克伦任团长。随着“文革”的不断升温，批判的矛头直指省委领导。6月17日，省委撤销了彭康的交大党委书记职务，由严克伦兼任交大党委书记。7月6日，交大成立了“全校文化革命委员会”。8月3日，中共中央西北局、中共陕西省委召开“西安市大专院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西北局和陕西省委有关领导宣布，“工作组不适合大中专院校”，决定撤销工作组。同时认为，以严克伦为首的交大工作团，犯了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决定撤销其职务，责令向全校师生检讨“右倾机会主义错误”。1967年1月，中共陕西省委机关和西安地区大专院校的“造反派”组织组成夺权小组，于25日夺了省委书记处的领导权，中共陕西省第四届委员会被迫停止工作。
其间，严克伦被指控犯了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被挂牌游行，戴高帽挨批斗。省委机关造反派又罗织罪名，把严克伦打成所谓的“叛徒”和“走资派”，由省委支左委员会以“军管”的名义，关押在西安市建国路73号院达数年之久。这个“73号”，名为“军管”，实为“坐牢”，没有任何自由。严克伦不论在精神上还是肉体上，都受尽凌辱，吃尽苦头。解除“军管”后，严克伦赋闲在家。他平素精神乐观，虽已50余岁，每天还主动扫院落，搞卫生，特别是遇到冬季下雪，他早早起来，扫除积雪，并没有因为周围政治环境的恶劣而产生消极悲观的情绪。无论形势怎样变化，无论面对何种困难，他始终恪守共产党员的做人底线，一刻也没有放弃过自己的理想信念。“文化大革命”十年间，严克伦由初期的拥护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策到怀疑抵制这场“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思考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利用关押和停职期间的空闲时间，不断学习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著作充实自己。他坚信党最终会回到实事求是的正确道路上来，相信历史是由人民来书写的，自己的不公正待遇终有拨云见日的一天。
实事求是清理积案
1976年10月，中共中央粉碎了“四人帮”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的内乱，但由于受“两个凡是”的影响，陕西“揭、批、查”进展缓慢。直到1978年3月，严克伦才恢复工作，担任省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恢复工作后，严克伦不顾病痛，努力工作，决心用实际行动追回被“文革”耽误的时间，为陕西人民多办些事，多谋些利。
1978年6月，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财贸学大庆、学大寨会议”，他率领陕西代表团参加了这次会议。他在会议发言中讲道，“经济工作要搞上去，首先要拨乱反正，认真清查与林彪、‘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搞清大是大非，整顿干部队伍是关键。但我省领导人还在捂盖子，这些工作迟迟难以进展，广大干部群众呼声很大，强烈要求迅速改变这种状况”。在当时的政治气候条件下，像他这样敢于如此坦率直言，实属不易，《人民日报》对此作了报道。他的发言当即在全省上下引起了强烈反响，大家称赞严克伦同志，说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陕西工作的要害，顺党心、合民意，讲得对、揭得好。此事也表现出了严克伦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实事求是精神和仗义执言的高尚品德。
1978年下半年，中央对陕西省委领导班子逐步进行了调整。新的领导对清理整顿干部队伍和彻底清查与林彪、“四人帮”两案有关的人和事高度重视，决定成立省委“两案”审理领导小组，由省纪律检查临时委员会第一书记严克伦挂帅，同时抽调了五十多名干部组成了省委“两案”审理办公室。各地市也相继成立了相应的机构，我省的“两案”审理工作迅速开展起来，严克伦在此后较长一段时间里以主要精力抓此项工作。
为了做好这项工作，严克伦先后五次组织召开了全省“两案”审理工作会议。在会上组织大家学习中央文件，领会党中央的有关方针政策和省委的具体部署。他告诉大家，“两案”审理工作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整个过程中都必须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的工作方针和政策。特别要考虑到“文化大革命”特定的历史背景，坚持党的实事求是和“缩小打击面，扩大教育面”的一贯政策。通过学习和宣传，大家逐步地认识到“两案”审理工作既要严肃，又要慎重，为在“两案”审理工作中正确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两案”审理工作刚开始时，在“两案”审理办公室一部分同志中产生了“嫌慢”、“嫌轻”的情绪，因此在工作中提出的审查结论定性偏高，处分偏重。后一段时间又表现出嫌“冷”的时间太长，在工作上有些松，有些粗。针对这些不正确的思想情绪和工作态度，严克伦不断组织大家学习和讨论中央有关文件精神，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关于“两案”审理工作的指导方针和“冷”处理的精神，并通过各级党委以各种方式向广大干部群众做好宣传解释工作。
在具体工作中严克伦对审查材料的查证抓得扎实细致。比如，对揭发原省委几位领导人问题的材料，他要求汇集整理后转给本人所属单位，并报送中央“两案”审理领导小组做进一步核查处理。对涉及的106个省管干部以及“文革”前是工人、农民、学生或一般干部，由于“造反”爬上领导岗位的57个闹派头头的问题，都要逐个进行查清落实，并给予定性处理。对已形成的审查结论，按照中央文件精神认真核实，采取写实方法，是什么问题就写什么问题，既不夸大，也不缩小。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分清罪与非罪的界限，同时提出了罪错难以分清的以错认定的定性原则。强调重证据，特别是关键性问题都必须有充分证据，证据不足的不上材料。审查结论要与本人见面，本人提出的合理意见要采纳。对牵涉面较大的重点问题，要组织有关部门联合复核，准确地进行定性处理。
在对有关人员进行定性处理阶段，严克伦又多次召开专门会议，平衡审议相关的定性结论。他要求工作人员在研究个人定性问题时，一定要做到既符合党的政策和有关法律规定，还要公平公正。要严格按照中央和省委的有关规定，履行审批手续，做到审批手续完备，上报材料齐全。强调凡属党纪处分的按党章办，属行政处分的按行政审批手续办，属刑事处分的按法律程序办。
在“两案”审理工作后期，严克伦对定案处理中存在的问题也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他要求工作人员认真研究，针对不同的情况提出不同的解决方法，一定要实事求是，充分体现党的政策。比如，对那些不作组织处理的人员，将形成的材料要妥善处理，本人写的检查材料退还本人，调查的证明材料由组织进行清理，归入档案保存。对少数有意见的人员要进一步做好思想工作，由有关负责同志亲自谈话，耐心听取他们的意见，有针对性地做思想转化工作，对于个别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确有错误，但本人拒不认错，甚至无理取闹的人进行批评教育，坚持不改的要严肃处理。
在严克伦的直接领导下，陕西的“两案”审理工作搞得扎实细致，很有成效，做到了既严肃认真，又慎重稳妥，初步整顿清理了党的组织和干部队伍，凝聚了人心，鼓舞了斗志。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严克伦出任省委书记（当时设第一书记）兼省纪律检查临时委员会书记，他协助省委第一书记马文瑞分管人民团体和纪检等项工作。“文革”中产生了许多冤假错案，省委为加强对平反冤假错案的领导，于1979年3月7日成立了纠正“三案”（即冤假错案）领导小组，由严克伦任组长。随后省委又派出130多人组成若干办案组，分赴10个地市，帮助落实政策，纠正冤假错案，使蒙冤受屈的同志丢掉包袱，获得解放，充分调动了大家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积极性。
严克伦对人民群众有着深厚的感情，十分重视群众来信来访。粉碎“四人帮”后，群众的来信来访特别多，大多是反映本人在“文革”中蒙受迫害或亲属被整致死等问题，急切地希望组织上尽快查清有个结论。严克伦深切地体会和了解他们的心情，对这些来信来访都一一热情接待，认真批示，有的还亲自办理。有的来访人年纪大行动不便，他还安排司机开车接送，使长期受迫害的干部群众很受感动。
1979年1月8日至21日，中共陕西省委召开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解决了陕西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些重大问题，省委决定：“文化大革命”前，胡耀邦同志主持陕西省委工作期间，反对“四清”运动中的极左路线，以及他对陕西工作提出的指导思想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是正确的，当时对他的批判是错误的。这次三级干部会议作出的结论也由此证明，严克伦等一大批干部群众当年对胡耀邦的支持是正确的、是有远见卓识的。胡耀邦在陕西工作期间的所作所为是得民心、顺民意的。当年，了解这场斗争是非曲直的领导成员，都很钦佩严克伦在工作中坚持真理、刚正不阿、实事求是的态度和与人为善的品格。
老骥伏枥壮志不减 履职人大再建新功
1983年4月，陕西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在西安召开，选举产生了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严克伦当选为常委会主任并任党组书记。这一时期，正是党和国家实行拨乱反正、把工作重点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积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重要时期；同时省人大常委会恢复不久，机构尚不健全，各方面工作尚在探索展开时期。严克伦就职后带领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与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和机关同志一起，边完善机构、充实人员，边探索实践、建立制度，认真履行宪法、法律所赋予的职责，为推进陕西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发扬民主、健全法制，加强省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陕西省人大常委会是1980年1月恢复建立的，直到1983年4月常委会只设有办公厅、法制委员会和农业、工交基建、财贸、科技教育、文化卫生、政法6个组，除办公厅和法制委员会有专门的办事机构外，其他6个组只有一个综合办公室承担具体工作。机关工作人员包括后勤人员仅有60多位，人员严重不足，工作也很不规范。严克伦一到任就与省人大机关同志座谈，召开主任会议和党组会议，研究机关建设和制度建设问题，并及时向省委汇报，与有关领导和部门沟通，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和陕西实际情况，在本届人大二次会议上通过了设立法制、财政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1987年3月，按照地方组织法规定，上述几个委员会改为人大专门委员会，秘书长成为常委会组成人员。为了加强人大在各地区的工作，1984年，严克伦主持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会议并提出意见，报省委同意，在全省各地区设立了人大工作联络组，作为省人大常委会的派出机构，负责联系当地的全国人大代表和省人大代表，协助省人大常委会和地委加强对县级人大常委会的指导和领导。
陕西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前排中为严克伦
严克伦常说：“人大工作讲法、讲程序，做好人大工作必须先搞好制度建设。”在其担任主任的五年中，省人大常委会根据实践中积累的经验，先后出台制定了地方性法规程序、县乡人大代表选举工作细则、人事任免办法、代表视察办法、代表联系办法、关于议案的规定、常委会议事规则等一系列规定和办法。特别是为了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关于人大常委会审议决定财政预决算的规定，省人代会提出“重大支出变化，必须事前向人大常委会报告”。严克伦同志安排分管财经工作的副主任与省政府沟通协调“重大支出”的数量标准，最后确定除预算正常变更向省人大常委会报告外，省本级一次性安排支出在500万元（含500万元）以上的，应事先报省人大常委会审批。这些制度的形成，使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有章可循，促进了省人大常委会工作的程序化、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为人大常委会以后的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主持省六届人大二次会议（1984年5月）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逐步展开，越来越多的经济关系、社会关系和改革成果，需要用法律的形式加以调整和规范，因此立法工作成为人大及其常委会日益紧迫和重要的任务。1983年5月，严克伦主持召开主任会议，重点研究地方立法工作，提出要把地方立法工作放在省人大常委会工作的首要位置，并在以后的工作实践中总结出了地方立法工作的三条原则。他还安排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在调查研究、学习借鉴各方面经验的基础上，起草了《关于制定地方性法规程序的规定（试行）草案》，经省人大常委会两次审议，于1984年8月31日由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通过。这个规定对法规的提出、草拟、审议、通过、公布和解释作了具体明确的规定，是陕西省第一个有关地方立法工作的法规。五年里，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先后制定和审议批准地方性法规18项。其中财政经济方面的6项，教科文卫方面的4项，司法方面的1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方面的7项，作出有关法律、法规方面的决议、决定7项。如制定的《陕西省食品商贩和城乡集市贸易食品经营者食品卫生管理规定》、《陕西省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和村镇建房用地管理办法》、《陕西省劳动安全条例》、《陕西省计划生育条例》、《陕西省义务教育条例》等，对推动陕西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发展和巩固改革成果，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严克伦担任主任的省六届人大常委会，是省人大常委会历史上监督工作比较活跃、比较有力、比较有效的一届。他首先重视法律法规贯彻实施情况的检查工作。五年中，先后组织人大代表和常委会组成人员对《森林法》、《土地管理法》、《文物保护法》、《义务教育法》、《食品卫生法（试行）》、《药品管理法》和《陕西省河道堤防工程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的贯彻执行情况，进行了大规模的检查，对于促进法律、法规的贯彻执行，解决存在的问题，起了很好的作用，特别是1985年对《森林法》贯彻情况的检查，收到了显著的效果。当年，陕西一些地方森林管护工作薄弱，乱砍滥伐现象严重，木材经营比较混乱，对毁林案件查处不力，为此，严克伦召开专题会议，部署检查。省人大常委会组织各级人大常委会、人民政府有关人员和省、县、乡三级人大代表7000多人，在全省范围内对《森林法》的贯彻情况进行了一次全面检查，督促和协助有关部门查处了1100多起毁林案件，制止了一些单位非法经营木材的活动，纠正了少数地方作出的与《森林法》相抵触的规定，增强了干部、群众依法治林、护林的观念，有力地推动了《森林法》的贯彻执行。
严克伦还很重视对违宪违法行为的纠正和处理。他要求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各专门委员会注意了解和发现违宪违法的问题，并主持省人大常委会和主任会议及时研究处理这方面问题。如对一些县、乡（镇）不依法按期举行人民代表大会，不按法定程序选举、任免干部，不尊重权力机关依法作出的决议、决定等行为，一经发现，就坚决督促和支持有关部门予以纠正。1984年县乡两级换届选举结束后，有些县、市随意频繁变动人民代表大会依法选举产生的乡、镇长，甚至有的当选后几天就被调走。省人大常委会经过调查，对此提出意见，进行纠正，并向省委报告，使这种现象有了明显改变。1986年11月，省人大常委会组织部分委员和代表视察了一些县、区的司法工作和个别省属劳改劳教单位的工作，发现收容审查中存在比较严重的问题。为此，严克伦主持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专门听取了省公安厅、省检察院关于全省收审情况的汇报，对有关部门随意扩大收审范围、延长收审期限和收审管理不善等问题，提出严肃批评，促使有关单位采取措施，认真纠正。
同时，严克伦对于法律规定的质询、罢免等较刚性的监督形式能够正确运用，依法行使人大权力。在省六届人大期间，代表先后提出了“关于三原县省医疗仪器厂多年来未能解决污染反而准备扩建的问题”、“关于省检察院处理咸阳秦都道哨卡一案有法不依问题”、“关于陈强等7人流氓团伙案”等三项质询案，都依法安排在人代会期间进行了质询。人代会后，常委会根据大会主席团的决定，督促有关部门采取措施认真办理，都依法得到了妥善处理和纠正。在省六届人大六次会议上，部分代表还提出了对省检察院检察长的罢免案，根据大会通过的主席团的建议，常委会成立调查委员会进行了调查，向人代会提出了调查报告，根据事实和主客观情况，对罢免对象作了不予罢免但不再作为新一届检察长人选参加选举的处理，使代表议案得到落实。
严克伦胸怀全局，十分重视陕西改革发展和广大群众切身利益，对于涉及全局的问题，及时通过人大及其常委会作出决议或决定，号召和动员全省人民共同努力、实现目标。1983年7月下旬，陕西省南部地区连降暴雨，汉江出现特大洪水，不少村镇被淹，特别是安康县城遭到百年不遇的毁灭性灾害，损失十分严重。严克伦立即主持召开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研究，派出视察组视察灾情、慰问灾区群众。并在8月召开的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上，及时听取了省人民政府关于安康抗洪救灾工作的报告，作出了进一步做好抗洪救灾工作的决议，要求在省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加强领导，切实安排好灾民的生产和生活，加强防疫工作，战胜灾害，恢复生产，重建家园。
严克伦担任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期间，在全省范围内进行了两次县乡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在选举中，严克伦反复强调，要把逐步提高选举的民主程度，当成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环节，认真组织，搞好指导，使两次换届选举工作依法、民主、有序，收到了较好效果。特别是在1987年的换届选举中，省人大常委会根据中央精神，指导市县区人大常委会严格依法办事，进行了许多创新，选民比较满意。首先，严克伦高度重视人事任免的民主化程度。他根据地方组织法和中共中央有关文件精神，结合陕西实践经验，主持制定了《陕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办法》和《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对省人大常委会通过任命的干部发给任命书的实施办法》，为常委会人事任免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奠定了基础。在省六届人大常委会任期的五年中，共任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916人次，其中省人大常委会54人次，省政府组成人员101人次，省法院系统334人次，省检察院系统427人次。在人事任免中，未通过的2人次，经协商有关部门撤回提名的13人次，这是历届省人大常委会所没有过的。这种做法较好地做到了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的统一，受到了人大代表和广大群众的称赞，也得到了省委的充分肯定。
充满情趣的家庭生活
在工作中，严克伦是一个清正廉洁、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的人，然而，这只是他作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一个方面。在家庭生活中，他还是一个极具家庭意识，关爱家人、富有情趣的人。
严克伦和苏文[5]于1955年喜结连理，时任省委第一书记的张德生是他们结婚的见证人。他俩是因共同的理想信念走到一起的，相互的支持鼓励加深了感情，彼此之间的体谅理解奠定了爱的基石。他们相濡以沫，相敬如宾，相互搀扶着度过了几番风雨、几多磨难，可谓是松梅之情，弥久愈坚。在妻子苏文眼里，他是一个仪表堂堂，谈吐不凡，富有家庭责任感的人。在子女们的眼里，严克伦不仅仅是他们慈祥的父亲，更是他们严格的老师。
严克伦喜欢运动，尤其喜欢游泳。在省委东院，曾有一个室外游泳池。有一个时期，只要他能够挤出一点时间，晚上就去游泳。他游泳的姿势很标准，蛙泳、自由泳，偶尔也会游一两圈蝶泳。苏文也一起结伴同游。他们两个人出双入对，在游泳池畅游，常常引起周围人员的远处围观。他们两人的恩爱，当时也羡煞好多人。
严克伦是一个爱读书和藏书的人。“文革”前，家里就收藏了很多线装书。他非常喜欢古典文学，除了自己闲暇时经常读古典名著，还经常给孩子们讲述名著里的内容。他常给孩子们讲解毛主席诗词，讲中国古典诗词格律，讲汉语遣词造句的精妙。虽然孩子们还小，不能完全理解毛主席诗词和古诗词的博大精深，可是朦朦胧胧中被那古典诗词所蕴涵的美妙意境点燃了学习的渴望，也为他们以后刻苦学习奠定了基础。他经常给孩子们说：“书是一面镜子，能够照出人的缺点。人要活到老，学到老，不读书就不进步。”他还要求孩子们不要安逸于现状，要他们多读书、多发现自己的不足之处，这样才可进步。
严克伦还喜欢烹饪。他的老伴苏文常常开玩笑说热爱生活的人，也爱吃，爱吃的人也爱做吃的。他也开老伴的玩笑说也有例外，因为也有人热爱生活、但只爱动嘴，不爱动手。
“文革”中，严克伦被批判审查，受尽磨难，身心俱疲。但不管在外面怎么吃苦受罪，回到家，他总是以乐观的态度面对生活，面对家人，在那残酷的环境里展现出了惊人的意志和高尚的品格。他经常教导子女，要正确面对人生道路上遇到的困难和坎坷，要正确对待那些曾经给自己带来伤害的人和事，要正确对待自己的未来。孩子们也都按照他的教导去做，在日后也都取得了不俗的成就。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两袖清风英名永存
1988年8月，因为长期劳累，糖尿病病情加重，组织上安排严克伦到北戴河疗养。8月30日，严克伦因糖尿病合并症发作猝然去世。严克伦遗体在北戴河火化后，11月16日，在西安举行了一千多人参加的骨灰安放仪式。中纪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中组部等单位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李先念、彭真、乔石、姚依林、胡耀邦、万里、习仲勋、王任重、刘澜涛、杨静仁、马文瑞、钱学森、汪锋，陕西省党政军负责同志张勃兴、李溪溥、侯宗宾、章泽、周亚光、王希斌、赵焕职、常黎夫、孙作宾、刘海滨等送了花圈。
骨灰安放仪式由陕西省第七届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溪溥主持，省委书记张勃兴介绍严克伦生平。骨灰安放仪式上，大家为失去一位好同志、好领导、好朋友而痛惜，一幅幅挽联，一个个花圈、花篮，寄托了各界群众对他无尽的哀思。与他共同工作过的咸阳、商洛、延安的同志用“德高望重”来评价他的一生，省纪委原书记罗文治对他的评价是“高风亮节，两袖清风”；与严克伦有着半个多世纪生死之交的陕西省委原书记、省政协主席吕剑人在回忆严克伦的文章中，称“他是执行党的纪律的模范，坚持实事求是的模范，维护真理的模范”；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常委宋平同志在提到严克伦时满怀深情地说：“在我党的高级干部中，像严克伦这样的同志，没有什么可挑剔的，是个很好的同志。”
胡耀邦、习仲勋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敬送的花圈
严克伦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忠于党，忠于人民，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长期的革命工作中，他坚持原则，遵守党的纪律，历尽艰辛，屡遭磨难。战争年代，他在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英勇顽强，奋斗不息，虽遭残酷迫害，但大义凛然，威武不屈；和平年代，为陕西经济社会的发展呕心沥血，面对错误路线对自己的迫害，他信念坚定，一身正气。他数十年如一日，工作认真负责，廉洁奉公，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共产党员的献身精神，团结带领人民群众完成了党交给的各项任务。他坚持实事求是原则，重视调查研究，反对形式主义和各种歪风邪气，敢于抵制错误倾向，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他始终把党的事业看得高于一切，处处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不计较个人得失，胸怀坦荡，光明磊落，不谋取私利。他谦虚谨慎，作风民主，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以身作则，严格要求亲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不搞特殊。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德深深地镌刻在三秦大地上。
[1] 一说八仙庵。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836页。
[2] 吕剑人著：《我的回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4月版，第598页。
[3] 即“双开”（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暂停、夺权暂停、捕人暂停。
[4] 凡属社教以来被处分过重的干部一律实事求是地减转下来；凡属停职和撤销工作尚未处理的干部一律先放到岗位上去考验；凡属以前犯有某些错误已经交代的干部一律不咎既往；凡属今后继续干坏事的干部一律从严处理。
[5] 苏文，原名郭藩凤，印尼归国华侨，国家一级导演、著名表演艺术家。1982年导演了《仿唐乐舞》，在30多个国家进行了汇演，蜚声海内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