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岱峰
1931年春，阎红彦游击小组收编改造土客的工作遭到失败，有部分被土客缴了枪。另外，拓克宽、董金芝、周维仁、李成兰等同志是一个游击小组，也在吕梁山一带活动。联络站党组织曾派我和胡廷俊去联系，通过地方党组织的帮助到王营庄找到了拓克宽等同志。拓克宽把打土豪缴的1000多元款子交给了我们，让我们带回联络站作活动经费。同时，我们还约好去九老湾高山上集合。我们把钱送回联络站，交给了杨重远同志，老杨对我们找到了拓克宽等同志，又带回很多钱，非常高兴。当晚我按约定又回到九老湾高山顶与游击小组接头，第二天我们在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打了一家土豪，又没收了1000多元，由我把钱送回联络站，交纳了所欠伙食等费，这两趟实在解决了经济的大问题。
这样，准备工作基本就绪，正式成立游击队的条件已经具备。1931年春夏之交，游击队在孝义、中阳、汾阳县交界的大麦郊楼底村辛庄（现名西泉，属孝义县）一家老乡的大院里举行了庄严的成立大会。会场上插着大队、中队的队旗，大队队旗以红被面缝上旗套，中央画着五角星，内有镰刀斧头，旗套边上写着游击队队名——“中国工农红军西北游击大队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中央五角星的上方横写着“全世界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口号。旗面红色，镰刀斧头和五星是黄色，字是白色的。院内外贴着大幅标语。参加大会的除全体队员外，还有当地的群众。指战员每人佩戴红领带，表示勇于为革命流血牺牲，所以又名“牺牲带”。成立大会由拓克宽主持，他宣布了根据山西省委意见由党支部建议的领导人员名单，全体队员举手表决，一致通过。游击队命名为“中国工农红军西北游击大队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人们简称“晋西游击队”。大队长为拓克宽，副大队长为阎红彦和我，政委黄子文（时在太原，未到会），党总支书记杨重远，财经员白树梅。大队辖两个中队，第一中队队长由阎红彦兼任，辖胡廷俊、李成兰等三个班。第二中队白锡林为中队长，辖陈玉清、周维仁等三个班。
杨重远同志领着大家在会上宣读了誓词，全体队员举手宣誓：“吕梁山上红旗飘，红军诞生在今朝。马恩列斯为师导，共产主义是目标。队前宣誓决心表，革命到底不动摇。”
宣誓后，由阎红彦同志讲了国内斗争形势，介绍了中央苏区和鄂、豫、苏区的扩大和红军所取得的胜利，讲了国民党和地主及土豪劣绅的压迫和剥削，并讲解了成立工农武装进行武装斗争的重要意义，以及红军的性质、任务、纪律和毛泽东同志制定的游击战十六字诀等。成立大会在教唱国际歌的嘹亮歌声中结束。吕梁山上举起了第一面标有镰刀斧头的革命红旗，诞生了山西第一支由党直接领导的正规的工农革命武装。
游击队正式成立那天，我因留在汾阳联络站坚守岗位，未能出席大会。游击队成立后，联络站的日常工作更忙了，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接送派到游击队去的人员，为游击队搜集传送情报，反映情况等。
游击队正式成立后士气旺盛，战斗情绪很高。当时在中阳县留誉镇驻有敌人一个巡击队（团队）20余人，有步枪10多支，为敌在吕梁山的一个防御据点，距游击队驻地约有80华里，是游击队活动的极大障碍。队委研究了情况，决定去攻打留誉镇，拔掉这颗钉子。建队后不几天的一天深夜12时许，部队到达留誉镇。拓克宽指挥布置攻击。由红彦中队为主攻，锡林中队负责向中阳县警戒，以迎击增援的敌人。但是，部队过早地被敌人发现，敌人鸣枪报警，全部龟缩在碉堡里不出来。队领导急于打好这一仗，下令猛攻，战斗中田有莘、阎茂林二同志负伤。这时我火力集中射击，敌人见势不妙，从碉堡后面的通道偷偷地逃跑了。这次战斗，虽然只缴获敌人步枪一支。但终于赶跑了敌人，扩大了游击队的影响。战斗结束后，游击队认真总结了这次战斗不利的原因，认为是对敌情了解不详，情报不实，地形不熟，轻易出击，以致没有取得预期的战果，指战员都认为应吸取这次战斗的经验教训，再接再厉。
汾阳县永安镇外驻有白军一个大排，这个排的牟排长（名字记不清了）和班长冯金福是驻汾阳联络站党组织批准入党的地下党员，同地方党和汾阳联络站有联系。经过游击队和地下党的一段时间争取工作后，这个排具备了起义的条件。汾阳联络站通知游击队接应这个排起义。队里便派阎红彦、白锡林、胡廷俊等同志前往永安镇。永安是汾阳到交城公路上的一个大镇，驻有晋军的一个连，牟排长的队伍驻在镇外。阎红彦等同志到后住在永安镇同情革命的白文轩、景芝贵开的牛羊牲口店里。他们和牟、冯二同志接上关系后便积极策划布置，用了三天三夜时间，终于在4月中旬的一个夜晚举行了起义。由阎红彦同志带领起义部队向山区疾进。
部队西进至王家池时，敌人一个连的追兵赶来，起义的一些士兵十分恐慌，在激战中，起义部队中个别士兵见形势危急，突然把枪对准阎红彦，质问阎红彦：“你要把我们带到哪去？！”阎红彦沉着镇静，告诉他们：“你们都是穷苦人出身，不能把枪口对准自己人。”经他晓以大义，说得这个士兵把枪移开了，加上牟排长严词命令，终于平息了部队情绪。接着，红彦同志又迅速组织迎击敌人，转移部队，终于和大家一起击退了敌人，天亮前顺利转移到指定地点，最后把这30余个起义战士带到山上，与游击队会合。起义士兵带来的枪支全部是沈阳造步枪和晋造冲锋枪，是一批好武器。这时部队已有90多人了，长短枪有80多支。根据部队扩员的情况，遂将起义部队编为第三中队，牟、冯二同志为正、副中队长。游击队的装备和战斗力都极大地得到增强和提高。这次策动起义中令人痛心的是，红彦带去由汾阳联络站从陕北来的一个姓米的十七八岁的青年学生，因体力不支，在部队撤退转移中落伍而走在最后，不幸被敌人捕去，押回永安镇，被敌军用火活活地烧死了。这位英勇就义的无名同志，是游击队在革命战争中牺牲的第二位烈士，至今令人怀念不已。
游击队建立后，党总支作为战斗核心，发挥着积极的领导作用。当时，红彦同志任组织委员，黄子文同志任宣传委员，拓克宽同志任军事委员，白锡林同志为候补委员。支部下设三个党小组，大队小组由拓克宽兼组长，一中队由田有莘任组长，二中队由曹鸿北任组长。规定党小组每半月开一次会，支部会一月一次，有重要问题由支部书记随时召集开会。当时对部队的政治工作抓得很紧，战士每周举行一次班务会。班里选拔政治觉悟高的群众为“政治战士”，作为培养入党的对象，如胡廷壁、董金芝等人都当过“政治战士”，后来他们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游击队的宣传工作，由政委直接负责。队伍行军时，宿营时，以及战斗间隙里都向群众做宣传工作，讲游击队的性质，发动群众起来抗租、抗税，同地主老财、官府、劣绅作斗争。游击队还在吕梁山区到处张贴布告，宣传红军的政治主张，其内容如下：
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布告
大队长 拓 荒
政 委 黄成章
拓荒即拓克宽同志，黄成章即黄子文同志，这也是当时斗争的策略。
为了扩大游击队在群众中的影响，由党永亮、蒲政平等同志专门负责组织人员沿途刷写革命标语。标语的主要内容有：“贫苦农民组织起来”“成立农民协会”“打倒国民党”“建立苏维埃政府”“建立农村革命政权”“没收地主财产分给贫苦农民”“废除一切苛捐杂税”等等。
部队要求严格执行毛泽东同志制定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还经常帮助贫苦农民，给粮给物，和吕梁山的穷苦百姓建立了骨肉深情。
游击队以汾阳县三道川、中阳县上桥村、孝义县邬家庄、西宋庄为中心开展游击活动。在这一带结识了不少贫苦农民，串联了一些朋友。在这几县地方党的领导下，有些村建立了农民协会（简称农会），实质上成为游击区的村政权。他们帮助部队代购粮食，搞敌人情报，组织发展群众团体（妇女会、儿童团、青年团等），进一步发动群众抗粮、抗税、抗款，组织群众斗争地主恶霸，没收他们的财产。群众团结在农会周围，农会成为对敌斗争的一个有力组织。
游击队运送枪支弹药，以及参加游击队的人员往来，经常在离石县王营庄、白马仙洞沟到柳村湾一带出人。80年代，我到红军晋西游击队曾经活动的地方走访时，在王营庄洞沟大队和社员王学珍、王和生、贺玉金等人交谈，他们都说过去见过游击队。他们虽已双鬓斑白，但对当年的情景记忆犹新。
游击大队在晋西吕梁山区积极开展群众工作，打起了镰刀斧头的红旗，摧毁了阎锡山的联保制，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还在西宋庄开办了列宁小学和农民夜校。
西宋庄是靠近吕梁山山顶的一个大村庄，地处险要，人口较多。游击队移驻这里后，由农会帮助，开办了列宁小学，儿童入学一律免费。列宁小学由队委党永亮同志负责主办，游击队员轮流讲课，教唱《国际歌》。游击队还办了一个农民夜校，吸收附近农会干部和贫苦农民参加学习。由队员们分担课程，讲地主豪绅如何剥削压迫穷人，穷人为什么穷，讲怎样组织起来，团结起来闹革命的道理，启发阶级觉悟，组织群众同反动派作斗争，为成立农村苏维埃政权培养了骨干。阎红彦等同志经常去列宁小学和农民夜校讲课，有时刚执行任务回来，也顾不上疲劳，坚持进行，向群众宣传马列主义和革命道理。这一带很快开展了打土豪，分牛羊，分浮财的斗争。劳苦群众笑逐颜开，青年们积极参军。群众唱起自己新编的山歌：
游击队指战员在春耕和农忙的时候，常到贫苦农户家去帮着干活，送肥、翻地、整田。还给无劳动力的穷人家砍柴挑水等。队员们和群众在劳动中建立起了深厚感情。敌人如有活动，群众会很快地向游击队报告。部队除了打仗，宣传组织群众，帮老乡干活之外，还抓紧时间搞各种军事训练，爬山、瞄准、射击、劈刺、投弹。传达毛泽东同志的游击战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讲利用地形地物和各种武器的性能和使用方法，使游击队的战斗力得到进一步提高。
在中阳县的后师峪，由郝金标同志（当地地主的雇工）带路，游击队打了土豪郝守富。接着，孝义县碾头村群众纷纷要求游击队逮捕横行乡里的大恶霸地主武世恭。这个恶霸地主依仗他儿子武孟猷是留日学生，是伪省府的财政厅长，又是伪省参议员，在碾头一带鱼肉乡民，作恶多端，是汾阳、孝义、中阳三县山区交界处的大恶霸，民愤很大，实属罪大恶极。武世恭听说游击队要来逮他，便闻风而逃。经马佩勋同志的详细侦察，确悉武孟猷的父亲武世恭及其弟武振纲逃到了介休县的张兰镇。阎红彦等同志决心深入虎穴，轻装奇袭，以智取之，为民除害。张兰镇是平原地区平遥县的一个重镇，离游击队根据地200多里，这里驻有不少国民党军队，戒备森严，岗哨密布，逮捕一个恶霸实有困难。在当地农会的帮助下，阎红彦同志乔装打扮成商人，只带着胡廷俊、李成兰、陈玉清等几个游击队员，巧妙通过敌人十多道哨卡，几十条封锁线，晓行夜宿，到达张兰镇武世恭的住所，运用计谋，兵不血刃，把这个大恶霸地主抓回了游击队根据地。游击队在碾头村没收了武世恭家里的财产，由农会分给贫苦农民，组织群众清算了他的剥削账，迫其退赔了所放的高利贷，由农会处决了这个恶霸。消息传开，震慑了远近的恶霸地主。
游击队在劳苦群众中的影响扩大了，得到了更多群众的拥护。一些贫苦农民纷纷要求参加游击队，先后有郝金标（牧童）、张应琪、戴秉章、马三保（雇工）等二十几位同志加入了游击队。张应琪原是离石县距土桥不远的一个村庄的农民，从小给地主揽羊喂牛，喂驴骡马，未到成年，就被迫下田耕地，这家地主是他的舅亲，但经常残酷地毒打虐待他。有一次他放羊时丢失一只，被这个地主打得皮开肉绽，死去活来，生命垂危，做苦工十几年，地主未给他一文工钱。在土桥游击队的宣传启发下，他除灭了这个恶霸地主，伙同一个青年农民来投奔游击队，要求参军，大队经过了解，吸收这两个农民参加了革命。后在一次战斗中，张应琪同志带来的那个农民为抢救物资被敌人火力击中，壮烈牺牲。张应琪同志打仗机智勇敢，平时吃苦耐劳，党组织对他加紧培养，经李成兰、周维仁二同志介绍，后来光荣入党。他是游击队在当地农民中吸收的第一个共产党员。
中阳县上桥镇有个土豪叫杜寿高，有土地两架山，多年雇长短工30余人，剥削农民十分凶残，周围几十里地区的群众都对他切齿痛恨，游击队帮助农会发动群众斗争了这个地主，没收了他的粮食和财物，分给了劳动群众。
1931年农历四月间，游击队在上桥村打了土豪杜寿高之后，转回根据地路过孝义县和中阳县交界处的储家嫣这个村子时，队伍停下来休息，恰遇敌军也向这里开来。事先双方都没有察觉，直到敌人走近我们的哨兵时，才被担任警戒的杜星垣同志发现，鸣枪报警。储家嫣是个只有几户人家的小村子，这里山高林密，敌人抢先占领了有利地形，居高临下向我们住的村庄猛烈射击，红彦同志临危不慌，命令部队分组抢占了西面和北面山头，同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敌人只注意到西边，和我们相持激战。红彦同志在北山组织了一个枪法好的突击队，由锡林带领绕到敌人翼侧，向敌人马群猛烈射击。白锡林同志不仅作战勇敢，而且枪法在游击队十分有名，可以说百发百中，弹不虚发。特等射手白锡林将敌指挥官一枪击中，倒下马来，一时敌人乱了阵脚。红彦同志乘机命令吹起了冲锋号，我们分散各山人员枪声四起，这时大雨降临，敌人不知我方虚实，溃散而走。战斗结束清理战场，我们缴获了敌人好几支枪。蒲政平和牟中队长二同志在战斗中负伤，由地下党送进医院治疗。当地群众给我们送水送饭，庆祝游击队取得的胜利。
游击队在吕梁山区的活动，动摇了国民党反动派在晋西的统治，影响波及山西全省甚至陕西省北部地区。1931年夏，红军晋西游击队已发展成为有100多人的武装部队，声势浩大，组织严密，战斗力旺盛。敌人十分恐慌气恼，但又奈何不得，吕梁山地区各县伪政府纷纷向省里告急。此时，正值山西省主席商震倒台，老奸巨猾的徐永昌任山西省主席，驻扎山西的各派军阀的矛盾暂时缓和，敌人队伍内出现了暂时平静，形成一致反共的局面。徐调集重兵在地方民团的配合下，向红军游击队发起了大规模的“围剿”。敌人从南向北，步步为营，向吕梁山逼近。凡是敌人所到之处，土豪劣绅又重新骑到人民头上。形势越来越紧张，我在联络站的工作也越加繁忙。此前，山西省委已估计到新情况的可能出现及其严重性，早已指示游击队做好反“围剿”的准备工作。游击队此前已加强了军事物资的准备。农历六月间，正好地方党从太原兵工厂搞到两千发子弹，由冯玉祥教导团的一个参谋（我地下党员）利用合法身份把子弹运到了汾阳，联络站的党支部决定，由我和阎红彦、田有莘、魏明、符友坚等同志负责，很快把子弹送给游击队。游击队在山区活动，补充十分困难，特别是子弹武器的补充，一支枪，一粒子弹，往往都要用鲜血来换取，那时枪支弹药的来源，一是从敌人手里夺取，一是由地方组织筹集。但是，要把筹集的武器运入山区，要冒极大的风险。牺牲个人事小，丢失武器那可是无法弥补的，因为这些筹集的武器都是地下工作人员冒着生命危险搞来的。汾阳离游击队当时驻地柳树湾有200多里路，敌人三拦五卡，戒备森严，而且有伪巡逻队沿途巡查，任务十分艰巨。为了很好地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雇了一个驾窝子（骡驮轿）运子弹，阎红彦同志化装成商人，身着白色绸大褂，戴着草帽和茶色眼镜，躺卧在骡轿里。子弹全部压在轿子底层的垫草堆里。先由教导团来的那位参谋护送出汾阳城北城门，我和田有莘等四人带上驳壳枪事先潜到北城门外迎接护送。经过向阳镇时，只见巡警四处活动，路口设有哨兵，气氛很是紧张。我们在一家客栈吃完饭时，突然一个巡官带一伙团丁蜂拥而至，气势汹汹地盘问我们是干什么的。红彦同志十分镇静，摆出一副大商人的架势说：“从太原来的，这些人都是我的随从。”巡官向骡轿跟前走来，同志们做好了搏斗的准备。大概巡官被红彦同志高深莫测的气势压住了，没有翻腾，只将轿里的被子轻轻一揭，没有看到什么，也就悻悻地走了。中午，我们到了向阳沟，红彦同志又沉着应付了另一支巡逻队。午后，越过吴城岭来到吴城镇外时，适逢集日，巡逻队盘查甚严。为避免造成损失，大家决定绕山道而行，走到僻静的地方，舍弃了骡轿，每人分背一部分子弹，进入山林小道，连夜爬山越岭，穿过羊肠小道，直奔游击队驻地。第二天天黑前，终于将子弹安全运到了柳树湾游击队。我们离开汾阳后联络站暴露，敌人查封了汾阳万义客栈，联络站的工作不能再进行下去，我也奉命回到游击队根据地，直接参加战斗。
我回到游击队的第二天就参加了打土豪的活动和武装战斗。
有一天，石楼县水头镇地方党送来情报。说白军来了一个连，住在水头镇。这个连是来包围我们的。水头距游击队驻地只有四五十华里。经队委研究讨论，决定在敌人出击必经的道路口上，选择有利地形埋伏消灭敌人。战斗由拓克宽、阎红彦同志指挥。游击队先派出锡林同志化装前往侦察，部队天黑后出动，在水头不远的地方，选择了一个两面是高山密林的有利地形埋伏，等待敌人到来。
拂晓，有几个敌人的侦察兵探头探脑地走过来了，游击队没有惊动他们。等敌人全部进入“包围圈”后，红彦同志鸣枪为号，游击队集中火力向敌人射击，把敌人打得晕头转向，乱成一团，拼命地向山里逃窜。敌人准备占据制高点，死里逃生。游击队预先埋伏在此的胡廷俊小组，占据有利地形，对反扑的敌人猛烈射击，杀伤了不少敌人。经过激战，敌人大部被歼或当了俘虏，只有少数几个逃跑了。这一仗，我们俘敌五六十人，缴获了敌人的全部武器弹药，给了敌人以有力的打击。
游击队进占水头镇，群众纷纷送茶送饭。队员们在街头刷写标语，散发传单，并召集群众大会，宣传革命道理和党的政策。会上还宣布了对俘虏的处理，愿意参加红军的欢迎，愿回家的发给路费，每人两块银洋。会后，搞了一餐饭招待俘虏，把他们送出了警戒线，放他们回家。俘虏感动地说：“红军官长给我们二次生命，再也不当兵打红军了。”游击队队委会贯彻了党的俘虏政策，扩大了政治影响，游击队于当晚撤出了水头镇到驻地休整。
有一次游击队向石楼前进，经过一夜的行军，晚间宿营于老鸦掌，这里重山叠岭，地形险要，周围没有村庄，只是半山腰有一个骆驼场。部队经过连续行军作战，就在这里宿营。天亮后，发现敌人的便衣侦探，警戒班活捉了这几个敌人。这时敌人已发现了我们，向我们射击，随之高山上的敌人也开了枪，这个班迅速从山上撤下来。
游击队听到枪声，拓克宽率队迅速爬上南山，占领有利地形阻击敌人，游击队沉着应战，待敌人逼到近距离时，才用集束手榴弹和冲锋枪猛投猛射，敌人死伤了几个，退下山去，我牟中队长负重伤后牺牲了。敌人不甘心失败，又组织力量进攻，经游击队有力阻击，打退敌人多次反攻。战斗持续到中午，等到警卫班和后续人员全都会合后，于午后撤出了战斗，向高山上转移。
商震当山西省主席时，曾遭到其他军阀的反对，伪政府当局之间互相狗咬狗，你争我斗，顾不上集中力量对付我们游击队，经常和游击队周旋的也就是一个连的兵力，最大的不过一个营。徐永昌当上山西省主席后，派了伪军一个师，由伪师长指挥，并附一个山炮团，外加晋西各县地方武装共万余人，进入游击区，气势汹汹地来“围剿”晋西游击队。敌军推进到吕梁山边沿，在高山路口遍设哨卡，步步进逼，层层封锁，企图消灭晋西游击队，游击队活动的地区被重重包围。
鉴于以上情况，红彦同志秘密来到太原，向省委详细汇报了吕梁山的严酷斗争形势。省委决定，如敌人调遣强大的兵力围攻，游击队在晋西无法立足的情况下，为了保存这支红色武装力量，应西渡黄河，转移到陕北去继续开展游击战争。
面对敌人的大举进攻，游击队在离石、中阳等县绕到敌后，同敌人展开游击战，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术给予敌人以有力打击。先是对靠近山区的伪巡警队给予打击，拔除一些据点，发动群众打土豪。后来又袭击吕梁山南部的伪巡警队。在中阳县的暖泉、隰县的水口、永和县境等地扫除了敌人的哨所，逮捕了一些土豪地主。游击队紧紧依靠群众，昼伏夜出，时合时分，采用奔袭方法消灭了敌人的一些小股武装。夜间则以班为单位绕到敌后，扰乱敌人驻地，消灭哨所，同敌人进行周旋。这时，敌人疯狂反扑，依仗强大的兵力搜山“进剿”，使游击队活动范围越来越小。
游击队开始向隰县一带运动。一天，当我军行军到坡牛山时发现了敌人，这是敌军的一支“搜剿”部队。游击队迅速抢占了有利地形，同敌人展开激烈战斗。敌军在机枪、迫击炮掩护下，对我军阵地发起冲锋。队领导认为敌强我弱，不宜恋战，以免遭敌人包围，遂命令各队以班为单位撤出战斗，转移到东山顶的小白庙集中。只留下李成兰等几人掩护，后迅速脱离战场，向东山转移了。
当晚，队伍集中后清查人数，有杜兴桓等八九人失踪，战士张琪同志负伤，于是派张忠继同志护送出山，找地方组织设法掩护。敌人的包围圈越来越小，群众遭到残暴镇压，给游击队送粮送情报也越来越困难。游击队转移到宋庄土桥一带。得悉敌军已侵占了关上、娄底等处，杀害农会干部，烧毁了游击队住过的老乡的房舍，正在派重兵侵占宋庄一带。因此游击队决定向南移动，以避免与敌人作战。后来，又迫不得已突围西进，这次战斗就成为晋西游击队在吕梁山的最后一次战斗。
游击队退入密林山区，只能在山上兜圈子，开始群众还能断断续续地送粮送饭，后来与群众的联系全部被敌隔断，游击队经过一段艰苦转战，也有较大减员，队员们只能用野菜充饥。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这时山西省委又被叛徒出卖，遭到大破坏，游击队和上级党组织失掉了联系。就在晋西游击队对敌进行反“围剿”的时候，1931年7月4日爆发了由刘天章、苏亦雄、万启贤（后改名赫光）、窦世雄同志领导发动的平定武装起义。参加起义的有驻平定县国民党四十七军第十一师两千多人，起义后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四军，万启贤同志任军长，苏亦雄同志任政委，窦世雄同志任副军长。这时，红二十四军也离开了晋东，开向晋冀边界，晋西游击队处境更加恶化了。
在这种严重的情况下，农历七月十五日，在一个高山顶上召开队委扩大会议，会上发生了分歧意见。一部分人有严重的悲观情绪，只看到敌人暂时的强大，自己力量还弱小的一面，因而主张埋枪散伙，等以后局势好转了再干；另一部分同志则主张就在晋西和敌人打到底，为革命拼个你死我活；也有一部分人不愿意离开家乡，不主张过黄河转移到陕北去。我和拓克宽、阎红彦、杨重远、马佩勋、白锡林、胡廷俊等同志，则坚决主张按山西省委早有的指示精神，西渡黄河，转移到西北去继续开展游击战。在激烈的争论中，我们反复地分析了当时各方面的情况，认为山西方面，徐永昌视晋西游击队为心腹之患，必然要下最大决心消灭这支革命武装。在军事上，敌人多于我们数百倍，晋西游击队当时只有100余人的队伍，敌人层层封锁，隔绝了游击队和游击根据地群众的联系，又失去了和山西省委的联系，所以很难在晋西坚持下去。而陕北方面，大革命时期就有武装斗争的经验，大革命失败后，陕北党组织虽转入地下，但在农村和农民群众中都有较深的基础，地方党和群众条件较好，晋西游击队到陕北人地皆熟，军阀统治力量较弱，一些军阀部队中还有我们党的秘密组织，同时，估计谢子长、刘志丹同志还在西北活动，如能找到他们，可以共同开展对敌斗争。经过这样摆情况，讲道理，结果意见取得统一，坚决坚持突围，西渡黄河，转移到陕北去打游击，以保存和发展这支吃尽千辛万苦创建的、经过严峻考验的红色武装力量。有一部分同志不愿过黄河到陕西去，要求回家乡活动，经队委研究同意，每人发给30元银洋作旅费。这些同志也表示回去以后仍要积极进行革命活动。因为游击队枪支比较多，能带枪回家乡的还让他们带走了部分枪弹。这时部队留下的有30余人，每人挑选好枪2支，计有盒子枪18支、冲锋枪21支、步枪24支、小手枪2支，共计60余支枪，剩余的就埋在山中，请当地同志设法联系地下党，给予处理。
上世纪80年代，我和一些健在的同志回忆到当年红军晋西游击队在吕梁的战斗历程时，记得红军晋西游击队在晋西时的部分队员名单是：
这个名单，仅是我们能回忆起的部分人员，遗漏的还有不少。他们中的很多人在创建人民共和国的艰难斗争中牺牲了，没有看到全国革命的胜利，没有享受到革命的成果。甚至像起义后牺牲的牟排长，至今我们也说不清他是河北省何县人氏，更不知他的亲属是否知道他们的亲人是光荣的中国共产党的一员，是为中国革命而流血牺牲的，作为他们的活着的战友的我们，时时有着一种歉疚感，也时时有着一种责任感，激发我们斗志昂扬地去迎接新的战斗，为党更好地工作。
到黄河边要行军200多里，还要突破敌人重重封锁，困难很大，但我们满怀着胜利的信心在人迹罕见的深山里向西行动。一天夜晚，部队在石楼县的高山岭迷失了方向，正当大家十分焦急时，突然发现了灯光，重远和红彦同志去侦察。原来是一位看瓜的老乡，还认识红彦。一见面他便拉住红彦的手说：“我姓郭，我认识你，你是游击队的阎队长。我是陕北安定县瓦窑堡河东里人，民国十七年逃荒到这里的。老百姓暗中保护着你们红军呢。”他还说，“山上和路口都有敌人的哨卡，只是前边一条石沟没有敌人哨兵。从这条沟摸出去，走10多里路就没有敌人了。”我们按老乡指示的方向前进了。
石沟是一条两山相夹的峡沟，多年没有人迹，走了十几里路出了沟口，却被陡峭的绝壁拦住了去路。我们把绑腿、皮带、绳索、旗杆全都利用起来，搭成人梯攀上悬崖，在朦胧月夜下，摸了一夜，赶天亮登上了山顶，同志们的衣裳都被汗水湿透了，稍休息一时，继续在树林的泥泞和深草中行进，这样，终于把“追剿”的敌人远远地甩在后边。
突围后的第二天，我们终于看到了咆哮翻滚的黄河。在突围后到黄河边的途中李生茂同志失去了联络，这时全队只剩下30个人了。他们是：拓克宽、阎红彦、杨重远、黄子文、白锡林、党永亮、李成兰、马佩勋、周维仁、胡廷俊、田有莘、符友坚、陈玉清、史俊才、张免芝、白树梅、李发荣、张应琪、刘昌汉、郝金标、王俊杰、冯金福、董金芝、胡廷壁、戴秉章、李秉彦、杜兴垣、李素云、寇世仁和我。
我们这30个人都是共产党员，是经过考验的红军游击队的骨干力量。部队到三交附近的黄河边上，几经周折都没有找到渡河的合适地方，最后只好登上河边高山，在乌龙庙里休息。同志们经过日夜的急行军，一倒下就睡着了。重远和几位领导同志步出庙门，到山顶上察看地形，研究准备渡河行动。我们鸟瞰黄河情景，此时正是秋高气爽的季节，延绵不断的黄土秃岭在茫茫薄雾中显得肃穆而庄严，令人感慨万端。同志们热情洋溢地凑成一首歌颂黄河的诗词：
黄河颂
由于渡船全被河东守军控制起来，找船不易，一时也找不到水手，到了夜间，部队又秘密转移，沿河南行十几里，在一个人迹罕至的石洞里隐蔽起来，积极设法渡河。第二天晚上，大家正在焦急等待渡河的时候，红彦同志领着水手王怀安等六人带着羊皮筏子来了，大家很是欣喜、激动，再一次领受着群众对红军的深情厚谊。这些筏子是用涂了油、充了气的羊皮筒连结起来的，一个筏子只能载几个人，还要会水的人浮在水里推着走。队伍趁着夜色来到河边，当时秋风刺骨，寒气袭人。为了抗寒，我们每人喝了一些酒。这是农历七月二十日晚上，深沉的天空没有星星没有月亮，河水深沉地拍打着岸边，我们选择了比较适宜的地点，开始泅渡。第一批同志上了羊皮筏子，水手前拉后推，白锡林同志水性好，也帮着推，这样一批一批地渡到西岸。不料最后一批同志渡河时，装着枪弹的油篓绳索被水冲断，重远同志焦急地说：“没有枪就等于要了我们的命！”在此危急的时刻，我和锡林同志立即跳下水去，在河中乱石林里将油篓打捞上来，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经过一夜的搏斗，30个人终于顺利地渡过了黄河，来到西岸。我们热情地送别了水手，并付给了渡河费。这时天才开始发亮，太阳也慢慢地升起来了，回首东望，高高的吕梁山连绵不断，逶迤东去，那里有着和我们同生共死的战友，有着和我们血肉相连的晋西父老乡亲，令人永生难忘，然而，为了革命事业，我们不得不离开他们，离开这相亲、相熟、相恋的土地。
陕北是陕西建党较早的地区。大革命时期，学生运动、农民运动蓬勃兴起，在敌人部队中的兵运工作也不断发展。
1924年起，在李子洲、魏野畴、王懋廷等同志领导下，先后在绥德、榆林、延安等地陆续建立了中共党的组织。1926年，谢子长等同志在陕北军阀井岳秀部的石谦旅建立了我党西北第一个军队党支部。1927年，在党的领导下，谢子长在安定县（今子长县）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在农村发展了党的组织。在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下，渭华地区和三原县心、武字区及旬邑县等地的农民运动也有相当发展。
1927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继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等同志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毛泽东同志领导的湖南秋收起义，彭湃同志领导的广东海陆丰起义，在1927年10月12日，唐澍、李象九、谢子长、杨重远等同志在陕西领导并发动了清涧起义，建立了西北工农革命军。这是西北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举起的武装斗争的第一面革命红旗，是在西北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的第一枪。这次起义坚持近四个月，有1700多人参加。1928年3月，许才升、吕佑乾等同志还领导并发动了旬邑农民起义，这次起义震动了西北反动统治阶级。1928年四五月间，在唐澍、刘志丹、谢子长、许权中等同志的领导发动下，陕西又爆发了渭华起义，给了西北的国民党反动派以更沉重的打击。
西北地区荒凉、落后，封建统治根深蒂固，人民生活十分困苦。
1928年到1929年，陕甘发生了严重的灾荒，人民挣扎在死亡线上。但是，陕北军阀井岳秀为了扩充实力，更加横征暴敛，巧立税捐达几十种之多。盘踞各地的恶霸地主、土豪劣绅借灾发财，加重剥削，这对劳动人民如同雪上加霜。陕甘高原赤地千里，十室九空，饿殍遍野，曾出现狗吃活人，父子相食的惨景。人民群众的革命要求和愿望日益强烈，党领导的灾民斗争此起彼伏。渭华起义失败后，刘志丹、谢子长受中共陕西省委的派遣，回到陕北，在中共陕北特委领导下，在陕甘宁交界一带，开展兵运工作。所有这些，为晋西游击队的活动创造了一定的群众基础。
过黄河后，我们踏着黎明前的黑暗登上山冈，灿烂的太阳在万里霜天升起，照得满山遍野快要成熟的糜谷如同金色波涛在闪光，红艳艳的高粱宛似火炬在燃烧。同志们因为渡黄河天险，摆脱了敌人的围攻，完成了战略转移，登上了新的征途，所以心情轻松愉快，一个个意气风发。为了尽快找到陕北特委，部队不顾疲劳向西疾进。就在这天早晨，我们来到清涧县的高杰村附近，找到了地下党员白周元，委托他尽快报告中共陕北特委，并要求调派党、团员参军，壮大游击队的力量。部队在这里稍稍休息一会，继续经川口镇向西进，沿途受到群众的欢迎。初秋时节，阳光直射，热气闷人，我们在石沟里急行军，当晚赶到了白家川倒柳树村，遇到了一位和阎红彦、杨重远、白锡林同志相识的商人白国华。在白国华的帮助下，当地群众给我们烧汤做饭，亲切地问长问短，真使我们觉得像到家一样温暖。
农历七月二十一日早晨，部队出发翻过一座高山到了清涧县的石嘴驿。这里是榆林通向西安的南北大道，这天适逢集日，摊贩遍街，赶集的群众很多，热闹异常。游击队到了这里，买卖公平，态度和蔼，乡亲们听到我们都是本乡本土口音，敢于和我们接近。队长拓克宽命令部队利用休息时间向老乡们讲革命的道理，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说明我们是红军晋西游击队，由山西到陕北是为了打倒军阀井岳秀，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赶集的群众听了宣传以后奔走相告，晋西游击队过河来了的消息很快传遍了邻近的乡村。
农历七月二十二日，游击队到了黄土高山岭上的一个小村庄宿营。乡亲们看到我们全副武装，开始有些疑惧。游击队员们一面说明来意，一面帮助老乡担水扫院子。这样一来老乡的疑惧便消失了，转而热情相待，有的还向我们反映当时的敌情。告诉我们，地主武装伪团长拓老板离此不远，要我们小心。
第二天一早，部队下山沿着怀宁河西行。时而走平川，时而渡河。部队通过南沟岔时，将游击队员张应琪从山西背来的两个元宝在商店兑换成银洋，以备沿途需用。
在南沟岔附近行军途中，游击队与伪军官兵六七人在蒙蒙浓雾中相遇。情况突然，马佩勋尖兵班的枪口立即对准敌人，但队里主要领导却不准缴枪，放过了敌人。由于我领导人拓克宽、黄子文没有命令缴敌人的枪，把敌人放了过去，队员们意见很大。部队走过南沟岔七八里处，在柳树滩休息时，大家要求开全体会议，改选队领导人。会上发扬民主，撤销大队长拓克宽、政委黄子文职务，一致推选阎红彦为大队长，我仍为副大队长，杨重远任政委，下辖李成兰、胡廷俊、马佩勋、周维仁四个班。游击队群情高昂，决定继续西进。
当晚到了涧峪岔宿营，村里土豪薛华英闻讯而逃。此人一贯横行乡里，作恶多端，穷苦农民痛恨切齿。游击队通过调查核实，决定开仓济贫，把粮食分给群众。起先群众不敢分，队员们分别将粮食送到老乡家。群众感到游击队是为穷苦人办事，跑了的群众也回来争着分粮。从此游击队打土豪、斗地主的消息传开了，从而扩大了红军的影响。游击队翻过营盘山到达安定西区的枣树坪。大革命失败后，这里党的组织转向农村、学校开展活动，一直坚持对敌斗争。就在这里，游击队找到了地下党员谢德惠同志。谢德惠是谢子长的长兄，人称谢老大，当时是安定县西区的中共区委书记。从谢老大口中得知谢子长同志在甘肃一带活动，于是我们又通过谢德惠找到了中共安定县委书记马文瑞同志。当时安定县委设在任家砭，马文瑞同志任陕北特委委员兼安定县委书记。当时的陕北特委书记是赵伯平同志，赵那会儿在榆林的镇川堡，离安定甚远，无法接头，一切全靠文瑞同志操持。文瑞同志那时人虽年轻，但处事干练，既有极高的热情，又细致周到，老成持重，周全热情。马文瑞同志当即动员当地党员和青年参加游击队。第一个派来的是马云泽。接着派来的还有强龙光、强世清、侯奉孝、侯奉来、侯奉高、郭立本、赵福祥、惠怀玉、李维俊、惠泽仁、阎宝忠、路文昌、陈志刚等党员同志和一批革命青年，游击队很快发展到六七十人。文瑞同志除动员党员青年农民参加游击队外，还在物质上给了游击队很大的支援和补给。晋西游击队西渡黄河，辗转奔波，终于和地方党组织接上了关系，扩充了兵员，补充了物资，同志们从精神上得到了安慰和极大的鼓舞，好像回到了家一样，部队士气更加旺盛，战斗力得到极大加强。文瑞同志很快将游击队到达陕北的情况转告了中共陕北特委。不久，特委书记赵伯平同志派人来传达指示，要游击队在安定、清涧、延川、延长、靖边等县开展游击战争。陕北特委还先后派来一批党员和革命青年参加游击队。
找不到谢子长同志，我们就决定去找刘志丹同志。
农历七月二十八日，游击队由安定向安塞县境运动。途中活捉了安定县侯家埝伪政府派来的侦探张发华。经群众反映和调查证实，这个人是当地恶霸地主的忠实走狗，是伪县府的班头，群众对他恨之入骨，队委决定予以镇压。镇压张发华的举动深得群众的拥护。此时，部队本需休整一下，但考虑情况复杂，条件不允许，又继续翻山越岭向西前进。经过安塞县边境平桥，有一片枣树林，部队决定在这里休息，有些同志一倒下就睡着了。猛然，听到枪声四起，弹落如雨，战士们从梦中惊醒，却不见敌人。详细观察后，发现敌人在高山上向我射击，后来得知是杨家园的伪团队。队委便决定要狠狠打击一下，由红彦同志指挥部队分路向敌人攻击，锡林带两个班绕到山后突击。这时乌云满天，下起瓢泼大雨。我们冒着大雨猛冲上山，先打死了几个敌人，其余敌人纷纷溃逃，我们缴获了一些枪支和弹药。
打了这仗之后，部队在朦胧的夜雾中沿着山岭迅速向西走了80里，到了安塞县侯家河湾宿营。次日早晨正准备开饭，发现安塞李家咀伪团队来袭击。当时在大雾中只听见枪声，看不见敌人，游击队只好在晨雾中迎着枪声还击，敌人在冲锋枪、机枪猛烈扫射下溃退了。部队由安塞县西进到保安县（现志丹县）境，沿途打听刘志丹同志的情况，群众传说志丹去甘肃了。游击队进入保安县境，这里山高沟深，道路崎岖，部队正沿着山沟小道前进，突然队伍后边有一位骑快驴的老乡向部队赶来，并急促地对我们说：“我给你们送信来了，驻保安国民党军队高玉亭营，步骑300多人来打你们，你们要当心。”这位老乡打听到我们是从山西来的晋西游击队，是来为穷人翻身打仗的，所以来给我们送消息。
为了防备万一，游击队改向沿安条岭转向北进。安条岭是插在保安和安塞中间的一座大山，向北伸到三边（安边、定边、靖边三县）。这里山高沟深，人烟稀少，常有土匪为患。群众看到游击队，以为是土匪，大都逃跑了。我们对没跑的乡亲宣传游击队的任务主张，通过他们把逃跑的群众喊回来，到晚上大部分群众都回来了。群众向游击队反映这里的地主剥削和压迫的情况，游击队没收了一家地主的财产分给了群众。游击队严格遵守红军“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规定，借用或损坏了群众的东西，把钱放到炕上，写了条子，并把用过的锅碗洗净，住过的院子打扫干净，给群众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游击队在深夜沿安条岭北进途中，发现了敌情。根据侦察得知，敌人部署南北夹攻我游击队。阎红彦同志听到南路敌人口音是外地人，判断是敌高玉亭营，北路敌人说本地话，一定是伪民团，便决定采取快速行动，率游击队白锡林、强世清等，先冲垮北边伪民团，回头再组织火力打高玉亭营。一于是，阎红彦同志率领游击队首先向北边山梁猛冲猛打，这些民团一击就垮了，还活捉了几个。然后，回头组织火力，用冲锋枪扫射南边的敌人。强龙光、马佩勋、李成兰、周维仁、冯金福、董金芝、白锡林、胡廷俊、郭立本、侯奉孝等同志组成突击队，勇猛出击，高玉亭营被打得狼狈不堪，纷纷溃退。这是游击队到陕北后的第一个以少胜多的战斗。敌军和伪民团步骑300余人，来消灭游击队，反被我击溃，扫清了前进的道路。在这次激战中，黄子文同志因对撤销职务不满，他原与陕北特委书记赵伯平等同志熟识，便擅自离开部队，到镇川找特委去了，后又从镇川到北平去探看家属。1932年春，子文同志又由中共陕西省委介绍回陕甘游击队。拓克宽同志在战斗中负伤，离队后牺牲了，他对晋西游击队的贡献是永远不可磨灭的。
安条岭战斗后，游击队北上到了靖边县蒙汉边界的沙漠草原地带。沿长城内外活动，在辽阔的高原作战，需要扩充骑兵。我们便在三边（安边、靖边、定边）一带，打土豪，搞马匹。这时，得知由军长赫光、政委谷雄一同志领导的，在山西平定暴动组建的红二十四军已渡过黄河，到了陕北的神木、府谷县一带活动。队委决定立即派胡廷俊同志化装经内蒙古伊盟北去神木、府谷地区，与红二十四军接头，迎接他们西来会师。游击队顺三边沿着长城内外一带打土豪，扩充骑兵，步骑配合，加强战斗力。
在三边，游击队员们站在高山之巅，面对着茫茫草原，望着绵延不断的万里长城，心胸更加开阔，斗志更加旺盛。但也有个别同志北望蒙古草原漫无边际，南眺光秃岭与天相连，产生了悲观情绪。有个同志怨气冲冲地说：“我们把这样的游击战争打到什么时候为止？我主张与敌人硬拼算了，打死打完也是光荣的！”这话使大家感到震惊。同志们严肃地指出这种思想是错误的。大家说，我们这支队伍在党的领导下由山西到陕北，以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为榜样，为劳苦人民翻身而战，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我们武装虽小，却是扑不灭的革命火种，不但播种吕梁，还要燃遍祖国西北高原。大家的一席话，使这个同志思想很快转变，和大家统一了认识。当时大家以愉快的心情，凑出了一首打油诗：
过了几天，胡廷俊同志回来了，他得知确实消息，红二十四军在榆林以北百余里的蒙地两岔河，被敌二十二军缴了械，全军覆没。得到这悲痛的消息，大家都十分难过，特别是我们这些在平定四十七军做过兵运工作的，想起过去的战友，更是痛心不已。事后多年我们才详细得知，红二十四军在平定起义中建立后，经孟县开往河北阜平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并准备建立北方革命根据地。党中央对这支武装力量十分重视，曾指示北方局派了20多名干部去加强领导。而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消灭这支红色武装，除派重兵围攻外，还采用种种阴谋手段，企图瓦解。当时驻石家庄的国民党军阀石友三派军长沈克用假降诱骗等手段，杀害了红二十四军军长赫光同志，逮捕了政委苏亦雄同志（后牺牲）。红二十四军撤出阜平县城后，经雁北向西北转移到陕西府谷十里滩过黄河南下，在沙漠地区被井岳秀部队所包围，70多个共产党员被活埋。红二十四军失败的消息传到太原，天章同志心急如焚，立即化装成贩牛的商人，经兴县渡黄河前往陕北，准备收拾残局，重整旗鼓，继续开展游击战争。但抵陕北时，红二十四军已全部覆灭。天章同志又重返太原，此时开秘密会议时，被叛徒出卖而被捕人狱，受尽酷刑，坚贞开屈，终于1931年农历十月初四英勇就义。当时，队委会分析了各方面的情况后，决定南下返回安定县一带活动，并同地方党联络。于是，游击队孙骑配合，挥师南下。在靖边县高石畔，游击队将打土豪得到的元宝等财物，上交陕北特委做了党费。
游击队于农历八月二十三日回到安定寨儿山。下午太阳将要落山时，来自横山石湾镇的敌万宝山营向游击队袭击，被我机枪扫射击溃。当晚部队到达孙家河宿营。夜间接到土客杨琪、杨鼎、杨桐、张福才、肖永胜、贺得胜等来信。他们要求同红军晋西游击队联合行动。队委会讨论决定，为了利用和改造这支土客武装，壮大革命力量，一致对敌，同意他们与红军游击队联合行动。但暂不把他们正式编入红军游击队，并提出三个条件：一、听从红军晋西游击队队委会的领导；二、不抢穷人的东西；三、不强奸侮辱妇女。他们表示完全接受。本来还规定不准抽大烟，但考虑到土客中有此恶习的人不少，为了团结改造他们，把这一条暂时取消了。为了加强对土客武装的领导和改造，队委会从晋西游击队抽调骨干，担任土客武装各小队指导员。同时，又由各队抽调人、枪，成立了一个执法队，查处违犯军纪的行为。执法队队长由白崇发担任，执法队都佩带执法队袖章，如有违反纪律者，一律按红军纪律处理。执法队袖章上部分写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中间是“执法队”三个大字，底部标有“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字样。
农历八月二十五日，部队行至营盘山，正在商讨今后行军计划，得知敌万宝山营又纠集横山县的伪民团向我运动。我们用望远镜观察，判断敌企图绕山向我进攻，步步逼近。我队委立即下命令占领险要阵地，迎击敌人。双方展开激烈的战斗，从早晨打到中午仍相持不下。这时，阎红彦同志及时捕捉战机，抽调强龙光、强世清、马佩勋、董金芝、冯金福、侯奉孝、郭立本等10余人组成突击队，绕过深沟插向敌人侧后，用冲锋枪向敌指挥所扫射。我出奇制胜，敌人一时混乱不堪，纷纷逃命，此时我正面部队便乘机发起冲锋，敌仓皇溃逃。这次战斗，我们共缴获步枪五六十支，子弹数千发，俘敌伤兵三四十人。杨重远政委把俘虏集中起来讲了话，欢迎他们参加红军，愿回家者每人发银洋二元，并把敌伤兵送往还在敌人占领下的安定县城，有不少的俘虏感动得流下了眼泪。这是我党在陕北第一次较大规模地执行党的优待俘虏政策，在广大群众和敌军中产生了良好而深远的影响。
营盘山战斗后，游击队乘胜东进到安定县北区南沟岔。这时，又有一股由山西过来的土客武装师储杰部约百余人，愿意接受游击队队委提出的三项条件，并同意接受编队，在晋西游击队队委直接领导下和红军联合行动。雷恩钧、李宗白、白雪山、惠泽仁、陈玉清五位同志先后由地方党和游击队领导派到师部任指导员，以加强对师储杰部的教育和改造工作。
杨琪等人和师储杰的土客武装，其所以与晋西游击队主动联系，愿意接受三项条件联合行动，主要原因是：其一，土客武装成分非常复杂，但对国民党反动统治普遍怀有不满情绪。其二，陕北特委和谢子长过去曾利用他们这种情绪，先后派人做过争取工作，正因如此，他们对共产党早就有所认识。其三，他们在山西时，晋西游击队也对他们作过争取教育工作，彼此有接触，有所了解。其四，晋西游击队西渡黄河后，山西军阀集中对付土客，使他们难以立足，濒于灭亡。其五，正当他们走投无路的时候，晋西游击队在党的领导和群众支援下，在陕北连打胜仗，在三边（定边、安边、靖边）创建了骑兵，人、马、枪大为增加，这对他们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
晋西游击队到陕北后，尚未与陕北特委和陕西省委取得经常性的直接联系，因此，也没有接到上级关于改变番号的指示，就继续沿用“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这个名称。对杨琪、师储杰等股土客如何编制，当时处于游击作战状态，客观所限，也来不及就此问题专门请示省委或陕北特委，为了便于统一指挥对敌作战，于是将他们临时编为陕北支队，表示他们还不够红军条件，以示区别。
游击队在南沟岔时，得到地方党送来的情报，敌人由瓦窑堡开来一个加强骑兵排到玉家湾，是敌军的王牌军，扬言他们兵强马壮，武装精良，一定要消灭游击队。游击队领导和杨琪、杨鼎、师储杰讨论研究对策。经过一番争论和多方分析，决定先发制人，星夜行动，拂晓前袭击该敌。这样可以出敌不意，一举歼灭之。当夜部队急行军前进。部队翻过关道峁山，红军侦察员遇见魏殿元同志，他向游击队领导人详细地叙述了敌情和敌人的居住地点，并由他带路前进。拂晓前游击队将敌军包围，一声令下，战士们冲锋前进，奋勇冲杀，很快就结束了战斗。敌人大部分被击毙，其中包括石得胜等三个排长。其他敌人，有的还没起床就做了俘虏。这股敌人被我全部消灭，缴获该敌全排武器弹药和马匹。部队得到了很大的补充。这一战斗的胜利，打击了敌人的威风，大大提高了我军的士气，是游击队入陕以来又一次全歼敌人骑兵的胜仗。
玉家湾歼敌胜利后，估计驻瓦窑堡之敌还没有察觉。我们可出敌不意，乘胜前进，进攻瓦窑堡。于是，游击队骑兵绕川道前进，步兵越山路小道前进。到达瓦窑堡市城附近，部队立即展开进攻，我军一部分突入城内，不意敌人有一个士兵从玉家湾逃回去报告了那里的消息，敌人早已有了准备，退守内城的米粮山，据城固守，一时难以全克。考虑形势的新变化，游击队便决定撤出战斗，继续向南行动。次日部队便到了延川县永坪镇，进行休整。
游击队在永坪镇休整期间，永坪学校职工地下党员张云同志，为游击队提供了油印机等工具，用以开展宣传。这时地方党送来情报，得悉敌驻延安高双成旅长到榆林向军阀井岳秀拜寿完毕，将返回延安，队委决定派部队南下到雁门关险要处设伏，活捉敌旅长。决定后部队于次日拂晓出发。但在爬雁门关折顶山时，发现敌人已占据山顶，居高临下，向我们射击。因山高沟深，只有一条路，山坡斜度大，地形对我不利，部队不易展开，反而容易中敌人的伏击，而且在战斗中，我军先后有肖永胜、张福才、贺得胜三位负责同志牺牲，因此队委决定游击队撤出战斗，向北行进。
当游击队北进到达延川县清平川岔口的时候，得到可靠情报，方知由于奸商惠华亭出谋划策，敌旅长高双成已绕道经由瓦窑堡、盘龙甸到延安。高双成回到延安后便纠集各县伪军和民团向我军发动进攻。游击队领导部署部队严密警戒，随时准备行动。次日拂晓发现了敌人，游击队立即占领了有利阵地。敌人步骑兵有六七百人，向我采取包围态势。敌前哨与我发生战斗以后，敌主力部队却迟迟不向前进，也不组织力量向我阵地逼近。双方对峙，激战一天。后来，队领导判定敌人在等待后续部队到来，对我实行重重包围，妄图一举消灭红军。队委会立即决定，当晚突围，撤出战斗。天黑以前，部队选择好通路，做好准备，黄昏后我们在所占的高山陡坡上修了一段路，人马从陡坡滑坡而下，匆匆撤离战场。敌人未曾察觉，我军顺利地转移到永坪附近。为了进一步迷惑敌人，我们扬言向北行动，终于摆脱了敌人的尾追。
游击队由永坪出发，行动到安定县凉水湾时，接安定县委转来特委指示：陕北军阀已调集敌军主力南来，将向游击队发动大的进攻，游击队应避开与敌人主力作战，可转移到甘肃陇东一带去开展游击战争。特委并将此事通知中共陕西省委，由陕西省委派人接洽。当时，游击队到盘龙附近贯家屯稍加休整，根据敌情态势，队委会研究决定，分兵两路，一路以游击队主力北上三边为掩护，经永宁山渡洛河到甘肃合水平正川、葫芦河；另一路由师储杰部率支队经靖边十里长岭、金堂渡洛河，预定到葫芦河与晋西游击队主力会合。随即，我们便扬言游击队要北进，向三边一带行动，以迷惑敌人。晋西游击队与杨琪、杨鼎队西进到了保安县顺宁川、野鸡岔以北，与敌张廷芝部队遭遇，我尖兵班马佩勋、郝金标等首先同敌人打响，我军迅速占领阵地，同敌人争夺山头。这时，敌连长燕麦子被我特等射手郝金标击毙，敌人陷入慌乱之中，爬到半山腰之敌被我消灭一部，其余仓皇溃逃。我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战马。等到敌后续部队赶来，由于我军预先占领了险要地形，火力射击猛烈，敌人无法前进，全部向北溃退。我军集合了部队，继续西进。
接着，红军晋西游击队从桃柳树洼出发，西进到红柳沟途中又与张廷芝匪部另一股遭遇，当敌人从右侧高山向我前进部队冲击时，我军也迅速抢占了一个高山阵地，进行还击。敌人看到我占山的人数不多，猛力冲击，经红彦同志等顽强阻击，我方坚守住阵地。这时我后续部队赶来，游击队前卫骑兵闻枪声也折返回头，敌人在我军前后夹击下，狼狈溃逃。我缴获战马十余匹、步枪十多支和一些军用器械。队伍集合时，却不见了阎红彦同志，部队立即四处寻找，没有找到。几天后，阎红彦同志找到了部队。原来是阎红彦在阻击敌人中，当我军正在夹击敌人时，他奋起出击，不小心掉下深沟，昏迷了过去，幸未受重伤，苏醒后，他攀高山绕山路，经芦子沟刘志丹同志家后，由刘家中叫张明科同志带路送回部队。当时部队正在南梁堡。张明科同志后来也参加了革命。
游击队南路部队击溃了张廷芝匪部，排除了西去的计划以后，遂向南转，在永宁山渡洛河，经白沙川、瓦子川、到甘肃合水县平正川、葫芦河。另一路北进的部队由贯家屯出发西北，进到三边十里长岭，转而南下，到金棠渡洛河，经平正川到葫芦河，与晋西游击队南路部队会合。这时，红军晋西游击队和联合行动的土客步骑兵已发展到300余人。
1931年农历九月下旬，晋西游击队进抵南梁堡一带。
南梁地区地处陕甘交界的乔山中段，山大沟深，森林茂密，地域广阔，人烟稀少，部队开到南梁地区后，群众对红军先是不了解，纷纷躲藏。队委会立即开展群众工作，宣传党的政策，安定社会秩序。当时正是秋收季节，队员们帮助群众收割庄稼，这对消除群众的疑虑起了很好的作用。听群众说刘志丹就在这一带，队委会即派马云泽带30多名骑兵去寻找。
在南梁堡南边二十来里处，有个面向西南的山湾，山湾里有几孔破旧的土窑，刘志丹就住在这里。当时，刘志丹还挂着陇东警备司令陈珪璋的十一旅旅长的名义。马云泽见到他时，他穿一身农民的衣服，但面色憔悴。志丹同志见到马云泽后很高兴，他说：听说从山西过来几百人，好枪好马，都是青年人，我估计是咱们的人来了。后即单身同马云泽一起到了晋西游击队驻地阎家砭。后来，有的同志出于种种原因，硬说当时有个“南梁游击队”，把晋西游击队找见刘志丹同志说成是晋西游击队和“南梁游击队”“会师”。但是，他们从来说不出这个所谓的“南梁游击队”是我党哪一级组织批准成立的？何年何月何日在何地成立的？上级任命的队长是谁？政委是谁？其他领导人又是谁？历史不能编造，我们党是实事求是的党，我们党的历史更不应该无根据地编造。据我亲身所经历和许多当事人所证明，事实上在南梁一带，当时根本不存在一个什么“南梁游击队”。存在的除志丹同志兵运刚刚失败而相随的数人外，多是志丹同志能够影响和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的以“拉杆子”而起，占山为王的土匪武装和其他零散的民间武装。晋西游击队到达南梁地区时，恰是志丹同志又一次在军阀部队搞“兵运”失败而跑回南梁不久，刘志丹同志虽然同陕甘交界的“拉杆子”而起的杨丕盛、赵二娃等几股民间武装有一些交往，但当时并没有把这些人组成游击队。所谓“红军晋西游击队和“南梁游击队”在南梁“会师”的说法纯属虚构。
阎红彦、杨重远和我们非常热情地接待了志丹同志，并向他介绍了晋西游击队奋战晋西，西渡黄河，转战陕北的情况，大家谈得十分融洽。阎红彦还把他心爱的一支盒子枪送给了刘志丹同志，这充分表现了革命同志之间深厚的革命情谊。
农历十月初，晋西游击队进驻南梁堡。志丹同志原在陈珪璋部挂着个十一旅旅长的名称，时近冬季，天气渐冷，部队还穿着单衣，根据志丹同志的意见，派马云泽借用这个名义，作为他的全权代表，到平凉向陈珪璋要些服装等。盘踞在甘肃陇东的军阀陈珪璋，土匪出身，是哥老会的“大爷”，江湖义气很浓，有一定兵力，但很不满足，还想继续扩大势力。当时，陈部刘宝堂团团副史方成正在南梁一带收编武装，随马一起到了平凉。陈在答应解决一些服装后，即提出以他的副旅长兼团长刘宝堂为他的代表，陪马去见志丹，具体商量一些事情。此时，马还从路过此地，同情支持革命的杜斌丞（杨虎城高级参议）处搞了些子弹，另用刘宝堂给的200块现洋买了些子弹等物资。正好谢子长携同省委交通员高岗（时名硕卿）从西安来，这时住在平凉东关旅店。马云泽同谢子长、高岗、刘宝堂带着弹药军服等物资来到游击队驻地。
当时，中共陕西省委派谢子长到陇东，是寻找并领导晋西游击队的，并指示南梁地区的所有武装都由谢子长指挥。这样谢子长同志和刘志丹同志又走到了一起。早在1928年渭华起义失败后，刘志丹、谢子长于七八月间先后回到西安，同年秋，省委曾先后任命刘志丹为陕北特委军委书记，谢子长为委员，派他们回陕北工作，开展武装斗争。回陕北后志丹同志因目标明显，在榆林不便立足，时间很短，便经省委同意辞去陕北特委军委书记职务，回老家保安开展地下工作。1929年初，志丹利用社会关系当上了保安县民团团总，以此身份为掩护开展革命活动。子长同志1929年夏回陕北后，根据省委指示，前往宜川后九天山寨，领导与改造起义上山的杨庚午部，拟创建根据地，扩大部队。该部在子长上山后被军阀高双成部所瓦解，计划未能实现。
1930年春，谢子长、刘志丹受党派遣带领几十人来到宁夏，打入军阀苏雨生部骑兵第四师开展兵运工作。当时，苏正在扩军，谢子长被任命为苏部第十旅旅长，刘志丹被任命为第八旅第十六团张廷芝部的中校副团长，后提升为第十九团团长。同年春，苏部在宁夏失败，谢、刘遂离开苏部，回到陕北。
这时，甘肃陇东民团总司令谭世麟正扩充实力，谢、刘又利用此机会，去谭部挂名建军，谢子长任了直辖第三团团长，刘志丹任了三团骑兵第六营营长，活动于庆阳三道川。五六月间，被谢子长派往宜川后九天杨庚午部做兵运工作的阎红彦等，将杨部周维琪营300余人枪拉出，在三道川与刘志丹部会合，编成一个团，谢子长、刘志丹分任正副团长。后周维琪被惯匪张廷芝用金钱美女收买，将周营全部缴械。接着，张廷芝部在定边将阎红彦所带30余人马全部缴械，当晚率领步骑，挥戈三道川，突然袭击，将谢子长、刘志丹率领的武装全部解除。谢子长率数人突围而出，回到陕北继续组织武装活动。刘志丹由庆阳回三道川的路上听到张袭击的消息连夜跑回永宁山，受保安县长崔焕九的保护得以脱险。1930年10月，谢子长、刘志丹曾参加陕北特委在合龙山召开的扩大会议，成立陕北行动委员会和军事指挥部，谢、刘曾分任正、副总指挥。会议要求贯彻“立三”路线，但因陕北不具备普遍暴动条件，受到陕北党组织的抵制。会后不久，北方局即派人来陕北，纠正“立三”路线。是年冬，谢子长根据北方局指示赴天津参加清算立三同志“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在冀晋活动半年，1931年春回到陕西，继续从事兵运工作。
1930年冬，甘肃陇东军阀谭世麟仍请刘志丹任陇东民团军骑兵第六营营长，挂名建军，令驻合水县太白镇的第二十四营协助刘志丹。10月，刘志丹假称谭世麟有危难，与太白镇民团头子黄毓麟共商为谭解围之事为名，巧袭太白镇，趁机缴了黄的枪。刘部太白收枪后，高双成急调高玉亭营进行“围剿”。1931年2月，刘部在宁县张皮原遭到甘军陈珪璋部谢牛旅的包围，损失过半，撤至宁县麻子掌一带。旋即又投人陕西警备骑兵旅苏雨生部，编为苏部补充团，刘志丹任团长，驻防旬邑职田镇。刘利用补充团名义筹措军需，拟待机举事。后被苏雨生察觉，刘志丹人狱，部队缴械，编成徒手运输队。经陕西省委通过杜斌丞、南汉宸，将刘营救出狱。1931年6月，刘志丹到平凉，经陈珪璋警卫团长刘宝堂引荐，与陈谈判成功，刘任陈部十一旅旅长，并拟收编李培霄的土匪武装。后因陈部的两个旅长蒋云台、谢牛从中作梗，刘对李收编未果。接着，陈珪璋命刘志丹、刘宝堂率部往宁县早胜镇，协助第十三旅高广仁部阻击苏雨生。高却与苏勾结，以宴请为名，扣押了刘志丹、刘宝堂，将刘部缴械，然后裹胁北上宁夏。在合水县的葫芦坝，高广仁被蒋云台击溃，刘志丹借机脱身，刘得知蒋云台到处捉拿自己，只带王相成一人连夜冒雨脱险，辗转回到保安。刘志丹的兵运活动再次受挫。
与此同时，陕西省委和陕北特委还派出大批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到井岳秀、高志清、石子俊、王子元等部开展兵运工作，领导武装起义但也都失败了。其中有著名的1928年王太诚领导的麟游起义，1930年12月常翔峰、王志祥等领导的神木手枪连兵变。
谢子长一来，就在晋西游击队队委会的基础上，主持成立了新的队委会。新的队委会由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胡廷俊、白锡林等同志组成，谢子长任书记。
紧接着，谢子长主持召开了扩大的队委会，总结晋西游击队的经验，研究今后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方向。谢子长说：晋西游击队在阎红彦、杨重远、白锡林、胡廷俊、吴岱峰等同志领导下，经过转战晋、陕、甘的艰苦曲折战斗历程，保住并扩大了这支革命武装，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这就是党的最大的胜利。为今后陕甘革命武装和武装斗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打下了良好基础。志丹同志在南梁一带也可联系一些民间武装力量。这些人和杨琪、师储杰等人的土客武装，成分虽然复杂些，但经过党的争取、教育和改造，也有可能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他又说，总结清涧、渭华、旬邑等起义失败的教训和晋西游击队的经验，告诉我们：没有巩固的革命根据地，革命的武装力量便无从站脚，更不能发展扩大。毛泽东、朱德等同志在井冈山的胜利，也充分说明了建立根据地的重要性。根据这些宝贵的经验教训和西北的客观形势，他提出，以乔山中段南梁地区为根据地，以晋西游击队为基础，扩编为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建立党领导的独立革命武装，高举红旗，开展游击战争。并详细分析了创建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和它能够存在的理由。阎红彦、杨重远、白锡林、胡廷俊和我等多数同志认为谢子长的分析和意见符合党的方针政策，符合西北实际情况，是实事求是的，表示完全赞成。但是，刘志丹同志不同意这个主张。他认为，眼下红军力量小，如果打起红旗，正式成立红军陕甘游击队，目标就大了，必然会引起敌人的注意，不易立足。所以，他主张仍在陈珪璋那儿挂个名义，等部队扩大后，再打出红旗，成立陕甘游击队。当然，志丹同志的本意还是好的，也是为革命事业着想的。高岗在会上传达了省委的意见。省委认为，应当整顿部队，很快打出红旗，正式成立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开辟革命根据地。毫无疑问，在“打红旗”问题上，省委的这个意见是正确的。但同时省委又认为，“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要求把部队拉到三原县的心字区、武字区和旬邑县一带或韩城县一带平原地区或接近平原的地区建立根据地。其理由是这些地区地方党有基础，群众条件比较好。很明显，省委的意见在部队运动方向问题上却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即这些地方离敌人统治的中心城市太近，部队无法立足，所以，省委意见中的这一方面的看法和要求无疑又是错误的。
为了说服不同意打出红旗的同志，谢子长等同志进一步分析了西北的形势。指出在这个问题上省委的意见是正确的，应当坚决执行，同时强调了红军在陕甘边山区能够存在的理由：一是陕北在大革命时期，党的组织就有发展，曾经爆发了党所领导的清涧起义，震动了西北的反动统治阶级。最近几年，他和刘志丹等同志曾活动于陕北和陕甘宁交界一带，在这里发展了党的组织。所以，陕北和陕甘边党的基础和群众条件很好，对红军有认识，这为红军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极好的有利条件。二是南梁地区地处陕甘两省交界，地域辽阔，山大林深，便于迂回。边界地区敌人统治薄弱，又有军阀之间的矛盾可以利用。三是毛泽东、朱德等同志开辟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为我们树立了光辉榜样，提供了宝贵经验，指明了方向。四是有晋西游击队这支革命武装力量，为陕甘游击队的建立提供了可靠的基础和骨干。我们直接掌握了枪杆子，这是红军能够存在的重要保证。五是晋西游击队转战晋、陕、甘三省，经历了艰难曲折的战斗历程，最后尚能保存下来，而且有了发展，这充分说明红军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六是1929年以来，我们有过几次利用国民党军阀的经历，但每次都得到血的教训。实践证明，我们在利用敌人，敌人也在利用我们。敌人只是在一定的限度下允许我们存在，一旦超过了这个限度，他们就缴我们的枪，杀我们的人。正因如此，以红军晋西游击队为基础建立红军陕甘游击队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以上几种意见争持不下，队委会决定：一、按省委指示先行整顿部队，主要是改造土客武装。二、为了给将来开展游击战争作准备，从各队挑选20多人、枪，从晋西游击队调强世清、侯奉孝、李生俊等人作为骨干，组织一个支队，由阎红彦担任队长，到乔山北段陕、甘、宁交界地区的庆阳、环县、定边一带活动，扩大党和红军的影响，扩大发展红军。三、将部队开到新堡，进行整训。红彦走后，白锡林任晋西游击队队长。四、派高岗到西安向省委请示汇报。
部队运动到新堡后，正式开始整顿。实际上整顿队伍与改造部队问题，由于当时刘志丹同志还正在重新号召人马，组织队伍，所以，改造部队开始主要是指改造师储杰、杨琪、杨鼎的队伍。但改造与反改造、接受收编与反收编的斗争是相当激烈的。为了加强对土客武装的领导，做好争取、教育、改造工作，队委会曾先后抽调晋西游击队的骨干马佩勋、党永亮、李成兰、周维仁、李维俊和我等多人到杨琪、杨鼎等部工作。陕北地方党和晋西游击队也先后派雷恩钧、惠泽仁、白雪山、李宗白、陈玉清等到师储杰部工作。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把杨琪等部基本上整顿好了，党可以掌握了。赵二娃、贾生财和唐青山、杨丕盛等部原定由刘志丹同志领导整顿。但是志丹同志由于不同意立即打红旗，主张接受军阀收编，所以对改造部队也不积极。志丹召集起来的武装大部分是原来的地主民团和土匪武装组合起来的，纪律很坏，四出“拉票子”，强奸妇女。就在这时，陇东十三县警备司令陈珪璋派来的副旅长刘宝堂大肆开展收编活动。陈珪璋还派他的副官史方成到赵二娃等部搞瓦解活动。史方成一直是个反共顽固派，后来做了伪旅长，很反动，一直和我们打到1945年左右，在三边被我留守兵团打死了。刘宝堂、史方成来后大搞开香堂、拜把子等哥老会的一套把戏，把赵二娃部队中的哥老会和土客武装中的哥老会勾连在一起，活动十分猖獗。当时会道门等不良分子和哥老会分子，多年不敢回家，他们急切盼望接受军阀收编，早日回家。因此，接受收编的情绪甚嚣尘上。在这种情况下，严重威胁红军晋西游击队的安全。不仅如此，陈珪璋还派一个营的兵力，三面包围游击队，准备以收编为名，以哥老会分子为内应，把游击队的武装缴械。当时，关于收编的安排，比如说将要收编为一个旅，谢子长做旅长，刘志丹为副旅长，下编为两个团，刘志丹、师储杰为团长，谁任营长，谁任什么官，以及收编后的驻防地是早胜或者西峰镇等等说法，都通过哥老会的活动，在部队中普遍地流传开了，形势十分紧张。事实证明，陈珪璋派刘宝堂来活动是个大阴谋、大圈套。谢子长察觉到敌人的这一阴谋后，决定立即把部队撤离新堡，摆脱敌人设置的圈套。
阎红彦等同志在乔山北段的陕、甘、宁三省边界一带活动一个多月，发展到步骑百余人，在当时情况十分紧急的时刻，谢子长调阎红彦率队回到新堡。壮大了我军的力量，进一步加强了改造土匪和土客武装的条件。这时，高岗也从省委返回，省委新派的政委李杰夫（省军委书记）与荣子卿一起到达。
省委仍坚持到平原建立根据地的错误主张，指示部队向南转移，到甘肃省宁县的柴桥子。根据九一八事变以后民族矛盾上升，全国抗日民主救亡运动高涨的新形势，同时因为刘志丹等同志仍不同意打出红旗，以及赵二娃等部没有得到应有的整顿，土匪习气还很浓厚，不便正式成立红军。所以，省委决定暂时成立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进行公开行动，争取抗日力量，与各省地方党组织广泛联系，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扩大党的影响，壮大武装力量。
部队出发时，赵二娃留恋陈珪璋的收编，不愿意开走。刘志丹同志向谢子长反映了这个情况。谢子长果断地说：“非开走不可！”即命令雷恩钧带领一个大队监视赵二娃，如不开走，就收枪。当时，赵二娃部只有不到一百人，枪支也不多，大多是刀、矛之类武器，被迫出发南下。
11月20日，部队到达宁县柴桥子。12月底，在柴桥子成立了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谢子长任总指挥，李杰夫任政委兼队委书记，刘志丹任副总指挥，杨重远任参谋长，荣子卿任参谋，马云泽任经济处主任。指挥部下属两个支队、两个直属队，即一支队、二支队、直属警卫队，直属骑兵队。一支队长师储杰，二支队长由刘志丹兼任，警卫队基本由原晋西游击队人员组成，队长白锡林，政委胡廷俊，骑兵大队长强龙光，副队长杨琪。杨琪后调为副官长。一支队下辖三个大队，一大队长师储杰兼，指导员姓田（共产党员），二大队长阎红彦，副大队长是我，指导员高岗。这个大队的基础虽是土客武装，但经较长时间的改造，从领导到骨干，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已经基本掌握在我党手中。二支队当时住柴桥子西边细咀子原畔上，这里是通往职田镇的要道，后下辖四个大队，一大队长赵二娃，二大队长杨丕盛，三大队长贾生财，四大队长唐青山。
反帝同盟军成立后，得以同陕西省和西北各省地方组织公开联系，省委派来一批学生，三原县心、武字区和旬邑县地方党动员一批青年农民充实了反帝同盟军的力量。同时，大量散发抗日传单，张贴抗日标语，开展抗日救亡运动。陕甘地区国民党的杂牌军纷纷派人来商时抗日事宜。党的影响大大扩大了。
在此同时，积极筹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打不打红旗的问题在继续争论着，收编与反收编的斗争也在激烈地进行着。史方成贼心不死，仍在赵二娃等部继续进行哥老会活动，企图瓦解部队；师储杰秘密派原土匪头子高平贵到西安，通过他侄儿师作范办好了有关收编的事宜。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当时，赵二娃、师储杰等人其所以倾心于收编，是因为他们及其手下土匪成分、哥老会成分，有的因过不惯游击队的艰苦生活和纪律约束，贪图享受，急于通过收编到国民党军阀队伍里去当官享福捞大钱；有的因原来名声不好，长期不敢回家，急于取得国民党的官方招牌，以便能够早日回家。所以，他们热心于收编，坚决反对打红旗。而刘志丹同志是考虑打出红旗后不好立足，想先接受军阀的收编，等在军阀的部队里把革命的力量发展壮大后，再打出红旗。刘志丹同志与赵二娃、师储杰等人虽然在打红旗问题上都持不同意的态度，同意收编，但出发点有着本质的不同，二者不能混为一谈。部队以后发生了很多事，刘志丹同志一直能坚持下来，充分证明，刘志丹同志尽管在打红旗问题上看法不对，但他当时还是为革命着想的，出发点也还是好的。
面对这种复杂局面，队委会又派阎红彦到西安向省委请示汇报，并代表队委向省委交了一批党费。在西安，阎红彦还同地下党员张汉民、阎揆要、史唯然等取得联系，搞了些枪支弹药。张汉民时以秘密身份任杨虎城警卫团团长，与中央特科发生关系，阎揆要、史唯然也在杨部搞地下工作。阎红彦带回了中央苏区三次反“围剿”胜利的消息，使全体指战员受到极大鼓舞，革命意志更加坚定，高举红旗的心情更加迫切。特别是他带回的古田会议决议和游击战争的“十六字诀”原文，对建军工作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各项工作十分活跃，指战员的革命热情日益高涨。但是，收编空气和歪风邪气仍很严重，史方成在二支队封官许愿，收买人心，收编活动有增无减。谢子长和晋西游击队的同志坚持无产阶级革命方向，决心要建立一支党直接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武装，坚决反对收编。赵二娃、师储杰等人视谢子长和晋西游击队为他们接受收编的障碍。队委会和党员群众则认为要成立陕甘游击队，高举革命红旗，就必须进一步整顿，把赵二娃、师储杰等人的收编空气和歪风邪气刹下去。当时双方的矛盾越来越激烈，越来越表面化。
使情况更为复杂的是，在队委会内部，仍存在着马上打出红旗还是在国民党军阀那里挂个名义的争论。队委会又召开了几次会议进行讨论，但都吵得没有结果。主要还是刘志丹同志坚持不同意打红旗和立即着手改造部队。这对统一步调，反对收编，是极为不利的。为了把意见统一到正确路线方向上来，谢子长让阎红彦、杨重远再分别与志丹同志交谈，都没有收到效果。谢子长又亲自找志丹同志交谈。谢子长诚恳而又严肃地说：“几年来我们利用军阀搞工作，没有一次成功，惨痛的教训不少了。今天，要执行省委指示，立即整顿部队，肃清土匪成分，纯洁内部，扩编建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打出红旗。这是党的原则问题。”但志丹同志坚持己见，仍不同意。
农历腊月二十五日晚上，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两个农民来找谢子长、刘志丹，见面就问：“老谢、老刘，你们领导的是革命队伍还是土匪？”子长忙问：“什么事？”农民说：“快过年啦，赵二娃又抢人去了。”子长一听，火由心起，当即命令参谋荣子卿带人去查。荣子卿等同志到赵二娃驻地，刚好天亮，碰上赵二娃抢人满载而归。荣子卿等同志将赵二娃他们所抢东西和毛驴一一登记，回来交给正副总指挥谢子长、刘志丹。赵二娃的土匪行为，在广大指战员中引起了极大的愤慨，强烈要求对赵二娃等人严肃处理，以正军纪。实际上赵二娃等人的这些违犯军纪、败坏红军纪律的做法是一贯的。部队的粮食是由三甲原和职田镇的农民供给，总指挥部统一分配。但是赵二娃目无组织，粮食一运到细咀子，他就卡住了，他的生活作风极坏，不但自己抽大烟，而且行军、宿营总是带着抽大烟的女人。晚上常私自派人出去抢劫，进行分赃。有一次，部队进军途中路过任庄堡子一个土寨子时，由于群众不了解部队的真正面貌，把寨门关了起来。我们派人向群众解释，并向他们借粮食。群众不敢轻信我们，有人用土枪和石头将我们一个人打伤了。当时由于部队成分相当复杂，尤其是师储杰部的警卫队长高平贵和二支队的赵二娃部，土匪成分较多，他们中的一些人在赵二娃和高平贵的带领下一哄而上，攻下了寨子，大肆抢劫，奸污妇女。上级当时根本无法控制。这种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引起了大部分战士的不满。
为了处理这一严重违犯军纪的问题和彻底解决收编问题，考虑到志丹同志一直不同意打红旗的特殊情况，队委会又专门召开了一次会议，政委李杰夫和省委派来的干部荣子卿参加了会议，没有通知志丹同志参加。会上分析了部队当时的处境，看出了赵二娃等人的严重问题威胁到晋西游击队这支革命队伍的安全。李杰夫和荣子卿提出，必须执行省委的指示，采取果断措施，先把赵二娃部的枪收了，然后再对其他的土客武装进一步进行教育和改造。谢子长和其他委员认为这个意见是正确的，也是十分必要的。因为赵二娃惯匪成性，什么事情都能干得出来，我们教育他，他不服，完全有动武的可能，为了防止不可设想的事态发生，队委会决定执行省委的指示，先收缴赵二娃部的枪，立即打出红旗。
农历腊月二十八日，整个部队在正宁县三甲原附近的细咀子原上的一块空场上集合召开整军大会，大会由杨重远主持，总指挥谢子长讲话。谢子长强调了执行革命纪律的极端重要性，宣布了队委会在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基础上，按当时部队具体情况提出的十大纪律。然后命令把赵二娃的枪下了。赵二娃一听要下他的枪，便动手拔枪，企图反抗。赵二娃人高体大，平常使两把盒子枪。早有戒备的白锡林眼疾手快，一枪打死赵二娃。杨丕盛、贾生财见状不妙，当场溜走。赵二娃的两个护兵，在一开枪时就被缴了枪，赵二娃随身带的两个女人（抢来的民女）见状要跑，也被执法队控制住了。随即，由警卫队缴了二支队的枪。缴枪时向二支队宣布了政策，“愿意当红军的留下，不愿当红军的可以回去，但再不允许当土匪”。当下几十名农民出身的青年站了出来，表示愿意参加红军。其余一百多人愿意回家的，谢子长把他们叫到一块，吃了饭，给了路费，遣散回家。有的人是自己坚持要求回去的。当时二支队的共产党员刘约三等都是自己要求留下的。当天晚上，子长和志丹仍睡在一个炕上。志丹对缴枪不满，子长对他说：“我们缴的是土匪的枪，并没把你当土匪。”
这次收赵二娃的枪，因赵二娃的狂妄举动，使事态超出了原定计划。事态的这一发展，不是任何一个同志愿望中的事。但是，就总的方面说，其积极意义是很大的。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打红旗与不打红旗的斗争已经到了十分尖锐的程度。打红旗——就是以毛泽东、朱德同志领导的中央红军为榜样，按照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打出红旗，正式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在西北地区建立一支党直接领导的武装力量，开辟革命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谢子长、阎红彦、杨重远、白锡林等队委会成员和其他党员群众都坚持这个主张。不打红旗——就是主张先在军阀陈珪璋部挂个名义，有个地盘，待部队扩大后再建立陕甘游击队，这实际上是接受军阀陈珪璋的收编，而陈珪璋则是借收编之名，消灭晋西游击队，扼杀这支革命武装力量。在队委会内部，志丹同志坚持收编这个主张。在下面，陈珪璋的副官史方成在赵二娃部队大搞开香堂、拜把子等哥老会活动，且愈演愈烈，晋西游击队成为他们接受收编的障碍和眼中钉。在赵二娃与史方成打得火热，到处煽动要接受收编，以及严重违犯军纪的问题发生后，不缴赵二娃等部的枪，晋西游击队就有被反动军队以及土匪、土客武装、哥老会消灭的危险。晋西游击队如果被消灭了，就根本打不成红旗。所以，当时缴枪与打红旗是一回事。缴不缴枪，实质上是打不打红旗的问题。事实上正是缴了赵二娃的枪后，得以彻底整顿了部队，纯洁了组织，驱除了收编的邪恶空气，使正式建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的条件成熟了，打出了红旗。史方成在赵二娃被打死后慌忙逃窜了。因此，可以说三甲原收枪虽是不得已的，但完全是必要的。这是建立党直接领导的西北革命武装力量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对晋西游击队的情况，黄子文、高岗是了解的，黄子文同志原是晋西游击队的政委，但他由于在南沟岔放走敌人，被选掉政委职务不满，便与对三甲原收枪不满的人结合在一块，给省委提供了一些不负责的、错误的情况和意见，攻击我和谢子长、阎红彦、杨仲远、白锡林等人，并企图赶出红军，这是后话。事实上在1942年以前，并没有任何人再提起过缴枪问题，就连志丹同志回到游击队以后也没有再提到过这个问题，只是在1942年，高岗进行宗派活动的时候，才提出了这个问题。高岗也承认打红旗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却说缴刘志丹部的枪是错误的，重新制造矛盾，拉拢一些人来树立自己一贯正确的权威形象。当时，一方面由于真正了解事实真相的人不多，另一方面在高岗那样蛮横霸道和阴险的手腕下，也不允许把问题说清楚。
在收枪后的第三天，师储杰带三大队70多人叛变投敌，并将指导员雷恩钧、陈玉清二同志绑架走了。半道上放在一个村子的老乡家，被老乡解救生还。根据事先办好的交涉，师储杰部改编为杨虎城部的一个营，他的侄儿师作范当了师营的营副，师储杰弃武经商。
在三甲原改编问题上，一些同志不讲实事求是，不尊重历史事实，不顾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客观情况，从一厢情愿的幻想出发，假设情况，任意评论，指责整军打红旗。历史事实只能有一个，很多当年真正知晓实情的当事人都早出过铁证，给予积极的肯定。我相信世人会有公论的。至于在改编问题上有些事是否可以处理得更周到一些，把损失降到最低限度，这一点还是可以探讨的，但这与指摘改编打红旗应该是两码事。
1932年农历正月初六，风和日丽，三甲原的细嘴子广场上红旗飘扬，简易的主席台上方，悬挂着“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成立典礼大会”的横幅，会场周围张贴着各色标语，赤卫军和老乡们敲锣打鼓、喜气洋洋地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一派节日气氛。指战员们颈戴牺牲带（形似今天的红领巾），表示为人民流血牺牲的决心，个个威武雄壮，整齐地站在会场中心，枪上都插着小红旗，等待检阅。
政委李杰夫代表省委宣布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成立典礼大会开始，霎时，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旬邑县委代表第伍伯昌（后叛变）授旗，谢子长代表红军陕甘游击队接旗。这面大旗的中间有一个黄色五星，五星正中是镰刀斧头，旗的上方写着：“全世界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与旗杆平行的一行竖写大字是“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顿时，军号声、鞭炮声、口号声响成一片，许多老年人被这个场面感动得热泪盈眶。陕甘游击队总指挥谢子长、陕西省委代表荣子卿和地方党组织代表第五伯昌、农民代表黄子祥、战士代表等先后在热烈的掌声中讲了话。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和口号声中结束。群众吹着唢呐，抬着猪羊慰劳子弟兵。红军陕甘游击队的成立，标志着继大革命失败后，党在西北高原上又一次高高举起了革命的红旗。标志着陕西省委在陕甘有了一支自己完全掌握的人民武装力量。人民战争又翻开了新的一页。陕甘游击队成立后，虽然经受了多次困难和挫折，但是这并不是红军游击队成立早了的问题，而是执行省委当时的负责人急于让部队到平原地区的中心城市周围去发展的“左”倾错误路线和政策造成的，历史事实已经证明，尽管经过了许多的困难和挫折，红军的旗帜一经打出，就永远没有倒下，并始终坚持了这块游击根据地。如果晋西游击队被缴了械或整个西北抗日同盟军被陈珪璋收编，红军陕甘游击队的成立流产，红军二十六军是否能够在1931年建立？陕北和陕甘边苏区的连成一片，是否能来得那样快？1935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时是否就有个苏区以供落脚？这些确实就很难说！
当时，陕甘游击队的组织建制如下：
总指挥：谢子长；政委：李杰夫；参谋长：杨重远；参谋：荣子卿；经济处主任：马云泽；第一大队队长：阎红彦，政委：张赫；第二大队队长：吴岱峰，政委：高岗（农历二月下旬来到部队）；警卫大队队长：白锡林，政委：胡廷俊；骑兵大队队长：强龙光，副大队长：杨琪。另有军事政治训练队，队长姓张（留苏学生）；补充队队长吕振邦，副队长程双应。共计四百多人，其中骑兵三四十人马。
陕甘游击队成立以后，便积极开展活动。成立的当天晚上，即派骑兵队依靠地方党组织和群众，抓了旬邑、正宁、彬县的数十个大土豪和高利贷者，为群众除了害，壮了胆，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使群众认识到共产党和红军确实是为着劳苦大众的，所以，衷心拥护共产党和红军。
陕甘游击队的建立，宣告了打不打红旗争论的结束。但是，根据地建立在山区还是平原的矛盾上升，并越来越突出了。对这个问题，在南梁堡队委会上，高岗传达了省委书记杜衡在平原地区建立根据地的意见。但在当时，摆在面前的首要任务是整顿部队，突出矛盾是打不打红旗，建立不建立红军陕甘游击队的问题。所以，对根据地建立在山区还是平原的问题无暇顾及。但就在当时，这个问题就对部队的行动带来了不利影响。为了摆脱军阀陈珪璋的威胁，撤离新堡时，没有到南梁地区，而是沿着乔山向南转移，到接近平原的柴桥子、三甲原，这就是省委要在平原地区建立根据地的错误主张所致。陕甘游击队建立后，谢子长、阎红彦、杨重远等同志认为，省委不可能同意北上乔山中段，所以主张就地开展游击战争，在正宁、旬邑一带陕甘交界的山区开辟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扩大红军。但是，即使这样一个折中的意见，省委也容不得，坚持要游击队向接近敌人统治中心的关中平原地带移动，在平原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直接对敌人在西北的心脏西安形成威胁之势，以加速革命的进程。这个想法显然是幼稚的。诚然，平原地区经济条件比较优越，三原县在大革命时期就是我党活动的中心之一，在地方党领导下，群众运动很有发展，过去还有过革命武装斗争；旬邑县有过吕佑乾、许才升等同志领导的农民起义。但是，正因为离敌人统治中心很近，对敌人威胁较大，就必然会引起敌人的更大注意，敌人就会下更大的赌注“剿灭”红军。而平原地区又不便隐蔽和迂回，不宜开展游击战争。游击队在平原立足尚难，何谈建立根据地呢？！但是，当时执行王明“左”倾路线的省委负责人却坚持要这样做。游击队的指战员对此进行了多次抵制和斗争，然而，最终不得不服从省委决定。后来的事实证明，由于这一错误主张，致使游击队在山区稍有发展，就被拉到平原；在平原无法立足，以致要在平原一个地方驻一天都是困难的，在敌人的重兵“围剿”下，在地主武装民团“搜剿”下又不得不离开平原进入山区，如此循环往复多次折腾，弄得游击队经常处于东西奔袭，南北转战之中，差不多天天行军，随时迎战。在平原站不住脚，在山区也站不住脚，基本上是无后方的孤军作战。部队得不到休整，一些人产生了厌战情绪，红军也得不到应有的补充。适得其反，欲速则不达，革命进程反而大大推迟了。
陕甘游击队在三甲原一带立足未稳，省委即令继续南下，进一步向平原靠拢。正月初七拂晓，突然袭击陕西省旬邑县的职田镇，一举摧毁伪区公所，没收了地主武装民团的枪。并配合地方党组织，发动群众，建立了农民协会。在党组织和农民协会的领导下，开展了群众性的抗粮、抗款、抗税、抗捐斗争。斗争地主、开仓分粮的群众运动如火如荼，分粮的男女老少面带笑容，从四面八方蜂拥而来。红军战士积极参与群众分粮斗争，帮助孤寡老弱把粮背到家里，处处可见军民团结的动人景象。其间，逢一集日，在反动统治阶级长期压榨下直不起腰的穷苦农民，今天昂首挺胸地提筐挑担，前来赶集。一街两行摆满了待售的粮食和农副产品，热闹异常。这是老几辈人最欢快的一个集日！这个集日，也是红军宣传党的政策的极好机会。游击队宣传员大量张贴标语、散发传单。群众看着“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建立没有人剥削人的新社会”“红军是人民子弟兵”“工农群众团结起来”“建立苏维埃政权”等标语口号，感到十分开心，眉开眼笑。红军游击队的宣传员上街演讲，宣传党和红军的方针政策，宣传红军纪律，说明红军是为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而打仗的。正当军民革命热情高涨，准备分配土地的时候，地方党组织送来情报，说国民党反动派调遣部队，纠集地主武装民团，从几面“包剿”而来。
原来，职田镇轰轰烈烈的革命形势，使国民党反动派极为震惊，各级反动政府和土豪劣绅纷纷向上司告急，强烈要求政府派兵“进剿”红军。盘踞西安的国民党省政府受到震惊。经过一番精心筹划，决定派警卫团的一个营和旬邑、彬县、正宁县民团千余人“进剿”陕甘游击队，企图一举将红军消灭在职田镇。
队委会认真分析了敌情我势，认为，敌强我弱，不能固守职田镇，在平原上与敌人硬打硬拼，而应避敌锋芒，诱敌深入，在运动中歼敌。队委会正在研究具体歼敌方略，哨兵发现一个年轻的国民党士兵冒着大风雪赶来，疑是国民党侦探，即将他送到指挥部，交由总指挥谢子长审问。这个士兵一见谢子长，就递过一封书信。谢子长打开信一看，得知来人叫王爱民，是李明轩同志派来送急信的。原来，李明轩和王爱民都是中共地下党员，早就打入了西北军的警卫团，李明轩任三营七连的连长，王爱民是该连的战士。该营现驻彬县，这次国民党陕西省政府调往“进剿”红军的正是该营，敌人“进剿”红军的部署已定，决定让李明轩的七连担任“进剿”红军的先锋。李明轩赶忙暗中写了这封信，将敌人的兵力部署、作战计划等军事机密，报告给陕甘游击队。同时，建议陕甘游击队主动撤离职田镇，里应外合，消灭来犯之敌。
农历正月十一日后半夜，我军离开职田，到镇东20里处的阳坡头。农历十二日清晨，北风刺骨，天气严寒，红军指战员顶风冒雪，严阵以待。敌警卫三团三营纠集各县民团在职田镇扑空后，气焰更加嚣张，向阳坡头开来。七连走在最前面。李明轩有马不骑，牵着走。士兵不解地问：“连长，为啥有马不骑？”李明轩为了在敌人中制造恐怖情绪，故意神情紧张地说：“红军可厉害哩，打红军不是好玩的，骑上马目标高，危险大。”听了他的话，士兵们个个提心吊胆。
谢子长用望远镜观察敌人重兵向我军挺进，即命令一、二两个大队抢占阵地，迎击敌人，警卫队和骑兵队为预备队，就地隐蔽待命。当敌人端着刺刀将要向我军冲锋时，谢子长命令阎红彦率30余人的奋勇队，绕敌右侧，用冲锋枪向敌人扫射，来个肋上插刀。阎红彦接到命令大喝一声，率队猛冲前去。李明轩一听到枪声，便翻身上马，向后逃跑，故意边跑边喊：“红军来了，快跑！”致敌全线混乱。我军趁机全线出击。骑兵队纵横驰骋，猛烈冲锋，奋勇杀敌，边杀边喊：“红军不打士兵兄弟！”“缴枪不打人！”敌人完全丧失了战斗力，溃不成军。士兵们纷纷举枪投降，残敌被压到南北两沟，狼狈向西逃窜。我骑兵队英勇顽强，猛追穷寇，直追至职田镇附近。
这是陕甘游击队建立后打的第一个大胜仗。这次战斗毙俘敌300余名，缴获300多支枪和大量子弹及其他军用品。
战斗结束的当日，部队返回职田镇休整。这天恰逢集日，来往行人络绎不绝，夹道欢迎胜利归来的红军游击队。正宁、旬邑等县的群众选派代表抬着猪羊来慰劳红军，对红军指战员鼓舞很大。
按照党优待俘虏的政策，游击队招待被俘士兵会餐，向他们宣传党的政策，告诉他们：共产党和红军是为着千千万万穷苦百姓的，是为劳苦大众打仗的。红军优待俘虏，在座的愿意参加红军的我们欢迎；愿意回家的，每人发给三元路费。俘虏们听了很受感动，不少人说：“国民党宣传共产党、红军杀人放火，无恶不作，这次被俘后，我们都估摸这下完了，没想到红军这样款待我们……”一些出身寒微的青年士兵踊跃报名参加了红军。第二天早晨，给愿意回家的士兵和伤员举行了欢送仪式，发了路费，并派代表把他们送到镇西门外，这些俘虏回到西安后，到处讲红军对他们的优待，成了红军的义务宣传员。这对扩大共产党和红军的影响，瓦解敌人的军心起到很大作用。在后来的历次战斗中，对俘虏都是这样处理的。
敌人并不死心。国民党陕西省政府随即调集几个团的兵力，富平、同官（今铜川）、耀县、淳化、旬邑、彬县等县民团配合行动，由东西南三面扑来，陇东军阀陈珪璋配合正宁、宁县、合水县民团在北面堵截。陕甘游击队处于四面受敌、重兵压顶之境。事实无情地宣告，在平原地区站不住脚，更谈不上建立根据地。队委会根据当时的形势，决定避实击虚，迅速转移。
队委会决定挥戈南下。首先到达旬邑县的清水原。1928年春，许才升、吕佑乾等同志领导的农民起义曾在这里建立过苏维埃政权。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党转入农村基层，仍采取不同的形式坚持着斗争。红军的到来给这里的群众带来无限的喜悦，他们笑逐颜开地说：“咱们的红军回来了！”拿出年茶饭招待子弟兵。不少党团员和进步青年踊跃报名参加了红军游击队。
为了跳出敌人的包围圈，部队继续转移，向东南进入乔山南端，越过老爷岭，于农历正月十六日晚到了耀县的照金镇。这天晚上，元宵节的余兴未尽，照金镇正在闹秧歌、耍社火，十分热闹。陕甘游击队派了一小股便衣队，夹在看热闹的群众中进入照金镇，一弹未发，就把民团的一部分枪支缴了。次日部队继续东进，上了耀县的香山寺。
香山是耀县以北约80里处的一座大石山，山势雄伟，地形险要，山上山下庙宇林立。香山寺是当地著名的大寺院。附近土地多属庙产，实际上是个封建大庄园。群众不仅饱受这座寺院封建迷信的欺骗，而且深受着它的地租和高利贷盘剥。寺内存粮很多，其他物资也很丰富。由于香山寺地势有利，所以，陕甘游击队得以短暂休整。胡廷俊在阳坡头战斗中膝部负伤，大队长杨鼎臂部受了伤，因忙于转战无暇安排他们离队养伤。在香山休整中，队委会与三原武字区地方党组织取得联系，由他们护送胡廷俊、杨鼎等人去了西安，再转上海治疗。刘志丹同志对三甲原缴枪有意见，要求去省委汇报，把问题说清楚，队委会即安排他同胡廷俊、杨鼎等人一道前往西安。
由于香山仍在敌人包围圈内，所以不能久呆长驻，于是向东北方向山区转移。到了同官驷什村的高山煤矿区，不明真相的矿工都怕得下井去了。经红军多方宣传，把他们叫上井来。总指挥谢子长亲自给矿工们讲话，告知他们，我们是红军，是无产阶级的队伍，为穷人打仗，同工人是一家人。我们闹革命，就是为了消灭剥削制度，让工农劳苦大众翻身解放，过好日子。同时讲了工人、农民为什么穷，资本家和地主靠什么发财的道理，发动矿工与矿主作斗争，要求矿主退还被克扣的工资，改善矿工生活，增加矿工工资。矿工们的心里充满了斗争胜利的喜悦，兴奋地说：“没想到我们这些埋在地下没死的人还能见到天日！”不少矿工当即参加了红军。接着，在陕北宜君县的焦家坪缴了部分团匪的械，进行了分粮斗争，又有一些工农群众参加了红军。
部队旋即从焦家坪出发，在朦胧的月光下，踏着白皑皑的积雪急行军，绕到距宜君县西南十余里的艾蒿弧。艾蒿弧是乔山支脉的一个独院村庄，游击队在这里住了一夜。第二天早晨，遭驻宜君县敌八十六师一个营和宜君县民团的三路突然袭击。敌人企图将红军吃掉，所以拼命冲杀。我游击队依山迎战，痛击敌人，战斗十分激烈。敌一路主攻已冲上了山，接近我总指挥部。在这千钧一发、危在燃眉的关键时刻，总指挥谢子长命令童子班增援前线。
这童子班总共十多个人，都是十四五岁的娃娃。在成立陕甘游击队时，各单位都不想要他们，嫌他们年龄小，不能打仗反成累赘。阎红彦却干脆地说：“我要！”他说：“我们这些人打不死也要老死，将来就靠这些娃娃接我们的班。”于是就把这批娃娃要过去编了个童子班，任命15岁的王有福当班长。阎红彦经常利用时间给孩子们讲革命道理，讲毛泽东、朱德同志领导红军在井冈山打胜仗的故事，教他们学文化、学军事知识，带他们进行军事训练。这些孩子苦大仇深，有的失去了双亲，沿门乞讨，找到红军这才又有了家，有的曾给地主放牛，讲起地主虐待他们的事来，失声痛哭，对地主阶级怀有刻骨的仇恨。他们思想纯洁，接受新事物快，经过教育，迅速成长为既懂革命道理，又有军事战斗能力的一支生力军。王有福已经锻炼成为一个精明干练的小指挥员。难怪谢子长同志在这紧要关头让他们上阵冲杀。
王有福接到命令，立即率全班小战士敏捷地沿沟畔匍匐前进，绕到敌主攻部队的右侧，用猛烈的火力在敌人肋上猛刺一刀，使敌人猝不及防，游击队一、二大队和警卫队趁机反攻。敌人全部被压到沟里，慌乱地顺沟溃逃。由于童子班的出战，扭转了艾蒿弧战斗的危局，使之成了以少胜多的一个突出战例。
次日晨，队伍集合，准备出发。谢子长庄严地站在队前，总结艾蒿弧战斗的经验，高度赞扬了童子班，说他们立下显著战功。最后，他郑重宣布，把童子班命名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少年先锋队”，任命王有福为少先队队长。少先队的诞生对全体指战员是个巨大鼓舞，一致举手赞成。“向少先队学习”“向少先队致敬”的口号声响彻山川。
这时，敌陕军十七师和甘军暂编十三师正在陇东混战，队委会研究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向陇东进军，在陕甘边开辟革命根据地。部队向西挺进，行军三天，到富县的尚珍子宿营。时为农历正月下旬，虽然天气渐暖，但是背山坡的积雪尚未化完，看去很像朵朵白云。尚珍子是乔山主峰芦卜梁（子午岭）脚下的一个山区小古镇，破旧的土窑洞很多，这时却只住三户人家。游击队员们在破窑洞里烤火取暖，凑了些玉米、洋芋、干菜煮成一锅糊汤，分着吃了一顿。第二天早晨，便登上葫芦梁山顶。这里山大沟深，森林茂密，昼夜温差很大，每到夜晚，西北风袭来，仍很寒冷。子午岭高山顶只有三孔大土窑，几百人都挤在这三孔窑里烤火。稍事休息后，继续西进。正当春天，刮着很大的风，黄尘遮天蔽日，刮得人东倒西歪，部队沿山行军，十分艰难。谢子长见在这险恶环境里抬伤员的同志实在辛苦，便坚持要亲自抬担架。他个子小，身体单薄，抬上担架被风吹得东倒西歪。战士们说让我们青年人抬，但他坚持不肯。总指挥身体力行，以身作则，对广大指战员是个巨大的鼓舞，无形中增添了战胜困难的力量。急行军30多里，接近了山河镇。按原定计划，准备一举突袭该镇，以该镇为中心开辟革命根据地。
山河镇是甘肃省正宁县的旧县城，位于一块狭窄的小高原上，东西北三面有高而坚固的围墙，南临一条深沟。城内有陇东军阀陈珪璋的驻军和民团、警察武装踞城固守。队委会决定以步兵为前锋，骑兵为后卫，趁黄风弥漫，天昏地暗之机，突袭而克之。但是，因敌人早有提防，突袭没有成功，遂转为攻坚。谢子长认为，我方没有重武器，靠布阵硬攻不可能拿下该镇，反会造成损失，便当机立断，命令撤出战斗，部队到了四村原。
四村原是山河镇南边的一个小高原，土地肥沃，盛产小麦，每逢三、六、九为集日，农具和农副产品摊贩比比皆是。陕甘游击队拟在这里开展土地革命，建立根据地，站稳脚跟后，再度攻打山河镇。红军一来，就配合地方党组织，发动群众，建立了农民协会，组织赤卫军、儿童团、妇女队等群众组织，开展了抗粮、抗款、抗税斗争。游击队的骑兵配合赤卫军四处帮助群众打土豪，斗地主，分了徐家庄“徐大人”的粮食，新庄土豪刘西昆家的粮食和农具等财物，烧掉了契约。经过一番深入细致的工作，群众的革命热情十分高涨，分配土地的条件成熟了。当时已是农历二月初，天空飞舞着鹅毛大雪，天是寒冷的，但是，人们的心情是欢快的，那些世代没有土地的贫苦农民，就要有自己的土地了，翻身解放带来的喜悦，时时挂在贫苦农民的脸上，随处可以看到挺起腰杆的农民在拉绳丈量土地，钉桩立石为界。老年人感慨地说：“共产党是穷人的救星，分了土地穷人才能翻身。”陕甘游击队在西北高原上开辟的第一块革命根据地——四村原苏区，在这由东到西30多里的小高原上建立起来了！西北高原的第一次土地革命斗争，在这里开展起来了！
就在这充满喜悦的日子里，队委会收到了省委的来信，大意说刘志丹及黄子文等同志承认了错误（据说刘志丹同志还有个书面检讨），表示仍愿意回部队工作，并征求游击队的意见。黄子文原是晋西游击队的政委，由于对南沟岔放走敌人而被选掉政委的职务不满，所以也极力反对打红旗，曾与志丹一起到省委告状。谢子长、李杰夫、阎红彦、杨重远等同志看了信后，感到十分高兴，从大局出发，以团结为重，表示欢迎志丹、子文二同志回部队。随即召开队委会就此专门作了讨论。大家一致赞成谢子长同志的意见：“革命是大家的事情，人越多越好。”一致欢迎他们回来，并将这个意见在战士委员会中进行讨论，向游击队全体指战员作了传达，指战员都表示欢迎。
在建立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的同时，部队也得到了较好的休整。群众要求打下山河镇，拔除敌后据点，以利于开展工作。队委会决定第二次攻打山河镇。这次攻打山河镇，一开始就采取攻坚战。因我军没有重武器，所以，尽管有四百多名赤卫军配合，还是围城数日不克。在强世清、郭立本等攻到东城门附近时，王德民、郝金标、阎保忠、刘宝棠、郭万之等同志壮烈牺牲在敌人的猛烈火力下。二大队围攻北城墙外围，冒着敌人的密集的手榴弹奋勇冲锋，一颗手榴弹落在李维俊的背上，轰隆一声爆炸了。只见棉袄被炸破，雪团似的棉絮乱飞，他的步枪柄也被炸掉了。但李维俊同志却没有受伤，大家都感到万幸。正在相持不下的时候，发现敌人援兵由西峰镇赶来。为了避免腹背受敌，招致更大损失，我军主动撤出战斗。敌人紧紧尾追，妄图将我军消灭，形势十分不利。为了摆脱险境，我军即刻选拔30余人，组成奋勇队，由张应琪任队长，掩护部队撤退。奋勇队据守阵地，沉着应战，抗击尾追之敌。当敌兵端着刺刀向我军冲锋时。奋勇队用机枪火力压敌于南北两面沟里，使敌人失去进攻之势，狼狈败退。我们缴获了一些枪弹和其他军需品。在这次掩护撤退的战斗中，张应琪同志立了功。游击队随即转移到盘克原一带行动。
这时，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杜衡和刘志丹、黄子文二同志，由西安来到游击队。杜衡到来之前，在西安就按照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模式，和对陕甘游击队不符合事实的了解，设计好了一套。他一来，就召开队委会，检查部队的工作。他把两次打山河镇未克作为口实，指责游击队不在平原建立根据地，而转战到山区，是“拒不执行省委的指示”“游而不击”“逃跑主义”“流寇思想”“梢山主义”等，说在梢山里是“没有马列主义”的。并把这一切，都归罪于谢子长，在党内宣布撤销谢子长总指挥的职务。但因谢子长威望高，怕引起部队波动，所以没有在部队公开宣布。同时，不说任何理由，把警卫队长白锡林排挤出游击队。这是以杜衡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者排斥异己的开始。杜衡以势压人，强行推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极大地伤害了部队指战员的情绪。
两次攻打山河镇未克，成了杜衡等人反对在山区建立根据地，坚持要在平原建立根据地的依据。游击队在盘克原作短暂停留，即返回四村原根据地。不久，旬邑县地方党组织送来情报说，旬邑县城敌人兵力不多，守备松弛，突袭可得。杜衡等人认为，这是在平原建立根据地的良好时机，不可坐失，遂决定突袭旬邑县城。谢子长仍行总指挥职务，指挥战斗。
农历二月底的一天下午，部队从四村原出发，向旬邑县城急行军。这天夜里，寒风凛冽，雨雪交加，步骑成很长的一路纵队，行进在田间小道上，全身上下湿漉漉的。同志们向往着战斗，把“左”倾机会主义者和天气带来的寒意全部丢在脑后，只管一声不响地急行军。这是一支多么好的战斗队伍呀！
第二天凌晨，接近了旬邑县城，谢子长命令一大队和警卫大队攻东城，我带领二大队攻西堡山寨，骑兵大队警戒彬县、正宁方面，以对付可能来援之敌。二大队接近西堡山寨后，我和马佩勋、李维俊等30多人组成的奋勇队摸到寨墙下隐蔽，观察地形，寻机攻寨。这时天气放晴，月牙西斜，东方破晓，雄鸡高啼，大地微亮尤黑。忽然，听见寨墙上有碎杂的脚步声，时高时低的交谈声。敌人的哨兵过来了，手电的光束朝寨墙下乱晃。奋勇队的同志们将身子紧贴麦地，待敌人的哨兵走过后，用云梯和人梯登上了堡墙，迅速将敌人住的院子包围。向敌人喊话：“士兵兄弟们，我们是红军，不打士兵弟兄，交枪不打人！”敌人从睡梦中惊醒，乱成一团。不一会，营房内传出紊乱的刀枪撞击声，士兵们派人把枪送出来了。奋勇队一弹未发，就将该敌全部缴械。这时，旭日东升，阳光四射。奋勇队打扫了战场，立即登上西城墙，收了西门和南门城楼上敌人的枪支。这时，谢子长同志率领的一大队也攻进了东城门。两路会合后，我们配合一大队和警卫队解除了城内团匪的武装，打开监狱，放出“犯人”，开仓分粮。随即在地方党领导下，召开群众大会，处决了罪大恶极的伪县长。这是陕甘游击队成立后，第一次打开县城，极大地鼓舞了指战员和群众，也极大地震惊了反动派。队委会料定敌人不会善罢甘休，根据红军当时的力量不宜守城，遂于当夜撤出，到城南十余里泾河畔的一个村庄作短暂休整。果然，接到省委来信通知：红军打开旬邑县的消息传到西安后，国民党反动派大惊，决心非把红军消灭不可，于是调集重兵“进剿”红军。为了粉碎敌人的“围剿”，扩大红军的影响，决定分兵发动群众。杜衡以省委的名义在马家堡召开会议，在杜衡的主持下决定把部队分为三、五两个支队，单独行动，深入关中道，开展游击战争，把警卫队分别补充到两个支队中。三支队由二大队、警卫队一半和骑兵队组成，队长刘志丹，政委李杰夫，参谋长是我，供给处主任刘约三，率队到西兰公路的永寿、乾县、礼泉一带，发动群众进行打土豪、分粮抗款等斗争，补充扩大部队。五支队队长阎红彦，政委黄子文，参谋长杨重远，率队到三原县心、武字区一带活动。谢子长被调离部队，到甘肃省靖远一带王子元伪旅搞兵运工作。部队按三、五支队划分后，撤销了原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由各队独立分散活动。实际上这是杜衡谁也不相信的表现。这是杜衡第一次将谢子长排挤出部队。
不久，省委来信说：国民党西安“剿共总署”调集大批军队要从三原、耀县、淳化、彬县、长武等地“围剿”红军；陇东军阀陈珪璋与正宁、宁县、合水民团在北面堵截。指示三、五两个支队极速会合，把敌人拖到外线去。指示恢复总指挥的职务，并任命刘志丹为陕甘游击队总指挥兼三支队队长，李杰夫为陕甘游击队政委兼三支队政委，杨重远为陕甘游击队参谋长。农历三月中旬两个支队挥师在旬邑县的清水原会合，部队扩大到六百余人。队委会根据敌情态势，认为在平原地区无法立足，决定突破包围圈，向陕北进军。这个决策无疑是正确的。
在总指挥刘志丹率领下，部队向陕北作战略转移，在宜君县的马栏歼灭陕北军阀井岳秀八十六师的两个连和一个营部，东进乔山主峰凤凰山歼敌两个连，又消灭了焦家坪的部分民团，发动群众开仓分粮。随后到达五里镇。
五里镇是宜君县的一个大镇子，大地主兼商人杨百万在镇上办有商店、酒房，囤积粮食很多，并驻有民团防守。游击队向该镇发起进攻。民团据守山头顽抗，被我军猛烈的火力摧垮，大部分被缴械，一部分沿山而逃。红军进入该镇，抓住杨百万，在地方党领导下，发动群众开仓分粮。群众开心地说：“这下要把杨恶霸的账算清！”该镇有一山寨，存有很多粮食，有民团看守，攻之不易。经多方宣传、喊话，他们仍不肯开寨门。寨内有我的一个堂妹叫吴桂花，要我去见面说话，他们才放心。我在寨下与堂妹交谈，向寨内群众宣传党的政策。于是，他们开了寨门，守寨民团交了枪。这时，地方党来人报告，白水县尧禾镇的大地主剥削穷人很残酷，粮仓不少，存粮很多，附近百姓受尽剥削，苦不堪言。于是，队委会研究决定，部队直奔该镇。该镇民团闻风而逃，红军配合地方党组织召开群众大会分粮食。部队北进，到了黄陵县首镇龙坊。在发动群众进行分粮斗争中，曾和阎红彦、杨重远一起工作过的王文鼎和一批青年农民参加了红军。
游击队继续北上，到达富县的吉子岘。这是位于洛河西岸的一个小高原，土地肥沃，盛产小麦。地主老财发得流油，广大群众穷得要命。陕甘游击队此次到陕北，沿途每战必胜，部分指战员因此产生麻痹轻敌思想，疏忽大意，戒备不严。西北军杨虎城部孙有仁特务团一千多人从旬邑县清水原起，一直对游击队紧追不舍，但从未找到有利战机。这次趁我军进军吉子岘，号召群众到吉子岘分粮之机，敌人派便衣队混在分粮群众中跟了上来。游击队一到吉子岘就组织群众开仓放粮，没想到在分粮人群中混有敌人。午饭后，我们在堡子东门外集合部队，准备出发，就在指挥员喊“立正，向右转”的当儿，躲在土围墙上的敌便衣突然开枪射击。总指挥刘志丹指挥部队立即散开，向敌人冲击，把敌便衣打得死的死，逃的逃。这时，敌人的后续部队赶上原来。我骑兵队勇猛冲杀，将敌人压下原去。敌人增加兵力，在重机枪、迫击炮的掩护下，向我军冲锋。敌井岳秀八十六师的一个营也从西北面向我军发起进攻，使我军处于腹背受敌的极为不利的境地。五支队第三大队被压下沟，伤亡惨重。队长侯奉孝腿部受伤，机枪班班长魏秉成、一大队政委魏佑民、经济处副主任李宗白等同志光荣牺牲。敌人展开重兵，全线向我军冲杀。我军不能恋战，在总指挥刘志丹指挥下，部队分头撤出战斗，东渡洛河。我军刚渡过河，敌人已追到河西岸。恰在这时，山洪猛下，把敌人挡在西岸。在山洪面前，敌人顿足长叹，这时，残阳西落，暮色降临，我军方从容地撤至洛川县的交道镇宿营休整。
第二天，部队进入甘泉县的牛武沟。这天天气炎热，临到中午，阳光直射下来，像火烤一般，战士们顶着烈日行军，个个汗流浃背。中午，部队在牛武镇休息。忽见一个老乡骑着毛驴由鹰儿窝方向匆匆赶来。他一见哨兵，就要求见总指挥，说有要事相告。哨兵把他领见刘志丹，这个老乡大大方方地说：“我晓得你们是红军，我是直奔你们来报信的。”接着告诉我们：“八十六师井岳秀部的陈卓悟辎重营，今日刚从宜川到鹰儿窝（鹰旺镇），还没挖好工事。这些死了没人埋的坏种，老百姓给粮给草养活上，还要打人骂人，可把老百姓作践死了！你们赶快把这股害人精消灭掉。”说完，就骑着毛驴走了。
队委会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分析敌情，讨论作战部署。参谋长杨重远向刘志丹提出，中队长王虎城曾在这里呆过，可派他带奋勇队绕道占领东高地，居高临下控制全镇，配合正面进攻的主力部队。队委会采纳了这个意见。抽调30多个人组成奋勇队，由王中队长率领，当即出发，星夜向预定目标前进。
我军主力下午出发，连夜急行军。此时正当农历四月下旬，陕北高原山区的夜晚还有些凉意。夜幕笼罩了一切，只有天空稀疏的星光在闪烁。部队行进在灌木丛中的狭窄石沟里。次日凌晨，接近鹰旺镇。
鹰旺镇是宜川县城西北约80里处的一个山区小镇，夹在东南北三座巍峨的大石山之间，地形险要，易守难攻。但是，由于我军奋勇队控制了镇东山高地，敌人已成瓮中之鳖。刘志丹指挥部队摆开阵势向敌人进攻。杨琪、马佩勋等带队顺着河边冲人镇内。敌人据守庙院和墙垣进行顽抗。是日天气晴朗，红日当空，战斗非常激烈，滚滚硝烟弥漫天空。当游击队攻入镇中心的大庙附近时，听到庙内有人呼救，并喊道：“红彦，我在这里！”同志们闻声冲进庙内，只见柱子上绑着一个人。上前一看，是唐青山同志。唐青山是陕甘游击队的战士，请假回家途中被敌人抓住。敌人正准备将他处死，便遭到我军进攻，只得将唐青山暂时丢在一边。我们救出唐青山，继续投入战斗。战斗胜利结束了，将敌营全部缴械。班长刘德清同志在这次战斗中英勇牺牲。吉子岘战斗对指战员的情绪有所影响。鹰儿窝战斗获捷后，大家的情绪又高昂起来，迫切希望尽快上陕北开展游击战争，开辟革命根据地。顺应指战员的这种革命热情，队委会决定攻打临真镇，也称临镇。当晚从鹰儿窝出发星夜北行。
临镇位于延长县西南约80里处，也是个山区小镇。汾川河由西向东从镇边流过，东侧有一山寨可控制全镇。敌八十六师张瑞楼的一个营驻扎在这里。
这是农历四月下旬的一个夜晚，陕甘游击队经过一夜急行军，于次日凌晨到达临镇附近的一条高山梁上。前面传来命令，就地休息。战士们双手抱着枪，背靠背互相依托，呼呼地睡着了。刘志丹召集各队领导人，讨论战斗部署。决定：三支队第二大队由政委高岗兼代队长（我当时有病，在总指挥部住），攻占镇东堡，控制全镇；一大队和五支队担任正面进攻，骑兵队顺河向镇东门进攻。
东方发白，天色将亮，战斗打响了。五支队、骑兵队由东川向临镇进攻，从早晨打到中午12点，一直未能取胜。二大队中队长李维俊率本中队绕到临镇北山，配合主力部队南北夹攻敌人。李维俊率队占领北山，居高临下，打到该镇附近时，敌又调来一部兵力，来了个反冲锋，寡不敌众，李部被压到沟里。敌我处于相持状态。我方号召后方人员下沟增援。当敌人将李维俊所带中队赶到沟里，火力又转向东山时，指挥部发现高岗非但没有攻占控制全镇的东堡寨，却带中队长党益山、王虎臣等数十人向北逃跑，钻进深山，致使整个战斗失利。除二大队损失外，还伤亡20余人，部队只得撤离战斗。当日，集合部队时，由政委李杰夫宣布，高岗临阵脱逃，使整个战斗受到影响，队委会决定，并报上级通令，不论在什么地方抓住高岗，立即就地处决。
高岗临阵脱逃，撤出临镇后，转移到安塞、保安、定边宁条梁一带活动，屡遭失败，部队涣散，后与高朗亭队伍会合了。事后诡称他是被其他战士用枪逼着退出战斗的。因战争年代，此类事难以落实，高岗方避免了被处决的命运。但以后调查的事实证明，当时他完全是因战斗激烈，贪生怕死而临阵带队脱逃的。
这时，李杰夫、黄子文等人以临镇战斗失利为理由，不愿继续北上，坚决要南下。他们提出，韩城一带地方党有基础，群众条件好，可在那里建立根据地。不少人随声附和，终使队委会决定部队南下到韩城一带。途经宜川县集义镇，适逢端阳节，又是该镇集日，游击队发动群众进行分粮抗款斗争。随后继续南下，沿着黄河走了三天，到达韩城县以东的西庄，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1927年，唐澍、谢子长、阎揆要、杨重远、阎红彦、雷恩钧等同志，率清涧起义的一部，到达过这一带，打起了西北工农革命军的红旗。所以，群众对红军有感情。
离开西庄，部队做好一切战斗准备，从韩城县城下通过。韩城四下城门紧闭，城墙上有敌军守卫。但他们只是从城垛口偷眼观看红军通过，并未敢发一枪一弹。
部队到了韩城县西南的西原村。这一带党的基础和群众条件好。游击队到了这里，准备开展土地革命，建立根据地。大革命失败后，这里的党组织转入地下，领导群众进行多种方式的斗争。红军一来，群众十分高兴。地方党组织也活跃起来，在红军协助下，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发动群众，组织农民协会、赤卫军、少先队、妇救会等群众组织和六七十人的韩城游击队。广泛开展了抗粮、抗款、抗税斗争。紧接着，召开群众大会，分了前清状元王杰家的粮食。参加大会的，还有带着长矛和梭镖的赤卫军。在会上讲话的，除地方党代表、游击队政委李杰夫、总指挥刘志丹外，还有红军代表、农民代表、妇女代表等。可见发动群众的广泛和深入。特别是妇女代表讲话，这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的西北还是第一次。大会期间，敌人派进来几十个特务、奸细，都被赤卫军抓住了。可见组织起来、武装起来的群众就是铜墙铁壁。在此同时，队委会还派马佩勋、刘约三、马云泽等同志率骑兵队到黄河西岸的芝川镇，在地方党组织领导下，组织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粮食。革命群众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
游击队在韩城一带的活动，再次震动了反动统治阶级。敌人派唐嗣桐旅“进剿”红军。在平原作战，再加上敌众我寡等因素，于我军十分不利，所以，队委会决定主动撤离平原地区，北进黄龙山开辟根据地，作为后方，然后向外开展游击战争。敌人紧追不舍，所到之处，给无辜群众横加“私通共党”“勾结红军”的罪名，大肆搜查，抢劫以至杀害。部队边打边退，撤上象山，与尾追之敌发生激战。新成立的韩城游击队六七十人也配合了作战。
象山位于韩城县城西北面，为黄龙山的南端，形似大象，山上有个大寺院。我军边打边退，占据了山头有利地形，奋力反击，阻止了敌人的进攻。敌人在迫击炮、重机枪掩护下，几次冲锋都未成功。我军在据险阻截中，中队长符有坚、供给处供给员郝子元二同志被敌人炮弹击中，壮烈牺牲。
韩城战斗失利，再次证明，在平原地区建立根据地是不现实的。于是队委会决定返回老游击区乔山一带，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巩固的根据地。
游击队当晚撤离象山，南下韩城平原，向西进军。在三昼夜急行军中，经蒲城、白水等县到陇东宁县麻子掌，沿途时有反动民团据守碉堡，阻击我军。我军长期连续作战，在艰苦的环境中，有的人产生疲劳厌战情绪，在这次穿越平原西进途中，有的开了小差，有的请假不归，所以减员很多。当初在黄陵县龙坊一带时，步骑近千，这次回到陇东宁县麻子掌，竟锐减到200多人。这200多人大都是党团员骨干。在行军中，多余的枪没人背，不得不用牲口驮着走。部队士气低落，情绪不高。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产生了动摇情绪。农历五月下旬，部队在麻子掌召开队委会，主要讨论部队的行动方针，参加的有刘志丹、李杰夫、黄子文、杨重远、杨琪和我等十几位游击队主要领导。黄子文、李杰夫、杨森等人提出：这样长期行军、打仗，怎能受得了！要求把部队拉到三原县心、武字区，采取昼伏夜出的办法打游击。刘志丹、杨重远和我等多数同志指出：心、武字区离三原县城近，东有陵前，西有淳化，三面受敌，且离敌人统治中心近，很难立足；平原地区人马不易隐蔽，昼伏夜出打游击甚难，到那里必然是死路一条。我们主张北上依据乔山，到中段的南梁一带地区活动。认为那里距敌人统治中心远，敌人统治力量薄弱，地域开阔，回旋余地大，东可去陕北，西可进陇东，宜于开展游击战争。同时还可扩大骑兵，以利高原作战。两种意见争论不休。黄子文又提出：“愿意南下的南下，愿意北上的北上。”迫于无奈，志丹同志在会上勉强同意了黄子文的意见。中午，在树下召开大会。大概出于违心和无奈，志丹同志不愿自己讲出南北分兵的决定，就叫我讲。我说：“我不同意部队分散游击的行动。”但黄子文等人还是固执己见，坚持非分不可。最后在分开时，愿意南下的六七十人站出去了，坚持北上的130余人坐着没动。当场阎润平等人手提着枪，为了争人争枪争马，几乎发生火并。
这就是人们所谓的“南北分兵”的真相。
在韩城象山的时候，队委会曾决定由阎红彦、杨琪率少先队百余人，深入黄龙山开展游击，开辟根据地，作为后方，向外发展。当他们进入山区，在石堡一带发动群众开展各种斗争，扩大红军正搞得有声有色的时候，听到总指挥刘志丹率部队回到陇东的消息，便立即赶回陇东。刚到宁县麻子掌南原上，便听群众风传：红军内部闹不团结，部队分开了。这个消息使他们十分震惊，杨琪同志为此伤心落泪。阎红彦立即给刘志丹、李杰夫同志写了一封信，报告他们自己回来了。这时，南北双方的人都派人想说服阎红彦和杨琪，想把他们拉到自己一边。黄子文、李杰夫等人亲自去找阎红彦。不等他们说完，阎红彦就直截了当地指责黄子文说：“你这样做是分裂党，瓦解红军，会成为革命的罪人。”又批评李杰夫说：“你是省委派来的，又是游击队政委，连这个问题都不能恰当处理？如果这样分开，必然会把红军搞垮，看你如何向省委交待！”他果断地、不容分辩地说：“我主张哪里也不去，就在这一带游击。我的意见，两边的人都不要走，明天开会讨论讨论。”第二天，阎红彦率部队到宁县梁掌堡，一见刘志丹同志，就痛心地说：“你是总指挥，怎么能答应部队分开呢？”
第二天，在麻子掌以西20里左右的梁掌堡召开扩大的队委会，阎红彦又讲了部队不能分开的道理，大家接受了阎红彦的意见。普遍认为，阎红彦党性强，觉悟高，站得高，看得远，在关键时候挽救了部队，避免了分裂，有功。所以，推选阎红彦同志当了陕甘游击队总指挥。政委李杰夫借口向省委汇报，离部队回西安去了。部队临时选领导的事，现在的年轻同志可能觉得不可思议。但在革命战争特别是在游击战争年代，这种事绝对又是正常的，客观存在的。据阎红彦同志解放后回忆，他有时性急，态度不好，和谢子长同志都曾被战士临时选掉过，只是选掉后不几天，战士们又觉得还得靠他们领导，又给恢复了职务。
阎红彦指挥部队在秦陇高原展开游击，连续出击，打了一些胜仗，派出游击小组四出活动，消灭了一些团匪，打了一些土豪劣绅。队委会决定刘志丹为二大队大队长，我为副大队长，率队到照金一带展开游击并向省委汇报工作；派李光明同志带一个游击队，东出宜君一带，在咸榆公路沿线打土豪，并西出彬县、永寿一带，在西兰公路沿线游击；苏继堂同志率黄陵游击队，到黄陵县一带活动。
苏继堂同志原为陕甘游击队的班长，后被派回他的家乡黄陵县组织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由于他人地两熟，所以工作开展顺利，打土豪、斗地主，抗粮抗款抗捐的群众斗争发展起来了，游击队初具规模。陕甘游击队与他取得联系后，这支游击队在总指挥阎红彦统一指挥下，发展很快，更加活跃。但是，这支游击队正在节节胜利的时候，被敌军和地主武装夜间包围，苏继堂等同志在战斗中壮烈牺牲。在盘克原，陕甘游击队还与驻在西华池搞兵运的高鹏飞、曹盛荣取得联系，要他们率部起义，与陕甘游击队会合。
高鹏飞、曹盛荣都是我党地下党员，早先打入敌甘军，都在敌十一旅曹友参营担任连长。农历二月间，谢子长被杜衡排挤出陕甘游击队，派往甘肃省靖远地区搞兵运工作。他一到那里，就和贺晋年、孙作宾、杨林、苏建儒等同志一起，深入王子元旅的张东皎团，开展兵运工作。张东皎亦为中共党员，黄埔军校四期学生。他们经过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以张东皎团为主力，发动了著名的靖远起义。这次起义不久失败了，张东皎同志光荣牺牲。谢子长又派杨林、苏建儒同志找高鹏飞、曹盛荣二同志，在曹友参营开展兵运工作。起义条件基本成熟，适逢陕甘游击队派人商谈起义事宜，自是喜不胜喜。高鹏飞、曹盛荣等同志随即趁出操之机，率两个连170多人在合水县西华池起义。一夜赶到宁县盘克原，于农历六月初与陕甘游击队胜利会合，壮大了红军的力量，鼓舞了指战员的士气。盘克原会合后，整顿了部队。高鹏飞为第一大队队长；刘志丹为第二大队队长，我仍为副队长；冯金福为第三大队队长，部队步骑又发展到四百多人。继续在陕甘边开展游击战争。
正当部队节节胜利的时候，七月中旬，省委派省军委书记李艮同志来部队任政委。他一来就召开队委扩大会，按照省委事先定下的调子，指责部队是“上山路线”“逃跑主义”“游击主义”等等，要求部队正规化，搞正规训练，打硬仗，打攻坚战，以只有六七户人家，被敌步骑兵和团匪三面包围的五顷园子为根据地，坚守阵地，不得退让。更使人难以理解的是，限期20天内在五顷园子完成分配土地的任务。他强迫命令部队强攻王郎堡土围子，结果不但没攻开，而且致使部队伤亡惨重。李艮来后，连打三个败仗，最后一仗在牵马原部队被敌人骑兵冲散，严重挫伤了指战员的情绪。为了逃避责任，他们不惜嫁祸于人，胡说打了败仗是右倾作怪。
不仅如此，他们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竟然违背党的组织原则，拉宗派搞非组织活动，非法组织“秘密队委会”。这个非法组织的书记是金天华，委员有高岗（时在西安）、阎润平、黄子文、杨森、薛宝含、王要民等七人。1942年西北局高干会议期间，高岗出于想当“西北王”，先是极力拉拢阎红彦同志，让阎红彦写个他曾是红军陕甘游击队队委会委员的材料，阎实事求是地予以拒绝说：你没当过游击队队委会委员，你当的是非法的秘密队委会委员。故高转而大整阎红彦同志，逼得阎没法，以后只好转赴太行山，到刘邓手下工作。李艮来后，秘密队委会的一些人用高压手段打击排斥、迫害原晋西游击队的领导骨干，有的竟制造谣言说，阎红彦是反革命，杨重远有反革命阴谋。有一次，全体指战员都在院子里，有坐有站。阎红彦严词质问：“谁说我是反革命？拿出证据来！”杨重远厉声问道：“谁说我搞阴谋诡计，把事实摆出来！”那些造谣的人当下被质问得面红耳赤，哑口无言。这件莫名其妙的事，在指战员中引起极大波动。当场有不少人愤怒质问那些造谣的人说：“拿出根据来！摆出事实来！世上哪有这样坚决革命的反革命？哪儿有这样的‘阴谋家’？他们吃尽千辛万苦，领导的红军晋西游击队从晋西打到陕北，从陕北又打到甘肃陇东，这难道是为了反革命，为了搞阴谋？不，他们是坚定的真正的革命者！”
一时间，弄得指战员人心惶惶，议论纷纷，士气低落。政治部主任黄子文看这样下去不好收场，便耍了个花样。他拿纸写了个通知，传送各队。其大意是：刘志丹同志有错误，罚他做饭三天。这更使大家莫名其妙，引起群愤。战士们看出了问题，议论纷纷。有的怀着疑问的心情说：不知此事到底与刘志丹有什么关系？！不知到底要搞什么名堂！秘密队委会的主要成员黄子文同志还扬言，要在部队中清除“阶级异己分子”。实际上是要排除异己。
这场戏并没有结束。当天下午，黄子文领着阎润平等三人，手提着枪，来到二大队，当时我是二大队队长。他们一来，不讲任何理由收了我的枪，并叫我到指挥部去。我到指挥部的第二天早晨，正在集合队伍准备整我的时候，哨兵和敌人打响了。因为马上要对付敌人，顾不得整我了，阎润平等提着枪赶我走。我在队前质问李艮：“我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公布？说清楚了我再走！”阎红彦、杨琪、杨重远等人难过地说：“不说了，说什么理，他们叫你走，你走了算了！”我当着全体指战员对李艮说：“走就走，我去西安，到省委告你们去！”
部队上前线打仗去了，我与五顷园子负伤的高鹏飞、强龙光、冯金福等四个大队长，进了东边山上的树林，我把几个伤员安排在破土窑洞里。第二天早晨，便顺山梁到了刘家店子，准备经马栏去西安。在刘家店子山梁上，不料我被敌人的骑兵抓住。我说我是宁夏花马池来的，敌人骑兵团长李贵卿一听我说话，就说，是陕北口音，肯定是红军，共产党。”并说：“谢子长、刘志丹等共匪头子都是陕北人。”敌人要枪毙我。抓我的一个士兵对我穿的府绸衫子（打土豪时分的）发生了兴趣，要我将它脱下来。这个家伙将抓我胳膊的手一松，让我往下脱衣服。我趁机脱身就跑，敌人向我开了一枪，没有打中，我就跳下梢沟树林里去了。敌人尾追下山搜寻，没搜到，便朝着梢沟乱打了一阵枪。
抓我的这股敌骑兵是由正宁县山河镇出发，经刘家店子去抄游击队后路的。敌人步骑三路配合：职田镇一路，九头、兰邑一路，山河镇骑兵团一路，步骑合剿，前后呼应，企图将红军一举全歼。但是，游击队还没有察觉，这天早晨游击队队委正在牵马原下面驻地开会。就在敌人兵分三路突然向游击队包围的紧要关头，我军在牵马原的哨兵听到了敌人在刘家店打我的枪声，总指挥阎红彦指挥部队立即转移。后卫骑兵和高鹏飞、强龙光、冯金福等伤员上到牵马原时，恰好一团大雾由东南翻滚而来，笼罩了牵马原战场。红军的骑兵与敌人的骑兵在大雾中混战一起，一时分不清敌我，双方即将枪当棍，乱打一阵。最后，游击队一部分被压下深沟，冲散了。要不是听到刘家店的枪声和恰好一团大雾笼罩牵马原，游击队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当地群众说，红军了不得，有大雾掩护哩。
我跳下深沟，沿梢坡滚了下去，头部碰伤，迷迷糊糊地在梢沟里昏睡过去了。忽然隐约听见从山梁到刘家店子过队伍，我不禁暗暗吃了一惊。睁眼一看，有六七十人，打着旗，但认不清是什么人。只见这些人在刘家店子村外一块空地上休息，没有贸然进村，我就认定八成是红军游击队。因为红军从来怕惊扰老百姓，所以，每到一处都是在村外休息，派人进村联系交涉安排好一切，部队才进村。而国民党军队则是每到一处就闯进村子，乱抢东西，弄得鸡飞狗跳墙。于是，我壮了壮胆子，在地上拣了个破纸，写了几句话，请一个老乡带给游击队，告诉他们我在这里。游击队见条后立即派人把我叫回去。我一回到部队，指战员们纷纷围上来，七嘴八舌地说：“不要走了，出不去。”我说：“他们既然叫我走，我就非走不可，我要到省委告他们去。”杨琪和其他战士们说：“不能走，四周都有敌人封锁，走出去就要送死。”阎润平等人看到这种情况向组织上作了反映，经队委会同意才把我留在部队。
李艮来到陕甘游击队后，独断专行，瞎指挥，短时间内一连打了几个败仗，伤亡惨重。原先400多人的一支队伍，在马栏集合时只有七八十人了，尤其是高鹏飞、强龙光、冯金福等四个大队长被冲散找不到了。指战员们意见很大，很痛心，所以士气更加低落。当时李艮的气也很大，但他认为打不了胜仗，根子全是右倾作怪，要集合队伍讲话。阎红彦深知一讲话势必引起更大混乱，对党的事业不利，劝李艮不要讲。李艮气哄哄地反问阎红彦道：“为什么不让我讲话？！”杨重远看到这种情况，就说：“李艮政委是省委派来的，他要讲就让他讲吧！”
部队集合起来后，李艮站在队前，一开口就说：“部队没打胜仗是右倾……“一句没说完，下面就轰动起来。杨琪哭着站起来质问说：“我看你是国民党西北军派来的，看你把部队搞成个啥了？”指战员们也纷纷质问。阎红彦和杨重远叫大家坐下来，说：“内部问题，慢慢说！”当时，杨琪同志放声大哭，大家一听说是内部问题，把枪甩在地上，要和李艮讲道理。李艮和黄子文等人看这话没办法讲了，便躲在窑洞里不出来。不少人呼喊着要他们出来讲道理。阎红彦和杨重远耐心地做工作，说李政委是省委派来的，大家先休息，做得吃饭，有话以后再讲。在这种情况下，大家的不满情绪才暂时缓和下来。
从五顷园子到马栏，李艮等人越是胡闹得厉害，大家越是怀念谢子长同志。有的人声泪俱下地说：“要是老谢在，谁也不会把事情闹得这样糟糕！”有的说：“要是老谢回来领导部队就好了！”
这场风波算是暂时平息了，但是要求谢子长回来领导部队的呼声却越来越高。黄子文和李艮等人一看在部队不好再待下去，借口说要向省委汇报工作，于当夜离开部队回西安去了。
李艮同志来陕甘游击队时间虽然不长，但由于执行了“左”倾路线，其错误是严重的，使部队遭受了惨重的损失。后来，他到陕南领导红二十九军的工作，不幸壮烈牺牲。省委考虑到谢子长在陕甘游击队的崇高威望，便调谢子长重回陕甘游击队，担任总指挥。
1932年农历七月下旬，谢子长回到陕甘游击队，重任总指挥。广大指战员为此受到很大鼓舞。谢子长一回来，首先在队委会领导下整顿部队，稳定军心，并与陕北特委和旬邑、三原等县党组织取得联系。中共陕北特委、旬邑县和三原县党组织很快动员一批青年农民参加红军，陕北特委从神木调来王兆祥、杨文谟、温治功、温治新、温治富、温治亮、高照、王学礼等一批人参加红军。这不仅壮大了部队力量，而且振奋了士气。
为了既坚持在山区建立根据地，又使省委易于接受，队委会决定到靠近平原的浅山区照金地区为中心开辟根据地。于是，将部队开到照金一带。照金位于耀县西北80余里处，是进入山区的一个小镇，北靠大山，南接平原，与三原县心、武字区相连，西与旬邑、淳化县接壤。
陕甘游击队到这里立足未稳，地方党即送来情报，说敌人纠集兵力分三路向游击队进攻：第一路，富平、同官、耀县三县民团由东南“进剿”；第二路，何高侯一个团，由淳化县土桥经安子洼扑来；第。路，井岳秀八十六师的一个营部附两个连，配合民团由陕北宜君县进驻马栏，从北面堵截。当日，抓住敌人的两个探子，证实了上述消息，并确悉富、同、耀三县民团400余人，由总指挥胡景铨（胡三）、副总指挥党谢芳、耀县民团大队长蔡子发率领，已逼近照金。队委会对敌情态势作了认真分析，认为面对强大的敌人三面围攻，尚处劣势的我军不宜坚守硬打，便决定“以退为进，先纵后打”，主动撤出照金，然后再杀回马枪。
1932年农历八月初的一天，确悉敌民团迫近，当晚部队撤离照金。这天夜里云雾迷茫，细雨蒙蒙，总指挥谢子长率领部队由杨柳坪出发，向西撤退。沿着崎岖曲折的山沟，走了10多里，爬上北面林木茂盛、荒草遍地、无人行踪的石山，穿行在挂满水珠的树林里，踏着泥泞的荒草山坡，绕过老爷岭主峰，指战员的衣服全部被打湿了，秋风飕飕吹来，冷得人全身打颤。一夜之间急行军80余里，绕到照金北山，部队就地休息。谢子长召集各队负责人分配任务，部署战斗。
三县民团一头撞进照金，不见我军踪影，以为我军惧怕他们，闻风而逃，所以气焰骄横万分，便高枕无忧地睡大觉了。
游击队在北山稍事休息，便按计划分头下山，在浓重的晨雾掩护下穿过灌木丛林，下山摸到敌人营地，将敌人驻地团团包围。与敌哨兵接火后，敌人才从梦中惊醒，仓促应战。激战一个多小时，敌人全部就歼。胡景铨、党谢芳和蔡子发等被当场击毙，缴获枪支弹药甚多。
次日，游击队西进向安子洼进发，迎击尚在运动中之敌何高侯团。我军抢先占据山顶有利地形，经几个回合的激战，将敌人击溃，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在这次战斗中，五支队三大队队长高山保同志牺牲。
敌人连吃败仗，但并不善罢甘休。伪陕西省政府气急败坏地调两个团及纠集淳化、旬邑等县民团，组织新的“围剿”。队委会分析了形势，讨论了今后的行动方向。认为照金离城市太近，游击队处于敌人四面包围之中，而且敌我众寡悬殊，不利我军作战。而陕北的保安县、安定县一带山区，地域辽阔，回旋余地大，地处偏僻，反动统治薄弱，便于开展游击战争。更重要的是党的基层组织有基础，群众条件甚好。早在大革命时期，这一带就建立了党的组织，1927年谢子长在安定县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同年十月的清涧武装起义对这一带的影响也很深。而刘志丹同志在保安一带情况十分熟悉，也有一定基础。所以，决定突破敌人的包围圈，上陕北在保安、安定一带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
由于省委坚持要在平原建立根据地这一战略性错误的影响，致使陕甘游击队来回折腾，建立不起巩固的根据地，长期无后方作战，许多问题不好解决。进军陕北时，已是9月深秋（农历八月中旬），天气日渐寒冷，指战员衣着单薄，冬装问题尚无着落，于是决定，打下保安城，建立根据地。
保安坐落在周河北岸，靠山面水，没有城池，北山石崖下有一排石窑洞，再下是一条一字街道，河北岸有一座旧城，城墙很高，但早已成为不住人的空城。据原侦察，敌八十六师只有高玉亭营的一个连，驻在石崖下的那排石窑洞里，所以突袭可得。但是后来高双成又从延安派两个连增防保安，这个情况我们尚未掌握。后来得知，其中一个连的连长是李含芳，此人原是共产党员，后来自首投敌叛变了。
农历八月十五凌晨，游击队按原计划绕到保安北面，从石窑洞垴畔上压下去。阎红彦自告奋勇担任奋勇队队长，带领强世清等40多人主攻。他们同心协力，英勇奋战，冒着枪林弹雨，直逼敌驻地石窑洞垴畔。强世清等人一直冲下去，打到石窑洞门口，在我军奋勇队的猛烈火力下，敌人虽有防备，亦无法抵挡，只得放弃石窑洞，跑入旧城圈，一部分占据对面山顶。这时，游击队如果下川攻城，则会置身于不利之势，旧城内之敌可据城坚守，对面山上之敌居高临下，更有西边烽火台之敌可控制整个战场。而这烽火台，没有重武器就无法攻下。谢子长审时度势，随机应变，果断地命令部队主动撤出战斗。在我军撤上北山时，敌人尾追。我军占据山顶有利地形，将尾追之敌打退，谢保含、王文鼎二同志在反击中壮烈牺牲。我军有计划地绕到西边，经周河，渡洛河南下。到瓦子川，敌人又尾追上来。游击队撤至墩儿梁，据守有利地形，击退尾追之敌。中队长刘志清同志中弹牺牲。
从保安撤退中，夜间沿着一道山梁行军，不料马把西瓜踏坏了。总指挥谢子长发现后，即向看瓜的老乡赔礼道歉，并按价赔偿了西瓜钱，看瓜的老乡感动地说：“高玉亭的人来吃了瓜，不给钱还打人骂人，红军的马无意间踩坏几个瓜还赔钱，你们真是老百姓的好队伍。”
墩儿梁位于陕甘交界，在大梢林里有不少破土窑。很早以前，这里人口稠密，山区集市繁荣。由于满清政府挑起回汉相争，老百姓逃走，山野荒芜，常有土匪为患，近百年已几乎人烟绝迹了。陕甘游击队到这里高山上只能在破土窑洞里打火取暖，既弄不到饭吃，又搞不到水喝。次日到八卦寺（属于富县），这里深沟有五六户人家，土地肥沃，产粮食，还有少数水田。部队买下老乡的糜谷粗粮分到各班，指战员们自己磨面碾米，又在河沟里挖了些野芹菜，再加上采集的杜梨山楂等野果，总算吃饱了肚子。翌日，越过高山密林，到平正川休整。平正川属于合水县，只有几户人家。
农历八月下旬在平正川召开的队委会上，黄子文、杨森等人又动摇起来，坚持要到平原去。军心因此被搅乱，到保安、安定建立根据地的计划无法实施。当时，陕甘反动统治阶级大肆造谣说“红军完了”，以蛊惑人心。队委会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以及部队的具体情况，为了扩大党和红军的影响，开展群众工作，同时也便于解决指战员的过冬问题，因此决定部队暂分四路活动：
一、刘志丹同志率少先队百余人，到陇东合水县的塔儿原、黑幕原一带活动；
二、黄子文、杨森等率六七十人，回到三原武字区；
三、阎红彦、杨重远、杨琪、刘约三等率骑兵队到宜君和耀县的照金一带，通过地方党与省委取得联系，向省委汇报工作，并请示部队如何行动。
四、谢子长率干部和伤员30余人，留在平正川、瓦子川、墩儿梁一带，看护伤员，并与中共陕北特委取得联系，要求调派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参加红军。
我和谢子长等30余人在平正川一带，度过了一段异常艰苦的日子。好在1927年，唐澍、谢子长、阎揆要、阎红彦、雷恩钧等同志曾到过这里，因此群众了解党、了解红军，也熟悉谢子长，党的组织也有一定的基础。所以群众对红军的支援是无私的，这对游击队渡过困难起了巨大作用。
平正川、瓦子川、墩儿梁一带，山大林深，人烟稀少。秋尽冬来，树叶就要落尽，山林里昼夜温差很大，早晚河水已结薄冰。指战员们仍衣着单薄，半夜三更寒气袭来，刺骨难忍。大家经常在烂土窑洞里烧火取暖，等地上烧热了，再把火子扫过睡觉（俗称霸王炕），刚睡下烫得难受，但越睡越冷，常常被冻醒。群众借给的一件大皮袄，供放哨的轮流穿。就在这种困难条件下，还要时刻警惕南梁堡、阎家洼、太白黑水寺等地的团匪侵扰。所以，不得不每日在太阳落山时转移地方。吃的东西更是困难，经常靠野芹菜、野杜梨度日子，群众经过最大的努力送来点粮食，加野芹菜煮成糊汤，大家分着喝。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有群众转送伤员、送信、探听敌人的消息，所以红军的消息比较灵通。如果没有群众的尽力支援，那是很难生存的。群众把红军当亲人看待，自己省吃俭用，省出粮食支援红军。这些动人情景至今记忆犹新。许多群众积极分子经常帮我们买粮，给我们送野猪肉。他们一来就老谢长老谢短的，十分亲热。谢子长对他们也很热情，经常和他们促膝攀谈。他们常说：“红军为老百姓打仗，受尽千辛万苦，我们穷人永远不能忘了你们！”他们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最困难的情况下，群众把未完全成熟的糜子割下来，用锅炒熟，锅不够就在石板下烧火炕熟，送给红军吃。保安县洛河畔仓沟有个叫马海旺的老乡，多次给我们送情报，掩护红军的伤员转移。谢子长派去安定县组织游击的强世清同志就是马海旺通过社会关系送回安定的。南梁地区群众对共产党有了认识，对红军无私援助，使游击队坚持下来，得到发展壮大，这是我们永远不能忘怀的。
调治伤员更是困难。没有药物，群众就给我们挖草药，献土方。谢子长在这些日子里真是吃尽了千辛万苦。他经常亲自用草药、烟油和南瓜瓣给伤员调治伤口。同志们看到，他在篝火旁细心地用盐开水给伤员洗伤口，火光照着他那日渐消瘦的脸庞，就想起了他在风尘弥漫中抬伤员的情景，不少人流下泪来。一个少先队员被“霸王炕”烧着衣服，烫伤肚皮，谢子长就像照看自己的孩子一样，给他洗伤、治伤。这个小战士就像生活在父母身旁，他流着泪说：“我从小被老财害得失去了父母，没有了家，参加了革命，又有了家，找到了党和红军，我就像有了亲爹娘！”一有空，谢子长就给大家讲中央苏区的情况。他常说“失败是成功之母”，教育大家鼓足勇气，战胜困难。
红军吃了用了群众的东西，都照价付钱。后来，实在没钱开，就打了欠条，言明以后保证分文不少地偿还。
不久，阎红彦、杨重远、杨琪和刘约三等同志率骑兵队，由照金返回平正川。
他们在照金时，得到地方党组织的情报说，韩城一个高利贷剥削者兼大商人雇用的20多头骡子，要从这一带经过，驮的有大烟土。经侦察，情况确实。于是，他们就在高耸的老爷岭设伏，没收了大量大烟土、银洋和其他物资。他们把这批钱财带回平正川，解了燃眉之急。
谢子长同志提议，这笔款子除解决部队急需、偿还欠老乡的钱，其余的一批钱作为党费，送北方局作活动经费，并接济被国民党反动派关押在北平监狱里的共产党员安子汉（即安子文）、刘文蔚、尤祥斋等一些同志。
总指挥谢子长即率护送部队（步骑各半）由平正川出发，经瓦子川渡洛河，翻山越岭，到了陕北安塞县的真武洞。地方党有情报说，在一个骡马店里，住有从宁夏来的商贩一股。据说，这个商贩股是韩城一个大商人的，但不确实，也不知道驮些什么东西。为了弄清情况，就找脚户个别谈话，但都不肯吐露真情。晚上，一个脚户假借出来解手，偷偷对我们的哨兵说：“我是韩城县人，我知道你们是红军，好人。民国十六年冬天，谢子长带的红军来过我们村，刘志丹带的红军在今年夏天又来过一次。老百姓都说红军好。”他告诉我们说：他们是韩城一个大商人的脚户，后面还有些骡马驮子，总共有30余驮，还有马20多匹，并告知了所驮的东西。最后他说：“这家大商人还是地主，放账剥削穷人。你们把这些东西都没收了，只要给我们个手续，让我们回去能向掌柜的交账就行了。”于是，红军将这批骡马和所驮的大烟土全部没收。杨重远给开了收据，盖了“中华苏维埃政府”
的印章，并给脚户打发了足够的路费。再向北走20余里，在东营、西营又没收了大商人的马20余匹，在平桥一带宣传了党和红军的政策，并扩大了骑兵。之后，谢子长同志命游击队供给部主任雷云亭和杨庚午带着银款等，负责护送伤员继续北上，将伤员和银款交给马文瑞同志。那时，文瑞同志已不任安定县委书记，是陕北特委委员兼特委南路特派员和陕北团特委书记，分管陕北特委南路——清涧、延川、安定、延长、延安等地党的工作。雷云亭同志后来到三边当了教育训导员，杨庚午同志后来被高双成抓去，为革命而牺牲了。
农历十月间，谢子长、阎红彦、杨重远、杨琪、刘约三等同志率骑兵队西进，到甘肃合水县塔儿原、黑幕原与刘志丹等同志会合。刘志丹在合水县黑幕原、塔儿原当时的处境与谢子长一样，也是十分困难的。冬天天寒地冻，部队没有棉衣，手和脚都是用烂羊皮、草包着，不能外出，在山窑子里靠打火取暖，放哨时借群众的皮袄穿。由于没有粮食，喝包谷糊汤。打土豪搞到一点粮食，自己上碾磨推。队委会研究了部队今后的活动意图。由于黄子文、杨森等人回到三原武字区后，暂时压枪散伙了，所以敌人大肆散布谣言，说谢子长、刘志丹的红军完了，这使群众的情绪受到了严重挫折。地主恶霸、土豪劣绅借机打击报复，更加残忍地压榨穷人。为了粉碎敌人的谣言，给群众撑腰，保护群众，决定部队南下，经宁县盘克原、正宁县三甲原到旬邑、照金、淳化、耀县和三原县心、武字区一带游击区活动一个时期。乔国桢1926年从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回到陕西后，与黄子文等人一起，在三原县心、武字区组织过农会，有一定的群众基础。
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里，我们到了陇东高原宁县盘克原的一个寨堡跟前，派人喊话，要寨堡里的人开寨门。寨内问：“你们是谁的人？”我们回答说：“我们是老谢（子长）老刘（志丹）带的红军。”他们不相信，说：“见到老谢老刘本人，才肯相信。”便出来一个老年人提着灯笼到部队中间转来转去认人，这位老人一看到杨琪和他骑的白马，就高兴地说：“呀，果真是你们！听说你们上陕北去了，又有人说你们在大梢山里。现在又回来了，欢迎！欢迎！”于是，就像待亲人一样把我们迎进寨堡，家家户户生火做饭，把准备过年的食品端给战士们吃，并安排休息。这个亲热劲，使战士们好像回家过年一样。地方党的同志负责侦察敌情，群众说你们休息，我们放哨。总指挥谢子长率部队南下到淳化县通润镇，在地方党的领导下，发动群众开展开仓分粮的斗争，收了民团的枪十多支，群众高兴地说：红军回来了，穷人有办法了，我们早就盼着这一天。
12月，到了耀县北区，在与民团作战中，骑兵队班长王建申光荣牺牲。群众反映，有个大地主存粮很多，但找不到粮食藏在什么地方。经再三做工作，这个地主的一位长工偷偷告诉我们，粮食藏在水井壁上的一个洞子里。群众下井将洞里的粮食取出，一看，尽是好麦子。大家兴高采烈地把这些粮食分给群众。地主一看露了底，吓得逃跑了。在淳化通润镇战斗中，缴枪一部，后转战到三原心、武字区，耀县北原一带打土豪，分粮食。
不久，省委指示，要游击队到宜君县的马栏川、杨家店一带集中。12月，省委书记杜衡和压枪散伙后去省委的黄子文等来到部队。杜衡一来，就召开扩大的队委会，煽动群众斗争陕甘游击队的主要领导人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等同志。他胡说什么陕甘游击队一年来，没有执行省委的路线，没有在平原建立起根据地，而是“梢山路线”“逃跑主义”“游而不击”等等。并以上述罪名，要把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全都开除党籍（后经省委发现纠正了），排挤出部队。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和杨重远在一起商量，一致认为四人都走，部队有垮的危险，必须留下两个。但是估计，谢子长和阎红彦杜衡说什么也不会同意留，留下刘志丹和杨重远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刘志丹和杨重远不愿留，谢子长和阎红彦坚持要他们留下。最后，通过黄子文给杜衡做工作，杜衡才勉强同意留下刘志丹和杨重远，但不给安排领导职务。谢子长和阎红彦顾全大局，违心听从省委指示，被调派到上海临时中央受训。在陕甘游击队里很多同志曾和子长、志丹等同志一起出生人死，患难与共，深知子长、志丹同志对党忠心耿耿，从无二心，为革命百折不挠，所以议论纷纷，对杜衡的做法极其不满，十分同情子长、志丹和红彦、重远同志。子长、志丹等同志反而给大家做工作，叫大家要顾全大局，服从党的决定，不要闹事。红彦同志到上海中央局后，经澄清事非，派赴北方局工作，又经北方局派往张家口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中工作，后又被派往孙殿英部组织“兵变”。1934年7月被上海中央局派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先后入苏联红军大学附设的共产国际军事研究班、莫斯科国际列宁学院学习。1935年4月，共产国际为尽快恢复与我党中央的联系，特派阎红彦和刘长胜同志带密电码回国，经千难万险，于12月在瓦窑堡见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全凭记忆汇报了带回的密电码，使我党中央恢复了和共产国际的联系。1936年2月，他曾任红军黄河游击师师长，后先后任三十军军长、警备三团团长、警备一旅旅长。1942年整风运动期间，因坚持实事求是，不受高岗拉拢，遭高岗打击排挤。“七大”以后，他曾就高岗问题向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同志反映了几条意见，并说：“高岗这个人品质不好，是个诡计多端的阴谋家，不可信赖，迟早要出问题，望中央注意”，要求中央把他的“意见”记录在档。1954年高岗事件发生后，中央查阅了红彦同志的“几条意见”，证明他是正确的，是很有预见性的。1946年9月，红彦同志到刘邓手下工作后，曾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三纵队副司令员、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二野三兵团政治部主任、副政委。新中国成立后获国家一级“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解放勋章”，授上将军衔。1958年3月，中央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志曾专门把任四川省委第二书记的阎红彦召到身边，感慨地说：“阎红彦同志，很对不起你，把你冤枉了十多年。当时只怪我……看错了人。”1959年9月红彦同志调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政委。1967年1月8日，惨遭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
1932年谢子长和阎红彦走后，杜衡于12月20日在宜君县转角镇，传达中央局的指示，正式宣布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同时宣布军、团政委都由他自己兼任，二团团长由选举产生。为了防止原游击队排级以上的干部被选上，影响自己独断专行，杜衡明确规定，原陕甘游击队排级（中队长）以上的人都没有选举和被选举权，把原游击队干部的枪也收了。杜衡他们指名班长王世泰、曹盛荣同志为候选人，经过一番策划和举手表决，王世泰同志当选为红二团团长。王世泰同志是1932年6月下旬从盘克原王乐村来到陕甘游击队的。红二十六军二团的成立本应是令人十分高兴的事，但杜衡的霸道专权和思想路线的错误，不懂军事又刚愎自用，加上清除排挤、打击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等富有长期军事斗争经验的领导同志，甚至打击一大片，排挤歧视原陕甘游击队排级以上领导骨干，给红二团不久的挫折和失败埋下了深深的必然的隐患。
陕甘游击队存在的时间虽然并不太长，但陕甘游击队坚持党的领导，高举革命红旗，建立无产阶级的、独立的革命武装，公开地向国民党反动派宣战，理直气壮地为劳苦大众谋利益而打仗，指导思想是正确的。在陕甘游击队的组建中，虽然出现了一些分歧意见，但经过纠正和统一思想后，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等同志坚持了我党正确的建军路线，终于打出了红旗，在西北地区建立了一支党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力量。如果不打红旗，没有这支革命武装力量，就很难谈得上西北这块革命根据地的较快建立和存在，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陕甘游击队以井冈山为榜样，以毛泽东同志的建军思想为指导，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方向，部队认真学习和贯彻了古田会议决议，实行军事、政治、经济三大民主；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纠正了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等不良倾向；肃清了流寇思想，改造了土匪成分。对不服改造，并且威胁红军安全的分子采取了果断措施。在这方面，具体做法上也许有不够尽善尽美之处，但总的方向无疑是正确的、必要的，无可厚非。
陕甘游击队在转战陕甘的艰苦斗争中，为中国革命立下了可歌可泣的不朽功绩。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等同志坚持建立山区根据地，在作战中，认真贯彻游击战争的“十六字诀”等战术原则，打了许多以少胜多的漂亮仗。指战员作战目的明确，打仗勇敢，不怕牺牲，宁做烈士不当俘虏。以杜衡为代表的陕西省委认为“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坚持要在平原地区建立根据地，甚至要求游击队“正规化”，打攻坚战，这是非常错误的。这个战略思想方面的错误，贯穿陕甘游击队活动的始终，严重地妨碍了正确战略战术思想原则的贯彻执行，使陕甘游击队始终未能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到处站不稳脚跟，长期远距离奔袭，严重影响了红军的发展，推迟了西北革命的进程。这个损失是严重的，不可弥补的。
陕甘游击队贯彻人民战争思想，做了大量有声有色的群众工作。指战员们不顾连续奔战之苦，每到一地，即在地方党组织领导下，密切联系群众，紧紧依靠群众，广泛发动群众，武装群众，打土豪、斗地主，分粮、分地、抗款。使群众认识到红军是自己人，是为穷人打天下的，从而在精神上、物质上给红军以极大支持。在对敌封锁消息、对我传递情报，在扩红参军，配合作战，支援前线转运伤员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这是陕甘游击队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保障。
陕甘游击队在党的领导下，在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等同志的直接指挥下，经过坚强的党团骨干和全体指战员共同努力，排除“左”倾机会主义等种种错误思想的干扰，走过艰难曲折的战斗历程，把这支有生力量坚持下来，并有了一定的发展，这就是最大的胜利。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等同志，为这支红军的建立和发展，为开辟陕甘革命根据地建立了卓越的、不可磨灭的功勋。尽管他们不可避免地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但是，历史业已无可争辩地证明，他们不愧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产主义战士。谢子长、刘志丹同志是西北人民当之无愧的革命领袖，理应受到西北人民的崇敬和爱戴。我们永远怀念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同志！我们永远怀念陕甘游击队的死难烈士！
陕甘革命武装斗争结束了英勇悲壮、艰难曲折的一幕，新的一幕又毫无间歇地开始了。
陕甘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的建制和领导序列是：红二十六军政委为杜衡，兼红二团政委。红二团团长为王世泰；参谋长为郑毅；政治处主任为刘志丹；经理处长为刘约三；管理处长为杨琪；步兵一连连长为杨志和，杨文谟、李秉荣先后为指导员；步兵二连连长是我，高锦纯为指导员；骑兵连连长为曹胜荣，张秀山为指导员；少年先锋连连长为芮四，指导员为魏武；政治保卫队队长为王兆相；随营学校校长为汪锋，李杰夫为政委；共青团书记为师可寿（后叛变）。
红二十六军序列只有一个二团，而二团下无营编制，这种间隔虚位的办法，在当时即考虑到日后部队的发展壮大，也是制造声势，扩大影响的一种办法。
开初，陕甘游击队被整编后，有200人左右，先编步兵第一连有130多人，接着又从三原县武字区、旬邑县等地补充了一些新战士，成立补充连，编为二连，我就当了二连连长，高锦纯为指导员。随营学校也是稍后成立的，有学员三十几人。杜衡原先怕长期在晋西游击队、陕甘游击队的同志影响他的指挥权威，难以搞个人说了算，在选举红二团团长问题上非法剥夺原游击队所有干部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但是班长中选出的团长产生后，他虽大权在握，却对军事斗争实无多少经验，不得不起用了一些游击队的干部，我和一些同志大概就是在这些矛盾的情况下被任用的。好在我们革命不是为了某个个人，更不是为杜衡干的，所以，尽管子长、红彦同志被赶走后，我们很怀念，很痛心，对志丹同志的不公遭遇很同情，但我们还是决心要为革命事业的发展舍生忘死，拼命工作。
先编第一连一开始就有130多人，也有枪，而后编的二连开始基本没有什么枪支，我们便从农村买了几十个木杈把当武器使。随着战争的进行，二连慢慢地才有了一些枪支，力量很快壮大起来，随着管理和训练的加强，二连很快成为一支特别能战斗的部队。
根据省委的指示，红二十六军二团成立后首先以照金为中心向外发展，在照金周围的耀县、淳化、旬邑、正宁、宜君一带展开活动，陆续打了一些小胜仗。部队除打仗之外，并协助地方党建立苏维埃政权，给农民分配土地，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扩充了兵源，壮大了红军主力。红二十六军二团的建立经历了一些曲折，但这必定动摇和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民团在陕甘边区的黑暗统治，极大地推动了陕甘和陕北地区、关中地区革命运动的发展。
12月27日，红二团首战焦家坪，敌团总仓皇逃窜，此战消灭宜君县民团60余人，缴枪60余支。接着部队于1933年1月初进至耀县香山寺，召开群众大会。宣传革命思想，并将香山寺院的600多石粮食全部没收，分给了逃难的饥民和附近贫苦农民。香山寺位于照金东北笔架山，是建立于唐朝中期的古寺庙群，是陕甘边界闻名的文物古迹。在群众大会和开仓济民之后，红军领导人又怕敌人占据这一通向根据地照金的军事要隘，威胁苏区，决定火烧了千年古刹香山寺，在群众中造成了不好的影响。
初战告捷，开仓香山寺，使杜衡等头脑发热，被胜利冲昏了头脑。1月17日，杜衡不顾其他同志的劝告，硬要红二团攻打与我有统一战线友好协定的庙湾夏玉山（外号夏老么）民团。于是决定由刘志丹、杜衡、郑毅带主力为一路，拂晓突击，王世泰带骑兵连绕道庙湾下川隐蔽，拟堵截逃敌，在野战中消灭敌人。然而，由于战前对步行距离估计不足，奇袭部队未按时进入阵地，时至早晨八点左右，骑兵一路缺乏作战经验，把敌人可能走火的枪声误认为是奇袭部队与敌接火，向庙湾街道发起冲锋。敌凭借坚固碉堡进行顽抗，部队领导在战斗不利的情况下仍不改变计划，数次组织无谓的冲击，伤亡惨重，最后不得不撤出战斗。此次战斗，我军受到严重伤亡，损失极大。骑兵连连长曹胜荣阵亡，连指导员张秀山负伤，好几个班、排长也牺牲了，不但未拔除敌人据点，我军伤亡计有二三十个同志。事后将责任全部推在参谋长郑毅一人身上，撤了郑毅参谋长的职务，由刘志丹任参谋长，郑改任第一连连长，骑兵连也改由杨琪任连长，惠泽仁任连指导员。夏老么民团与我们原来有着协议，并卖给我们一些物资弹药，掩护我们的伤员，我方来往过境人员他们也给予方便，双方保持着互不侵犯、互通情况的关系，过去这叫“拉关系”，后来叫统一战线。与夏老么关系破裂后，夏老么抓住我们的伤员全杀害了，抓住我们的工作人员也都杀害了。
2月初，敌步骑各一个营及庙湾民团分三路向红二团驻地芋园发起突击，杜衡等却令红二团坚守阵地，与敌抗击，实行硬拼，致敌将红二团包围。后虽突围，但部队又一次遭受损失。杜衡思想极“左”，但在芋园战斗时，战斗打响，敌人一开枪，他却骑着马跑了。
1933年春，随着红二团对民团的不断出击和活动范围的扩大，照金这个陕甘游击队曾活动过的地方的苏区政权也逐步建立起来，苏区的范围也逐步扩大。到红二团南下的时候，当时西起淳化原，东到香山，南抵高山槐，北至马栏，东西50余里，南北30余里的乡村大部分都是苏区的，只是城镇还是敌人的。另外，还帮助建立了一些地方游击队。当时红二团虽是正规部队，但主动出击的目标主要还是一些民团，因为人员和武器问题，打正规部队就不大行了。
3月上旬，中共陕甘边特委在耀县照金成立，金理科任特委书记。同时还成立了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李妙哉任总指挥。
3月中下旬，部队转入外线作战。首先，攻打了同官（今铜川）县的金锁关，消灭民团30余人。尔后进入三原县武字区，歼敌一个步兵排。
4月初，在红二团的配合下，在照金召开了陕甘边工农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周冬至（农民）当选为主席。不久，又成立了桃曲塬、照金、老爷岭、马栏、七硷石等基层革命委员会。至此，以薛家寨为后方中心的照金革命根据地基本形成。
1933年4月下旬，杨虎城、井岳秀以四个正规团和六个县的民团8000余人的兵力，分四路围攻照金根据地。陕甘边特委和红二团党委召开联席会议，决定红二团到外线活动，游击队坚持就地斗争。红二团经过20多天的机动作战，也消灭了一些敌人，由于地方党的动员，队伍扩大到近500人。我带的二连的新战士，很多是商洛人，即陕西山阳、洛南、商县一带的人，多数是穷苦的劳动大众。部队的主要来源是靠三原午字区、旬邑等地的地方党动员来的。进犯照金之敌，在我军民打击困扰下，加之此次“围剿”的总指挥王泰吉原系共产党员，同情革命，敷衍应付，对上假报战绩，故时间不长，便撤出根据地，使这次“围剿”草草收场。
正当革命局势有所好转并开始发展的时候，5月下旬，中共陕甘边特委和红二十六军党委在耀县北梁的南原上召开联席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杜衡、刘志丹、习仲勋、李妙斋、李杰夫、汪锋、秦武山等。会议重点是讨论边区工作和下一步的行动计划。据说，李杰夫提出向北边的蒙地发展，打通国际线路，取得苏联的支持，刘志丹提出在陕甘边建立根据地。会上，杜衡错误地认为，1928年我党曾在渭（南）华（县）地区领导举行过暴动，群众有革命传统，那里南依秦岭，地势险要，难攻易守，且西连西安，可直接威胁敌人统治中心，又靠近陇海铁路线，部队供给方便。因此，杜衡主张放弃照金革命根据地，南下渭（南）华（县）一带去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并与红四方面军和陕南的红二十九军会师。最后，会议做出了部队南下渭华的错误决定。这件事到底是谁给杜衡出的主意，还有没有其他情况背景？至今令人费解。
1933年6月17日（农历五月二十五日），红二十六军二团在北梁召开南下动员大会，后于农历五月二十九日部队开始南下。红二团途经桃曲原时，消灭来犯的淳化县民团百余人，缴获不少武器。部队前进到泾阳嵯峨山的二台村，杜衡召集部队讲话，时渭北游击队也参加了。杜衡宣布，部队要南渡渭河，去商洛地区开辟新根据地。当晚，便命令部队连夜出发，天亮到了关中平原。部队前进到三原县武字区寇家庄，准备向渭河南进发时，杜衡突然借口回西安向省委去汇报工作，便指定汪锋同志代理红二团政委。杜衡溜走后，部队仍按原定线路，拟经三原之辘辘坝，再经高陵的交口镇过渭河，先到临潼山附近，再到高塘原。
在辘辘坝，部队按照预定计划，由渭北游击队引出王泰吉部一敌兵排，约10分钟，将其全部歼灭。
接着，部队星夜兼程前进，战士们又渴又累。一路上，大家竭力克制着瞌睡，两腿沉重，身不由己地高一脚、低一脚走着。整整通夜行军，休息时战士们一个个只要随地坐下来，便立即进入了梦乡。再出发时，前面的战士习惯地拉一拉后边的战士，又懵懵懂懂地向前走去。许多战士脚掌发胀、发痛，尽管如此，按照军事命令，只好艰难地向前走去。
农历闰五月一日凌晨，部队经驻有敌军的高陵县城，绕城而过。清晨的雾霭中，黄浪翻滚的渭河横在眼前，先头部队——红二团骑兵连，在连长杨琪、指导员惠泽仁带领下，全部身穿国民党军服装，迷惑了敌军，顺利而又巧妙地歼灭了交口民团，并缴获了一只渡船，部队依次迅速抢渡。部队在敌占区活动，大家心中总是惴惴不安，若敌军闻讯，他们随时都会集中兵力扑来。我们的部队一边抢渡，一边警惕西安方向的来敌。
中共陕西省委得知红二十六军南下的消息后，认为南下决策是错误的，决定令红二团停止南下行动。省委书记袁岳栋（小章）赶到三原中心县委时，得知部队已经出发，恰好杜衡离开部队回西安途中来到三原，袁立即在三原民教馆召开会议，讨论红二团南下问题，批评杜衡执行的“左”倾机会主义，杜在会上勉强承认自己有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会议决定派黄子文立即追赶红二团，叫部队返回照金，黄子文赶到河边时，部队已全部过河。红二十六军南下渭华，开辟新区，这样重大的战略转移，在省委没有同意的情况下轻易作出，而部队南下渡河前杜衡又急急离开，很快就在西安被捕，卖身投敌，带着敌人捕捉我革命同志，其中到底有何奥秘？是否杜衡暗中设定的圈套？很值得深思。
渡河后，当日中午，部队迅速进到离西安城东30华里的灞桥，歼灭了正在上操的一连敌兵，随后又消灭了五里店的敌民团四十余人，沿途拦截敌兵汽车，不让进西安城，令其原路返回，部队继续迅速向临潼山方向前进。当晚宿营骊山。
西安方向，国民党军闻讯大为惊恐，随即下令西安戒严，在各交通要道派重兵把守，阻截秦岭南山各峪口，还派一旅兵力尾追我红二团部队。
农历闰五月二日拂晓，部队由骊山出发，敌驻临潼县城的部队和警一旅唐嗣桐部队尾追。我骑兵做后卫，边打边走，前进到蓝田县的猴子头，当晚宿营许家庙。
农历闰五月三日晨，红二团沿着终南山北麓向东北方向进入秦岭山区。秦岭山区峭壁陡崖，山路崎岖，多碎石，骑兵连的马有许多马掌都磨掉了，马腿也瘸了；驮大行李的骡子，有的腿也瘸了。前边有200多民团堵截，后边唐嗣桐紧追不放，我红二团不熟路径，又无向导，前后遭到夹击。刘志丹、王世泰、汪锋同志率领战士们沉着应战，英勇搏斗，夺得制高点，击溃了敌人多次强攻，歼灭敌民团，缴获长短枪共50余支。
农历闰五月四日下午，部队来到高塘原，沿途多次打垮了敌民团的阻击，消灭敌人近百人。在高塘原，战士们正在吃晚饭，敌人杀气腾腾地从渭南扑来，部队迅速转移，进了秦岭箭峪口，以防敌军再次追袭。
农历闰五月五日拂晓，部队进了南山。前卫部队刚翻过秦岭头，后卫部队与尾追之敌接火。我团抢占青岗坪一道山梁，用火力将敌军从正面压下，部队趁敌军迂回包抄之际，分两路有秩序地转移。转移中一连与兄弟连队失去了联系。
部队自进入箭峪口后，消息闭塞，根本不掌握敌军动向，犹如盲人骑瞎马一样，只好在密林里周旋。一天，部队透过密林，见一敌军部队通过，由于不明情况，主动避敌。待敌军走过约十华里，顺道我们遇见了失去联系的一连全体战士。青岗坪这一战，部队失掉了两名战士。
部队南下以来，星夜兼程急行军，又遭敌军和反动民团围追堵截，迫于应战，战士们疲惫不堪。部队准备在适当地方休息几天，但敌唐嗣桐部的两个团紧紧尾追。为了有利于和敌人搏斗，农历六月九日下午，部队转移到蓝田县张家坪，稍作休息。
张家坪距蓝田县城70华里，距西安城160多华里，崇山峻岭环抱，山势陡峭，满山松柏郁郁葱葱，梢林密布山间，清澈的流峪河由东南向西顺山峡蜿蜒流湍。沿着河畔的张家坪上，零零星星地有十二三户人家。部队来到张家坪宿营，当地群众起初恐慌不安，有的还躲避到梢林里。后来，见我们部队纪律严明，自己铡草喂马，劈柴做饭，用了群众的东西随即归还，用了群众的柴草还付款，有的还帮助群众劈柴、扫院，这一切感动了群众，躲避的群众于当晚都纷纷回村。临睡时，群众纷纷腾出房屋，让战士们进屋歇息。入夜，疲劳的战士们倒头便呼噜呼噜地人睡了。干部们有的商量作战计划，有的抓紧机会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夜深了，山风吹，松涛响，哨兵紧握长枪，警惕着敌军的动向。
次日清晨，哨兵鸣放了三声紧急枪声，疲劳的战士们从酣睡中惊醒。敌人从蓝田铺洼子、马家楼、韩家窑桥方向，向张家坪、流峪河西口偷袭而来。敌迫击炮、机枪凶狠地向我宿营地扫射。刘志丹马上命令政治保卫队长高兆带领15名战士隐蔽压敌。张家坪被敌军包围，情况异常危急。看情况危急，我和高锦纯同志立即带领二连抢占西北山峁，我们一边向敌人先头部队开枪，掩护其他单位，一边前进，全连指战员奋勇冲击，抢占了山峁，居高临下，击退了敌军的扫射，掩护了刘志丹、汪锋等同志和其他连队的退却。在二连掩护下，刘志丹率少年先锋队、一连战士由东北方向的小蹄子沟、大蹄子沟突围；汪锋、杨琪率随营学校向东南方的寨瓦山突围。由于山陡路滑，战马不好爬山，几乎全丢了。敌军发现我二连占领了西北山峁，对他们威胁很大，便集中主力用迫击炮向我二连轰击。我便命令一排和二排交替阻击，掩护部队撤退。一排排长和一班班长曹士荣等阻击时，被敌包围，后奋勇突围。二排排长和四班班长马宜超等阻击敌军时，由于密林遮蔽，看不见敌人，只听见出气声，便向敌军出气声处猛射。敌人退缩了一下，然后又冲了上来。由于我部队弹药不足，只得退到山凹处，即从山腰中绕着走。二连在我和高锦纯带领下，其他连队在王世泰和杨文谟同志指挥下，分别向西北方向的大台子山、瓦房沟、寨台突围。敌军迫击炮、机枪疯狂地射击，漫山遍野追捕搜山，口里胡乱地喊着：“捉啊！”“捉啊！”几个受伤的红军战士惨遭敌军和民团杀戮。随后敌军化整为零，以营为单位到处搜捕我军战士。
张家坪突围后，二连的战士剩70多人，还有一连和少先队的战士，总共有100多人，都先后在距张家坪30多华里的地方相聚。只见同志们有的受了伤，有的衣服也破烂不堪了，有的脚上的草鞋也跑丢了。同志们在王世泰同志的主持下，部队重新整编连队，因二连在战斗中建制基本比较完整，没有溃散，人员最多，其他连队基本上都溃散了，所以全团只保留了二连的编制和番号，其他连队剩下的战士，基本全都补充到了二连，仍由我任二连连长，高锦纯仍任二连指导员，余下的人跟着团部，由杨文谟负责。而团部人员此时都与二连在一起行动。马宜超因脚心被竹茬子严重戳伤，行动不便，未编入班排。新连队随王世泰团长一起为找刘志丹同志，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下，周旋南山，坚持战斗近两月。
一日，部队周旋到三面悬崖绝壁，一边是崾岘的险要地方，发现一股敌军部队向我包抄，起初我们准备要打，后来感到敌众我寡，弹药不足，难以制胜，便命一排阻击，其他同志则拉着梢枝，从悬崖溜下去。我阻击的同志同敌人发生激战，杀伤敌人甚众，我方也光荣牺牲了不少同志。这次战斗后，我们部队整个仅剩70多名同志。在那艰难困苦的日子里，部队面临的困难日甚一日，粮秣弹药几尽，只好白天隐蔽在梢林里，夜晚下山，在老乡家吃点东西，添凑些干粮。当地农民生活贫穷，以包谷、洋芋填肚子，舍不得吃顿干食，尽喝些包谷糊糊汤，尽管如此，他们总是挤出点吃的给我们。
我们从张家坪突围到两岔河后，部队的吃穿都已非常困难。当地穷乡僻壤，想打富豪也找不到一个。两岔河民团知道我们的困难，企图收编我们，给我们送来吃的，派来人找我们，要求谈判。我们提出了双方保持友好等几个条件，他们的条件只是一个，就是要收编我们。当时我们确实是饿极了，看到吃的，怎能不馋。但我们深深知道红军的尊严，知道我们这一党所直接掌握的独立武装经过的艰难和存在的重要意义，知道改编将意味着什么。我们下定决心，决不接受改编，向敌人投降。于是，我们吃了民团派人送来的锅盔、馍馍，填饱了肚子，然后拒绝了收编。
艰苦的南山战斗生活中，部队里个别叛变投敌者也是有的。在张家坪突围时，原二连二排五班班长（名字记不清了）没有回来，后来他回到部队，同志们一往如常，热情相待。但到了深夜，他偷偷地拉走了七八个不坚定分子，并带走枪支。第二天，部队觉得人员不完全可靠了。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和武器，除留王世泰、高锦纯、马宜超和我等16名同志外，其余的人，部队要求他们自己设法出山找组织。同时，把多余的枪支，将枪身、枪栓分开，秘密埋压在高山深林处。留下的16名同志继续活动，积极设法和地下党同志联系，待问明情况，再分散出山找组织，或回照金革命根据地。
后来，我们压枪后散出去的一个同志，遇见了志丹同志。志丹随身带着一个少先队的小鬼。散出去的那个同志，将我们16名同志的情况，告诉了志丹同志。志丹即刻要他带着去找我们。
一天，是个罕见的晴朗天气，中午，我们宿营在一山腰间。散出去的那位同志突然回来，兴奋地告诉我们：“志丹他来了！瞧！他在山峁上。”大家望着志丹欢呼，请他下来。志丹先是不肯下来，因为陕西绥靖公署到处张贴通缉刘志丹的赏格令，报告下落者、拿到首级者、俘虏归案者，各赏千元大洋、2000元大洋、3000元大洋。后来，待世泰同志上山，向他说明了情况，志丹才从山峁下来。同志们相见，悲喜交集，亲切地问好。只见志丹同志浑身上下、脸上，被梢林荆棘划烂了。随身带的两支短枪，因南山多雨，潮湿地生了锈，大家替他擦了起来。志丹告诉我们，那天在张家坪突围后，他集中了70多名同志，经过多次周折，只剩下11名同志。一天，他们隐蔽在有上下两层的茅草房里。拂晓，敌军搜山。突然间，又是吹冲锋号，又是鸣枪。志丹被惊醒，他一个箭步便隐没在高山密林里，身后紧紧相随着一名机灵的少先队员。
张家坪失利，同志们很是想念照金根据地，怀念往日轰轰烈烈的革命情景，怀念为革命牺牲的许多可歌可泣的战友。身困南山，无比愤恨王明“左”倾路线的推行者杜衡！为了早日出南山，回革命根据地，大家都在想方设法。
有一天，我们得到群众可靠消息，得知商县大商贩（字号记不清了）某日要过秦岭，去贩卖大烟土。大家决计伏击打土豪，当即收缴了他们400多两大烟土。收缴后，发给了脚户足够的路费，打发他们回家。搞了大烟土后，随即将所有长枪埋压，只剩下六支短枪和一支杜衡留下的八音枪，其中刘志丹两支，我和王世泰、高锦纯、杨文谟、曹士荣各一支。在山上一天没有吃饭，下山准备找一些吃的，却又发现敌民团十多人。因压枪后没有长枪，不能和他们格斗，只得避开敌人，向另一架山爬去。此时，天已黑乌云翻滚，顿时滂沱大雨下起来了，山坡、小道都被冲成了道道小河。山石也松垮了，脚踩下来的石头，常常砸了后边的同志。大家吃力地攀登到半山腰里，个个浑身水淋淋的，人人又饿又冷，索性在一块较平的地方七手八脚地在树上拴好线绳，扯好线单子遮雨。有的同志拣来松枝，大堆大堆地拢起来生火，休息取暖。柴湿点不着火，又将几顶草帽架起，马宜超同志随身带着袖珍地图，撕下中间的干页，一张一张地先烧着了草帽，才燃着了湿湿的油松柴。火越烧越旺，大家围着一大堆火，在厚厚的松枝上，入了梦乡，一任松枝下淙淙雨水流淌。几天以来，大家没有好好吃一点东西。一天，大家来到一家老乡家，烧着吃了些洋芋、水芹菜，香喷喷的，真是一顿美餐！
同志们总想尽快地设法出山找党组织，回革命根据地。所以，搞了大烟土后，发给每人一碗大烟土作路费，分散行动。临行，志丹同志叫马宜超捎信给蓝田县坝龙庙民团秘书薛增平，还将大烟土变卖了10元白洋。薛增平当时硬要马带他去见刘志丹，否则他不与联系。马宜超只得引着薛找到刘志丹等六名同志。经商议，刘志丹、王世泰、杨文谟、曹士荣等同志绕梢林到薛增平家，我和高锦纯同志自行出山。马宜超同志要求和志丹等同行，到薛的村里再另行。但因志丹等人多，目标大，并且马宜超脚伤严重，世泰同志不同意，让其单独行动，同志们就此分手。
我和高锦纯同志与志丹等同志临分手时，将枪支交刘志丹、王世泰、杨文谟同志，然后扮成商人模样出山。其后，路遇蓝田大龙庙民团抓去的伤员刘约三。刘引着我和锦纯以“修枪工人”为幌子，住在团总侄儿李翰华家。这时，我们才得知刘约三当时匿名井兆西，他同我团修械工人王定超，在该民团修枪掩护养伤。一天后，我们与刘辞别，扮成纸商，绕蓝田城，直奔西安。
当时到西安的目的，是觉得红二团出来已三个月了，照金根据地的情况如何，我们还不大清楚，最好到西安去先问问省委。在西安，我们二人于鼓楼处观看布告，得知我红二团一连连长杨致和被国民党军队抓获后遭枪杀，光荣牺牲，心中万分哀伤。当晚，我俩在骡马市榆林会馆夜宿，第二天移宿劳巷一名党员家中。这期间我们两人满身生了疥疮，去临潼温泉洗疗半月，再回到西安。一天在西安市街上巧遇惠泽仁、朱子修、杨文谟。还遇见了李秉荣、马宜超等同志。我和惠泽仁、朱子修同志因事要迟几天才离开西安，高锦纯因西安不便久住，决意先回。在西安时，省委曾派人来看望我们，告诉我们照金苏区还在，并给了我们每人两块钱盘缠。临行，高在师储杰店内见到省委临时负责人，对高说，红二团南征失利，完全由叛徒杜衡负责，同志们概没有责任。杨文谟遂留西安，任临时西安市委书记。
高锦纯身带组织发的路费，出西安城，在三原城东关住了一晚。
第二天拂晓绕耀县城外，顺梁、原，步行百十华里，夜宿关庄。夜晚，听得钉马掌处有人打问铁匠，高是何人？高恐出事，趁月色，顺包谷地埂，抄小路直奔高山槐。沿路，村狗狂吠，叫人很担心。高山槐村刚遭敌人扫荡过不久，高吃饭时，老乡们一句话也不多说，热情大减，遂又上路。在北梁上，高遇见了陕甘游击队总指挥李妙哉同志，这样便找到了革命组织，时为1933年农历八月初八日（阳历9月27日）。
马宜超同志下山后，买了些捎马子、扁担等，剃光了头发，扮成盐民，从许家庙山口出山。马出山不久，遇见省委派出去进山了解红二团失散情况的李秉荣等同志，马向李说明了情况，便决定回西安找省委，并约定次日在蓝田城北相会。马当晚宿住在距蓝田城30华里外的小镇上。民团晚上查店，马以盐贩自称，不料说错了盐价，怕引出意外，待民团前脚一走，马便拔腿移宿小镇10里之外的一家老乡家里。次日，在蓝田城北会见了李秉荣，同乘马拉轿车进西安城，住在西安北大街一裁缝铺内，马到临时省委后，要求找个地方治疗脚伤，当时省委有困难，要马自己设法治疗。马便找到住在西安城的丁子文同志（共产党员，原省立榆林六中教务主任），并在他的帮助下，不久离开了西安。
住在大龙庙民团的刘约三同志，40多天后伤愈，借机出走。同时，刘还通过修械工人王定超和王的亲戚的帮助、掩护，联系了以惠子俊为首15名工人，身背工具，带着由惠泽仁同志转递的省委介绍信和路费，回到了照金根据地。
随刘约三同行者共17人，其中还有康建民同志。康建民在南山失利后被俘，被押在西安大营盘里当号兵。康在西安街上遇见刘约三后，也决计回照金。
锦纯走后，我也很快离开西安，单身经三原、耀县回到照金，时为1933年农历八月初九（阳历9月28日）。
我们走后，刘志丹、王世泰、曹士荣等同志隐蔽在蓝田县坝龙庙附近李家硷对面青岗坪的一山间小村庄里。由于有可靠的社会关系掩护，比较安全，未被敌人发现。随后，由陕西省委派黄子文和他的爱人李盛云去渭南接应。黄子文到渭南后即与地方党联系，找到了刘志丹等人，把他们接走。刘志丹等同志巧妙打扮成货郎，沿途渡过渭河，经白水、宜君、洛川、甘泉下寺湾，转瓦子川、平正川、葫芦河，沿乔山南下，绕了一个大弯，于1933年10月9日（农历八月二十日）左右也回到照金。
刘志丹等同志回到照金前后，红二团有70多人回到了照金根据地，回来的有些是排长、班长，主要是干部，是部队的骨干，战士回来的多是当地的人。回来的人中一连的、骑兵连的、少先队的都有，二连回来的最多。
在红二团南下后不久，陕西省委遭敌严重破坏。
7月21日国民党第十七路军驻耀县骑兵团，在团长王泰吉同志率领下宣布起义，成立“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王泰吉任总司令，下辖五个大队。中共耀县县委乘势建立了耀县游击队第三支队。义勇军每个大队辖一个民团中队。共计1000多人。得知红二团南下失败后，7月24日，根据陕西省委的决定，渭北游击队第一大队临时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四团。黄子祥任团长，杨森任政委，李天保任参谋长，下辖三个连，共120余人。
30日，义勇军与敌孙友仁部在三原县辘轳把发生激战，受挫后退至耀县小丘镇，又遭敌袭击，终于失败。王泰吉率余部百余人，于8月上旬进入照金根据地。8月初，敌人以九个团及反动民团，围攻渭北革命根据地中心区域，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渭北革命根据地被敌占领。
同年秋，中共陕甘边特委在照金陈家坡召开了党政军联席扩大会议。会议对陕甘边武装斗争的形势和今后的任务，进行了认真分析和讨论，决定成立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王泰吉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统一领导红四团、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耀县三支队和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所辖各游击队。
我回到照金后，向苏区领导汇报了红二团南下失败的情况。
1933年农历八月初，组织上调我任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兼照金苏区薛家寨总后方总指挥。薛家寨地势险要，三面悬崖峭壁，寨高数百米，山上有水源，山前仅有一条陡险小路可通山上，可以说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山上原有屯粮、军用仓库、被服厂，还设有修械所，修理枪支，制造弹药，是照金根据地的最主要基地。主力部队到前方游击后，后方山上仅有些妇女游击队和部分伤员及后勤部门人员，战斗人员严重不足，后又调了60多名游击队员驻守山寨，并修筑了防卫工事。
国民党军队多次围攻陕甘边苏区的失败，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震惊，蒋介石数次电令西安绥靖公署派重兵“围剿”红军，限期攻克红军总后方——薛家寨。9月下旬，西安绥靖公署纠集耀县、淳化、旬邑、宜君、同官（铜川）等县民团千余人，再次“围剿”苏区，当时红军主力在外线作战，游击队主力在照金老爷岭、绣房沟一带同敌作战，薛家寨总后方仅有边区革委会保卫队，留守兵力单薄。正在危急时刻，李妙斋等同志率游击队主力赶回，猛烈反击，暂时保住了薛家寨。但不幸的是李妙斋同志在保卫山寨的战斗中壮烈牺牲。在国民党主力围攻薛家寨时，泰吉同志率红军主力部队于当月25日在旬邑底庙歼敌民团一部，智取旬邑县政府所在地张洪镇，镇压了敌县长、县党部书记，歼敌160余人，缴获了大量物资。攻打旬邑的战斗胜利后，红军主力又回到照金。
10月12日，陕甘边红军主力再次出征。就在10月12日红军主力再次出征以后，国民党第十七路军孙友仁团及民团数千人，配属炮兵，向照金根据地发动大规模进攻，合围薛家寨。
我是在李妙斋同志牺牲后的危急时刻受命接替李妙斋同志职务，担任红军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和红军薛家寨后方总指挥的。当我回到薛家寨总后方接手李妙斋同志的工作时，在山上的一处路上看到有一摊血迹还未干，我问是怎么回事，同志们告诉我，这是妙斋同志牺牲时留下的血迹。由于照金根据地其他地方均已失守，我军主力又在外线作战，所以敌人瞅准机会，倾尽全力要拿下薛家寨。当时，敌人从人数、武器装备、后援补充等方面都比我占有极大的优势，对薛家寨形成强大压力。敌人用重机枪、山炮向薛家寨射击。因我守寨将士英勇顽强，加之地势险要，防守严密，敌人屡攻不克，仅15日一天，我们就打退敌人80多次进攻。后来，跑到敌人那边去的叛徒陈克敏将我山寨人员情况及兵力布置等统统告诉了敌人。陈给敌人当向导，把敌人从薛家寨对面的龙家寨引来，前堵后击，深夜又带着小股敌人从后山崾岘旁边的一条石缝偷袭成功，攀上薛家寨。我们又坚守了一天，但敌人用山炮把前山险处轰垮，前山遂被敌占领，而后山又有偷袭而来的民团包围，在前后受敌的情况下，我们只好进行突围。在山寨的全部后方留守人员，被迫从东山用绳索、绑腿、匹布连在一起，从悬崖处吊下山底深沟里。突围中，我在深沟密林的乱石中遇到习仲勋等同志，我和习仲勋、张秀山、高锦纯等同志研究决定，带领突围而出的照金游击队六七十人越老爷岭到旬邑县境七硷石一带打游击，照金革命根据地总后方薛家寨遂被敌占领，部分伤员和女游击队员被敌俘虏，剩余物资被敌抢光，照金革命根据地随之完全陷落。随着根据地的陷落，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主席周冬至和不少革命群众也被敌杀害。
我们带领从薛家寨突围出来的照金游击队，经旬邑县七硷石继续北上，至宜君、黄陵一带的上畛子，在这里袭击了宁夏、韩城来的大商人，搞了不少大烟土，又越过乔山，到达陇东盘克原。这时，王泰吉、刘志丹同志领导的主力部队打开了合水县城，毙俘敌200余人。我们于农历九月间在盘克原附近与主力红军会合。
红军主力打开合水后，1933年11月初，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在甘肃合水县包家寨子召开联席会议，就一些问题做了决定。关于部队整编，会议决定，撤销原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恢复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任命王泰吉为师长，高岗为政委，刘志丹为参谋长。部队分编为红三团和骑兵团。王世泰为三团团长，政委李映南；赵国卿为骑兵团团长，高锦纯任政委。同时，建立四十二师党委，杨森任党委书记，委员有高岗、黄罗斌、黄子文、高锦纯等。此次会后，陕甘边特委书记秦武山赴西安寻找党的关系，特委其他成员分散在各部队，全区党的工作实际由四十二师党委领导。关于根据地问题，鉴于照金根据地失陷，会议决定建立以南梁地区为中心的根据地。会议还决定恢复陕甘边特委。
11月8日，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在合水县莲花池正式恢复成立。红三团由抗日义勇军、红二团南下返回人员、照金游击队及少先队合编而成。
包家寨会议之后，部队越过乔山，到太白、葫芦河一带活动，在葫芦河又召开了四十二师党委会，决定刘约三为后方（南梁地区）总负责人，在甘泉、保安、合水、庆阳一带活动。我因得了伤寒病，随后方总负责人刘约三同志一起活动，于南梁地区开展群众工作，组织区乡农会，先后组织成立了庆阳、合水、赤安、保安、安塞、富县、甘泉等县游击队。11月底，主力部队到达南梁，12月，我随刘约。带的后方部队也回到了南梁附近的小河子沟。
年底，王泰吉、刘志丹率领主力红军在南邑堡歼敌近百人，占领南邑堡。后四十二师党委在合水县连家砭召开会议，批评高岗违犯军纪的错误，决定撤销高岗师政委职务，调二路游击队当政委，由杨森担任红四十二师政委。
1934年1月，红四十二师回到南梁时，王泰吉提出不再当师长，愿意到豫陕边地区去做兵运工作，时刘桂堂带队伍兵变，到达豫陕边界，王与刘相熟。泰吉同志路经淳化县通润镇时被旧部出卖被捕，为反动民团团总马从云扣留，经党多方营救无效，1934年3月3日在西安英勇就义，时年仅29岁。泰吉同志走后，刘志丹同志接任红四十二师师长职务。
红二十六军恢复后的不断出击、连续战斗及游击队活动的开展，使南梁根据地基本形成并逐步得到巩固和发展。
1934年2月，由红四十二师党委主持在庆阳小河沟四合台村（今属华池县）召开群众大会，再次选举成立了新的根据地的临时政权——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同时，成立了陕甘边苏区临时革命军事委员会，刘志丹任军委主席，我任军事委员会委员兼军委参谋长。刘约三仍任后方总指挥。习仲勋任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主席，白天章、贾生秀任副主席，蔡子伟任政治秘书长。
就在红二十六军组建并南下失利和照金革命根据地从创建到丢失，以至南梁革命根据地创立的同时，陕北特委领导下的陕北人民的革命斗争虽屡遭挫折，但从未停止，也在不断发展壮大之中。
陕北从历史地理的范围来说，一般指当时的同官（今铜川）以北，古代的朔方、鄜延道一带。大革命时期，作为陕北文化经济重镇的榆林、绥德、安定等一带地区，走京津较西安方便，与京津联系密切，很早就建立了党的组织。陕西早期共产党人魏野畴、刘天章、李子洲、谢子长、刘志丹等都在这里进行过革命活动，代表中国共产党人在西北打响武装斗争第一枪的清涧起义，1928年10月就发生在这里，所以，革命基础比较好。1928年4月，根据陕西省委第三次全会决定，在绥德苗家坪南丰寨召开陕北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并成立了陕北特委，杜衡被派任第一任书记。由于历史的、地理的、组织的种种原因，陕北特委在数年中先属陕西省委领导，1930年冬季以后一个时期，陕北特委先后又归属中共中央北方区委或中共中央派驻北方代表及代行北方局职责的顺直省委或中共中央北方局直接领导，安排人员及工作。1933年、1934年期间，关中的照金革命根据地存在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立时期，陕北特委时常接受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领导。
1930年10月，中共中央北方局指示陕北特委“编制游击队，立刻开始游击战争，”“深入土地革命”。同时，《古田会议决议》《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献先后传到陕北，影响很大。中共陕北特委遂将党的工作重点转向农村。1930年12月，经陕北特委同意，刘善忠、高朗亭集资买枪，从事秘密活动。到1932年3月，刘、高等在清涧县怀宁湾缴了民团六支枪。随后中共延川县委组建了有20多人的延川游击队。后这个游击队改名为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先锋队，纳入陕北特委直接领导。10月，先锋队又改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九支队，高朗亭为支队长，艾龙飞为政委，在安定、清涧、延川、延长一带活动。1933年4月，九支队被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任命原晋西游击队强世清同志为支队长，李成荣为政委。
1933年7月23日，陕北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在佳县高起家洼召开，马明方主持会议并作政治报告，明确提出了全面发动陕北游击战争的新任务，决定立即发动游击战争，创建革命根据地，首先开辟神府（神木、府谷）、绥清（绥德、清涧）、安定三个战略区域，进而把各区连成一片，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再者加强一支队，新建二、三支队。
会后，1933年8月5日由特委委员崔田民主持，在清涧东区王家山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二支队，支队长罗永宽，政委高朗亭。9月，特委委员马文瑞到神木县南乡，传达会议精神，11月7日，在神木松树峰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三支队，支队长王兆相，政委马万里。红一支队于9月21日由安定南下陕甘边，给红二十六军送了几十匹马，并与红四团配合作战，11月中旬回到安定，后战斗失利。
1934年1月，陕北特委在佳县南洼村举行党团联席会议，决定迅速恢复红一支队，加强红二、三支队，组建第四、五支队，开辟绥（德）、米（脂）、佳（县）、吴（堡）游击根据地。
这时谢子长同志回到陕北。1932年底，谢子长和阎红彦同志受到错误批判，被解除职务后，到上海党中央“受训”，1933年被中央派往北方工作。谢子长到北平后被中央驻北方代表派往张家口、察哈尔、绥远抗日同盟军吉鸿昌（共产党员）部第十八师（师长许权中，中共党员）工作，抗日同盟军失败后，回到北平。1933年11月，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同志指示他的代表李华生从天津到北平，负责处理抗日同盟军从前线撤回北平的干部的派遣工作，谢子长同志被派任为西北军事特派员，回西北领导游击战争。有的同志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不愿承认谢子长是“西北军事特派员”。为此，当事人李华生同志1985年12月9日就委派谢子长为派驻西北军事特派员一事专门出具过证明。1934年1月22日，子长同志回到安定西区。子长的到来，使陕北游击战士深受鼓舞，大家都说：“老谢回来了就好办了。”谢子长回陕北后，很快恢复了红一支队。继子长回陕后，1933年12月中央驻北方代表又派郭洪涛、李铁轮前往陕北工作，并宣布了关于陕北党、团特委组成人员的决定。党的特委书记崔田夫，组织部长郭洪涛，宣传部长马明方，团特委书记马文瑞。随后又组建了四支队、五支队。很快，陕北就形成了神府、绥米佳吴边、安清绥横靖三个红色区域，游击战争很快开展起来。4月4日陕北特委在佳县神堂沟召开扩大会议。会议确立了放手发动群众，普遍开展游击战争的总方针，决定加强游击队的统一领导，成立游击队总指挥部，为创造一个正规红军师而奋斗；扩展已有的游击根据地，逐步把各区连成一片，造成游击区的统一局面；发动群众，分配土地，建立陕北全区工农民主政府和各级工农民主政府。会后，各地工作迅速展开。6月，佳县红六支队成立。7月，红八支队在安定成立，陕北革命根据地粗具规模。1934年7月8日，在安定县杨道峁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谢子长兼任总指挥，郭洪涛任政委，贺晋年任参谋长。下辖一、二、五支队，共300余人。
7月17日，谢子长指挥陕北游击队和赤卫队，一举攻进安定县城。
为了进一步加强陕北红军和陕甘边红军的联系，搞好两地区的战略协同，相互配合，共同发展，同时传达上级指示。7月18日谢子长率陕北游击队及二百余赤卫队南下陕甘边。23日在南梁的阎家洼子与红四十二师会合。25日，在阎家洼子召开了陕北和陕甘边党政军联席会议。会上传达了上海中央局和北方代表的两封指示信。会议建议，中央派得力干部组成西北工作团，统一领导两区工作。决定红四十二师三团北上，配合陕北游击队粉碎敌人对陕北苏区的第一次“围剿”。高岗于1934年1月被撤销职务后，同年5月又恢复了四十二师政委职务，会议根据高岗所犯错误，再次决定撤销高岗师政委职务，由谢子长兼任红四十二师政委。这次会议，统一了对形势的认识，促进了两区的相互了解和团结，对于两区的战略协同和革命斗争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会后，谢子长率领部队北上，于8月15日抵达安定西区根据地。陕北红军的迅猛发展和根据地的扩大，使统治陕北的土皇帝井岳秀十分恐慌恼怒。1934年夏，为配合陕甘两省军阀对陕甘根据地的进攻，他调集了伪八十六师全部兵力，配合地方民团上万人，向安定、清绥、神府为主的陕北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大规模“围剿”。敌人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以连排为单位，分散多股，逐村蚕食推进的方针。对此，谢子长决定采取集中使用部队，以优势兵力打击敌人的对策。8月17日，红三团及陕北游击队将敌一个连包围在安定景武塌，首战获胜，全歼该敌。景武塌战斗后，谢子长率领四十二师红三团和陕北游击队的三支主力部队，于8月22日在清涧县张家圪台将敌追击部队的两个排全部歼灭。8月26日，谢子长带领部队奔袭清涧县河口镇守敌。敌二五八旅五一五团三营十一连和民团遭我沉重打击，被迫放弃据点，残部逃往清涧县城。至此，我根据地军民仅用十数天时间数战皆捷，共歼敌200余人，俘敌100余人，摧毁了敌人不少据点堡垒，将被敌蚕食占领的红色区域全部恢复，同时向外有了很大发展，彻底粉碎了井岳秀的第一次“围剿”。
红三团胜利完成任务，于9月初离开陕北，返回陕甘边根据地。不幸的是子长同志在河口战斗中身负重伤。
随着红军和游击队的发展及苏区的迅速扩大，无论军队和地方都急需各种具有一定军事、政治能力的干部，更好地开展革命工作，1934年10月，在南梁梨园堡正式创办了陕甘边苏区红军军政干部学校。校长由陕甘边军委主席刘志丹同志兼任，后政委由习仲勋同志兼任。当时，组织委派我到陕甘边苏区红军军政干部学校，参与创办工作，先任军事主任，并主持学校日常工作。1934年11月4日梨园堡大会后，我正式调红校工作。从第二期起，我改任副校长，仍主持学校日常工作。校供给主任是李登瀛。马文瑞、龚逢春任过政治教员，蔡子伟任过文化教员。学校共办过三期学员班。第一期在华池县梨园堡，后两期迁至南梁地区豹子川的张家岔，距梨园堡二三十里地，这里树木茂密，时常能见到狼和狐狸等野兽，很是荒凉。红校第一期有30余名学员，其中有排长、班长，编为第一、二、三共三个班，像宋飞等就是这期的学员。这一期只学习了一个月，就毕业回去领导武装斗争了。第二期有70多名学员，编为6个班。这期调朱奎任支部书记。学习了两个多月毕业了。学员有刘约华、杨伯伦、杨志芳等。第三期共120多人，80多人是部队来的，另外40多人是地方赤卫军来的，专门编了一个赤卫军训练班。三期学员除第三期的赤卫军训练班外，其他抽调的学员是红二十六军三团、义勇军、骑兵连和游击队的班、排干部和政治指导员、政治战士。所谓政治战士，就是表现好的战士，靠拢组织，凡事都能带头，当时称之为政治战士，他们是班长的补充力量。第三期因敌人来进攻，所以学了一个半月就结束了。那时因斗争需要，学员经常被临时调走。
红校教学内容一般有军事课、政治课、文化课。
因为主要以训练红军班、排、连干部为重点，所以军事课基本上根据中央红军教学精神进行训练，先学站队，再是班、排基本动作、基本战术、战斗位置，如何使用枪支武器，怎样散开，发现敌人怎样联络报告，怎样进攻和奇袭奔袭敌人，怎样组织防御，情况不利的话如何组织节节撤退，怎样进行班排游击战，步骑兵怎样配合，怎样进行夜战等等。总之那时的军事教学多是根据革命战争和游击战争的实际需要进行的。赤卫军训练班主要是民兵式训练。重点讲设岗放哨，传递信件，侦察敌情，盘查行人，捕捉敌探。
政治课主要是介绍南方红军的情况，打了什么胜仗，讲“共产党”“苏维埃政府”“土地革命”，怎样分配土地，讲“古田会议决议”“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等。
因为红军和游击队里农民多、文盲多，所以文化课主要是学习识字。学“红军”“战士”“中国工农红军”“二十六军”“打倒国民党”“中华苏维埃政府”“工农兵政府”等常用字。
记得学校里枪很少，只有两支，好枪都拿到前方去了，这两支枪一般作放哨用。军事课也练射击，拼刺，枪不够就买了些木杈把，以木棍代枪。
志丹同志对红军干校很重视，他虽因其他工作繁忙和战争年代的特殊原因，不能在校，日常工作交我代管，但抽空也到红校来，志丹同志还经常走几里路来给红校学员讲授课程。
由于条件所限，干校生活学习条件都很艰苦。住房全部是土窑洞，有些是在干校成立后自己挖的，门窗因陋就简，就着窑洞形状，用木柴和树棍制成，窑内盘着土炕。干校没有正规的教室，文化用品更是少得可怜，学员每人发根铅笔和一点麻纸作笔记。为了节省铅笔、纸张，大家经常用木柴棍在地上画字学习。生活方面也很苦，一般是黄米干饭，蔬菜很少，偶尔能吃到一点羊肉，有时吃煮白菜，有时也拔野菜煮着吃。但是，大家的情绪很高，无论教的学的，都很认真。干校学员毕业后无论军事素质、政治素质还是文化素质，都有较大提高，他们后来都在各种不同岗位发挥着骨干和领导作用。
1935年春节，西北军委决定红三团和义勇军再次北上，红军干部学校第三期于此时结业。红四十二师三团团长王世泰同志在战斗中负伤，边区特委调我代理红三团团长。这时，由于形势的变化，干校决定停办，我又踏上新的征程。
我在陕甘边红军军政干部学校工作期间，陕甘边和陕北地区的革命斗争持续发展，武装力量不断壮大。
1934年10月，陕甘边第二路游击队开辟了以甘泉县下寺湾为中心的大片红色区域。
10月20日，在红四十二师促进下，郭宝珊部在庆阳宣布起义，接受改编，参加工农红军。11月10日，陕甘边机关在梨园堡召开欢迎大会，该部改编为西北抗日义勇军，任郭宝珊为司令员，任浪花为政委，于振学为参谋长，下辖三个大队。
11月，红四十二师第二团在南梁阎家洼子组成。团长刘景范，政委胡彦英，参谋长王生荣，政治处主任朱奎。记得1934年春景范同志重返游击队时，拿着仲勋同志的信找我，我给安排工作的。
11月4日，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在梨园堡召开了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选举成立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及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陕甘边赤卫军总指挥部等领导机构。军委主席刘志丹，朱自清为赤卫军总指挥。习仲勋为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副主席为贾生秀、牛永清，蔡子伟为政治秘书长（以后张文华接任）。大会通过了关于扩大红军，创建新苏区，深入土地革命和武装群众等问题的决议案。
11月7日，在梨园堡召开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大会。有数千人参加了庆祝大会，还举行了阅兵式，大会标志着陕甘边红色政权的正式诞生。随着苏维埃政府的诞生，各级基层政府也陆续建立起来。11月，华池县苏维埃政府、赤安县苏维埃政府相继成立。接着陕甘边政治保卫大队成立，大队长为郭锡山，副大队长为宋飞。12月，庆北县苏维埃政府成立。至1935年2月，先后建立了华池、赤安、庆北、甘洛、合水五个县级苏维埃政府。
冬，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以第三路游击总指挥部所属的四支队、直属特务队为基础，抽调宁县三支队、正宁五支队部分人员建成红四十二师第一团。团长陈国栋，后由黄子文接任，政委张仲良，后由张文华接任。
此间，在子长同志亲自指导和陕北特委的领导下，第一次反“围剿”斗争胜利后，陕北地区的革命斗争也继续深入开展起来。
先是陕北特委在清涧寺嫣里召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关于冲破“围剿”的决议案》，决定正式成立各级工农民主政权，分配土地；扩大赤卫军、少先队和游击队，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扩大红军编制，创建一师红军。
会后，陕北革命根据地掀起了更高的革命热潮，革命武装力量迅速壮大。仅仅两三个月时间，就新组建了18个游击支队，即：延川九支队和十七支队，安塞十支队，靖边十支队和十三支队，榆林十一支队，绥德十二支队，安定十三支队，米东十四支队，米西十五支队和二十二支队，吴堡十五支队，横山八支队和十六支队，延安十八支队，延长十九支队，神木十一支队和二十一支队。这时，陕北红军游击队已由8个支队发展到26个支队，增加了数倍。游击队的迅猛发展，为建设一支执行野战任务的正规红军打下了基础。1934年9月18日，红一支队与红八支队在安定崖窑沟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第一团，贺晋年为团长，马佩勋为政委，下辖一、二、三连。随后，又组建了新的一支队和八支队。在红一团成立的同时，神府三支队在神木王家庄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第三团，王兆相为团长，杨文谋为政委。11月4日，在清涧东西小马山，红二支队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第二团，郭毓仁为团长，马万里为政委。在一个月内，陕北就组建了三个正规团，同时又借原支队番号组建了新的支队。1935年1月30日，陕北特委在安定县白庙岔举行典礼，将陕北红军各团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八十四师，师长为杨琪，政委为张达志，参谋长为朱子休，下辖一、二、三团。不久，又组成独立第五团，团长王士杰，政委慕生忠。因红三团活动于神府地区，不能与师的主力汇合，遂将红三团改为神府独立团，将独立第五团改为红三团，纳入八十四师建制。
随着人民武装的壮大，陕北各地的政权建设也成绩斐然。
1934年8月，安定县革命委员会成立，10月，改建为赤源县苏维埃政府。这是陕北第一个县苏维埃政府。不久，延川县革命委员会建立，管辖延川、延长、延安各一部分地区。9月12日，清涧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召开，成立清涧县革命委员会。同月，佳县、神府革命委员会成立。
1935年1月29日至31日，陕北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安定白庙岔召开。大会决定成立陕北省苏维埃政府，选举产生了省政府执行委员会，马明方任主席，崔田民、霍维德任副主席。1月31日举行了数千人的群众庆祝大会。
此时，西北革命形势出现了统一的趋势。陕北的游击战争已发展到延河流域，陕甘边的游击战争则推进到洛河川，陕北和陕甘边两苏区相距不足百里，而两区之间的安塞、延安、甘泉等县的游击战争已发展起来，把陕甘边和陕北两个苏区联成一片，统一两区领导，协同步调，势在必行。
然而，敌人总不会自动退出陕甘边和陕北的历史舞台。
在陕甘边和陕北苏区革命武装与红色政权不断发展壮大之时，从1934年10月起，敌人便调兵遣将，开始重新布防，至1935年春季，完成了对两个苏区进行大规模“围剿”的兵力部署。
子长同志河口战斗负重伤后，杨森任四十二师师长，张秀山代师政委。
1935年春节前后，我四十二师红三团、义勇军、骑兵团在庆阳柳树原对敌马鸿宾部一个营的战斗中，由于没有把敌情搞清，步骑兵配合不协调，打了败仗，造成重大损失，红三团团长王世泰左腿负伤。我即受命代理红三团团长，与义勇军共同北上。这时，红军军政干校第三期学员毕业，便基本上全部编入红三团。
不久，我们北上后在安定西区白庙岔与原陕北主力红军二十七军胜利会师，并于“五一”劳动节召开了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会师大会和声势浩大的群众纪念大会。
这时，谢子长同志早于2月11日（农历正月十八日）因病情恶化，不幸与世长辞，时年38岁。
早在1935年元月上旬，为了研究粉碎敌人大规模“围剿”两个苏区的方略大计，并探望子长同志的病情，志丹同志就曾率红四十二师二团北上陕北。元月20日，刘志丹到达陕北根据地中心赤源县的水晶沟，第二天志丹在白坚——子长同志秘书的陪同下，曾到灯盏湾探望伤重休养的子长同志，并就两支兄弟部队统一指挥等重大问题交换了意见，两人谈得十分融洽。子长同志1934年8月下旬负伤后仍顽强坚持工作，直到当年九十月间身体实在支持不住了，才到离家不远的阳道峁村去休养。
子长同志负伤后，敌人到处侦察子长同志的行迹，阴谋杀害他，大家把他从阳道峁转移到周家硷，再转移到祁家湾、水晶沟。据当事人白坚讲，在西北军事委员会主席人选问题上，谢子长因病势严重，曾要求志丹来当，而志丹认为谢是老大哥，又是中央北方代表派驻西北军事特派员，理应由谢子长来当，两人曾互相谦让过。志丹同志临走时摸着子长同志那块薄薄的被子说：“你的被子太坏，应该换个好的。”子长笑了笑说：“只要伤好了，被子没关系。”
1935年2月5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联席会议在周家硷召开。刘志丹、崔田夫、郭洪涛、高岗等参加了会议，白坚作记录。谢子长因病重没有出席。刘志丹转达了他和谢子长的共同意见。联席会议通过了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由惠子俊（未到会）任书记，郭洪涛任组织部长，高岗任宣传部长，秘书长由郭洪涛兼。谢子长、刘志丹、习仲勋、马明方、郭洪涛、惠子俊、崔田夫、张秀山、高岗为委员。会议通过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在研究主席、副主席人选时，刘志丹推荐由西北军事特派员谢子长兼任主席，有的同志考虑谢子长病重，不能到职，建议志丹当主席。对此，志丹同志坚决反对。他说，老谢是老大哥，是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军事特派员，只要他在世一天，就应当选他。最后，大家选举子长为西北军委主席，志丹为副主席。联席会议还讨论通过了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的战略指导方针和战术原则；土地革命的政策与策略，抗日反帝的政策与策略等。2月7日，刘志丹在冯家梢嫣村召开军事会议，宣布正式成立西北军委，主席谢子长，副主席刘志丹，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白坚，参谋长朱子休（未到职），作训科长雷恩钧，情侦科长高朗亭，总务处长刘汉武，经济部长张成武。周家硷会议决定统一两个特委、两支红军的领导，集中红军主力在陕北与敌作战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同时也为彻底粉碎敌人的第二次大规模“围剿”在组织上、军事上奠定了基础。周家硷会后，西北军委根据会议精神，由刘志丹起草并发布了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的动员令，第二次反“围剿”斗争全面展开。红四十二师三团、义勇军就是贯彻周家硷会议精神而北上的。
我与子长同志相识并共事多年，可以说同甘共苦，患难与共。他的死是西北红军和根据地的重大损失。只是当时鉴于子长同志在西北的巨大影响，出于革命的需要，为了防止敌人乘势袭击，避免影响根据地军民的斗争情绪，稳定人心军心，对子长的逝世，西北军委严密封锁消息，秘密安葬，未开追悼会，在一段时间里，西北军委的行文、布告落款仍沿用西北军委主席谢浩如（子长的字）的名义签发，直到1935年5月吴家寨、马家坪战斗后，才解除了保密，开始用刘志丹的名义签署行文、布告。1935年秋，中共西北工委决定改子长同志的故乡安定县为子长县。1939年春，毛主席在延安接见了子长同志的亲属谢绍彦和白卓武同志。同年，陕甘宁边区党委和政府决定将子长遗体移葬于枣树坪，修建了烈士墓，举行了追悼大会。毛主席亲笔题词：“谢子长同志，民族英雄”，“谢子长同志，虽死犹生”，并书写了碑文。1946年，中共中央西北局及陕甘宁边区政府又在瓦窑堡修建了子长陵，1946年2月19日（农历正月十八日）举行了数万人参加的隆重的追悼会和公祭仪式。毛主席再次题词，朱总司令、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及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刘伯承、贺龙、彭德怀等也都题了词。作为子长同志的生前好友，在1946年的公祭仪式上，首先由我报告了子长同志的革命事略。仪式结束后，由我和史唯然、李景林、杨林、张贤约、李宗贵（赤然）、李景膺、曹力如、薛兰斌诸同志扶谢子长烈士灵柩入墓安葬。当时情景，现在仍历历在目。
我们红二十六军北上与红二十七军会师后，便积极投入反“围剿”斗争。
敌人当时对西北红军和陕北、陕甘边两个根据地“围剿”的部署是：井岳秀部八十六师七个团，集中于保安、定边、靖边、横山、榆林、神木、府谷、佳县一线，重点进攻我神府苏区，从北面包围我军；从河南调来的敌第八十四师高桂滋部四个团，进驻米脂、绥德、清涧、安定、延川、延长、延安、安塞一带，以安定苏区为进攻重点；晋军七十一师陈兵黄河沿岸，并遣第二〇六旅的两个团西渡，部署于吴堡宋家川、辛家沟至绥德义合镇、定仙嫣一线，与北面的八十六师南北呼应，形成对我佳吴苏区的夹击之势；南面第四十二师冯钦哉部四个团，集结于宜君、中部、洛川、富县、甘泉一线；西南面，蒋介石的嫡系六十一师杨步飞部六个团，进至淳化、旬邑、长武和甘肃正宁、宁县，插入我南梁与照金之间；西面第三十五师马鸿宾部七个团进驻甘肃合水、庆阳、曲子镇、环县、华池，重点进攻我南梁苏区。敌人在南北近千里，东西宽500余里的范围内，将我根据地分割为五个“围剿”区。安绥清和南梁是“围剿”的重点，而以安绥清区为战略重心。蒋介石还派出以毛侃为首的参谋团与敌八十四师师部同驻绥德城，以调整军阀之间的关系，监视和控制各军。敌人共计4个正规师，33个团，加上民团有四五万兵力，妄图四面包抄，步步进逼，把陕北和陕甘边根据地一口吞掉。
我军的作战布置是：以红四十二师第三团和抗日义勇军北上，与红八十四师会合，组成主力兵团，机动作战，由西北军委直接指挥；红四十二师一团牵制敌六十一师，二团先阻击敌三十五师，然后向环县、三边发展，骑兵团在宜川、韩城、咸榆大路一带活动；地方游击队坚持南梁地区内线斗争，陕甘边区后方机关向洛河川转移。为了加强游击队的指挥系统，有效地配合主力作战，还分别组建了陕甘军分会，陕北军分会，分管陕甘边和陕北苏区各游击队。
我们四十二师的红三团和郭宝珊、任浪华率领的义勇军是于1935年4月中旬到达陕北赤源县黄家峁、王家渠一带的，我们一到陕北根据地就受到根据地人民的热烈欢迎。
会师以后，我红军部队即转移到魏家岔、黄家川、玉家湾、冯家岔、蜜蜂峪一带隐蔽待机。第二天，西北军委颁布了军事纪律、政治纪律、战地动员条例以及处决土豪劣绅等一系列规定。5月3日，在玉家湾成立了前敌总指挥部，刘志丹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当时刘志丹同志和前敌总指挥部住在魏家岔。
4月下旬，敌八十四师、八十六师各一部，以营为作战单位，步步为营，向我根据地和红军活动中心推进，气焰十分嚣张。
5月初，敌八十四师二五一旅五〇二团郭子峰第三营进驻杨家园子。杨家园子坐落在东西向的大川里，南接秀延河，北靠墩儿山。墩儿山上有个寨堡，是全村的制高点。敌人派两个连驻在杨家园子街道两头，一个连驻守在墩儿山寨子上。前总获悉情况后，决定趁敌立足未稳，予以歼灭。具体部署是：红四十二师第三团和义勇军担任主攻，从董家川、玉家湾出发，向三皇峁寨进攻，夺取制高点墩儿山寨堡。红八十四师第一团和由各团抽调的骑兵从魏家岔出发，隐蔽于杨家园子以西，待主攻部队打响后，立即突入杨家园子以西，并担负阻击瓦窑堡增援之敌的任务。令红八十四师第三团，从冯家岔出发向杨家园子东街攻击，并准备阻击由清涧增援之敌。红八十四师第二团为预备队。
5月6日夜，部队按计划向杨家园子开进。志丹同志随红四十二师来到杨家园子东山上，亲自带领我们主要干部到前沿察看地形，发现敌人已把寨墙加高，两侧又是深沟，地形狭窄，兵力难以展开，而敌人工事坚固，不易强攻。志丹遂决定改变原计划，命令部队撤出战斗，向魏家岔、黄家川、冯家岔转移。这时红八十四师第一团和部分骑兵已运动到杨家园子以西，沿秀延河北岸部署完毕，前沿距杨家园子仅几百米，久等不见攻击的枪声，甚为着急，后通讯员送来志丹的一张便条，才知原委，遂开始撤退行动。因为此时天已大亮，敌人发现了川道里的动静，遂向我撤退部队开枪。贺晋年同志带一个排在后掩护，迅速撤到我的老家吴家寨。他们本想在这里吃饭，突接吴家坪赤卫队送来情报，说瓦窑堡敌人一个连押送一批“犯人”，正向吴家寨方向开来，已经到了吴家坪。吴家寨距吴家坪约五里路，距杨家园子约十里路，贺晋年的队伍被夹在中间。在请示志丹同志已来不及的情况下，晋年同志果断决定在吴家寨伏击敌人这个连，并做了伏击成与不成两手准备。结果，在吴家寨村西几百步远的铺儿上，伏击成功，敌人前卫排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就当了俘虏，后边的敌人惊慌万状，丢下“政治犯”，向瓦窑堡方向狼狈逃窜。除个别敌人逃脱外，其余全部被俘被歼。此役共歼敌100余人，俘敌近百人，缴枪90余支，并救出了被敌押解的共产党员——我西北工委委员赵通儒，敌人是押送他到榆林去的。这时，从杨家园子追来的敌人已占领了吴家寨，并向一团后尾部队射击。贺晋年同志带队边走边集中部队，又顺势带领部队攻占了吴家寨，迫使敌人退居白家园、王家坪北山，形成对峙状态，并派通讯员向志丹同志进行了报告。
根据敌情变化，考虑敌人脱离了杨家园子，失去坚固工事依托，总指挥部抓住战机，遂令红二十七军一团在吴家寨侧击敌人，并截断其向杨家园子的退路，我二十六军红三团和义勇军立即从冯家岔、蜜蜂峪出发，分两路向白家园北山进攻。因杨家园子守敌为解吴家寨之危，倾巢西进，我军随即占领杨家园子，使敌处于我夹击之中。敌人慌忙在吴家寨对面的白家园、元峁山等处构筑工事，依据高地进行顽抗。战斗十分激烈，激战数小时后，于下午四点左右我军发动总攻。我亲自带领二十六军红三团的奋勇队攻下右侧敌人盘踞的青皮梁阵地，义勇军在郭宝珊司令员指挥下，由北向南突破敌人元峁山阵地。在我红三团、义勇军的连续攻击下，敌人被迫退到娘娘庙台附近，又遭贺晋年率领的红一团从西南方向的阻击。最后敌人被我们压缩在山沟里，全部被歼灭。此次战斗，击毙敌营长郭子峰以下50余人，俘敌副营长以下450余人，缴获长短枪500余支，轻机枪27挺。
就在吴家寨杨家园子战斗正在进行的时候，敌八十四师五〇〇团第三营，护送五OO团的全团粮饷、夏衣、被装、药品、军械共250余驮军用物资，以及该团团长李少堂的老婆和叶营长等军官家属，经长途跋涉，5月7日由清涧出发，前往瓦窑堡驻防地。我党地下组织立即传出情报。中午时分，敌人吃了歇了后进到马家坪附近，遭到陕北游击队九支队和游击小组、赤卫军的阻击，前卫尖兵十余人被击毙。各地赤卫军、少先队闻讯纷纷赶来，在四周山上遍插红旗，手举红缨枪，到处喊杀，并架起榆木炮，燃放鞭炮和榆木炮以助声威，把敌人团团围住。当时敌人武器装备虽然精良，弹药充足，但初到陕北，不熟悉当地地形，见此情况，不知虚实，不敢贸然行动。8日，游击队、赤卫队、少先队越聚越多，约达万余，人山人海，四面呼应，敌人曾几次妄图夺路前进，都被打了回去。敌人派了一个排准备给瓦窑堡送信，没走多远便被挡住。此时的敌人，欲进不能，欲退不得，惊恐万状，不知怎么办好。游击队、赤卫队很快派人将情况报告给前总。当时，正当我军杨家园子战斗后打扫战场，处理战后事务之时，接到报告后，前总将信将疑。为慎重起见，加上部队战后许多事要处理，志丹同志遂派人前去了解情况，部队回到冯家岔、玉家湾、董家川一带休整。8日上午，多路来人证实情报准确，志丹同志遂命令我主力红军部队随即行动。马家坪在吴家寨以东约30里的秀延河北岸，5月9日中午，我主力红军赶到马家坪，根据战斗部署，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红三团和二十七军八十四师红一团立即向马家坪北两条山梁上的敌人发起攻击，周围山上的游击队、赤卫军摇旗呐喊，用土枪、榆木炮、鞭炮助威，枪炮声、喊杀声震天动地。敌人大部退至村中，企图继续顽抗，我军以三路尾追，红二十七军二团、红二十六军的义勇军也从西侧向敌攻击。红军、游击队、赤卫军满山遍野，向马家坪压下来，敌人从来没有见过这样阵势，连日来又受到游击队、赤卫军的骚扰袭击，成惊弓之鸟，加上大批物资的拖累，已无力招应。我主力红军总攻开始仅一个多小时，敌全部缴械投降。这次战斗，毙伤敌营长左向衡（高桂滋的姐夫）以下官兵40余人，俘敌450余人，以及逃亡地主、反革命分子和“铲共义勇队”100多人，缴获长短枪450多支，轻机枪20多挺，“八二”迫击炮2门，重机枪2挺，单军衣2000余套，银洋2万余元，药品器械8驮，另外还有大量其他辎重物资。
我主力红军三天内三战三捷，歼敌1300多人，缴枪1300余支，使敌人受到沉重打击。此役掳获的人员中，有敌五〇〇团团长李少堂的老婆和驻安定老县城第一营营长叶英贤的老婆和几个孩子。那时，我们也很注意政策，注意用政策瓦解敌人。对俘虏兵愿当红军的留下，原意回家的每人给发了两块大洋的路费。当时有200多名俘虏兵留下当了红军。我在玉家湾红军驻地时见到了叶营长的家属。我过去在高桂滋部搞兵运工作时和叶营长共过事，那时他是一营营长，我是二营营副，常在一起打篮球。叶的太太一见我就跪下了，我说我们不兴这样下跪，让她快起来。我参加革命特别是搞起游击队后敌人多次烧过我的家，迫害我的家属亲属。按说，对国民党反动派我是恨之入骨，但是考虑到党的政策，我们并没有为难他们的家属。经研究，把叶营长和李少堂的老婆孩子等都送还了他们。当晚，敌八十四师二五八旅五O O团的团长李少堂就将守安定老县城之第一营和永坪镇之第二营全部撤回瓦窑堡。进犯秀延、赤源县之敌也缩回据点，安定县成为我军反第二次“围剿”以来解放的第一座县城。这时，红军的武器装备和兵员都得到了加强和补充，战斗力大大提高，红军指战员每人发了一套新军装，第一次领到了薪饷，每人还配发了武器弹药。
带红三团回安定后，我于3月28日（农历三月初三）请假回了趟吴家寨老家，这次回家我才知道我的父亲已经去世。回家后我召集红色政权的区、乡长，把家里祖父留下的窑洞、土地等家产交给了革命政府，分给农民。我从军后于1931年带晋西游击队骑兵在安定一带战斗时，曾路过家门而未能回去。那次是我带队去打瓦窑堡，路过吴家寨村不远的芋子湾，我的兄弟定江正在等我，他告诉我家里的情况，我才知道我的妻子杨氏和幼女已经亡故，只留下年幼的儿子吴钧。因战斗在即，也怕暴露身份给家里带来更大的不幸，我把战马拴在一边，让定江回去叫来父亲和儿子吴钧，我问了点情况，告诉他们我走后赶快离开家里，到外躲躲。最后在芋子林里向父亲跪下，磕了一个头，请他老人家多多保重，遂忍泪骑马而去。那次打瓦窑堡，因在南沟岔战斗中逃回城的一个敌号兵汇报了情况，敌人有了准备，内城米梁山寨子没打开，我们只好退出来了。那次打瓦窑堡前，我离村后，阎红彦带部分游击队经过我家，当时我家老四定江正娶媳妇，我父亲硬要人家吃了“八碗”席再走，偏巧到瓦窑堡时敌人已有了准备。后来安定就流传起两句顺口溜，叫“吃了一顿‘八碗’，误了一个城”。阎红彦同志在我家吃饭时也告诉我家人，部队撤离后快点离开。1931年晋西游击队刚撤离瓦窑堡，高桂滋的李少堂部就烧了我的家。敌人把我家放粮的窑洞门窗等都拆着烧了。李少堂部烧我家之前，全家人听了阎红彦的话，老四带着母亲等人逃到延川县永坪的黑流水沟老大镇江的结拜兄弟家。安顿下母亲后，弟兄们跑出去给人揽工、打苇席。女人们只好回娘家或投亲而去。
1936年，中央红军东征，我党中央机关从瓦窑堡撤退后，国民党反动派又派人烧了我的家。1947年胡宗南进犯边区时，再一次烧了我的家。不过烧得最严重的数1931年打瓦窑堡后的那一次。面对一次又一次的烧杀抢掠，我的家人经常改名换姓流落在外，生活无着，生命无保，有家难归，但他们没有一个向敌人屈膝低头的，他们始终坚定地支持我投身革命斗争，有的自己也参加了革命。大哥镇江从吴家寨小学毕业，一直在家理家，1935年曾在我被服厂当过工人。老二靖江，没上过学，一直在家劳动，大生产运动中当过边区劳动英雄、劳动模范。老四定江在陕西省立延安第四中学上学时入的党，村里从不知道，回家后经常晚上活动。他带父母逃难时还暗中搞地下工作。后来跟着贺晋年、李景林同志一起干革命。以后参加了红军，随部队打游击，曾在红军北路军二团干过。长期的游击活动和战斗生活，加上经常在地上睡觉，落下腰腿疼的毛病，腿不能动，为不拖累政府，后解甲归田，回家当了农民，后享受老红军待遇，直到1989年去世。我的前妻杨氏病故多年后，1935年我与冯玉芳结婚。胡宗南进攻时，边区人民异常艰苦，人没有吃的，妻子冯玉芳主动把我的母亲接到身边，后因战事紧急，又把老人送回老家去了，我的母亲1961年去世。
1935年我请假在家住了一晚就回部队了。三战打罢，5月10日，西北工委在玉家湾召开会议，研究下一步作战方针。刘志丹同志代表前总作了军事形势的报告，并就下一阶段作战方针、计划提出建议。会议决定我军下一步应转入外线进攻，由“打高（桂滋）牵井（岳秀）”转为“打井（岳秀）牵高（桂滋）”，主力兵团向南出击，切断高桂滋的南线，然后西进，集中兵力打击井岳秀。工委要求红军再接再厉，5月底打通陕甘边与陕北根据地的阻隔，使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会后西北军委召开了祝捷大会，军民上万人参加，老百姓敲锣打鼓，送鸡蛋等慰问红军，军政领导讲了话。志丹同志就吴家寨、马家坪战斗做了总结讲话，进行了下一步战斗动员。祝捷会还奖励了有功人员。志丹同志在干部会上曾风趣地称赞我二十六军红三团和二十七军红一团是“老大帝国红三团”、“少年英雄红一团”，我知道，这既是志丹同志对我们红三团革命历史的赞誉，敢打敢拼的战斗精神的鼓励，同时也包含着志丹同志对我们红三团——这一以晋西游击队为核心的西北反帝抗日同盟军和陕甘游击队演变而成的红军团队为革命再立新功的极大期望。
前敌总指挥部根据玉家湾会议的部署，从战略角度着眼，决定攻打延长县城。5月中旬，我主力红军由玉家湾进至清涧无定河畔。5月20日奔袭张家圪台，歼敌一个连。随即移军店子沟，制造攻打绥德、清涧的假象，部队则星夜秘密南下延川、延长。
延长县位于延河下游，县城离延安150里，延河将延长县一分为二，直至延河汇人黄河处。延长县城坐落在延河北岸，延河由西向东在这里画了很大一个内括弧，把城包在河的北岸。城开有东门西门。城西北有座寨山，是全城的制高点，从古代起上边就有寨堡，可以控制全城，敌常年有人守卫，城门楼上也都修有碉堡。延长县古产石油，西门外有个石油厂。城内守敌有八十四师一个140多人的骑兵连，有延长和延川200多人的民团，还有80多人的县警队和矿井队。民团团总李鸣吾，是黄埔军校学生，延长人，情况熟悉。前总分析了延长敌情，认为延长城防坚固，敌人兵力不少，弹药充足，若开始就取明攻，恐一时难以奏效，对我不利。但延长一带我党农民运动基础比较好，加上我们在兵力上远远超过敌人，若以智取，效果定会很好。最后志丹同志决定采取“调虎离山”“声东击西”的办法，智取延长。
遂命令红二十七军第二团和一部游击队担任诱敌任务，调敌离城，红二十六军第三团、义勇军和红二十七军一、三团担任攻城任务。5月27日担任诱敌任务的红二十七军二团和游击队开到城东二三十里的原上，打土豪、分财产，虚张声势，搞得热火朝天。李鸣吾得信后，立即带领130多人，出击东原。翌日，敌民团在东原与我军接触，我军佯装不支，边打边退，一直把李鸣吾引诱到离县城百里之遥的神头茹子崾一带。
5月28日，红二十六军三团、义勇军和红二十七军一、三团秘密运动到城北70多里的交口、拓家川一带。29日下午从拓家川出发，30日凌晨三四点钟部队运动到延长城北山上和周围城墙下边，天黑夜沉，敌人毫无察觉。一声枪响，攻城战斗全面打响。我们二十六军红三团和义勇军的主攻任务是从北面和西面进攻，占领全城西北制高点山寨和西门外的油矿及城北山地，从西北寨山及北部高地压住敌人，夺取全城。红二十七军红一团的任务是由城东发起攻击。红二十六军三团和义勇军担任主攻任务，架着云梯，冒着弹雨攻下寨山，很快全歼守敌，这样，全城即暴露在我火力控制下。寨山南坡直通城内，尔后，一路向西门外的石油厂进攻发展，一路攻取西门并向城内发展。延长城仅南面和东、西有砖砌城墙，北靠土山，全依山势断崖构筑土墙工事。制高点和城北高地一失，全城置于我火力控制之下。这时，二十七军红一团攻击也十分凶猛，发展顺利。在主力红军攻城时，当地赤卫军积极配合。在我主力红军的猛烈攻击下，在周围山上赤卫军一片喊杀声中，延长城很快被我占领。敌骑兵连长汪镜河（属高桂滋的部队）被生擒，矿井队缴械投降，伪县长被捉。
攻击延长的战斗打响，消息传到东区，李鸣吾才知上当，带队回窜延长县城。早晨，在城东几里之遥的烟雾沟被我红三团、红二团和游击队包围，经我部队顽强进攻，迂回夹击，终被全歼。李鸣吾被当场击毙。
此战役毙伤并俘敌400多人，获步枪400余支，轻机枪十几挺，战马100多匹，另外还缴获无线电台一部。
延长县城攻破后，部队在此休整了三四天，补充了供给，召开了庆祝大会，公开成立了延长县苏维埃政府，在城南的河滩上处决了伪县长和几个恶霸豪绅，人心大快，战士情绪和群众情绪十分高昂。
延长一战，使县西川的甘谷驿民团四五十人自动投诚，打开了南进的大门，斩断了敌人南部蛇尾，北部延川守敌八十四师一个连，唯恐被歼，连夜弃城，逃回清涧，延川县遂告解放，成为我军反“围剿”以来解放的第三座县城。这时敌人南部战线已全面崩溃，只能死守绥德、清涧、瓦窑堡三个据点，不敢轻举妄动。宜川以北，咸榆大道以东，经临镇、延长、延川，直到绥德以南地区，除清涧、瓦窑堡外，再无敌人的据点。两延解放后，前总决定红军主力大踏步西进，拔除陕北与陕甘边根据地衔接地带——安塞一带的敌人据点，将两区连成一片。部队稍事休整后，6月10日，前总命陕北游击队第四纵队围攻安塞县高桥镇，后又命贺晋年和张达志带红八十四师一团增援。高桥民团慑于我军事压力，于15日缴械投降。延安民团百余人在团总李汉华的带领下，前来援助。敌到高桥附近时高桥已被红军拿下，红军遂对增援之敌发起攻击，击溃该民团，消灭敌一二十人，缴获部分枪支。
当时安塞县伪政府所在地为兴隆寨。兴隆寨位于现安塞县城的南边，三面有沟，一面连山，地势险要，驻有薛华英为团总的伪民团一二百人和一个连的敌人。攻打高桥的同时，前总令四十二师红三团和义勇军攻打兴隆寨，红二团担任主攻任务。当时红三团有四个连和一个少先队。6月13日攻击开始，由于该寨地形险要，敌人在山寨工事周围还加挖了壕沟，寨子周围修有碉堡，易守难攻，加之敌人防守严密，虽将敌包围，但一时呈胶着状态。为尽快攻下敌县城，志丹和我们在寨子后山上侦察了敌人的驻防情况和周围地形，决定采取挖地洞的办法攻取山寨工事。于是，我们派部队从后山山崾岘处先穿了一个洞，过了敌人挖的壕沟，再打进去往上挖，一直穿到敌人把守的寨子里。薛华英一看我们攻势凌厉，只好弃寨而逃。其他守寨子的敌人有的从寨子高台上跳崖而下，钻了梢沟，有的当了俘虏。攻寨子时，没有炮，战士们放炸弹，把十几个炸弹绑在一起，一放就响了，炸倒没炸着什么，敌人却害怕得跑了，寨子上还有个东台，底下的敌人一缴枪，东台上的敌人也吓得跑了。兴隆寨遂被我攻占。安塞县正准备交接手续的伪县长下山跑到延安去了，敌伪县政府的一些要职人员落在我们手里。其中有伪县长的秘书蔺志安，此人被俘后参加了革命，成为我们的一个很好的同志，以后当过文工团团长，口才很好。
攻占兴隆寨，占领安塞县城，表示反第二次“围剿”以来，我们已解放了四座县城。
兴隆寨战斗结束，紧接着，6月17日，志丹又指挥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主力部队围攻安塞县李家塌。
李家塌是安塞县敌人顽强固守的最后一个据点，控制着陕北根据地通向陕甘边根据地的重要通道，寨子里有反动民团200多人和四面八方逃来的许多地主恶霸和他们的家属。前总命令，红二十七军一团担任主攻，红二十六军三团阻击保安援敌，义勇军和红二十七军二团在南山用火力支援二十七军一团，红二十七军三团做预备队。经数天苦战，于27日将敌人据点拔除，毙伤敌600余人，缴枪200余支。至此，安塞县全境解放，陕北和陕甘边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
安塞全境解放后，前总决定攻打镇靖（旧靖边县城），解决给养并扩大根据地。但从情报得知，驻横山、石湾的敌人企图借我红军主力出征之机，进犯赤源、秀延县的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后方。遂先令红二十七军二团返回安定，在赤源县以北活动，保卫后方和工委、军委机关。同时调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第二团北上，加入主力兵团。后志丹和我们率主力部队北进，向靖边开拔。
镇靖城是个依山傍水的城池。东面和北面是芦河，西面紧靠长城。城西有一条200多米高的山岭，上有寨堡，人称西山寨，可俯瞰全城，是要冲之地。镇靖是个老城，四城有门，南门北门上还有城楼，城内还有钟鼓楼、城隍庙。镇靖守敌是井岳秀部八十六师二五六（高双成）旅五一三团二营，营长曲子鹏。该营辖三个步兵连，一个机炮连，共400多人。另外还有安边、靖边两县民团的县警队、保安队等200人，守敌共计约600人。该营敌人中老土匪比较多，战斗力比较强，号称井岳秀的精锐。根据敌情和地理情况，前总决定实行长途奔袭，攻取靖边县城。当时，我参战部队有五个团和一个游击纵队。战斗部署是，二十六军红三团从东门进攻，红二十六军二团和红二十七军二团攻打南门，红二十六军义勇军攻打西山寨，红二十七军一团为预备队，游击队在楼沟咀准备阻击横山援敌。
6月27日下午，红军由卧牛城、青阳岔出发，急行军奔袭靖边。28日凌晨部队渡过芦河，接近靖边县城，然后向指定位置迅速移动，约定拂晓攻城。28日拂晓，因义勇军被带错了路，未能按时袭占西山寨制高点，担任主攻任务的红三团，由我挑选了精干的战士组成奋勇队，带领他们用云梯首先登上东城墙，占领了东门，消灭守敌十余人。在我军一部沿着城墙向南门等地发展时，被敌人发现，城内遂枪声四起，敌人开始进行顽强抵抗。偷袭遂成攻坚。红三团夺取东门后，转向城中心的钟鼓楼推进，但因地形开阔，不易隐蔽，我攻打南门、西山寨等制高点的部队仍未得手，南门、西山寨、钟鼓楼等制高点守敌的火力对我形成强大压制，战斗十分激烈，攻守双方相持不下。红二团攻打南门，也是敌我相持，难见分晓。这时原预备队二十七军红一团也投入了战斗。这场恶战，由于敌人占据有利地形，拼命抵抗，从凌晨打到时近中午，未能结束战斗，红军伤亡较大。在此情况下，我向志丹建议，由我率领奋勇队配合红二十七军一团攻打钟楼，然后配合红二十七军二团攻南门城楼。我的建议得到志丹同意后，便率奋勇队在三团和兄弟部队的二十余挺机枪的掩护下，很快占领了钟楼。这时，城内敌人大乱，有的向西山寨逃窜，有的还负隅顽抗，经我指战员猛烈冲杀，敌很快被分割包围，予以歼灭。与此同时，南门城楼、西山寨和北门也被我红军攻占。意外的是城里部分敌人狡猾地把老百姓抓起来，当“挡箭牌”，混在老百姓中，使我们不好开枪，冲出包围而逃跑。敌营长曲子鹏见大势已去，带几个亲信向宁条梁方向逃去。经俘虏交待，贺晋年同志立即组织几名战士骑快马追击，将其击毙。
靖边战斗共毙伤和俘敌500余人，缴枪560余支，迫击炮6门，缴获大量弹药和其他物资，俘敌县长、民团总指挥和县党部书记等百余人。从安塞、安边逃到靖边，严重危害过苏区的反动地主及反动民团头目阎九登、沈芳等被我击毙。靖边遂告解放，成为我军解放的第五座县城。我安定县西区总后方也从而得到了巩固。
靖边战斗，井岳秀的“精锐”“王牌”，被我一日内歼灭，使周围之敌闻风丧胆。保安县城守敌高玉亭营见势不妙，遂弃城逃走，敌第六座县城被我解放。张家畔、金佛坪、三道川的敌人也相继逃窜。在陕甘边和陕北之间，除甘泉、延安、清涧、瓦窑堡、石湾、老君殿、宁条梁、旦八寨等十余个据点和土围子外，安定、延长、延川、安塞、靖边、保安等六座县城全部解放，西北根据地已连成一片，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的决定性胜利，在大约六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插起了红旗，建立起苏维埃政权，使长征的中央红军和中国革命终于有了一个新的落脚点和出发点。
靖边战斗结束后的当天下午，部队即撤离靖边城，经卧牛城、青阳岔到安定县唐家川一带休整补充，并在安定县唐家川召开了庆祝六个县城解放的群众祝捷大会，志丹同志作了重要讲话。后部队在安定西区一带休整。半年前得意忘形、飞扬跋扈的敌八十四师师长高桂滋，惊恐万状地向蒋介石发出告急电报，称“线广兵单，防不胜防，若不增兵，陕北将成第二个江西矣”。
由于西北根据地已连成一片，为指挥方便，7月1日，中共西北工委、西北军委和陕北省工农民主政府等领导机关进驻延川县的永坪镇。
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和苏区、红军部队的发展壮大，对干部的需求变得十分迫切。1935年7月初（农历六月初），部队在安定休整时，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决定，前总调我到延川县永坪创办西北红军军政干部学校并担任军政干部学校校长。
西北红军军政干部学校是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决定兴办的，组织任命我为校长。西北红军军政干部学校在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陕甘晋省委当年9月成立后，改称陕甘宁晋红军军政干部学校。红军军政干部学校政委开始是张秀山兼任，他当时是西北工委宣传部长，后不久即由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兼任，张文舟为主任教员，负责训练工作，李启明为军事教员兼大队长。李登瀛搞宣传工作，为俱乐部主任，供给主任为王士英。先后在干校工作过的有曹华山、宋莲等人。红校第一期是在永坪办的，学员有120余人。学员主要为红军连、排、班干部，还有政治指导员和政治战士。军事课基本与陕甘边红军军政干校相同，有班排连进攻、防御及土工作业，轻重机枪、迫击炮使用及步炮协同。还经常在野外进行各种战术动作演习。生活会每周一次，检查学习和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文艺活动也很活跃，唱革命歌曲、编演话剧、开展球类活动和游戏活动。
第一期原拟学期为两个月，因部队整编需要而提前结业。第二期主要是在瓦窑堡开办的，学员由红四十二师、红八十四师和各县游击队、赤卫队选调。随着红二十五军9月中旬长征到达永坪，学校规模随之扩大到400余名学员。
9月15日，红军第二十五军经长征到达永坪镇，受到陕北根据地党政军机关干部和群众的热烈欢迎，随后于18日举行了欢迎大会。16日，西北红军主力回到永坪镇，与红二十五军胜利会师。17日，朱理治以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名义，召开西北工委与鄂豫陕省委联席会议，宣布撤销西北工委，成立陕甘晋省委，改组西北军委，成立红军第十五军团。
朱理治是在1935年以中央驻北方代表特派员的身份到达陕北根据地的。朱理治到陕北后，积极贯彻推行王明“左”倾路线。他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组成以他为首的中央派驻西北代表团（简称中央代表团），撤销了工人出身的惠子俊西北工委书记职务。他自己以中央代表团书记的身份在联席会议上，在宣布撤销西北工委的同时，宣布扩大中央派驻西北代表，代表团由朱理治、聂洪钧、程子华组成，新成立的陕甘晋省委以朱理治为书记，郭洪涛为副书记，组织部长王达成，宣传部长郭述申，政治保卫局长戴季英。新改组的西北军委主席为聂洪钧，戴季英为参谋长。刘志丹同志的西北军委主席职务被免。新成立的红十五军团，由徐海东任军团长，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程子华任政委，高岗任政治部主任。改红二十五军为七十五师，张绍东任师长，赵林波任政委。改红二十六军为七十八师，杨森任师长，张明先任政委。改红二十七军为八十一师，贺晋年任师长、张达志任政委。会上朱理治声称，要开展“反右倾取消主义的斗争”，“要进行肃清右派反革命的‘肃反’运动”。原工委书记惠子俊同志免职后被调清涧县修械所当了工人。随即，一场“肃反”扩大化的灾难在西北降临了。
在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之后，蒋介石下令张学良的东北军七个师分两路由洛川、富县、延安向我陕北根据地猛扑过来，进行“围剿”。一路是王以哲率领的三个师，从陕西关中北上，其中一一〇师、一二九师已达延安。另一路四个师由军长董英斌带领，经庆阳、合水向我进攻。10月1日上午，我军在徐海东和刘志丹带领下，于劳山伏击敌一一〇师成功，全歼该师两个团和师直属队，俘敌3700多人，师长何立中和参谋长被击毙。后南下榆林桥，全歼敌一O七师的一个加强团，计四个营，俘敌团长高福源以下1800余人。
由于马家坪战斗我们认真执行了党的优待俘虏政策，送回了敌团长李少堂、营长叶英贤的家属，在客观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任陕甘宁晋红军军政干部学校校长时，组织曾派我利用从永坪回安定探家的机会，向李少堂、叶英贤做工作，劝其投诚起义。记得那是1935年深秋，庄稼快成熟的时候，夜晚饭后，我带人到瓦窑堡城外的祁家湾，站在石台上，先朝天打了几枪，我便向城内喊话。我说：“我是红三团团长吴振东，传你们李团长和叶营长去，有话要说。”这时还不见响动，我们又朝天打了几枪，我又喊敌人去传话。后来，叶英贤出来了，在城墙上和我对话。我说，我是红三团团长吴振东，然后劝他弃暗投明，到我们这边来。叶英贤说，“咱们还一块打过篮球呢，你进城到我这边来吧，我们给你高官做。”我说：“我现在就是红三团团长，你要看清形势，不要和人民对抗，还是到我们这边投身革命为好，咱们还可以再在一块打篮球。”谈完话后，我带的人又朝天打了几枪，就撤下来了。当时，赤卫队和地方游击队已把瓦窑堡围了很长时间，但没有主力红军参战，只能在周围山上骚扰敌人。我那时已不在红三团任职，但与叶喊话后城内纷纷传说：“吴老虎带红军主力回来了！”吴老虎是我在老家一带的外号。恰巧此时我红军主力正在南部劳山一带作战得手，敌人以为红军主力真的回来要攻城了，知道不是我红军主力的对手，第二天由部队逼着城内老乡一起到城跟前抢收快要成熟的庄稼，造成储备粮食，决心继续坚守的假象。然而在我喊话后的第二天晚上敌八十四师二五八旅五〇〇团就仓皇弃城出走，撤离瓦窑堡，逃往绥德。瓦窑堡遂为我们基本上不战而得。西北军委、陕甘晋省委首脑机关和后方机关及陕甘宁晋红军军政干部学校等遂即从延川县永坪镇迁人瓦窑堡。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到达陕北后，中央机关大本营最早就扎在了瓦窑堡。红军军政干部学校迁到瓦窑堡后，占住的就是敌八十四师二五八旅五OO团团部所在地，人称米粮山，是瓦窑堡的制高点，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山上又有一个大操场，成为干校学员出操的好地方。
劳山战役和榆林桥战役后，敌人并不甘心失败，重新调整部署，进一步向我西北根据地进行大规模“围剿”。
在此严重关头，西北根据地的“肃反”扩大化渐次达到高潮。
9月21日，陕甘晋省委发出指示，要求“建立政治保卫工作系统”，颁布了“赤色戒严令”。动员政府干部和广大群众进行“肃反”工作。根据陕甘晋省委的指示，政治保卫局在永坪镇立即将张庆孚同志定为叛徒，加以逮捕，把蔡子伟同志定为右派反革命加以逮捕。10月5日，中央驻西北代表团和陕北工农政府进驻瓦窑堡之后，将高朗亭、张秀山、高岗、朱子休、黄子文、张文华、贺关晓、刘汉武等都诬为右派、反革命，加以逮捕。与此同时，他们又在甘泉县下寺湾召开军政干部会议，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将习仲勋、马文瑞、张策、刘景范、张仲良、黄罗斌、杨森、王聚德等一大批领导干部逮捕起来。原红二十六军营以上干部和地方县团级的干部几乎无一幸免。好端端的一下子就会遭到逮捕，不知下落，无故失踪。他们对被捕的同志戴上手铐脚镣，动辄毒打，有的被活活埋掉。
志丹同志和子长同志都是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创始人。子长同志牺牲后，志丹同志继续领导西北党和红军坚持与敌顽强斗争，百折不挠，成就卓著，就是这样一个西北人民公认的领袖人物，他们也不放过。10月6日，朱理治等人密令红十五军团保卫局逮捕刘志丹。中央西北代表团以指挥北线作战名义骗刘志丹回瓦窑堡。刘志丹在回瓦窑堡的路上，碰到传送命令的通讯员，通讯员不知底细，把信交给了志丹，志丹同志看信后，让通讯员赶快把信送到军团部，自己大义凛然，立即去了瓦窑堡，终遭逮捕。
我与刘志丹同志是1931年在南梁初次相识的，至1936年4月14日志丹同志在指挥攻占三交镇的战斗中牺牲，前后虽仅有五年左右，但由于在此期间的很多时候，我们可说是患难与共，朝夕相处，志丹同志对革命事业的执着追求，对同志的亲切关怀，勇敢善战的战斗作风，从善如流、光明磊落的高贵品质，在我心中留下的印象是长久的，是任何东西难以磨灭的。在中国革命特别是西北革命斗争初期的探索过程中，在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过程中，志丹同志像很多人民领袖一样，有着彪炳青史的巨大功绩，也有着作为一个先驱者在某一个具体事情上的可以理解的不足与失误，但是，历史证明，志丹同志绝对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绝对忠诚于党的事业。然而对这样一位革命的好同志，“左”倾机会主义者却诬之为反革命，就连他偶然在去瓦窑堡的路上无意间看到要逮捕他的信件，仍大义凛然，不躲不避，慷慨亲赴瓦窑堡保卫局而遭无情逮捕，这一反映他对党忠心不二的大义之举，“左”倾机会主义者竟给有关领导人去信说，刘志丹“直到我处，一要党审查考虑，反而不跑，是狡猾的，以使党对其信任”，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1936年刘志丹同志东征牺牲后，当年的4月20日，灵柩由东征前线运抵瓦窑堡。4月24日，中共中央、中央西北局在瓦窑堡举行刘志丹烈士公祭大会。会议由马文瑞主持，郭洪涛报告了刘志丹烈士革命史略，周恩来、博古先后讲了话，高度评价了志丹同志光辉的一生。我作为志丹同志的战友，也参加了那次公祭大会。会后将志丹同志遗体先是安葬于瓦窑堡城南的刘家渠山，1943年4月22日迁葬保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博古、彭德怀、叶剑英、贺龙、谢觉哉等领导人都曾为刘志丹同志题词，有的还是多次，以示哀思。毛主席题词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我到陕北只和刘志丹同志见过一面，就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他的英勇牺牲，出于意外，但他的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精神永远留在党与人民中间，不会磨灭的”。朱德的题词是：“红军模范。”在与志丹同志相处的岁月中，我曾数次在他的领导下任参谋长等职，今志丹已矣，参谋犹在，追思往事，何不痛哀，唯以奋斗，慰我胸怀。
“肃反”开始时，我正在陕甘宁晋红军军政干部学校当校长。当时，我因在红二十六军工作时间较长，也受到怀疑和严密监视。1935年农历九月我与冯玉芳结婚时“肃反”的气氛就很紧张。当时的“肃反”确实是搞得人人自危。我作为长期在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工作过的干部，据说也列入了被肃的“反革命”名单，准备活埋，那时，谁谁谁上了“名单”，谁谁谁准备活埋，私下里传说得很具体。侥幸的是，我当时正好已脱离红二十六军，不掌握任何兵权，似乎也没有什么把柄落入他们之手，因而侥幸未被逮捕，躲过了这场劫难。当时，红二十六军的王世泰同志身负有伤，卧病在床，也侥幸未被逮捕。
朱理治等人大搞“肃反”，迫害西北红军和根据地的领导干部及革命战士，不仅使西北根据地的地方干部和部队干部人人自危，提心吊胆，不知飞来横祸何时落在自己头上，不知刚刚有所好转的革命局势又面临何种前途，军心浮动，思想混乱。广大红军指战员和根据地了解情况的干部，敢怒而不敢言，甚至有的部队出现强烈不满情绪，认为随之而出现的被打倒的地主豪绅纷纷反水，部分苏区变白，是外来的兄弟部队——红二十五军带来的，要和兄弟部队算账。由于情况复杂，当时的“肃反”扩大化，不但在红二十六军中猛烈进行，而由于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干部的不满，已逐渐发展到准备在红二十七军中逮捕革命同志的严重地步。外有强敌“进剿”，内部军心民心浮动，大西北这块全国硕果仅存的、许多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革命根据地陷入严重危机，岌岌可危。
就在西北这块根据地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来到陕北。当毛泽东同志远在保安得知“肃反”的情况后，立即指示“刀下留人，停止捕人”，首先派贾拓夫、李维汉（罗迈）等同志携带电台，作为先遣队，寻找西北红军和刘志丹。先遣队在甘泉下寺湾遇到郭洪涛，得知“肃反”情况，电告毛主席，毛主席又立即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并派王首道、贾拓夫、刘向三代表中央，先期到达瓦窑堡，查处“肃反”问题，防止事态恶化。王首道等同志到瓦窑堡后，接管了戴季英等控制的保卫局，制止了错误“肃反”，证明对刘志丹等同志的所谓罪状纯属诬蔑。1935年11月中央进驻陕北苏区中心——瓦窑堡后，党中央决定：撤销中央西北代表团和陕甘晋省委，成立中共西北中央局，由张闻天任书记，李维汉任组织部长，吴亮平任宣传部长，王首道任保卫局长。11月初，西北中央局指定了组成博古指导下的审查错误“肃反”的由董必武、王首道、张云逸、李维汉、郭洪涛五人参加的党务委员会，释放了志丹等同志。1935年11月底，中央组织部组织召开了对刘志丹等同志的平反会，宣读了《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11月30日，又作出了《关于戴继（季）英、聂鸿（洪）钧二同志在陕甘区域肃反工作中所犯错误处分的决议》。1935年12月毛主席到达瓦窑堡，毛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接见了刘志丹等被捕的同志。后不久，中央即任命刘志丹同志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西北办事处副主任（主任由周恩来副主席兼任）兼红二十八军军长、北路军总指挥和中央所在地的瓦窑堡警备司令等职。1935年冬，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到达瓦窑堡时，我们红校全体学生和教员原准备列队欢迎，记不清后来为何计划有变，但大家盼望党中央、毛主席到来的那种高兴心情，真是难以形容。
1935年11月5日，随着党中央机关的到来，中央红军大学迁到了瓦窑堡，陕北红校随之和红军大学合并。陕北红校改编为红军大学步兵营，由我任营长，韦国清同志任营政委。12月，我又调红军大学游击营任营长。时间不长，1936年2月10日，时为农历正月十八日，由周恩来副主席找我谈话，中央军委又调我到北路军任参谋长，在绥德、清涧、延川、延长一带活动，保卫西北苏区，保卫党中央，于是我又踏上了新的征途，在西北黄土高原——这一生我养我并孕育和承载着我们伟大中华民族的土地上，这一记录着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存在与发展的土地上，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开始了新的充满希望与活力的战斗生涯。
[1] 本文节选自吴岱峰《黄土高天举红旗——吴岱峰回忆录》，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标题是编者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