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梁，位于陕甘边界的桥山山脉的北部。这里的农民群众备受官府和地主的剥削压迫，苦难深重，但是他们有着强烈的反抗精神。1929年，在党的领导下，刘志丹等同志曾在这一带进行过革命活动。
1931年7月，刘志丹得知蒋云台要加害他的消息后，连夜冒雨脱险，离开合水县城到了南梁。
刘志丹回来后，经过多方活动，到这年10月，又组织发展起了一支400多人的革命队伍。不久，以白锡林为队长的晋西游击队（阎红彦也在这里）和以师储杰为首的陕北商贩队“保运武装”，合并后组成师储杰大队，共二百几十人，来到南梁附近的林锦庙与刘志丹领导的游击队会合。师储杰大队编为一支队，师储杰为支队长；刘志丹领导的游击队编为二支队，刘志丹为支队长，下编三个大队。这时部队还没有什么公开的名义。11月中旬，在甘肃平凉做兵运工作的谢子长也来了。
12月下旬，陕西省委派荣子青来部队，传达省委关于成立西北反帝同盟军的决定。1932年1月1日，在宁县柴桥子，队伍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杨重远任参谋长。
两支游击队合编不久，部队发生了一起本不该发生的“三甲塬缴枪事件”。有人以贯彻省委反右倾机会主义，清洗部队内部不纯分子为由，缴了包括刘志丹在内的整个二支队三个大队的枪，解散了二支队，逮捕了刘志丹，开除了刘景范，开枪打死了二支队一大队队长和三大队副队长。吓得师储杰带着100多名游击队战士，投奔了杨虎城部。这个事件使刚刚发展起来的人民武装受到严重损失。
对于这一事件，1986年在中共中央办公厅103号文件中明确指出：“三甲塬事件”，“不论是谁的决定，都是不对的，好在这支队伍中许多同志以大局为重，始终坚持革命，为西北革命和红军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刘志丹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三甲塬事件”后不久的2月，陕西省委决定把西北反帝同盟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刘志丹先后担任以总指挥。
1932年11月初，我经陕西省委批准离开西安来到照金，在街上向老百姓打听红军游击队的情况。有个老乡说：“兔梁上就住有红军游击队，是王队长带的队伍。”这个老乡又反问我：“你找王队长干啥？”我回答说：“王队长是我哥哥，我要去看看他。”
我立即离开照金街，直奔兔梁山。在山上的一个院子里，看见一个女人，我向她打听：“王队长住在你这里吗？”王队长的名字叫王子祥。听到我的问话，王子祥手下的几个人拿着枪跑了出来，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是来找王队长的。这时王子祥走了出来，让我跟他进到屋里，我对他说：“我是来找红军游击队的。是陕西省委派我来找刘志丹、谢子长的。”王子祥听完对我说：“我是从刘志丹部队里跑出来的。现在脱离不干了。你来了也好，就在我这里暂时住下，等老刘、老谢来的时候，你再去找他们吧。”
王子祥是山西人，原先参加了陕甘红军游击队，这时我才知道他叛变出来当了土匪，占了龙家寨。他手下共有40多人。
我是来找红军游击队的，没想到找到土匪的寨子里来了。我怕他们对我下黑手，就说了一些客气话，恭维了他一番。我说：“去年我还在平凉刘宝堂的部队里当过排长。我不找老刘、老谢也可以，就跟你老哥干吧。”他说：“那好呀！我在刘宝堂那里还当过连长呢！”我说：“那好嘛！我们还是老同事呢，都是刘宝堂的部下。我就跟你干吧。”王子祥说：“黑夜这里不安全，你还是下寨子里去。”他让我吃了饭，又怕我跑了，说：“你不要出去，若让周围的民团抓住，可不得了。”随即派人把我带到龙家寨里去，我只得先在寨子里住下。
住了十几天，一天王子祥带着他手下的陈克敏等人，到淳化一带去抢人。陈克敏是他手下的一班长，河南人。寨子里只留下五六个人看守。这时，红军游击队从黑田峪川里开了过来。我在寨子里看见红军的骑兵队从秀房沟口走过来，上了兔梁山，朝龙家寨走来，非常高兴，认为马上就可以找到部队了。可是不一会儿，他们又往回转。我心里很着急，这怎么办？又过了一会儿，看见骑兵们下了马，徒步走了过来。守寨子的几个人都慌了，其中有一个河南人，害怕红军打进来，他对我说：“老张，你去和他们说说，只要他们不杀我们，我们都缴枪。”我说：“那好，我去给他们说说。”
我从寨子里走出来，看见谢子长、阎红彦等好多人都走了过来。我说：“不要打了，里面没有几个人，他们都害怕了。”贺耀华、谢子长等人我们原来都认识。贺耀华说：“这不是秀山嘛！你怎么到这来了？”我说：“省委派我来找游击队，没有想到找到土匪这里来了。你们不用打了，里面只有五六个人。”随后，我向寨子里喊话：“红军不杀你们，你们快出来吧！”有个青年叫雷天昌，先将枪交了出来，其他几个人跟着出来，也交了枪械。
红军游击队开进寨子，雷天昌也参加了红军。在他们之中，有个叫宋怀兴的，这个人很坏，第二天游击队就把他枪毙了，其他几个人都放回家去了。龙家寨就成了我们的地方。
龙家寨是在半山上的一个石洞，很险要，寨子里没有住老百姓。我们的队伍走了以后，这个寨子也就没有人了。
我和谢子长、阎红彦等同志，从龙家寨到了兔梁上，见到了刘志丹。这时，红军游击队就在照金、香山寺一带驻扎下来，以地势最险要的龙家寨、薛家寨、党家山为中心，修筑了一些防御工事，并着手发动群众，创建根据地。
我在上海党中央受训时，对于党中央和北方会议做出的关于在西北地区建立红军，深人土地革命，创造陕甘边苏区的决定，非常受鼓舞。从1932年6月26日北方各省委联席会议通过的《开展游击运动与创造北方苏区的决议》中，看到这样的话：在“‘闭塞’的陕甘边苏区的创造中，我们却获得了光荣的胜利的教训。在边区广大劳苦民众热烈的拥护之下，由于赤色战斗员的英勇与坚决，陕西党一般领导的正确，由陕甘边游击队生长的红二十六军正在为开展陕甘边区而斗争”。[2]我当时感到有些惊讶。在中央工作的同志问我陕甘边红二十六军的情况时，我说：我来时没有听说过陕甘边有红二十六军这件事，我只知道去年7月，刘志丹同志脱险离开陇东去了陕甘边的南梁山区，在那里搞起了一支游击队。
我到陕甘红军游击队一个多月后，即1932年12月，根据《中央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建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要求陕西省委迅速编制一个师或两个师，“首先从现在的游击队中选拔中坚的有力部队，编成为经常的正式红军，番号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的指示，中共陕西省委决定将陕甘红军游击队改编为一个红军团，争取在近期内编成一个师。
陕西省委书记杜衡来到陕甘游击队，下令陕甘游击队全部开到宜君县杨家店子集结。12月22日，杜衡召开陕甘游击队党员大会，宣布党中央、陕西省委关于把陕甘红军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第二团的决定。
会上，杜衡对刘志丹、谢子长大加责难，给他们扣上了“梢山主义”“逃跑主义”“右倾机会主义”的各种政治帽子，宣布要彻底改组领导班子，撤了刘志丹、谢子长等同志的职务，强令他们离开队伍。刘志丹回省委另行分配工作，谢子长、阎红彦回西安，到上海受训。这是杜衡来前，陕西省委研究后的决定。
为什么会有这些决定？这个问题很复杂，因为陕甘游击队时期，省军委书记李艮从游击队回省委后有报告，还有高维翰（即李杰夫，后叛变）也有报告。20世纪80年代我和刘景范、张邦英在军事科学院看到保留下来的档案材料，他们在报告中讲到了部队打保安失败等情况。杜衡是“左”倾教条主义，省委也存在“左”倾错误，但不能因此就说省委都错了。当时省委里和杜衡不一样的人很多。省委决定改组红军队伍的领导是有原因的，实际情况是有的同志不调离，游击队就不好改编，部队也不好领导，但是全都调走也不行。刘、谢需要留下来，起码他们之中应留下一个。
大家对党中央和省委把陕甘游击队改编为正规红军的决定欢欣鼓舞。12月24日，部队在宜君县转角镇举行了红二十六军红二团成立大会。
会上，杜衡宣布红二团的干部名单：杜衡任红二十六军政委兼红二团政委，王世泰任红二团团长，郑毅任团参谋长，杨重远任团参谋处主任，杨琪任团管理处长，刘约三任团经理处长。全团编有两个连，将骑兵大队改编为骑兵连；步兵大队改编为第一连，我任连长；少先队仍为少先队，团部还设一个直属的政治保卫队，全团共有200多人。虽然人数不算多，但队伍的质量都很好。
在改编过程中，对于杜衡独断专行的做法，特别是一些跟随刘志丹、谢子长战斗过的老战士，听说要把刘、谢二人逐出红军，十分气愤，有的表示不干了，要离队回家。
杜衡是个文人，不懂军事，这时心里也没有数了。王世泰和我们一些同志也找杜衡理论，王世泰对杜衡说：我干不了这个团长。在军阀部队里，我虽然干了几年，一直是当兵，最多当过班长，冲锋打仗行，指挥部队打仗，我没有那个本事。杜衡听后生气地说：“这是党的命令，必须服从！”王世泰也不甘示弱，回击说：不管党的命令不命令，反正我干不了！老刘、老谢一定要留下。我对杜衡说：“我们虽在军阀部队中干过，但都没有组织打仗的经验，老刘进过黄埔，参加过北伐，这支队伍又是老刘、老谢搞起来的，他们走了不行，你没有看见有些人要走，不干了？红军刚成立，就这样混乱，以后怎么办？不能把老刘、老谢都送走，还是把他们留下来吧！”杜衡也害怕部队军心不稳，不好掌握。最后，总算勉强同意，让刘志丹留下来，当了个团政治处长，而谢子长、阎红彦还是被赶走了。
西北地区的第一支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红二团就这样建立起来了，带有镰刀、斧头的革命红旗从此飘扬在西北高原，给苦难深重的西北人民带来了期盼和希望。
根据陕西省委决定开辟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红二十六军红二团便在这里展开了斗争。
照金位于陕西省耀县，处在桥山山脉的南端，地势险要，丛林密布，四面高山环抱，西北面还有险要的石门关，是个军事要地，历史上是个古战场。据说，照金地区的薛家寨，曾是唐代薛刚的寨子，后来又成为黄巢起义造反时的根据地。照金很早就是陕甘红军游击队活动的游击区，1932年，游击队在这一带打过仗，打过土豪劣绅，给农民群众分过粮食。因此，陕甘红军游击队在这一带群众中有一定的影响，群众基础较好。
红二团根据当时敌情，认为必须拔除照金地区各个民团布设的据点，为开辟革命根据地创造条件。首战选择了盘踞于焦家坪的民团。这一仗根据刘志丹提出的声东击西战术，我军乘着夜色，急行军近百里，对敌进行突然袭击，一举捣毁了敌人的老窝，俘虏敌人60多名，缴获枪60余支，大大鼓舞了我军的士气，当地民众无不拍手称快。
部队打开焦家坪后，我被调到骑兵连当指导员。
接着，部队开到了香山寺。香山寺位于照金东北的笔架山上，建于唐朝。周围苍松翠柏覆盖，山势险峻，是一座远近闻名的大庙宇，有和尚千余人，尼姑几十人。每年从山西、河南、内蒙古都有很多人来到这里烧香拜佛。庙宇周围的土地十几万亩都归寺院所有。实际上这个寺院就像个大地主庄园。香山寺庙里存有很多粮食，而四周农民和流落此地的灾民却穷苦不堪，连饭都吃不上，一片悲惨景象。
经团党委研究，决定部队开进香山寺，给穷苦百姓分粮。红二团在香山寺召开群众大会，周围的老百姓都拿着口袋来到这里参加大会。在分粮大会上，刘志丹说：“过去地主压迫我们，现在我们要翻个身，把地主压下去，要把香山寺里的粮食都分给你们，还要把香山寺的土地都分给你们……”乡亲们听后，欢喜地说：“还是共产党、红军好！”
刘志丹在群众大会上，号召青年人参加红军闹革命，当场就有很多人报名。过了几天，杜衡竟下令放火烧毁了香山寺的庙宇，这在周围地区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
红军和游击队经过20多天辗转游击作战，取得了一定战果，贫苦农民纷纷争着加人红军，部队扩大了，红二团又组建了步兵二连。
红军的初步胜利，冲昏了杜衡的头脑，他不顾客观条件是否许可，1933年1月17日，硬逼着红二团去攻打庙湾镇的民团。
庙湾镇是土匪夏老幺（夏玉山）占据的地盘。夏老幺之前和红军有一定的来往，红军从他那里买过物资和弹药，且有一定的统战关系。在部队攻打焦家坪时，红二团曾派李妙斋到庙湾镇与夏老幺联络，争取他能保持中立。部队消灭了焦家坪的民团后，回到照金附近，李妙斋也由庙湾镇回来了。志丹见到他时说：“我们正准备给你开追悼会，你可算回来了！”因为打焦家坪，我们担心如果夏老幺的态度变坏，妙斋的处境就很危险了。
根据妙斋的报告，以及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庙湾镇民团的实力比较强，团丁多是惯匪，民团的炮楼上垒了许多枪眼，在窑洞的土墙上挖了许多洞，工事坚固，地形险要，宜守不宜攻。而我军当时力量很弱，又没有重武器，不易攻打。但是，杜衡听不进别人的意见，一意孤行。制订的作战计划是：步兵从山上往下打，骑兵由河川向上冲，两面夹击，进攻敌人。
我和曹胜荣率骑兵连从河川冲到碉堡的下面，利用街道旁边的小土坡，接近到距炮楼只有四五米的地方。敌人把碉堡的门堵得很死，我们只有一些简陋枪支，没有重武器，碉堡打不开。我就用驳壳枪向敌人炮楼的枪眼里射击。在激战中，骑兵连连长曹胜荣英勇牺牲，敌人的一颗子弹从我的胸部穿过，前胸后背一个劲地向外冒血，嘴里也吐着血，我当时就昏了过去。
我负重伤后，战士们把我抬下了阵地，让我坐在地上。当时要是让我躺下，也可能就完了。我醒来后，觉得身上冷得很厉害，口干舌燥，舌头也动不了，几乎喘不上气来。我睁开眼睛，看见我的马夫（红眼老张、山西人）在我前面站着，直呼叫我。我勉强说了一个“尿”，他就尿给我喝了两口。慢慢地我能喘上气来了。接着战士们就把我抬到老乡家里，把伤口包扎了一下。到了下午，部队撤出了战斗。
这次部队损失很大，连长、指导员以下30余人伤亡，红二团受到很大挫折。骑兵连长由强世卿接任，我因负重伤，指导员由杨重远担任。
2月底，国民党军队和民团一起来“围剿”红军。敌人进攻到芋园。由于杜衡固执己见，不接受刘志丹等同志的正确意见，结果红二团又打了败仗，退到党家山。敌人尾追了上来。红二团北上到庆阳、合水一带。
红二团走了以后，民团就在这里反复清剿，我军留下来的伤病员，有的被杀害了。我们骑兵连有一个战士叫温治国，是神木县温家川人，1932年由神木县委动员来参加陕甘游击队。他在庙湾战斗中，腿上负了重伤，红二团走时，把他寄放在老百姓家里养伤。当土桥的民团来清剿搜查时，房东老太太就压在温治国的身上对民团说：“这是我儿子，生了重病，正在发汗，不能掀被子。”敌人不听，推开了老太太，揭开被子一看，腿上有枪伤，就对老太太说：“这是你的什么儿子！是红军的伤兵。”说完就拉出门给枪杀了。
这时根据地初建还不巩固，敌人时常来清剿，经常碰到危险。李妙斋是游击队的总指挥，他负责管理我们这些伤病员。我们开始住在龙家寨，游击队派了几个人保护我们。
一天下午，敌军在党家山打败了红二团，到了晚上又从薛家寨向秀房沟走来。敌人下山时，每人都拿了一个火把，摇摇晃晃地走着。游击队派来照顾我们的人，在龙家寨清楚地看到从对面山上羊肠小道走下来的敌人。敌人离得这么近，就是不知道我们几个伤员住在龙家寨。这里的群众非常好，令我终生难以忘怀。
第二天，敌人走了，李妙斋把我们几个伤员分散到照金周围的老百姓家里。我和张锦华住在七里川的焦家村对面阴坡上的一个小庙里。焦家村的老百姓常来看我们，送些吃的东西。一次，敌人来搜山，从山上过来，不断打着枪。我和张锦华都走不动，躺在炕上，幸亏敌人没有过来搜这座小庙，我们才得以幸免于难。
敌人走后，焦家村的老百姓拿着木板和绳子，把我和张锦华抬着送到了兔梁山上。李妙斋把我们安排在山沟的一个烧木炭的土窑里，我们又在这里养伤，在土窑中做饭。后来又被转移到黑田峪村对面的山坡上，农民看庄稼用的草棚里。
一天早上，我们还在睡觉，被敌人的枪声惊醒。我们赶紧起来拿上东西上山。山上榆树林里都是雪，当时天还是雾蒙蒙的，敌人看不见我们。我们藏在山顶上能清楚地听到敌人的说话声，这次又算脱了险。后来我们又被转移回到兔梁山上的炭窑里养伤，就这样东躲西藏，逃过了敌人的搜捕。
这年的3月，陕西省委派金里科来陕甘边区任特委书记，建立了特委领导机构。习仲勋任陕甘边共青团特委书记，并兼任游击队政委。这时李妙斋已在薛家寨建立起后方，在山上薛家寨的仓库里储存了许多粮食、物资等。寨子里还建起了一个修械所，有从西安杨虎城的兵工厂里动员来的技术工人，在这里一边修理一些破损的枪械，一边自己制造麻辫炸弹。山上的寨子里还建立了一个医院，红二十六军的一些伤病员就在这里治疗。
随着形势的发展，后方的建立，照金根据地也就慢慢地搞起来了。成立了陕甘革命委员会，周冬至任主席。还建立了农会、赤卫队、游击队、少先队、妇女联合会等革命组织。特委的领导机关和游击队总指挥部也都设在山上。
我受的伤，是子弹从肺部穿过，一呼吸，伤口就往外冒热气。大便时一用力，伤口就发出吱吱声，很长时间都没有好。不久，李妙斋请来了一位当地仅能找到的兽医给我们治伤。
这位兽医是旬邑县的乡下人，家境很贫苦，以走乡串村给骡马牲畜看病为生，有时也给人看看病。因为红军打土豪，给穷人分粮、分地，所以他很拥护共产党，拥护红军。他常常热心地给红军的骡马和一些伤员看病。他来到这里，身上除了带有几件给牲畜治病的工具外，再也没有别的什么医疗器械了。
他在给我治伤时，先用烧大烟的铁钎子在我胸部伤口里拨来拨去，断定里面有碎骨头，是子弹把胸部的肋条骨打断了。但是他没有镊子，无法取出里面的碎骨来。他就用一碗开水，加上一点大烟，搅拌成红颜色的水，作为“消毒水”用。他用这水漱了口，然后就用嘴对准我胸上的伤口，用力把伤口里的脓血和碎骨头都吸到嘴里，从含在嘴里的脓血中找出碎骨，再把脓血吐到地上，接着再用“消毒水”漱口，又去吸第二口、第三口……就这样，直到没有碎骨头渣为止。之后，他漱干净口，拿出自己配制的中药面子，一种叫“八宝生肌散”的药，用一张小纸，捻成了一个小纸卷，做成药捻子，插到伤口里。过了两天取出来，再换一个新的药捻子放进去。就这样，没过几天，我胸上的伤口就不再化脓了，一天一天好了起来。
由于有这位兽医的精心医治和群众的掩护，我的伤口逐渐愈合。艰苦的岁月使我们与老区的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感情，我一直怀念救过我们、掩护过我们的老区人民，一直深深地怀念那位热爱红军的兽医。
1982年夏，我有机会来到陕西，山区的路很不好走，我谢绝当地干部的好心劝阻，来到当年战斗过的地方，我特别想见到那位给我治病的兽医，但没有人知道。因为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
我在山里养了三个多月的伤，慢慢地可以走路了，但是伤口还一直很痛。4月，部队秘密把我从照金地区经七里川送到了白区，由西兰公路到了西安。找到省委以后，省委安排我住在一家小旅店里，吃药养伤。到了5月，我的伤痊愈了，省委又派我回红二十六军。
这时，红二十六军红二团还是处于游击战争状态，四处行动，没有一个固定的驻地。省委和红二十六军是通过三原武字区和照金根据地两个渠道进行联系。
我离开西安后，先到了三原县，按照省委告诉我的联系方式，找到县教育局的李俊藻，接上了关系。三原县教育局当时是省委和武字区的交通站。李俊藻找了一个姓秦的交通员，秦是杨虎城骑兵团的医生，由他带我到了武字区，在太和堡找到了渭北游击队总指挥部。
我将我的情况告诉总指挥部的同志，一时找不到部队，先暂时随你们行动，待红二十六军到了武字区附近，我就回部队去。这时渭北游击队总指挥是李平（刘捷三），政委是张培述（绰号张半截子），参谋长是李天保。一天，三原县中心县委书记赵伯平来武字区，检查渭北游击队的工作。政委张培述正在闹情绪，思想发生动摇，不愿意干了。赵伯平和渭北游击队的领导商量后，决定让我留下来，当渭北游击队政委。这样，我就留在了渭北游击队。张培述离开游击队，跑到白区后，在《西京日报》上以“张短人”的名字登了自首书，叛变了革命。不久李平也走了，黄子祥接任渭北游击队总指挥。
渭北革命根据地，地处关中腹地，在渭河以北的三原、富平、耀县、泾阳和淳化五县的交界处，是以三原县的武字区、心字区为中心的区域，有4万多人口。1932年12月中旬，陕西省委撤销原渭北特委，建立中共三原中心县委。1933年3月，三原中心县委根据陕西省委的指示，建立了渭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渭北游击队受三原中心县委和红二十六军的双重领导。省委也经常派一些党员、青年学生来参加游击队。渭北游击队这时总共不到300人，共编了四个中队（包括一个少先队），每个中队只有六七十人，多数人有枪，但子弹不多。游击队主要在三原、富平、耀县、高陵一带活动。
我和黄子祥带部队打过几次仗。一次是在白天奇袭鲁桥镇。我们先派便衣混进了镇子，当敌人发现我们部队时，便衣已拿下民团的驻地，缴获了一部分枪支，但大部分民团跑到城门楼上死守，随后游击队撤了出来。另外，我们还在耀县至三原的公路上，对敌人的汽车组织了几次伏击，取得了一些小的胜利。
1933年6月的一天，我们接到红二十六军送来的信，要渭北游击队到心字区的二台子与红二十六军会合。我们随即带领游击队连夜开拔，到二台子时已是半夜了。天亮以后，红二十六军的红二团也赶到了。
我离开西安时，省委书记小章（赵章峰，后叛变革命）要我回到部队后，转告杜衡，要红二十六军坚决粉碎敌人四个团的围剿，积极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我见到杜衡后，立即向他转达陕西省委的指示。然而，杜衡根本就听不进去，而且表现得很不耐烦。他说：“一会就要开会了，听会上的。”
我见到刘志丹、王世泰时，也同他们谈了省委的指示。志丹告诉我在来这里之前，陕甘边特委曾在北梁开过会。会上，陕甘边特委不同意红二团南下。金里科、刘志丹等同志在会上都反对杜衡南下的意见，主张部队要在照金周围继续打游击，扩大巩固根据地。但是杜衡就是不听正确的意见，顽固坚持冒险主义南下的做法，并欺骗部队说：“一过了渭河，渭华的群众就会来欢迎我们。”我对志丹说：“那怎么行，省委可不是这样指示的，还得和他说，要执行省委决定。”
上午，杜衡召集红二团负责干部和渭北游击队总指挥部的负责同志开会，讨论红二团南下开辟渭华根据地的问题，这就是二台子联席会议。
二台子会议是在一个院子的大门外大树下面召开的。参加会议的有杜衡、王世泰、刘志丹、汪锋、李杰夫、黄子文，渭北游击队是我和黄子祥，还有高锦纯等一些连队指导员。那天天气很热，大家在树下坐成一圈。
会议开始后，杜衡宣布会议内容，讨论红二团南下，创建渭华根据地的新任务。他讲了一大套渭华地区如何如何好，如何如何有利。他明知道在北梁会上刘志丹不同意他南下渭华的主张，刘志丹的意见在那次会上已被他否决了。这次他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先逼刘志丹发言，说请参谋长做军事报告。这时，刘志丹是红二团参谋长，不好不讲，只得说了渭华地区的一些有利条件。
在会上，我又说了离开西安时省委对红二十六军的指示。杜衡蛮横地打断了我的话，严厉地说：“现在情况变了，任务也变了！”我讲了渭北根据地的有利条件和实际需要，总的意思是不同意红二团南下渭华的主张。最后我几乎是恳求地说：“红二团应该留下，帮助渭北游击队开辟这块根据地。渭北地区的群众基础好，党的力量也很强，周围的一些民团是可以消灭的，渭北根据地也是可以巩固和扩大的。而红二团孤军深人白区，敌情不明，不利于红军发展。建议部队返回照金根据地。”杜衡指责我：“你到渭北才几天，就有渭北本位主义思想。”会上只有渭北游击队总指挥黄子祥支持我的意见。我们的意见没有被采纳。
第二天下午，红二团开到武字区，根据渭北游击队总指挥部的要求，配合渭北游击队攻打敌人占据的长坳。据守长坳的民团是当地地主豪绅从富平请来，专门与游击队作对的。战斗打响后，游击队从后面翻过沟，冲进了长坳街内。由于杜衡急于出发南下，所以红二团只配合游击队打了一下，很快就撤出了战斗。敌人见我们冲进了街内，就都跑上南门楼死守。天黑后，游击队也只得撤出了战斗。红二团连夜向渭华地区进发了。
我对杜衡拒不听从省委决定很不安，对他抛开渭北游击队，匆匆离开渭北，急于南下渭华的做法更是有意见。于是我在长坳战斗结束后，连夜写了密信，通过交通，送往西安陕西省委。
省委得到红二团南下渭华的消息后，非常着急，认为会断送这支队伍，即派省委书记袁岳栋速到三原县去阻止。袁在三原正碰见杜衡，遂在三原县民众教育馆，与三原中心县委负责人赵伯平等召开紧急会议，袁代表省委对杜衡进行了严厉批评。会议决定，由赵伯平速与我党高陵县支部联系，要高陵县支部设法在高陵县境内拦住红二团。然而当高陵县支部接到指示时，红二团已渡过渭河，无法拦阻了。
红二团从武字区出发南下时，杜衡借口要去省委汇报工作，离开部队，让汪锋代理红二团政委。红二团在刘志丹、王世泰、汪峰的率领下，6月1日渡过渭河。敌人立即派警备第一旅和特务团进行追堵。红二团在蓝田县许家庙地区冲破敌人重兵包围后，边战边走，进至张家坪时，又被众多敌军包围，全体将士浴血奋战，终因敌众我寡，弹尽粮绝，导致在终南山区全军覆没。我的战友张锦华等100余人在战斗中壮烈牺牲。
刘志丹、王世泰等同志化装脱险，到了中秋节时，才回到照金薛家寨。这时，杜衡已在西安被捕叛变了。志丹回来后，我把杜衡在报上登的自首书拿给他看。他气得骂道：“这个王八蛋，他早就动摇了，还装腔作势地说去创造渭华根据地。待部队一出发，他自己就先溜掉了。”
红二团的失败是杜衡“左”倾机会主义造成的严重恶果，是陕甘红军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失败。
1945年，我在延安西北历史座谈会上讲到“党内斗争”时说：“在二十六军成立之后，杜衡来当政委，他带来了‘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因为他的路线是错误的，战略是错误的，不管他有战将千员也会失败的，即使在战役上得到一点胜利，也不免要失败。对于他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红二十六军内是有斗争的。反杜衡‘左’倾机会主义的失败决定了红二十六军南下的失败。”
1933年6月初，杨森来到渭北游击队，向我们传达了陕西省委指示：将渭北游击队和富平游击队一起，改编为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第四团。因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也称耀西游击队）政委习仲勋负伤，省委决定调我去接任政委。我把渭北游击队的工作向杨森做了交代，并同他们一起研究了改编红四团的一些具体问题。
6月13日，渭北游击队和富平游击队在三原武字区正式改编为红四十二师第四团。黄子祥任团长，杨森任政委，王伯栋任参谋长，杨玉亭任经理处长。
这时，由于王泰吉领导的国民党十七路军骑兵团正准备在耀县举行起义，派人来渭北游击队进行联系，决定我暂时留下。
7月21日，王泰吉领导的骑兵团在耀县举行起义，成立了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乘骑兵团起义的有利时机，中共耀县县委主持成立了耀县游击队。
陕西省委在这时组建红二十六军红四团，具有特别的重大意义，表明红二十六军这面红旗仍然屹立于西北高原，在政治上击破了红二十六军被消灭的谰言。
1933年8月14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在照金苏区的陈家坡召开特委扩大会议，讨论把红四团、耀县游击队和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三部分武装力量统一起来，成立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这就是红二十六军建军史上著名的陈家坡会议。
红二团南下失败后，根据地失去了坚强的支柱，在强敌进攻面前照金革命根据地越来越小，物资奇缺，一些不坚定的人发生了动摇。虽然红四团、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和耀县游击队到了照金根据地，但由于没有统一的指挥，根据地仍然存在着严重危机。
这时，红军失败、党组织被破坏、苏区垮台，全被“左”倾教条主义这些叛徒搞完了。我在报纸上天天看到这种消息，感到非常痛心。这是二十六军咬紧牙关的时期，红军不能在村庄里面住，只能钻梢山（即山沟）。梢山里的生活非常艰苦，连觉也睡不好。
在这种情况下，右倾悲观失望就出来了。他们认为红军在陕甘不能发展，只能打游击；陕甘特委只能领导游击队，不能领导红四团。主张红四团分散打游击，不能建立根据地。而我们认为，我们还有军队，只要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指挥，把我们的基础搞起来，红军就能发展壮大。红二十六军要统一指挥，在陕甘边特委领导下创建苏区。
为了组建统一的军事指挥机关，巩固根据地和加强红军建设，召开了陈家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秦舞山、杨森、高岗、习仲勋、李妙斋、张邦英、陈学鼎、陈国栋、黄子祥、王伯栋和我。高岗这时是由陕西省委派到苏区负责军事工作的。秦舞山、习仲勋和我三人是特委成员，轮流主持会议。红四团与游击队的连以上干部和抗日义勇军中的党员干部也参加了会议。
会议对会合起来的三支部队的今后行动方向、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的人选等问题发生了激烈争论。会议从当天下午一直开到第二天上午，最后才统一了认识，做出了决定。
这次会议激烈争论的第一个问题是：这三支红军队伍，今后是坚持集中领导，统一行动，还是继续分散活动。黄子祥、王伯栋等同志在会上不同意将三支红军部队统一行动，提出红四团应回到三原地区去打游击。他们认为：现在陕西省委已经被敌人破坏了，渭北苏区又退了出来，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经过几次战斗，减员很大，就目前这点力量，还是分散开打游击好些。与此同时，还有一些来自三原地区的干部，仍然留恋渭北地区，要求部队开回渭北地区。这在当时的条件下，是不可能实现的。
由于我在渭北游击队工作过一段时间，对渭北根据地的情况，以及黄子祥等一些同志的思想情况是了解的，渭北游击队的同志对我也是信任的。我在会上说：渭北根据地各方面条件的确很好，但是在目前情况下，敌人能允许我们在那里立足吗？因为它离敌人太近了，距敌人的统治中心西安才100多里，距渭北重镇三原县城仅20多里，敌人是决不会让我们在那存在的。再说，大家都很清楚，我们现在的力量很弱，渭北游击队改编为红四团后，还是那么多人，那么多枪，即使我们回去了，敌人打来，我们能坚持住吗？我们现在有三支力量，如果分散作战打游击，那只会被敌人逐个消灭，不可能形成红军的主力部队，形成一个拳头去打击敌人，根据地也就不可能建立和巩固。与会绝大多数同志认为，当时的形势确实是严重的，但是，我们还有红军和游击队，特别是党政军的一部分骨干还在，这是红军和游击队能够巩固和发展的重要力量。我和杨森等大多数同志坚决主张红军和游击队应该集中起来，加强领导，统一指挥，在陕甘边特委的正确领导下，红军和根据地一定能够得到巩固和发展。经过反复讨论统一了认识。会议决定把三支红军部队统一起来，成立红军临时总指挥部。
第二个争论的问题，是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总指挥的人选。与会的大多数同志主张由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的王泰吉任总指挥。但有的同志（黄子祥、王伯栋等同志）则认为：由王泰吉来任总指挥，这就成了义勇军领导红军了。他们不同意王泰吉担任这一职务。实际情况是，王泰吉经党组织审查批准已经恢复了党籍，已经是党的领导干部。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在耀县起义时，部队的成分比较复杂，但经过三原辘轳把战斗、耀县小邱战斗及照金战斗之后，抗日义勇军剩下了百余人，不坚定的人都被淘汰掉了。这时的抗日义勇军已和红军部队差不多了，根本不存在什么抗日义勇军来领导红军的问题。会议最终决定王泰吉担任总指挥这一职务。
第三个争论的问题，是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的政委人选。会上推举高岗任临时总指挥部的政委。在陕西省委被破坏以后，省委组织部长贾拓夫写信给特委，派高岗来领导军事工作。高岗到薛家寨后，我们特委开会，决定高岗任抗日义勇军政委。黄子祥、王伯栋同志反对高岗担任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的政委一职。他们以省委已被敌人破坏为理由，不承认高岗是省委派来的。在会上，习仲勋、秦舞山都证明高岗来时，带有贾拓夫开的介绍信。经过讨论，最后决定高岗任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的政委。
当时，在部队里为什么有这种右倾情绪呢？1945年7月，在延安西北党史座谈会上，我说：陈家坡会议上的斗争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右倾机会主义有它的客观环境，这个客观环境就是：陕北革命当时处在最残酷的时期，1933年6月起，红二十六军南下全军失败，耀县义勇军暴动也遭到失败（起义部队在三原辘轳把与敌遭遇，受到严重挫折），照金苏区全部失败，渭北苏区全部失败，陕西的党、甘肃的党、汉中的党当时全失败了，叫杜衡这些叛徒全部搞光了。这样就形成了两条路线。开会最后表决，当时只差两只手，如果他们再多两只手，那事情就难办了。这个胜利决定了红二十六军的命运，部队也发展了，由一个团变为一个师，恢复和发展了红二十六军。如果陈家坡会议走了分散的路线，那么我们这支红军也就完了。
陈家坡会议统一了党、政、军的认识，组建了陕甘红军的主力部队，提出了不打大仗打小仗，积小胜为大胜，集中主力红军深人陕甘边地区打击敌人，巩固和扩大照金根据地的正确方针。从历史的角度看，陈家坡会议是在西北革命转折的重要关头召开的一次很关键的会议。
陈家坡会议后，红军主力转入外线作战。照金地区还有不少游击队和群众武装，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所属的第一、五、七、九、十一支队仍留在照金地区，作为地方部队。陕甘边革委会还有一个政治保卫队，都归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指挥。总指挥是李妙斋，我任总指挥部政委。主力部队走后，我们游击队仍然坚持在照金地区一带打土豪，开展游击战争，保卫照金根据地。
当时陕甘边特委和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领导机关都住在薛家寨，这里聚集了一批我党的革命力量。薛家寨又是红二十六军唯一的后方，我们在这里储存了大批物资，安置有伤病员，也关押了一些被俘人员。山上的气候较冷，阴历八月下旬，山下下雨，山上就已开始降雪了。薛家寨地势险要，易于坚守，和对面山上的龙家寨只隔了一个秀房沟。
1933年8月，敌人调动耀县、富平、铜川的民团近千人，向照金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围剿”。龙家寨又被土匪陈克敏占领了，他勾结民团一起向我们进攻。
一天拂晓，敌人向薛家寨发起猛烈进攻，陈克敏带领土匪从黑田峪冲过来。我和李妙斋带着队伍到秀房沟，在沟口把敌人打退了。这时民团又从薛家寨的后山上打了过来，我们又冒雨赶到薛家寨，看到革命委员会的政治保卫队和修械所的工人们，正在和敌人进行激烈的战斗。他们打得都很英勇顽强，敌人的几次进攻都没有得逞。到了下午，敌人见攻不上来，就开始撤退了。
李妙斋看到敌人撤下去了，就吹哨子集合部队，准备反击。敌人撤退时，在树林里埋伏下几个伏击手，李妙斋和通信员武功被伏敌射来的子弹击中，当场英勇牺牲。
李妙斋同志，原名王桥山，山西汾西县人，是我党知识分子出身的优秀干部，他曾在井岳秀部队中当过排长。1932年参加陕甘游击队，任过大队政委。红二十六军二团成立后，党曾多次派他到民团那里去执行任务。之后，红二十六军派他任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他带领游击队在照金一带开展游击活动，保卫根据地和建立后方医院。由于红二十六军努力作战，做群众工作，陕甘边特委和李妙斋同志带领游击队坚持斗争，英勇奋战，照金根据地才逐渐巩固起来。
我和李妙斋一起工作时间不长，但在艰苦的战斗中，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友情。他打仗勇敢，也很会做思想政治工作。那时环境很艰苦，部队处于流动作战状态，但大家的斗志都很旺盛，说走就走，说打就打，谁也没有怨言，大家像亲兄弟一样。妙斋和战士们的关系好，和照金地区群众的关系也好。在我治伤期间，一次，那位兽医给我检查伤口，上完药，高兴地对我说：“李指挥（李妙斋）请我吃饭了，问你们的伤情，他对人很热情，很和气，真好！”回顾那段历史，李妙斋在创建照金根据地斗争中是有很大功绩的。他的牺牲是我们很大的损失。妙斋牺牲后，游击队总指挥的职务由从南山回来的吴岱峰担任。
敌人对根据地的几次围剿、进攻，都没有能够攻下薛家寨。不久，我军又打开了旬邑所在的张洪镇，这使国民党政府更加惶恐不安。《西安日报》上登过这样一条消息：“蒋（介石）再电邵（力子）杨（虎城），肃清薛家寨的残匪（指我红军）”。
10月，杨虎城任命杨子恒为总指挥，纠集了四个团兵力，并调集周围几个县的民团配合，大约有6000多人，又向照金根据地及红二十六军进行第五次大“围剿”。敌人的部署是：孙辅承团（附属一个炮兵营）及三原、淳化、耀县三县的民团，攻击我照金根据地；以冯钦哉师的一个团在黄陵、宜君一带堵击；以何高侯团在旬邑、淳化一带堵击；以陇东赵文治团为追击部队。当赵文治团进到毛家沟门时，被我红军主力部队击溃，歼灭了该团的大部，剩余的一小部分逃窜而走。在山上守卫薛家寨的陕甘边游击队有第一、七、九三个支队和政治保卫队。第五和十一两个支队在山下掩护群众，与照金地区的敌人进行周旋。
陕甘边特委书记秦舞山召开特委会，讨论研究坚守薛家寨的问题。会上，秦舞山问我：“咱们的队伍在山上能守多长时间？”我说：“根据我们储存的弹药和粮食计算，顶多能坚守半个月。”会上没有研究半个月以后的问题。在讨论中，有人希望我军主力部队能够尽快打回来，以打破敌人对根据地的“围剿”。
这次敌人进攻照金根据地，到处抓老百姓来修建到照金和兔梁山的车道。路通后，用马把大炮拉到兔梁山的龙家寨山顶上，敌人的指挥部也设在山顶上，准备围攻薛家寨。
首先以孙辅承团炮兵营的几门大炮猛烈轰击薛家寨。敌人的炮打得很猛烈，但由于炮兵的技术太差，打了三四天，没有一发炮弹击中我们的要害，石洞和我们修的工事也没有落上一发炮弹，我方无一人伤亡。从敌人打来的炮弹片看，有平射炮，有曲射炮。敌人的机枪射手打得也不准，记得在敌人进攻后的第三天中午，我从后山阵地向石洞方向走去，身上左边挂着文件袋，右边挂着手枪，敌人在秀房沟的小山上发现我后，就用重机枪向我扫射，但子弹全都打在路面以下二三尺远的山坡上。
在石门路上我们有一个分队把守着，阵地前沿修有防御工事，还埋有地雷，易守难攻。敌人在对面的山上，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我们阵地的情况。他们久攻不下，后来发现在我们石门工事与后山崾岘阵地之间的悬崖峭壁上，有一条几百米长的石缝，石缝内长了许多小柏树。在这条石缝上面，我们没有修筑防御工事，也没有布置防守人员。这是我们在防御上的一个不小的疏忽。
敌人抽了100多人，组成突击队，土匪配合，在夜间由陈克敏带路，沿着石缝，拂晓时偷偷地爬了上来，然后散开埋伏下。这已是敌人进攻的第六天了，天亮后，对面山上的敌人只打了三炮，就停止了炮击。当我从战壕里发现爬上来的敌人时，敌人已经全部展开，向我们的防御工事发起了冲锋。我看到这种情况，立即命令，让战士们多带些手榴弹，向党家山方向撤退。
秦舞山、惠子俊、刘约山和后勤人员、修械所的工人，以及能跑得动的伤病员，都从黑田峪下去了。他们刚离开，敌人就冲过来了，走不动的伤员和守石门分队的少数战士被俘。先进寨子的是敌人正规军，后山上的民团包抄上来后，已经迟了一步，没有能堵住我们的退路。敌人冲进寨子，都争着进石洞里去抢东西，顾不得继续追击我们。我们从党家山北边的沟里撤出。从黑田峪下去的几十个人，也由秦舞山、惠子俊、刘约山带着，北上找主力红军部队去了。
薛家寨失守了，由于我们比较及时地撤出战斗，保存了游击队的实力和后方机关人员，敌人没有达到消灭我军的目的。我们储存在寨子里的一些棉花、布匹、迫击炮弹和100挺轻机枪的零件等物资，被敌人抢去了。由于我们在照金地区早有准备，实行了坚壁清野，敌人占领薛家寨以后，他们在那里找不到粮食。不久，敌人不得不退了出去，只留下土匪陈克敏驻守。我和吴岱峰带着游击队到了七界石、石门关一带继续打游击，解决了部队的冬季棉衣问题，后来北上与红四十二师会合。
薛家寨的失守，使我们想到根据地要在哪里建立？在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创建之初，志丹、高岗、我（当时我在四十二师）一起研究这样的问题。我说：兔子有三个窝。兔子为什么要有三个窝？因为一个窝恐怕人或者别的走兽捉住它。在一个窝里住长了、经常住，就容易被别人知道。所以，红军一个根据地就吃不开。我们要经常调个窝，调换着住，这样才能够存在。红四十二师要以这样的原则建设根据地。于是，我们确定陕北、陕甘边、关中各创造一个根据地。四十二师在三个根据地中，哪里好打仗就在哪里住，帮助三个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把他们连成一片。
薛家寨失守以前，这个观点还不明确，当时是普遍地开展游击战争，不是抓住三个根据地这样的中心来发展。
1933年11月3日，红军临时指挥部和陕甘边特委的部分成员在甘肃省合水县包家寨召开联席会议，会议总结和吸取了照金根据地失守的经验教训，做出了三项重大决议：
一是决定把陕甘红军临时指挥部改编为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师部。部队到莲花寺后，正式改编为红四十二师。王泰吉任师长，高岗任政委，刘志丹任副师长兼参谋长，杨森（红四团政委）兼任红四十二师党委书记。决定把西北抗日义勇军、耀县游击队三支队和原红四团的少年先锋队编成红三团，王世泰为团长，李映南（后叛变）为团政委。我带的部队大部分编人了主力红军。另一部分游击队留在照金周围，坚持开展游击战争。
二是决定建立陕北、陕甘边、关中三路游击区，开辟三个战场，扩大根据地建设。会议之后，红四十二师派出一批干部，拨出一些武器弹药，分头去开辟三路游击区。
第一路游击队，是以先前派出的强世卿领导的陕北游击队为基础逐步扩大。强世卿担任总指挥，魏武任政委，活动地区以安定县为中心，向周围发展，达到与南梁根据地相连接的目的。
第二路游击队，以庆阳、合水、保安的三支游击队为基础发展壮大。杨琪任总指挥，开始没有政委。活动地区以南梁为中心。任务是建立和扩大南梁根据地。
第三路游击队，以照金游击队总指挥部领导的游击队为基础发展壮大。第一任总指挥为张明吾（出任不久被叛徒暗杀），第二任是王安民（后英勇牺牲），政委张仲良。活动地区是以照金为中心。照金游击队过去经受过多次战斗锻炼，基础好，战斗力强，为坚持和巩固照金根据地做出了突出贡献。
三是决定建立南梁根据地。
会议在总结照金根据地失守的教训中认识到：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照金靠近咸榆公路，接近敌人的中心城市，加之地区窄小，回旋余地受到限制，不利于根据地的发展扩大。会议根据刘志丹的提议，经大家深入讨论，决定开辟建立南梁根据地。
南梁地区位于桥山山脉中段，桥山山脉北起盐池、定边，南至照金根据地，连接陕、甘、宁的十余个县，山大沟深，林木茂密，地形复杂，交通阻塞，便于我军迂回作战。南梁地处陕甘两省交界处，敌人统治力量薄弱。南梁地区有很好的群众基础，这里的老百姓多是外地逃来的难民，深受封建军阀剥削压迫之害，有强烈的反抗精神和革命要求。前些年刘志丹等同志在这里闹过革命，共产党在这一带有一定影响。这是在南梁建立根据地的优势。
包家寨会议是决定陕甘边根据地战略发展问题的一次重要会议。我们二十六军开的会议很多，但是有两个最好的会议，一个陈家坡会议，一个包家寨会议，是二十六军建军史上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它为陕甘边党和红军的发展指明了一条通向胜利的道路。
不久，杨森在庆阳三十里铺作战中负重伤，师党委决定由我担任师党委书记兼红四团政委，团长是赵国卿。在师党委会上，我检讨了在保卫薛家寨战斗前期存在的死守错误，还对退出薛家寨，敌人占了中心区以后，我们依然留恋照金根据地，没有及时带部队北上，寻找红军主力部队，执行新的任务，做了自我批评。
红四团在三原改编时，还没有什么马匹，都是步兵。以后在战斗中不断地补充马匹，一个连一个连逐步改成骑兵。1934年春天，在淳化塬上红四团正式改编为骑兵团。
为了迅速打开局面，为开辟南梁根据地创造条件，红四十二师到达南梁后，师党委决定部队分兵两路开展活动，师部率红三团向东活动；红四团向西活动。
我们红四团，先在荔园堡、阎家洼子、赵家沟门一带肃清了小股敌人，后又全歼了新堡民团，与东路部队会师于二将川，消灭了当地部分反动武装，拔掉了敌人的一些据点，为建立南梁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1934年春节后，由于“福建事变”的影响，陕西的国民党军队对我红军的进攻暂时停顿了一个时期，红四十二师利用这个机会，在淳化、旬邑、正宁一带的塬上开展群众工作。部队以连、排为单位，协同地方干部，分别在平定川、豹子川、太白川、白乌庙川、玉皇庙川、二将川、东华池、葫芦河川等地宣传、组织群众，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帮助二路游击队扩大部队。
在这期间，王泰吉多次向师党委提出，请求离开部队，去敌军中搞兵运工作。这时，我是师党委书记，考虑到他的安全，我和志丹等同志多次做他的工作，劝说他不要去，留下来和大家一起战斗。但是，泰吉已经下定决心，他说：在国民党部队方面，我关系多，认识人也多，不会有什么大危险。这里有你们在，我也很放心。我到敌军中拉出一些队伍，对革命会发挥更大作用。在同志们挽留不下的情况下，师党委再次开会，最后同意了他的要求。泰吉走后，决定由刘志丹任师长。
王泰吉离开部队后，到了淳化县通润镇他的一个旧相识，民团团总马云从家，结果被马云从出卖，英勇就义。
王泰吉同志是陕西临潼县北田镇人，1924年在广州黄埔军校加人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曾领导麟游起义，并和唐澍、刘志丹等同志领导过渭华起义，在南京坐过敌人的监狱，经过多次斗争的磨难，矢志不渝。在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他作战勇敢，深受红军指战员的尊重和爱戴。
王泰吉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消息传来后，我们都非常悲痛，师党委成员无不为批准他的要求而懊悔，决心要抓紧一切时机，尽快发展和壮大我们的队伍，多消灭敌人，为王泰吉同志报仇。
阴历二月底，师党委召开会议，讨论军事行动计划。刘志丹提出：要乘这个时期，抓住有利机会，积极向反动势力主动进攻，扩大根据地。党委会同意了他的意见。
经过休整准备，1934年3月底，红四十二师从根据地出发，一路向北，连续打下了瑶区、小石板、店头、五里镇四个地方，横扫了当地的反动民团武装。四仗全胜，极大地鼓舞了部队的士气。紧接着，部队又从张村驿一带乘胜北上，经过黑水寺和太白镇，到达了东华池。
黑水寺坐落在河川中间矗立的高石山上，上边住着民团，地形十分险要，很不好打。我们采取争取民团保持中立的策略。到了黑水寺下边时，我们给民团送信说：我军只是路过此地，不打你们，你们也不要打我们。由于对方也害怕我军，没有开火。
部队到东华池后，休整了一天。在临出发前，刘志丹集合部队讲话。当地的老百姓有不少人也跑来，站在边上听志丹讲话。志丹大声地说：部队的下一步行动，准备向陕北的安寨、安定等地进攻……
志丹是有意把这个消息透露出去，制造烟幕，以便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部队从东华池出发，走到荔园堡川道里时，和二路游击队及赤卫队会合。
这时的南梁根据地，已经初具规模。杨琪是二路游击队的总指挥，统一指挥庆阳、合水、保安的三支游击队。刘景范、杨丕胜、王子林分别是这三支游击队的队长。在这里，二路游击队和赤卫队召开了欢迎大会，热烈欢迎主力红军的到来。部队和当地的群众一起联欢，气氛非常热烈。
随后，我红四十二师和二路游击队一起向北，经小蒜川到刘家砭，向西封锁了消息。第二天，部队就折向西去，经三道川，先在蔺家砭歼灭了张廷芝的一个营，计100多人。师部和红三团进驻蔺家砭后，我们骑兵团沿着川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赶到了崖窑，又消灭了张廷芝驻在这里的一个骑兵连，缴获了全部枪支、马匹。我们在一天里打了两个胜仗。骑兵团打下崖窑之后，立即继续封锁了向西的交通。
部队休息了一晚上，天一亮，全师翻过一座山岭，在高桥的高区长家里抓住了几个土豪。高区长是当地最大的地主，一道沟的土地都是他家的。保安的游击队获得消息，得知他正在家里为其父做周年。高区长家共有103口人，大门上挂着一幅横匾，写着“五世同堂”。为了大张旗鼓、热热闹闹地给其父过周年，高请了许多客人，其中不少就是附近的土豪地主。由于我们封锁了向西的交通，断绝了消息，他们一点消息也不知道。
我们大部队还没到时，先派了几个便衣，化装成要饭的“叫花子”，身上藏有手枪，混进高区长家中。他家有三个大院，“要饭的”便衣把每个院的大门都把上了。等大部队从山上过来，在高家做周年的人看见了，立刻乱成一团，叫嚷着：“红军来了！赶快跑吧！”纷纷各自逃窜。我们的便衣掏出手枪，堵住了大门。这样，我们一枪没放，就抓住了五个老财土豪。这都是根据游击队事先掌握的情况，我们计划要抓的人，也包括高区长。高家准备周年招待客人的午饭，正好成了我们部队的午餐。
部队在这里没有停留，立即出发，边走边吃，继续向西前进。到了园城子，又把谭世麟在街上的民团给消灭了。园城子是个小街道，斜对面是刘家堡子，谭世麟就住在这个堡子里。我军一部分部队包围了堡子，我们骑兵团则从刘家堡子崖下的沟里过去，一下就冲到了下川的李家梁子村，消灭了驻在村子里谭世麟的一个骑兵连，缴获了四五十匹马，几十支枪。我们一天又打了两个胜仗。在围刘家堡子的时候，刘志丹和大伙笑着说：“谭世麟这时准又在堡子里‘排坎’（陕北方言，吹牛、说大话的意思）起来了。”当晚，我们住在园城子的下川。
第二天，部队出发，经五蛟堡子上山，向合水走去。晚间在离合水不远的赵家塬一带宿营。次日一早，天还不亮，部队出发，从合水县城的西边插了过去。敌王子仪部驻在庆阳，他曾派一个团副带两个营去东山里追击我军。我们打了园城子以后，他非常害怕我们接着来打庆阳，连夜派人进山送信，将这两个营从东山又调回合水。等敌人这两个营的部队转回到合水县城时，早已是精疲力竭了。
我们部队从合水县城经过时，看见城墙上站着许多人，有老百姓，也有敌军。部队走到西华池，已到中午，刚刚住下休息，敌王子仪就以两个营，加上一个团属机炮连的兵力，尾追过来。敌人在武器装备上比我军占有绝对优势。
西华池是一座破旧的小城堡，我军到达以后，师部和红三团住在堡子里，我们骑兵团住在城东门外的骡马大店里。大店有两个院，院子后面连院墙也没有。我们刚刚住下，有的刚卸下马鞍子，有的正在遛马。我们骑兵团的团部设在街道上的一孔窑洞里。我正在窑洞里洗脚，还没有洗完，就听到外面站岗哨兵的打枪声，知道一定是有敌情。我马上对赵国卿团长说：“老赵，你赶快集合部队，我马上就赶来。”我急忙穿上鞋子出了窑洞，这时警卫员已把我的马牵了过来，我上马便走。
来到堡子里，见刘志丹站在城墙上，对我喊：“秀山！快带骑兵向敌人的后边冲！”我赶回骡马大店，赵国卿正在集合部队，我对他说：“老赵，志丹命令我们骑兵团向敌人的侧后冲击。”这时，三个连的连长、排长以及大部分战士都已经上了马。赵国卿随即下令，我们向敌人的侧后方冲了上去。
骑兵的速度快，冲击力强。在我骑兵部队的马踏刀劈下，一下子就冲乱了敌人的队形。敌人吓坏了。这时，红三团已在正面和敌人交上火，经我们骑兵这么一冲，两支队伍合击，一下子把敌人全压到了沟里。敌人乱成一团，有的当即就缴了枪，有的还想爬坡逃窜。我在马上，只见沟里一片片黄尘滚滚而起，看不见人影，只听见杀声此起彼伏，“缴枪不杀”的喊声在沟里回荡着。
不一会，战斗结束了，我们的战士押着俘虏从黄尘中走了出来。这场战斗，基本上把敌人尾追上来的七个连队全部歼灭。毙俘敌军近700人。除了敌团副带了几个随从跑掉外，其余都做了我们的俘虏。这一仗缴获了敌人两挺德国造马克沁机枪，两门迫击炮，几十箱炮弹，步枪、盒子枪500余支，还有大批的子弹，以及几十匹驮弹药的骡马。我们自己的伤亡很小，骑兵团牺牲了两位同志，一个是排长李守成，他打仗很勇敢，喜欢骑烈马。另一个是班长安子正。三团也牺牲了两三个同志。
这是我们从照金根据地出发以来，打得最漂亮、最痛快的一仗。从哨兵发现敌人鸣枪报警开始，到战士们把俘虏从沟底押上来，战斗结束为止，前后不到一个小时，就取得了全部胜利。
西华池战斗取胜的原因有三个：
第一，刘志丹、杨森决心下得快，下达战斗命令快，指挥正确。这其中决心快是速战取胜的关键。当我哨兵发现敌人后，他们马上命令红三团在正面利用残破的旧城墙和城外的有利地形，占领阵地，用猛烈的火力压制敌人，使敌人展不开兵力，进不了街道。与此同时，又命令骑兵团迅速从侧后发起冲击。待骑兵团冲击敌军侧后时，红三团及时发起反攻，步、骑两队协同作战，配合恰到其时，很快就把敌人打垮了。
第二，我们部队连续打胜仗，士气很高，斗志旺盛。部队的战斗作风，是猛打猛冲，特别是骑兵团，每人都是“一马两件子”（一匹战马，一支枪，一把大刀）。指挥员和战斗骨干是一把大刀和一支自来德枪，武器装备相对比较精良，加上高昂士气，创造了速战速决的战斗气势。
第三，敌人指挥错误。战斗结束审问俘虏时，被俘的官兵都说，没有想到你们打得这么猛。一开始，敌前卫营营长向团副提出，“前边就是红军，部队赶快展开吧！”团副却说：“赶快走，等你展开时，红军就跑掉了！”敌人是以行军队形进到我们红三团的阵地前沿，不但后卫没有展开，前卫也没有展开，一下子就被我们压住。敌人占有的优势装备和火力，都没有用上。如果敌人两个营事先展开，占领宽大的正面阵地，大炮摆在后面，一齐向我们猛攻，我们可能就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其次，敌人犯了骄兵必败之错误。敌指挥员狂妄自大，敌人俘虏说：“出发前，团副要求每个人抓一个红军，有的连队每人还发了一根绳子。”结果绳子绑到了自己身上。再次，敌军团长王子仪是一个昏庸的指挥官，敌人这两个营从庆阳出发，先是到合水以东的山里，后又返回到合水，连续几天行军，部队已被拖得疲惫不堪，这也是导致他们必然覆灭的重要原因。
刘志丹的指挥才能在这次战斗中得到充分发挥，赢得了全体指战员的充分信任。从历史的角度看，一个优秀指挥员的领导才能，是在革命斗争中发挥和展现出来的，逐渐形成他的政治威信和在群众中的声望，因此才能赢得大家的信任，进而得到人民的赞许和爱戴。
从1934年3月底到4月中旬，红四十二师在刘志丹的指挥下，主动出击，采取了积极进攻的战略，在半个多月的时间里，连续作战，九战九胜，取得了很大的战果。这为进一步开展红军的游击战争，取得了新的经验，西北游击战争的开展，对陕甘根据地的开辟与建设，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部队回到南梁，师部除将缴获的大批武器装备二路游击队外，多余枪支武器都埋藏在一个隐秘的地方。
部队经过几天休整，又向南出发，打下了槐树庄。槐树庄是沟掌里的一个小盆地，井岳秀派了部队在这里种鸦片。我们到时，敌人的大部已经走了，只留下少数留守部队和老百姓。红军没费多大力量就消灭了这里的敌人。
部队继续向南行动，到了旬邑县的三里塬，遇到了何高侯的两个连，他们向我军发起了进攻。红四十二师很快消灭了这两个连，不幸的是，在战斗中，师政委杨森头部负伤。经师党委决定：由我接任师政委一职，高锦纯接任骑兵团政委。
部队在照金休整了一个时期，到了1934年5月初，红四十二师又向北进发，来到马兰川的田家洞村。这时，我们的情报员来报告说，陇东敌人的骑兵和步兵已在马兰川与刘家店子一线，准备堵截我军。根据敌情，师部决定部队迅速跳出敌人的包围圈。我军半夜出发，经过一天一夜急行军，穿过了敌人的封锁线，拂晓前赶到五顷原子休息。正当我们吃早饭时，敌人的骑兵，接着是步兵冲了上来。双方交火。这一仗我军受到不小的损失，只得又退回到南梁一带。随后敌人又追到南梁根据地，欲对我们进行围剿。
我军主力很快甩开敌人，转移到洛河川一带活动。敌人在南梁搜索了很久，始终没有找到我军主力，加上群众坚壁清野，敌人部队找不到粮食，最后只得退回陇东。
1933年春，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和陕甘边特委相继成立，陕甘边特委是由中共陕西省委直接领导的。第一任特委书记是金里科（1935年“左”倾肃反时被杀害）。到了夏天，秦舞山任书记，我和习仲勋是特委委员。薛家寨失守后，特委委员周冬至、王满堂牺牲，有的分散活动了。11月，秦舞山受师党委派遣去西安找陕西省委时，被叛徒杜衡出卖，被捕入狱。此后有半年时间，特委工作处于停顿状态。
到1934年初，红四十二师经过艰苦作战，南梁根据地已初具规模，急需加强党的领导。
1934年5月28日，红四十二师和特委同志在南梁寨子湾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恢复和加强陕甘边特委工作，选举我为特委书记，特委委员由陕甘边区党、政、军的主要领导和有关负责同志组成，有刘志丹、张秀山、高岗、习仲勋、张邦英、张策、惠子俊、蔡子伟等同志。张邦英任特委组织部长，并从红三团调来一位同志任宣传部长（不久即回部队），张策负责陕甘边西区工作，主要是向保安县发展。在红军干部学校任教的马文瑞，后来被派到陕甘边东区工作。特委恢复后，总结了过去的一些教训，认为当前的主要任务是扩大红军，发展苏区。
1934年7月中旬，根据南梁会议精神，我与刘志丹、高岗、杨森、习仲勋、张邦英等一起开会，分析了斗争形势，决定由我写出边区特委下一步的工作任务，后经特委开会通过，下发陕甘边区党政军的党组织。这就是《陕甘边特委关于陕甘边区党的任务的决议》。1941年延安整风时，这个文件收入到毛泽东同志主持编辑的《六大以来》（上）一书中。
在《陕甘边特委关于陕甘边区党的任务的决议》（即“七月决议”）中，我们对革命形势的分析是：在国民党出卖民族利益，投降帝国主义的条件下，引起了民族战争的开展与红军运动的普遍扩大，从而动摇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在这样的形势下，加强了我们创造陕甘新苏区的任务。但党的领导太薄弱，在地方党，仅仅只有华池苏区内三个不健全的支部；部队中的党，主要是脱离群众，党内斗争不深入，不起核心作用。这些问题，形成了西北革命运动向前发展的最大障碍。
特委根据目前的革命形势与领导力量，对边区党的任务做出决议与布置：
1.党的工作：
加强华池苏区的领导，在最短期间，必须把现有的三个支部充实起来，并成立一个区委，以巩固苏区的各种群众组织，形成苏区核心。
恢复保安等各地党的组织，建立农民支部……在群众斗争的基础上，吸收最勇敢的、最坚决的、最忠实的雇农、贫农分子大批入党。地方党的支部，必须十倍扩大党的组织，部队内的党必须发展一倍党员。
四十二师及各路游击队的党，应纠正过去的错误，彻底转变部队的领导，使党真正地成为群众的核心。
每个区委和各队委，在加强领导的过程中，必须选择一个中心支部。特委成立训练班，各部队也尽可能地成立短期训练班，以培养干部，指示领导方法。一切领导须深入下基层，倾听群众的意见，密切党的关系，严密党的组织，以最大的努力发展团员同志，成立团工作委员会。
2.政权问题：
创造中心苏区，转变临时政权——立即成立革委党团，以加强对革命委员会的领导。颁布法令，规定实施方针，以巩固苏区。发展农联会、赤卫队、少先队等群众组织，扩大五个政治保卫队，分配土地，正式成立苏维埃政权，即以华池苏区为陕甘边的中心苏区，向四处开展。
恢复照金苏区，打通陕北苏区——建议四十二师帮助陕甘游击队完成创造新苏区的任务。部队和各路游击队配合地方党的力量，把陕北苏区、照金苏区打通（由三原的武字区起一直到绥远的边境），彻底解除国民党、地主的反动武装，以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
3.为扩大与巩固部队而斗争：
责成二、三路游击队于两个月内完成（组建）一团铁的红军的任务，建议四十二师帮助陕北游击队完成一师红军的任务，同时要扩大四十二师为一个军。要扩大部队，必须巩固部队。巩固部队的办法除了加强党的领导外，最主要的是加紧教育训练。按照政治课程去教育、组织列宁室、识字班、政治研究会等，以提高战士的政治水平。在后方开设军事政治学校，训练大批的军政干部，这一任务，在目前扩大部队，开展游击运动的过程中最为迫切。
4.普遍地开展游击运动：
要抓住群众的迫切要求，发动一切斗争，以开展游击战争。坚决地反对过去招兵买马地组织游击队，各游击队必须根据特委制定的游击队行动纲领去行动。
5.深入土地革命：
实行土地革命是我们目前最迫切的任务，除了分配苏区的土地以外，必须向四周去开展，在各游击队区域内，群众斗争高涨的地方，立即开始分配土地。
6.开展民族革命战争：
在发动群众的过程中，必须联系到反帝斗争，如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四省等事件，在广大劳苦群众面前做广泛的宣传与鼓动，以引起群众的反对与仇恨，在这个基础上组织义勇军、反帝同盟军等，开展民族革命战争。
7.群众工作：
我们过去政治工作不够深入，在我们目前的任务之下，再不能有丝毫的忽视了，各部队转变的关键也在这里。
特委并对工人、农民、士兵等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
8.肃清欺骗群众与出卖群众斗争的右派，严防右派混人党内捣乱。
9.为了实现以上的任务，必须深入两条战线的斗争，使党的路线正确地执行，顺利地完成我们的任务。
最后，特委希望全党同志必须深入到支部做彻底的讨论，百分之百地去执行，并把执行的程序告知特委。[3]
按决议的要求，陕甘边特委和红四十二师党委于9月19日，以第三路游击队特务连和从其他游击队抽调部分人员，合编成立红四十二师第一团，团长陈国栋，政委张仲良，下辖两个连。10月10日，以第二路游击队之保安、庆阳、安塞游击队为基础，合编成红四十二师第二团，团长刘景范，政委胡彦英，下辖三个连。这样红四十二师超额完成了《决议》中“责成二、三路游击队于两个月内完成（组建）一团铁的红军的任务”。
至此，红四十二师已拥有五个团的建制，其中包括郭宝珊率领的抗日义勇军，兵力近千人，游击队发展到1500余人。
按《决议》提出的“转变临时政权”（即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在这样巩固苏区的过程中，分配土地，统计人口，宣布苏维埃政府的选举法，务必于十月革命纪念日正式成立苏维埃政权”的要求，11月4日到6日，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南梁荔园堡召开，代表100多人。会议通过了关于政权、军事、土地、财政、粮食等决议案，选举产生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和陕甘边区赤卫队总指挥部。习仲勋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志丹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志清任赤卫队总指挥。
这时，根据地以南梁为中心，周围形成了东、西、南三个比较稳定、相互支持的战略区，为西北革命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局面。
1934年7月，谢子长、郭洪涛带领陕北游击队来到南梁。老战友相见非常亲切。
谢子长是陕西我党的老同志，为革命四处奔波。1932年12月，杜衡把谢子长赶出了陕甘游击队后，他到河北等地进行兵运工作。1933年底，受北方代表（北方局已撤销）领导机关的同志委派回到陕北工作。郭洪涛先后在太原、北平做地下工作，1934年2月回到陕北，任陕北特委组织部长。
在此之前，陕甘边特委与陕北特委有些联系，但是因受敌人包围和阻隔，来往不多。两个特委又分别属于两个上级机构领导，陕甘边特委归中共陕西省委领导，陕西省委归党中央直接领导；而陕北特委归中共北方局，其后为中央驻北方代表领导。
这时，陕甘边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革命形势是很好的。
陕北根据地，在以马明方为代表的陕北特委的领导下，1934年上半年之前，“新创造了游击第四支队，扩大了第二、第三支队，整顿了第一支队。领导了去年反民团斗争（佳县），将民团的武装拿来武装了自己，杀死了团总。领导了清涧五六百群众武装抗粮的斗争，解除了店子沟民团的武装，武装了自己，领导神木群众十几次分粮。工作区域比过去增加了三倍，一般农民对于我们党和红军的威信有了深刻认识”。四支游击队总计已发展到110人，枪支计有90支。[4]这年7月8日，陕北特委决定将部分游击队组建成立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任命谢子长为总指挥，郭洪涛为政委，贺晋年为参谋长。不久，谢子长、郭洪涛便带着陕北游击队的同志来到陕甘边根据地。
7月底，在阎家洼子召开了陕甘边特委、红二十六军、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和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联席会议。参加会议的主要领导人员，陕甘边方面：军委主席刘志丹，特委书记张秀山，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红四十二师师长杨森、政委高岗，陕甘边特委委员张邦英、张策，红四十二师团长、政委王世泰，赵国卿等及红二十六军连以上的干部；陕北方面：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谢子长、政委郭洪涛、参谋长贺晋年及游击队支队长以上的干部。
联席会议的议题是讨论应陕北特委的要求，红二十六军北上陕北地区帮助打开陕北游击战争的局面，以及两个根据地武装力量协调行动的问题。
会议先由杨森代表红四十二师党委，讲了红二十六军建立以来部队发展和开展游击战争的情况，以及在不同时期所发生的一些问题和今后的发展方针。
谢子长在会上宣读了上海中央局和北方代表给红二十六军的两封信。信中对红二十六军的战略转移指责是“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梢山主义”“枪杆子万能”，说部队组成带有“浓厚的土匪色彩”等。
郭洪涛在会上做了“政治报告”，从国际讲到国内，从无产阶级发展讲到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又讲到陕甘边区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和红二十六军不能正确执行党的路线，重复了北方代表指示信中那“五顶大帽子”。
我们听了他们的传达和报告，都感到很惊奇：一是上海中央局和北方代表这些说法是从哪里来的？因为与事实根本不相符合。二是上海中央局和北方代表给红二十六军的信，是什么时候送到陕北特委的？能送到陕北特委，为什么不能送到陕甘边特委、红二十六军？三是谢子长、郭洪涛把信带到陕甘边，为什么不交给红二十六军或陕甘边特委先去讨论执行，而是在联席会议上当众传达？四是老谢在红二团成立时，杜衡打击他和刘志丹，说他们是“右倾机会主义”“梢山逃跑主义”，现在他回来了，怎么又把这些说法加到我们身上呢？
大家有些议论，但考虑到他们是由兄弟党组织陕北特委派来的，觉得他们是在重复北方代表指示信中的内容，不解决实际问题，所以没有展开议论。
当会议提出高岗不能担任红四十二师政委的问题时，大家议论了一番。有同志问，那谁来当？郭洪涛说让谢子长当。当时刘志丹因1932年“三甲塬缴枪”事件发生的嫌隙，在会上没有说什么。我和一些同志觉得老谢是陕北的老同志，没有什么不可以当的。会议最后同意由谢子长代理师政委一职。
杨森、张策等同志对会议的情况很不满意，找我和志丹说：怎么陕北管起陕甘边的事了呢？张策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我那时虽然不大晓得其中的是非曲直，但我知道，自从1933年陕西省委被破坏后，陕甘边特委一直没有上级党的领导，而且这期间，中央和北方局都没有派人来这里检查过工作，就是我们的邻居陕北特委，也没有派人来过这里。那么这些批评到底来自何人何地呢？这不能不使人奇怪。虽然受到了一大堆批评指责，陕甘边特委的领导同志还是本着革命友谊赠送了许多枪支经费，特别是把红四十二师政委的位置让了出来，由谢子长暂时代理，并派红四十二师的部分主力红三团到陕北协助作战。”[5]
会后，郭洪涛拿走了龚逢春做的会议记录。龚逢春是红四十二师的宣传科长，开会时担任会议记录。回去后，郭洪涛写了《二十六军长期斗争的主要教训》，上报北方代表和上海临时中央局，并刊登在陕北特委的刊物《西北斗争》上。
《二十六军长期斗争的主要教训》中说，红二十六军“一贯的拘泥于逃跑主义与窜梢林主义”，把杜衡强令红二团南下失败的责任，加到后来的陕甘边特委领导头上；把红四团在狭窄的平原地区，在与敌人绝对优势兵力进攻下，退出渭北苏区（约二三十里的三原武字区），说成是“逃跑主义”，对王泰吉同志领导的骑兵团起义说成“纯粹是革命高潮下的投机”；把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在极端不利条件下退出照金根据地，说成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对红二十六军在华池、关中、安定、保安一带所建立的游击队，说成是“招兵买马拉拢土匪流氓的发展”；还说“陕甘边区游击运动，在富农路线的脱离群众的领导下，断送了边区的游击运动”；陕甘边特委“对于政治形势的估计不足和一贯右倾”等等。
8月，传来北方代表的指示，说“张秀山成分不好”，不能担任陕甘边特委书记（这时我的父亲在陕北搞的“社会肃反”中已被杀害了）。我表示不能担任就换其他同志。委员们研究后认为，既然上面有指示，那就执行吧！于是推选工人成分出身的惠子俊任书记，同时决定我去庆阳游击队任政委。
阎家洼子会议，加强了陕北和陕甘边两特委，以及两方面红军和游击队的联系，并派出红三团北上作战，对陕北根据地有一定帮助。郭洪涛后来也说：会议“决定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北上，同陕北游击队一起活动，……对于粉碎敌人的第一次‘围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果不采取这一果断的战略措施，仅依靠陕北的武装力量去粉碎敌人的‘围剿’，确实是有困难的”。[6]会议的负面影响是“左”倾机会主义伸人到陕甘边根据地。
阎家洼子会议之后，我来到庆阳游击队任政委。
庆阳游击队这时在庆阳东北地区活动，这里是个穷乡僻壤的半农半牧之地，长期以来由于经常受到土匪掠夺，人民苦不堪言。
我们游击队首先集中兵力打垮了当地罪大恶极的土匪李廷，然后在柔远城子（现华池）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号召农民起来革命，推翻剥削欺压百姓的制度，成立农民联合会，一切权力归农会。我们先后在柔远东沟、武家河、大畔、柳湾沟、杜家河、小川沟、城壕川附近等地组织了农联分会和农联总会，开展打土豪、分粮田的斗争。分到土地的农民积极建立起赤卫队、贫农团、雇农工会等群众组织。我们先后建立起南梁根据地第一批三个中共农村基层党支部，发展党员40多名。革命火种燃遍了整个庆北地区。
有一段时间，我住在刘懋功的大伯家。刘懋功那时十六七岁，穷苦人家出身，很朴实。我们给他讲一些革命道理，并秘密介绍他加人了共青团，还让他参加了赤卫军。他参加红军后，作战很勇敢，进步很快，20世纪60年代任兰州军区空军司令员。
我到庆阳游击队没有多长时间，王世泰率红三团完成了北上与陕北游击队共同粉碎敌人对陕北的第一次“围剿”后，也到达庆北苏区，与庆阳游击队会合。这时，红三团的任务是与庆阳游击队一起，按“七月决议”要求，积极扩大庆北根据地。
王世泰讲了红三团这一个月在陕北作战的情况，告诉我谢子长在8月26日河口镇战斗中负了伤。我问老谢的伤重不重，打在哪儿了？王世泰说：打在胸部，和你在庙湾战斗受伤的情况差不多，比较重，但是没有太大危险，正在养伤。我说：慢慢是可以治好的。
1934年8月，鉴于谢子长负伤，不能履行红四十二师政委之职，经陕甘边特委和军委会研究，决定我回红四十二师任政委。这是我第二次担任这个职务，师长是杨森。
1934年10月20日，郭宝珊率领国民党十七路军驻陇东部队的部分人员在庆北发动起义，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西北抗日义勇军，郭宝珊任义勇军司令，我党派任浪花任政委。
郭宝珊是河北人，逃难来到陕西洛川县，出身贫苦，为人正直。他的部队共有三个连，200多人。其中多是陕西人，年轻人很多，大部分是破产农民、穷苦百姓出身。
郭宝珊部队改编后，直接归红四十二师指挥。为了搞好我军和义勇军的关系，使他们相信我们，在行军中常让他们作为后卫部队。宿营时，让他们住在一个村庄，不把他们拆散。杨森和我经常找郭宝珊等人谈心。记得在围攻庆阳县的五蛟堡时，晚上我和郭宝珊谈话后，就与他住在一个炕上，很快，增加了相互间的信任。
1935年2月初，我们回到后方荔园堡休整，正值召开“二七”纪念大会，原计划在露天开会，后因下大雪临时改在一个大庙的大厅里。我看到义勇军的一些人站在外面，疑虑红军会缴他们的枪。我指示部队不要打扰他们。我在会上讲“二七”运动的经过和意义。红军对他们真诚相待，丝毫没有缴他们枪的表现，慢慢地打消了他们的疑虑。会上，郭宝珊也讲了话，表明他参加革命的决心。
在改造郭宝珊部队的过程中，任浪花等同志和王世泰率领的红三团的同志做了大量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计划地给他们上政治课，向他们宣传马列主义，讲革命的道理和革命的胜利前途，讲国民党的反动、卖国行为。这对郭部提高觉悟，坚定立场，起了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后，郭宝珊任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成为我军很好的指挥员。
这时，庆北的三支革命武装力量：红三团、抗日义勇军和庆北游击队一起联合作战，先后拔掉五蛟堡、园城子敌人据点，消灭了谭世麟民团200余人，解放了园城子川、五蛟川一直到悦乐的大片地区，向西发展到八珠塬地区，使以柔远城子为中心的庆北根据地迅速得到巩固和发展。
1935年2月初，陕甘边特委根据中央驻北方代表派到陕北的巡视员黄翰的建议，派惠子俊和刘志丹去陕北，在安定县周家峻与陕北特委的同志召开联席会议，研究建立党的统一领导问题。会上，正式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选举惠子俊为书记；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选举刘志丹为军委主席。会后，刘志丹留在了陕北，领导组织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作战。惠子俊回陕甘边，向陕甘边特委和红二十六军传达两特委联席会议精神，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领导成员组成。
2月下旬，我和杨森师长接到西北军事委员会主席刘志丹关于粉碎国民党军队对陕甘边和陕北第二次围剿的动员令，命令红四十二师主力待机北上陕北作战。同时，我和杨森还接到刘志丹的亲笔信决定由我带红三团和抗日义勇军北上陕北，归刘志丹指挥。杨森则带骑兵团到关中陇东一带活动。
刘志丹以西北军委主席名义发布的“动员令”，我们通报给陕甘边特委和苏维埃政府的同志。我在向红四十二师团以上干部做动员时，把刘志丹签署的“动员令”和他写给我们的亲笔信给惠子俊、习仲勋、张策和红二十六军的团长、政委王世泰、张仲良等同志看过。
这时，“围剿”陕甘边根据地的敌人正伺机进犯根据地。根据刘志丹的部署，我和杨森率红四十二师先在陕甘边活动了一阵。我们派出骑兵团西进，深人敌占区。骑兵团在赵国卿团长率领下，采取奇袭战术，一举攻入长武县城，歼敌百余人，缴获枪支百余支，筹款数万元，棉布数百匹，并镇压了一批反动地主豪绅。这一仗，打乱了敌人的“围剿”部署。
敌军进占老爷岭、园城子、柳村原一线后，红四十二师与游击队配合，与敌周旋40多天，搞得敌人疲惫不堪，为根据地军民抗击敌人“围剿”创造了有利机会。但是，在柳村原战斗中，由于对敌情的了解有误，加上步兵和骑兵没有配合好，敌人钻了空子，我军损失较大。后来在“左”倾肃反中，这次战事的失利，竟成为我和杨森是“反革命的证据”。
4月下旬，根据西北军委主席刘志丹的指示，我率红三团和抗日义勇军北上，与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会合。路上，在寺尔畔与敌人打了一仗，郭宝珊的义勇军打正面，红三团打侧翼，由于配合得好，速战速决，消灭了敌人一个连，我军无一伤亡。
5月1日在白庙岔，我们红四十二师北上部队与杨琪师长、张达志政委率领的红八十四师会师，两支部队组成主力兵团，下辖红八十四师的三个团和红四十二师的红三团及抗日义勇军，计五个团级单位2100多人。刘志丹这一举措，为集中兵力，歼灭“围剿”陕北之敌起到了有力保证。
到达陕北后，我对谢子长同志的不幸病逝很难过。刘志丹对我说：2月初，我和惠子俊北上与陕北特委的同志们开会前，先去探望了老谢，看到他的病情已经很重了，心情也不好。老谢见到我们，伤心地流出了眼泪。我们劝他不要着急，要好好养伤。我对他说，我们来陕北，是与陕北特委共商两个苏区的统一领导问题。老谢听了，很高兴，说这样好，统一起来，集中领导，统一行动，有利于粉碎敌人的进攻。我们走时，老谢紧紧拉着我的手。我们对他说，你好好养伤，好了我们再一起干。走时，我们给他留了些钱治病用，然而没想到这么快老谢就去世了。
谢子长同志为革命奔波一生，为西北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他英年早逝，是我们党的重大损失。子长同志不愧为西北人民的忠实儿子，西北人民和同他一起战斗过的同志们永远怀念他。
西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是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成长发展起来的，但是也和其他根据地一样遭受到“左”倾教条主义和右倾路线的严重摧残和破坏。而破坏性最大的，则是1934年至1935年的“左”倾教条主义。
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之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了党中央领导机关。这时期的北方局，之后改为北方代表即执行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指示。
1934年2月，在佳县南洼村召开的陕北特委联席会议上，郭洪涛传达了中共北方代表关于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的指示内容。会后，郭洪涛给北方代表写了秘密报告，主要内容是：陕北特委把富农多余的土地和牲畜分配了，但给富农留一部分土地，是犯了“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错误；陕北游击队是在“富农路线”指导下“招兵买马组成的土匪”。
1934年7月，阎家洼子会议后，郭洪涛又以个人名义给北方代表和上海临时中央局写报告，说红二十六军和中共陕甘边特委是“右倾机会主义”。
1935年5月10日，中共西北工委在玉家湾村召开常委会，对工委同志的工作做了新的调整，会上还对郭洪涛回陕北后的错误进行了批评。会后郭洪涛又向北方代表写秘密报告，说西北军委成立了，动员令发了，迟迟没有行动；寺村原打了败仗，陕甘边根据地丧失殆尽，领导机关已逃到洛河川；刘志丹包庇掩护的张慕陶右派跑到陕甘、陕北苏区，专门挑拨陕甘、陕北的对立，挑拨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的对立。报告中还说：“在西北工委会议上我虽然孤立坚持‘中央路线’，但群众拥护我，中下级干部都拥护我，因为我创建了陕北根据地，我创建了红二十七军和陕北的红军游击队”等。
7月5日，北方代表派原河北省委组织部长朱理治来到中共西北工委驻地延川县永坪镇。8月中旬，聂洪钧根据北方局中央代表的决定，也由上海来到永坪镇。聂后来说：他离开上海时，沪局同志和他谈话说：“北方局中央代表的意见，有很多张慕陶右派跑到陕甘、陕北苏区，专门挑拨陕甘和陕北的对立，挑拨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的对立……刘志丹思想很右。要我们依靠郭洪涛来好好解决陕甘、陕北苏区的右派问题。”[7]
在朱理治、聂洪钧到陕北之前，西北红军按照玉家湾会议确定的作战方针，在刘志丹的指挥下，粉碎了国民党7个师，32个团，共6万余兵力的进攻，歼敌正规军2000余人，民团5000余人，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西北革命形势发生了更加新的变化，红军主力发展到5000余人，地方游击队4000余人，又解放了6座县城，苏区扩大到30多个县（比1942年陕甘宁边区还大），陕甘和陕北两个根据地连成了一片。
他们到来之时，国民党因第二次“围剿”失败，正调动更多的兵力，对我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在西北军委领导下，采取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先打东线之敌晋军，再打北线敌人，之后再打南线之敌。在东线，我红军英勇作战，击溃敌人两个旅，消灭其两个团，将晋军赶过了黄河。
在第三次反“围剿”开始时，朱理治带着北方代表指令来到陕北。他来后，没有和红二十六、二十七军的干部谈过话，没有和刘志丹、高岗、惠子俊、崔田夫和我谈过，也没有和苏维埃领导人马明方、霍维德谈过。当时，他和我们是住在一起，一道吃饭，但没有谈话。他只和郭洪涛谈，有时我去碰见了，他们就不讲了。他们谈的结果，写成了两本东西，一本是朱理治用英文写的，一本是草写的，我们也认不出来。我对他们这种做法很不理解。
7月中旬，朱理治在文安驿干部会议上做了一个报告，讲了两三天。从国际讲到国内，从中央苏区的伟大胜利（实际这时中央苏区已经丢失了）讲到陕甘，当着我们的面，说我们在政治上是“右倾机会主义”，在军事上是“枪杆子万能”等等。在讲到陕甘苏区当前进行的第三次反“围剿”斗争时，提出要“全线出击”，“不让敌人蹂躏苏区的一寸土地”，要红军配合“地方暴动，消灭在苏区内敌人的支撑点（即敌人重点固守的城镇）”，要红军“去打延安、清涧和瓦窑堡”等城市，“开展敌人翼侧及后方的广大革命战争的战线”，“运用基本的运动战的策略，配合着阵地战”，粉碎敌人的新“围剿”。还提出“争取神府和吴、绥、川南苏区打成一片，巩固宜川一带的苏区向韩城发展，恢复失去的米东、庆北、华池苏区，开展洛川工作，消灭甘、鄜等地的白区，以洛川为中心，积极向定边、陇东发展，以马栏为中心向潼关、富平、泾阳发展，坚决巩固向南发展的路线”。这些内容，之后全部写进了西北工委《扩大会议决议》中。
在这次会上，朱理治还提出了一个非常伟大的战略任务：说“陕甘党的中心任务是在于巩固陕北、陕甘边苏区，要将陕西与四川的苏维埃运动联系起来，使川陕苏区有伟大雄厚的根据地，能够有阵地地有后方地发展伟大的战争，并进一步地使川陕苏区与新疆、青海、甘肃的伟大革命运动联系起来”。
刘志丹、高岗和我等工委同志都参加了这个会，我们越听越感到莫名其妙，越听越听不下去。因为朱理治对陕北的地理位置，东西南北都没搞清楚，他说“以洛川为中心向定边发展”，西北红军的一般干部都知道，洛川在南，定边在北，如何“以洛川为中心向定边发展”呢？我们认为都是党内同志，有什么不同意见都可以说出来。我就说，理治同志，你既反对枪杆子万能，又给“枪杆子”提出如此宏伟的战略任务，这是不是矛盾嘛！
有的同志听后议论说：“我们现在有这个力量吗？”刘志丹笑着开了句玩笑说，“这是小寡妇梦男人——空想”。因为他们提出的这一套，完全脱离了陕北革命斗争的现实，尤其是面对敌人10万重兵“围剿”根据地的严重现实。会上，不少同志你一言我一语，使他们很下不来台，碰了一个软钉子。后来得知，朱理治的这个报告是郭洪涛给他写的。
会后，刘志丹等同志没有执行打延安、瓦窑堡、清涧的攻坚计划，仍按西北军委原定的作战计划，向北线敌人出击。这样就使他们很恼火。
回去之后，他们便在永坪镇开了“西北工委扩大会议”。而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的主要成员刘志丹、高岗、杨森、张达志和我，及陕北特委的主要领导人马明方等都没有让参加会议。
他们又重复了文安驿会上讲的那些内容，还进一步讲道：“苏维埃区域日益扩大”，“苏维埃区域占有全国的四分之一，苏维埃的人口占有全国人口的六分之一”，“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口号是早已经完成，苏维埃在江西、湖南、福建、四川等地已经发展着”，认为现在是处在“伟大的阶级决战的前夜”，“陕甘党对争取一省数省的胜利，不仅完成了，而且超过了”，“全国革命发展与白区群众斗争的响应配合，特别由于中央主力红军与全国红军的胜利……使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更加崩溃”。
而这时的实际情况是：中央苏区和除西北之外的其他苏区，已经被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给葬送了，中央红军正进行着艰苦卓绝的长征，中国革命正处于最危急的时期。
会议的中心内容是决定要在陕甘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进行肃反。他们在“报告”中强调，“特别是右倾取消主义，是反动派在党内的代理人”；“在粉碎第三次‘围剿’中，首先要反对崇拜枪杆子万能而不相信群众力量的倾向与取消主义的观点”。会上，他们还做了一个“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决议。会后，郭洪涛在《西北斗争》刊物上写了一篇《论扩大会议》的文章，说这个会议具有“非常伟大”的意义。
这期间，他们要对陕甘和红二十六军进行肃反，也只是有其心，而无其力。因为没有人支持他们。
9月15日，红二十五军来到延川县的永坪镇。之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
红二十五军是我党领导下的一支英勇部队。但是在鄂豫皖时，红二十五军受到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和张国焘军阀主义及错误肃反的严重破坏和影响，因此在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时，被迫退出鄂豫皖根据地来到陕北苏区。这样，也就带来了错误肃反的流毒。
9月17日，在永坪镇红军干部学校的教室里，召开了中共鄂豫皖省委、红二十五军和中共西北工委、西北军委联席会议。
开会之前，朱理治、聂洪钧、程子华三人组成了“中央代表团”，朱理治为书记（党中央长征到达陕北后，在解决肃反问题时，正式否定了这个“中央代表团”的合法性），联席会议由“中央代表团”主持。
会议从下午一直开到第二天天亮。会议仍然是要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要进行肃反。会上所讲的内容，主要是红二十六军工作中的所谓问题，公开指出惠子俊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傀儡，要严重地打。我当时讲了几句话，说惠子俊是工人同志，能力弱，可以帮助教育还没等我说完，他们马上就说：“你这个调和主义，反对右倾不坚决。”
会议开得很严肃，许多同志都不敢说话。这次会议就把反右倾和肃反变成了现实。
会后，朱理治写了一篇文章《打倒反党的右倾机会主义，为列宁主义的中央路线而斗争》，登在《西北斗争》刊物革新号上，文章公开点名“张秀山是右倾机会主义”。
为了贯彻“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会议对中共西北工委和军事机关进行了彻底改组。撤销中共西北工委，成立陕甘晋省委，朱理治为书记，郭洪涛为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撤去刘志丹的西北军委主席之职，任命聂洪钧为西北军委主席。将红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各改编成一个师，组成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军团政委，刘志丹任副军团长，高岗任军团政治部主任。我被调到军委当供给部部长，从红二十五军调来一个连级干部当供给部政委，据该同志后来讲，他的任务就是监视我的行动，随时报告。
正当我西北红军取得劳山战役胜利，打破敌人第三次“围剿”的时候，“左”倾教条主义在西北党内、军内开展了大规模的肃反运动。
王明“左”倾教条主义为了要推行他们那套错误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必然要同党的正确路线展开猛烈的斗争。他们以各种借口，打击排挤以至于从肉体上消灭不服从他们那套错误东西的同志。这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占统治地位时期，各根据地党内发生的通病，从中央苏区到各根据地都有很多革命同志受到打击和迫害。
西北根据地长期处在被国民党军队、地方军阀、土匪、民团的包围和分割之中，陕甘和陕北的环境、经济有着很大差异，革命斗争方式也随着当地条件而不同。我说：陕北的群众好，经济条件好，群众开化，陕甘的人口少，经济文化落后，就给我扣上“特殊论”的帽子。他们认为革命是一直向上发展的，如果有人说有高潮、有低潮，那就是右倾。
肃反材料说，“刘志丹是白色军官，是地主成分，地主成分必然是反革命”。说“高岗历史上有问题；张秀山是右倾机会主义；习仲勋是跟着人家胡跑”；“杨森、杨琪是土匪头子”等等。
在捕人之前，早就定有名单，刘、高和我都是名单里的。肃反的整个过程是逼供信，主观主义达到了极点。
我被抓起来后，在审问我时，叫我说出反革命的活动实情。我说，“我的历史是清白的，你们可以去考查，有一点不清白都可以枪毙”。不承认就吊起来打。他们念口供说：“蔡子伟介绍你加入右派，你担任右派前委书记，后来你到陕北又交给刘志丹，你们最近还有活动，你现在还不承认？”我说这是反革命造谣。不承认，又吊起来再打，这样好几次，我还是没有讲。拷打几次之后，他们说：“你是最顽固的反革命，既然前方也捕，后方也捕，你不承认就不杀你了？”
在把我打昏几次后，我大哭说：“你们把我杀了就算了！我死没问题，二十六军创建不容易，它是许多同志的头颅换来的，你们可怜可怜二十六军，这里边的干部全是好的！你们不要把二十六军的干部都冤死了。”
我被他们审问时的情况和我的回答，关押在狱中的张策、马文瑞等同志都听到了。他们流出了泪水。这一情景，也令看押我们的红二十五军的干部、战士对肃反产生了怀疑，他们议论说：哪有这样的“反革命”，自己要死了，还要救二十六军的同志。
高朗亭（原安徽省军区副司令员）说：1965年秋，他与另外两位写《西北红军战史》的编辑采访朱理治时，朱说：“那次错误肃反，我与刘志丹等同志本来无冤无仇，……受骗上当，铸成大错。”
高朗亭还说：“据程子华80年代对一位外国作家讲：陕北党里的布尔什维克竭尽全力批评刘志丹，并设法说服我们（指红二十五军的领导成员）相信刘志丹实际上是国民党的地下人员，他领导的红二十六军已被敌人渗透。于是部队内部的逮捕开始了。”
1935年发生在陕北的这起“左”倾肃反，从7月15日永坪扩大会议做出的《反右倾取消主义决定》开始，至1935年10月24日，党中央、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到甘泉县下寺湾制止肃反止，历时三个多月。
在这个乌云翻滚的日子里，“左”倾错误执行者把原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的主要领导：刘志丹、高岗、杨森、习仲勋、杨琪、惠子俊和我等同志逮捕下狱，险遭杀害；西北军委委员、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师政委张达志被撤职，也被打入肃反的黑名单；陕甘边、陕北两个根据地和红军的一些重要领导干部如张策、马文瑞、王世泰、刘景范、黄罗斌、郭宝珊、任浪花、朱子休、张文舟、李启明……和红二十六军连以上的干部，地方区以上的干部，先后都被扣上“右派反革命”的帽子，关押狱中，遭到酷刑拷打。准备活埋我们的大坑都挖好了。
红军营长于震西被抓后，被肃反的人用匕首一刀一刀地扎，逼他承认自己是反革命。于震西直到死，也没有低头，没有诬陷自己的战友和同志。义勇军首领郭宝珊同志被审讯时，反问他们：“刘志丹是什么派？”审讯者说：“刘志丹是右派！”郭宝珊坚定地告诉他们：“刘志丹是右派！我也是右派！”
有的同志被杀掉，有的被活埋，幸存者被摧残得难以言表。中央后来查证，肃反中，他们已“杀害了二百以上的西北党政军干部”。
在陕北的老百姓中，传说红二十五军是白军，他们化装成红军来消灭红二十六军；红二十六军的机关枪全部被二十五军收缴了，红二十六军的战士拿着标枪、大刀被人用枪逼着去冲锋送死；刘志丹、张秀山等人已经被他们杀害了……
“左”倾路线执行者的倒行逆施，引起群众的疑虑和恐慌，根据地人人自危，军心涣散；地主、富农乘机挑拨煽动，以致保安、安塞，定边、靖边等几个县都“反水”了（我党建立的游击区和根据地，在肃反中，老百姓又投向了军阀和国民党，“红区”变成了“白区”）；白匪乘机大举进攻，根据地日益缩小，陷入严重危机。
在西北革命危机的紧要关头，1935年10月19日，党中央、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毛泽东听说了陕北抓人的事情，马上派李维汉、贾拓夫等同志作为先遣队来陕北。
贾拓夫对我说，红军长征到达哈达铺镇时，毛主席从敌人的报纸看到，说陕北刘志丹20万共匪正在受到围歼。即把我找去，问陕北红军的情况。我说我离开陕西一年多了，不清楚现在是什么情况。但是，毛主席果断地说：刘志丹领导的红军不要说是20万，就是有2万也好。于是决定长征的目的地是陕北。
1935年11月3日，在甘泉县下寺湾，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听取肃反负责人的汇报，毛主席说：我们刚刚到陕北，仅了解到一些情况，但我看到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很高，懂得许多革命道理，陕北红军的战斗力很强，苏维埃政权能巩固地坚持下来，我相信创造这块根据地的同志是党的好干部。果断决定“刀下留人，停止捕人”。立即要求：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解决。
这时，党中央正忙于战事，先派国家保卫局局长王首道和贾拓夫等同志组成工作组，前往陕甘晋省委驻地瓦窑堡调查并制止肃反。毛泽东还叮嘱王首道等说：“杀头不能像割韭菜那样，韭菜割了还可以长起来，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如果我们杀错了人，杀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为。大家要切记这一点，要慎重处理。”
王首道等同志来后，首先对陕甘晋省委制造的肃反进行了全面接管，制止了杀人行动。
毛泽东在前线指挥作战的同时，十分关注陕北的肃反问题，他和周恩来、彭德怀从前线致电张闻天、博古，十分肯定地指出：“错捕有一批人，定系事实”，要纠正错误，处理要慎重。据此，中央决定由董必武、李维汉、王首道等五人负责审查肃反案件。
直罗镇战役结束后，毛泽东等从前线回到瓦窑堡。他和中央其他负责同志一起，听取五人小组关于审查肃反案件的汇报。毛泽东再次严肃指出：“逮捕刘志丹等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莫须有的诬陷，是机会主义，是‘疯狂病’，应予立刻释放。”这样，我们这些遭受迫害的同志，才从“左”倾的屠刀下被救了出来。
当我们从牢狱中走出来时，个个泪流满面，对党中央、毛主席和中央红军充满了无限的感激之情，是党中央挽救了西北革命。
毛泽东说：是中央救了陕北，也是陕北救了中央。但对我们西北的同志来说，心中永远不可忘怀的是党中央救了陕北。如果不是党中央及时赶到，采取正确果断措施，西北（包括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和西北红军还能存在吗？当然，如果连我党这块唯一仅存的根据地也被葬送掉的话，中国革命的历史又将会是什么状况？“左”倾路线在陕北制造的错误肃反事件，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起严重事件。后人应该牢记这一历史的教训。
[1] 本文节选自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出版。
[2] 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63页。
[3] 《陕甘边特委关于陕甘边区党的任务的决议》1934年7月，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4] 《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175页。
[5] 张策：《我的历史回忆》，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第49页。
[6] 郭洪涛：《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陕北革命斗争史实回忆》，《陕西文史资料第十二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7] 聂洪钧：《刘志丹同志冤案的产生》，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革命史资料》第一辑，第111一1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