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成祥[1]
解放初开展“三反”“五反”运动时，我在延安县一区（柳林区）区委工作，担任区委委员兼宣传科科长。当时延安县经济十分落后，日用品奇缺。住在城里的脱产干部实行供给制，家在农村的实行“代耕制”（由村里负责解决于部的烧柴、供粮等问题）。那时的干部一律不挣工资，更没奖金这一说。可是大部分干部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是好的，社会风气比较好。但是由于经济落后，钱不值钱，不少人缺钱花（一万元约值现在的一元钱），人们生活十分困难，一部分人慢慢放松了对自身世界观的改造，追求金钱和物质。个别干部工作上官僚主义盛行，严重脱离群众，思想上腐化变质。这些人虽不多，但能力不小，影响很大，破坏了正常的经济秩序。所以，在当时这种情况下开展“三反”和“五反”运动是十分必要的。这场运动开始是搞“三反”，内容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具体时间是从1951年12月开始的，一直延续到1952年10月才结束。运动重点在城市，不在农村基层。当时，我担任区委宣传科科长，主要任务是根据领导的指示，按照中、省、专署的安排部署，负责抓好全区开展运动的宣传工作，努力做到有布置、有检查、有总结，不走过场。运动开展不久后，党中央印发文件，又增加了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
为搞好运动，延安县在南关大礼堂召开了动员大会，各区乡的领导都参加了大会，并在会后及时向基层进行传达，要求各级领导要走在运动的前列，有问题的要主动向组织交代坦白，争取宽大处理。在运动中，要不怕得罪人，敢于检举揭发，把运动搞扎实，不放掉一个坏人，也不冤枉一个好人。随着运动的深入，群众发动起来了，延安县和其他地方一样，个别单位、村子、居委会出现了“三反”和“五反”的扩大化问题。使得一些心术不正的人钻了空子，他们泄私愤、图报复，捏造事实，诬陷有成见者，使一些好人无辜挨了整，被扣上帽子；一些贪污数目达不到“老虎”的人被当作“老虎”来打。如延安县政府的干部王耀明和县财政局的干部邢尚兴，在被检举的问题还没弄清楚的情况下，就一起被关押起来，失去自由，受到打骂。由千邢尚兴受不了身心折磨，上吊自杀，被同号的王耀明及时发现救起，这是个比较典型的例子。不过运动中出现的偏差，组织上在后来都予以纠正，给受冤的人进行了平反，恢复了名誉。虽然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出现了一些偏差，但我认为“运动”的主流是好的，意义是深远的，起到了反腐倡廉，团结教育大多数，打击少数坏人和不法分子的作用，对开展法制教育，搞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十分有益的。
（整理：宝塔区委党史研究室）
注释
[1]刘成祥，延安人。1943年参加革命，解放后曾任延安市工业局局长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