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训模
当时我在镇安县委工作，县上“三反”运动，始于1952年1月20日，经过学习动员发动群众“打老虎”战斗开始，人人下河洗澡，个个投入其中，斗争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大张旗鼓，雷厉风行，以形成有力的社会舆论和群众威力，至6月底基本结束。运动初期（2月中旬以前）由于当时全县在土改运动中，县上主要领导干部把精力放在土改中，存在右倾思想，缺乏指导运动的具体办法和战斗队员，因此运动显得一般化，虽然揭批暴露了一批贪污分子，但没有捕到一只“大老虎”。县上领导对情况估计不足，也存有严重的麻痹思想，主要认为镇安问题不大，山穷少“老虎”，对捉“老虎”思想不明确等，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因此决定从土改的工作队中，抽调了一批骨于力掀，组织打“老虎”战斗队，进入第一仗打“老虎”战役。
首先从粮食局开刀，深入山林捉拿“老虎”，相继转入政府秘书处，由于领导亲自参与，士气高涨战斗力增强，10天当中捕“老虎”4只，中小贪污分子也相继暴露，2月初继续克服右倾思想进入第二战役。4月底基本结束，在打“老虎”战斗中，共捕“大老虎”13只，又放火烧山，肃清了中小贪污分子。5月转入追赃定案，因急于求成，所以对材料对证做得很差，致使追赃定案工作增加了难度。因此不得不从头再搞，拖长了时间。总结县上这次打“老虎”战斗的经验，要使“老虎”就擒，必须掌握情况做到有的放矢，根据事实开展斗争，秘书室事务处的“老虎”，在运动初期，县上就估计不足，认为有贪污，可能不多，缺乏决心与措施，未能集中力量进行围剿，公安局对本局不敢大胆怀疑，甚至当本人贪污事实己说出，还不相信有那么多“老虎”，造成工作阻力大，很被动。其次打“老虎”队伍必须纯洁，运动开始让“老虎”姜彦林（公安局秘书）在街上调查材料，结果姜把贪污情况封锁得非常严密，还组织了攻守同盟，增加了继续调查材料的难度，由于掌握了这些情况，从而孤立了大贪污分子，政府秘书室挖出事务处的贪污根子，使“老虎”无抵赖之力。由于掌握材料与谈话、攻心相结合的斗争，“老虎”王锡候贪污110.743万元（旧币）被判三年劳教。初次不交代，在查出数百张假发票及其他证据后，便低头认罪。再者打“虎”战斗中要做到细致对证材料，实事求是，根据材料捕“虎”6只，共贪污折合人民币73.1843万元（旧币）。其中有两只“老虎”达于万元（旧币）以上，在这次运动中查出贪污分子56人，共贪污人民币1.87亿元（旧币），这场斗争中抓住典型案件，加以处理，引起了社会的重视。历时半年的“三反”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决定千当时历史条件和历史经验。运动中间在追查贪污打“老虎”阶段，发生过一些过火的偏差。但在运动中，挽救了犯错误的同志，清除了党的队伍和国家千部队伍中的腐化分子，有力地抵制了旧社会恶习和资产阶级的腐蚀，对于形成健康的社会风气有很大的作用。
1952年7月24日，在合作社私营工商业中向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次大规模的“五反”斗争，在运动中揭露的“五毒“行为在私营合作工商业相当普遍地存在。在国营合作商业中反贪污盗窃斗争中，由于某些人认为“三反”以后，不会有贪污盗窃的错误看法，没人认识到旧社会长期遗留下来的毒瘤，并不是经过一次运动就可能全部肃清的。贪污盗窃分子和违法乱纪分子、“五毒”分子自知有错，又不敢“坦白”，之后又怎样处理，因而运动开始各种表现都有，如私业主张鸿运主动补交了53.17元的税款。在合作商业中共查出贪污款836.8元，其中最多个人达200元。在查贪污中多为营业员、保管员、采购员、会计、出纳。盗窃多为自盗，然后说短款。采取的办法有偷改发票，除欠商品，给酒、醋里兑水，报高差价售货等，在“五反”中贪污分子攻守同盟消极抵抗，花布公司李保才说：“你交代问题不能扯拉我。”历时半年的“五反”运动斗争结束。它打击了不法商人的“五毒“行为，在工商业中普遍进行了一次守法经营的教育，推动在私营企业中建立工人监督和民主改革，进一步采取措施在新的基础上调整关系，扩大加工订货和收购包销保证合理利润，使资本主义商业继续有所发展，在这场运动中清理贪污盗窃分子62人，贪污盗窃货款6588.22元，贪污最多者达400元。采取的手段为领货不记账，账面少进货多计款，提高成本销售多赚钱、偷单据、分期报耗、将山货底价调报高价，长钱不交，挪用公款事后不还，拿商品事后不付钱，报高价多收款，掺假充好，偷盗等。根据这些情况4人交由司法机关惩处外，其余人给党纪政纪处理。通过这次“五反”运动使工商业者普遍受到一次社会主义的教育。国家经济，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都得到发展，市场得到进一步繁荣。
（整理：葛世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