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云茂[1]
建国初期，在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取得伟大胜利之后，中央决定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一场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一场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
1952年春季，中共铜川县委在县级机关和铜川工商界广泛开展了“三反”、“五反”斗争。当时，我在铜川县委秘书处研究室工作。运动一开始，我便被调到县委“三反”、“五反”办公室，编印《打虎简报》，也就是“三反”、“五反”工作简报。简报组共有两个人。白天收集情况，晚上编写、印刷简报。我们二人抢着、赶着地工作，以便能尽快将简报发出。
运动一开始，机关干部反复学习讨论了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等文献。随即，便开始调查摸底、宣传动员、发动群众，运动迅速展开。
随若运动的不断深入，各个方面揭发、检举出了大蜇贪污、盗窃、铺张浪费行为。煤矿、县贸易公司、县供销合作社等许多重点经济部门陆续暴露出“大老虎”、“小老虎”（大、小贪污分子）数十个……为此，当年的《打虎简报》上曾登出过“山大林深老虎多”的消息。
运动进入打“虎”阶段后，相关单位以斗争积极分子为骨干组成打“虎”队，采取轮回战术，运用“车轮战”等形式，对怀疑对象进行审讯，贪污分子纷纷落网。但在审讯过程中，往往出现一些过激行为，加之防范措施不够严密，曾导致了一些不该发生的事情的发生。记得县供销社就曾发生过“老虎”趁“打虎队”人员疲劳，防犯不严，夜深人静时窜入灶房用菜刀自杀的事情。
在运动进入中后期时，由于工作需要，我被县委派往六区任区委书记，离开了县“三反”、“五反”办公室。此后，再没有参与此项工作。但是，此次运动却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特别是在运动中，传来了天津刘青山、张子善因贪污而被处决的消息，这在全国上下产生了极大的震动，铜川当然也不例外。这一事件对贪污分子产生了极大的威慑，有效地推动了“三反”、“五反”运动的深入开展，也对以后我党的反腐败斗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另外，在“三反”、“五反”运动开展过程中，铜川曾在各条战线开展了增加生产，厉行节约运动。机关干部从自身做起，节约一度电、一张纸、一个钉书针，起草文件时往往都是先用报刊旧纸。于部经常带头深入基层和偏远农村，帮助群众解决生产生活困难。这一做法促进了千部作风的根本转变，当时就曾出现过县委书记梁国兴同志带头下乡，创造“田间办公”工作方法的感人事例，也涌现出了模范区委书记陈仲廉等一批深入群众的好干部。这些都曾得到过咸阳《群众日报》的报道，咸阳地区也曾在全地区进行过宣传和推广，受到了人民群众的普遍欢迎。这一切，至今我也难以忘怀。
“三反”、“五反”运动虽然过去多年了，但当年毛泽东同志曾讲过的一旬话至今我仍记忆犹新：“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目前，总结回顾“三反”、“五反”运动的经验教训，对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促进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应当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整理：皇甫江）
注释
[1]张云茂，陕西铜川人，1932年生，1951年7月至1952年5月任中共铜川县委秘书处研究室研究员，负责编印“三反”、“五反”运动简报《打虎简报》。离休前任铜川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