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树林[1]
1951年年底，我是柏嗟区的宣传干部，被抽调参加了地区在永乐店举办的整党骨干培训班。培训了几十天后，突然宣布说中央有重大部署，让回原单位参加“三反”运动。我一进机关门，就看见墙上写满了“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等宣传标语，气氛紧张。我就是这样开始参加“三反”运动的。这次运动，是一次声势浩大、史无前例的大运动。运动中，同志们都能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大家揭发检举问题时，都能抱着“惩前捇后、治病救人”的态度，不像“文化大革命”，人人思想恐惧，一旬话说得不好，就会被打成反革命。我在这次运动中，既是被整的，也是整人的。提起这次运动，至今记忆犹新。
1949年夏，扶眉战役开始后，我在柏嗟区工作，当时主要任务是支前，为抢修国民党逃跑时破坏的铁路，去农村伐树做枕木（因铁路破坏，各区、乡的支前物资运不出去）。我到十乡乡政府去伐树。十乡乡长麻生金见我穿的灰色褂子弄得很脏，就说：“我给咱做饭，你去把你的衣服洗一洗。“我就去乡政府门前的土壕（刚下过大雨，有积水）洗衣。我向他要皂角，他说没有，让我把支前的肥皂用一下。我就用肥皂洗了上衣。在“三反”运动中，麻生金被整得受不了了，就揭发说我曾用过支前肥皂，当时给我的罪名就是“贪污支前肥皂”。我就被限制自由，要求我交代问题，并在大会上批斗我。家里人知道我被关起来了，前来探望也不让见，我和外界彻底失去了联系。老百姓都说八路军自己人整自己人，就是和国民党不一样。之后，由于我再也没有别的问题，这件事就不了了之。
三原的“三反”运动，在坦臼交代问题阶段，各单位为了积极响应号召，采取了“逼、供、信”等形式。例如，民盟的于部主某某被单位逼得没办法，在交代问题时说：“我不该用公家的毛巾擦我的私脸。”时任县委书记雷某在逼迫县委管理员惠某交代问题时，打了他两个耳光。听说县上也有打人逼供的等等。由此可见，三原的“三反”运动有些过“左”，也是由于这个原因，县委书记雷某被处分而调离。
各单位打出来的“老虎”由县上统一集中管理。民政一科科长高瑞麟调我到县上负责看管这些“老虎”，时称“打虎队”队长。
当时全县各个系统三四百干部（含不脱产干部）中共有40多人，被关在文庙一间房子里，由我负责看管他们。上级指示对这些人要高度负责，主要是害怕逃跑、自杀、串供等。为此，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所有“老虎”的裤带一律没收、不准带小刀、吃饭排队、上厕所要有人监护（最少两人）、在集体宿舍睡觉打地铺头朝一边、不准接触家属防止串供等等。平时管理，主要是给他们念报纸，改造思想，有时也请志愿军给他们讲抗美援朝的艰苦战斗，利用国内外形势教育他们。直到1952年下半年，我被组织调到二区任区委副书记。
这次运动，对我的思想触动很大，我深刻认识到为人要忠厚本分，做事要勤俭节约。这种认识始终贯穿于我的人生旅途，使我终生受益。
（整理：郝东锋）
注释
[1]薛树林，陕西三原人。曾任区乡党委书记、县委统战部部长、县革委会副主任、省仪扯农校校长等职务。1987年从省仪农离休。